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

周筱赟按： 本文是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的讲演记录稿，昨天（7月28日）公布于“榕树下”网站，标题是我所加。原文没有标注时间，我查了一下，原来是6月9日在上海季风书园举办的“听章诒和、贺卫方‘四手联弹’”活动，我却直到7月28日才看到。   章诒和女士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先生的女儿，以《往事并不如烟》一书名动天下，是我非常敬佩的学者。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我和章老师在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上略有分歧，但章老师却不以为忤，还签名送书给我，还称呼我为孩子，担心我的安危。 贺卫方教授是著名的法学家，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倡导和传播民/主、法/治、宪/政等理念，为良知的媒体人所敬仰。去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受到打压，远赴新疆石河子支教。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时，大概在2001年前后，曾有幸聆听过贺卫方教授的讲演。据说他在北大，非常受女生青睐，因为他长的高大帅气，口才又好。那次一见，果然不虚。上个月我听说贺卫方教授来广州，专门跑去参加饭局。饭局中见到贺卫方教授，感觉比多年前在复旦见到的多了很多白发。 贺卫方教授在这次讲演开头，专门提到了我的文章《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这篇文章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5期，网址是： http://www.yhcqw.com/html/wenzjc/2010/510/10510185500744F7306BD89K93J99J72DJ.html 我早说过，上海只有宣传，没有媒体。当然，广州的媒体氛围更为开放，并不是上面恩赐的，而是所有广州媒体人不断受到打压仍不断努力而共同争取来的。在广州，普通老百姓随时可以收看香港的电视节目，根本无法完全封锁消息，所以就法不责众了。   贺卫方：上海需要完完整整的言论自由 广州媒体骂政府，上海世博歌舞升平 你给我提的问题真是难回答，让我一个从北京过来的人评价上海。这位朋友提到的那篇文章我读过，那个作者叫周筱赟，曾经在上海做过媒体，现在他在广州，也是一个媒体人。上海和广东都面临两个大事，上海是世博，广州是亚运，都在筹办。在这个过程中，他在观察媒体，把两地的媒体进行了一番比较，他比较的结果说，广州的媒体天天在骂政府，那个批评无微不至，一会儿是说交通问题，一会儿是说道路问题，一会儿是说噪音扰民问题，一会儿是说花钱太多的问题，反正不断的揭露。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不断的出来向民众解释，告诉大家的确我们看起来有些钱花的太多了，我们准备把某一个项目节省多少多少钱。上海的情况，看起来一片歌舞升平，上海人都非常理解，比如在有一个场馆建设的时候，旁边居民区里住的老百姓，天天晚上施工睡不着觉，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老百姓说，没关系，为了世博会，我们做出点牺牲是完全应该的。 两相比较，他觉得问题不是上海人民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么理解政府，或者说政府做的一点都没问题，而是说上海的媒体被“被了”。从一个最好的角度去想象，也许世博会的意义和亚运会的意义，在这个国家可能有所差异。比如说世博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而亚运会已经办过了，正像前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办的时候，我们在媒体上也看不到公开的对奥运建设不足或者一些缺陷的批评，可能国家对这样一个事情非常重视，非常“和谐”，以至于不允许任何不和谐的声音出现，这是从非常好的角度去想象。 没人监督，其实是官员都给害掉 实际上我觉得不让媒体做出任何批评的做法是特别不明智的，有一句话说“有大工程者必有大腐败”，大工程就是大腐败，这样的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工程，上海可能有史以来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建这么多东西，我们需要不需要媒体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能够让这个工程既能够保质保量，同时又不至于把许多官员拉下水。在这说陈良宇当然有点敏感，我觉得陈良宇这个人，过去上海人对他的口碑还不错。实际上陈良宇先生过去从区这一级的干部开始做起，一直做到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中纪委最后在发布的有关公告说，陈良宇的腐败从他做区里面的领导就开始了，他的腐败历史有19年到20年。我就不明白了，这19年和20年的历史，我们的媒体在干吗？我们的人大在干吗？我们的纪检部门在干吗？