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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饥饿的朝鲜妇女 国际社会在考虑对涉嫌以化学武器袭击平民的叙利亚实施干预时，也别忘记受苦已久的朝鲜平民。就我们所知，没有人用毒气戕害他们。但绵延三代的金氏王朝几乎犯下了除此之外的一切暴行。 朝鲜是世界上人权纪录最差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毫无言论自由，间谍无处不在，营养不良十分普遍。过去挨饿是常事，直到大约十年前朝鲜政权开始对黑市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位援助工作者在冬天访问朝鲜之后，曾将其形容为“气温在零度以下，但贫困程度堪比非洲”的国家。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朝鲜大饥荒中可能有多达100万人死亡。 毫不夸张地说，朝鲜司法是独断专行的。只要对金氏家族稍有不敬——不论是真有此事还是凭空猜测——人们就会被押送集中营。在朝鲜拍摄的最触目惊心的一部纪录片，原本应该是一个尼泊尔眼科医生振奋人心的故事。他让大约1000人恢复了视力，其中许多人已经失明多年。然而，这些人刚刚恢复视力就争相涌向时任领导人金正日(Kim Jong Il)的肖像，跪在地上感谢他的仁慈——还几乎踩到了医生。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恐惧，还是被洗脑后的幻觉，似乎已是无关紧要。 对集中营的恐惧令人们循规蹈矩。除了精英统治阶级的内斗之外，没有证据表明朝鲜出现过有组织的抵抗。多达20万人被羁押在集中营，酷刑、公开处决和饥饿惩罚都是家常便饭。有些集中营专为无期徒刑犯而设；但无论如何，一些犯人还未老去便被劳动活活累死。 对于一直关注朝鲜的人而言，这些都不是新鲜事了。然而，世人往往不是从人权的角度观察朝鲜。朝鲜主要被视作安全威胁——一个热衷于试射导弹闹剧、破坏地区稳定、自许拥有核武的国家。甚至有人觉得，作为“邪恶轴心”初始成员的朝鲜，近乎是一个怪诞可笑的国家。在木偶讽刺电影《美国战队:世界警察》(Team America: World Police)中，金正日说话带着滑稽的咬舌音，当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要求在他的宫殿里转转时，他把布利克斯扔进了一个满是饿鲨的水箱中。外界倾向于将朝鲜视为冷笑话，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国际社会对朝鲜灾难性的人权状况进行调查的压力。 为处理这个问题，联合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近期于首尔召开了为期5天的公开听证会，以调查“对人权的系统、普遍、严重的侵犯行为”。在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一座小型圆形剧场，一个三人专家小组花费一个又一个小时，听取了逃离暴政统治的朝鲜人发表的可怕证词。第一位见证者是申东赫(Shin Dong-hyuk)，就目前所知，他是唯一一位生于劳改营而成功逃脱的人。现年32岁的申东赫回忆了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一位饥饿的同学将5粒玉米粒藏在兜里。当秘密被发现时，“老师”——一个身着军装、裤腰别着手枪的男人——用棍棒将她活活打死。她当时只有6岁。 34岁的Jee Heon-a叙述道，她亲眼目睹一名妇女被迫把她自己的婴儿淹死在桶里。“这位母亲乞求卫兵放过她，但卫兵不停地打她，”她说，“母亲双手颤抖着将婴儿脸朝下按在水里。哭声停止了，一个气泡浮了上来，婴儿死了。” 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迈克尔•柯比(Michael Kirby)表示，光是再编写一份报告还不够。这样做等于在回避一个问题：国际社会究竟能做些什么？调查人员被禁止进入朝鲜，能够进入朝鲜的人道主义工作者活动范围严重受限。集中营不在他们的行程中。而且，很难看出能对一个否认侵犯人权、拒绝配合调查的政权施加什么压力。柯比曾私下致信金正恩(Kim Jong Un)，要求平壤方面配合，但他的信石沉大海。 朝鲜人权数据库中心(Database Centre for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负责人Kim Sang-hun希望展开调查这一行动本身会让朝鲜政权难堪。他说，比起人们通常的看法，朝鲜政权其实更加经不起羞辱。他补充称，朝鲜甚至在宪法中加入了保障人权的内容——虽然迄今为止这只是装点门面。 光是指望羞辱朝鲜政府是很难获得成功的。但国际社会不应停止对它的日常暴行持续施加压力。过去几天甚至出现了一线曙光。在无视了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数个月后，平壤方面终于做出回应，指责委员会“诽谤”。柯比将此视为积极信号，表示朝鲜下一步应该出示反面证据，证明相关指控有误。这本来没什么大不了。但以金氏政权的可悲标准来看，这几乎算得上是进步了。 本文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戴维•皮林 译者/徐天辰 —–白衬衫

一个怀疑醉酒驾驶导致意外的男子，被警察盘问时竟然丢出一句“我是共产党”，希望警察手下留情，但警察毫不卖帐说：“那又怎样？我是香港警察。”事后将该“共产党员”拘捕。事发经过经途人及记者拍下视频之后上载网上，网民均大表赞扬该名警察执法公正。 香港警务处招募海报 香港警务处 Standard

