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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新出现禽流感。禽流感这类涉及公众生命安全和重大公共政策的事件给公众、政府和新闻媒体（中国媒体和世界媒体）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官府公信力受挑战* 禽流感首先是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挑战。鉴于中国政府制度性地、习惯性地隐瞒或歪曲宣传涉及公众利益和公众健康的重大新闻，中国政府及其控制下的新闻媒体让中国公众无法相信。 最新的禽流感紧接着出现在上万头死因不明的（或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在不冷的冬天里冻死的）死猪大批涌入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市水源黄浦江水源之后。 中国当局在死猪问题上顾左右而言他，无疑加剧了中国当局的公信力问题。 死猪给中国当局，尤其是上海市当局在应对禽流感这类公共事件时所迫切需要的公信力造成的损害显而易见，如以下来自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的一则评论所显示的： @fen1234：上海卫生和疾控部门为了证明没有延迟通报，对H7N9的检验用了20天！同是上海卫生疾控部门，为了证明禽流感与黄浦江死猪无关，仅用了一天时间！凡是能为你们开脱的，你们无所不用其极，飞速完成；凡是与老百姓生命健康有关的，为了维稳和政治需要，还有你们的仕途，能遮掩就遮掩，能隐瞒就隐瞒。 上海市当局至今坚持说，捞起至少一万三千头死猪的黄浦江水质作为饮用水依然良好，有些指标甚至好过去年。这种说法成为国际笑柄，也让中国公众欲哭无泪。许多中国公众指出，上海市当局的这种说法只能证明两件事情，这就是 1）上海当局并没有撒谎，这是因为中国的水质标准如此之低，以至于水源地浸泡过一万三千头死猪之后依然能水质达标，甚至是好于去年； 2）上海市当局已经进入瞪着眼撒谎也毫不脸红的佳境。 在国际社会普遍发出嘲笑、中国公众提出普遍质疑、甚至是在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提出质疑之后，上海当局依然坚称死猪水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而中国中央政府对这种说法也无可奈何。 在这样的时候，上海以及死猪来源地浙江发生了致命性的禽流感。于是，上海和浙江当局发出的官方声明和通报也就受到广泛怀疑。在禽流感造成的死亡病例当中，有来自浙江省会杭州的病例。 在禽流感消息传来的同时，中国微博上出现的一则民间自媒体报道得到大量的转发，更是凸显出中国官方的公信力欠账惊人，让中国公众难以相信： @民告官很难：【谣言变成真相】从3月9日起，网传“不明疾病在杭（杭州）传播”致人死亡。杭州认定该微博造谣，博主被行政拘留。 4月3日，浙江省卫生厅通报，杭州确诊2例H7N9禽流感病例，男性患者洪某，3月7日左右发病，27日上午死亡。 死猪到底是怎么回事？浙江当局为什么对流传于民间的“不明疾病在杭传播”的消息如此敏感、以致要抓人？从现在来看，浙江杭州当局所说的“微博造谣”显然并不是造谣，并没有错；错的看来是杭州当局。这到底是又是怎么回事？ 对这些涉及公众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危的消息，中国当局讳莫如深。这种做法显然无助于挽救或提升中国当局的公信力。 *多重挑战交织* 报道禽流感这样的话题显然是媒体、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世界媒体共同的难题。在任何国家，恰如其分地应对禽流感这样的传染病，对公众、对新闻媒体、对政府都是重大挑战。这种挑战是多重的，而且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错综复杂的。简单地说，这种挑战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1）对媒体的挑战；这其实是新闻学上的一个大难题—普通的流感每年在全世界造成几万人、上十万人死亡，但不能构成可以引人注目的新闻；禽流感在过去的10年里在全世界造成了360来人死亡，却是铺天盖地的大新闻；新闻的分寸如何把握？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自由的香港都没有解决好，因为这里面牵涉新闻报道会导致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的问题，两种反应都能导致公众无端受害；  2）中国的新闻媒体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特别严重，特别难解决；因为媒体是中共及其政府掌握的，中共及其政府被认为常常是蓄意欺骗公众，公众难以相信政府对公众实话实说，难以相信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发布的是真正的新闻，而不是党和政府的宣传；于是，不能掌握充分信息的中国公众总是难以对禽流感之类的公共卫生事件作出恰如其分的应对； 