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指大量利用死囚作为移植器官来源 中国将从11月开始逐步结束长期以来利用死刑犯作器官移植的做法。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技术应用管理委员会主任黄洁夫说，在两年内，中国公民器官捐献将完全取代对死囚器官的依赖。 中国被指大量利用死囚作为移植器官来源。这种做法招致许多国际批评。 但是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犯人赎罪的一个途径。 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仅有1万人能够获得合适的器官供体。 最近中国官员表示反对利用死囚作器官移植的来源，说这种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形象。 目前国家卫生当局通过试点医院开始实行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的做法。 黄洁夫说，现推行的公民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做法发展良好，得到社会广泛支持。 （编译：横路，责编：董乐）
阅读更多制度环境一日不变，企业家的信心就难以恢复；虽然新一轮改革的信号已经释放，但如果落实不利，未来仍难预料 改革红利已经吃尽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国有企业继续向竞争性行业扩张，例如电信运营商施压微信收费；同时，企业家与法律的摩擦格外严重，例如浙江的吴英案。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 许小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在恶化，他们的经营空间受到挤压，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需要尽快扭转、尽快改变。除了你提到的迹象以外，重庆事件对企业家的信心造成非常大的打击—不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度就逮捕企业家，没收企业家的财产，甚至不经过国家的正式法律程度就判刑，乃至判极刑。这样的做法是用人治替代法治，极大动摇了企业家的信心。 与此同时，央企、国企强势扩张，依靠它们的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准入优势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向各个行业进行扩张，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困难，生存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家们普遍感到信心不足，怎么办？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只好移民，把现金带走。 《中国慈善家》：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提出，改革的红利已经吃了25年，快结束了。改革红利是比较热的一个词汇，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改革红利是否要结束了？ 许小年：我同意王健林的观点。应该说，邓小平的改革红利已经耗尽，已经吃光了。新的红利在哪里？现在还没看到。只有新的改革出台，才能产生新的改革红利。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的精神核心是创新，但这个创新和企业家生存的环境可能息息相关。 许小年：的确是息息相关。 《中国慈善家》：制度环境的变化，对20多年来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小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具体案例除了重庆事件以外，还有山西的煤矿。当时，政策鼓励企业家投资开发煤矿，但等煤挖出来、煤价上涨以后，政府发现里面油水太大，就开始实行国有化。这是什么行为？是剥夺，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这样一来，企业家怎么可能有长期经营的打算？怎么可能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在创新研发上所做的投资，一旦将来形成财富和资产，都不知道自己能否保住。正如你刚才所提，微信做得很好，国有企业做不出来，于是伸过手来收钱。这不是拦路抢劫是什么？哪还有人想去搞创新。 所以，要想发挥企业创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产权和财富的保护。否则，企业家就无法做长期打算，就不愿意再创新投资。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于投资所获得的回报，需要承担多大风险，在市场回报产生之后，财富能不能安全，自己能不能保住。 《中国慈善家》：1980年代，有以“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为代表的商人敢于冲破当时的制度环境，积极创造财富。而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很少见了。对此你的观察是什么？ 许小年：企业家还是一样的，企业家创新精神都在，这帮人都在，经济中创新的机会也都在，关键是政府发生变化了。 当年地方政府把年广久抓起来时，邓小平出面干预，他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什么都可以试”。如果不是邓小平干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成长起来都难说。这种干预使得企业家精神没有在其新生阶段就被压制和摧毁，才能通过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以保存和光大。当然，这不是一种法制保护，在当时的环境下，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不得不依靠领导人的力量。 《中国慈善家》：改革已有30多年，企业家生存的制度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哪个时代更好些？ 许小年：小平在世的时候，环境比较好，应该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制度环境都不错。不仅制度环境好，舆论环境也不错，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和讨论。 企业家要推动制度改革 《中国慈善家》：在当前的制度环境面前，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行了；也有企业家公开表示要推动变革，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你怎么看这两种声音？ 许小年：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确实是把自己的企业搞好，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要做好长期坚持下去的准备。无论企业家，还是像我这样的研究者，都无力改变政府的政策，无法左右政府的思维方向，因此，企业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这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位是什么？是要和政府、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向前走。