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作為中樞權力分散於自身及輔佐勢力的金正恩體制，在依靠姑丈張成澤為主的輔佐力量將體制路線由原先的「先軍」移轉至「先黨」後，兩造的依賴關係及權力分佈所可能發生的改變都值得繼續關注。 文/楊虔豪 近日來北韓政治上一連串更動引發國際關注。先是握有核心軍權的北韓人民軍總參謀長兼政治局常委李英浩於七月十六日被解除一切職務。次日，北韓人民軍大將玄永哲被晉升為次帥。隔天，北韓領袖金正恩也被授予元帥稱號。在這之後，玄永哲又接替李英浩之總參謀長職務。 短短三日就發生如此頻繁的人事異動及職位授予實屬罕見。儘管當局表示李英浩的職務被解任是出自「健康因素」，外界卻認為這與金正恩體制的政治肅清脫不了關係。而連日來的動作更可看出北韓第三代接班體系仍處於相當不穩定的局面。 北韓政治上一直存在勞動黨及軍隊分立的局面。在步入九〇年代後，軍方所坐擁的權力隨著「先軍思想」的意識型態而日益壯大，金正日時期所任命的軍方大老勢力，對於剛接班的金正恩體系而言當然就成了威脅。 在接班前就有二十年政治歷練的金正日，於父親金日成死亡後正式接掌政權的次年，地方軍部單位與軍方在中央的勢力，共謀先於地方進行叛亂並進軍平壤發動政變，最終該計畫被當局發現而被肅清。有了如此先例，對於才剛接班、仍處於權力不穩的金正恩體系而言，能否控制軍方勢力自然就成為維繫政權的首要之務。南韓媒體認為目前金正恩似乎有把體制路線由原本的「先軍」轉變為「先黨」之跡象。 這 次被解任職務的李英浩，於二〇〇九年起擔任北韓人民軍參謀總長，負責統領北韓各軍事作戰單位並且發布作戰指揮命令，野戰出身，善於指揮砲戰。隸屬軍方鷹派 勢力的李英浩被認為是後金正日時期協助未來金正恩體系持掌軍權的重要人物。二〇一〇年初所發生的天安艦沉沒及年底的延坪島攻擊事件，握有軍隊指威權的李英 浩，被認為是幕後主使者之一。不過李英浩在金正恩接班約半年後竟告失勢，可看出目前的掌控黨政的金正恩體系和軍方出現一定程度的摩擦。 有 關李英浩失勢，南韓媒體引用了相關人士意見做出各種解讀，包括金正恩視察軍隊時將營養失調的軍人調離視察現場卻被發現、勘查軍方農舍豬圈時環境不良等引來 震怒，成為日後被整肅的藉口。另外李被解職的具體因素，可能和親張成澤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軍方坐擁外匯事業獲得巨大利益但卻被金正恩計畫收編的強烈反彈有 關。南韓最大報紙《朝鮮日報》甚至報導了親張成澤派的勞動黨總政治局長崔龍海勢力在李英浩被解任職務後與其交火造成流血衝突的消息，但至今事態還未能明 朗。 在 李英浩被撤職後被晉升為次帥並接任參謀總長的玄永哲，其相關資料並不多。但根據金正恩被金正日於二〇一〇年九月任命為北韓人民軍大將的《最高司令官命令第 0051號》中，除了金正恩及前述的張成澤、金敬姬外，玄永哲的名字也被列在晉升大將的名單內，已看得出其分量。另外，該份名單所列出的六位晉升者，至玄 永哲為止都已經全部進入了目前金正恩體系中並握有實權。 在玄永哲晉升後，金正恩又被授予了「共和國元帥」的頭銜，在這之前，金正恩僅是「人民軍大將」，在兩頭銜之間尚有「人民軍次帥」及「人民軍元帥」兩層級，在李英浩失勢及玄永哲晉升次帥後，金正恩直接跳過這兩個位階立刻獲封「共和國元帥」，意味著金正恩除了正一步步將親屬及信任人士安插進軍方外，並希望透過建立自己在軍方的威信以完備其接班體制的穩定並有力地控制國家。 今年初，因為數十位在中國躲藏的脫北者，被公安發現後遣返回北韓一事曝光而引發南韓政界與相關團體的反彈，並聚集於中國駐韓使館前集會抗議而引發國際關注。如今北韓當局之舉似乎是有意要削減一般百姓脫北的意圖，並同時做到對外宣傳的目的。 近 日，北韓當局又逮捕了一位曾定居於南韓的脫北者全英哲，當局同樣為全英哲召開記者會，其聲稱受到南韓情治單位及脫北者團體的煽動，有組織地透過中國潛入北 韓邊境地帶破壞金日成銅像，並表示這些計畫背後尚有美國支持。南韓方面之後證實全英哲的脫北者身分，但否認先前北韓所宣稱的破壞銅像計畫。但北韓當局卻更 進一步藉由全英哲受到蠱惑並製造恐怖行為一事，表明其不得不再行思考核子武力問題。 兩個月來，北韓攏絡脫北者並大動作舉行記者會見這種罕見又不尋常的行為，已可看出當局將脫北者角色轉化為「安內」及「攘外」之跡象。百 姓接連逃出北韓顯露內部社會的民生凋敝並為使其在國際社會上形成負面觀感，對於北韓當局而言向來是棘手的問題，原先當局一直不願正面以對，如今卻巧妙地藉 由吸納脫北者，透過將脫北者原先所表露的「經濟因素」掩飾成「外力因素」，藉使其歸順當局來同時達到安定社會內部及對外重啟談判的工具，以樹立體制正當 性。 從 一周內頻繁的人事替換與職位授予現象可看出，作為第三代接班人的金正恩正試圖透過權力重組的方式穩定其政治基礎。但此舉是否將引來軍方更強烈甚至用更激進 的方式進行鬥爭而對其造成反效果還很難判斷。作為中樞權力分散於自身及輔佐勢力的金正恩體制，在依靠姑丈張成澤為主的輔佐力量將體制路線由原先的「先軍」 移轉至「先黨」後，兩造的依賴關係及權力分佈所可能發生的改變都值得繼續關注。 另外，吸納脫北者並企圖藉此達到「安內」與「攘外」的招數雖然巧妙，但能否為當局獲得實質效益都還要待進一步觀察。 (作者係台灣政治記者）

隨著台灣民主化的轉型，歷史教科書的爭議紛擾至今已十五個年頭。政黨輪替成為常態，兩個陣營的兩種不同身份認同，撕裂歷史教科書定位立場。社會對歷史教育的焦慮更甚，不曾緩減。 文/林怡廷 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其來有自，1995年因應台灣民主化的腳步推動的八八課綱，開一綱多本濫觴，打破過去一綱一本的「部編版」局面。1996年李登輝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後，積極建立本土化史觀，1997年國中課本加入《認識台灣》地理篇、歷史篇、公民篇開始，1999年施行的八八課綱，到2006年實施九五暫綱，台灣史才真正從中國史邊陲的地位獨立出來。原本預計2009年實施的九八課綱，卻因為政黨輪替延宕至今，也反映了當權意識型態與公民社會的拉扯，又隨馬總統日前的定調再起。 2012年7月11日，前立委邱毅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對黨主席馬英九作出兩點建議：一、教學順序應改回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二、台灣與中國史應合併稱為本國史。 根據媒體報導，馬英九非常「具體、明白、強烈」表示，已責成教育部盡快處理，刪除歷史教科書「皇民化」、「台獨化」等違憲部分，並在7月17日透過國民黨發言人馬瑋國表示，政府不會任意修改教科書，但歷史課綱修訂不能違背中華民國憲法，需以憲法為準，「請教育部慎重處理」。 