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东方财经》：时隔三年半，央行两度降息，联系到今年2月份和5月份央行两次下调银行准备金率，是否意味着持续三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就此告一段落？ 　　盛洪：可以有这样大致的判断。货币供给量的高速增长已不再持续，而这种变化严格来讲主要并不是由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因为还存在另一个货币供给渠道——国际收支。就平均而言，贸易顺差总体在明显地逐步减少，2月份甚至还出现了贸易逆差。贸易顺差的减少将对货币供给量的减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关键在于贸易顺差是否会持续减少，现在看来大致是，因为美国的市场在不断地萎缩，当然其萎缩的速度是缓慢的。当然，人民币的升值，也是重要的原因。从这些方面来看，暂时停止货币紧缩政策应该是大的调整方向。 　　《东方财经》：未来是否有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空间？ 　　盛洪：我一贯认为存准率、利率的调整要看国际贸易顺差的情况。国际贸易容易出现波动，一会儿逆差，一会儿顺差。但总体而言，将呈下降趋势，同时，还要看它的速度。如果下降速度很快，就要大刀阔斧地去做。目前看，央行不宜动作过快，还需静观其变。假如国际贸易顺差持续往下走，就相当于国际货币供给往下走，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考虑进一步的降息。 　　同时，还应考虑到财政政策，在这方面还是动作太大。中央政府现在太过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手段，尤其是财政政策中的刺激政策，动不动就推行扩张计划，就是找理由多花钱。而真正到了要紧缩的时候，财政政策又紧缩不下来。所以，财政政策也需要更平稳一些，不要开口就是4万亿、2万亿，这对于由此产生的通胀是很难化解的。 　　《东方财经》：有关人士称此次降息为新颖的降息模式，即所谓的不对称降息，并解读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试图在利率去管制及顾及中资银行消化信贷损失与盈利能力之间取得平衡。 　　盛洪：所谓新颖，只是对中国而言。对于拥有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并不新颖。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实行计划经济模式，银行业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仍然留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一年期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保持同等幅度的调整，保持固定的利差不变，一年期的利差大致保持在3.06%左右。在银行业较为成熟的国家，利差一般保持在1.5%、甚至是以下。而中国的利差是1.5%的两倍，八十万亿的存款银行将少支付上万亿的利息。从国际经验看，这种模式是反常的，它是为保证国有垄断银行的利益而存在。 　　此次调整为存贷款利率同时下调，与过去不同的是，放宽了浮动区间，特别是存款利率的浮动区间可扩大至基准利率的1.1倍。商业银行就在给定的10%浮动空间里进行竞争。小银行会充分利用这一浮动空间去争夺市场，但小银行囿于规模小、网点少等原因，对大银行威胁不大，所以主要还是大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目前，商业银行纷纷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五大行则保持一年期存款利率3.5%不变，无疑，后者将面临存款价格竞争压力。银行之间开始出现竞争，结果就是利差缩窄。 　　我对此评价不是很高，这样的改变并不具备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含义。表面上看，央行放宽了存款利率的浮动空间，至少原来是不能上浮的，但实际上，由于存在竞争，上浮到顶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底线。降息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现在降至3.25%，五大行上浮至3.5%（保持一年期存款利率不变），五大行固守着3.5%的旧有底线。而事实上，基准利率的1.1倍，就变成了新的利率底线。 　　今年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和记者都对银行高利润提出质疑。央行放宽浮动空间，即是迫于舆论做出的应景之举。所以，只要不完全放开利率浮动就不是利率市场化，银行间互相竞争，什么利率合适应由自己作出决定。现在仍然是央行规定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上限和下限。 　　《东方财经》：央行的这次降息，还规定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在利率双轨制与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背景下，似乎意义不大。 　　盛洪：目前贷款供不应求，商业银行没有理由会对贷款利率做出下调。而在商业银行之外，民间金融的贷款利率数倍于银行贷款利率（受管制的贷款利率）。民间金融利率甚高，是因为国有垄断银行占用了过多的货币作为贷款资源。所以说，央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很让人怀疑是国有垄断银行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全国人民的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贷款利率无需下浮，五大行的利差根本没有改变，保持3.5%的存款利率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在我看来，存贷款利率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利益集团自己决定的。 　　