时政

  “ 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一个国家必然发生重大变化，走向现代文明。如果改革不成，革命必然胜利。在革命的大势所 趋中，上层革命与下层革命在赛跑，谁会跑赢将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数十年。 ” 缅甸的新自由   8 月 20 日，缅甸信息部宣布废除对所有本地出版物的审查制度。这是政府放宽对媒体控制的新的一步。解除审查从去年开始，以儿童读物、诗歌刊物的独立自主为起点，逐步推进。从 20 日起， “ 敏感的 ” 政治和宗教刊物也不必再接受政府官员的审查，从而完成了出版物的独立。据过去的报道，审查机构也将撤销，但信息部的本次声明没有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影视作品仍将继续接受审查。缅甸人还将在争取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道路上走下去。从目前的趋势看，废除对影视作品的审查将为期不远，持续 48 年的审查制度将要寿终正寝。 自 1962 年起，缅甸由军人实行统治。去 年 3 月，吴登盛政府上台，缅甸开始民主化进程，数百名政治犯被释放，长期被软禁的昂山素季不仅能够自由地走出家门，还被补选为国会议员。吴登盛总统需要一个可控的民主化进程。这是必要的一步，得到了昂山素季等人的支持。 在长期的专制高压之下，民众的愤怒可能突然爆发，造成流血冲突；突然的解压也可能诱发动荡。执政者需要掌握释放压力的技巧。这是政权所有者的职责，因为压力是他们单方面施加的，利益是他们独吞的。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责任推卸给百姓，让在高压下挣扎的百姓独力维持和谐和稳定。 缅甸审查制度的对象是独立的私营媒体。因为国家 “ 媒体 ” 不需要专门机构的审查。它们执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在那里，主编是官僚阶级的成员，他们的工作不是指导新闻报道，而是审查新闻，枪毙新闻。对于他们，最重要的不是知道该报道什么，而是知道不该报道什么。其中的极品干脆不报道新闻，只刊登空话、废话和假话，这些人反而更容易获得升迁。 缅甸的私营媒体还受到限制，如不许经营日报 —— 国家 “ 媒体 ” 的禁脔。在放松审查的几个月中，私营媒体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其实，在军政府统治时期，缅甸已经有许多私营的媒体。但它们那时不是独立的，受到官府的严密监督 —— 在正常国家，相反的情况才是正常的。独立于政权的媒体是自由表达的必要组成部分，监督政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缅甸独立媒体的独立性正在加强。据《纽约时报》 21 日报道，有 800 个成员的缅甸新闻工作者协会在 8 月 11 日举办合法的大会。官员想要来看看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主办者却直接告诉他们不受欢迎： “ 对不起，你们没有受到邀请 —— 不要来。 ” 在仰光的主办者还把这件让官员没有面子的事情里捅给外国媒体。这样的变化在一年多前还是无法想象的。 以废除审查为标志，缅甸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一个开放的、文明的社会。改革没有回头路。吴登盛总统在接受采访时说： “ 我们正处于迈向民主的正确道路上。因为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所以只能向前迈进。 ” 他说： “ 绝不走回头路。 ” 这些话登在 20 日的《华盛顿邮报》上。 对自由的热爱是大多数人的天性，奴性大多是独裁者精心培养出来的。其实，独裁者也热爱自由，只不过他们的方式与普通人的不同。为了使自己的自由最大化，他们用暴力压制、消灭其他人的自由，甚至还想打破自然规律，长生不老。一些不赞同自由的人往往强调 “ 自由是有限度的 ” 。这话一点都不错，但更应该对独裁者说。权力必须是有限的。 媒体自由不是无边的，其限度由法律规定。但法律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有惩罚条款，也必须有权利条款。法律不应是一家之言，甚至连一家之言都不公布，以便统治者随心所欲。对法律的解读常常有分歧，独裁者和他的仆人们更是拥有极大优势，可以任意解读法律条文，但他们还想要更大的自由。法律并不总是神圣的。法律的制定需要正义，法律的执行需要公正，否则必然沦为魔鬼的凶器。 军政府时期的缅甸有新闻法，非常粗略地规定了各种报道禁区和各种惩罚条文，为官员的随意解读留下很大空间。缅甸政府现在正在修改新闻法，但原来的条款还有效，可能成为媒体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把揭露真相的记者送进监狱。缅甸的表达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由的几个功用   自由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如上两段谈到的，自由还涉及到法律，而法律及其解读又受制于政治制度，民主和专制之下有不同的法学思想。 