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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10月，一批原空军右派军官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故地重游，悼念在劫难中死去的战友，反思那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会后大家分别撰写回忆文章，并结集成《求索1957》。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谜。仅《求索1957》记述，被送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劳动锻炼”的东北空军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劳动教养和留在工厂劳动的约十来人。还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农场劳动的中右分子，其数量更是惊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莫须有之罪 　　在反右运动中，这些空军右派军官遭遇的“引君入瓮，罗织罪名”的方式，大致有11种类型。 　　以言定罪。 　　整风开始时，领导号召帮助党整风，提出“给党提意见是对党的爱护，提的意见越多，说明你对党越是忠诚”，鼓励人们鸣放，并且一再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言者无罪”。绝大多数人因此入网。 　　郑全东，北京人，1930年生，18岁加入地下党，1950年参军，东北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助理，妻子在辽宁省总工会工作，鸣放时，妻子单位已抓出一些发言的同志打成右派，因此警告过他。但他坚信党的号召，也自信对党忠诚，提了一些意见，就坠入网中。 　　第八航校反右办主任周德润（校政治部主任）鸣放时找训练部材料制图系教员余凯成、周建文、姚茂松等4人座谈，上尉教员余凯成提出“现在政治运动宁左勿右，左也左得可爱”；周建文说“干部政策重德轻才”；姚也说“思想改造应潜移默化，要和风细雨”。结果这三人被定为右派，占全系教员人数10%。 　　沈阳东塔场站土木工程师朱尔刚，上海人，鸣放时，他响应号召提了几条意见：一是场站党委有事务主义倾向，提出党委应该是军队的灵魂，具有最高的领导和决定权，而不是琐琐碎碎的代替行政领导；二是选拔晋升人员有不均衡情况，应从制度上改进；三是各级选举都是等额选举，不能体现竞争选优。结果给扣上了右派帽子。 　　以文定罪。 　　杨润桐，第三航校高级教练机飞行教员，江苏盐城人，1931年生，1946年（15岁）参加新四军，当过骑兵侦查员。1950年调入空军，培养成为飞行教员。鸣放中，他响应号召，写大字报反映家乡农村一些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合作化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吃不饱等问题，被定为右派。 　　受命代笔获罪。 　　王玉林，北京人，鸣放时是第三航校飞行员、中队整风组长。他所在飞行团直到1958年3月才开展突击整风。这时全国反右已近尾声。他心中已了解反右情况，未婚妻也曾告诫他不要乱说。因为大部分战友都在1957年回乡探过亲，座谈会上，大家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鸣放”了出来。空军派来领导整风的一位梁副部长，召集各组组长开会之后鼓励他说：“小王，你们相信党，没有顾虑，所以鸣放得好。”又号召大家向王玉林小组学习，并要求他们写出大字报，以便让其他组观摩学习。小组同志们推选他根据会议记录，综合归纳去写。于是他就写了“飞行员待遇问题”、“农民生活苦，粮食不够吃”、“地方干部欺下瞒上互相包庇，私设公堂，吊打百姓，逼缴公粮”等十几个方面的大字报。他坚信自己所作所为没错，对党一片忠心，坚决不服强加罪名，被定为极右分子。 　　第三航校飞行教员白孟秋，在帮党整风期间，因他是飞行学员组长，领导要他把大伙发言情况写篇报道反映上来，借此改进工作。大家推荐让他代笔起草，经全体飞行人员举手通过，以五组名义转上，谁料这篇文稿竟被诬为毒草，就此被定为右派。 　　随流签名获罪。 　　许为南，空军第16师第46团电气特设师，1957年秋回浙江衢州老家探亲，得知一些老师、长辈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落马，他感到茫然、心怵，所以在1958年春空16师开展反右派文件学习时他谨言慎行。为了打破沉默，发动鸣放，领导一再动员，并明确宣布：“根据军委批示精神，师以下战斗部队只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不抓右派……”又组织排以上干部去第48团参观学习，他因值班没去。大家参观回来后，第46团维护组的干部写了一张小字报，大家都签名，责成他把小字报抄写成大字报。全文33个字：“团党委整风中顾虑重重，不敢引火烧身，希望师党委派工作组帮助四十六团整风。”因帮助抄这份大字报而被加上“不要党的领导”的罪名，定为右派。 　　汇报情况获罪。 　　卢菊生，湖南桃江人，鸣放时，是空三军旅大高炮指挥部秘书。1957年夏末秋初，他回老家探亲，父老乡亲闻讯前来看望，言谈中向他反映：“近两三年，随着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农民辛苦劳动一年赚不回口粮钱，甚至还要倒贴，可农民哪来钱呀，就是写封信也得眼睁睁地等老母鸡下完一只蛋，才能卖出八分钱来买邮票。农村的干部今天县里开会，明天社里开会，回来就发号施令，下达指示。根本不听取群众意见，经济不民主，账目不公开，对上级奉承吹捧，对下面苛求卡压。