「台灣已經民主化了，馬在國民黨的會議裏指示國家教科書的方向是很誇張的，如果單一政黨的歷史詮釋就要照辦，這就是老師最不信任的政治干預教育。」全國教師會秘書長吳忠泰批判，馬英九在國民黨黨務會議回應中常委邱毅，並透過國民黨發言人定調的歷史教科書違憲論，恍若回到戒嚴時期黨國不分的國家體制。 2006年扁政府即組成委員會開始審議新的課程綱要，預計2009年實施，后因2008年馬政府上台後緊急暫停的九八課綱（民國98年實施故名），在去年教育部公告今年九月實施的前夕，因為馬總統的裁示又投下了變數。延宕三年，在委員會內爭論不休的九八課綱爭議，正式白熱化。 爭議一：五月臨時安插新的審定委員 事實上，邱毅的兩點建議及馬總統的裁示並不偶然。 今年5月因一位審定委員請辭，教育部長蔣偉寧遴選進入高級中學歷史教科用書審定委員會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早於今年4月份替親大陸的《中國評論》撰文《異化的史觀與認同：從我者到他者》就已建言： 馬政府目前可以做的，就是儘快修正現有教科書的史觀論述。由於今年九月上路在即，恐已無時間全面修訂，我們建議：在現有的教科書基礎上，不要再區分「台灣史」與「中國史」，而統以「本國史」稱之。在教學順序上，將先教「台灣史」後教「中國史」，調整為先教原先的「中國史」，再教「台灣史」，以還原正確的歷史書寫方式；第三、將原先「中國史」的「當代中國篇」（即1949年以後的中國史），增加「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而不只是僅介紹中共的發展而已。至於1949以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社會、經濟方面歷史，則可以放在原有的「台灣史」中講授。」他並且估計，只要再開一、兩次課程委員會就可以確定，「動一手而利天下，馬政府何樂不為？ 張亞中教授接受採訪時，坦言自己的中華民族史觀，也是這個史觀，讓他對於現下高達八成的台灣人認同感到焦慮，「這是一種斷裂」，他認為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是綠營用來建構一邊一國認同的工具，「我們可以從認識家鄉台灣開始，就像加州人會先學加州史再看美國史，但台灣應該是地方史的書寫方式，卻被寫成了國史！」他認為台灣目前的歷史教育是社會認同分歧的原因，也是兩岸無法和諧的亂源，張亞中對於教科書中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表示強烈反對，並為文道：「史觀不同，認同則必然相異。同樣的，去其認同必先去其史觀。」 正因為張亞中鮮明而排他的大中華認同，以及另一個身份是兩岸統和學會理事長，6月11日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召開記者會時，便指出臨危受命的張亞中，是馬政府的歷史教科書「去台灣化」工程的重要推手。有意思的是，隔兩天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舉行例行記者會，即呼應稱台獨史觀會誤導台灣下一代，而馬政府將教科書撥亂反正必會得到主流民意認同。 爭議二：民眾意見書的民眾是誰？ 原本4月就應審定完成，讓出版社編寫、付梓，將在9月上路的歷史教科用書，就在張亞中進入委員會後，國家教育研究院於６月密集召開會議，因緊急審訂「民眾意見書」而有了變化。 這份教育部採納的「民眾意見書」，要求基於憲法第158條「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審定委員會必須重新審議將在8月付印的高中歷史課本的若干事項，包含：提到對岸時不可稱「中國」要稱「中國大陸」，提及台灣多元文化社會時，必須強調「中華文化為主體」；日治時代應改回日據，荷治應改為荷領。 「過去從來沒聽說過民眾意見進入審定委員會審議」，三年多前曾參與九八課綱總綱修訂委員會，全國家長聯盟的前任理事長謝國清認為，這樣的程序並不尋常。 而北一女中退休歷史教師單兆榮，過去有豐富的政府機關與會經驗，她指出，「民眾來源太多，無法一一採用，所以過去民眾意見都是透過公聽會的蒐集，在現場發言、紀錄，有透明公開的機制。」她質疑：民眾是誰？誰來挑選這些民眾意見？沒有列名提案人也沒有附議人的提案，如何進到審定委員會的議程裏？不然，網絡上有五千多人參與「我是民眾，我反對竄改歷史」的連署，「他們的意見也可算是『民眾』意見。」 曾因為編寫教科書而被專家學者認定有「建議修改」經驗的單兆榮更直言，歷史教科書審定何其重要，可以建議修改的人選從來就只有專家或教學者，不應該由「民眾意見」主導。她認為，這是不透明也不合理的程序，有違民主體制透明公開的精神。 爭議三：歷史必須忠於真實或忠於憲法？ 而回推到更早，2010年2月，擔任九八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修訂小組2009年度委員的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寫了篇《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便已揭示２０08年政黨輪替後，歷史教科書課綱修訂小組委員會內的種種波折，這些波折，也從張亞中教授的文章中獲得對照。 「2008年11月鄭瑞成部長宣佈重修文史課綱後，歷經四個月卻沒有組成課綱小組。後來在各方壓力下，被迫組成了小組，但多數成員仍然都是扁政府時代課綱小組的原班人馬，銜馬總統之命加入小組的王曉波教授，反而是綠叢中的一點異數。在這樣的人事結構下，整個2009年可謂是除了吵鬧以外，一事無成。王曉波使盡技巧，想辦法拖住決議，以免整個課綱仍照原來九八課綱的內容通過。」 「為何王曉波教授是奉馬總統之命進入委員會？」周婉窈如是質疑。據悉，過去扁政府時期的教科用書審定委員，都是全權交由審定委員會召集人任命，沒有聽過總統干涉。而一位民進黨執政時參與教育部事務甚深的機要幕僚也表示，過去任內並不熟悉課綱委員會的內部運作，「總統會任命理念相同的部長，部長找欣賞的召集人都是正常的，但我們還是有基本原則和分寸，讓四、五十個課綱委員會獨立運作。」 關於九八課綱的難產，當初有參與九八課綱總綱研擬委員會的謝國清，希望「教育不要過多政治干預。」他回憶道：「我們花了兩三年的時間，百忙中抽空開許多會，進行無數討論，卻因為政黨輪替而一切延宕，這是很不負責任的。」 2009年，王曉波進入98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委員會後，堅持九八歷史課綱違反「一國兩區」的憲法精神，欲將台灣史併回中國史，並主張回到過去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的邏輯，並要求將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1:1:1的比例，改成1:1.5:1.5。 