《东方财经》：根据各方信息的汇总，可以认为今年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启动四万亿的2008年，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一季度GDP8.1%增长数据似乎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实体经济的现状。尽管中国民企的困境，不全然都是融资困难的原因，那么，目前贷款利率的下调幅度是否足够？ 　　盛洪：利率只是表面现象，核心还是金融体制问题。央行目前规定的利率无法真实地反映全部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货币市场的状况。中国的银行业不是充分竞争的银行体系，存在进入管制，大量有志于从事银行业的企业家无法进入。这实际上是若干寡头垄断的行业，所以，银行服务供给存在巨大缺陷，也就是说，在现有基础货币的基础上，不能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有效的货币供给相对就少。金融体制如果要更有效率，就会有一个货币乘数，通过它的借贷能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给，又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威胁。反之，基础货币没有推动生产活动，只是变成简单的购买力的话，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另一方面，在获得贷款能力上，大量的民企相对于国企是没有优势的，大量的贷款资源都给了国有垄断企业。有些民企虽然资质很好，但不具备所有制的优越地位，就无法获得银行的贷款资源。于是，只能跑到银行体系之外，寻求规模相对较小的民间金融。由于大量的贷款资源被国有垄断银行把持，剩下的货币资源就更为稀缺。而在剩下的货币市场中，其均衡的贷款利率就会远远高于央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所以民企面对的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国企，它们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 　　《东方财经》：此次降息打开了一个降息通道，缩窄了逆差空间，对于主要依靠利差盈利的中国银行业来讲意味着什么？是否会触及银行业的运营模式的改变？对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竞争将起何作用？ 　　盛洪：目前谈结束中国银行业靠利差盈利的时代为时尚早，因为还没有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某种程度上，浮动上限10%的3.575%的才是真正的基准存款利率，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估计五大行不久也会上浮到顶。只是在名义上缩窄了利差空间，实际上根本没有。某种程度上，央行此次扩大利率浮动区间，还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这是一项精确的设计，既为垄断银行赢得了利率市场化的声誉，同时却丝毫未损害它们的垄断利益，根本谈不上改革。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步，在我看来毫无意义。 　　触及中国银行业的运营模式的改变，促进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竞争，对于这些，作用也极为有限。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利率市场化是否可以给出具体的时间表？究竟还要让公众等多长时间？中国自1978开始改革，动作之大，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到了95年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也就十几年的事情。而现在所谓的改革，连隔靴搔痒都谈不上，不知道要磨蹭到哪天去。这些年这样的假改革太多了，就是借着改革之名行不改革之实。利率市场化必须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要在哪一年完全完成。在我看来，利率市场化明天就可以放开，一旦真正放开，那就会触及国有垄断利益的利益，他们当然不愿意。所以这些所谓的改革，都是利益集团精心设计的，他们根本不想改。 　　《东方财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1至5月，CPI平均同比上涨3.5%，5月份CPI更是创了23个月以来的新低，涨幅回落到了3%，联系到各大商业银行都将央行规定的10%的存款利率上浮空间用尽，是否可以理解为保持多年的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局面正在慢慢改变？ 　　盛洪：可以这么理解。实际存款利率为负或者很低，显然是不对的。刚才已经说到，我国的货币政策不是真正的货币政策，是国有垄断银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是从国有垄断银行的利益出发，以盘剥广大储户和企业的利益为代价。也无法肯定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局面就此发生改变，也有可能再回去。目前，实际存款利率即使为正，也不值得庆幸，因为正常的实际利率应该比现在要高。 　　《东方财经》：有观点认为这一轮银根放松将对业已回落的通胀形成新的压力以及产生新的房地产的泡沫（已有商业银行放出消息，首套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可降低至基准利率的0.7倍；而5月份70城市房价跌幅继续收窄，部分开发商则开始“理性提价”），对此，您怎么看？ 　　盛洪：降息、放松银根对货币供给只具有象征意义，真正对货币供给影响更大的还是国际贸易顺差。如果国际贸易顺差继续缩窄，实际货币供给并不会如想象中的那么大。货币供给主要出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央行的货币政策，通过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业务来起作用；另一方面是国际收支，主要是国际贸易，这些年，国际贸易对货币供给作用巨大。