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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华去世一年了，这是个不能接受、却只得接受的事实。好朋友的意义就在于他（或她），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会很随意地跟他交流、分享一切，共同营造一个属于你他的世界，当他一旦没有了，这个世界就没了，这部分生命，也随之而去，这是人生的大不幸之一。 　　我跟高华认识20多年，是从1988年11月开始的，我们一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偶然地住到一个房间，还有大名鼎鼎的萧功秦。那时，高是南大普通的历史教师，长相清新、文雅，我是研三的学生，会议期间虽有交流，但并无深刻印象，交往还是从会后开始的。 　　1980年代，通讯还比较落后，只得写信，我记得我们偶尔通信，大多也是寒暄而已，真正的交往是1989以后，那年我出事了，将近两年没法跟他联系，不过出来就立即致信给他，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他说一直担心我，说我出事是合乎逻辑的，一副史家的冷静。 　　后来我迫于生计，下海经商，他的学问也慢慢风生水起，我们的交流更方便了，时常见面，慢慢地我开始了解高华，从相识到相知。 　　从表面上看，高华是个很普通的大学教授，治学严谨、行事小心，不大会引人注目，但高华内心的张力是惊人的，就像深水，表面平静、水下流急，不同凡响，正因为此，高华做成了一件大事，一件对历史有影响的大事，写了那本把毛泽东拉下神坛的大书。 　　关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评论已经很多了，但这本书的意义为什么那么大、影响将如何深远，还没有说清楚。如果仅仅将该书当一般的史书解读，肯定是不够的，这本书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说明了这点。 　　关于历史的学说很多，无论怎么阐述，都是要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历史本原，但这在中国却是个很困难的、风险很大的事，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中国最有名的史家司马迁不仅因此下狱还受了丧尽尊严的宫刑。几千年的帝制，中国“历史”从来就是政治的奴婢，无法独立。1949年，名义上是建立了共和国，实际内容跟帝制无甚区别，毛的权威一点不输帝王。尽管高华写这本书时，毛泽东已经去世，毛的巨幅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毛的旗帜还高高飘扬着，在这个时候写毛的历史，改变已有的叙述，还是有着巨大的风险的。但高华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高华写这本书，面临的困难不仅是有政治风险，史料本身的困难也是巨大的，他只是个普通的大学老师，这个领域的很多史料都是禁区，他无法进入，没有一手的史料，如何做历史研究，何况是如此重大的题材，稍有差池，前面就是万丈深渊。高华自己说他做的工作是“历史考古学”，道尽了他的辛酸。尽管活在当代，写的也差不多是当代史，但干的是考古的话儿！可以说，这是高华的创举。 　　高华通过几十年的用心搜求，积累了很多这一时期的历史“碎片”，然后用了将近十年的拼接，修复了中国当代史最大的一个作品，恢复了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可以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最大工程，但却是高华一人完成了，无论给以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的最大神话，对当代中国历史影响之巨，无人能比，不能厘清毛泽东这一宏大叙事的真实面目，就无法知道真实的过去和现在，也无法知道未来中国该如何走。高华用他一生的心血完成了这个使命。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有了宪法和议会，随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的变化，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更是将国家引向文明高地，一时间，中国社会展现出现代国家的勃勃生机，为什么这个现代化的进程嘎然而止，又回到帝制的怀抱呢。