但對歷史學者周婉窈來說，「史學研究只有盡量讓歷史符合史實，而非符合憲法。」歷史發生在前，憲法制訂在後，周婉窈指出：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被凍結數十年，又經增修，而且到現在從未在其「固有之疆域」真正實施過，以這樣的憲法要來框架台灣歷史，實在不合理。 她認為文明國家的憲法，主要任務是要限制及規範國家權力，以及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人民的基本權利中，至為重要的是思想自由，及其在實踐上的表述自由。文明國家不會用憲法來要求歷史怎麼寫，反而是要確保政府不會濫權規定歷史要怎麼寫。 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分析，違憲的說法牽涉對憲法的詮釋，「中華民國憲法對於史觀沒有任何規定，即使在中國大陸實施，基於中國的民族多元性，也要在民主精神上，尊重差異的史觀。何況台灣已經累積了豐富的自由民主與多元文化歷史經驗，以公權力強制大家相信台灣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才是違憲的。」 顏厥安認為，憲法增修條文明確肯定多元價值，這意味民主社會對爭議問題應該要透過正當程序尋求共識或保持對差異的尊重，不是總統說了算。而且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價值，在於保障對真理和真相的追求探索，「歷史真相更不能去干預。」 顏厥安教授更進一步指出，民主體制要透過組織和程序才能實踐，整個課綱審定的組織與程序，是否有得到憲法保障，才是更應該要關切的部分，「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制度，避免政治力有上下其手的空間。」 爭議四：多元史觀必須被撥亂反正？ 近日王曉波也對媒體表示，馬英九總統應「撥亂反正」，不能讓綠版的教科書荼毒台灣年輕一代的史觀。 何謂亂？又何謂正？ 中研院社研所副研究員吳介民認為，李登輝到民進黨時期，台灣歷史教育的變動，反映的昰民主化過程中必須的轉型正義，有其合理性。那是本土意識和大中華文化霸權的拉扯，過渡期間的爭議，可以用民間的共識逐步修正，但不宜如馬政府現在所用的方法，以政治力復歸。中華復歸派和馬英九的搭唱，中間還有中方的呼應，事實上是開時代倒車。 台灣歷史教育的轉變，對應看自身民主化的歷程，二次戰後到民國50年代，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為了鞏固政權的合法性，極力推行「中國化」政策，除了在地理上，在台灣複製「小大陸」之外，在教育上，更是強調中華文化道統及中國史觀，台灣地理和歷史始終置於中國史之後的小小篇幅，以至於三十世代以上的台灣人，一直只知中國種種，不知台灣處處。八零、九零年代解嚴及政治改革之後，本土意識才有空間生長，李登輝執政時期，1997年開始在國中實施的《認識台灣》歷史篇、地理篇、公民篇，是開啟本土意識教育的濫觴，在當時引起泛藍陣營很大的反彈。而2006年開始實施至今的九五暫綱，才是第一次高中課本將台灣史自中國史獨立出來，以同心圓史觀出發先台灣後中國再世界，並且比例均等的版本。 「要說歷史教科書影響現在台灣人的認同也太過言重，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教科書到現在才實施六年。」周婉窈教授認為。 台灣人認同的斷裂，成因非常複雜，並非都來自於王曉波、張亞中所憂慮的歷史教科書，這也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後對國民黨政權失望、導致認同開始 扭轉有關，加上台灣民主化後公民社會長期發展的結果，並非民進黨執政就可以由上而下達成。 而由時間線性、中心/邊陲的傳統史觀，也在後現代的史學思維中，逐漸被拋在之後，當代台灣歷史教育的改革，也亦步亦趨。身為第一線教學者的單兆榮將後現代理論帶進歷史教育的思考，「後現代史學無法求真的觀念出現，讓史學界非常焦慮，那也給我們很大的反省。」 真相有不同角度和面相，單兆榮以英美國家的歷史教育為例，她更在意教科書如何將資訊並陳。好比兩方人馬角力的戰場「台灣地位未定/已定論」，她便曾在北一女的人文社會資優班讓學生自己準備資料，蒐集各方論述來報告。她強調歷史教育必須提供學生獨立思辨的空間，而非傳授正統的歷史知識，甚至大膽贊成「多綱多本」的可能性。 「政治意識干預歷史，這是事實的存在。後現代史學也無法使它脫離掌控，它只是提醒有這樣的掌控，請別忘記批判。更重要的是，指導學生如何辨識的確有這樣的權力掌控。」 避免意識形態爭奪：回歸更深刻的歷史教育思考 「歷史教科書的改革還有很多問題值得討論，但現在又落入『反中、台獨、親日』的三角邏輯很可惜，我們的視野應該要更開闊、更國際化。」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秘書長吳忠泰直言，他贊成重修，因為九八課綱還有很多問題：譬如東南亞國家歷史的不足，無法呼應台灣目前每四個學生中就有一位是新台灣之子的移民社會，這些孩子對母親母國的歷史一無所知，「但張亞中教授卻只將問題劃入統獨的兩極。」 而前教改協會理事長，現任中華民國振鐸學會常務理事的丁志仁，則長期推動國家課程會組織法草案，希望建立超越於黨派、常任的「國家課程委員會」。由各界團體指派代表以確保委員會的獨立性，如此才能確保認同分歧的台灣社會，不會因政黨輪替動輒改變教育政策，遇到認同的拉扯，就格外焦躁不安。 「過去陳水扁執政時將推動本土教育不力的黃榮村換掉，或者是杜正勝當部長時，所做5000個不當用詞的檢核，和現在馬總統透過少數委員操作，要求歷史教科書合憲，都是政治介入教育的粗暴作法，不足為取。」但他肯定杜正勝時期訂立的「社會領域基本內容」，認為這是呼應當前台灣社會，很好的基本原則。 這套課程規範強調民主社會多元寬容，尊重差異的價值，凡涉及領土、認同歧見等部分，都應該在教育中並陳、討論，「就好比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台灣地位未定論這種歧見，都應該並陳讓孩子獨立思考，才是符合台灣社會現狀，比較健康的做法。」丁志仁認為，歷史教育不是為了仇視不同認同的人，而是要教導孩子尊重不同意見的人。 回歸民主價值：沒有共識也應平等共存 「我覺得台灣意識是台灣公民社會共同建構的，要逆轉很難。」