2007年的通胀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太大。2010年已属于金融危机，其中也有一段时间国际贸易顺差很大，最高达到一个月400多亿美元，现在平均起来能有100亿美元就不错了，那段时间非常反常。从中期来看，国际贸易顺差会逐步减少，这就意味着货币的供给增量不会像过去那么大，那么，通胀压力将会减小。 　　产生房地产泡沫也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货币供给量过多，像2007年和2010年都是由于国际贸易顺差过大造成的；其二是与这些年政府不太温和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相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总是倾向于短期见效，且对其政策效果缺乏自信，所以，政府一般的做法就是用力过猛，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变动过快。2009、2010年期间，政府曾出台鼓励买房的政策，房贷优惠，有人甚至打出“买房爱国”口号，当时的力度非常之大。没有几个月泡沫就出来了，紧接着又出台另一个政策。这些年，政府像堂吉诃德一样，总是在奋斗，一会儿出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台力度还很猛；一会儿又感觉泡沫过大、通货膨胀压力过大，赶紧实行紧缩政策。要知道，今天的泡沫就是昨天刺激过度的结果，而明天的萧条就是今天紧缩过度的结果。而政府奋斗的对象其实都是自己上一个政策的结果。所以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温和的、平缓的、渐进的，而不是好走极端、用力过猛的。 　　《东方财经》：在决策者近期频繁强调“稳增长”之后，5月底，国家发改委核准了一批重大钢铁建设项目，其中包括久拖未决的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和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除了钢铁投资，有迹象显示，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审批核准也在加速放行。在5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认真梳理在建续建项目，切实解决存在问题，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同时，最近发改委有人称给房地产松绑是救市的第二张牌。对于GDP之上的地方政府而言，近期到发改委申请项目的数量也是剧增。，据此有人认为新的四万亿又来了，那么您认为我们这一轮的投资刺激与我们2008年的一轮有何异同？ 　　盛洪：整体上看，政府的行为方式没有太大改观。政府整天在忙着处理它自己创造的问题，如之前的紧缩力度过大而造成了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等诸多问题，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刺激计划。政府欲显示自己的政绩并证明自己有多能干，是政府及时挽救了行将崩溃的经济。而实际上，政府并没有理解它的政绩应是使得宏观经济的波动越来越缓和，这才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天天做各种动作，因为今天的扩张性政策就是明天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的理由。 　　另一方面，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可能都有自己的利益驱动。政府喜欢财政政策而不喜欢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够相对地多花钱，财政政策从来不运用于紧缩。如果是在紧缩期，政府会说是稳健的财政政策或者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而从来不说是从紧的财政政策。所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背后是有利益集团在花钱，才会出现市长有冲着批文磕头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是非常糟糕的。 　　更进一步说，中央政府就不应该直接控制投资。投资决策愈分散，就愈不可能出现系统性的偏差。中央政府一旦决定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劲批项目，就愈有可能犯大错误。如果投资分散到各省或各市，由地方政府来做出投资决策，那么，节奏就会完全不一样，时间上就会分散，越分散就越不会形成系统性错误。如果由企业家去做投资的话，就会更分散，就有可能互相抵消，出现系统性的偏差的概率就更小了。所以，由中央政府来批准投资的做法，大可不必，他们哪儿比地方政府、企业家更高明呢？事实上，中央政府是通过审批项目来抓权力，看得见的是冲批文磕头，看不见的是在那儿进贡呢，这确实容易滋生腐败。 　　中央政府不能急急忙忙地做这样的决策，越是急急忙忙批项目，由政府来推进项目，效率一般就越低。这些项目有可能是造成下一轮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上一轮膨胀的时候也是搞了一大堆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项目，花了钱但没有生产出产品，导致的结果就是债权债务不能兑现，最后就会出现紧缩，从而出现危机。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东方财经》：上一轮的四万亿是由政府主导投资的，而这两年政府的财政比较紧张，那么这一轮的投资刺激主要来自于哪里？ 　　盛洪：其实，上一次的钱也不全是由中央政府投资的，四万亿只是一个概念，严格分析来讲，中央政府只出了一点一几万亿，再乘以3的投资乘数，才得出是四万亿。上一次主要不是由中央政府出钱，而是来自银行贷款。在2010年贷出了10万亿，因为那一年出现了大量的贸易顺差。顺差流入银行，银行就有钱贷出去，由此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很大一部分来自国际贸易的顺差，如果国际收支顺差减小，银行业没有那么多贷款资源，银行房贷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对投资市场也将形成约束。所以，在目前国际收支顺差减小的背景下，就有可能不会像上次那样掀起那么大的高潮。 　　《东方财经》：发改委人称小国务院，发改委的审批权限是否过大，是否助长了“跑部钱进”现象，并成为改革的阻力之一？ 　　盛洪：这个体制本就应该逐渐改掉的，他们批准的一些项目，很多都是各城市的发展项目，最清楚的还是各城市自己。而且中央政府和发改委也没必要去投这些钱。各城市的投资应该出自各城市自己，除非有很多跨区域的项目，比如像高铁之类的，而高铁的这样的项目恰恰是需要极其慎重的。现在像高铁就是投资过多了。铁道部最近又获得银行授信两万亿。这样做是不对的，高铁在中国相对而言还是为高收入阶层服务的，不是给一般老百姓提供的服务，所以这么大规模上高铁是有问题的。 　　《东方财经》：如何看待发改委是改革的阻力这一问题？