日本人和毛泽东是两个最大的因素。 　　关于日本人，大家似乎都很清楚，日本的入侵，中断了民国政府用心建设国家的进程，这只是表面的伤害；正是日本人的入侵，给了毛泽东成长的空间，毛有枭雄特质，任何一点空间都会被他充分利用，何况是八年抗战，民国政府穷尽所有力量抗敌，无暇他顾，因此成就了毛的一代枭雄。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日本人只不过是外因，也只是暂时的影响，毛的影响才是持久的、深远的。 　　毛泽东是一代枭雄，他的文韬武略都是不同凡响的。高华的《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一书，勾画了毛泽东成功的一个侧面，所谓文韬。毛不同于一般帝王的地方，就是文武两手作战，两手都很强，光是战事上的成功，不足以彻底地征服人心，毛需要的是彻底的征服！ 　　毛虽只是一个师范生，但他心胸万丈，他要横扫党内外所有文人和不服的同僚，登上权力和思想的顶峰。延安整风是他的杰作，文化大革命是他的鸿篇巨制，毛做到了，毛成功了，但无数仁人志士失败了，中国也失败了，这是20世纪中国的最大悲剧。 　　高华的书完整地展现了毛如何步步为营、抽丝剥茧、将其党内外的对手横扫马下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是充满血腥气的，是赤裸裸的阴谋和权力，是披着革命外衣的更为残酷的权斗！ 　　高华很好地回答了过去的毛泽东是什么样子的，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和辛亥以来的新传统，为什么都被毛消灭了。毛的武器就是彻底的洗脑和肉体消灭，在革命话语的掩护下，将政治变成一架绞肉机，用赤裸裸的恐惧将一切异见消灭，将自己送上独裁的巅峰。 　　毛的整风运动就是彻底洗脑，用毛的意志统一他人意志，延安整风完成了毛的蜕变，使之成为党的精神领袖和绝对的军事统帅，使他获得了跟蒋介石一较高下的本钱。 　　延安整风运动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正是这个运动形成了新的所谓革命文化，将优秀的民族传统和五四后传入的新文化，荡涤一空，使中国人固有的温文尔雅变成虚伪、凶猛的政治怪物，毛彻底将国家带上了邪路，与文明背道而驰的邪路。 　　高华用他毕生的心血，完成了一个史家的伟大使命，替中国回答了一个大难题：毛泽东这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中国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他的过早离去，让我们无尽悲伤，不过，如有在天之灵，他将是幸福的，因为朋友会一直怀念他、中国历史也会记住他，他是个要面子的人，这个面子应该是最大的吧。

高效、即时，微博、人人等社交媒体本是民众畅所欲言，扩散前沿思潮，监督新闻事件的绝佳平台。然而在政府监 控的大手中，这些社交媒体，是否会在政府的胡萝卜和大棒政策下，渐渐沦为政府的官方发言人？通过对中国社交媒体门户网站的长期跟踪调查，瑞士国际事务机构 的Johan Lagerkvist教授得出结论：中国社交媒体和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博弈关系。 作者：一琳 利益不一致导致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 Lagerkvist教授指出，从某个层面上，新浪和腾讯等媒体，已经变成政府监管大众舆论的代理。他根据著名的代理问题（Principal- agent problem）原理指出，授权方（政府）和代理方（社交媒体）均为自利者，所追求目标的不一致势必导致利益的冲突和权益的抗衡。 作为媒体机构，媒体公司追求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以吸引用户为目的；政府以监控网络言论，封锁不利于国家治理的信息，以及维稳为目的。在政府监管政策 的桎梏中，新浪和腾讯等媒体需要机智地对网民的言论做出过滤和筛选，才能有效保障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中国社交媒体和政府监管之间一场微妙的博弈。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1990年代始，基于广泛监管民众舆论的高成本以及政府亲自运营的低效率，政府把监管民众舆论的权利部分移交给新浪和腾讯等新媒体。这种放权行为看似是政府放宽媒体管制的宣言，实际上以紧密的政府监控行为作为基础。 