表达自由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很多好处。一些热爱自由的人们相信，自由是天赋权利，没有必要特意为自由作功利性的辩护。他们是对的，但还不够。以下谈到表达自由的一些形而下的用处。 一个国家的自由程度和富裕程度大致是等比例的，很少有例外。那些例外国家的规模都不大，能够从某一项得天独厚的资源中获益，如石油、港口，等等。这些国家还会面对一些严峻挑战，如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滞后、资源的枯竭或转移，等等。它们不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借鉴模式。 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东半部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邻国中有陷入战乱的阿富汗、封闭和先军的朝鲜、军政府长期统治之下的缅甸。其他一些邻国较为安宁，但富裕国家很少。 8 月 20 日，在缅甸宣布废除出版审查的同一天，亚洲开发银行宣称这个国家将成为亚洲的 “ 明日之星 ” 。该行预测，在 2030 年之前，缅甸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7%~8% ，人均收入增加两倍，将基本摆脱贫困。缅甸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如果没有阻碍发展的政权，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理由维持长期贫穷。去年以来，西方国家逐步解除针对缅甸军政府的投资和贸易禁令，缅甸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经济完备。对比二战之后的东亚国家发展史， 7%~8% 的增长率预测可能有些保守 —— 即使亚行假设缅甸新制度下的统计工作不会浮夸。 缅甸的未来将如何？没有人能够对历史作出准确预言，但历史有迹可循。在一个有自由表达权的国家，经济发展将更为均衡，贫富差距不会特别大，因此保持增长的动力。这是因为人们有权维护自己的利益，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将被揭发出来，不至于持续恶化到不可收拾。 经济发展离不开自由，但仅有挣钱的自由还不够。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公民的合法财产乃至生命都可以被轻易夺走。台湾地区在 1950 年代初有了较大的个人自由、干扰较少的地方选举和自治。这当然是相对而言，却能够满足经济起飞的条件，台湾政治的实质还是军事和特务统治。 1988 年 1 月 1 日，蒋经国先生正式解除党禁、报禁。这个划时代变化发生在 “ 苏东剧变 ” 之前。 韩国的现代政治文明道路更为曲折。朴正熙在 1961 年发动政变，掌握国家大权。他在统治期间实行经济的改革开放，韩国经济高速增长，被誉为 “ 汉江奇迹 ” 。 1979 年，朴正熙被他的情报部长枪杀。在 1980 年，发生了武力镇压学生抗议的 “ 光州惨案 ” 。进入 1990 年代，韩国的民主化缓慢前进并巩固下来。今年 8 月 20 日，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以压倒性的得票率（ 86.3% ）当选为执政党新世界党的总统候选人。在今年底的大选中，她可能成为韩国第一位女总统。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大多数人可能得到比以前更好的前途，即使他（她）是前统治者的子女。 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是在相对自由、具有一定的地方民主的制度中起飞，然后建立全国（地区）性的民主制度，它们的转变基本上是和平的。缅甸是首先出现全国性民主化进程，然后亚行作出了经济起飞的预测。中东地区又很不同，自由和繁荣都很缺乏，因此爆发了 “ 阿拉伯之春 ” 的抗议。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抗议因为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发展为起义，这些国家的未来最不确定。可见，自由化和民主化既没有固定的西方模式，也没有固定的东方模式。 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一个国家必然发生重大变化，走向现代文明。如果改革不成，革命必然胜利。在革命的大势所趋中，上层革命与下层革命在赛跑，谁会跑赢将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数十年。       （丁力，经济观察报观察家部高级编辑。原文链接： http :// www . eeo . com . cn /2012/0824/232496.