3）公共卫生政策问题关系公众生命安危，关系公众重大利益；政府必须有公信力才能获得比较满意的解决（完美的解决永远不可能）；但中国政府公信力破产，所以，恰如其分地应对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特别困难，因为公众感到难以相信政府，即使是政府说实话也不相信； 4）公共卫生问题也牵涉基本的科学问题，牵涉正确认识客观世界、作出适度反应，既不要过度，也不要不及；过度的反应造成的危害往往容易大大超过传染病造成的危害（有关的典型案例，见4月3日的美国之音“世界媒体看中国：禽流感再现”）；不及的反应造成的危害，最好的例子则是当年的致命性萨斯病—中国政府成功地长时间隐瞒疫情，不作出应当作出的反应，让无辜的人蒙在鼓里无端受传染，导致疫情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这一次公众还是怀疑中国政府又在玩猫腻，掩盖事实，不作出应当作出的反应。 由于中国当局和当局控制的新闻媒体缺乏公信力，在发生流感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中国当局跟中国公众的沟通就变得特别难，甚至变得近乎不可能。 *中国的特殊困境* 在发生急性传染病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政府、媒体与公众的恰当沟通以及恰如其分的应对，这对任何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公众都是重大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在中国特别严重。 中国官方权威通讯机构 新华网 4月3日发表的一则报道，似乎在无意中相当充分地展示了这种挑战在中国的特殊严重性： “新华网上海４月３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３日下午前往上海市疾控中心，听取各方专家对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防控工作的建议。韩正说，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职能部门要第一时间将权威准确信息向社会公布，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回应社会疑惑，回答群众关切。” 新华网的这种报道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可以让民主国家的一般读者迷惑不解。这些可圈可点之处包括： 1）中共一个地方首领居然是地方政府的太上皇，可以任意发号施令； 2）中共高级干部好象也是公共卫生问题和公共关系问题专家，可以信心十足地发号施令； 3）“职能部门要第一时间将权威准确信息向社会公布，”这本来是对公众负责的政府必须做的事情，但在中国居然需要中共地方首领下指示。 但撇开上述这些可圈可点之处不谈，从新华社的报道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显然是含蓄地承认，中共上海市委和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有相当的障碍。 在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障碍中，占压倒多数的中国公众最担心的是政府不管百姓的死活，担心政府的反应不及（韩正实际上也间接承认了中国公众的这担心），而不是担心政府有可能反应过度。 于是，世界媒体就不得已地担当起一部分告诫中国公众要警惕反应过度的任务。例如， 法新社 4月3日发表报道指出，从2003年到今年3月，最常见的禽流感H5N1病毒在全世界只是造成360人死亡；而美国之音则报道说，每年的普通流感仅仅在美国就常常造成上万人死亡。 这样的消息假如是中国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发布，中国公众就会倾向于认为政府又是在愚弄、糊弄公众，又是在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然而，由于中国当局实行新闻封锁，一般的中国公众不能自由地收听、收看或阅读法新社或美国之音这样的国际媒体的新闻。因此，在不能自由地获得不受当局操纵控制的信息的情况下，禽流感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显然给中国公众造成了额外的焦虑。 *中国公众的焦虑* 中国公众通过新浪微博发表的言论显示，他们目前深陷焦虑状态。以下是北京时间4月4日夜间从新浪微博随机抓取的几则微博贴： funride自我标准成功学：国外的报道说，H7N9 禽流感很可能只是噩梦的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官方从2月份到现今一直捂着，当局不能再像当年sars那样隐瞒真相，而应该让更多的民众知道了解真相而加以防范。 @爱幻想Love_fantasy：认真思考真的觉得可怕。死猪出现的时候，死鸭出现的时候，眼睁睁看着媒体（香港还是日本）说存在禽流感的可能，为什么没有处理。