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余晓平：从反美斗士赴美引起的思考 作者：余晓平 来源：网友推荐 来源日期：2012-1-29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9 6:28:47 阅读量：16次     刚刚听说反美斗士司马南在美国机场被人认出来还以为是有人在造谣呢，结果网上登出来伤者的照片。而他也在自己的微博当中证实，的确他在美国的机场被滚梯卡住了脑袋。乘坐滚梯不要将脑袋伸到外面，这是正常人都能知道的道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往返于这个华盛顿机场，能把个强烈反美的人脑袋卡住，这显得特别不可思议。 　　对伤者我深表同情，我觉得不宜在这种时候讽刺人家。对网上流传的他是与家人团聚，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也不好传播。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当年反美的斗士在中国赚足了稿费，然后一家人移民到了美国。 　　倒是有一点，大家不知是否注意到了。经此人个人微博的表述是去美国开会，而不是与家人团聚。虽然无法证实真假，我觉得这比他的家人在美国更发人深省，一个强烈反美的人，能够得到美国的签证，以工作的理由进入美国，而不是由于家庭团聚人道的理由拿到签证。这在天朝，你能想象吗？ 　　龙年新气象。认同美国价值的人往美国跑可以理解。反对美国价值的人也往美国跑，不是因为在国内受到迫害，而是至少受到美国方面的邀请，这是所有以开会的理由取得签证的人都可以证明的常识。 　　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到底怎样才能变得强大？就要看他是否能够包容反对自己的人。我们回顾中国历史，真正盛世的时期都是从大臣到老百姓能够胡说八道的环境。为什么？因为皇帝不怕有人谋反，因为你没那个本事，没那个能力，想胡说八道就说吧，变不了天。一朝皇帝只要是根基不稳，则会严格控制老百姓的言论，特别是控制大臣们的言论，采取酷刑政策，怕是有人谋反，每天惶惶不可终日。 　　这位司马南到底去参加颂美的会议准备只身去舌战群儒，还是去参加反美的会议，去锦上添花，都代表美国社会的包容。前者是这个会议包容他这个人，后者是美国政府包容这个会议。只有包容才能使一个国家强大，美国不用担心什么，只有虚弱的政府才会担心，不敢让反对者进来。很多异见人士因为不堪在国内的迫害逃到国外，结果中国的护照不能更新，取得国外护照以后拿不到中国的签证，导致再也无法见到国内的亲友，其实这就是一种流放，天朝连文弱的书生都怕，你就可想而知了。 　　很好奇想知道这位反美的斗士到底去参加什么性质的会议，成果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希望伤者早日康复，给大家一个真相。这一现象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北京为何在伊核问题上改变了态度? 原标题：何以北京在伊核问题上改变了态度? 作者：薛理泰 来源：凤凰网 来源日期：2012-1-29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9 14:55:45 阅读量：1次     核心提示： 过去中国反对西方国家超越联合国对伊朗实行单方面制裁，更反对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武力干涉，可能着眼于一方面为伊朗迷途知返，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以避免一场惨烈的战祸，一方面也为中国自己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以便另觅其他的石油供应地，调整石油进口渠道，同时也为中国企业调整投资、运营的方向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从近期以来中国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以及停止执行原来拟定的投资、施工的工程项目的动向，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值此美国、伊朗关系空前紧张之际，原来在阿拉伯海巡弋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战斗群于22日高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英、法两国各一艘军舰也加入航母战斗群的编队，一起进入波斯湾。 　　目前波斯湾附近海域仍有两个美国航母战斗群。西方国家在伊朗附近海域进行的海军集结，无疑是对伊朗加大施压的力度。 　　紧接着，欧盟成员国于23日晨就伊朗石油禁运一致作出决定。