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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的出口蓬勃发展，是因为卖给外商的交易成本低。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执政党陷入了存在性难题。 【图：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 中国近期的经济减速原因很多：谈得最多的有欧洲金融动荡、美国复苏萎靡、国内投资增长不振等等。出口和投资分别贡献了中国GDP增长的30%和40%，因此中国经济极易受到外需不振和固定资产开支过度和浪费导致的不良贷款积累的冲击。 但中国对这些因素如此脆弱只不过是深层次制度问题的表征。除非其基础性约束得到修正，否则关于基于消费的增长模式的说法–见于中国政府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就只能是空谈。 毕竟，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IMF）以及中国高级官员本身早就知道投资过度和家庭消费不足导致了结构性脆弱性。近十年来，中国一直迫切地采取改革矫正其经济模式，而这拖累了普通中国百姓的福利，也束缚了全球贸易体系。 在中国的宏观失衡中，最著名的便是对出口提振增长的严重依赖，而这通常被归因于内需萎靡：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缺少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的购买力。中国基本上可以毫无限制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外需并提升其GDP增长潜力，这正是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做法。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解决办法相当简单：中国可以通过增加人民收入（通过减税、增加工资和社会支出实现）纠正失衡，从而增加消费，从而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事实上，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给中国开出了这一药方。 但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现象还有另一个解释，即这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缺陷有关。具体来说，出口依赖部分反映了在中国做生意的高难度。官员腐败、产权保护不力、令人窒息的监管约束、疲软的付款纪律、薄弱的物流和分配、遍地开花的假货，还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侵权：所有这些障碍增加了交易成本，令企业家很难在国内市场上立足。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中国民营企业把东西卖给沃尔玛、塔吉特（Target）、家得宝（HomeDepot）这样的西方跨国公司根本不用担心收不回货款。他们可以避免在国内做生意时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因为出口市场所具备的成熟经济制度和商业行为保护了他们的利益，显著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中国经济的制度缺陷反映于国际调查数据中。世界银行出版有关于”商业活动容易度”的年度报告，报告覆盖了183个国家和地区单元。在2011年6月的调查中，中国排名第91位，次于蒙古、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在中国，开办企业（排名第151）、纳税（派排名第122）、获得建筑许可（排名第179）、获得电力（排名第115）尤其困难。 面临如此困难的环境，中国民营企业家被迫进行”制度套利”–利用高校的西方经济制度扩张业务（大部分出口导向企业为民营企业家和外国公司所有）。 不幸的是，由于中国已经在世界货物出口中占据很大比重（2004年为10.4%），同时西方经济停滞又束缚着外部需求，出口导向战略难再奏效。但把业务导向转向中国国内市场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让消费者的腰包鼓起来。 为了享受到与出口业务相同的低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家需要更好的商业环境：高效的法律制度、有效的监管框架、通过消灭产权侵权保护品牌的政府、可靠的物流和分销网络以及清廉的官僚体系。 中国不可能很快地建立起这样的环境。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需要从掠夺者转型为哺育者，将民营企业家视为财富创造者而不是榨取对象。几乎在所有其他国家，这样的转型都伴随着建立法治精神或由独裁转向民主。 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执政党陷入了存在性难题。过去20年的投资繁荣和全球化红利令中共鱼与熊掌兼得——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保持着执政权，但并没有建立起维持繁荣所必须的制度。如今，繁荣已不可再持续了。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泡沫——学术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泡沫——已经破灭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暴露了其结构性脆弱性和政策缺陷，如日中天的”中国例外”论——中国可以在不追求法治精神和其他作为市场经济先决条件的关键制度的情况下继续增长——正在露出幻象本质。 