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编者按：中国先贤说过类似这样意思的话，民不患寡，而患不“公”。但究竟何谓公正?又如何实际可行地实践公正?动力何在，阻力何在?《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的作者吴思先生对历史有独到的研究，他对公正的思考，或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公正：自作自受，得付相称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种公正标准是否公正，都可用“自作自受”衡量，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这是根。自由就是剔除了恶性付出的自付自得。 　　南方周末：“五四”时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民主与科学。1978年后到现在，可否说改革的目的，一是自由，一是公平，已不用摸着石头过河? 　　吴思：公平是个组合，既公且平，大家都认账。既然正了、公了，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顾到了，自然平了。 　　南方周末：平是公的结果?公似乎不一定能平? 　　吴思：是的。有人问，市场经济不公平吗?为什么这么大的贫富差距?所以我尽量不用公平这个词，有歧义。公是公正，平等是平等。平等又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机会平等属于公正，结果平等则未必。 　　每个人得其所应得，付其所应付，就是公正、正义。有个词特贴切：自作自受。一说自作自受，大家都服气。印度的种姓制度，明明有人受歧视，只要说上辈子造孽了，这辈子当牛做马也认账。 　　这跟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相似，造孽就该遭报应。“自作自受”这个词有贬义，不妨说“自付自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种公正标准是否公正，都可用“自作自受”衡量，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这是根。 　　凭什么这是根?可以追溯到生命的根源。单细胞生物要活下去，总要付出，以获得能量和营养，躲避危险，才能活。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还要得付相称，得不偿失也活不下来。不遵从这套道理的生物，或死光了，或不能进化。这个道理就成为进化而来的公正观，存活下来的动物都接受，反对者被进化淘汰了。 　　其实自由和公正的主体部分是重合的。公正是自作自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得付相称。如果把自作自受的范围缩小，剔除暴力欺诈，禁止作恶害人，那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剔除了恶性付出的自付自得。在这个范围内，自己选择，自己承担后果。前三十年改革为什么有成就?就是自由度提高了。但还不够，应继续提高。 　　继承制与遗产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遗产继承的正当性，就是自付自得的跨代展开。但儿子是白得的，难免打个折扣。遗产税应该征20%合理。政府拿走20%，是否用之于民，是另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从“自作自受”的公正观出发，一个新秩序初立时，搞土地革命重分田地，或如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这其中的公正怎么看? 　　吴思：自耕农是标准的“自作自受”。人跟土地直接发生关系，没有其他人截留。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大体有个比例。自耕农的得付比既普遍又单纯，所有人都认账。这是基础得付比，可以作为各行业对比的基准。 　　井田制，耕九分替公家付出一分，相当于1/9税率。凭什么1/9劳动白给你?如果土地是领主给的，可以看作庶人用劳动换取土地使用权。领主付出的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土地这种生产要素。这也是正当的，也是自付自得，多付多得。但土地付出的正当性，不像劳动或生命的付出那么直接，换算起来可能打折扣。马克思就认为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不承认生产资料所有者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现在则有“要素分配”的说法，承认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的贡献。 　　土地等生产要素又是怎么来的?贵族领主可以说，江山是我打的。地主可以说，土地是我攒钱买的。两者还可以说，这是祖先传下来的。继承遗产也正当，前辈辛辛苦苦挣来、打来或买来，有权处置，包括传给儿子。遗产继承的正当性，就是自付自得的跨代展开。但儿子是白得的，难免打个折扣。按中国的标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每传一代的平均折扣为20%。 　　所以，遗产税应该征20%合理。政府拿走20%，是否用之于民，是另一个问题。 　　总之，对比自耕农制度，井田制的正当性要打折。第一个折扣，就是土地和劳动的交换，要讨论交换的比例。从一比九，到五比五，再到九比一，多少才算合适?第二个折扣，地主的土地怎么来的?如果是继承的，一传再传，世袭罔替，一代又一代永远吃下去，是否正当?第三个折扣，从效率角度说，人们给自己干活，通常比给别人干活的效率高。自耕农无须对自己偷懒。 　　前两个折扣是正义方面的损失，第三个折扣是收成方面的损失。我这里把井田制和租佃制混为一谈，实际上，井田制下的贵族领主要保卫安全、维护等级秩序，同时索取劳役和兵役，比地主索取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更加复杂，是一整套利益交换，且有强制性。 　　从井田制到租佃制，从有限的历史记载看，直接动力是追求效率，不是追求公正。当然，拐个弯说追求公正也行，公正往往带来效率。公正不是自付自得、得付相称吗?井田制里是集体劳动，有机会偷懒，“自得他付”，于是效率低。《吕氏春秋·审分》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分了地，大包干，自作自受，效率就提高。 　　井田制之后是租佃制。佃户租地主的土地，交50%的收成作为地租，不用监督劳动，农民也不会偷懒。这种制度在效率方面问题不大。但地主凭什么拿走那么多?辩护者说，这是自愿的，自作自受，市场行情如此，你不愿意当佃户，后边还有好几个人争佃呢。反对者说，劳动创造价值，地主吃租是不劳而获。资本家还要投资，承担市场风险。土地是天生的，地主是寄生虫。这是土改的正当性依据。辩护者说，土地不是天生的，需要投入、维护，不能没主人。公地必定滥用、退化。总之，依靠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过日子，容易引起正当性方面的争论。但无论如何争论，大家都默认一个原则：自付自得，得付相称。 　　南方周末：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个比是怎么出来的? 　　吴思：不知道设计者怎么想的。五代后，按照遗传学家的说法，祖先基因的浓度已经跟大街上的人差不多了。五代以后就没特殊的血缘关系了。 　　法酬与血酬 　　从抢劫团伙的角度看，冲在前边是勇，退在后边是义，公平分配是仁。他们也讲论功行赏。这是抢劫者内部的价值观。 　　南方周末：中国的历史往往是，一帮人打了天下，然后制定法规，确定税率。这算不算公正?多少法酬合适?