谁要是提点意见就打击谁，甚至给扣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农民只有忍气吞声，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以致地里杂草丛生，人民面黄肌瘦。”卢菊生出于对党一片忠心，回部队后写信向湖南省委反映。一个月后，湖南省委将信转给部队，他就被定为右派分子。 　　以隐私为据定罪。 　　曲有盛，辽宁盖县人，东北空军组织部干事，因在日记中写了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质疑“这叫什么国际主义？”就把他定为右派。何燕，湖南衡山人，第八航校训练部飞机维修教员，有写日记习惯。鸣放时，按要求上交日记送审。日记中的小诗《空中的花》成了批判的靶子：“一朵小花，在绿草丛中/不安分地/摇晃着，挣扎着/一阵风，把它带上了蓝天/随风飘荡，呵！多好/我比谁都高，比谁都快乐/一场雨把它淋落地下/呵！呵！哎唷！/一辆车驶过，把它压成土末。”批判者说它是对积极分子的讽刺和谩骂。而攻击先进人物就等于攻击领导，攻击领导就等于攻击党支部、就是攻击共产党。如此层层引申，硬说这首小诗是大毒草，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证。 　　被栽赃陷害。 　　肖方，江苏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多次立功，任空军大连文化干校训练处长。鸣放中，他向领导提了两条改进教育方法的建议。主要领导借题歪曲，说他“看不起领导，对领导不满，反对领导，就是反党……”。于是就定他为右派分子、阶级敌人。 　　王景华，河北博野人，1939年入党，荣获过“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鸣放时是第三航校团政治处主任。1956年返乡探亲，鸣放时反映一些统购统销情况被定为右派。 　　罗友乔，1948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联。1951年参军，第八航校训练部教员，曾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过天安门观礼。鸣放中没有言论。只因曾同意部分军官向空军政治部反映对政治学习的意见，引起第八航校政治部个别领导人不满，借反右之机栽赃陷害，强加右派罪名。 　　无端怀疑定罪。 　　汪业祥，安徽芜湖人，空军第十六厂电气技术员。1958年春，十六厂已宣布“本厂无右派”。可是突然有人检举，说他1951年在杭州预备总队学习时曾在睡梦中呼喊“国民党万岁”。无论他怎样辩白，最终还是定他为右派。 　　卓守鹤，浙江杭州人，东北空军机务学校教员，他9岁丧父，14岁开始打工，自学无线电技术。抗美援朝期间调到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工程部，完成任务又回到东北空军工程部。那时飞机上的罗盘故障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无线电罗盘试验台。有位政工干部提出：“一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竟能掌握无线电技术，造出收发机仪器，这技术是哪来的？”“他天天深夜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到底干什么？”怀疑他和国民党敌台有联系，受到审查。1957年整风时，他为肃反遭审提意见被定为右派。 　　顶替名额。 　　邓衍杰，武汉人，第三航校飞行教员。在一次晚上宿舍拉亮电灯时，他说了句俏皮话“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就被推理为“暗示我们的社会黑暗”。但这只是定他为右派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反右时，他所在的大队划了两名右派，其中一名的右派问题航校党委不能定，三次上报空军党委都没有批准。这样一来，空缺的一个右派名额就由父亲是右派的邓衍杰顶替了。 　　按预定指标凑数。 　　反右时，从上往下，按照各单位人数下达右派指标，若达不到指标就会被批评为“右倾”。有些同志本没有言论或大字报，但领导为了凑数就把一些人凑为右派。第八航校教员赵竹侨，鸣放时被借调北京空司工作，未参加鸣放，主观认定他家属资产阶级而定为右派。 　　无妄之灾。 　　袁德修，河北蔚县人，鸣放时是空三军第206团俱乐部主任，至今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打成右派。还有一名右派，名字忘记了。给他摘帽时，翻阅档案，找不到有关材料。去信原部队询问，回答说他不是右派，误送到这里来了。就这样他被白白地折磨了这么多年。 　　血泪洒辽西 　　1958年春夏之间，东北空军的154名右派先后被集中到前所果树农场，在农业工人们监督下“劳动锻炼”。名为“劳动锻炼”，实际与劳改相差无几。在农场工人和果农们的监督下，不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精神上还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 　　第一个惩罚措施是先从经济待遇上给予打击。 　　即根据每一名被迫害者驯服的程度，对其收入待遇给予不同的降级，对坚决申辩理由不服强加罪名者，定为“极右分子”，每月只给18元生活费，如王衍周、王玉林、杨崇诚等都是这样，卢菊生甚至只给15元，而对一位“认罪态度好”的则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资60元。用这种办法摧毁一些人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意志。 　　劳动上高强度摧残。 　　右派们当时都渴望早日摘帽，抱着通过劳动表现自己对党忠诚的想法，从一投入农场就拼命干活，人人争先，劳动强度大大超过常人想象。 　　