禁运令从今年7月1日生效，三个月后欧盟就将不再从伊朗进口石油及石油制品。这是迄今针对伊核问题的最严厉的制裁，旨在釜底抽薪，削弱伊朗筹措资金推进核工程的财力。这些做法到达仅次于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地步了。 　　稍早，温家宝总理于18日晚在卡塔尔举行的记者会上，在谈到世人关注的伊核问题时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伊朗制造和拥有核武器，并称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在美、伊关系空前紧张、情势一发千钧的关键时刻，中国表示坚决反对伊朗制造和拥有核武器，惹人注目。 　　乍一看，似乎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有所变动。实际上，反对核扩散，以及主张中东地区建设无核区，致力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中国长期一贯的立场，相信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也没有必要改变这一基本立场。要说改变的，只是中国在伊核问题上对于双方采取的行动的态度有所改变。换言之，亦即原则立场是坚定的，应变手段是灵活的。这也是其他大国奉行的外交政策的基调。 　　评估一下伊核问题的发展趋势。一言以蔽之，伊朗制造和拥有核武器触犯了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其一，伊朗拥有的核弹将成为“伊斯兰核弹”，伊斯兰教极端势力恃为护符，势必加剧对西方国家安全利益的挑战;其二，以色列国小民寡，伊朗总统内贾德屡次声称，将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伊朗拥有的核导弹将对该国构成致命威胁，而犹太人团体在美国拥有巨大的势力，足以影响美国的相关决策;其三，伊朗拥有了核导弹，足以囊括罗马、巴黎、柏林、伦敦等欧洲大都市在其核打击范围内，欧洲政治家夜不成寐矣。据此，欧美决不能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也就是欧洲国家领导人在处理伊核问题时所持的立场甚至比美国还要激烈的缘故。 　　倘若伊朗冥顽不灵，沿着既定的研制核武器的道路，一条道走到黑，则西方国家势必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倘若西方国家在对待伊朗核问题时不作为，则一旦伊朗拥有了核导弹，届时西方国家面对激化了的双边矛盾时，再要诉诸对伊朗动武的手段，就尖锐性和复杂性而言，那时面对的尴尬问题不啻百倍严重于眼前的状况了。然则，迟动手不如早动手。这可能就是西方国家考虑是否对伊朗动武的基点。 　　显而易见，欧美决不能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既然如此，自然北京不会挑战欧美的核心利益。这可能是北京表态的背景情况之一。 　　当前举世没有一个国家是乐见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尤其是伊朗周边的海湾国家，对于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前景更是忧心忡忡。它们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之日，即波斯湾地区陷于不稳定之时。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早已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海外石油的稳定供应，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本条件。温总理出访海湾三国，相信主要目的是为中国扩展石油供应源头。 　　波斯湾是世界最大石油产地。伊朗拥有核武器，必将在该地区引发冲突，中东陷于战乱，势必影响石油输出，攸关中国利益至巨。基此，北京对于海湾国家的顾虑，自不会掉以轻心。这可能是温总理选择在卡塔尔发表这番讲话的背景情况之二。 　　诚然，过去中国反对西方国家超越联合国对伊朗实行单方面制裁，更反对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武力干涉，以避免在该地区引发政治动乱，甚至爆发一场战争。这给外界留下一个印象，似乎中国支持伊朗的立场是坚定的。可是，中国这样做的目的，决不意味着中国支持伊朗研制核武器。 　　与此相反，中国这样做，可能着眼于一方面为伊朗迷途知返，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以避免一场惨烈的战祸，一方面也为中国自己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以便另觅其他的石油供应地，调整石油进口渠道，同时也为中国企业调整投资、运营的方向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从近期以来中国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以及停止执行原来拟定的投资、施工的工程项目的动向，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如今伊朗执迷不悟，似乎一条道要走到黑了。既然一场战祸已经迫在眉睫，至此，中国曾经为伊朗所做的一切，也算仁至义尽了。这可能是北京表态的背景情况之三。