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認為，無論是文言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台灣史比例等爭議，都是社會的國族文化認同分歧的健康反應，可以看見民主社會的多元價值。 「無論是學術界或民間的爭論，王曉波和張亞中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識形態，但馬在這時候介入要透過政治力影響教育政策，是非常不恰當的。」羅世宏認為，馬英九與其在台灣內部不斷強化中華文化炎黃子孫的國族認同，不如更積極向大陸輸出台灣的民主價值，才能真正建立超越民族主義，有公共性的認同連結。 歷史解釋權永遠是權力者必爭的戰場，但馬英九或許不該忘記，1870年代俾斯麥以國家之名對天主教會發動文化鬥爭，一連串的防堵政策，最後反而凝聚天主教徒的反對力量，以至鬥爭最終失敗，卻徒增社會動盪不安。 更別說殷鑑不遠的前任總統陳水扁，連任後期，因為低支持度而宛如奮力抓住最後浮木的溺水者，被急獨派挾持，最後所落得的歷史評價。 黑格爾說：「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人們從來都不知道汲取歷史的教訓。」 教訓總要記得，否則遑論再多的歷史教育。   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時間列表 整理：梁仕池、林怡廷 時間 爭議 1961－1983年 統一的教育部編版時期，民國五十一年、六十年、七十二年的歷史課程綱要，皆以培養民族精神為目標，達成反共復國的使命，歷史教育皆以中國史、中國文化史為主。 1995年 民國八十四年，李登輝執政政府推行教改，教育部公佈〈高中歷史課程標準〉，並將本國史分為「歷史上冊」、「歷史下冊」。 1997年 杜正勝在《當代》發表〈一個新史觀的誕生〉一文提倡「同心圓」史觀理論。同年，教改將《認識台灣》列入了國中的必修課程，引發部分學者稱其「假認識台灣之名，行為台獨舖路之實」。 1999年 八八課綱（八四年推動）正式實施，台灣教育首度進入一綱多本政策，由教育部統一綱領，開放民間自行編本。 2000年 陳水扁政府時期，教育部長黃榮村推行稱為「95暫綱」（95為民國九十五年）的修訂工作，並依照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做為歷史課綱的指導原則。 2006年 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教育部執行的「95暫綱」將台灣史獨立成冊，並放在第一冊，中國史變成第二冊，世界史比重不變。同年亦開始進行「98課綱」的修定工作。 2007年 杜正勝發佈「五千個教科書不當用詞檢核」，引發推動國中小教科書「去中國化」的爭議，龍應台為文《歷史課》回應。 2008年8月 馬政府上任，教育部長鄭瑞城裁決國文及歷史課綱「擱置再議」。(因而衍生出後來2009年重新籌組、修訂98課綱的「研商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 2009年2月13日 王仲孚教授在出席監察院咨詢會議時指「98課綱」背離國家立場與主體性，也違反憲法精神。 2010年2月8日 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發表長文《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揭露09年課綱修訂委員會的內部爭議。 2010年9月 教育部公告高中歷史課綱修訂草案內容，將台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的授課時數比例，從1：1：2改為1：1.5：1.5。隨即引起民進黨以及本土社團強烈反對並批評其為「統派」史觀。一般在職教師則考量，中國史內容太多，希望多爭取教學時間。 2012年2月28日 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批評馬英九期間沒有繼續承接沒有積極地在教科書事情上「撥亂反正」，未能扭轉李扁執政所留下的獨台或台獨史觀。 2012年4月 張亞中在《中國評論》撰寫〈異化的史觀與認同：從我者到他者〉一文來詳述李、陳政府透過高中歷史課綱修定來建立「去中國化」的史觀，並作出「去其認同需去其史觀」的建議。 2012年5月 因一名審定委員辭職，張亞中被教育部新聘入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審定委員會。 2012年6月 5月教育部召開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會議時要求審議一份「民眾建議意見」。隨即引發多位歷史學者批評意見書的主張為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的「黨化教育」，並在網路發起「我是民眾，我反對竄改歷史」搶救歷史教科書連署活動，一周內有五千多人聯署。 2012年6月11日 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召開記者會，質疑張亞中為干預歷史教科書的政治黑手，要為馬政府完成教科書「去台灣化」的工程。張亞中回應：「沒那麼大本事」 2012年6月13日 國台辦舉行例行記者會，發言人范麗青呼應台獨史觀會誤導下一代的論述，聲稱馬政府若將民進黨台獨時期的教科書撥亂反正，必會得到台灣大多數民意的支持。 2012年7月13日 馬總統於國民黨中常會宣示應刪除高中歷史教科書中有關皇民化、台獨化的不宜內容；台灣史、中國史應合併為「本國史」，這才符合《憲法》的既定國策。

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墨索里尼就提出了「極權主义」一词，用来描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纲领；1932年的《法西斯的教条》中，明确指出「極權主义」的概 念：「由政府的主要意识形态主导或至少影响着大多数人民的社会」。二战之後，美国政治学家林兹在70年代中期出，用「極權主义」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 的苏联，而这之後的政权则是「後極權主义」。 而在當代中國，後極權主義政體正面臨著執政正當性的挑戰，當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通過強調經濟增長來捍衛自己的正當性；然而隨著社會轉型的增量逐漸耗盡，良性改革的手段已經日漸減少，亟待當局做出勇敢的選擇。 