相关日志 2012/07/14 — 胡释之:许小年进中南海说明经济到了很紧要关头 2012/07/15 — 《华尔街日报》薄熙来当年的市场化改革 2012/07/15 — 温州下属的县级市乐清1-5月工业经济情况 2012/07/15 — 中国已成晚清格局：论意识形态领域的三足鼎立 2012/07/14 — 你们80后的小孩见过萧条是什么样吗 2012/07/14 — 韩志国: 中国经济已走投无路 2012/07/14 — 华尔街日报:中国将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 2012/07/14 — BBC:中国面临经济长期下滑趋势 2012/07/12 — 7省市立军令状 王岐山中国经济再“救火” 2012/07/12 — 通缩来兮

薄熙来作为体制内大左派的名声很响，但在具体政策上他却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人物。 这位被免职不久的前重庆市委书记于2004年开始担任中国商务部长，当时他推动降低出口退税，重创了出口企业。华南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outh China)估计，在毗邻香港的出口大省广东，约有5万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在2007年到2008年破产。这些企业的倒闭为流程比组装产品更复杂的企业扫清了道路，从一个方面提高了深圳和广州的现代化水平。 在因为一名英国商人之死引起的丑闻而倒台之前，作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要求采用一项基于市场原则的土地拍卖计划。同时他还鼓吹另外一个允许农民用土地换城市户口的计划。（中国城市居民享有更好的教育条件和社会福利。） 这些计划的目的是提供稳定劳动力，从而吸引外资。受薄熙来倒台的鼓舞，中共内部的左派批评人士让这些计划陷入瘫痪。 《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在北京的总编唐米乐(Tom Miller)说，如果左派因为某个被认定为左派的人行为不端而放慢改革，那将很讽刺。 根据上述土地拍卖计划，农民可以选择为其住房和宅基地取得一张“地票”（跟地契差不多），然后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拍卖。交易所位于重庆市中心洲际酒店旁边的一座大厦内。 开发商希望得到地票，是因为这些证书让他们有权在市中心附近开发同样面积的土地。农民得到的承诺是，最低可获得每亩9.6万元资金。农民的地块通常不到六亩，因为他们只能处置房产和房产周围的土地，不能处置耕种的田地。 在中国，这笔钱应该足够农民去城市里开始新生活。中国城市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农村。卖掉地票后，农民在农村的房屋会被拆除，土地重新变为农田。 这个方案若执行顺利，最多也就是农民得到失去土地的合理赔偿，而不会挨宰。当这些农民移居城市时，就会成为重庆市劳动力的一部分，而劳动力正是吸引那些搜寻更低工资水平的沿海公司转战内陆的一大因素。 但这个计划并不那么受欢迎，目前已被搁置。农民想知道承诺自己的置换资金能否兑现，而现在他们想知道没有薄熙来，以后会是什么情况。一些政府官员反对用地票这个体系作为实现土地私有化的重要步骤。在中国这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土地私有化仍是禁区。 2010年，中国中央政府叫停了成都的一个类似方案，但重庆的土地置换计划当时被批准可继续试点，或许由此可见证薄熙来当年的影响力。 最后一次大型地票拍卖似乎是在2010年4月30日举行的，尽管目前仍可进行个别交易。据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的网站显示，最后一次这类拍卖表面看来是在2011年12月6日。该网站没有提供有关未来地票交易的任何信息。重庆市有关部门不愿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地票的问题。 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期间是位非常受欢迎的官员。当地民众仍在努力适应没有他的生活。与该市领导层关系密切的一位当地学者说，重庆人觉得他们像是在赛跑，还有200米就到终点了，却看到领跑者突然倒下了，其他人想知道现在他们应该做什么。 距离重庆市中心约80公里的孔目村被中文媒体描述成地票交易的早期示范点之一。这个小村子里的村民现在并不十分确定，自己是否希望交易手里的土地。 李易（音）在一幢小房子里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说，只有几个特别积极的村民想用地票来碰碰运气；我不积极，我不想试。从这个房子望出去，可看到成片的稻田和玉米地。 BOB DAVIS 相关日志 2012/07/15 — 裴敏欣:为什么中国无法调整 2012/07/15 — 中国已成晚清格局：论意识形态领域的三足鼎立 2012/07/14 — 胡释之:许小年进中南海说明经济到了很紧要关头 2012/07/13 — 《朝日新闻》薄熙来研究 2012/07/12 — 姜维平:金马大厦被炸毁的背后秘密 2012/07/11 — 中国以不指控其本人为条件 要求多维尔帮助调查薄熙来案 2012/07/07 — 等着您回来 重庆出现挺薄熙来标语 2012/07/06 — 重庆多处出现庆祝薄熙来生日标语 2012/07/06 — 芦笛:薄熙来案是乌龙？ 2012/06/30 — 《金融时报》薄熙来家人曾在伦敦买卖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