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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泪洗脚

洛阳学生集体为长辈洗脚 家长感动流泪 2012年6月3日,在河南省洛阳建中实验学校操场上,250名学生为家长行跪拜礼、为家长洗脚。 完整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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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香港。這一代的六四

黃之鋒和尤思聰都生於1990之後的香港,在回歸之後長大。對他們來說,「勿忘六四」並不只等同於悼念,「化為行動才是重點,影響更多人才是目標」,要「提倡當年北京學生,願意為了自己堅信的價值而付諸行動的一面」。他們認為「平反六四」等同於愛中國,「反對國民教育科、平反六四,很多人都會認為你不愛國,但我們是透過六四晚會,說出我們愛中國,希望中國有民主,希望中國可以變得更好。」 文/黃麗萍 五、六月的香港,如常的悶熱多雨,走到街頭,仍舊熙來攘往,躁動的人群之中,穿插著堅定的歌聲。「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來自香港各大專院校學生的歌聲,鏗鏘有力。他們自發組成不同隊伍,穿上黑衣,走到香港各區,為當年六四的死難者報上哀音。 另一個年輕人組織「這一代的六四」,舉辦了不同的電影會、街頭相片展覽,重現了當年的「六四」。中文大學的學生,重新洗刷豎立於中文大學火車站旁的民主女神像,希望「六四」精神歷久常新。他們更會進行六十四小時絕食,經歷當年學生所經歷的。「九十後」也不甘示弱,一群中學生自發呼籲同學一起去六四遊行…… 你會發現,仍然堅定地告訴你「不能忘記」的,不少都是一張張年輕的面孔。 當很多曾經覺得「痛心疾首」的「大人」已漸漸淡忘,很多八十後、九十後的年輕人卻開始走出來,湊成每年維園六四晚會的萬點燭光。 「六四」這段回憶,是如何印記在新一代人的腦海裏?他們甚至沒親身見證,為何他們仍然拾起這支差點失掉的棒,接力堅守「毋忘六四」? 黃之鋒,生於1996年,今年15歲,外表看起來,與普通中學生無異。 但與黃之鋒說話,你會漸漸忘卻眼前的他只是個中四的學生。 「為何我這樣關注國民教育科?因為民 主並不只是普選。如果民主只是一人一票選特首,但原來每一個小學生由小到大都受到洗腦,不容許有獨立思考,即使香港有普選,但每個人都覺得林瑞麟(政務司司長)可以做特首,香港就玩完啦。」 黃之鋒與其他幾名中學生因為反對政府在中小學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立了「學民思潮」,是香港目前最活躍的中學生社會運動組織。早前,他面對著記者連珠發砲式的提問,面無懼色,思路敏捷,對答絕不遜於很多高官政客,相信曾指「辯論不是鬥口才」的唐英年看後更會汗顏。一夜間,訪問片段於網上瘋傳,短短幾天,點撃率已超過17萬次,被視為香港九十後社會運動的代表人物。 5月27日,支聯會一如往年,在「六四」前夕舉辦愛國民主大遊行,「學民思潮」也在網上呼籲成員參加,一起支持平反「六四」、反對國民教育。 平反「六四」=愛中國 在不少新一代的心中,支持平反「六四」與支持民主連成一線。 黃之鋒說:「為何我希望平反『六四』?因為我渴望中國有民主。」他認為「六四」就如一個關口,如果政府一天不肯承認這件事,中國就不會有民主。「香港現在還有少少的言論、集會自由,當香港仍然可以紀念『六四』,我們就要好好堅守,進而延伸,去爭取香港的民主,爭取中國的民主。」 有人會認為,中國是否民主,與香港人無關,黃之鋒卻說:「首先你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當你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中國每件事都會影響著香港,中國有沒有民主直接影響到香港有沒有民主。『六四』是中國民主的契機,平反『六四』,與每個香港人都有關。」 「九十後」這一代,大概從懂事開始,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他們成長於中港密不可分的年代,「現代中國」成為新高中通識課程的單元之一,在他們心目中,「六四」除了體現民主,亦象徵著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懷。 黃之鋒說:「反對國民教育科、平反六四,很多人都會認為你不愛國,我也試過被人問候娘親,但我覺得我們是透過六四晚會,說出我們愛中國,很希望中國可以變得更好,我們每年去六四(集會),去表達香港對祖國的情懷,香港人希望中國有民主,香港人關心中國。」 