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蔡险峰律师按】1945年1月1日，国共两党在各自的党报——《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分别刊登了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元旦讲话。抗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国家将往何处去，是两党领袖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民主”一词出现了16处，“宪政”一词出现了0次；而在蒋介石的讲话中，“民主”一词出现了1次，还特指“三民主义的民主”，“宪政”一词出现了8处。 　　旋即，1945年1月4日（一说1月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延安权威人士”1月3日批判蒋介石元旦广播的评论文章，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针对蒋介石元旦讲话中“今年把握发动反攻最后时机，不待战争结束召开国民大会”的宣示，“延安权威人士”犀利地反问道：“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 　　虽然时隔67年，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仍能激荡我的胸怀，使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静。那时要是有博客和微博，对这位“延安权威人士”我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加关注求好友并先粉为敬。继而想，如果那时真的出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民主党”和蒋介石倡导的“宪政党”，又产生了如“延安权威人士”所愿的真正的民选的国民大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会呈现出怎样的画卷呢？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2]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3]，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4]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5]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有了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 　　我认为，一九四五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如下各项： 　　(一)扩大解放区。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二)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三)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增强他们的战斗力。自卫军与民兵数目还不够，各地除某些个别地方不可能再扩大者外，均应尽量地扩大。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组织在自卫军中，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轮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军队的任务。从自卫军中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民兵或基干自卫军，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原则下，协同军队作战，或者独立自主地作战。九千万人民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万人当民兵，即是说，比现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有些地方，还没有十分重视这个工作。在这些地方，民兵的数量太少了，又缺乏整训，质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须改变此种情况。自卫军与民兵，均必须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不妨碍生产。在这里，变工[6]的方法是必要的，战斗的民兵组织与生产的变工组织，往往可以互相结合。自卫军与民兵的领导机关，必须是民主选举的。只有这样，自卫军与民兵才能扩大，也才能提高战斗力。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 　　(四)整训正规军与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应将全部军队轮番整训一次。按照新方法进行整训，举行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五)在老区域，补充原有军队的消耗数额。在新发展区域，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应该扩大军队。不论补充军队与扩大军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财政负担为条件，这一点必须谨记。如果违背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要失败的。 　　(六)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目前开始的一年整训计划，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应该并重，并使二者互相结合。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 　　(七)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进一步地改善军民关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我们解放区人民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好的，因此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巩固与发展解放区。但是，旧军队的习气，同样会传染给我们的，军民关系中的不良现象，例如军队态度蛮横，损害人民利益，纪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时常发生。同时，地方对军队帮助不够，优待抗属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现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们曾经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地方还未重视。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一切解放区应普遍举行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一定要做出显著成绩来。已经有了成绩的，必须继续做，必须检查此两项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全部军队，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从政治上铁一般地巩固起来了，加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障了。 　　(八)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路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7]政府工作中。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应总结经验。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 　　(九)减租，各地均有成绩。但是有些地方成绩少些，明减暗不减及恩赐观点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减得太多，或在减租之后不注意交租等现象。这两种偏向都应纠正。减租之后租约满期的，除在照顾双方利益原则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种者外，应该重订新约，使农民有地可种。老区域减租未彻底的，应该查租。新区域尚未减租的，应该发动减租。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地主因被敌人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做政府工作之一，借以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我们现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十)今年绝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的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还未着手进行，另有一部分地方成绩不大，再有一部分地方军队方面有成绩，人民方面缺乏成绩。一九四五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许减少或免除生产。必须动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耕三余一”[8]的口号，除被敌人摧残厉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敌后解放区，也是可能实现的。我们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须力求自给，必须争取于数年内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给之目的。由公营、私营与合作社经营这样三方面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就是错误的方针。