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

蔡英文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德国再生能源产业十几年来的发展经验十分值得台湾借鉴。在谈到有关台湾主权问题时，蔡英文表示，过去60年的传统思想现在已”达到一个段落”，两岸应该思考是否存在共同的基础发展未来的关系，”不应被过去的思想框住”。 记者：这次您到德国的行程主要是对德国的绿色能源产业与推动无核化这两方面的考察，您觉得台湾在能源产业方面可以从德国有哪些借鉴？ 蔡英文：德国决定朝向非核的境界，这个政治的决心是来自人民的支持。换句话说，这个社会的人民有足够的醒觉，认为核能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核能排出我们的选项之外。另外我们感到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们在这几十年来，发展一个新型的产业，也就是再生能源的产业。考虑到整个再生能源发展的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解决的方案、还有在成本跟价格的考量上，应该有哪些问题。他们已经实验了十几年了，也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镜。所以我们从后面开始做的人，应该感谢有前面的人的经验。我们可以在后面降低失败率，可以做的更成功。 记者：有关现在台湾大选的问题，这次出现一个”双英对决”让很多人期待的场面，那么您觉得您作为台湾第一个女性的总统候选人，性别可以给您在选举上带来优势吗？ 蔡英文：这个当然有优势，也有劣势的地方。就是在比较年轻的族群里面，她们觉得一个女性的领导人在台湾的社会是一种改变，那是一个好的发展。但是就比较传统的、年纪比较大的选民来讲，就要花一点时间去接受这个观念。所以台湾处于一个过渡的时期，我希望这是一个过渡期的最尾端，在2012年大家可以跨过这个传统观念上的这种界限，然后去考虑一个女性的领导人，那我们可以证明台湾的社会可以走向一个非常成熟而且现代化的社会了。 记者：有关台湾主权的问题，中国一直强调”一中各表”。根据这几年的情况，一些人认为现在已经不存在”一中”，只有”各表”。民进党现在对台湾主权问题持什么观点呢？ 蔡英文：我们的观点真的很清楚，就是说台湾其实是个主权独立的地方，因为我们所有的决策，所有的决定，还有我们的政府都是自己来决定的，对自己所作的决定来负责。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国民党从中国撤退到台湾来以后，所带来的传统的思想。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段落。我们也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跟中国坐下来好好地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发展将来的关系，不要被过去的思想和想法所框住。其实我们都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是我们能够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这是我们跟中国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坐下来谈，我们好好地找出相互之间可以接受的方案。 记者：由于受到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影响，中国从年初到现在这段时间以来，艾未未、维权律师前后遭到逮捕，您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还有信心吗？ 蔡英文：对艾未未跟刘晓波的事情，其实不仅是对台湾，对很多世界上关注民主民权的人来讲，都是一个令人不解而且感到失望的事情。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将来它在经济上是一个具有举足轻重的大国。如果它不能够进入到一个实质的民主的层次，给予它的人民有足够的自由和人权的话，那就不足以称为是一个现代的大国。它的经济力量也会令大家觉得很不安，因为如果它的经济力量背后的控制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是一个不透明的威权政府的话，全世界包括我们台湾在内都会觉得很不安。 采访记者：洪沙 责编：邱璧辉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新闻报道  | 2011.06.08 胡佳即将出狱，妻子被迫迁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即将出狱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狱三年半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将于6月26日刑满出狱。6月7日，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在网上发布信息说遭到房东迫迁。曾金燕认为这与胡佳即将出狱有关。   6月7日，即将出狱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在Twitter微博和Facebook上分别发布消息：房东承受不了压力，要赶我走，似乎很紧急，不租房给我住，宝宝还在幼儿园上学，得马上想办法解决住的问题。 据悉，自从胡佳被捕和判刑入狱后，曾金燕也受到严密的监控，她及幼小的女儿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扰。