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推荐

看到一个媒体公布的结果，说是李嘉诚在企业家形象调查里面排名第一。我不太清楚这个调查是如何进行获取结果的。实际上，李嘉诚固然是合法经营，却绝对不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奋斗的偶像。在我看来，李并非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力量。而李的财富模式可以讲是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阻力。李经营过很多行业，做实业起家，而真正发大却靠着在香港这样一个特殊的城市搞房地产。现在的李的主业不是房地产，但是不容否认，李的财富模式就是结合有稳定收入的行业，如港口，贸易，超市，连锁卖场之类，获取稳定现金流，并用以资本投机，特别是大宗不动产。这个模式被很多内地的财团借鉴。 　　 近年来，中国内地涌现出很多年轻富豪。这些富豪，大多数都借助地产和房价的狂风，一跃而起，成为新一代财富拥有者。根据福布斯统计，中国70多万千万富翁中，90％和房地产相关，并且财富聚集，只在短短的数年。这样的社会财富分配让人恐惧。而这些新兴富豪的财富经营理念，大多在借鉴李嘉诚。这让人震惊。 　 李嘉诚的财富模式，需要和政府意愿结合才能顺利实行。而当前政府希望迅速拉动GDP，合法的从银行拿钱。地产，以及拉高地产价格，是捷径中的捷径。走捷径自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当全社会都在借鉴李嘉诚的时候，是有极大危害的，因为这种模式下的财富的增值和新生产力无关，全靠经营城市，周期性投机，炒地炒房，并且不断炒高生活成本，对内压榨普通居民。其他的知识几乎不需要。全面追求这样的投机财富，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最为粗放和无效的，在换来GDP数字的同时，加剧社会矛盾和分配不公，普通人生活水准甚至会下降。这一点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发展绝不相同。当代社会正常的发展是创造力充分竞争，知识财富主导的。有专家说中国在日本化，其实错了，中国远远不如日本。日本除了搞几个财阀，也搞技术立国。以中国的生产力和科技应用水平，距离日本化还差的太远。而日本的分配制度是发达国家中最为公平和平均的，能够保障大部分人普遍过得不错。 最近，香港一本名叫《地产霸权》书籍开始热销起来，《地产霸权》一书作者潘慧娴，她是香港新鸿基地产创办人郭得胜的前女助理，后来加入嘉里建设负责土地和物业的评估及收购。简单来讲，《地产霸权》书中内容其实就是讲香港已经被几个大地产商家族所垄断的客观事实，甚至于就连原本正常的政经关系也已被彻底改变。因此，表面上所谓高度自由的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其背后实质却是高度垄断之下合理、合法、合情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所以，现在香港之所以也开始出现仇富心态、愤青一簇以及原来香港精神的完全丧失，这其实也跟建立在大地产商垄断香港土地资源，房地产投机造成的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密切相关。 而投机本身不能创造财富，不过是透支和掠夺全体劳动者的未来收入。这种模式发挥的效果越大，普通劳动者生活的就越痛苦，特别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总结一下李嘉诚财富模式的危害。第一：社会以地产财阀扩张结合政府意愿为主宰，对内剥削为主，扭曲了整个社会形态和文化价值体系，财富要靠投机，勤劳不能致富。第二：社会经济活动以大宗不动产投机为主体，压制了其他一切行业的创造力。全社会为几个巨阀打工。其他所有行业的利润被脱去一层皮。第三：剥夺了普通人住普通房子的权力，残酷剥削年轻人，使得年轻人普遍买不起房，结不起婚，无法过上安定的生活。第四：更深远的，加速改变了人口结构。实现李嘉诚财富，香港模式的地方，人口出生率一定不足以维持人口自然更替。香港现在每年有7万名小孩出生，其中一半来自大陆内地落地生。香港土著每年只出生3万多名小孩。不知道各位是否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以公认的人口负增长，出生率低的日本来相比，按照日本的出生率，香港本土700万土著每年也应当出生7万名以上的小孩。换句话说，香港的实际出生率只有衰亡中的日本的一半，这个城市要绝种！这就是为什么弹丸之地的香港不得不支持落地居民证的原因。如此之低的生育率，和香港高昂的地价和生活成本直接相关。普通人的要求，不过是一间房，一张安息的床，但是却要为这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为地产财阀打工半辈子，以至于失去了生育权。全体居民如此昂贵的代价，养出了几个世袭的地产富豪！只有他们几个玩得起，房价地价始终掌控在平均收入水平难以企及的高度，其他人都要出局，保证了广大居民世世代代都要为他们打工。任何其他新兴行业由于起始资本的限制，失去了在这个城市发展壮大的可能。这个城市只有期待移民带来新鲜血液，自身在一堆昂贵的钢筋混凝土中渐渐衰朽。整个社会都在渐渐消亡，失去活力。这就是殖民地时期形成并沿用的香港模式，是权贵资本主义中最差的一种形式。华人社会的首富是李嘉诚，而不是比尔盖茨式的新兴富豪，这个社会是不会有什么前途和希望的。 现在，全中国都在这么搞，这是中华民族在自我毁灭，相关领导要承担历史责任。那些作俑且执迷不悟的领导，注定要在历史上遗臭万年。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唯一幸运的延续五千年的民族，凭借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穿越了无数苦难，艰难的走到现在。如果像现在这样，在全国推开地产财富模式，效果是在短短数十年内民族自戕，生育率急剧降低，断子绝孙。如果生育率不提高的话，未来十年内，中国将开始每年人口净减千万以上。请看我之前的博文分析。 而地方政府还在拼命拉高房价地价，并且是全国性的。