“ 唯一的实话是我们不能讲实话。唯一能容忍的观点是我们不能表达观点。 ”   在去年《人民文学》杂志社的颁奖典礼上，首次收获文学奖的小说家慕容雪村姗姗来迟，在他手里攥着一张纸，上面有他写好的一些极具煽动性的话。 那些话都是对审查制度所带来痛苦的沉思，他本打算在典礼上这样说： “ 中国的著作有精神错乱的迹象，这是部阉割过的作品，我就是个太监，在医生动刀前我就把自己给阉了。 ” 典礼组织者禁止他发表这样的言论。所以在台上，慕容雪村直到离开也没说一句话。他随后就将这篇演说稿传到网上，粉丝们争相阅读。他之前完成的三部畅销小说也都是这么做的。 慕容雪村的真名叫郝群，慕容只是他的笔名。因为对网络文学的敏锐直觉， 37 岁的他就已经跻身过去十年中国最有名的作家行列。 他的作品充斥着不雅，暴力和妄想 —— 在繁华的城市里，商人和官员狼狈为奸，行贿、争吵，酗酒，赌博和买春层出不穷。他是描写腐败的行家里手，而他的朋友则在晚宴上称他是色情写手。 他的书在中国最终得以出版也见证了这个产业从政府小心看管到市场化运行的转变。 但慕容雪村的散文不可避免地在审查前碰壁，尤其是当前执政党下定决心要维持稳定，所以尽管出版业正在逐渐变革，他的文章仍属 “ 禁文 ” 之列，慕容说在政府眼里他是名 “ 文字罪犯 ” ，在自己眼中他是个 “ 懦夫 ”—— 整天忙于自我审查。他遭受的挫折使他成为对中国审查制度最犀利的批评家。去年 11 月在北京发言遭 禁， 3 个月后他在香港又发表了那篇演说。上周他在纽约亚洲协会上也谈论了这个问题。 慕容雪村的商业成功源自他知道如何磨炼他的才华以及网络上的粉丝基础。 他在博客和微博上谈论政治话题，在微博上他有接近 110 万粉丝。他用不同的笔名把他的作品分章节发布在网上。这种狄更斯风格的长篇连载吸引了读者的关注也促进了反馈交流。一旦书稿完成或接近完成，他会和出版社签约。删节的图书版本赚钱，但网上的版本更完整。 2004 年，隶属政府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称慕容雪村的首部流行小说是 “ 网络时代的潮流 ” ，并在《人民日报》（执政党的喉舌）网站上重新刊登，成都的地方政府谴责了这部小说。未删节版本的小说《成都，请将我遗忘》被汤姆林森翻译成英文（ “Leave Me Alone: A Novel of Chengdu”），在 2008 年入围亚洲文学奖的评选。 “ 我发现确实很有趣， ” 他谈到网上写作时说，边说边从他 26 层高的北京公寓俯视西山。一丝坏笑在他男孩般的脸上显现， “ 随后，我意识到网上的作家和读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进程并带来了新气象。 ” 他说。 网络激发了中国出版业的变革，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出版社能发掘新天赋并买下版权，这些都促进了过去十年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统治者很长时间都和书籍有纷争，他们都宣扬官方思想和历史，销毁其他的。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 18 世纪乾隆的文字狱，现在也同样如此。 新的思想论域开始形成于 80 年代，余华，莫言和苏童对中国历史和农村社会进行批判性分析，王朔在写城市 “ 顽主 ” 文学。但直到 90 年代网络的兴起才拉开了新思潮的闸门。 年轻作家在网上讲述中国的繁荣年代。像榕树下，这个很有影响力的文学网站，聚集着安妮宝贝，宁财神和李寻欢（路金波的笔名，现在他是著名的出版商）等网络写手。近些年，网络上流行的小说体裁，书店里都已囊括：科幻小说，奇幻类，惊悚类，推理类，青春类，还有最赚钱的 —— 儿童故事。 “ 网络创造了这一切，文学潮流在 2005 年之后呈上升势头， ” 企鹅出版集团（中国）总经理周海伦说。   出版的力量   现在出版的图书数量是建国以来最多的。据官方数据统计，在 2010 年，大概有 328,000 本书出版，是 2001 年图书出版量的两倍。 但政府仍使用着重要的控制手段，新闻出版总署监视着这个产业，控制着出版社的增长，去年，有 581 家出版社获准出版图书，仅仅比 2001 年增加了 19 家。它们都是国有企业，政府正在巩固它们。 那些数字没有捕捉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市场需求刺激了私人出版社的繁荣。他们或者和国有出版社合资经营，或者经常从他们那买 ISBN 编号，每本都需要买。名义上，这种尝试是非法的，但政府假装对其视而不见。