在北京当局的巨大压力下，今年4月，为了让女儿有一个相对正常的成长和教育环境，曾金燕从北京搬到南方城市深圳，并安排女儿胡谦慈就读当地的一家幼儿园。 胡佳因长期帮助中国艾滋病人等弱势群体维权受到中国当局打压。2007年12月，在他的女儿出生后不久，胡佳被北京警方抓捕，其后被北京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半。在服刑期间，原本患有肝病的胡佳经常出现腹痛、腹泻，体重不断下降。公共知识分子崔卫平、艾晓明等和胡佳的家人曾先后致信中国人大吁请胡佳保外就医并进行申请，皆被中国当局拒绝。 本月26日，胡佳即将刑满释放。上月下旬，曾金燕在探望胡佳时，胡佳担忧自己出狱后的处境会和早前被释放的山东维权律师陈光诚一样”从小监狱走向大监狱”。他告诉曾金燕已经作好获释后遭到监探的准备。但期待女儿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 “被驱赶了，孩子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据曾金燕网上公布信息说：房东是公务员，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向我下了最后通谍，房东毁约不租，只需赔钱给我。可是宝宝上了附近的幼儿园，没有房子住根本谈不上什么照顾她，难道像倪玉兰律师一样不得不去公园紧急避难所？难道像光诚夫妇一样带着孩子被给他们软禁？ 曾金燕也坦承了目前的困境，包括胡佳的母亲患上重病及双方的父母都受到骚扰的情况：”我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人可以帮我长时间照顾孩子，胡佳母亲得了重病且胡佳父母都已七十多高龄还受监视骚扰，如果我回老家，老家的亲人会不得不和我一起坐’家牢’，以前发生过，当地国保几辆车停在门口，父母和亲戚的精神尤其受刺激。我最不愿意的，是宝宝和我们一起被软禁，明知有各种风险，也排除万难搬家离京，为她安顿新的生活。被驱赶了，孩子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做父母的还有什么理由忍让？” 德国之声也电话采访了曾金燕，她说她面对的就是在网上公布的情况：”房东挡不住当局的压力，刚才他还在问我什么时候能搬？我现在还在和他争取能不能多待一段时间，因为现在小孩还在上学，现在让我搬我能上哪儿去，让我去公园搭帐篷吗？” 关于胡佳出狱后的安排，曾金燕也表示：”详细的我们还未定下来，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 曾金燕在网上也无奈表示：”我的对策，找一个可以抵抗当局压力的房东；买个帐篷住公园直到宝宝这学期结束；买彩票中200万马上在幼儿园附近买房；回北京过笼中生活；把宝宝送人；潘石屹、王石到处有地产，谁帮我问问他们出面租一套给我？” 中国法律并没有赋予当局这样的权力 德国之声也采访了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秘书潘嘉伟，他表示一直在关注胡佳和曾金燕的处境：”其实曾金燕已考虑过安全问题，所以才考虑搬到深圳去暂住，即使如此当局也要施压给房东，这显示在中国大陆即使离开北京，在很远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也会受到当局的控制。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中国当局的作法。” 潘嘉伟认为,胡佳所担忧的出狱后的处境可能会发生：”胡佳是在国际社会上非常有名的维权人士，当局惧怕他的影响力，会在他出狱后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可能会让很多人看住他，变成软禁的情况。” 潘嘉伟也对中国政府对维权人士实施非正常的手段进行谴责：”除非中国政府能够解释根据什么法律，这样对待维权人士的家属，为什么他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管制？包括胡佳出狱后可能面临的软禁，中国法律并没有赋予当局这样的权力，过去一直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陈光诚、赵连海，出狱或保释后都被软禁，这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维权人士被释放后也不得获得自由。” 作者: 吴雨 责编: 邱璧辉     意见反馈  »  |  电子邮递  »  |  打印  » 更多文章   Share this article What is Social Bookmarking? 反馈 意见反馈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文章首先指出北京日益壮大的守望教派队伍使北京政府不寒而栗，教派成员中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大学教师、有的是人权捍卫者也有的甚至是共产党党员，尽管中国警方每周都要带走数十人，但是为了他们的信仰，守望教会的教徒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文章引述守望教派目前遭当局软禁的一名负责人的话说，守望教会并不带有政治倾向，他们并不反对中国政府，他们所寻求的只是能够自由地追随自己的信仰，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那么，北京政府又为何要如此严厉地对待守望教派的成员呢？ 