秋風： 又名姚中秋，獨立學者，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自由主義學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從事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派的研究，近年來致力於憲政、蘇格蘭啓蒙運動等領域研究，同時積極參與當代治理秩序之公共討論。（文章列表） 陳平： 學者、企業家，80年代曾任職多個中國政府智囊機構。現任陽光國際傳媒董事長，《陽光時務》出版人。 主持人：明霞     矛盾的極權主義价值观 陳平：秋風，我看到你對中國大陸現在社會體制的分析，你認為現在的社會制度特徵是什麼？ 秋風：我對這個社會的總體的一個看法，其實是在對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批評過程中逐漸地形成的。可能我們確實有一個中國模式，但這個模式其實是過渡性質的，有內在的不穩定性，要描述這個體制的話，我想叫做後極權主義的資本主義。 陳平：後極權主義和資本主義，這是兩個概念，我們來分開來談，那什麼叫後極權主義？ 秋風：後極權主義首先是說已經不是原來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種體制了，那個體制是一個很典型的蘇聯式的體制，從經濟上國家控制所有的資源建立國有企業，然後對所有人的消費進行全面的控制。那麼，應該說從1978年以後，這個體制就開始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從經濟上來看就是私人企業開始獲得了比較大的發展。 從政治上來講其實也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這個體制開始不再去關心人們的思想。我覺得極權主義和其他專制政體比如軍事威權主義有很大的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極權主義想要控制人的思想，要堅持一個什麼意識形態，但是1978年以後，是比較淡化了，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後極權主義的一個特徵，但是為什麼我還是用了極權主義這個詞，因為原來那一套權力的控制體係並沒有一個本質上的變化。 陳平：極權主義一聽都知道，沒有民主，也不承認人們應該有自由，包括思想自由的。 秋風：也不承認這個私有產權。 陳 平：傳統專制主義還是一定程度承認私有產權的，可以說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產生了現代極權主義，傳統專制主義整個邏輯體係是很自然的，江山是打下來的，所以 天下是某某姓的。既然帝王是天下的所有者，統治者，當然和統治範圍內的百姓是不平等的，但百姓和帝王是一個相互依存的關係。然後他整個的價值觀體係是非常 明確的，政體的實踐過程也是很吻合的，所以這裏面不存在內在的扭曲的矛盾。 秋風：對，它的這個社會結構和政體結構的邏輯是一致的。他有一個內在的連貫邏輯。 陳平：人類歷史上面，如果從古埃及算起，這種體製到目前為止那麼已經八千年了。 秋風：這應該是最常見的政體模式和社會的結構模式了。基本應該叫傳統的王權制。 極權主義是一個現代現象。 陳平：現代極權主義的價值觀是矛盾的，國家是人民的，然後人民都是被代表了。 秋風：一群人自居比較先進，然後代表人民。 陳平：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因為他自居是掌握真理的，是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的。 秋風：或者說，是代表歷史發展的趨勢的。 陳平：而且這個代表權不需要授權的。 秋風：是自我論證的。 陳平：自己論證，然後大多是靠槍桿子論證的。 秋風：不同意被代表，就把你們幹掉。 陳 平：只有同意被代表，那麼你才有基本生存權，這是第一點，但是這也有個內在的矛盾衝突，就是不能否定主權在民，所以他也不能否定民主，他只是不斷強調這也 是民主，說被代表是更高級形式的民主，然後國體呢沒法按照傳統專制的架構，而要按照現代主權在民的國體結構來設計，總是要符合被代表這個特點，設計出議 會，或者蘇維埃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一種國體結構，所以國體和政體的設計是扭曲的。政體的實踐當中就更加矛盾百出，因為政體實踐表現為有一個統治者 或統治階級，但又繞不過去主權在民等現代社會的一些基本的原則。儘管他承認不承認普世價值觀，也繞不過去。所以到實踐上就更加扭曲。 秋風：對，那就是相互自相矛盾的。 陳平：然後就必然形成謊言。然後現代極權主義，必然表現成為一種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以及個人崇拜。實際上這麼一個狀態基本上是和迷信有一種內在邏輯的聯繫。 秋風：對，有可能有一定的聯繫。我覺得你剛才對現代極權主義的結構性的分析還是很精彩的 ，尤其是講到它的這個內在矛盾。 奧 地利思想家米塞斯曾經說過，像蘇聯這種體制，在理論上就不可行，因為它有很多內在的矛盾沒有辦法解決，舉經濟為例，如果一個經濟體系中所有的企業都是國有 企業，然後都通過一個經濟委員會來進行計劃，那麼這樣一個經濟體系實際上一天都沒有辦法正常運行。因為它缺乏配置資源的最基本的信號，也就是價格信號。當 然，實際上計劃經濟都維持了幾十年，但其實上是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他有對外貿易，此外社會裏面可能存在著大量的黑市，在國家控制的經濟體系之外也還 存在著很多私人的自發的經濟，就是靠了這些東西，所謂計劃經濟才能夠維持一段時間的生存，但最終他還是沒有辦法去長久地維持下去。所以才被迫地有一個改 革。 陳平：放權讓利，傳統叫與民休養生息。 秋風：對，就是漢初的無為政策，黃老之術。 陳平：但是日子只要一好過，就不想改了。 秋 風：對，這個就是我講的中國模式內在的最大的問題之所在，對過去三十年，我有一個解釋的模式，我提出一個概念叫做立法企業家，當然這個法的含義比較廣泛， 比如小崗村農民的家庭承包經營，其實就創造了一個新的規則，或者財產製度和經營製度，那麼我把這個稱之為類似立法性質的一個活動，當然這個活動對於政府來 說是一個挑戰，這個時候可能有兩個結局，一個結局就是政府就把農民鎮壓了，那麼這一次可能上層也覺得集體經營沒有辦法再維持下去了，那麼就承認了這個農民 的做法。 我始終對改革這個概念有一點點懷 疑，我覺得過去三十年發生的幾乎所有的良性制度變遷，基本上都是來自於民眾自己的創造，就民眾冒著風險違反當時的法律政策甚至憲法，然後創造了一個新的製度，後來政府承認了，就叫做改革。