最严重的是饥饿。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右派们的粮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两毛粮，再被伙房克扣，人人都陷入严重饥饿，还得应对沉重的强劳动，天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冬天早晨6时起床，7时吃饭，一日两餐，早饭5两菜粥，晚饭3两，社员每日3两，领导就拿菠萝叶粉来补饮食不足。菠萝叶就是柞树叶。农场组织右派上山采收。采叶队伍的住地在秋皮沟，离采收地点有十多里路程，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环境极其恶劣。因为是吃的东西，质量要求很严，只准在树上摘，不准在地下拣，日定额30斤，完不成定额，就得不到晚饭的饭票，对我们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两都不行。早饭过后8时上班，每人背一个大花篓，踏着半尺深的积雪，向着十里之外的山区走去，到了采收的地点各自找地盘开始作业，天寒地冻，手脚冻得麻木不听使唤，到了下午2点半就得下山，到集中地点验收交货，足30斤者发给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饭票，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处分。难友李玉泉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忍饥挨冻往回走的时候，就想，这真不如进监狱，我宁愿坐牢也不愿‘劳动锻炼’，坐牢每顿还有一个窝窝头，现在我比坐牢还苦。” 　　比肉体上的劳累、腹中的饥饿两者更加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我们走到哪里，背后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把我们视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头认罪、老实干活。而这仍不罢休，还玩出折磨我们的新花招。 　　还有从亲情上的折磨。 　　反右之初就有多位军官的未婚对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经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种压力伤害其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对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强迫家属一律回原籍，汪业祥是1965年在林场时找到一个对象结婚，妻子被遣返还乡，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间小房，丢人丢到丈母娘家门口去了。妻子受的委屈和世俗的压力无比沉重。许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绥中县电影院当放映员。1970年夏天某日，雨后天晴，他正带领着一群所谓有问题的人，在电影院清扫，搞卫生，一位领导把他找去教训说：“……要有主人姿态，积极主动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拨一拨动一动。”因回答的话不顺这位领导心，就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一连斗几个晚上，说他没有改造好，说这是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不久又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绥中农村继续改造。因他妻子是临时工身份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售货员，可随时辞退。他为了妻子的工作，更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择??离婚，回原籍当了农民。 　　农场还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点，以“靠近政府就是积极”为钓饵，唆使右派打右派。 　　王玉林1960年得了浮肿病。医生给他开了证明建议到北京治疗。场部书记佟庆学已批准，可是五队书记就是顶着不准。王玉林无奈，为了活命，他还是回了北京，治疗一个月又返回五队，书记一伙愤恨他不驯服，就以“私自离队”为借口开会整他。当夜，组织16名右派斗他，有两名右派打他。 　　右派沦落为社会贱民，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活靶子。 　　每来运动就把右派揪出来斗。1968年8月“文革”高潮中，王玉林在黑山林场挨斗时，众专政队轮番用皮鞭木棍猛打，从下午2点多开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一鞭梢抽到他太阳穴，登时昏死过去，又被弃置无人管，直到夜里10点钟才缓醒过来。有的右派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难舍地离队而去。如向同衡，原空军第五速中教员，到二队后很快适应劳动，但受不了饥饿，不久身体垮了，到1960年身患多种疾病，日渐消瘦，一日他说要外出看病，把行李捆好放在炕上，还把公家一把铁锹置于行李之上，匆匆去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从农场逃走的还有梁启俭、王兆彦、王锡山、季振均、姜鸿儒、傅喜堂、李森等一些人。 　　