看起来中国的生育率有进一步减低的可能。因为年轻人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属于自己的居所。到老了成为既得利益阶层了，反而不希望房价下降了。这样，只需持续大约30－50年，一个人的寿命以内，中华民族将完全进入衰落期，以不到2亿年轻人养活6－8亿老人，这个国家要进入死亡的沉静。而可以预料，那时所有发达国家都会放开移民政策，年轻人会大批的流向生活条件更好，资源更丰富的国家。年轻人跑了，会留下一大群老头守着永远不能变现的不动产，彼此照顾，身体好的老人照顾身体不好的老人，因为年轻护士都找不到了。这就是用房地产经济模式发展的中国的未来世界。 反思房地产投机以及这些地产巨阀的危害，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必须在制度上杜绝任何地产投机获利的可能。比如借鉴美国，德国的成熟房地产交易制度，在持有税之外，多套房产投机交易要交纳50％以上的交易税，保证了囤房囤地不可能致富，根本不可能靠地产投机成为数一数二的富翁。而社会财富要靠发掘生产力而来。这才是健康的社会发展道路。对于那些带来新生产力的财团，政府要大力支持，而对于那些投机为主的财阀，政府应当课以重税，限制发展。财产税和遗产税必须开始征收，确保这些投机巨阀不能连续做大。这是保障社会基本公平，维持社会基本活力的必要前提。 必须批判李嘉诚的财富模式，抛弃罪恶的土地GDP，还土地以正常的使用价值。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得以顺利延续的必要条件。

　　 这篇文章的作者周舵是位老熟人。关于他的最有意思的一个传言是：我的导师费孝通生前曾拟过一本书的标题，叫做《从胡适到周舵》。如果属实，那在费老心目中，周的地位可真够高的。能得到费老如此器重的人不会没点真东西的。没怎么见过他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很好，我很喜欢，所以转发一下。 　　中共18大闭幕了，评点18大自然成了热点话题。除了习近平就职后见记者那篇讲话颇受好评外，民间对18大的评价，负面的占了绝对优势，和官方的宣传形成鲜明对比。“政改无望”、“言论自由免谈”成了民间舆论的“主旋律”，悲观情绪笼罩四野，一片愁云惨雾。但是，国外权威调查机构皮尤中心近年的“各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调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却遥遥领先，超过83%。根据本人的有限资讯，也证实了农民近年对政府的满意度确实大幅提升。这两方面之间的巨大差距应该如何解释？独立知识分子的看法，通常都会归因于皮尤中心的调查方法不科学。笔者忝为社会科学学者，却不敢轻下断言。轻信一己的判断，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大忌。 　　比较合理的解释似乎是，我们从网民和自己身边亲朋看到的，仅仅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情绪，远不能代表普遍民意。从薄熙来以极左民粹手法获取到的广大民意支持度来看，应该也可以印证以上判断。 　　作家梁晓声有一个观点很有趣，他说，他眼里有三个中国：官方数字里的，网络上的，和身边人的。我认为还有第四个，海外舆论里的。这四个中国总是在打架，弄得大家一头雾水。我的意见是，把第一和第四个中国加起来除以2，或者把第二和第三个加起来除以2，大概就比较接近真相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满意度高，绝不意味着执政党就可以高忱无忧。恰恰相反，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政权最严重的危机，不是来自广大民众的不满，而是源于各界精英的背离。民众推翻政府的大规模反叛，也都是在精英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下，才有可能成功。列宁对此要比马克思那个在书斋里用黑格尔哲学凭空构造理论的书呆子清醒得多，现实得多，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先进阶级意识”这回事，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是要靠他们这一小撮“职业革命家”从外面“灌输”进去的。1989“风波”之后，对中共政权合法性基础最严重的侵蚀，就是各界精英–包括体制内精英–的离心离德。虽然二十多年来政府对精英阶层用经济利益刻意加以收买，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但是，恰恰是精英当中最优秀，社会关怀最热切，参政意识最强烈的那一部分，对这种手法不但不领情，反而对执政党更加鄙视。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政权更多了一层疏离和对立的理由；而到了政权的危机时刻，正是这些人的道德感召力、领袖群伦的组织动员力，才是颠覆政权的能量最大的。虽然“三个代表”对中共至今还在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正，试图赢取企业界精英的认同，但是，这套极左民粹的思想理论是和知识精英、企业精英从根本上敌对的，导致中共这个至今仍然自称代表工人农民，坚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党不但历来和精英阶层搞不好关系，更导致决策高层治国理念自相矛盾、一团混乱，严重阻碍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21世纪的高科技信息社会，工人农民不但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人口比例也不可挽回地要变成少数；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更是和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和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一个宣称代表工人农民、坚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戾气深重的党，怎么可能有前途？ 　　