今年，官方鼓励私人出版社参与合资经营，这意味着更严厉的监管并将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 至于审核制度，主编是最终的裁决者。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就会激怒领导而丢掉工作。特殊题材像军事和宗教类的非小说图书需要经有关部门的特别审核。在这个行业里， “ 每个人心里都有阴影 ” ，出版商路金波说。 六月，官方首先拿珠海出版社开刀，这是一家小型国有公司，突然就关门整顿了。因为珠海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吉米莱的回忆录，他是香港报纸发行人，曾遭到过中国领导人的斥责。 网络也不是一块完全自由的土壤，也存在网络监督。还有一些作家不愿提供全本，因为害怕盗版，慕容雪村因为这个原因，也没上传他的新书，那是一部关于传销的写实作品。 慕容说他已经放弃了两部小说，他认为都没有机会出版。其中一本叫《反革命》。 “ 检查制度最坏的影响是心理上的影响，当我写第一本书时，我不担心它是否会出版，所以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在我出版了一些书后，我就受到检查制度的束缚了。比如我想到一个句子，但知道它最终会被删掉。这种自我审查的感觉太糟了。 ”   网络带来的启发   2008 年，慕容雪村和路金波曾因《原谅我红尘颠倒》这本书起过争执，这是一本关于腐化法律制度的小说。起因是路从珠海出版社买好 ISBN 编号后，跟慕容说他想缩减印数，因为书的内容太出格了。在一次采访中，路金波说慕容雪村是 “40 岁以下年龄段中最棒的作家 ” ，但他补充道，慕容有个问题：他的书写的过于黑暗了。 “ 他是孤独的虚无主义者，没有信仰 ” ，路金波说。 慕容雪村的四部小说和一部新闻纪实作品都以近些年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为背景。他离开吉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那里是法官，律师和警官的摇篮。所以这类人群在他的作品中刻画的尤其细致，随后他从成都来到深圳又去到广州，在不同的公司担任不同的职务。 他兼职写作并投稿给杂志，但都石沉大海。偶然间他发现了一个内部网络论坛，属于广州的一家化妆品公司，他曾在那工作过。数以百计的公司员工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外部人员也能进入论坛。文学爱好者们在上面发表诗歌，短篇小说和系列小说。 他说： “ 我看见一个小说题目叫《我的北京》，这给了我灵感，我认为我也能写这类小说。 ” 2002 年，他开始撰写小说。笔名是 “ 卖女孩的小火柴 ” ，这参考了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但做了古怪的修改。他边写边把内容发到网上，这部小说内容粗俗但吸引眼球：主人公陈忠，在一家汽车汽油和配件公司上班，他经常行贿通奸，书中还有性的描写。 但网络的无拘无束让慕容感到震惊。发到 26 章后，他出了次长差。回来后发现有人已经写好了第 27 章。 “ 我被盗版了， ” 他无奈的笑道。现在这本书有两个版本了。 网上写作能在最大程度上脱离审查的监管。出版界与之不同，在他和周文（ Zhou Wen ）签约后，为了让小说得以出版，他不得不忍痛删去 10 ， 000 多字。 但他另辟蹊径，在图书出版后，他将一部未删节的版本传到网上，比之前在网上一章一章连载的内容还要详尽。 “ 这会让我如释重负， ” 他说。 有些作家对网上未审查图书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盛世》作者陈冠中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反乌托邦小说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但在大陆遭禁，陈冠中已经在网上看到至少两个电子版本。但他相信只有很少的大陆人会在网上读到这部小说，因为这本书在新闻媒体和其他任何媒介上都是禁止讨论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本书，所以他们也不会去网上搜相关内容。 慕容雪村最终说服另一家出版社发行了一部完整版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中国，出版权通常有 3 到 5 年的有效期，出版社推出新版本时会比首版更有信心通过审核。 