作者介绍说，首先是守望教会为了进行独立自主的宗教活动而拒绝加入被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其次，据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对化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的介绍，守望教派准备派遣两百多名代表前往南非参加一个新教国际会议，为了避免守望教会代表中国新教会团出席会议，中国当局极力阻止守望教会成员前往南非。最后，由于担心中东茉莉花革命蔓延中国，北京政府因此毫无犹豫地打压守望教会的成员。 《新观察家》驻京记者高洁详细介绍了守望教派成立的过程，指出守望教会成立于1993年，其创始人金天明牧师曾经是一名工程师，毕业于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守望教会自1993年成立之后，其成员队伍迅速扩大，十五年后已经从当初的十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北京当局因此多次要求守望教会搬家，2009年底，守望教会购置了大约一千多平米的大型活动场地，但在官方的压力之下，房地产购买协定被取消，之后，教会又租用了一家餐馆作为礼拜场地，但是，几个月后，餐馆的房租协议也因同一原因被取消，最终导致该教会最近一年多来没有固定聚会场所，因此才不得不采用露天敬拜的仪式。 文章介绍说，守望教会令中国政府担心的另一大因素是教会成员大多来自城市白领阶层，他们不仅对过去几十年来的红色文化早已厌倦，而且对今天新兴的消费文化也不以为然，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优越但却只希望从基督的身上寻找精神支柱的新教徒们与当今中国的社会风尚格格不入，与被普遍认为已经失去灵魂的中国政权相对比更是形成鲜明的反差。 同样，中国全国基督教信徒总人数的迅速增加也进一步确认了中国老百姓对精神生活的渴求，根据2006年的一个民调结果，百分之三十的中国受访者承认信教，在这三亿多信教的中国人之中，有三分之二是道教徒或者是佛教徒，剩下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则信奉基督教，也就是说，中国当时就已经有一亿多基督徒，而同年的一份机密报告的调查结果则认为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甚至可能在一亿三千万人左右，其中有五分之四为新教徒。 作者评论说，这对被毛泽东宗教封锁了几十年的中国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报复，而且对许多中国基督徒来说，中国在几十年之后很可能成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基督教在中国似乎并不是外来的宗教。因为，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浙江、河南等地的农民几十年来始终默默地保护基督教的火种，这也是为什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宗教解禁之后，基督教得以迅速在上述地区传播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国的新教徒们所寻求的并非是盲目的崇拜，而是一种理性上的认同，他们试图在新教理论上寻找支撑点，他们首先从事的是翻译圣奥古斯丁以及加尔文等新教伦理家们的作品，中国著名的异议作家、新教徒余杰就认为加尔文是最能帮助他们理解个人信仰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家。 总之，中国知识分子教徒信仰的是一种参与社会的宗教，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公民社会十分活跃的维权律师中有将近一半人都先后皈依了新教，因为他们试图在基督教文化中寻找中国传统哲学中所缺乏的爱的概念。正如余杰所说的，他们希望能够给这个充满仇恨的中国社会带来一些爱和宽恕。 事实上，作者评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皈依宗教的潮流首先来自海外，是那些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流亡海外的中国学者在绝望与愧疚中试图从上帝那里寻找安慰，当初天安门学运中的二十一名领导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今天都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中最具影响的是河殇的作者之一远志明，远志明撰写的《我为什么信耶稣》一书在海内外华人之间引发巨大的反响，海外基督徒所创办的宗教杂志也通过地下传送渠道成为中国国内新皈依的教徒们所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看来，流亡海外的六四学运分子并没有放弃拯救中国的目标，只不过，这回他们所要拯救的是中国的灵魂。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每年的”六四”纪念日，中国内地一片肃杀氛围，一直以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的烛光晚会，成为集体的记忆。据主办者香港支联会按照此前两届参加者情况来预测，今晚将有十五万的市民参加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的共有十六项议程，活动的开始将播放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的录音”毋忘六四、建设民主”；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将带领年轻人点燃火炬，象征民主精神的传承。