整理者说明： 　　1986年夏，已经退休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将军与陶然女士多次长谈。陶然，原名朱东北，是辽沈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著名将领朱瑞同志的次女。因吴忠系朱瑞同志老部下，所以吴忠与老首长女儿的谈话很敞开，无拘无束。 　　陶然女士将谈话内容做了现场录音。 　　吴忠与陶然谈话时，陶然的丈夫李大震在场。 　　吴忠将军于1990年2月因车祸逝世。陶然也于1990年11月辞世；她临终前把吴忠将军谈话的录音带交给陈楚三、李大震两人各自保存一套，并嘱在适当时机整理公布。 　　我们整理录音时力求保持口述原貌。但磁带有些地方听不清；特别涉及具体人名、地名时，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录音整理者：陈楚三　李大震 　　“九一三”事件是我们党内一个重大的事件，党内从来没有过。可以相比的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 　　事前我们一无所知。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李德生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刚回来，一开始汇报访问情况，我看毛主席不感兴趣，李德生同志还在那里讲，毛主席说：你们说的都是目，我今天要讲的是纲。什么是目？你们打过渔吗？见过渔网吗？目就是渔网的网眼，撒网的绳子就是纲，纲举目张嘛！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我讲了好几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谁听啊？没人听。主席还讲了夫人不要当秘书，夫人当秘书不好；也讲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主席咬着牙、打着手势说要把郑维山这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我属于华北管，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问题。主席讲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去的时候主席等着我们，站起来一个一个握手，很尊重同志；走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主席站起来说不能留你们吃饭了，直到我们走出车厢他才坐下。 　　回来的路上我和吴德一个车，请吴德到我家吃了面条当晚饭，商量如何传达的问题。我说，看李德生、纪登奎他们怎么传达，我们就怎么传达；吴德说只好这样了。 　　这是主席第一次找我谈话。 　　庐山会议（即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编者注）结束后接着是华北会议，然后紧接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上黄吴李邱做检讨，主席批的话也很尖锐，还有刘子厚做检讨，河北省的。我联想到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看来要清算林彪的问题，不然他怎么当着我们讲林彪的错误呢？讲的虽然不多，但没有必要当着我们讲，这是打招呼：林彪是什么人。 　　主席在丰台谈话以后，回来的晚上搞国庆节预演，三十八军等部队搞分列式，十二点吃夜餐的时候杨德中打电话给我，问预演什么时候结束？是总理问的。我说两点钟差不多可以结束。他说总理的意思可否提前结束？我说可以，现在就可以结束。当时并没想到林彪跑了。“十一”没有搞游行，只搞了游园。 　　夜里三点钟左右，杨德中打电话，总理要我们到大会堂去，有吴德、我。到大会堂时，总理正向各大军区打电话讲林彪跑的事，打哑谜、暗示，说那个长期养病的人，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的人，带着他的夫人向北跑了，向苏联方向跑了。总理要海军舰队和各地区空军直接听各大军区指挥，这样就把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解除了。