慕容雪村说： “ 一本书一旦审核通过并出版了，那它就是合法的，几年后，你就可以发行完整版了。从逻辑上讲：如果首版通过了审核，那再版怎么可能通不过呢？ ”    了解底线   他开始对第二本书的内容加以控制，这部《天堂向左，深圳向右》讲述了年轻人在深圳追求财富的故事。有了第一本书的出版经验，我已经知道底线在哪了。 举个例子，他起初曾想在书中加入某年那件事的描写，但他最终没敢触碰那条底线。 进行自我审查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说： “ 我总能和编辑们打成一片，所以我不希望给朋友们带来麻烦。如果他们认为有些话太敏感或他们会因此丢掉工作，我会让他们删掉那些 “ 不合规矩 ” 的句子。 和《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类似，《天堂向右，深圳向左》的完整版也放到了网上。他的第四部小说是关于法制的，其未删节版将以电子书形式发售。 在完整版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主角是一个堕落律师，在死囚区被要求签字放弃自己的器官。 “ 既然我了解我的自我审查倾向，我在写作时就试图弥补这一点， ” 慕容雪村说， “ 我可以写一个版本然后发行另一个 “ 干净些 ” 的版本。 ” 但有时首版的内容就够让人惊讶了。慕容雪村的第三部小说《伊甸樱桃》，对中国享乐主义进行了批判，书中有描述暴发户在餐馆吃女人乳房喝处女血的场景。 在慕容雪村出名后，中国作家协会要求他加入，但遭到拒绝。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项新工作，选择投身新闻业，这个行业的审查力度比小说更严格。 慕容雪村与审核制度最痛苦的一次抗争开始了，他的新作《中国，少了一味药》将由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讲述了他在传销网络潜伏 23 天的经历，为了让内容尽量保持完整，他和编辑陷入无休止的谈判中。在书中，甚至像 “ 中国人 ” 这样的字眼都必须改成 “ 某些人。 ” 慕容雪村朝编辑大发雷霆，把杯子摔得粉碎并猛击自己家的墙。 “ 就像有人在毫无理由地鞭笞我， ” 他说， “2008 年的时候，审查制度就很让人恼火了，但我还能忍受。但到了 2010 年，制度依旧没变，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 张敬涛（Zhang Jingtao），那位和他吵架的编辑，说他希望 “ 让这本书更适合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时代。 ” 张说： “ 出版业是一项文化活动，受制于意识形态，我的工作就是让价值观得到控制。 ” 这本书于去年出版，即便内容经过删减，仍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旨在提醒公安部门要注意传销诈骗。全书连载在《人民文学》（一本毛参与创办的杂志）上，杂志社编辑决定授予他该年度的文学奖。 去年 11 月颁奖典礼的前一天，慕容雪村花了 8 小时准备他的发言稿。他写道： “ 唯一的实话是我们不能讲实话。唯一能容忍的观点是我们不能表达观点。 ” 整篇演讲稿多达 4000 字，但最终，他在台上一字未说。     （译者：梦剧场球童。原作者Edward Wong，《纽约时报》撰稿人。原文链接：   http :// article . yeeyan . org / view /250498/230089/? bsh _ bid =35247485 ）                      

“ 事实上，媒体，包括革命党人居心叵测的报纸，如 此作为，并没有撼动这个政府，反而帮助了政府整顿澄清吏治，使得政府官员行为大大收敛。 ”   关于清朝的灭亡，一个流行甚广的说法是，由于清政府没有加强媒体的管理，在新政期间，媒体总是发布有关政府的负面消息，做负面评论，清朝，实际上是被媒体搞垮的。类似的 “ 结论 ” ，有时也被用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上。在某些人看来，媒体即使不是旧政权倒台的元凶，至少也是一个有力的推手。 不错，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全国多数的媒体，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党人办的媒体谎报战况，其他媒体也跟着起哄，报忧不报喜。