除夕非法强拆挑战传统伦常 作者：龙树 来源：新京报 来源日期：2012-1-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7 9:24:47 阅读量：32次      开发商除夕强拆，不但违反有关城市拆迁法律法规，涉嫌损害私人财物，更是对社会伦常的公然挑衅。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1月23日凌晨，龙岗区布吉街道长龙社区综合市场遭旧改项目开发商深圳市邦兆公司违法强拆后，被赶到的警方制止。截至目前，警方已抓获事件组织策划人之一吴某某、现场指挥人之一郑某某等10名嫌疑人，其中7人被刑拘。 　　除夕夜，正是辛劳一年的国人享受过年温馨的时刻。此时距新拆迁条例公布实施只有1年零2天，有法律给公民撑腰，即便是有拆迁纠纷，人们也会安心过年。而开发商除夕组织500人搞强拆偷袭，实在出人意料，令人震惊。 　　不知道这家开发商哪来的胆量，竟如此无视法律的尊严，挑战社会的传统伦常。 　　2011年颁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用司法强拆取代了行政强拆，地方政府部门都没有权力直接搞强拆了，开发商直接强拆更是不允许的事情。开发商除夕强拆，违法性质没有任何疑义。 　　更何况，因为项目的性质与补偿存在争议，这家开发商和商户之间还没有达成补偿协议。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发商就聚众强拆，在拆迁中还致人受伤。这不但违反拆迁法律法规，而且涉嫌损害私人财物。当地司法机构理应依法查处，让强拆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均受到法律的惩罚。 　　不能不说的是，过年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团聚、温馨、祥和。也正是因此，过年的时候民间争讼暂息，纠纷搁置。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是中国人的愿望，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传统习俗伦常。 　　深圳这家开发商将强拆选在除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社会伦常的公然挑衅。其冒犯的对象，不只是布吉市场的商户，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开发商除夕非法强拆无疑还是一种反社会行为，应当属于“影响恶劣”的案例。 　　谁都不想过年的时候看到违法拆迁这样的事件，谁都不想大过年的找不痛快。邦兆公司冒天下之大不韪，人们难免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家开发商如此猖狂? 　　难道仅仅是出于精明的利益“算计”?过年了布吉市场的商户歇业、回家，正是拆迁遭遇抵制最小、拆迁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大好时机”。还是因为，长期以来非法强拆的违法成本太低?亦或是有什么背景，在给这家开发商撑腰? 　　现在，有关方面已经刑拘了有关责任人，那么，将这起非法强拆案的真相调查个水落石出，应该不难。鉴于除夕非法强拆社会影响的恶劣，也希望上级主管部门介入调查，最终将案情告知公众。

　　台湾民主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意味着什么?这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的问题。自从台湾在蒋经国后期开启民主化之后，人们一直在关注台湾对中国大陆政治的影响。这种关注不仅仅在两岸学者和政治人物中间，而且也发生在海外华人、学界、政界和商界中间。很多人一直相信，台湾能够成为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一个参照模式。 　　但不幸的是，台湾的民主往往和台湾的统独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台湾的“独立”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操纵选举的主轴。这个局面在很多年里一直影响着人们，尤其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作一个客观的认知。自李登辉和陈水扁把台湾民主和独立运动捆绑起来之后，至少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化的认识趋向于负面。除了中国的自由派继续对台湾民主抱有信仰之外，很多人尽管也认同民主，但不能接受民主化和台独关联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 　　不过，今年这次台湾选举的和平性质以及族群议题、台湾独立没有成为选举的主轴，又再次在改变人们对台湾民主的认识。在很多方面，人们已经感觉到，当台湾老百姓对民主的狂热度急剧下降的时候，中国大陆很多人，尤其是知识界开始对民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台湾趋向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政体的时候，其对大陆的影响只会有增无减。这种认知趋势纯属正常。台湾民主正常化表明民主政体的制度化程度的提高。一种起伏很大、反复无常的台湾民主，没有可能产生正面的外在效应，而只有一种制度化了的民主，才会对大陆有参考意义。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海内外学者，对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已经作了详细的研究，但很多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参考意义并不很大。主要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台湾的民主化，仅仅看成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他们对台湾民主所作的解读大都是西方式的。