 　　贤良文学们所说的“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提出了一个至今仍非常适用的宪政原则，即政府只能以适当的税率收税的形式，而不是经营一般性商业的形式获得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政府一旦从公共物品提供者及收税者变为市场中的竞争者，就会有与其他竞争者相冲突的利益，就可能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对市场的干预，甚至对其竞争对手的侵害。这样一来，政府就违背了自己得以成立的基本性质，即提供“义”这种公共物品。一旦社会上一些人或企业的产权受到侵犯，整个产权体系就受到破坏；一旦一些企业可以不遵循市场规则，整个市场制度就会崩塌；“义”就可能荡然无存。政府也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合理性，从而失去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令人惊奇的盐铁大辩论 　　台湾大学的陈昭瑛教授是徐复观先生的女弟子。为传承徐先生的学说，今年举办了一个专门的研讨会。她邀我参会，为此寄来一本徐先生的书———《两汉思想史》，期待我写一篇关于徐先生评论《盐铁论》的文章。最后文章写成，题为《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不想办理到台湾的手续之复杂却超出我的想象，最后没有成行。 　　不过，陈教授的邀请还是促使我通读了一遍《盐铁论》。使我感叹的是，这样一部千古文献，却一直束之高阁。第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是，这个关于是否要废止朝廷对盐铁酒专卖的会议记录，能够如此细致完整地经历两千多年保存下来，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极为罕见，记录中甚至还包含了论者的语气和表情。第二个令人惊奇的地方是，辩论双方的一方是握有重权的“御史大夫”，另一方是民间的“贤良文学”，却能就一个正在实施着的重要制度进行辩论，这在今天也难以想象。第三个令人称奇的地方是，尽管论辩双方的主张相当对立，但自始至终都不失风度，既没有人让对方“住口”，也没有人进行人身攻击；即使在理屈词穷之时，也只是“默然不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总是客客气气，其中也少不了讥讽和机智的反唇相讥。最令我赞赏的是，当御史大夫讥“文学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时，后者当即反讥“文学窃周公之服，有司窃周公之位”。这场辩论不仅有思想的交锋，还显得分外生动。实际上，即使是在激烈的辩论中，双方还是给后人留下不少千古名句。 　　然而，最为令人称奇的，还是这个两千多年前辩论的主题竟与今天的一场争论极为相像。这就是所谓“国进民退”的争论。在汉武帝时期，因进击匈奴的需要，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了盐、铁和酒的国家专卖制度。后来汉武帝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对超出反击匈奴范围的过度的军事征伐有所悔悟，转为更为和平的政策。但直到汉昭帝时期，仍没有取消的盐铁专卖制度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才导致了《盐铁论》记载的大辩论。这就是在辩论“国”要不要退的问题。而在今天，在计划经济时期为重工业奠定基础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逐渐退出，但在近几年又不退反进，大举进入竞争性产业领域，引起了社会上的争论。 　　 主张盐铁专卖和主张“国进”的相似理由 　　盐铁会议时，为盐铁专卖辩护的人说那是为了筹集抵御匈奴的军费，而反对盐铁专卖的人则强调儒家的经典原则–“不与民争利”。今天为“国进民退”辩护的人说国企的发展是为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反对的人则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坚持说政府及国有企业只应在公共物品领域或准公共物品领域活动。这就是我后来所谓的“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之争。我的结论是，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政府尊重经济自由和轻徭薄赋的结果，是经济繁荣和政府税收总额的增长；再加上低税率作为“仁政”的一种表现形式会激起民众的认同，以及施及天下的仁政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的和睦，会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只有在短期的紧急情况下，在税外征集资源才被认为是合理且合法的。而且一旦危机过去，就应取消。 　　主张盐铁专卖和主张“国进”的人都暗示，国有企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经营是为了给国家财政作出额外的贡献，以弥补国防费用之不足。