你为什么放纵一个官员不断的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报纸不去揭露，人大不管，司法不管，纪检不管，你去干吧，没关系你干，慢慢干，我就不监督你，“打死你”我都不监督你。让一个人越做越大。 山东泰安前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胡建学先生说，在中国这个官做到了厅局级就没有监督了。我过去曾经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叫《善待官员》，我说人如果不是神的话，他真受不了这个事。比如说我，如果没人监督，那我什么坏事都干。那没有监督，这是人性的一种放纵。除非是神。我们这样一种制度表面上看来在保护我们的官员，在维护国家的形象，但其实是把我们的官员都给害掉。说实话，比如说最后追查个别，大家心理感到不公平。有人说贪官有可能被判死刑。贪官说把排在我前面的人全杀了才应该轮到我。大家觉得谁被揭露出来，既觉得你干吗放纵我这么长时间，同时又觉得不公平，他怎么怎么回事，他怎么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制度真正是有问题。 我常常讲我们这个国家，比如政治体制的推动，走向更加合理的政治体制从哪开始。政党制度，肯定风险太大，不宜马上就开始改变。比如人大制度的改造，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思路，但是现在看起来也不大容易，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称为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的，所以也不大好改。另外是选区选代表，全国代表直选。私有化的推动，看起来也有点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是媒体稍微放开一点，慢慢放，比如网络，首先取消网络控制，让大家都能够在网上，让人民逐渐适应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然后大家争论，大家发现了官员的任何细小的腐败就加以揭露，最后所有的官员都不由自主的成为了孔繁森，不可能成为贪官，你怎么可能呢。西方国家从来没听全国最高*_2_*说，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查处了部级以上的官员20余名。你从来没听说过美国一竿子查出20多名吧？显示出我们反腐的决心。他们不可能出现这个东西。而这种方式也不大可能获得应有的效果。 发生内战的国家都是政治家不打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媒体的开放是多么好的事情，有时候老百姓在报纸上，在网络上把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了，他就不再上街了，或者是你看《文汇报》、《解放日报》都登了对政府的严厉批评，说政府又干这个事不对，那个事不对，老百姓说你看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甚至老百姓都说媒体也太过分了，政府其实也还是有个别好人的。这样的话社会就越来越平和，一个国家，像英国的报纸，有人说看英国的报纸每每感觉到英国第二天肯定要爆发革命，这种国家太黑暗了，暗无天日。但英国从1688年以后到现在，多少年根本没闹过革命。但是一个国家的报纸天天歌舞升平，它的结果可能最可怕的时刻正在慢慢的酝酿，在慢慢的出现。一个国家议会里面的政治家天天打架，甚至肢体冲突，我们中央电视台幸灾乐祸，你看台湾又打起来了。我觉得政治家在议会里面扭打的国家，不容易发生内战，发生内战的国家都是政治家不打。 我也理解上海市领导为了保证世博和谐进行得一番苦心，但是我还是说，等世博过了以后，我们是否能够把上海的媒体更放开。说老实话，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说法当然也不对，好像农村生活就不美好一样。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其实现在看起来，比如广州，我们每到广州跟媒体界的朋友交往，都觉得很有追求。比如《南方周末》记者，《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一个记者到上海来采访，他说是《南方周末》的，中午说你请他吃饭，他说好，你请我，我吃。这肯定不是《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的人不可能叫被采访的人请吃饭，这是他们的惯例。但是我们别的报纸，包括北京的许多报纸，*_2_*。南方报业集团的这几家报纸，甚至官方报纸《广州日报》，老头、老太太吃早茶，一人一份《广州日报》，大家都在看《广州日报》，《广州日报》广告收入是最高的。相对来说，我记得非典的时候，2003年《解放日报》的一位朋友跟我联系说，我们准备把报纸干的更好一点，请你做专栏作家。我也愉快接受了这样的邀请，因为在上海露脸。只写了一篇，后来就说不能发了。（笑声）相对来说，《东方早报》还在做着努力，但是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在全世界能够展现自己伟大的风貌，绝对不仅仅看高楼大厦，不仅仅看所谓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上海人民享有完完整整的言论自由。谢谢。（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