出于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台湾学者，都把台湾民主视为是西方民主的延伸。西方式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人们对台湾民主的客观认识。 　　中国大陆最关切的是政治发展的有序性，包括有序的民主化进程。对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民主化的参考价值，并不在于台湾民主化的具体路径或者制度表述方式;最具有价值的在于台湾民主的和平性质。 　　台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民主化，马上成为亚洲“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较之其它地区，台湾民主化的和平性特点非常显著。历史上，民主化经常充满暴力和鲜血。民主最先在欧洲产生，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英国是民主化的代表，但即使在英国，也割了国王的头。在其他欧洲国家，民主化是长期的社会运动，包括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民权运动的结果。民主传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后，其过程更显得暴力。 　　中国大陆倾心于台湾民主的人们，往往过分简单解读台湾民主化。他们所强调的是纯粹的民主化进程，即从台湾早期的地方选举到开放党禁和报禁等政治方面的发展进程。不过，所有这些政治因素都很难充分解释台湾民主化的相对和平性质。如果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来看，不难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在西方，没有两个民主政体的实现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是相同的，在亚洲也如此。当然。民主化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的不同，并不表示民主政体没有共同性质，例如选举、多党制和自由的媒体等等。 　　但也很显然，无论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都很难回答这一关键问题：为什么一些民主化进程是和平的，但另一些则具有暴力性质?在很多已经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尽管有选举、多党制和自由媒体等被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制度，但所有这些制度并没有为那里的人民带来清廉、有效政府，没有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和平。相反，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很多民主政体往往和政府腐败、人民贫穷和社会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那么，如何避免腐败、贫穷和暴力的民主，追求清廉、富裕和和平的民主呢?两种不同状态的民主，并不能从民主化本身的路径和制度表现方式来理解。 　　看来，人们必须对台湾民主作一新的解释，这一新解释，必须跳出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而深入和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层面，也就是民主化发生和发展的宏观环境。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历来就是民主政治研究的一项极其关键的内容，但在亚洲，这项内容被大大忽视。 　　简单地说，今天台湾民主的质量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建设有关联。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建设，然后再民主化，这个过程是所有优质民主必须要经历的。西方如此，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也如此。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的质量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控制民主进程中的腐败。就选举民主来说，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国家，和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民主，但是，这两种民主的质量绝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劣质民主，而后者更多的则是优质民主。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和一块肥皂就可以搞定一张选票。不难观察到，在低收入国家，选举过程中往往买票现象严重。在中国的地方选举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到了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时候，很难买得动选票。这对候选人也是如此。在欧洲，很长时间里，参与政治的是贵族和社会精英。他们参政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但现在，西方是大众民主，任何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都可以被当选。但对那些来自贫民阶层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所得到的职位，无论是议员还是政府官员，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的。当他们的职位不能给与他们足够的收入，来支撑一个体面的生活的时候，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英国议员近年来的腐败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台湾民主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中上收入水平，也就是具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黑金政治”、选票贿赂也有发生，但大多发生在收入较低的阶层，主要是农村基层。