燕山脚下的冤魂 　　2000年，据幸存者互相交谈统计：改正时，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残废，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联系。只剩下70多人侥幸存活，但也伤病缠身。 　　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改时，痛不欲生，号啕大哭说：“我死也想不明白，我从参军，出生入死，保卫党的生命，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到农场后，拼命劳动。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分子”，强迫留在农场劳动。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农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又把他揪出来，天天晚上批斗，指控他有“新的反党罪行”，逼他交代。

　　我国的对外策略往往不太好懂。试举几例。一方面，一直把美国等西方国家当做头等假想敌，并经常性地猛烈抨击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但另一方面其实却与之暗通款曲，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向来被看做是头等大事，并经常送上经济大礼，甚至不少官员不惜纷纷将子女、配偶送至这些“腐朽”国家。 　　又如，如果说国际威胁，紧邻中国的俄国毫无疑问才是我国的最大威胁，而且历史上俄国无疑是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但近些年来俄国又开始被引为座上宾，并不断宣传和强化两国“战略”关系。而被我们视为头号敌人的美国其实在历史上不仅至少没有占领中国一寸领土，而且庚子退赔以及对我国抗日战争支援也是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又如，从地图上看，我国南海疆域横跨茫茫大洋，直逼印尼、菲律宾等国本土，而因为像黄岩岛这样孤悬海外的小岛礁而和这些国家发生的领土争端，更经常被媒体热烈报道；但看看我国的北方边界，对照一下清朝和民国时代的地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国不断有大片领土被俄国蚕食、侵占，但媒体却噤若寒蝉。 　　又如，中国渔民到韩国的海上专属经济区捕鱼刺死韩国海警，被判三十年。媒体开足马力报道，引来国人声讨汹汹。可是，比起“战略协作伙伴”的“友好邻邦”俄罗斯，韩国真可以说是窝囊废！据说，就在2009年，俄罗斯军舰在公海上对正航行在公海的商船“新星”号，直接开炮（有传言说连开500多炮）并冷眼静观中国人死去。但我国依然是一片寂静。而且实际上类似的事情还不远止这些。 　　而就在今年，我国渔民在本国领海被朝鲜武装分子强行掳走并索要高额赎金。最终渔民及其船只虽然获释，但其财物却被洗劫一空，之前还遭受侮辱、殴打等不人道待遇。朝鲜的这种行为属于严重的犯罪，这不仅仅是一般的对主权的威胁，而且是赤裸裸的武装侵略。 可对此，我们连一个“严正抗议”都没有。而那些向来高调的“爱国者”们更是一个屁也不放。 　　再如，我们对于卡扎菲、巴沙尔、金氏小朝廷等这些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的政权，一直呵护有加，甚至不惜成本大力援助，为此不惜开罪国际舆论和这些国家的人民。而且吊诡的是，这些政权却还往往逆中国国策甚至国家利益行事。例如卡扎菲政权在2006年不顾我国反对，招待陈水扁，其“太子”赛义夫还在同年访问台湾；2008年，卡扎菲同意台湾在其首都开“贸易代表处”; 2009年，卡扎菲政权的外长还公开指责中国“侵略非洲”,是“帝国主义”……而金家小朝廷更被指在享受着我国大力支持的同时，不但不感恩，而且还不断做出损害我国利益事情。例如向我国制贩假币、毒品；一意孤行在狭小的朝鲜半岛发展核武器（尤其是核试验必然会对我国的边境地区造成严重核污染，这要远隔大洋的日本福岛核事故严重许多），试射导弹，挑起东北亚紧张局势；而据韩国媒体披露金正日临终政治遗言要重点提防中国……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上述悖论，人们似乎有点视而不见，而是热衷于谈论民族主义、国家主权、国际战略、美国威胁等等。事实上，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种种令人费解之处，是因为我国的对外策略自有其特有的思维。说白了它实际上就是我国国内“维稳”思维的自然而言的延伸而已。我一直认为，这才是解读我国对外策略的最重要视角。近闻许章润教授也提及这一概念，可谓所见略同。 　　所谓“维稳”,顾名思义，即维护社会稳定者也。更为深入地讲，维稳乃是维护我国现行制度、维护执政地位稳定是也。而在不少人看来，对于我国维稳最大的国际挑战与威胁，乃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于是乎，把这些国家视作头号敌人（尤其是在舆论上）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时，遵照“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的斗争思维，那些为西方国家所反对的政权，自然也就被我们视作是朋友。而不管这些政权实际上多么糟糕，不管它是否对我国国家利益是否有利。因为我们把它们看做是牵制西方批评的棋子（我国对朝鲜的支持，则还有一重含义，即它与我们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只要具有这一作用，其他的都在其次。 　　而南海（包括钓鱼岛）问题之所以被允许大张旗鼓报导和讨论，除了新兴网络媒体不易管制之外，更重要的是，所涉及的国家并不属于我们反制西方的棋子（甚至还是西方大国的盟友），而且民族主义被认为是转移国内视线，凝聚民心的捷径。 　　