化作行動才是重點 這天,烈日當空,另一名「九十後」尤思聰,拿著清水,大汗淋漓,於中文大學為於一一年六四晚會後,由維園移送到中大擺放的民主女神像洗刷,希望六四精神「歷久常新」。 尤思聰生於1991年,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二年級生,也是中大學生會的幹事,是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將會參與專上學聯在6月1日開始的絕食64小時活動,重演當年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行動。 上一代人經過23年的洗禮,很多人雖然堅持著平反六四的信念,卻再沒有魄力多做一些,這可能是兩代人最大的分別。年輕的一代,傳遞出一個很強烈的訊息:化為行動才是重點,影響更多人才是目標。 尤思聰說:「既然大家都知道平反六四暫時無法實現,我覺得應該聚焦在透過六四讓更多香港人明白政治參與的重要。」他認為,很多香港人認為六四晚會就是為了悼念逝者,他認為並不只是這樣簡單,更重要的是,重新提倡當年北京學生,願意為了自己堅信的價值而付諸行動的精神。所以加入學生會,他也以增加同學的政治參為目標。 以自己影響他人,黃之鋒可以說發揮到極致。前年,唸中二的他,自發與四個同學第一次去六四燭光晚會;去年,他已經於Facebook邀請更多同學一起去,結果有二十個同學響應;今年,由他成立並擔任召集人的「學民思潮」,繼續於網上呼籲更多年青人一起行動,更計劃於六四晚會完結後舉辦討論會。 「當年的學生可以做這樣多的時候,我會想,我們現在作為學生又可以做些甚麼?我可以怎樣回應這個社會呢?」他常掛在口邊說,搞社會運動不能只活在自己圈子之中,一定要接觸更多的群眾,「我們要深入民間。」 iPad不離手的黃之鋒熟練地打開Facebook中「學民思潮」的群組,按了按群組成員的分析圖,滔滔不絕:「我們這個群組已經有五千多個like(讚好),當中只有約五百個是我的朋友,即是說我透過這個群組接觸到幾千個我平日接觸不到的人。從統計圖看到,有八成是八十後,之前我們發起過聯署,有來自三十所不同學校的學生參加,我透過這個群組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中學生。」 傳承 「六四」之火,當初到底是如何相傳? 黃之鋒回想起第一次知道六四:「我記得我初小的時候,有個晚上,阿爸給我看《文匯報》的《血洗京華實錄》,跟我說:『仔,這就是六四,這是王丹,當年有坦克車輾死了人。』當時甚麼是民主,怎知道呢!但是就有了六四的基本概念。」直到反高鐵、五區公投開始,他開始關心更多不同的議題,於是自發在網上去找六四的資料去看,了解更深。 黃之鋒的家是個典型的中產家庭,爸爸是管理層,媽媽是全職家庭主婦,爸爸自少也會帶他到基層社區探訪,希望他關心社會。之鋒的媽媽說:「在我的角度,一切都是輕描淡寫,沒有想到要把民主的種子散播給下一代那麼偉大,也沒有對他說你一定要支持平反六四,只是希望兒子不是一個不理世事的人。」 至於尤思聰,也是因為父親才知道「六四」。尤爸爸說:「當時去完六四燭光晚會,也會給他看尊子、馬龍那些政治『六四』諷刺漫畫,這是一件大事,他應該要知道,就如同告訴他甚麼是端午節、重陽節一樣。」 尤思聰的家庭也是典型的中產家庭,爸爸媽媽都是中大的畢業生,爸爸會去六四、七一的遊行,但就從沒與兒子一起去過。「小時候有叫過他去,但他很懶不願去,也不會迫他。」 黃之鋒和尤思聰小時候都沒有跟家人一起到六四晚會、七一遊行。但兩人長大了,也就自動自覺地去參與。 沒有想像中的強硬灌輸,兩個家庭只是讓孩子知道「應該知道的」,並鼓勵下一代關心社會。當他們隨著成長而對事件了解更多時,很自然地,就走出來做「應該要做的事」。 走自己的路 香港典型的父母都希望兒女讀好書、找份好工,最好成為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然後專心賺錢,結婚生子買樓。政治的事,是浪費時間。 之鋒的媽媽則說:「只要他人做的是對的事,好的事,我們會全力支持。」 尤爸爸則說:「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路,他的人生不是去實現我的理想。他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沒甚麼問題。」 走這條不主流的路,可能要付出很多,值得嗎?之鋒說出他的座右銘:「做一件事,應該想應不應該做?不要那麼功利主義,只看結果,搞社運又不是做生意,難道常常看profit(利潤)?」 「別人都在練八級鋼琴,或者參加學界運動比賽,我全部都沒玩,但我卻學到一些別人得不到的經驗。」 「雖然辛苦,但我很享受,因為有意義。」他又補充:「你以為讀BBA(工商管理)出來工作就一定會很快樂?」 