总理讲话中没有提林彪二字。总理打完电话后返过头对我和吴德讲，指着门说，主席就在这个房子里。我想总理的意思是，像林彪这样大的事件，主席不在中南海，而在这里，要准备打仗；我理解他是传达主席的意图。 　　总理说有架直升机在怀柔以西20公里的上空盘旋，可能要迫降。我查了一下说，怀柔以西20公里可能是渤海所，这里是一个盆地，是一个镇，公社所在地。总理要我派民兵、派部队，赶快把迫降的飞机找到，包围山区，抓到逃跑的人，飞机上一定有党和国家的许多核心机密，一定要搞到手，不能叫他毁掉，片纸都不能丢掉。总理交代任务后，我马上在人民大会堂给警卫三师打电话，要离渤海所比较近的七团赶快向渤海所方向去，一定要找到那架迫降的飞机，不能让把上面的东西毁掉，马上行动。三师是机械化的，步兵都摩托化，快。接着我打电话给卫戍区司令部，要求怀柔和延庆民兵马上出动，包围渤海所周围的山区，逐渐缩小包围圈，拉网式搜索从飞机上逃跑的几个人，不能让跑掉；接着又派卫戍区副司令李刚到现场指挥，要求他以最高速度赶去，但不能翻车，并要通信部门拨一条专线到渤海所公社，保持通话；要求李刚指挥民兵和三师七团找到迫降的飞机，机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不能毁掉，片纸也不能丢了。李刚接受任务后走了。 　　打完电话后回来，总理继续谈，说我们就不用打哑谜了，讲了林彪逃跑的事，要准备打仗。这时三十八军一个师（112师）在赤峰拉练，正在行军途中，总理说这个师就不到保定附近了，归你指挥；我建议把它放在昌平，总理同意了。总理说炮六师、坦克六师都归你指挥。离开前，总理说此事只准吴德、吴忠你二人知道，其他人不能讲；我向总理建议，应告诉政委杨俊生同志，否则不好工作，总理接受了，只准我们三人知道，不准扩大。 　　回去后，在我的办公室，吴德和我向杨俊生同志传达了总理谈话的情况。接到李刚的第一个电话，说迫降的直升机找到了，上面有一个死人（驾驶员，被周宇驰打死了），抓住了两个人，一个叫李伟信，一个叫陈士印；发现两具尸体，问李伟信，说是周宇驰和于新野，在高粱地里自杀了，正在继续清查。李刚的第二个报告，说北京军区的部队和北空的部队正在向渤海所开进，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的。我一听不对，总理布置任务时没说要北京军区和北空配合啊！我立即告诉李刚，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来了，一定要非常客气、非常礼貌，很好招待，请他们吃饭；第二条，请他们把武器放下来，否则混战一场，或者把材料毁掉了，怎么办？要是问谁的命令，就回答是卫戍区的上级。接着，我马上向总理报告了情况和我的处置，总理说好，就这样办。我想，若先请示总理，说不定在这一刹那发生了情况，混战一场，我的部队一点准备都没有；我先讲了两条，马上发生情况你就可以执行，总理有新的指示我再修改。 　　黄昏时我报告总理，正在搜查材料，对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准备发还枪支，让他们回去。总理说加一条，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李刚第三次电话报告，李德生主任打电话来，让把人、枪、文件等一切东西马上送到空军司令部。我听着不对，因为信不过吴法宪才派你去坐镇空军司令部，空司现在情况不明，除了吴法宪其他人就没有问题？罪证材料送到空军大院，靠得住吗？我告诉李刚，空军大院情况不明，不能送到那里，要他派得力干部，足够数量的武装，绝对保证安全，马上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当面交给我！不能送空军大院！李刚不错，向我报告情况很及时，并没有马上往空军大院送。电话一放，我马上报告总理，李德生主任未经过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李刚要把抓的两个人、武器弹药和文件一起立即送到空军大院，因空军大院情况不明，我已告诉李刚派得力干部和足够数量武装，绝对保证安全，立即把人、枪、文件送到卫戍区交给我，总理说这样处理好，并要求人一到立即审讯李伟信，要我和杨俊生审讯，带得力秘书。后来我找了副政委邹平光同志参加审讯李伟信，审讯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审讯中李伟信讲过有个《“571”工程纪要》，引起我注意，我以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陈士印是一个飞行大队长，知道情况不多。 　　我和吴德从总理那儿回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办公室主任通知各部门（只限于各部门），总参、总政、总后来电话要详细记录，要情况一律不回答。这是我回来的第一件工作，要赶快切断这条线，不让我的部队、机关再被总参插手、指挥。 　　