昔日“慰安妇”李浩善在日本的军队妓院中度过了地狱般的3年煎熬。她受尽了强奸、蹂躏和殴打。直至今日，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遗留着可怕的烙印。 （德国之声中文网）昔日”慰安妇”李浩善（Lee Ok-Seon）的家乡在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回忆起当年被抓走的情形时，她说，就在大街上，一些男人抓起女孩子的胳膊就拖到汽车里，然后把他们送到中国东北的”慰安所”。李浩善当年只有14岁。她没有想到，从此她离别家乡将近60年，她的父母已经放弃她能生还的希望。她也没想到，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样的折磨。 14岁的李浩善被抓到日军“慰安所” 直到二战结束，李浩善在中国吉林省的日军妓院熬过了3年的时间。她每天都被强迫为日本兵提供性服务。这位如今已经86岁的老人没有细说其情节，只用一句话来形容慰安所：”那里不是人呆的地方，那是屠宰场。”在慰安所度过的3年时光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说：”战争早已结束，其他人获得解放，但是我没有。” 日本人不仅从1905年被其占领的朝鲜抓走女孩子送入妓院强迫卖淫，而且也从其他国家如中国、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征召慰安妇送入遍布整个日本占领区的慰安所。按照官方说法，慰安所是为了提高日军的战斗士气，避免日本士兵在其占领区强奸妇女。但是对于大多数未成年女性来说，”慰安所”意味着每日难以承受的蹂躏。他们当中许多人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据估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在战争结束前死亡。 因感到羞愧和耻辱而沉默 李浩善回忆说：”我们经常挨打，受到威胁，被刀子割伤。””很多女孩子都试图自杀，她们在水中自溺或者上吊身亡。”李浩善也产生过死的想法。但是经过考虑她还是选择了活下去。她说：”我宁愿去死，这话说起来容易，但是真的去做很难。这是很难迈出的一步。” 李浩善在首尔的“集体之家” 李浩善在这一步面前退缩，使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1945年夏季日本投降，妓院老板一夜间消失了，突然间获得自由的所有女孩子完全不知所措。李浩善说：”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我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只能流落街头。”她说，她不认识回朝鲜的路，也不想回去，因为会给家人带来太大的耻辱。她说：”我宁愿留在中国，死在这里。我怎么有脸回家？ 我的脸上写着我是慰安妇。我无颜面对我的母亲。” 在中国组建家庭 后来，李浩善认识了一名朝鲜族男人，同他结了婚，替他照料其逝世前妻留下的孩子。她说，”我自己不能生育。”由于在妓院染上梅毒等性病，她获得自由后差点因病死亡。为了挽救其生命，她的子宫被切除。在中国的延吉市，她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几十年。 很多妇女和李浩善一样，在不堪的折磨中幸存下来。她们都试图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从不敢谈及她们的经历。她们害怕因此被边缘化，给家庭带来耻辱。德国波茨坦大学的历史学家施托维尔（Bernd Stöver ）说：”被迫卖淫曾经是一个绝对的禁忌话题。”他说，”没有社会的支持，公开其身份便意味着被社会所排斥。”因此，战争结束后，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在日本实际上都不存在这个话题。几十年之后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变。 未处理的历史和民族主义 直到1991年，才有一位当年的”慰安妇”率先公开了自己的历史。她的行动给其他250多名昔日”慰安妇”带来勇气，纷纷说出了自己的苦难经历，并要求日本政府进行道歉并赔偿。自此之后，当年的受害者及其亲属和支持者每周三都在首尔日本大使馆前举行示威集会，但是迄今日方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 昔日”慰安妇” 举行抗议要求日本赔偿 德国历史学家施托维尔说，因为日本难以面对自己战争历史中的这一黑暗的一页。虽然1993年日本政府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正式承认”慰安妇”的存在以及日本军队所起的作用。”之后日本政府也多次进行了道歉，但是从没有真正做出结论。”因为受害者要求的是对每个人进行道歉和正式支付赔偿金，而不是笼统的认罪。但是迄今受害者们没有得到任何赔偿，预计未来也不会得到。因为”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做出她们无权获得赔偿的裁决。” 对于受害者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迄今，经常有日本政治家断然否认”慰安妇”的存在或者对其悲惨境况轻描淡写。