希望 黃之鋒於去年「六四」燭光晚會後,於網上發佈了一篇文章《二十二週年六四所思所想》:「還記得當大會主持問誰是在1989年後出生時,我身處在第三個足球場,當時全個足球場有差不多七成人舉起手,這個數量也嚇了我一跳。今天再重看報紙的報道,發現今年越來越多九十後參與六四燭光晚會,慢慢九十後也成為社會上的焦點,成為一群政壇生力軍。」 「六四」已經過了23年,每年電視新聞總會看到父母帶著小朋友一起參與六四的燭光晚會。這群小朋友慢慢長大,就如黃之鋒、尤思聰,他們的感染力、動員能力更強,這些星星之火不繼綻出火花。種子開始萌芽,期待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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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前夕中国警方逮捕异见人士和上访者

六四前夕中国警方逮捕异见人士和上访者 六四前夕中国警方逮捕异见人士和上访者 “六四天安门运动”23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中国警方逮捕了多名异见人士。据法新社报道,维权人士林炳兴的妻子石立琴称,“大约20名维权人士(周日)早上在(福州)五一广场遭到警方拦截和殴打”。她说,警方带走了包括林炳兴在内的8人。但福州警方否认拘押抗议人士。在北京,周六警方在火车站扣留了至少30名来自无锡的上访者,并将他们强行送上返回无锡的大客车。一名上访者说:“警察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六四,在敏感时期内他们必须清理‘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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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方政探望香港绝食学生深受感动

由于时代广场是大陆自由行旅客最喜欢光顾的购物中心之一,学联在场还特别派发用简体字印刷的《绝食书》,说明他们绝食的目的。他们又在晚上举行名为「这时代,那广场」的迷你音乐会,吸引不少民众及游客伫足观看。学联又在广场上张贴有关当年六四的报道,最为人所瞩目的,就是1989年6月4日香港《文汇报》的头版,不少内地游客都用照相机拍下。 在天安门广场被戒严部队坦克车辗断双腿的方政告诉绝食的学生和其他年轻人,要为了未来的民主自由,要坚持下去。他又赞扬和敬佩香港学生的勇气,对自己没有参加当年的绝食而感到羞愧,认为当年广场绝食的学生,是最有勇气为了民主而把自己生命牺牲的一群。 方政之后又到了六四烛光晚会场地的维多利亚公园,支联会正在当地举行六四学生营,方政并探望了学生营的中学生,看到在场挂了一幅天安门广场的画像时,他更亲自向记者和学生指出他当年被坦克压过的地点,对当年的镇压作出血的控诉。 此外,香港16个立法会泛民主派的议员,首次在立法会外辩论六四动议。泛民派的议员每年在六四之前都在立法会提出六四动议,但每次都遭到民建联等保皇党的封杀,但今年由于立法会泛民主派举行反对政府补选条例草案的“拉布”拖延战术,未能在六四前赶及提出动议,遂以改在立法会外的广场举行,但60个议员中,未见一个建制派议员出席。 提出动议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也是立法会议员)发言时表示,由前特首董建华要求司徒华放下六四包袱、曾荫权扬言个人六四立场「代表香港人」,到候任特首梁振英扬言要颁诺贝尔和平奖给下令屠杀学生的邓小平,香港特首对六四立场「可谓一任比一任无耻」。 候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连续两天都被记者追问是否会参加六四晚会,但曾经在当年刊登报章广告支持民主运动并谴责镇压的梁振英,都拒绝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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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腐败的态度决定了中国腐败的程度