李德生同志两次电话都没有通过我和杨俊生同志，没有通过卫戍区机关，直接打到渤海所，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打这两个电话，是没经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让你去坐镇空军司令部是对吴法宪不信任，让你取而代之，你怎么对空军机关那么信任？派部队是不是他派的，我也没有再查，用不着我去查。但对你派的部队，我让他们缴械了。我也不怕得罪主任，你的做法不对。总理给我交代任务你知道嘛，找迫降的直升机是我的任务嘛！你要协助，应打电话通知我啊！突然派部队来，我知道来干什么？我报告总理后，总理同意我的处置。现在也不理解他那两个电话是出于什么考虑，只有问他本人了。中央可能问过他本人了，我不知道是怎样解决的。 　　李刚在渤海所和我联系很方便，有专线。他后来报告，拣到一些纸片，撕碎了，上面有红铅笔写的字，丢了好几个地方；收集起来一对，意思可以差不多，有林彪的签字，是给周宇驰、于新野的，就是“手令”；再有是一封信，林彪写给黄永胜的。对这封信的碎片可费了劲了，碎片是分几天送来的，拣一片送一片，我让部队继续拣，庄稼搞坏了高价赔偿。杨俊生对碎片，一个礼拜没对上；总理让公安部的专家来搞，并通知李震。专家对得很快，不到两小时就对好交给我了，我到大会堂送给总理，但上面抬头是“永生”，这时黄吴李邱还参加会议，总理让他们看这封信，据总理事后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了后都说没有这样的人，黄永胜看了后一下就坐下去了，情绪很不好。又过两天，找到了“月”字边的碎片，对上了是“永胜”，总理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总理亲自保证”，很清楚是给黄永胜的信，这才肯定了黄永胜的问题。 　　再一个是“手令”。还有一张信纸上写的乘坐飞机的编号，红铅笔写的。这时中央才下决心，黄吴李邱“保护审查”，实际上是隔离审查。记得是9月24日抓的黄永胜，黄永胜说没看到这封信。飞机编号是准备南逃时的飞机编号。直升机降落后，于新野把飞行员打死了，一起往高粱地跑，躲在高粱地垄沟里，和李伟信等商量好，大家一起死，他喊着口号，要忠于林彪，结果李伟信朝天打了一枪，没有死。飞机编号的信纸缺两个残片。给黄永胜的信比较完整，是要他安心，不要着急。 　　解剖周宇驰、于新野尸体时，我给医生交代，切开胃，看看有没有吃下去的文件，医生没找出来。三个文件的残片没找全，但意思是明白的。警卫三师非常负责，像篦子一样找，还下了一场雨，好不容易找到这些残片。9月13日十天后，才对黄吴李邱隔离审查。 　　为准备打仗，中央决定38军归卫戍区指挥。黄吴李邱隔离前召开作战会议，黄还是总长，我们给总理的报告，总理还给黄吴看了，要稳住他们。作战会议上传达了林彪逃跑事，做出部署，准备打仗。 　　我推测，林彪知道主席从南方回来要召开三中全会，可能意识到是要解决、清算他的问题，批陈整风已经牵涉到他了，叶群作检讨了；三中全会清算他的问题后，想跑也跑不掉了，他深知毛主席，所以要在三中全会前跑，这可能是他的考虑。 　　从北戴河跑的时候，林彪坐的是保险红旗，8341警卫部队开枪射击了，当时认为是叶群、林立果把林彪绑架跑了，推着、架着把林彪弄上车，就开枪了。我看到车子了，车门玻璃上好几个印子，没打穿。有个警卫科长从车上往下跑，还被打了一枪；车门关不死了，车上的人拽着车门开到了山海关。警卫部队开枪是为了保护林彪，以为林彪被绑架。林彪跑时找不到林豆豆了，很紧张；女儿到警卫部队了，藏起来了，向中央打电话说林彪跑了，向广州去了，没说去苏联，看样子去苏联是临时动议，可能是因为女儿找不到了，怕泄露机密，去广州靠不住了，才往苏联跑，这是我的估计。 　　有一次开会，那时我是林彪专案组成员，江青非说林立衡是林彪的坐探，要关起来；总理听得不耐烦，说把情况报告毛主席后，毛主席说，要不是林立衡向我们报告情况，我们都蒙在鼓里面呢！因此才在关于林彪的“一号文件”中写了“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总理说，我认为这样写是对的，主席也同意我的意见。这样把江青顶回去了。过了一会儿，江青说，讨论问题你不要发脾气嘛！我们都在场，总理没有发脾气呀？后来林立衡还是受到江青一伙的迫害。我认为林立衡应该是立功受奖的人，够大义灭亲的了，是个好同志，应该让全国都知道。江青整她，在警卫一师实际上是关起来，逼得吃药自杀一次，抢救过来了。林彪逃跑，亲生女儿揭发他，对我们党的形象有什么不好？总理写得好：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到现在我也认为应该宣传林立衡。 　　直升机上有很多文件，还有很多军事部署，对苏方向上的雷达部署都有；还有好多录音带，有一盘录音带装在信封里，上面写着“绝密文件”，听不清楚；后拿到公安部，技术人员把转速搞对了就听清了，是黄永胜给叶群打电话，谈私生活问题，林立果录下来了，录的质量不好，但可以听清楚。审讯黄永胜时给他放，他有意见，说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你们搞这个不严肃。 　　还查到三万外币，我看是德国马克，报告总理，总理说不对，哪来马克呢？