其实这是一个最为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找到汉代的财政数据，但北宋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王安石的变法也是要在税外挖掘一些财政资源，以对抗西复和辽国，结果除了直接与变法相关的部分有所收入外，田赋和商税都比变法前有所减少；并使经济发展不能持续，铸就了最终导致北宋灭亡的大错。今天的例子就更清楚了。据国家统计局，自1994年起，中央级的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向国家财政贡献一分钱，反而让国家承担了3680亿元的亏损。不仅如此，许多国有企业无偿占用了大量国有土地，这些土地如果出租的话，每年会给国家至少带来1.4万亿的地租。更不用说它们在无偿或者低价使用国家的其它公共资源，如以每吨30元的代价开采本应交纳10%矿区使用费(约300～400元)的石油；其它自然资源的情况也类似。因此可以说，中央国企不仅没有为国家战略提供增量，反而是财政的一个巨大负担。 　　反过来说，我国这些年即使是战略产业的发展，也主要依赖于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国防资源的筹集主要依赖于政府的税收。就拿《盐铁论》时期就很重要的铁来说，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强调“以钢为纲”，并且经历了“大炼钢铁”阶段，直到1977年钢年产量仍仅为2374万吨。但在改革开放的31年里，我国钢产量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达到年产6亿吨的水平。这其中有一半是民营企业生产的。2009年，钢铁产业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总额仅是国有企业的1/3，但实现的利润总额却是后者的11 .6倍。由此推算，仅民营企业交纳的所得税额就是国有企业利润的3倍。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财政收入从主要依赖国有企业利润转变为主要依赖税收，在3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4倍，平均每年增长13.6%。国防开支也得到了充足的保证，但也不过占财政支出的6.9%(2007年)。根本无需另开财源。 　　 政府获得公共物品资源的宪政原则 　　盐铁会议召开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是在辅政大臣、大将军霍光支持下召开的。据《汉书》记载，到了“秋七月，罢榷酤官”，即很快废止了政府对酒业的垄断，并部分取消了盐铁专卖。然而，盐铁会议最为重要的贡献，是更为清晰地重申和强调了儒家有关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贤良文学们所说的“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这句话的意思可用《大学》中的话更为精炼地表达，就是“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在这里，前一个“利”字与后一个“利”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前一个“利”是指一般的商业利益，而后一个“利”则是指政府与社会的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义”则是指公正与正义，在今天可具体指提供公共物品，首先包括保护产权、维护秩序和公正裁决。“以义为利”的意思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自然可以收取合理的适当的税收，也可以保证社会和自己的长远利益。总体而言，这句话提出了一个至今仍非常适用的宪政原则，即政府只能以适当的税率收税的形式、而不是经营一般性商业的形式获得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 　　这一宪政原则不仅是说，以适当的税率收税足以支撑包括国防开支在内的财政支出，甚至收税能比经营一般性商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如同前述钢铁业的例子一样；它还包含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含义，即税收的形式是一种对所有人和所有企业都公平的形式，而经营一般性商业的形式则是要与其他人竞争，这就会产生不公平。政府一旦从公共物品提供者及收税者变为市场中的竞争者，就会有与其他竞争者相冲突的利益，就可能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对市场的干预，甚至对其竞争对手的侵害。这样一来，政府就违背了自己得以成立的基本性质，即提供“义”这种公共物品。一旦社会上一些人或企业的产权受到侵犯，整个产权体系就受到破坏；一旦一些企业可以不遵循市场规则，整个市场制度就会崩塌；“义”就可能荡然无存。政府也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合理性，从而失去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盐铁专卖”与“国进”的危害 　　贤良文学们在反驳御史大夫时经常举的例子是秦朝。他们当然不知道，在他们之后还有一个隋朝也是二世而亡。其实秦朝和隋朝的例子说明，一个坏的治理往往有一个好的理由。秦朝和隋朝当时都在修建一个对中国有着重大作用并且造福于后世的工程，长城和大运河。秦隋统治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为此征用了过多的民众和资源，包括征税和劳役。但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只是被“好的理由”蛊惑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会因政府直接介入市场而获利。在贤良文学眼中，这就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僚垄断集团。桑弘羊本是“洛阳贾人之子”，实行盐铁专卖后，“尽管天下盐铁”。这些人“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利益集团的存在，夸张了“好的理由”，却有着巨大的利益刚性，所以在汉武帝改弦更张以后，仍然要维持盐铁专卖。 　　也许桑弘羊们在设立盐铁专卖之初还是真诚的，当时对匈奴的大规模进击也可能暂时超出了财政能力。