其實政府更多的時間是跟在民眾的後面，承認民眾所創造出來的比較合理的一些規則制度。由此造成了製度不斷地變革，有一些良性的製度建立起來了，然後中國的經濟才開始恢復開始增長，這個就是我對過去三十年的變化的一個基本的解釋框架。 陳平：如果你要這麼說，三十年的改革也就是從現代極權主義向後極權主義的變遷，從現代極權主義對社會的全面窒息，到後極權主義時代對社會開一條縫隙。 極權主義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陳 平：既然說到了現代極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那麼我有這樣一個看法，認為現代極權主義的產生有它的歷史的必然性。不管是納粹德國，還是前蘇聯，現代極權主義 都發生在相對落後的國家。這些落後的國家和地區為了赶超，就要尋求一個在社會組織效率上面更高的模式，這就產生了對舉國體制的需求，而怎麼才能搞舉國體制 呢，那一定是集權，才能實行舉國體制，所以我們就可以解釋，建立現代極權主義的推動者身上都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甚至在道德情操上也很高 尚，也很富有犧牲精神、獻身精神的，當然，現代極權主義的缺點就是權力不受制約，那麼必然會把這些人變成現代的獨裁者，但是我覺得我們不能把極權主義歸結 為一幫壞人幹的一個壞事。 秋風：但是我是部分的不能同意必然性的這個看法。 陳平：我是說有它的合理性。 秋 風：合理性我也有一定的懷疑，其實在歷史上不斷地會看到一個現象，就是後發國家跳躍性的發展，比如說美國當時相對於英國來說也是屬於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 然後德國相對於英美來說，也是一個落後的國家，然後等日本包括東亞四小龍，其 實都屬於相對落後的，但是他們都可以在二十年的發展後，出現一個奇蹟，我們在歷史上，十九世紀後半期就是美國和德國奇蹟，所以極權主義的出現，並不是 一個必然合理的選擇。 陳平：德國它實際上是走過了一個現代極權主義的時期，納粹德國就是現代極權主義。 秋風：但是德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是在十九世紀。 陳平：一戰之前德國也是比較專制的。 秋風：不屬於現代極權主義。其實屬於一個半民主制。 陳平：但並沒有完成向現代民主制度轉換。我說現代極權主義基本上都產生於那些既落後、又受到擠壓，同時又缺乏人權文化傳統的國家和地區。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承認，在一個特定的時空點上，民主的效率往往是低於集權的效率的。 秋風：不完全是這樣。 陳平：如果把它變成一條線，那一定民主的效率要高多了，就像龜兔賽跑一樣的，舉國體制在一個點上，一下子很快。 秋風：那也不一定，很多人都是有這樣的看法，實際上不成立。中國最典型的舉國體制是什麼時間？應該是毛時代，就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但那個時代的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東亞最慢的。 陳平：但是應該來說，前面的三十年還是有很多變化的，就是畢竟用強力奠定了未來發展的一個基礎條件，當然，如果不選擇這種極權主義，是不是也可以做到，我不排除。 秋風：對。 陳平：我這麼說什麼意思呢，就是對現代極權主義不要完全不承認它的合理性。 秋 風：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講，能夠實現經濟增長的製度，其實就是保障分立產權和自主經營的製度，這一個制度還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得有一個政府能夠有效地 執行法律，維持和平的社會秩序。那麼，私人經濟和有效政府的結合，其實就是理論上來講最能夠保證不管是在短期內還是在長期內都會有一個最優的增長，最好的 增長。但是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也是很多人容易誤解的地方，就是民主政府有時不一定是能夠有效地執行法律的政府，有時民主確實會被民意操縱，有時又會變 得沒有執法的效率。但是，我們假定有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制度，那麼它不管是在一個點上，還是在一個段上，都會比專制更有效率。 陳平：我覺得民主不需要美化，也不需要醜化，只是人類社會目前還想不出有什麼比他，民主更可行的一個制度。 秋風：那這個是肯定的。 陳平：後極權主義有什麼主要的特點？ 秋風：總的來說，我覺得現在的中國，可能由兩大板塊組成。 一 個板塊是向上的中國，另一個板塊就是墮落的中國，當然這個說法有點價值色彩太濃了，那麼稍微具體地表述一下，一個板塊由市場經濟、社會自治等等組成，這些 東西才是三十年的中國奇蹟的創造主體，簡單地說，就是在每一個領域裏面伸張自己的權利擴展自己自由 的那些人們，是他們創造了所謂的中國奇蹟。 那 還有一個板塊，其實就是原來的權力結構殘存延續下來的那套體制，在過去三十年，這套體制也在不斷地退讓。所謂的放權讓利，意味著收縮他自己的範圍。那麼這 樣一個退讓，實際上就形成了兩個板塊犬牙交錯在一起的態勢。像中國現在這種現狀，確實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所以也引起海外很多人也在研究這個問題。 陳平：放權讓利是中國模式，還是現在的國進民退是中國模式？國進民退說的不好聽那就是要奪利。 秋風：對，這個也是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 扭曲的極權主義 ` 陳平：三十年前是全面控制，連人都是黨的，都是毛澤東的。所以這種邏輯到最後，當權者也會走向自己的悲劇。 秋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確實中國現在的改革處在選擇的一個關頭，究竟要怎麼辦，其實現在有很多現像也都說明，可能過去三十年一直在體制內有兩種不同的趨向。 我覺得面對現在的中國，還是要超越一些很短期的想法，去思考長遠的製度建設問題，一個現代的憲政民主國家的製度建設問題，只有這樣一個制度的建設，才能夠讓上至國家主席總理， 下到庶民百姓，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比較長遠的預期。 