中外媒体各种关于中共高层人事和未来走向的揣测，由于中共政治决策的极度不透明，其实都没有多少意义。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中国的未来更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现在就断言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启动，实在没有价值。我倒是宁愿试试用医生的眼光，通过观察18大的会场，来猜一猜执政党患了什么病。我的初步结论是：高层领导患了脑梗塞。 　　先引中央党校校报《学习时报》一篇文章“重新学习开会”的要点如下： 　　什么是开会？开会的目的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是没有等级的研讨平台；开会就是要每个参与者都能各抒己见。眼下许多会议走了样子，没有了集思广益的讨论，变成了一言堂；没有了凝聚共识，变成了权威发布；没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众星捧月；本该研究问题的会议演变成了“官云亦云”、“权云亦云”、“会云亦云”，上级开会下级层层开会“落实”，会来会去，会议成灾，不仅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更严重的是损害政府形象和与民众的关系，成为误事的根源和批评的焦点。等等，等等。 　　–猜一猜，这是哪天的文章？一定是18大闭幕以后的吧？因为，这里批评的一切，和我们看到的18大会场的景象，简直是丝丝入扣、契合无间啊！ 　　当然，这是胡猜，党校的校报，哪有这个胆子！文章是今年9月17号发表的，指责的自然也都是“基层会议”的弊端。 　　18大的开会方式不但和文章所言举世公认的“什么是开会”截然相反，充分说明被轰轰烈烈宣传的“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本不是开会；或者说，这会根本就没有开的必要–把最高层内定的人选发个通知告知全党不就完事了？更要命的是，18大会场的气氛，一片死气沉沉，没有表现出一点生机和活力，无聊沉闷到了极点，不要说和民主国家比，就连毛泽东时代，乃至中共13大，中共高层的会议也从来不是这副摸样。 　　这就足以说明，当下中国的种种弊端，特别是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见记者的讲话里指出的“许多严峻挑战”、“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中，“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根源显然不在“基层组织涣散”，不在“中层肠梗阻”，根子就在最高层，就在最高层的“脑梗塞”！然后，这个老年病，这个五十年代“一边倒”从苏联“照搬”来的“斯大林氏症”，上行下效，从最高层一路传染，祸及全党全国；不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就连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教育，全都是中共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统编教材规定的“标准答案”对老师“一言堂”“权威发布”，然后老师对学生“一言堂”“权威发布”，完全是机械制造厂制造机械零件的办法，不但和“创新性思维”绝缘，而且正好是对创新性思维的绝杀。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来创新型人才，答案还需多问吗？ 　　笔者在清华附中就读多年，曾亲耳聆听当年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阐述他的教育理念。他说，我们清华大学要培养的人才就是两条，第一听话，听党的话；第二出活，把党交给的活干好。毫不含糊，就是四个字：驯服工具。说难听点，就是好奴才。真是振聋发聩啊！难怪那位著名的红二代女导演胡玫钟情于清宫辫子戏，对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最杰出的代表雍正皇帝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种“光荣传统”养育出薄熙来、王立军式的大大小小无视法律、任意胡为的专制魔王，还有什么好奇怪的？ 　　就这幅摸样，还幻想当世界老大？ 　　幸亏当年邓小平力排众议，定下“废除职务终身制”的规矩，不然的话……嘿，不然会如何，诸位自己填空吧。 　　执政党决策层治国理念、思想理论的老化、僵化，和各界精英越来越疏离，和社会进步的步伐越来越脱节，这才是现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最严峻的挑战！ 　　新一代领导人能不能解决这个严重问题？也许能吧。根据呢？–不是还有领导职务任期制么！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曾有名言说，理论的进步多半不是因为信奉旧理论的人们转变了思想，接受了新理论，是因为旧的一代死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 　　仅此而已。 　　周舵 2012/11/18  