可见，从维稳的角度来解读我国的对外策略，可以说一切都一目了然。然而，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可以进一步讨论之处。否则，对于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执政党的利益都可能是不利的。这里仅择其大端略举一二。 　　第一，固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民主国家的政府更要向本国国民负责，因此?I卫其国家利益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批评，即使有某种阴谋的因素（尤其是按照流行的阴谋论的思维），但作为执政者，应该秉着闻过则喜的态度，认真分辨和听取。只要这样才能少犯错误，才是堵住批评的最有力办法。用我们毛主席所喜欢引用的话来说，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生针对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中对台湾批评，就专门发表讲话说，感谢批评，努力改正（大意）。也许这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第二，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不能再简单地以社会制度划线，以“敌人”反对/拥护来决定我们是否拥护/反对。在这方面我们曾经吃过大亏，不能不引以为戒。1980年代邓小平同志主政后，明确摒弃了之前片面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策略，实为英明之举。无论如何，国际社会也有其基本的道义原则，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否则，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不仅国际社会不服，国内民众也难免会微词不断。 　　第三，借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转移视线，凝聚民心，一致对外，固然是屡试不爽的经典套路（所谓“民心可用”），但也必须看到这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搞不好完全可能伤及自身，甚至伤害要远大于收益。例如，南海或钓鱼岛问题固然可以调动民众一致对外，稍减国内压力，但民众的胃口和情绪却不会在执政者的底线前自动停步。民众的对外狂热情绪一旦被调动起来，政府如无法满足，反而会招致更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我国国力增长较快的当下，这样更容易助长整个社会“虚骄之气”（邓小平语）高涨，搞不好可能会导致局面无法收拾，引发社会动荡甚至陷入军国主义。历史上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这绝非危言耸听。 　　第四，就南海问题而言，有意放任乃至助长这种“虚骄之气”,固然可能带来一时的好处。但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讲，却可能招致更大的损害。如前所述，如果政府不能满足民众高涨的情绪化诉求，必然要承受更大的压力，进而还会引发更大的不可逆料的严重后果。但如果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那么与相关邻国矛盾和纠纷，将必然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难以休止，并早晚有一天会可能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这至少会加剧周边国家与我国的对立乃至敌意。不要忘了，东盟成立的动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抗我国的威胁。 　　从民族情感上讲，寸土必争自属无疑。但平心而论，从国际海洋法上讲，我国认定的南海国界，主要二战后乘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余威所正式划定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深入邻国边界不远的岛礁，事实上我国一直并未形成有效的管辖（不像英国之于马岛），且往往是在邻国的领海范围之内。总之，可能在国际海洋法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 　　尤其是再比之于我国北方大片固有领土被俄国蚕食的事实，如果一意强力对这些周边这些小国主张主权，难免授人以欺软怕硬的口实，进而导致国际道义上大大失分，尤其是会伤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感情。这即是从牵制西方的角度来考虑，也是不划算的。不要忘了，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民国政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用毛主席的话来讲，是第三世界兄弟们给抬进去的！ 　　因此，当前这种以斗争思维主导的“国际维稳”的对外策略，无论于国于党而言，都应该予以适当的反思和调整。其要者有二，一是要遵循基本的国际道义与公理，二是切实出于真正的国家利益来考量国际事务，灵活应变。

@潘仲光：中国的GDP数字可能不准，但是用电量的成长不会骗人。中国经济已经很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