Lagerkvist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在私有媒体企业的管理上奉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隐形的奖惩机制时刻影响并制约着这些新型媒体公司的策略和发 展。对于坚定实施贯彻其政策的”红色”企业，政府往往用优惠化政策作为回报；对于”方针,决策存在失误”的企业，政府趋于用政策壁垒对其进行制约。 在眼下中国政权交接之际，新闻审查和相应的奖惩措施更加严格。对于政府的这些做法，新浪和腾讯等媒体公司的领导和发言人在公众场合普遍选择沉默和不予置 评。 实名制浪潮：声势渐微的一场表演？ 为了配合政府加强网络监管力度和维护网络安全的号召，北京市于2011年12月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属地在北京市的互联网网站上， 其微博新老用户必须实名认证，才能发言和转发。在这个历史性变革的清晨，彻底实施实名制的复杂性和其可能引发的结果招来多方质疑。为配合政策需要，即使面 对着粉丝锐减，用户大规模退出，微博营销失效等风险，新浪还是无奈宣布将推行实名制。此举使新浪的股份一度跌幅达11%。 撇开所谓出于网络安全问题的考量，微博实名制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一部分互联网精英，即教育程度较高，对个人信息和言论自由敏感的用户，对实名认证 存在抵触心理。由此丧失具有前瞻性和批判性的精彩言论；微博实名制，使得政府拥有了更加便利的管理工具，将微博即时、高效、匿名的传播形式粉碎，转化为受 约束、受监视的偏官方媒体；网络的匿名监督对特权制约起很大的作用，在实名制下用户不能保证自己有一天不成为因举报而遭人打击报复的牺牲品；对于新浪本身 来说，彻底施行实名制将造成用户的大量流失。 众多弊端加之实施的复杂性，导致这场实名制浪潮从声势渐微直至最后的不了了之，不难使人联想到2009年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失败的推广经历。 新媒体革命中的摸索前行 近年来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良莠不齐的网民素质，偏颇的理解和情绪的病毒式传播确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可循的章法。面对过度的新闻审查和网络监管 力度时，中国的媒体和民众往往用国情来安抚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新闻审查在哪个国家都有。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控制社交媒体就无法有效维护社会的安 定。” Lagerkvist教授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年轻的受众已经从过去的全盘接受并容忍过滤后的信息，到现在用理智的情绪接受一个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新 闻审查和监控机制。新媒体追求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在短期内不会给政府造成巨大的挑战，关注的重心应该是如何解决由追求的利益不同而产生的代理问题。 如何找到网络监管和公民言论自由权、隐私权的平衡点，保证政府监管和干预不过度，不越权，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永恒命题。社交媒体的爆炸式普及，对公众舆论力量的有效推进，和政府监管的微妙博弈，一切都在这场新媒体的革命中摸索着前进。

前段时间，音乐人高晓松在微博上称歌曲审查制度空前严格，大电视台播出的歌曲不能出现“死”字，于是某选秀节目里选手要唱《死了都要爱》也都被毙。而文化部自然也在意料中的回复这传言不实，并非绝对。既然不是绝对，那就证明这样的审核是的确存在的。