但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所以，改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的改革，这对企业家来说是第二位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现在有人拿中国和美国对比，说美国的企业家就只关注企业而非外在的制度环境。这种对比有意义吗？ 许小年：两者背景不一样。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比较完善，他们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整个制度体系、制度保障都比较到位——毕竟它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完全像美国企业家那样不大可能。 《中国慈善家》：推动创立一个可以让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最终实现法治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是不是企业家阶层应有的责任？ 许小年：我不认为(完全)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如果不参与，制度环境就没法得到改善。 《中国慈善家》：一些人士曾期待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企业家，主动参与到改革中，成为一支改革力量。 许小年：这是一种搭便车的社会心理。持这种心态的人质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家们理应为制度环境的改善做贡献，但跟他本人没关系。这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大众心理，经济学上叫“搭便车”，就是让别人负责环境改造，自己只管生活其中。事实上，改造环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当前阶段，企业家拥有了巨大财富，有学者指出要警惕他们本身成了既得利益者，对改革形种阻力。你怎么看？ 许小年：我不这样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愿意继续推进改革。我刚才说过，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 《中国慈善家》：今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多次提出要推动改革，减少审批，这是不是一个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积极信号？ 许小年：从信号变成现实，距离还很长。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 《中国慈善家》：有人提出要重新建立类似1980年代的体制改革部门。 许小年：对，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向党中央汇报也行，向国务院汇报也行。它手里没有利益，不像现在的各个职能部门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如果让现有部门去设计改革方案，削减自己的利益，这可能吗？这就好像让你自愿同意降工资降福利，你能同意吗？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革只是信号而已，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独立的部门，而是出自利益部门，我就不相信这些改革会落到实处。
阅读更多
华盛顿 — 正当中国为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向安倍政府作出抗议，两国关系再度紧张之际，中国军方在东海展开了一个为期4天的实弹军事演习。
宁波海事局8月13号发布有关象山沿海实弹演习的通告，警告船只勿进入附近海域。通告表示，演习时间从8月15号到18号。
此外，辽宁海事局也在15号发布航行警告，指出自16号到24号的10天期间，在渤海北部海域将有军事任务执行。
与此同时，中国解放军报报道说，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已经在15号从青岛某军港解缆起航，“出海展开科研试验和训练” 。中国媒体和分析人士说，辽宁号可能参与渤海军事演习。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16号发现4艘中国海警船进入冲绳附近被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阁诸岛海域，双方相互发出警告，要求对方离开自己的领海。
阅读更多华盛顿——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前承包商雇员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泄露的一份内部审查报告显示，国家安全局曾在一年时间内违反规则达2776次，这些规则旨在保护美国国土上的美国人和其他人的通讯隐私。 这份在周四晚公布的2012年5月的审查报告显示，违规的行为大部分是由于操作员或系统错误造成的，比如在选择窃听对象时 “研究不恰当或不充足”。 违规发生次数最多的似乎是在“漫游者”身上，共有1904次，这种情况指的是手机被监听的外国人，在美国境外被监听时无需授权，但当他们进入美国国境后，继续监听则每次都需要获得单独授权。这份报告指出，这种情况在一个季度内出现高峰，可能是因为中国公民在春节放假期间来美探亲访友所致。 报告称，“漫游者事故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避免，即使对监视对象有良好的了解，即使对所监视的通讯有核查，因为监视对象的旅行活动一般不对外公布，也很难预料。” 斯诺登泄露的这份报告以及其他文件由《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发表。它们进一步揭示了国家安全局的监视活动可能给美国人的隐私所带来的侵犯、以及该机构如何处理违规行为。 斯诺登最近在俄罗斯被获准临时避难，据信他在几个月前已经把这些资料泄露给了《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还提到了一些其他问题，虽然没有公开其报道中提到的所有资料。报道指出，在2008年一起未向外国情报监视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简称FISA法院）或国会汇报的案例中，监视系统记录了“大量”从华盛顿拨出的电话，原因是一个编程错误混淆了该区的区号202与埃及的国家代码20 。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贾米勒 ·贾弗(Jameel Jaffer)说，有些违规行为比其他的更让人担忧，违规行为发生的次数之多“令人瞠目结舌”。 国家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称，其监视活动“一直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审查和监督”。 这份声明说，“当国家安全局在执行外国情报任务出现失误时，本机构会把问题向内部报告，并且报告给联邦政府的监管者，同时会把问题一追到底。” 另一份最近曝光的文件中有关于国家安全局分析员应该如何记录窃听理由的指南，这种窃听是根据FISA修正案(FISA Amendments Act)进行的，修正案允许在美国国内的通讯网上无需授权进行监听，只要对象是在境外的非美国公民。指南称，分析员应该用“一个简短句子”来描述他们作为监视对象的人，要避免具体内容，譬如他们的姓名以及其他支持材料。 指南称，“虽然我们的确要向FAA的监管者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但我们 不要 给他们提供任何额外信息。” 发表在国家安全局内部简报上的一篇短文还给一个已知的、但具体情况不明的案例提供了一些线索。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曾在2011年发现国家安全局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该短文写道，FISA法院在2011年10月3日做出了一份80页的裁决，裁决认定国家安全局对国内光纤网络传输的数据进行的某种信息收集，涉及 “多个信息往来”，但“在成文法和宪法上的理由不充足”。 国家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上述问题涉及“一个十分特殊而且极为技术性的方面， 一旦问题被发现并得到充分认识之后”，国家安全局便向FISA法院和国会进行了汇报。声明称，后来加强了对美国人的隐私保护，所以法院允许监视活动继续下去。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