可能現在有很多人談論中國模式，把中國模式作為一種成功的模式，試圖介紹給第三世界的人民，甚至要推銷給發達國家，這裏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誤區，就是所謂的中國奇蹟，主要指的是GDP的增長，把一個所謂的模式狹隘地理解為經濟增長，那本身就是視野太狹窄，很可能對我們的政府有一個很大的誤導的作用，我現在越來越傾向認為經濟增長不是那麼很重要。在一個社會裏面，如果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經濟增長裏面，其實會導致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陳平：然後就被增長。 秋風：被增長，其實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個層面就是數字上增長了，其實有時都不知道那個數字是從哪兒來的。還有一個被增長可能更嚴重一些，那就是政府強迫人們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來發財致富。 陳平：政府本身自己也被增長了，自己壓力也大的不得了。我一直認為這不完全是中國的事情。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秋風：你講的是人類普遍的一些特徵，現代社會的一個普遍的特徵。但是我覺得可能我們中國，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的這個政府，把這個東西極端化了，搞到一個離譜的程度了。而這個東西其實跟我們政治體制有很大的關係，我覺得也可能是後極權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陳平：因為後極權主義的權力被接受的一個基礎，就是經濟增長。 秋風：對。應該從九十年代就確立了這麼一個基本的方向。 陳平：因為他找不到其他的合法性。 秋 風：我覺得，其實大多數官員都缺乏反思的意識，他完全被體制所控制了，這一輩子沒別的，就是拼命地升官。大多數的官員其實很難說想到那麼遠，都是現在先把 權力用光了再說。對於大多數體制裏面的官員，很難去考慮以後的事情，我想這也是中國社會現在整個社會的一個精神病症，就是大家只關心當前，不關心未來。 所以還是在於要有一個健全的製度，因為每個人計算得失的視野還是比較短的，所以我老說，真正偉大的政治家，還是創建一個比較好的製度，那這個恰恰也是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關鍵問題就是中國社會究竟怎麼樣實現轉型。 我 相信大多數人生活在現在這個制度裏面，他的思維就被局限在那個框架裏面，走不出來。我覺得討論中國模式的人其實都忽略了，或者他們故意要遮蔽一個問題，迴 避一個問題，他們想用所謂中國模式去替代民主制度。但其實，哪怕只是從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狀態來看，從這種情感生活來看，我們現在這個體制也不是一個好的 體制，說起來中國社會過去三十年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從極權主義到後極權主義這個傾向還是很明顯的，但是整個中國社會未來的轉型或者變革卻並沒有一個明確 的目標，掌握權力的人也沒有表現出一個明確的價值的忠誠，比如說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建立法治社會，等等。 陳平：你說現在是叫做後極權資本主義，極權我們說了，那個資本主義呢？ 秋風：我覺得，我們就是把資本當成主義了，其實就是把金錢當成了主義了，所以去討論中國的現狀以及它的前景的時候，其實需要一個比較寬廣的視野，就是不能只盯著經濟，談論經濟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只盯著這個GDP，有很多人就是包括經濟學家，甚至都不去關心經濟結構本身，或者說一個經濟的秩序，市場的秩序。真正其實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重要的是製度框架本身，而不在於說短期增長了多少。 綜 合地去評估過去四五年的經濟的時候，我會更關注經濟結構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我自己覺得，其實有很多壞的變化，比如說國進民退，或者說是政府進行大規 模的徵地拆遷，去剝奪普通民眾的財富，那這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這個貧富分化加劇，從九十年代以來，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經濟在 增長，但是分配是越來越不合理了。 陳平：現在在加速和加重。 秋風：是啊，原來我們都講中國改革是增量改革，增量就是那就是讓放權讓利，讓老百姓他們自己去弄去，現在這個增量的空間越來越小，最後就只能從老百姓兜里面去搶錢了。 陳平：這裏面我講一個問題，我最近跟一些人說，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對不起我們的直接後代，我指的就是80後90後，為什麼我說我對不起，我們留給他們的東西太少了，我們給他的負擔太多了。從精神到物質的負擔。 秋風：但這樣他們就可以成為社會變革的力量。現在這個體制肯定還是要再變的。這種狀態我覺得其實是所有人都不滿，大概除了中國模式的吹鼓手等極少數人之外，甚至我們的最高層其實也都不滿。 陳平：或者那吹鼓手也是當孫子的一種狀態。 秋風：我們的最高領導層也都認為，這個體制還是要在繼續變革的，我想這個其實也算一個共識吧，只不過是說究竟怎麼變，可能很多人還是比較迷茫，有相當一部分人可能覺得現在也蠻好，或者說是對變革的恐懼，我想可能是這種恐懼把很多人給嚇住了。 陳平：所謂不穩定還是指自己的利益怎麼辦？一個平等的社會，大家都是穩定。只有不平等的社會，才會不穩定。所以我經常說維穩維誰的穩？ 秋風：在中國模式論裏面，很多人其實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過去十幾年來之所以能夠有比較快的經濟增長，就是因為維穩。比如很多人跟印度相比，然後說我們這個後極權主義體制，緊緊地按住老百姓，然後我們就穩，所以這濟就增長了。 陳平：如果你我要呼籲，我就呼籲這句話，拿出底線的良心，趕快救救我們的未來。 秋風：問題是這個體制已經系統地把人們的良心都已經吞噬掉了。