中共十八大之前以及开会期间，大概是预料到会后不久就要对薄熙来案件进行审判，海内外的签名信、公开信活动不绝。署名“老共产党员”的有之，以“左派、中间派、自由派人士”为名的也有。据香港《明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境外媒体的最新报道，后一签名信已逾千人连署。公开信、签名信呼吁公正审判薄熙来，严格按照法律审判，并给予他宪法及党章所载明的公开申辩权利。上述海外新闻确认，薄的亲属们在努力为薄聘请辩护律师，他们非常希望能聘请到独立的律师做辩护人。 不论是公开信、联名信所主张的，还是薄熙来亲属们所要求的，总归就是要中国政府在审判薄时落实司法公正。鉴于千人联名信“左、中、自由派人士”均参与，所以被牵头者高度评价，说它是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开始。 我要说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假定以上的签名信、联署信真正是标志着中国走上法治的开端的话，那么，除了为薄熙来本人呼吁司法公正外，还起码必须为以下一些人争取司法公正的同等待遇，才可以称其为法治的一个里程碑。 第一，签名信、联署信除了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程序来处理薄熙来的案件，也应该要求按照同样的法律程序审理谷开来和勤务人员张晓军，给予他俩自己聘请独立律师辩护的权利，因为这三人是“一窝案”。 第二，再向上追溯，也应该呼吁对王立军案件落实司法公正，要呼吁给因为王立军案件而受到牵连的多人同等对待，因为按照官方媒体的报道，还有重庆好几个警察、司法官员因为王立军案件而被判刑。 第三，再向前追溯，应该为在重庆“打黑”中那些被抄家、关押、判刑、处决的人落实司法公正。“打黑”中的众多案件错综复杂，许多人喊冤叫屈，应该重新审理，给予这些人或家属申辩的机会。根据专家们以前在重庆做调研时所接触的环节，在“打黑”过程中，像文强这类人，以及所谓“涉黑”的企业家、老板，人数达到五、六千人。 第四，再回溯，还要把司法公正落实到那些用言论或法律为薄的“打黑”对象伸张正义而遭迫害的人，其中包括李庄案（参阅《深圳新闻网》11月17日所载的李庄《控告书》）。 所以我说，假如那些公开信、联署信把以上四个环节都连接起来，呼吁落实同样的司法待遇，那它们就能够体现出推动法治进步的意义（这类公开信、联署信的参与人中也有真诚的人权主义者，本文不是说他们）。那些不久前对薄熙来用“黑社会老大”的手法对别人施行抓捕、关押、拷打、抄家、判刑、枪毙，拥护赞美不已，而对薄熙来本人受到这些手法中的十分之一就大呼冤枉的人们，其高调所说的“司法公正”，其实是“毛家帮”式的，即以毛泽东的操作手法为样板的革命传统，是毛式“帮规”。 阅读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能发现，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司法公正”的对象。权力帮、利益集团偶尔提起这个概念，也是“毛家帮”式的。回溯中共建国后的历史，能看到一条有趣但令人悲哀的脉络。 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记录了“庐山会议”时的一些细节。他提到，1959年8月，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毛的贴身秘书田家英私下对李锐抱怨说：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比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地位硬多了），政治局还没有开会讨论，就让下面批斗彭，这太不应当了！ 李锐写到，当时刘少奇却在旁边极力支持毛泽东这种明显违反章法的行为。李锐很感慨，刘几年后的遭遇令他想起唐朝诗人杜牧的文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几年后，刘少奇也成了毛的革命对象，他儿子刘源写的《刘少奇冤案始末》中有记录。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中共第一副主席，多次被批斗。一次他被批斗后， 余怒未息，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言辞地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要罢免我，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李锐对此评论道：如果当年你（刘少奇）这样为彭德怀辩护了，也许后来就轮不到你了。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会议了。当时，毛跟刘少奇因为四清运动发生了很大分歧。听了邓的话，毛很生气。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资料，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质问：一个不让我开会（指邓），一个不让我讲话（指刘），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力？ 很快，毛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让刘少奇讲话了，还剥夺了他的生命。显然，毛并不是不懂得宪法和党章的意义，而是太明白了！当其权力受到挑战时，他知道拿起宪法和党章为自己辩护；而当他为了对付政治对手时，却把宪法和党章当废纸。 薄熙来父辈及家人文化大革命中也受过“毛家帮”帮规的惩罚，但薄家却继承了这个帮规。薄一波1986年底，积极带头以这个帮规拿下了胡耀邦的总书记一职。薄熙来在他任职的省市，多次活学活用这个帮规，一直用到他本人倒台那天为止。现在，薄熙来及其家人也希望能获得司法公正，但是，这些人是否想过，如果薄家父子文革后，一直就真正按照宪法和党章履行职责，或许薄熙来今天不会有牢狱之灾。“帮规”不可以混同于司法公正，这个浅显道理，薄家及类似家族的第几代们才会信奉而践行之？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家帮”帮规这把大刀一日不丢弃，它就可能被使用在曾经多次挥舞过它的那些人的脖子上。 