但是，这场革命，却不是媒体鼓动起来的。起义发生的 1911 年初，武昌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媒体事件，大江报案。此案的发生，是由于这份具有革命党背景的小报，的确违反了清朝的报律，公开刊登鼓吹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文章。政府按律纠治，将主事人送上法庭，按道理，无可厚非。但尽管如此，这种政府整治媒体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全国舆论的一致不满，几乎所有的报纸（包括没有太多政治立场的报纸），都一边倒地声援大江报。而武昌当地的市民，也大多同情被关押审讯的两位报人。耐人寻味的是，报纸鼓吹暴力革命在先，并没有激起武昌新军中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们的响应，而后来事情闹大，报纸遭到迫害，也没有引起士兵们的义愤，进而采取革命行动。随着两位报人詹大悲和何海鸣的锒铛入狱，案件居然平安结束。跟远在广州的革命党起义没有关系，跟后来的武昌起义也没有什么关系。 随着清政府开放报禁，革命党人回国办了很多报纸。在日本办的机关报民报，也能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革命党人编印的反满小册子，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以及革命军，猛回头等等，也在一些学堂流传。但是，很快革命党就发现，单纯地办报鼓吹革命，影响甚微，不仅报纸很容易被查封，就人家不查封，也没什么销路。要想有影响，只能臭当局，多报负面新闻，就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糗事，发布评论。这样一来，即使革命党的报纸，也跟当时销路甚广的申报，新闻报区别不大了。因为这种报纸，只要打探到政府和官员的不当或者贪腐行为，照例会一顿炮轰，穷追猛打，绝不轻饶。但革命党也只有这条路好走，只有这样，才能有销路。革命党人在北京办的国风报，一直惨淡经营，只有在抓住山西当局的文交惨案大做文章，才造出一点声势。 可是，事实上，媒体，包括革命党人居心叵测的报纸，如此作为，并没有撼动这个政府，反而帮助了政府整顿澄清吏治，使得政府官员行为大大收敛。权倾朝野的庆亲王奕劻的公子载振担任商部尚书，开会和同事叫了几个妓女，居然也被报出来，丢了官。这对于已经习惯了闲来无事逛胡同的京官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震撼。原本，新政开始之时，清朝统治已经差不多 250 多年了，整个统治机构已经严重老化，吏治腐败，玩忽拖沓，已经病入膏肓。朝廷依靠这样的机器进行变法，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但是，由于新政是一种开放式的改革，在野的士绅和绅商凭借地方自治，咨议局的选举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组织，高度参与。媒体又从旁批评，起到了监督作用。结果意外地吏治竟然有了大幅度的改变，更新谈不上，但至少作恶收敛了许多。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列举的官员劣迹，其实到了新政时期，已经大有改观。况且，除了革命党办的少数报纸（销路和影响都有限），当时主流媒体所主张的价值，比如立宪，文明等等，在改革中的清政府其实一直在努力向这方面靠拢。包括原本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辫子，如果报纸抨击说留辫子不易于卫生，一些政府官员都会很听得进去，对剪辫子的下属，听之任之。 现在史学界已经承认，新政时期的成绩还是很可观的。不仅政府的军事改革，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在有序地进行，而且在关税和盐税都抵押支付庚子赔款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居然能从不足一个亿，达到近三亿两。多数的省份，都有结余。投资增加，新的企业接连兴办。社会秩序也比庚子义和团时期，好了不知有多少倍。 1950 年代史学界统计辛亥前一年全国的民变，说是有一万起，但资料罗列出来的不过几百起。即使后来发生了革命，民众也基本上没有参与，说明他们对当时的政府并不反感，即使在革命发生的权力真空时期，也没有发生大规模地杀官事件（这在以往的朝代更迭中，是常见的）。