然而一旦获得了垄断之利，他们就不愿再放弃。在这时，他们变成了一个与汉王朝有着不同利益的自觉的利益集团。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没有一点自主权，因而改革初期的任务是放权让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难题则是如何安置下岗职工，所以才会出台那个国有企业暂不上交利润的文件。然而从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国有企业无偿占用的国有自然资源因稀缺程度的上升而价格大涨，一是国企改革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它们获得了完全的自主权，包括可以决定自己的工资和奖金。国有企业在冗员很多的情况下，其管理层和职工的工资和非货币福利大幅度增长。 　　当然，并不是国企管理层个人的道德水平，而是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其制度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扩张冲动。国有企业既然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天经地义的。追求的手段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市场竞争，一种是利用公权力改变产权边界、利益边界和市场规则。相对于市场竞争，他们在利用公权力方面更有优势。因为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与政府官员同属一个群体，处于同一个晋升系列，经常交叉任职。例如某部的部级官员约有一半曾在国企任过职。这些官员对国企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很容易接受国企管理层进行“院内活动”时的游说。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国企管理层这样做并不违法；反而会受到本企业或本集团员工的称赞和爱戴。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实际上的“行政立法”，即行政部门通过一纸条例决定着本该由立法机关决定的重大事项；即使是立法，草案也多出自行政部门；这自然导致对垄断国企管理层的倾斜。 　　由于国有企业并不是生存于真空之中，与其利益边界接壤的是消费者的利益、竞争者的利益和国家(即全体人民)的利益，因而利用公权力追求国企管理层的利益就必然要损害其它三方的利益。国企追求消费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就会在定价、付款和纠纷解决中相对于消费者占有优势，从而严重损害后者的利益；设立、维护和扩张垄断权，就必然会排斥其竞争者；并且可以将垄断力量延伸到产业的上下游，以直接排斥竞争者。然而，国企越界最为严重的地方，还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夺。由于要经过较多委托代理环节，对国家产权和资源利益的维护就变得缺乏效率；又由于这种属于公共事务的信息缺乏透明度，国企对国家利益的侵夺不像对消费者和竞争者的侵害那样受舆论关注，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所以问题就愈加严重，才会出现上述14年不交利润、以及不交地租等资源租金而少有人知的情形。 　　也正是国企管理层对国家利益的侵夺，才是问题的要害。14年不交利润和租金，这部分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和自然资源稀缺性带来的租金，已经被他们看作是“既得利益”了。用这些属于全国人民的钱，他们使自己员工的工资水平数倍于全国平均水平，给管理层自己发放高额奖金(如2003年上半年中石化管理层分红12亿元)，借工作的名义进行奢侈的消费(如陈同海每月120万元和中石化价值156万元的吊灯)，甚至肆意挥霍(如一研究指出，对澳门赌场99个大陆客的统计中，国企高管占19人，出纳占9人)和私下侵吞(如陈同海贪污近2亿元)，长期享有的巨额利益使得这个集团从自在走向了自觉。垄断国企管理层已经变成了一个其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严重冲突的利益集团。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他们就更加主动地和系统性地利用公权力，包括设立、维护和扩张人为的垄断权，如38号文件僭越法律创立的石油垄断权；提高垄断程度，如电信寡头违反《反垄断法》而实施的合并；侵夺稀缺资源的开发权，如山西省政府强行收回小煤矿的采矿权；以及直接吞并民营企业，如山钢吞并日钢等等；推动着“国进民退”。 　　然而，在钱财上大占便宜还不是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的最大危害。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打着“国”的旗号做着损害“国”的事情，造成对国家的双重损害。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汉昭帝在盐铁会议之后废止榷酒制度和部分取消盐铁专卖的举措，历来受到高度评价。班固说，“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这一重大转折，挽救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命运。正如司马光所说，因汉武帝晚而改过和顾托得人，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官进民退”，则关乎共和国的命运。只有通过体制改革逐渐限制、压缩和消除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才能使我们这个国家免于被个别利益集团蛀空之厄运。更进一步，如果要保证这个社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要重建有关政府和国企的宪政框架，让它们在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中活动，永远遵奉那个光照千古的伟大原则：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