不过，歌曲和电影、文学一样有审核，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究竟这审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起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相关部门对于意识形态控制得非常紧密，书籍、音乐和电影这三种最为群众所接受的艺术形式更是首当其冲，被管得服服帖帖，这其中按照严厉程度分级，最轻的是书籍，基本上只要你有足够的智慧，把某些“反动思想”含蓄的隐藏在几十万字的书籍里，审核是容易过的；而最严重的是电影，有暴露不行，有政治不行，有血腥不行……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去年某部电影送审，是一部非常“干净”的喜剧片，片方满心认为这样的电影审核很容易过，没想到审核部门看完之后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自己说说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吧！好家伙，这下可难坏了片方，战战兢兢的写了一大篇的修改意见递交上去，审核部门看完，又回了一句：就按你们说的改。朋友只能苦笑：这是叫我们自阉啊！ 至于夹在中间的音乐，就有点时紧时松的感觉。要说低俗下流，“那一夜，我伤害了你”这样的“网络神曲”照样遍布大街，但陈奕迅要唱一首名为《低等动物》的歌就不会让你通过，即便黄伟文的歌词文雅的写“热吻间勾起的想象，爱情其实是这样，留住你，是要为身体着想”，也会被判低俗；要说政治敏感，当年侯德健唱《龙的传人》全国皆知，后来他被驱逐处境，这歌也顺理成章的被封，但后来王力宏翻唱过来，这首歌却悄然解禁，重新出现在大街小巷。 甚至还有更离谱的事情——陈奕迅一首名为《一夜销魂》的歌曲，在内地审核之后愣是被改成了《海誓山盟》。于是一首讲一夜情的歌曲变成了深情款款的海誓山盟，连整首歌的意思都已经完全改变了。这样的改动，对歌曲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不过，为了能让歌曲成功的进入内地这个大金库，唱片公司也只好忍气吞声了。于是，内地引进版的唱片被删歌、改歌名、改歌词，似乎大家也都能忍耐下去。 不过，有时候内地唱片里被删歌，倒不一定是审核的原因。港台版的唱片一般售价在100元左右，而内地引进版则是30元左右。在比港台版低三倍的情形下，为了防止价格低廉的内地版对港台市场进行冲击，有时候唱片公司就会选择将内地版缩水推出，例如精简包装和歌词本、删歌都是基于这个前提下的策略。而唱片公司也深知这样做会被歌迷痛骂，反正对于歌迷而言，只要删歌，下意识的就会将枪口对准审核部门，于是就干脆搬出了审核这面大旗，将真实的原因遮遮掩掩的藏了起来。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啼笑皆非的原因，使得歌曲无法在大陆播放。例如前年有一个香港独立乐队的专辑要在大陆推出，在某大型歌曲网站上线的时候，按照网站的要求，必须备份所有词曲作者的身份证，但是该专辑主打歌的作词人是位非常低调的“隐士”，连踪迹都难寻，更别提找他要证件了。于是乎，就这样，主打歌在内地版唱片里就被悄然删掉…… 总之，在目前内地唱片业一片混乱的情形下，再加上审查制度的不透明，像高晓松所说连个“死”字都不能出现的情况，即便不是普遍现象，但也一定会时不时的在某些地区某些时间里发生。Beyond反思中国历史的《长城》仅仅是因为歌曲里讲长城形容为“破墙”，当年被某位领导听后大为不悦，于是被禁到如今；而像这种因为某人的一句话就死于审查大刀下的亡魂，历年来简直是多不胜数。 歌曲该不该有审查？这是必然的，毕竟这种文化载体在流行文化里的力量不可低估，德国就曾经将一支宣扬纳粹主义的乐队的歌曲给禁掉；但是这是一种明显踩过界、完全违背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被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像内地这种不能死、不能有鬼、不能一夜销魂的被禁，就显得有些啼笑皆非了。最关键的一点是，在相关的文化审查里，只有模糊的“色情、反动、暴力”这类的字眼，没有详细的指明什么样的歌算是色情，什么样的歌算是反动、暴力……于是，你会发现，只要你想禁，至少市面上有一半的歌都能套进这些字眼当中，甚至，连我们的国歌都很显然的在宣扬暴力…… 如今国内的音乐市场规模愈发增大，各种拼盘商演全年上千场，大大小小的音乐节也达到了三位数，像“中国好声音”这样的音乐选秀节目更是打破了收视记录，更能说明人民群众对于听歌这件事的热衷程度。而在如此市场如此庞大、群众基础如此广泛的这么一块蛋糕上，切蛋糕的那把刀究竟长什么样，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形状。审核部门就好比拿到的厨师，按照他们的那喜怒无常的心态，今天上一把剔骨刀将蛋糕斩得七零八落，明天又是一把水果刀切得整整齐齐，这样端着盘子等着吃蛋糕的众人也只能祈求自己运气好，分到盘子里的那块蛋糕撞到好运气，能让自己吃得舒舒服服，安安稳稳。 