肖天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中國以51枚金牌的成績佔據金牌榜首位。而在今年倫敦奧運會，中國會取得怎樣的成績也備受矚目。《羊城晚報》記者於7月28日採訪了中國體育代表團副團長、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肖天，在談及中國是否應該對「奪牌戰」如此熱衷時，他表示：「一些學者說要中國運動員像老外那樣放鬆、享受比賽。可是金牌少拿了一點，老百姓能把你罵死。國家花那麼多錢，幾萬里路飛到這裡，就讓我們來參加個派對，來玩玩，比到哪裡算哪裡？盡胡扯！」 此言一出，即引起很大爭議。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的回答觸及了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即「國家管理型體制」），這一體制充滿了矛盾：一方面，無論它的運行有效與否，它目標的功利、它耗資的巨大依然難免民眾詬病。如果它是高效的，人們會批評它的功利。如果它是低效的，人們又會批評它的浪費。不少網友認為這形成了對競技體育形態和精神的一種扭曲，正如網友@鄒偉V__V所調侃的那樣：「奧運會加入了中國隊的感覺就像一幫朋友開開心心週末聚在一起打個麻將，突然來了一個職業賭徒，想方設法贏走大家的錢。」 在倫敦奧運中，不少場景都突顯出這種「舉國體制」對體育精神的扭曲之處： 7月30日淩晨，倫敦奧運男子56公斤級舉重比賽朝鮮選手歐雲哲奪冠。獲銀牌的吳景彪賽後對著攝像機連鞠三個躬：我有愧于祖國，我有愧於中國舉重隊，有愧於所有關心我的人。對不起大家！ 7月29日晚，倫敦奧運女子53公斤級舉重賽場，以「黑馬」姿態出戰的湖北籍17歲小將周俊，3次試舉全部失敗，沒有成績，結束奧運之旅不少媒體以「中國女舉奧運最恥辱一敗」為題報道此事。與此同時，人們驚訝地發現，為哈薩克斯坦奪得金牌的祖爾菲亞事實上卻是一名前中國運動員——前湖南省舉重隊運動員趙常甯。她是在幾年前通過「養狼計劃」被迫加入哈籍的，此次之所以能夠順利奪冠，也與中國方面做出的種種「努力」有關。 7月30日下午，倫敦奧運女子雙人3米板現場，吳敏霞、何姿以346.20的總分，摘得女子雙人三米板金牌，吳敏霞的父母吳玨明夫婦坐在偌大的跳水場館裡，親眼見證了女兒奪冠歷程，大病痊癒的吳媽媽熱淚盈眶，她在前幾年被查出乳腺腫瘤，一直接受化療，但為了不影響女兒訓練和比賽，一直隱瞞著。就連吳敏霞的外公外婆去世消息，也曾瞞過。 7月30日下午，倫敦奧運10米氣步槍賽後發佈會，為中國奪得首金的易思玲剛剛坐穩，新聞官尚未宣佈發佈會開始，中國記者團已經開始提問易思玲，獲得銅牌的喻丹被冷落，成為了「陪襯」。 而針對這些現象，不少網友亦展開討論： @立雯 ：看NBC轉播奧運，記者採訪一個游泳獲銅牌的美國選手，記者教練選手都非常激動興奮，選手對著攝像機說I‘m very proud of myself，並感謝了父母。再看中國得了銀牌的舉重選手號啕大哭，說辜負了國家和隊伍。什麼時候我們和我們的孩子能認識到：只要超過了自己，完成了自身的進化，就是對自己最好的獎勵。 @冉雲飛 ：倫敦奧運，微博上充斥著體育民族主義，這種用納稅人的血汗培養出來的東西，一直是不少人的搖頭丸，即便他正吃著地溝油、喝著三聚氰氨。中國運動員每獲一塊獎牌，除他自己努力外，那都是納稅人並非心甘情願而被迫的血汗所澆鑄。我們欣賞真正的商業競技體育，但反對中國式的體育政治學。 @Jake Hsien ：帶著這個國家灌輸的病態心態去參賽，能有好發揮嗎？ @麥田李祥帥 ：賽後採訪時記者似乎忘記了站在一邊獲得銅牌的喻丹，這個溫暖恬靜的女孩很懂事地默默離開了，你為這個國家脆弱的虛榮心付出的同樣多，在我們心裡，你和冠軍一樣精彩，就算你沒入圍也一樣。 @YO_YA ：我們國家的體育制度根本就是畸形的，完全違背了奧運精神。 @新華社記者張志龍 ：有這樣一幕，深深鐫刻在記者的腦海裡。一間縣賓館會議室，幾十名記者、體育局官員圍著山村裡接來的一對年邁的奧運選手父母。當奧運選手奪獎牌無望後，刹那間只留下年邁的父母，以及一騎絕塵的悲涼，甚至，都沒有人送老人回家。 @Becky Wan ：對不起，我不關心奧運，不關心獎牌，因為我們活得並不美好，身邊有很多更值得關注的事情例如啟東王子污染，陝西榆林洪水，北京暴雨善後。金牌假如是國家榮譽，我們臉上一樣是愁苦；假如金牌是運動員成就，我們一樣是屌絲。外邊再熱鬧，生活的酸甜苦辣鹹還是自己的。 @隔壁老楊 ：我已不再像四年前那樣關注奧運了。因為我已經明白：金牌多少，其實與國力沒多大關係，與百姓生活沒多大關係，與人民健康也沒多大關係。我也明白：供養龐大的官辦體育機構和那麼多職業運動員，是要花太多錢的。我還明白：當一個國家還老無所養，病無所醫時，再多的金牌也證明不了你不再是東亞病夫。也明白沒人因為金牌少而看不起一些國家。 @Lawrence Li ：我們有個錯覺，以為奧運事關中國尊嚴，金牌少了，中國人就會被看不起，金牌多了，中國人就揚眉吐氣。其實，今天的世界上，沒有誰會因為奧運金牌的多少，而更多或更少的尊重中國人。中國的地位，已不需要更多的證明或自我暗示。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尊重，歸根結底，取決於中國人自己是否尊重每一個中國人。 編輯： 胡言兌

Chad Hurley 攝影：LeWEB12   近日，新媒體的業界大佬或是行業新星紛紛轉身，投向傳統媒體：YouTube 網站創辦人賀利（Chad Hurley）與陳士駿今日宣佈，新公司 Zeen 的主要業務將是雜誌，而 Facebook 共同創辦人休斯（Chris Hughes）也買下政治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並出任總編輯。 這一連串的事件頗引人關注，因為在新媒體興起之初就有人預言，新媒體終將把傳統媒體送進墳墓，而現在出現的情況剛好相反：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的界限在不斷消弭，而新媒體界的大佬紛紛亦進軍傳統媒體領域。Zeen 雜誌便是其中一例。 Zeen 雖然有其傳統媒體的一面，亦有其新媒體的一面。雖然目前它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除了一個網站預留郵箱的頁面和註冊 Facebook、Twitter 帳戶之外，並沒有其他動作。但是從他們網站的「隱私權政策」（Privacy Policy）中仍可以推測出，Zeen 可能也是一個可供社交媒體分享的個人化雜誌，但這份雜誌如何與 FlipBoard、Zite 等應用競爭，仍頗令人好奇。 雖然這種新媒體大佬投身傳統媒體的嘗試不知會否成功，但企圖用新媒體完全取代傳統媒體的做法似乎很難實現：上世紀九零年代中期，AOL 試圖併購時代華納的「百年最糟交易」依然歷歷在目。不知這次再次回歸傳統媒體領域，這些大佬們會不會有一些新的招數。 來源： Wired.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