中纪委刚刚开除铁道部长刘志军的党籍,《环球时报》就精心炮制了一篇社评《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这是一篇明显带有倾向性的文章,文章主张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并希望民众理解!文章说: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文章希望民间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文章更是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 《环球时报》一贯的立场人民群众都很清楚,但为当今官场泛滥的腐败公开辩护并不多见,看来这份报纸不打算穿上什么客观公正的外衣,完全是赤膊上阵了。堂堂的铁道部长掌管中国上万亿的国家投资大权,在位期间究竟敛财多少人民群众现在仍不知道,然而围着他转的一个女人两年身家就暴增了40多亿,他的部下张曙光在美国拥有多处豪宅和巨款!而刘志军的责任不过是滥用职权为他人获取巨额利益;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对铁路腐败负主要领导责任寥寥数语。《环球时报》不针对巨贪去深挖,偏偏要呼吁国人应该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而且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是要把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 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已成为一种常态,成为官员的一种生活方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人民群众对反腐早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心。面对日趋严峻的腐败现象,《环球时报》仍然公开主张允许中国适度腐败并希望民众理解,试问中国现阶段究竟贪腐多少算适度?如果按照严格的法律,只要贪腐5000元就要立案!然而这条法律从未在官场执行。过去贪腐十万百万算适度,后来贪腐百万千万算适度,现在动辄过亿也算适度了!类似于刚刚曝光的河南永城市委常务副秘书长长期奸淫幼女算不算适度? 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不是极少数,而是大多数,特别是很多党政部门已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官官相互的腐败集团。那些被查处的腐败份子,不过是从上到下的极少数牺牲品,腐败并不会阻得官员的升迁之路,因而腐败份子越来越公开越来越猖獗。 5月31日,由团中央主管的《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直指《环球时报》社论有关反腐败的言论是“官话套话大话空话”,是谬论。 中青报更在网络版“中青在线”的首页上用大号字体刊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是《舍制度和民主外,反腐无解》,文章反驳《环球时报》社评称腐败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观点,说对腐败零容忍是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也是中央领导人反覆强调的主张。中青报的评论还说,对付腐败的关键是以制度将权力驯服,除了制度和民主之外,根治腐败别无他法。 文章还说,在目前腐败如此猖獗的情况下,为腐败提供理论支撑和藉口,腐败更加难以控制。假如接受此论,不去致力于制度反腐,不是以零容忍的姿态去严打严控严治腐败,而是让民众在心理上降低期待,反腐大业必将走入非常危险的境地。文章最后说,经济发展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同样,发展也不是终结腐败的推进剂。舍制度之外,舍民主之外,反腐无解。 《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之后,《环球时报》编委王文更是亲自出马披挂上阵,矛头直指对当今当朝的腐败说事的“公知”。 王文回应称:像曹林等一批活跃人士愣是要往那个“宽容腐败”、“适度腐败”的方向去理解此文,除了秀出自己的理解力之外,恐怕是想当中国的“堂吉诃德”,想像一个大风车似的耙子,然后假装大战一番,接着再喊几句“民主”,以示自己在舆论中高调与正义的形象。 在中国,喊“反腐”一点都不稀奇,喊得再凶再狠都不稀奇,关键是要做。怎么做?怎么做得好?怎样以身作则地做得更好?中国有一批这样的“公知”,天天喊民主,却不允许别人批评他们的民主;天天喊自由,却只允许自己胡作非为的自由,于是,“公知”近年来的公信力面临巨大危机,甚至变成了过街老鼠。我希望,“反腐”的呐喊不要重走“公知”之路,不要演变成只许自己喊不许别人分析,只认为自己的反腐论证是对的、不允许别人不同看法的新一轮公信力危机。 