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没有相关的条文可供遵守，每位制作歌曲的音乐人和唱片公司要用一种“揣测圣上”的心态去小心翼翼的送审歌曲，再加上唱片公司的助纣为虐与不思进取，于是就造就了目前国内音乐市场这种普遍存在、大家又都默认了的怪现状。于是乎，我们又怎能难保“死了都要爱”变成“作古了也要爱”这样的黑色幽默，某一天真的会发生在你我身边呢！ 来源：公元1874 链接：http://i.mtime.com/ad1874/blog/7514760/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34871/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一些歌曲审查的小故事 发布时间：2012/12/20, 11:02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真实版的北京爱情故事 唱歌就唱歌，你编什么故事嘛 莫言瑞典演讲《讲故事的人》 11名作家对言论审查的绝妙评论 视频：月饼的故事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NBA总决赛你不知道的故事 (@fun4hi) 唱给生命中女生的歌，最佳表白歌曲 (@fun4hi) 原来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fun4hi) 内涵鬼故事~晚安亲 (@fun4hi) 女生讲恐怖故事，真的很吓人啊 (@fun4hi) 无觅

另一面专题：日本世袭政治的前世今生  导语： 日本大选结束后，央视用《名侦探柯南》中的片段，借用剧中人物灰原哀的话“政治家的儿子还是政治家”来讽刺日本世袭政治。其实，日本的世袭政治有其历史因素，而且也并没那么糟。  政治世袭有历史原因 在日本，政治家进入政坛，会培养子女走上政治道路，如日本 前首相福田纠夫 培养儿子 福田康夫步入政坛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家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家族观念、家族传统影响深远。作为生活共同体，家以家业为中心、以家产为基础、以家名为象征，以直系的纵式延伸为原则。重视家业继承和技能传承这一传统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虽然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废除了贵族特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流展千年的家族观念、家族传统已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人们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密不可分。 在日本，家族的组织和统合是通过基于孝的伦理形成的家长的权力和权威实现的,这种模式扩展的国家就形成了忠的伦理基础,“忠孝一体”的家族国家体制下, 政治家一旦进入政坛, 就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培养子女走上政治道路, 通常会聘用自己的子女出任自己的秘书，让他们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积累经验, 扩大交际。例如，前首相福田纠夫就让福田康夫担任自己的秘书, 言传身教, 后者继承了父亲的政治事业。 家族政治始于1890年， 自1946年以后,选区在几十年内保持了相对稳定,地方实力人物得以积聚其力量 家族政治的开端，始于1890年。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届帝国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其中贵族院多由世袭的皇族和华族组成。同时，天皇指定了37名华族为世袭议员, 成为世袭政治的开端。二战后, 美国占领日本，推行民主改革, 家族议员寥寥无几。60年代后,年迈政治家陆续辞世, 由其子嗣继承议员的现象才逐渐增加起来。 而且在日本的选举制度下，政党要在众议院占过半数议席,就必须保证每个选区有两名以上候选人当选。同一政党候选人之间就必须展开竞争,保证在一个选区不产生一人独揽的局面。在这种选举制度下,自民党采取“候选人本位”的选举战略,即以候选人个人为中心,组建个人后援会。后援会议员由自己出资建立,当家族的领袖年迈退休时, 就会授意强大的议员“后援会”在自己的固定地区形成别人无法抗衡的势力范围,将自己的政治遗产顺利交接给家族后代。