后来知道是三万美金，又报告了总理。 　　那一段只有我们三人知情，整天忙乎，机关的人不知道；向总理报告情况，处理问题，机关的人判断与林彪有关，但究竟是啥问题不清楚。 　　飞机上文件很多，要带到苏联去作为见面礼，不重要的文件、一般的文件，带去干啥？都是些重要机密，总理判断对了，他说里面一定有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能叫毁掉了，片纸都不能丢掉。果然总理说得对。 　　直升机是要往北飞，让飞行员往乌兰巴托飞，李伟信还活着。林彪的飞机一直向北飞，急急忙忙，机场有报告；有一次我向总理讲，不能打下来？总理说，你说的好！打下来你怎么解释？呲了我两句。直升机从北京起飞，两架没有联络，跑的时间一致，北空的飞机起飞拦截把它搞回来了。拦截还不是主要的，特别是驾驶员，他是中队长，不明情况，大队说找他去开会，正在睡觉，半夜三更找去了，叫他向乌兰巴托飞，枪逼着的，他觉得是要投敌，把罗盘搞乱了，周宇驰也搞不清往哪个方向飞了，看到钓鱼台向后转了一圈，一看怎么又回到北京了？这时到渤海所上空，飞机迫降，刚一落地就把驾驶员打死了。驾驶员是有功的，把罗盘搞乱了，不往乌兰巴托飞。 　　9月13日以后，每天注意听苏联广播，林彪到苏联后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啊，发表什么文章啊，发表什么演说啊，但一直听不到；过了三天，蒙古方面提出抗议，说我们有一架飞机进入他的领空，落在他的领土上了。我们的大使去看，是一架民航飞机，死的人甩出来，没有烧毁，送回来的照片上，林彪、叶群都认得出来，它是没油了，迫降的，领航员也没有，油也没加足，非常仓促，可见是临时动议往苏联跑，不是周密计划往苏联跑。传说很多，黑匣子是烧不坏的，可能被搞到苏联去了，据说里面的录音还有开枪的声音，争吵，因为里面并不都是他的死党。这是传说，没准儿。但是照片上认得很清楚，林彪的膝盖骨露出来，搞断了，女尸（叶群）看得很清楚，肿胀起来了，并没有人员烧死，是迫降时飞机把草地划了很大一条沟，机翼在山冈上刮断了，翻下来造成的，看样子是迫降造成的，不是打下来的。 　　9月13日上午总理布置任务后，同时做了决定：保密。知密范围很小。为了首都和全国的稳定、平静，广播还像过去一样，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知道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以后还这样讲，维持了不短的一段时间。这时外国政府向他的使馆、武官要情报，说北京出了事情；这些大使、武官回答说北京非常平静，什么大事都没出。发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之一以后才公开。 　　抓黄吴李邱，毛主席、周总理很慎重，隔了十天。十天当中，中央的文件还要让他们看。找到林彪手令、飞机编号、给黄永胜的信以后才做出决定，隔离审查。9月24号晚上就准备了，总理找我们谈，抓起来放到哪里？我和吴德参加，杨俊生没参加。我考虑不能放在城里，警卫三师是新四军的，和黄吴李邱瓜葛少，吴法宪是新四军三师的，不是江南的，警卫三师是江南黄克诚的部队，总理同意了。商量结果，黄永胜由我押送到七团，怀柔；吴法宪放到三师九团，八里桥；邱会作放到牛栏山，炮团；李作鹏放在三师师部。这时天还没亮，预定抓他们是八点召开会议，战士还在车上睡觉。曾绍东押李作鹏。 　　开会时，邱会作晚到十五分钟，去机场送行回来晚了。总理很敏感，是不是他发觉了？既然黄永胜烧文件，他也可能发觉不来了？总理说，打一仗也要把他抓起来，问我：你有机动部队没有，我说有；有多少？我说城外两个师，城里一个团刚拉练回来在半壁店，总理说好，由这个团执行，到西山100号，打一仗也要把他抓起来。这时邱会作来了。 　　总理在新疆厅找黄吴李邱谈话，指出林彪准备南逃广州，你们了解不少情况，要老实交代。黄永胜表态，保证。总理叫我去，告诉黄永胜你到吴忠那里去，好好交代；黄永胜表示，拥护中央保护审查的决定。 　　我押送黄永胜到三师七团，安排好后我离开时，黄永胜把我叫回去，要我向总理报告：“只要我知道的情况，我一定交代清楚。我拥护中央决定对我隔离审查。” 　　林彪专案小组十个人，里面还有黄吴李邱；后来中央让我和李震审讯黄吴李邱，我是专案小组成员，李震是公安部长，但不是专案小组成员，李震很客气，我还是让李震同志出头办这件事。 　　审讯时，黄永胜不交代什么问题，给他放那盘录音，他说这是政治问题，不严肃。拿出林彪给他的信，他说没收到。王飞给他送的信，他说不是这封信。既然是写给黄永胜的信，为什么在周宇驰手里？是不是周宇驰让黄永胜看信后把信收回了？都是推测，不能认定。王飞送的是否是这封信也无法断定。黄永胜一直说没看到过这封信，我们也不能认定他看过这封信，理由就是这封信在周宇驰手里。但公审“四人帮”时，法庭上向黄永胜出示这封信时，黄永胜说看到了。我心里想，黄永胜可能紧张，一是他确实看到过这封信，另一种可能是，总理给他看过这封信，他没说清楚，是于新野、周宇驰给你看到过，还是总理给你看到过？没交代清楚，我也没法断定。我们搞了那么久他都不承认。 　　