出现禽流感之后，报道强调着没有sars严重，人与人不会传染，可是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上升（听说还有所隐瞒）感染人群基本是江浙沪，那是不是死猪事件没有处理好导致呢？还有所隐瞒）感染人群基本是江浙沪，那是不是死猪事件没有处理好导致呢？ @唐恬:不要跟我说隐瞒疫情是为了不引起恐慌，最容易引起恐慌的是未经证实的空穴来风，就跟当年大家哄抢盒饭一样。该预防预防，该警示警示，该隔离隔离，难么？欺上瞒下 @徐小包 ：正在看央视新闻24小时，主持人正在报导禽流感事件，突然戛然而止，请问这是想隐瞒什么吗？ @鲁潇蔓 ：黄浦江死猪是否与H7N9有关系的检验结果应及早公布，并对公众尽快做出说明，面对高危疫病最可怕的就是隐瞒，从而贻误防治时机、加剧恐慌。 显然，中国公众的这种焦虑状态对中国公众和中共及其政府都是有害的。但同样显然的是，在中国目前这种特殊国情下，在中共当局不愿意通过抛弃媒体控制的方式来提升自己和媒体公信力的情况下，中国公众只能继续生活在这种焦虑状态中。 fullrss.net

上海市和浙江省4月4日先后通报，两地各新发现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上海病患死亡。至此，上海共发现3起死亡病例，浙江3例，其中1例死亡。目前，中国华东地区共发现1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4人死亡。 上海通报说，上海最新确诊的男性患者从事鸡鸭运输工作，与该患者密切接触者8人均未发现临床异常表现。　 浙江的通报说，最新男性患者3月29日发病，4月3日晚，浙江省疾控中心检测结果为阳性。通报说，该病例有密切接触者55人没有发现临床异常表现。 自中国3月31日通报全球首次有人类感染H7N9禽流感个案以来，截至4月4日，中国确认病例为上海3例，安徽1例，江苏省4例，浙江3例。中国爆发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个案引发各方广泛关注。 fullrss.net

香港 — 国际人权组织星期四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四位在公共场所呼吁官员公开财产后被刑事拘留的北京活动人士，称拘押这些反腐人士让外界质疑习近平等中共高层打击官员贪腐的决心和诚意。   *考验习近平反贪腐诚意*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四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因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被刑拘的四名北京公民。声明说，这是迄今对参与要求政府兑现打击腐败承诺的民间运动的人士最严厉的惩处。   北京公民袁冬、侯欣（女）、张宝成和马新立等人，3月31日下午在北京西单文化广场展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和惩治贪官、裸官的横幅后，被警方带走，并以“非法集会”为由被刑事拘留。目前，袁冬、张宝成和马新立被关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侯欣（女）在第一看守所。   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索菲亚.理查森在声明中说，拘押袁冬等活动人士让人质疑习近平严打贪腐的决心，是对习近平铲除官员贪腐承诺是否只是空谈的试金石。   理查森女士强调，压制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合法要求，既不能阻吓这些活动人士，也不会让贪腐消失。她说，应当立即释放这些活动人士，这是习近平向外界显示他与其前任不同、他是站在公众一边的一个机会。   *律师：不构成非法集会*   据最新消息，袁冬等四位活动人士都已经获得了律师的法律援助。袁冬的律师梁小军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袁冬和其他人刑拘的具体天数，因为家属都还没有收到警方通知书。梁小军律师表示，袁冬等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非法集会”。   他说：“我认为不构成非法集会，公民就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拉横幅的地方是一个文化广场，并没有很多的人在那儿聚集，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它说非法集会，要造成严重后果才构成犯罪。我觉得他们只是到了一个公共场所表达了个人的诉求和理念。”   *公民：呼应高层何罪之有*   袁冬等人的好友、也曾参与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活动的颜伯钧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关注袁冬等人的状况非常重要，可以让有关当局至少不能乱来。   他说：“现在我们就是要大力地发动社会舆论，给当局造成压力。当局现在也是要看社会的反应，如果社会反应比较强烈的话，他们可能也要慎重考虑给他们定罪的问题。”   颜伯钧表示，袁冬等公民所做的不过是响应高层打击贪腐的呼声，何罪之有？