自1946年以后,选区在几十年内保持了相对稳定, 使得一些地方实力人物得以积聚其力量,苦心经营,为他们对议员职务实行家族式的垄断创造了条件。 派阀的领导者为增强自己影响力,自己的家族成员拉入自己的派阀，推动家族政治形成 政党派阀对日本政治的影响，也是推动世袭政治形成的重要原因。日本的集团的产生有深远的历史根源,日本是一个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组成的社会,这个中心的核心是家族,从家族扩散出来的各种社会集团。派阀作为集团的一种形式, 是在集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讲究忠诚。派阀的领导者为了增强自己派阀的影响力, 不得不扩大派阀的实力, 这就要求派阀吸收国会议员,并且这些议员是值得信任的, 最好的办法是把自己的家族成员拉入自己的派阀。 世袭政治并非一无是处 世袭议员熟悉政界内部运作程序，继承长辈遗留的政治资本，比平民政治家具有优势  日本的“世袭”，有别于传统意义上日本封建社会以及近代贵族院议员的特权、身份等级的世袭，而是指接替三代以内亲属的位置并借助其影响或力量而当选为国会议员或地方议员的政治家。 世家政治的合理性就在于，政治世家的后代们，从小耳闻目染，对政治职业有了精深的理解，又熟悉政界的内部运作程序，其政治感觉和政治经验肯定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步入仕途后，继承了长辈留给自己的丰厚政治资本, 把参加政治活动看作是忠于国家的行为, 因此相对于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具有明显的优势。 以小泉纯一郎为例，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国会议员，虽然三代世袭，任内力主国内改革。在国民广泛支持下，安坐首相之位５年多。不当首相后，在舆论的“首相适任者榜”上还一直居首位。 世袭议员继承长辈的政治资本,在其观点和主张上与同父辈保持一致，有利于政党内部政策纲领稳定 政客的子女也有选择从政的权利，否则就因家庭出身剥夺了其从政的自由。政治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政治家具有一种十分复杂的运作技巧，政治需要非凡的智慧。这一切都不是平民百姓可以在中年之前明了的事情；由于政治背后的故事十分复杂，远离政治的人们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将故事的线索弄清楚。 许多年轻人也是在光耀门楣的思想教育中继承长辈遗产，立志进入政坛。世袭议员中,在他们被送进议会的同时, 也就接受了本系统内的各种利害关系, 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和行为方式。世袭议员很少摆脱父辈所属的派阀, 甚至在观点和主张上也同父辈如出一辙。世袭议员的大量存在有利于政党内部政策纲领的继承和稳定。 日本民众也并不那么反感 在日本，政治资产可以传承， 当政治人物去世后，多数支持者将把信赖转移给其政治继承人 此外，政治家也是一种职业，政治能力的历练和政治资源的积累是其多年辛苦努力的结果。日本人认为，同家业继承和技能传承一样，政治资产同样需要传承，只是继承的方式不同于其他行业而已。日本社会整体上对于世袭政治家是宽容的，日本国民对精英政治有着某种程度的认同，对于三代、四代世袭也是认可的，一些农村地区，更加认可精英政治。 在日本的选民中，在集团主义和家族制度的影响下，“忠孝思想”和“恩情主义”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知恩图报”的传统心理常常转化成为对家族继承人的支持和信任。著名日本问题学者赖肖尔在《当今日本人》一书中指出，当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去世以后，多数支持者将把这种信赖转移给他的政治继承人。作为回报，支持者希望当选者为该地区带来好处，例如在建立学校、桥梁、铁路等等方面给予照顾。一旦得到某一位政治家的关照，成为其支持者，日本国民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忠诚心”和“报恩意识”，长久支持这个政治家或其后继者，一般不会改换门庭。         世袭政治限制变得严格 2009年，民主党把禁止或者限制世袭议员正式列入竞选公约，鸠山由纪夫不能在长辈工作过的小选区竞选 2009年4月，日本民主党干事长鸠山由纪夫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诺: 民主党将把禁止或者限制世袭议员正式列入竞选公约。