那时认为吴法宪态度最好，林彪给他交了底啊，飞广州啊，等等，说得很清楚，毛主席决定要宽大吴法宪，给他找房子。我找了，马寅初的房子准备给他，老婆孩子可以住在一起。最后还有个问题让他交代，他说的含含糊糊。后来就没有给他那个房子。毛主席说吴法宪可以突破，一问他就哭，交代很清楚。法庭上已经问完了，要走的时候他说：还有个问题要交代！李作鹏，总理问他，山海关机场已经通知了，不准起飞，你为什么要他起飞？为什么修改了总理指示？邱会作也没交代什么问题。 　　审讯黄吴李邱时，南逃问题没搞清楚，黄吴李邱是否知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我那时没搞清楚，审讯“四人帮”时也没搞清楚。 　　“九一三”以后，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内容是： 　　毛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按：口述如此，似应为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林彪的“四不一要”虽然没有送到毛主席那里，是授意、起草、修改、抄清，据了解完了以后放了三天，林彪考虑不送了。总理说，林彪和他说过此事，总理说有这个必要吗？林彪是想把这个送到主席那儿，取得主席批准后，他那个班底就保留下来了，黄吴李邱啊。他不是说有些人忧虑吗？安全没保证吗？实际上就是这些人，政治局的这些人。这样就把他的班底保下来了。这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已经查到黄吴李邱、叶群头上，实际上也查到林彪头上了，他想用这个办法制止，不要再查了，不要搞下去了，这是我的理解，把班底保住，这是一；第二，卫戍区这一条，我看了有后怕的感觉，也不用给你施加影响，也不拉你，拉你你会报告，传达到每个士兵，每隔两三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野心家一旦可以给你出情况，他说毛主席生死不明，或者他把毛主席搞起来了，打电话也打不出去了，那么要毛主席面授机宜才执行，现在毛主席不能面授机宜了，我是第一副主席呀，我给你卫戍区面授机宜你得执行呀，不执行马上把你抓起来干掉，换一个人，叫你抓谁你抓谁，这样一来，卫戍区部队在他手里紧紧掌握着，毛主席要是通过了他就掌握了卫戍区，说是“防止野心家捣鬼”，这样一个文件毛主席批准了，给士兵两三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一旦出了情况他是第一副主席，党章上写的接班人，他要面授机宜你不接受？不接受马上把你干掉，这就不是乱令了。用这个办法掌握卫戍区，倒真是个高明的办法，比请吃饭、照相、封官、拉你更安全，你要报告了他就暴露了，还真没有好办法对付他。但他没有送到毛主席那儿，他知道毛主席是个敏感的人，送给毛主席谁知道会怎么看，同意了好，不同意呢？会不会露马脚呢？他感到没把握，才没有上送，都已经抄清了呀！看来林彪这时候想的点子很多，想把他的班底保留，把卫戍区控制起来，必要时他来“面授机宜”，让抓谁就得抓谁，这不能说不厉害。 　　林彪这个人很动脑筋。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林彪在逃跑之前的心理状态，他是在想什么。他想的问题很大，把他的政治局保留下来，不捉、不捕、不关、不杀，十年不变，除了病故、退休的，十年不动，他对能否骗得过主席没把握才没送。 　　这个材料很重要，庐山会议后林彪看到已经搞到黄吴李邱头上、搞到叶群头上，已经搞到他头上了，他要想什么办法解救危局，这个办法不成才外逃，反映了他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这不是一天想出来的，是深思熟虑，反反复复，抄清了以后还搁三天，考虑送还是不送，最后决定不送，因为没把握，一送就可能露馅儿了。这个材料很可以研究，是高级政治生活的内容，动脑筋想一想可以受益的，有好处。 　　□　原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

2011年9月姚立法被软禁在家中 （维权网信息员王冬见报道） 1 月 22 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除夕，家住湖北省潜江市的选举专家姚立法，像往常一样被警方强制带离家中，无法与亲人团聚。至此，姚立法先生被限制人身自由已达一年。 去年的腊月二十八，刚刚访友回家的姚立法一家遭到砸门、断电断水等骚扰，报警后，警方居然称是“讨债人”。当日傍晚， 6 名特警称是奉公安局长的命令来处理问题，将姚立法先生骗至 110 巡逻大队做完笔录后，姚立法即被守侯在门口的 8 人（学校和教育局教师）绑架，当晚被带到武昌，年三十中午外界知道了姚立法被绑架到南昌的消息后，初一（ 2 月 3 日 ）晚上被送回家中。 2 月 10 日 再次遭到教育局绑架，直到 2 月 18 日 学校开学后回家。随后，姚立法每天早上由专人专车接送上下班，在学校上班时由一左一右两位教师贴身监控，晚上回家受到堵家门口的严密监控。