颜伯钧说：“高层发出了呼应，低下的公民也在呼吁，就是要做到上下互动。希望高层，尤其是习总书记代表的高层顺应民心。”   在网上发表文章呼吁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颜伯钧说，他感到各地警方在习李上台后没有减轻对维权和民主人士的打压。但是他说，这些都不会阻挡有勇气的公民站出来发声。   *羊城民主人士被批捕*   另外，有消息说，今年2月23日在广州街头举牌“抗议朝鲜核试验”被警方拘捕的广州民主人士刘远东的家人，4月3日接到刘远东已被正式批捕的通知。   经常参与街头民主行动的年轻企业家刘远东在“抗核”后先被行政拘留15天，之后又以“抽逃注册资金”的罪名被刑拘至今。   同时，在最近由网友发起的声援刘远东的签名联署中，包括发起人在内的多名不同地区的签名者受到当地公安的威胁。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 2013年3月31日，来自中国与缅甸的两条新闻让人感慨万千，一条是“中共中央禁止媒体发表反马列毛言论”，为中国媒体定出了今后的五点宣传基调；另一条是“缅甸放松报禁，准许私人办报”。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已经长达33年，缅甸的民主化历程正式开始不过两年时间，不少网友感叹：后起的缅甸在民主化道路上已经赶超中国了。 网友这一感叹其实有两个误判：一是将中国经济改革与缅甸民主化看作同一车道上先后出发的两辆车，其实，这两辆车从一开始就不在一条轨道上，无论是出发点还是目标地都很不一样。二是中国网友忽略了缅甸人民为争取民主化而艰苦斗争的漫长历史，以及民主诉求贯穿这一斗争的始终。 *缅甸 “8888民主运动” 播下民主种子* 自1988年至2011年，缅甸人民一共发动了两轮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第一轮号称“8888民主运动”，因开始于1988年8月8日而得名；第二轮是2007年8月间开始的“番红花革命”。与中国民主运动之间缺乏精神传承不同，缅甸的两轮民主化运动有极强的多层次传承关系。运动的参加者及研究者都公认，“8888民主运动”为缅甸民主化从三方面奠定了基础： 第一，产生了民主运动的魅力型领袖。昂山素季的个人魅力和领导才干使缅甸民主运动的国内国际影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缅甸军政府构成了巨大挑战。 第二，昂山素季亲手创建的“全民民主联盟“ 很快发展成缅甸最大的反对党， 并在1990年的全国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虽然军政府在该次选举后不肯交出政权，但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缅甸人民。 第三，“8888运动”使民主自由价值观在缅甸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涵育了缅甸人民的权利意识。 民主运动前，民众只是对军政府的独裁统治深感不满，但对民主自由价值理念及其对人的生存意义并不了解。 昂山素季在传播民主理念时，特别就政治与人的关系向民众做了通俗易懂的阐述，使之深入人心。此后，青年学生为了动员民众，深入城镇和乡村，让民众明白经济落后、腐败横行等各种社会问题根源于专制政治，此后，缅甸民主运动的方向从未偏离消灭独裁专制这一方向。 可以说，“8888民主运动”为缅甸民主化运动建构了三个基础条件：众望所归的领袖、成熟的组织、具有信念追求的各级组织者与参与者。 *缅甸军政府在人民压力下的改良*   “8888民主运动”虽然被残酷镇压下去了，但缅甸军政府的核心领导层已意识到坚持军人专制没有出路，因此被迫做了一些改变：首先是解除了在8888起义期间颁布的戒严令，开始与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各政党及社会各界人士对话。与此同时，军政府通过它所支持的“联邦巩固发展协会”（后改为“联邦巩固发展党”）来扩大与基层民众的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从1997年起，“巩发会”经常召开群众大会，从公务员和中学生中大量吸收成员。到1998年，该协会成员多达1100万，成为缅甸最大的政党。 2003年8月，缅甸军政府宣布了旨在实现民族和解、推动民主进程的七点民主路线图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恢复举行国民大会、启动制宪程序和举行民主选举，把国家权力转交给民选政府。   在这个过程中，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从不同的方向给了缅甸军政府以巨大压力，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2007年8月15日开始，缅甸发生了一场举世闻名的反军政府示威，起因是缅甸政府取消燃油补贴，导致燃料突然涨价数倍，公共汽车收费也上涨100%。饱受物价上涨之苦的缅甸民众开始举行示威，要求民生物资价格合理化，学生与反对派政治人物趁机参与并主导示威活动，逐渐加入“与军事执政团进行对话”以及“释放昂山素季等政治犯”等诉求。