中共领导人出席北京召开的两会，左起：贺国强、习近平、温家宝 陈苏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日前的一次讲话中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表示不能丢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习近平的讲话引起舆论关注，希望从他的话语中窥得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但分析人士认为，现在要想摸清习近平的执政思路还为时过早。 中国新华社11月19日全文发表习近平11月17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此次讲话被舆论普遍视为是习近平首次完整宣示其政治理念，表述其执政宣言和行动纲领。 上周四，习近平率领中共新领导班子跟海内外记者见面时发表的讲话被评论为简洁、平实，提及人民多于提及党，令人耳目一新。但习近平在这次针对中共党内的讲话显然有着很大不同。他以中共历届领导人的口吻重复了历届领导人的不少话语，有所不同的是，他几乎句句不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7000字的讲话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提及75次。习近平的此次讲话已经被印成单行本，要求中共全党学习。 *习近平：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舆论曾经一度热议“去毛化”的可能性，期盼十八大能够抛弃毛泽东思想。而习近平的此次讲话再次表明中共没有去毛意图，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香港媒体表示，习近平捧毛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表述”。苹果日报评论员李平说，习近平的此番话恐怕不止是澄清“去毛化”的误会，也不只是为了安抚党内外的左派，而是习近平作为太子党、红色接班人及掌舵人的心声。 中国政治评论家、六四事件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周舵认为，由于中共的决策不透明，现在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习近平的执政理念。他说：“问题就在于这是不是他的一个真实的政策主张？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这个最关键，表面上说一说还是得说，可是如果最高决策层的真实想法就是这个，那就完蛋了，还有什么和谐社会，还有什么法治宪政？”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认为，习近平上台伊始无疑要团结全党各派力量，他的讲话需要与中共其他所有文件一样，要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左中右、过去现在未来、理想与现实、共产党的利益、老百姓的民生，保罗万象地罗列一切。鲍彤说：“在我记忆当中，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一般来说都是矛盾的结合体，没有一个文件不包含矛盾。有些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有些是必须要讲的事情，有些是心里必须想的事情，有些是要人家认为的事情，他都必须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 习近平在讲话中引述了邓小平1992年在南巡时的话，“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为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鲜明，有效率，但不是尽善尽美，要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鲍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引述了邓小平的另一段讲话。他说，邓小平说，没人能说得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既然是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能够说得清楚？既然谁也说不清，那么我想，包括毛泽东、邓小平都说不清楚，那么就是，毛泽东邓小平都说不清楚的东西叫做中国特色。现在要坚持毛泽东、邓小平都说不清楚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中国政治评论家周舵表示，如同共产党的官方话语全都是模模糊糊的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例外，是一种模糊战略：“这个就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关键看你将来往什么方向去解释。你可以解释得非常保守，非常左，也可以解释成为跟世界主流文明接轨的内容。” 周舵希望中共新领导人能在未来两三年里清晰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要再走“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老路：“大家都说改革现在进入深水区了，几十米、几百米深的水你上哪儿摸石头？穿着潜水服摸？你摸着了后面人怎么走？13亿中国人民也穿着潜水服在水里趟石头去？人家发达国家现成的桥船走的好好的，大卡车轰轰隆隆地走了这么多年了，你非在河里瞎摸一气。” 习近平的讲话较受关注的部分还有，他要求全党坚定理想信仰，强调如果“理想信仰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习近平在讲话中以相当的篇幅谈反腐重要性。他要求中共官员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称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来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美国之音中文网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