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时间。 因美国使馆官员欲与姚立法会见， 6 月 20 日 他再次遭到绑架，被辗转押到湖南、湖北各县市，期间无法与家人朋友有任何形式的联系。直到 7 月 1 日 学校放暑假仍被控制。 7 月 4 日 失去自由的姚立法只得选择跳窗逃脱非法拘禁，造成腰椎等多处骨折，至今仍时时剧痛无法痊愈。姚立法逃脱软禁后，其所有亲友都受到警方的威胁盘查，包括远在云南的亲友警方也不放过。期间，家中更是遭到断电、断水、砸门、 5 次抄家的迫害。 8 月 6 日 姚立法在北京被警方抓住，重新被限制人身自由，摔伤没有得到医治，直到 9 月 4 日 病重入院后，才获准回家。但是，每天早 7 点就被强制带离家中，晚 10 点后才允许其回家。 11 月 28 日 后至今，改为每晚 6 点允许姚立法回家。在监控姚立法先生的过程中，人员最多时有 50 余人， 4 辆警车随时待命。 在一年中被控制的时间里（回到家中可以接听电话，但通讯亦是常常受到干扰），姚立法先生不仅被限制人身自由，更不能与家人联系，不能接听朋友电话，不能看书看报，不能写文章。 据一位政法委的工作人员说， 2011 和 2012 年是中国基层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年，主要是怕姚立法：第一，对独立候选人进行培训；第二，怕姚立法对选举观察员的培训；第三，怕姚立法竞选上潜江市（县级市）人大代表；第四，怕其对假选举的揭露；第五，怕姚立法动员选民按照个人的意愿投票，投自己信任的人票。 负责监控姚立法的一套班子由政法委牵头，公安局、教育局和财政局参与其中。目前，姚立法家的门外，不仅有监控人员 24 小时守候，还有多个摄像头和一个探照灯。 本网信息员中午与姚立法的妻子冯女士通话时，她还没有做饭，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女儿正在焦急地等待姚立法的归来。这已经是他们一家第二个“被分离的除夕”。　

请韩寒兑现悬赏奖金! 作者：胡胜华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26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6 16:20:04 阅读量：80次 　　最近，因有人质疑韩寒造假，韩寒在博客上为了自证“清白”，公开悬赏2000万，但在悬赏公告中，却又故意玩弄文字游戏，且多次修改条件，足见其心虚外溢，本无诚意，无非以重金唬人而已。对此方舟子在《韩寒的悬赏闹剧》一文中，已逐条分析。现在我要指出的是，这种悬赏的花招，其实并不是韩寒第一次为之，早在5年前，他就已经玩过了，这次扬言2000万，无非是习与性成的行径罢了，就如同他好花钱收买读者(如赠送黄金、数码产品、笔记本)一样。 　　2007年1月18日，《青年周末》登出一篇专访(《韩寒：让我比窦娥还冤，我会比窦唯还狠》，作者黄健)，韩寒声称：“事实上，从 1999 年到 2007 年，你们搜索我所有的新闻，在所有的采访里，我都从来没有管自己叫过‘作家’。这是我的规矩。因为我觉得自己暂时还没资格。我都管自己叫‘作者’。” 韩寒并且说：“在骂我之前，请先做功课。要不就成诬陷了。” 　　5个月后(6月18日)，韩寒在“凤凰网非常道”专访时，更是信誓旦旦地说：“就是很多人他们骂我的时候，他们会说，像这个人自称自己是个作家什么的，但其实……我就是这点是有原则的,我从17岁的时候就从来没有从任何一个媒体或者任何一次采访我说过我是一个作家，我说我的时候我都是用‘作者’两个字，或者说写东西的人来代替的，你能够从哪个地方说我自称自己是个作家，我给你一万块钱，这是我肯定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是自己意淫出来一个话，然后自己去骂自己意淫出来的那句话，然后自己就很开心。其实不是这样的。” 　　事实果真“不是这样的”吗?为了让韩寒一番两瞪眼、没有还手的余地，我且举2005年11月23日《华夏时报》对他的专访(记者杨雅莲报道)为例，其中有这样两段: 　　“华夏时报：你的意思是你是帅哥? 　　韩寒：我说说自己帅又怎么了，我不说自己是美男作家，中国就没有人敢说了! 　　…… 　　韩寒：我喜欢林语堂，他们那时候写作要求非常严格，对文字也相当讲究，目前来说，我觉得我是中国作家中对文字最讲究的。 　　华夏时报：你是中国作家中文字最讲究的? 　　韩寒：对，最讲究的，有智慧在里面。 ” 　　看到了吧?5年前，他就已经公开悬赏过，——“我从17岁的时候就从来没有从任何一个媒体或者任何一次采访我说过我是一个作家”， “你能够从哪个地方说我自称自己是个作家，我给你一万块钱”——，但一万块毕竟挡不住活生生的文证。我现在公开要求韩寒兑现。我在不在乎这一万块是一回事，但他是否兑现这笔钱，则事关做人的基本诚信。——如果他连区区一万块都不想兑现，则这2000万的悬赏，岂不更是骗子的手法吗?难道这就是韩寒自我标榜的所谓的“光明”、“磊落”?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