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使一切工作人员及全体军民透彻地认识清楚，以便组织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公营经济中，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是在很多部门内可以实行，并应该实行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十一)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十二)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十三)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广大的有能力的干部。我们现有的干部，比较从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干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够。特别是下级与初级干部，不论是军队的或地方的，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工作技术的程度，一般地是不高的，有些则是很低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们忙于工作，领受教育的机会太少。一九四五年，各地干部教育，应该着重于训练军队的(连至班)与地方的(区、乡)下级及初级干部。在职的用轮训办法，不在职的用学校办法，有计划地将他们提高一步。 　　(十四)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们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有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们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赞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们仍有严重缺点，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十五)除了上述种种以外，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体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我们解放区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但我以为目前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项，其他就从略了。各个解放区的情况与工作步骤，在许多点上互不相同，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布置工作，以便适当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根据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刊印。 　　—————————————————-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 　　[2]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3]莱特岛，菲律宾中部米沙鄢群岛之一。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美军开始在莱特岛登陆，同年十二月下旬完全占领该岛。 　　[4]林祖涵，即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九三八年六月被国民党政府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四年五月至十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5]国民参政会，见本卷第217页注[3]。 　　[6]变工，参见本卷第76页注[4]。 　　[7]“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8]耕三余一，见本卷第75页注[3]。

高华教授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些列讲座中的一讲。

方绍伟：毛泽东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 —-评李慎明先生对“探索中错误”的误读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 12:40:40 阅读量：482次 相关链接： 李慎明：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 (一) ； 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 (二)        核心提示：我也认为不能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归结为“个人权力之争”，但那是因为我更进一步地认为，“个人权力之争”只是“领袖终身制”等制度惯性的表象，其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其实是“共产意识形态”的“新道统”对“权力终身制”的“旧法统”的冲击，这个冲击给毛泽东本人带来了极大的“法统焦虑症”。李慎明先生的“永不变质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承认“领袖权力最大化”的逻辑，所以不去分析“追求领袖权力最大化”必然首先“追求党权最大化”。李慎明先生把毛泽东的错误看成了“探索中的错误”而不是“维护领袖权力及相关制度”所造成的错误，所以，他只看到毛泽东的错误中存在“维护党权”的“正确”，却看不清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极大地危害了“党权最大化”，更看不到毛泽东的“学费”一直是邓小平和后邓小平时代的“负担”而不是“财富”。毛泽东的错误使当代中国的“党权最大化”陷入了“彻底否定和不彻底否定毛泽东都有党权麻烦”的“两头尴尬”。 　　李慎明先生在“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一文中提出：“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后所做的所有事情，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党和政权不被腐蚀、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这不但是毛泽东晚年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邓小平在晚年念念不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毛泽东晚年的思考在本质上有高度的一致性”。 　　本文认为，在“政权永不变质”的问题上，李慎明先生混淆了“领袖权力”和“政党权力”的根本区别，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从“确保毛泽东的个人权力意志及背后的终身制问题”误读为“确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党和政权不被腐蚀、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而邓小平晚年念念不忘的“乱子出在共产党内”则是戈尔巴乔夫式的用“领袖权力”瓦解“政党权力”的问题，它与毛泽东以“领袖权力”凌驾“政党权力”的模式毫无共同之处。 　　本文进一步认为，李慎明先生的上述误断，本质上是对“一党领导”的“党和政权永不变质”逻辑的误解。“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逻辑就是“党权最大化”的逻辑，它本质上包含一个“双重逻辑”：一是“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和“领袖路线风险”，二是“领袖限任制”之下的“中央权力崇拜”和“中央路线风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是“领袖权力崇拜”的表现，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则是“领袖路线风险”的例子。中国目前的“领袖限任制”是突出了“中常委权威” 的“中央权力崇拜”，其“中央路线风险”已经不是过去的“个人变质”而是潜在的“集体变质”，而如果“集体变质”的可能性很低，这个“中央路线风险”则表现为“精英政治”导致的社会结构矛盾和“权贵文化”危机。本文下面将具体分析六个问题。 　　第一是“权力意志”与“变质的标准”问题。 　　李慎明先生说：“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概念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学准确，当然还可以探讨，但这一战略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决议》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部分中明确指出’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个表述实质就是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中，所谓的“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其实是由领袖个人的“权力意志”所规定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一种连贯和可公度的“变质标准”。我毛泽东说你高岗变质你高岗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彭德怀变质你彭德怀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刘少奇变质你刘少奇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林彪变质你林彪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邓小平变质你邓小平就是变质。 　　所以，“永不变质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学准确”就只是个假问题，“变质标准”才是真问题。而“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则是操作层次的问题，不能与原则层次的“变质标准”相混淆。在毛泽东那里，关键是不能犯不忠诚的“组织错误”，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的“思想错误”只是小节。“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在道理无法明说的情况下，毛泽东也经常用“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来指称那些不听话的人。 　　第二是“权力意志”与“背离的标准”问题。 　　