阅读更多
无人认领的历史遗产 张鸣 以 1940 年 2 月，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为标志，中共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宪政运动。这场运动，在 1944 年中国军队豫湘桂大溃败之际，达到了顶峰。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造成这样的溃败，原因就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文化、教育，新闻和产业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制，实行宪政。这个运动，到抗战结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大陆史学界称之为旧政协）召开，结出了果实。 1946 年 1 月 10 日到 31 日，经过 22 天的艰苦谈判，国民党、共产党和作为第三势力的民盟，终于达成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协决议。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平等合法”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首先按三三制的比例，改组国民政府，然后实行大选，成立立宪政府，国共双方交出军队，实行军队国家化。实行地方自治，党军分治，军民分治，使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立宪的国家。 这场宪政运动，中共是当之无愧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在运动期间，中共的报纸《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宪政的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请客式的民主，全面阐释的民主宪政的意义，高调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民主的价值。将国民党内部那一股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思潮，还未成曲调，就打了回去。 1946 年初的政协决议，虽然谈判中共付出了绝大的努力，但决议却基本上体现第三方的意志。将要实行的宪政，是一个标准的欧美式宪政，属于充斥了新式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中人多年的梦想。政协决议达成之后，民盟无论左中右，均皆大欢喜。 比较起来，中共对政协决议，还是大体满意的。中共领导人，对记者表示，要到南京参加联合政府，由于南京比较热，今后可能会常住淮安。而且，中共控制的区域，部分军队开始复员，也开始着手取消军队中政工干部，为军队国家化做准备。显然，这样的一个民主党派化的决议，跟当年的中共所谓现阶段主张，差距并不大。毛泽东即使在中共七大的内部讲话中，也反复提及组织自由民主的联合政府。当年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跟 1949 年以后的提法并不相同，实际上跟孙中山的宪政观念，没有多少区别。反倒是当年的执政者国民党的右翼对政协决议非常不满，也正是右翼的强烈反弹，加上接受了大量英美战后剩余武器的刺激，使得国民党最终撕毁了政协决议，导致了内战。 虽然，今天看来，当日的国共内战，中共方面也早有准备。但是，战争的准备，只是一套方案而已。毕竟，世界大势，苏美两家都不乐见国共开战，国内则打了八年，所有人都希望休养生息。逆势而动，无论国共，都会丧失民心。中共方面毕竟属于弱势的一方，若能有和平途径，也是可以接受的。内战全面爆发之前，国共双方，谁先开衅，谁失败。上党战役、大同战役和四平战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不幸的是，国民党方面还是错估了形势，推开了全面内战的门，让大好的宪政机会，从国人的手中溜走。 1978 年以后，大陆的改革开放，虽然经济改革意味明显，但改革也意味着政治上更加开放和民主，这一点，即使执政集团最保守的成员，也无法否认。而且宪政一直也没从中共领导人的话语中消失，尽管像民主一样，前面有个“社会主义”的前缀。虽然说，中共对于 1940 年代宪政运动的政治遗产，到底如何看待，还举棋不定，但毕竟没有人公然抹掉这段历史，即使在中共权威机构出版的党史著作中，仍然会正面提及那段宪政运动。笑蜀先生十几年前，将当年宪政运动中《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发表的部分相关文章汇集起来，重新出版，遭遇封杀。但当局毕竟没有像奥威尔《 1984 》里说的那样，销毁档案，烧掉报纸，将那段历史清零。只是到了眼下，才有人公开提出，当年的宪政运动，只是一时的权益之计，是为了打败国民党使用的策略。言外之意，当年中共的所作所为，都是蒙人的，根本没打算实行。这样赤裸裸的宣示背后，是一股暗流，认为眼下只能说宪法，不能提宪政，而宪政是境内外反动势力搞垮中共的一种阴谋。这几天，原来的暗流，也流出了地面，由某些官方媒体上的文章，公开说了出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相信，中共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抛弃那段历史，把自己领导的宪政运动视为负资产加以遗弃。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等于公开说自己是一个玩阴谋的党，说过的话，可以完全不算数。对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接受这份遗产，则意味着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革。这样的改革，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都没能做到，今天的中共，可以做到吗？即使中共的最高层有这样的决心，所要克服的阻碍之大，恐怕局外人难以想象。这一步之艰难，远远超过蒋经国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犹豫动摇，才是当下大陆政治的真面目。 其实，笑蜀先生编的这本《历史的先声》，从书名到内容，实际上充满了对那时的中共的赞美和称道。之所以被视为别有用心，是因为中共还没有下决心到底认领不认领当年的那份遗产。世界两百年，中国一百年，大趋势如此，宪政不可回避，做鸵鸟，把头埋在沙里，宪政还是要来。自己做过的好事，说过的好话，不认账，只认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恐怕不智。 （“拇指博客”客户端已登陆苹果app store，百大名博，一手掌握）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