自9月18日开始，约数千名佛教僧侣参加示威游行。 一些新闻媒体将此次示威活与世界各国的颜色革命相提并论，称为“番红花革命”（僧袍颜色），亦称“第二次缅甸民主运动”。 2007年“番红花革命”依然被军政府镇压下去，但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缅甸当局不敢像1988年那次肆无忌惮地对民众实施屠杀。在镇压的同时，军政府开始立宪改革：9月3日制宪国民大会确定制宪的基本原则，10月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12月起草工作正式启动，2008年5月举行新宪法草案全民公决。 值得一提的是，反对派从未因为缅甸军政府这些筹备工作而放弃自己的诉求（即消灭独裁专制），并因此做出原则性的妥协；当然也更不会为缅甸军政府从未做过的事情鼓掌（这两点恰好都是中国知识界及某些有影响的“异议”人士经常做的事情）。2010年11月7日缅甸举行多党选举之时，不少反对党还都嗤之以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自由联盟就以选举不具合法性为由而拒绝参加。这次大选之后，有“干净先生”之称的吴登盛当选总统，军政府将权力移交民主政府（评论称之为“政府脱军装”）。以后，吴登盛频繁发力，推进缅甸民主化，并主动向美国等示好表示民主化决心。至此，西方世界及缅甸反对派才敢相信：缅甸人民流血奋斗了20余年的民主化进程终于开始。 至此，可以对缅甸民主化进程做一简单总结：20余年的民主化进程当中，前赴者的牺牲为后继者积累了各种资源，如领袖、组织等各种社会运动必不可少的要素；社会各界（包括宗教界）都将推动民主当作自己的职责；学生对市民与乡村的启蒙；国际社会的共同制裁；军政府在压力下的让步与释放的和解诚意；一位深明时势、行止“干净”的戈尔巴乔夫式政治人物。 接下来我将分析中国自1989年之后的20多年内，是否积聚了缅甸民主化的类似要素。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 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 。 fullrss.net

华盛顿 — 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和夫人劳拉·布什美国中部时间4月3日（星期三）上午11时热情会见了正在他们的家乡德克萨斯州访问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夫妇和两个孩子。会晤进行了大约一小时，谈论的重点是人权、自由和法治。 陈光诚在会见结束后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表示，布什总统对我们非常热情，非常感谢他们抽时间和我们交流。谈到对这次见面的印象，陈光诚说，“感觉非常好，自由、人权、法治，好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电话采访期间，由于接下来接待方安排的现场访谈即将开始，陈光诚表示，以后会详细介绍他们一家与布什总统夫妇的会见情况。 会见时在座的基督教团体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前总统乔治·W·布什和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都很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和陈光诚在其家乡山东临沂受到迫害的情况，以及他侄子陈克贵仍在遭受迫害的现实。 傅希秋牧师简要介绍了会见时的谈话内容。 他指出， 这是一位美国前总统首次会见人权活动家陈光诚，会见地点在新建成的布什总统中心的自由大厅，双方交谈的可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当天下午，对华援助协会和以这位前总统名字命名的乔治·W·布什研究所举办“自由与法治”座谈会。布什研究所创办人之一兼所长吉姆•格拉斯曼（Jim K. Glassman），与陈光诚进行了现场直播的公开交谈，探讨中国的自由和法治。   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表示，该协会星期二晚上在德州美德兰市举办年度联谊会，陈光诚和袁伟静一家应邀出席。陈光诚在会上被授予对华援助协会2013年度“捍卫自由勇气奖”。去年获得此奖的是三位中国大陆法律界维权人士滕彪博士、范亚峰博士和江天勇律师。 傅希秋牧师介绍了陈光诚获奖的有关情况。 自幼双目失明的陈光诚成人后坚持自学法律，并用法律知识帮助家乡山东临沂民众维权，反抗当地实行的暴力计生政策，有“赤脚律师”之称。2006年他被当局以 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的 罪名判处监禁4年3个 月。这种罪名被批评人士称为莫须有。陈光诚刑满出狱后被软禁在家两年，当局并未说明软禁理由，陈光诚将其形容为“非法监禁‘。陈光诚在去年4月成功逃脱，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美中达成协议后，陈光诚率家人到美国，现在纽约大 学学习法律。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