李慎明先生提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概念，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所以我们应该划清“与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 　　在我看来，李慎明先生这里混淆了领袖个人的“权力意志”同具体政策的“认识能力”的不同，服从领袖个人的“权力意志”是政治的本质，探索具体政治经济路线则只是“认识能力”问题。毛泽东的错误，本质上是“自己有那个权力却没那个能力，别人要服从他的权力却不得才高盖主”的错误。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在个人“领袖权力崇拜”上并没有本质差别，所以，赫鲁晓夫实际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更谈不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背离的标准”同“变质的标准”一样，都是当权的领袖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或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他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所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正是他的“权力意志”受阻的反弹；这才是毛泽东“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的真正原因，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拥有对马列主义的“唯一解读权”。 　　所以，把毛泽东的错误看成“探索中的失误”本身就是一种严重失误，问题的本质是“权力的独断”而不是“能力的不足”。权力和能力当然也有统一的时候，但“专权者无能”不是一种“探索中的失误”。毛泽东的问题是硬要把“革命时期的威望”兑换成“建设时期的威望”而造成的问题。 　　第三是“党权连续性”和“个人权力之争”问题。 　　李慎明先生特别强调，邓小平认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李慎明先生由此认为：“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什么局面。实践也已经证明，那些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所谓’个人权力之争’甚至’个人品质问题’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或“党权最大化”的“双重逻辑”（即“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和“领袖路线风险”以及“领袖限任制”之下的“中央权力崇拜”和“中央路线风险”）看，推崇“领袖限任制”的邓小平，考虑的显然是从否定“领袖权力崇拜”到否定“中央权力崇拜”的危胁，他考虑的是“党权连续性”这个核心问题。在大搞改革开放的邓小平那里，“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标准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泽东的标准，只是“党权连续性”的考虑并不妨碍他“借用概念、转换标准”。 　　李慎明先生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从“个人权力之争”转化为“探索中的失误”则是一种“认识的倒退”。我也认为不能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归结为“个人权力之争”，但那是因为我更进一步地认为，“个人权力之争”只是“领袖终身制”等制度惯性的表象，其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其实是“共产意识形态”的“新道统”对“权力终身制”的“旧法统”的冲击，这个冲击给毛泽东本人带来了极大的“法统焦虑症”。所以，“个人权力之争”和“个人品质问题”都是表象，制度矛盾才是“换了谁谁都会那样干”的真相，更大的真相则当然是“领袖权力最大化”和“党权最大化”背后的制度保障问题。 　　第四是“兴衰更替的周期率”和“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问题。 　　李慎明先生认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绝大多数人起来自己为自己负责，从而实现自己为自己当家作主；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则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选举把权力让渡给极少数’精英’，让他们为绝大多数人负责和当家作主。前者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后者的本质是资本当家作主。民主的名字相同，但其实质的不同却泾渭分明。但是，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中，如何才能唤起人人都有起来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才能建立保证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与制度，防止党永不变质呢？” 　　李慎明先生提出了这个尖刻的问题，可他通篇文章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以至于让读者觉得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其实都是“被当家作主”，区别只是“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有程序上的不同。所以李慎明先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异常清楚，兴衰更替的周期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结果必然是：“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实质民主”对“程序民主”的取代，可在我看来，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实只是中国传统的“书面文化”对“现实文化”的粉饰和遮盖，中国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中国的“书面民主”。 　　第五是“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不搞私有化”问题。 　　李慎明先生还说：“笔者又重温了党史，更加感到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以及从这时开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重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其中最为基础的是不搞私有化。不搞私有化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的根本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如果毛泽东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依然“伟大”，邓小平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就必然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的确也曾因此把邓小平打成“走资派”。所以，一个诚实的学者不能“同一个逻辑两头玩”，最后把自己给陷进去而不能自拔。要特别提醒的是，本文根本不关心具体历史事件的“好坏对错”，本文只关心事件的真相和本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真相就是共产意识形态狂热，李慎明先生可以说“共产意识形态狂热好得很”，但却无法说它不是“共产意识形态狂热”。“不搞私有化是’五不搞’的经济基础”也不是诚实的判断，邓小平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早就使大部分国有经济私有化了，“不搞私有化”其实只是对还没有私有化的土地和大型国有企业的“不再搞私有化”。 　　第六是“探索中的学费”及“和平演变”问题。 　　李慎明先生坚持认为：“毛泽东就逐渐把防止党内变质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毛泽东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 　　由于混淆了本文提出的“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或“党权最大化”的“双重逻辑”（即“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和“领袖路线风险”以及“领袖限任制”之下的“中央权力崇拜”和“中央路线风险”），李慎明先生始终未能把“维护领袖权力”与“维护党的权力”区别开来，始终拿毛泽东为“维护党权”的“正确”去混淆和掩盖他为“维护领袖权力”所造成的错误。 　　李慎明先生还引用茅于轼的话说：“事实证明，那时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确有右派。当年被打成右派者有的如今公开承认：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且至今并不以为非”。 李慎明先生以此证明反右的正确，可这正好表明，为了确立“永不变质战略”的破碎逻辑，李慎明先生不惜把“领袖终身制”造成的错误当成了正确，把制度的错误当成了“反右扩大化”的政策错误。 　　最后再次重申，本文关心的不是“维护党权”等具体事实的“好坏”，本文关心的是“现实的必然逻辑和真相”以及对具体事实看法的“对错”。“一党领导”必然追求“党权最大化”，李慎明先生的“永不变质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承认“领袖权力最大化”的逻辑，所以不去分析“追求领袖权力最大化”必然首先“追求党权最大化”。李慎明先生把毛泽东的错误看成了“探索中的错误”而不是“维护领袖权力及相关制度”所造成的错误，所以，他只看到毛泽东的错误中存在“维护党权”的“正确”，却看不清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极大地危害了“党权最大化”，更看不到毛泽东的“学费”一直是邓小平和后邓小平时代的“负担”而不是“财富”。 　　毛泽东的错误使当代中国的“党权最大化”陷入了“彻底否定和不彻底否定毛泽东都有党权麻烦”的“两头尴尬”。只是，选择了“不彻底否定毛泽东”这种麻烦的李慎明先生，必然要另外多得一些理论逻辑上的麻烦。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