例如目前再次当选首相的安倍晋三2007年首次任职时就曾表示：”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强迫行为。”他此话一出立刻受到强烈指责，不得不公开表示了道歉。 在家乡没有家 2000年其丈夫逝世后，李浩善感觉有股力量在敦促她重返家乡，公开自己的历史。从2000年开始，她一直生活在韩国首都首尔附近的一个专门安置昔日被强迫妓女的所谓”集体之家”。在那里她首次接受了心理治疗，日常生活受到照料，并终于有了一本新的韩国护照。 通过多方打听，她获悉自己的父母已经逝世，但是一个弟弟仍然在世。他曾帮助她重新恢复她的个人数据。但是之后便音信全无。她所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弟弟不愿再和她有任何联系。他为有一个当过”慰安妇”姐姐感到莫大耻辱。 作者：Esther Felden 编译：李京慧 责编：石涛

支撐著公民抗命行動的法律文化，是一種能對現行法律及法律權力持批判思維的能力，這可與「以法限權」相配應。公民抗命是基於法律需符合具體公義訴求的渴求，那可與「以法達義」相配應。 法律體制 (legal institutions) 與法律文化 (legal culture) 之間的關係，與其他的體制架構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與體制文化 (institutional culture)之間的關係一樣，有著三個向度。 一、承托：體制架構需要相配應的體制文化去承托才能令這體制架構發揮出其應有功能。 二、培育：設立一個體制架構是有助在體制內培育起相配應的體制文化。 三、促成：若體制內已形成了某種體制文化，那會產生內在的力量去推動體制改革去促成建立起其配應的體制架構。 因此要有可以承托實踐某一法治層次的法律體制，就要有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有了這法治層次的法律體制，會有助在社會內培育出相配應的法律文化。而當社會已有了某法治層次的法律文化，那會促成相配應的法律體制產生。 如之前談法治的文章說，香港的法律體制所要實踐的法治，已超越了「有法必依」的層次，而達到「以法限權」的層次，並逐步邁向「以法達義」的層次。與「有法必依」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是公民守法。在這點，香港大體是達到的，雖仍有很多進步空間。 與「以法限權」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是公民對公權力持批判的能力，不只是盲目遵行法律，因這才能令限權的法律體制發揮限權的功能。與「以法達義」這法治層次相配應的法律文化更複雜，要能尊重每一個人享有作為人的尊嚴所應有的基本權利、關愛社會內的弱勢社群讓他們能享有基本生活的需要、並信任社會內信奉不同價值的群體和公民能透過商討達成共識。 從要有相配應的法律文化去承托法律體制這向度看，只是強調公民守法的法律文化，那只能承托「有法必依」這法治層次，卻不足以承托更高的法治層次如「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若我們認同香港的法治要達到「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的層次，那麼就要確保香港的法治文化也能達到可與這些層次相配應的法治文化水平。只是滿足於維持公民守法的法律文化，那就不能保証香港的法治可繼續維持在「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些高層次的法治。若法律文化不能相配應，法律體制向下滑落至較低層次的法治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從建立起某一法律體制能培育出相配應的法律文化的向度看，香港的法律體制在限權方面已基本上符合要求，唯獨民主普選的制度還未能真正建立起來。因為民主普選的權利也是達義所要達到的基本權利之一，香港法律體制在達義方面，也因未能保障公民的平等政治權利，故亦有缺欠。因此，能儘快在香港建立起民主普選的制度，那會有助培育起能配應「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兩個法治層次的法律文化。 還有，從已形成了的法律文化會促成相配應的法律體制建立起來這向度看，就會明白公民抗命對法治發展的積極作用。支撐著公民抗命行動的法律文化，是一種能對現行法律及法律權力持批判思維的能力，這可與「以法限權」相配應。公民抗命是基於法律需符合具體公義訴求的渴求，那可與「以法達義」相配應。 或許香港市民過去對公民抗命認知有限，但自今年年頭「佔中」提了出來到現在，越來越多市民知道公民抗命，並越來越多市民由明白到接受，甚至決定會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佔中」倡議的公民抗命行動，正把香港原有的法律文化推向更高的層次。一旦公民抗命所包含並可配應「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的法律文化能形成，那就必能推動香港法律體制向更高層次的法治演進，最終必會令民主普選的制度在香港建立起來。 現在香港社會出現了阻止公民抗命所包含的法律文化形成的行動，他們能否成功，現在還是未知之素，但卻必與香港的法律體制能否維持及發展至更高階法治有著緊密的關係。對香港人來說，若大家是重視香港的法治水平和發展，不只是滿足於低階法治或接受香港法治向下滑落，那麼大家對公民抗命和「佔中」的最終取態若何，就會是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