这一切，跟媒体的批评监督，不无关系。他们的批评，即使具有相当恶意，甚至居心叵测的攻击，也在事实上给政府加了分。 我们知道，革命党人一直在搞起义暗杀，但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机会，真正有了机会，还是因为清政府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盲目而且专横地收揽权力，直至出台皇族内阁，专横地收揽资源，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归中央，也就是由皇权独揽。这样的大错一旦铸成，得罪了最不敢得罪的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革命就有了机会。这个过程，媒体其实一直在做事实上的诤友，对这样的倒行逆施大加跶伐，可惜，当时当家的满人亲贵，听不进去。打到清政府的，其实是这个政府自己。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文链接： http :// blog . sina . com . cn / s / blog _4 ac 7 a 2 f 50102 dud 6. html ）      

垮塌的河堤 兰州，甘肃——中国甘肃网消息， 8 月 29 日下午，受大量，长时间洪水冲刷影响，兰州南滨河路天源建材市场段黄河河堤垮塌，导致游览道下埋设的通往城区供水的 73 米自来水主干管破裂，城关区 , 七里河区部分居民生活用水受影响。 据报道，黄河河边原本平坦的游览道被河水冲毁，露出了埋在其中的大口径供水管道，河水冲进原有的石墙内继续冲刷河堤，河边多棵大树被拦腰斩断。现场已拉起了警戒线，支起数个临时帐篷，正在紧急抢修当中。 报道指，河堤垮塌后并无人员伤亡报告。计划将在 5 日内新修一公里长供水管道。 FMN 引用： 中国甘肃网

图：在8·26事故现场笑对他人的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 延安，陕西——8·26特大交通事故处理现场，一名官员微笑的场景被定格，网友发现他是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更翻出他在不同场合佩戴多块名表，杨达才因此出面和网友交流，但仍有多个疑点未能解开。 8月26日凌晨，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包茂高速公路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目前事故已造成36人死亡，仅有3人逃生，事故的卧铺大客车被烧的只剩空架，惨烈的现场被中国大量网友所关注。 不过有人发现，在事故现场一名官员笑得很开心，随后照片在微博上广为传播，更有人士指出，照片中大笑的人是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杨达才。 同时网友通过搜索杨达才出席活动、会议的公开报道，发现他在不同场合佩戴了至少5块名表。以善于鉴表而知名的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 表示这些手表品牌“一线不多，基本二线，且多为基本款”，全部加起来如都为真货，低估在20万元内。 由于手表事件引发了热议，杨达才8月29日晚到微博同网友进行访谈，就一些焦点问题作了回答。他说，他们早上6点多出发，11点多抵达现场，称到现场后“心情很沉痛，由于事故太过重大，现场气氛其实很压抑，有些基层同志向我介绍情况的时候，都显得特别紧张，有的同志口音比较重，有些话我听不太清楚。我让他们放松些，可能一不留神，神情上有些放松。” 对于名表问题，杨达才回应称，“这10多年来，我确实买过5块手表。这些表是我在不同时期自己购买的，是用我自己的合法收入购买的。这一点，我已经向纪律监察部门做了汇报。”“最贵的一块是今年买的万宝龙106500型号，价格是3.5万，不是江诗丹顿牌子。其他几块表的牌子跟网友所说的差不多，每块价格大致在一到两万左右。” 访谈中杨达才为自己的不慎导致引发批评多次道歉，希望民众多关注事故的处理情况。 网友对杨达才肯正面回应的举动给予了一定肯定，不过有关他收入的情况杨局长并没有做明确说明，“花总”在当晚又找出了他佩戴过的其他四块表，总数量达到了9块，同杨达才在访谈中透露的信息相悖。 F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