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也将代表全体市民致给”六四英灵”的悼词。 据悉活动也将全程通过网络直播，在去年二十一周年维园烛光晚会时，亦有内地人士到港参加，包括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 “广场又一夜”，触摸历史，维持记忆 德国之声电话采访了已经在维园现场的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他首先介绍了维园现场的情况：”现在是香港的下午时间，到晚上八点时才会开始这个晚会，但现在已经有很多义工在维园作准备。昨天在维园已经进行一个中学生在露营活动”广场又一夜 “，让中学生通宵露营在这里感受当年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并且讨论当年学生的诉求和政府的回应，这个活动可以让年轻一代对当年的历史有切身体会。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来到维园来参加这个晚会。我们希望有这届晚会更多的人参与。” 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秘书潘嘉伟也介绍在维园的现场，尽管离开场的时间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在场内设置展位，发放资料等。他认为：”香港有越来越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来对六四屠城镇压这件事情的纪念。这种多元的表达可以引起年轻一代的广泛兴趣，去关心去了解历史，这也是在维持对这段历史的纪念。”   “释放艾未未”是”平反六四”主题之外的新诉求 据蔡耀昌介绍：”每一年的维园纪念晚会”平反六四”都是永恒的主题，今年正值辛亥革命百年，所以我们定下的大的主题是：毋忘六四二十二周年暨辛亥革命革命一百周年，希望大家纪念二十二年前的”六四事件”，也要了解辛亥革命革命已经一百年了，反专制、争取民主的事业还没有成功，期待大家一起努力。另外就是最近几个月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维权人士如艾未未等都被迫害和扣押，在今年烛光晚会，也会要求中国政府落实和改善人权，释放所有的维权人士。另外很可惜的是华叔（司徒华）不在我们身边，但也看到很多年轻人都站出来表达’平反六四’的诉求。今年在烛光晚会的现场也会播放华叔的关于的讲话的短片，特别是关于六四，他所提出的一些要求和期望。我们一起回忆华叔的为之付出的努力。” 潘嘉伟说，因为今年有艾未未被抓捕的事情，香港的市民特别关注大陆人权的情况，现场很多人穿着印有艾未未头像的T恤。 年轻一代会把历史和现实联结在一起 香港中文学生会会长黎恩灏也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认为继承八九民运精神是当代的香港年轻人的一种使命：”在香港举行悼念六四活动，以前会觉得是香港人的事情，是香港人要保卫对六四的记忆，对抗共产党，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是帮内陆的朋友一起来对抗共产党和专政集权统治，我觉得我们香港年轻人有一种使命，要继承八九民运的精神，对我来讲，我是一九八八年出生的，我还在这段历史中，但对两千年后出生的小朋友，他们对这段历史是个空白，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历史和记忆带给他们。” 蔡耀昌也对年轻一代承继历史寄予希望：”中国政府二十多年，一直把六四真相进行掩盖，不让年轻人了解，包括封锁互联网上的关于六四的信息，但我们看到年轻一代无法阻挡，历史是不允许被扭曲的。很多年轻人能够透过各种途径，包括维园的纪念活动，都可以让年轻一代更加了解，在当代历史上，有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中国政府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也让新一代看到中国政府不但是对待六四的态度，还包括现在对待维权运动的手段、对人民的自由的方式。年轻一代会把历史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会在心中形成他们自己的，要求中国自由、民主、开放的价值观。 维园纪念晚会更现实的意义是维护法治、自由 中国新媒体人北风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告诉我们，他在现场遇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朋友。他也呼吁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每个人应该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日子不仅仅是一种纪念，也是对现实的警醒，特别对香港来讲，香港社会面临很大 危险，已经出现一些向权贵、资本妥协屈服的情况、原来引以为傲的法治、自由也不断受到削弱，这是在香港的维园六四烛光纪念晚会更现实的意义所在。 我觉得中国内地已经进入一个历史的最关键的时期，整个国家呈现了一种法制倒退，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向左转向后退’的情况，如果对中国未来前途还抱有希望和良知的人都应该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作者:吴雨 责编:洪沙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