王文再次为《环球时报》辩护:没有一个贫穷国家真正解决了腐败,那些在发展中国家过早推行所谓“民主”的,腐败情况更糟。看看透明国际组织的“2011世界各国腐败指数排行榜”,排名前列的清廉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中国排在70多位,与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的排名大体吻合,而像菲律宾、印尼等国家都排在100位开外。 王文把腐败的话题引向了一群无权无势又无力的“公知”,显然是想封了“公知”的口。《环球时报》说腐败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不能根治,这是一个伪名题。从人性自私的观点出发腐败现象确实不能被彻底消除。但根除腐败的口号是谁发明的?诸如所谓的提高纯洁性、建立大公无私的官员队伍,这类违背人类天性的弥天大谎,早就催眠、蒙蔽了绝大多数国人的脑子,使人民群众都已经相信这种弥天大谎可以成为现实。 更具戏剧性的是,6月1日,头号官媒新华网也加入混战,并且炮轰《环球时报》“误国”!新华网称《环球时报》社评的核心意思就是开导民众要“允许腐败”。尽管《环球时报》加上了“适度”、“攻坚战”、“综合发展”之类的言词,依然掩饰不了“允许腐败”的主旨。 针对《环球时报》向腾讯网发难,新华的评论称,何止腾讯,网易的标题就是“民间应允许适度腐败”。更为吊诡的是,环球网自己的标题,跟那个主编指斥为“恶意改成”的那个,一字不差。真不明白,《环球时报》想干吗?文章还称,《环球时报》向来追求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也要有自负言责的担当。就算腾讯转载的时候,改了标题,那也无可厚非。这改后的标题,恰好就是《环球时报》那篇社评的主旨,何错之有?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又不想对这个言论负责任。 民主当然也不能彻底根治腐败,但因民主制度下健全的法制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持续泛滥。诸如用纳税人的钱满世界办孔子学院,诸如惊人的三公消费,诸如所有政府项目中普遍存在的公共腐败,在民主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发生,更不会出现以公权积聚利益为特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贵特权阶层。香港如果没有一国两制,一把手的差旅费岂能让全体港人来审察?中国现阶段,许多被揭露的惊天大案要案,最终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谁在掩饰真相谁在靠谎言欺骗人民群众? 中国人早已熟悉《皇帝的新装》,中国现阶段就是现实版的《皇帝的新装》。现在只有老百姓觉得没穿衣服,而“所有的国王”却不以为然,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没有好的政治制度,反腐败的口号喊得再响亮也没有任何意义。朱元璋杀了那么多贪官,又是扒皮又是点灯的,贪官照样像被割掉的韭菜一样春风吹又生,只要实行的是封建的专制制度,贪污腐败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是王朝更替,此乃中国几千年来亘古不灭的真理。 中国现阶段的腐败问题,是源于制度,要根治这种制度性腐败,必须要从改变现行制度入手,除此之外,任何反腐措施都是徒劳的,20年来越反越腐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要铲除制度性腐败,只有从铲除腐败的政治制度入手,否则依靠诸如“情妇反腐”“二奶反腐”,“日记反腐”,“小偷反腐”,只能是越反越腐。 中国也需要培养更多有责任、有担当、可以独立思考、有辨识能力、敢讲真话的公民,更需要在政治上赋予公民真正的民主权利,这样的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这样的体制才会受人尊重,这样的国家才会大有希望。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特色”,“特色”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蔡慎坤,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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