根据这项新党规, 现任国会议员在退休或者亡故后,其三亲范围内的亲属(兄妹、子女、孙)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在该议员当选选区继续竞选。而该议员在任职期间设置的政治资金管理组织及相关的政治组织,其三亲均不得继承。 作为民主党党首顺利当选日本首相的鸠山由纪夫同样出身日本著名的政治世家。其曾祖父鸠山和夫曾任日本众议院议长,祖父鸠山一郎曾任日本首相,父亲曾任日本外相,比安倍晋三的政治家族史更为显赫。根据民主党党规，鸠山由纪夫不能继承其父过去在东京都的传统选区,也不能在北海道家乡的选区参与竞选,只能在北海道的其他选区参选。 自民党也表示要采取限制措施来减少世袭议员的数量，并承诺在今年第46届大选中实施 在2009年，为了最大限度地迎合选民获取选票，世袭议员人数最多的日本自民党也同样态度积极，高调表示要采取诸如限制世袭议员参选、禁止继承资金管理团体等措施来减少世袭议员的数量，以顺应民众的呼声，应对空前严峻的选情。对于这种限制世袭议员的措施，民主党从2009年的众院选举开始实行，自民党也承诺从众议院第46届大选开始实施类似限制。 结语： 在日本，政治资产可以传承，世袭议员政治上具有优势，社会整体较为宽容，政治人物去世后，多数支持者会把信赖转移给其政治继承人。 （出品：网易另一面，编辑：袁晓彬） 详细

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数十年宣传工具式的播报风格引发了大量的批评。近日网络出现了抵制《新闻联播》的行动，北京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丁海洋星期二在微博中表示“自今日起，我，微博实名发起抵制新闻联播运动，征集十万人，相信我们会赢，相信我们能创造历史，因为我们有理想！” 厦门市博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甫弘也在微博中说：抵制新闻联播的理由：花纳税人的钱，不为纳税人发声；不反映民意，却一味愚民；不客观，只有党观。 丁海洋律师周二早上在新浪微博发起关于新闻联播收视率的投票，截至发稿时，共有740名普通微博用户参与，其中选择基本不看的占了51.1%；表示几年不看的有23.6%；偶尔看看有22.3%；天天看的只有3%。 本台记者周二致电丁海洋律师，但他表示不愿接受外媒的采访：我不敢评论，我不敢接受你采访。 央视报道避重就轻 近日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伤害儿童事件，央视却用几个小时的时间详细报道美国枪击儿童事件，探究深层原因，并提出整改办法等；而对于发生在河南的砍伤儿童事件却只有少量的报道。 一位曾从事少儿频道电视节目工作的高先生，周二告诉本台记者，新闻联播偏向性的选择报道反而引起反效果：他们就是属于那种高端黑(过分强调一件事的好处使人联想到该事反面的行为），利用一切的可能去表达一些东西，你看他们利用美国的枪击儿童案，很多公众也会看到美国政府是怎么处理的，也会和中国政府处理自己案件的方式进行对比。 网民老夫子_Blade在微博说：微博时代，新闻联播是虚伪呆板的典范，那些几十年不变的空话套话成了大众揶揄对象，“感谢政府”成了一句著名的讽刺语。人们开始对红色文化做深刻而痛苦的反思，有些人开始有意识地抵制“解放”“建国”等词…这些都可视为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觉醒。 《新闻联播》是央视新闻类节目，从1978年开始每天一集的播放，之后发展成全国各地方台在晚间七点都要同时转播，在国外落地的频道也都有不同时段进行播出。他们的节目宗旨就是“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 浙江媒体人昝爱宗告诉本台记者：我觉得新闻联播就是政府的洗脑宣传工具，每天只说好的不说坏的，要么就是会议新闻，还有数钱新闻，电视上经常播出老百姓数钱的画面，比如中国经济增长了、老百姓的收入增高了等等。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报道贫富差距那么大，两极分化，郑州街头有流浪汉被冻死的事件，这些事从来都不报道。他们说的从来都是空话和谎言，我希望他们这个节目可以早日停掉。大家都不爱看，一到七点大家都关掉电视。这电视没法改进，因为这是中宣部给国家领导人看的，他们每天都盯着电视看有没有出现他自己今天的活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