这很能说明高收入水平对民主的重要性。如果选票可以被收购，那么民主就失去了其意义。在政治人物方面，被称为“台湾之子”、从基层打拼上来的陈水扁，在成为总统之后变得如此腐败，更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第二，经济发展和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有关。在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时候，国民的教育水平还很低，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能力接受基本教育。但在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时候，大多数国民就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民主的质量有关联。例如要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贿赂选票就比较难一些，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比较能够收集和处理有关候选人的政策信息，并对其政策作理性判断。这并不是说，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接受教育不充分的人不会理性思考，而是说收集和处理政策信息需要知识成本。 　　第三，经济发展导致中产阶级，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稳定的社会基础。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社会稳定，这是政治定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使得政治人物比较难以操纵政治，不管政治人物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已经造就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尽管台湾被族群议题所困扰，人民被族群议题所分裂，但是其民主进程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和平，这和中产阶级的庞大有关。刚刚结束的选举也表明，一旦族群议题不再成为选举主题，和平就会有保障。 　　台湾的社会改革也同样重要。社会改革对和平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会过。在欧洲，民主政治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欧洲经历了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才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运动既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变成为福利资本主义，也促成了民主的转型，即从早期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转型。在亚洲，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的“四小龙”，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而保障了民主化的和平性质。 　　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在蒋经国先生时期，已经开始确立一整套社会保护机制，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制度。社会制度建设在把产业工人转化成为中产阶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有社会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有劳动工资的提高，这使得台湾在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同时，台湾政府也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经济结构上保障比较公平的财富分配。所有这一些，都使得台湾能够避免欧洲式的长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促成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民主化的和平进展。 　　有了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效的社会制度，政治开放和民主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说尽管民主先发生在西方，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任何社会一旦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人民必然会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学术界，人们认为存在一个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东亚政治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除了台湾之外，韩国和新加坡也是这样。香港尽管还没有普选制度，但到目前为止的民主化运动也非常和平。有人说，香港已经成为“抗议之都”，什么样的抗议都可以发生在香港，但这么多年里，香港的抗议非常和平。很简单，从历史上看，无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充满无限的暴力，但中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则倾向于和平。 　　那么，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会不会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呢?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也会沿着日本或者“四小龙”的政治路径。实际上，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的政治路径都是不同的。再者，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也并非意味着中国大陆的民主的制度表达方式，也会和日本与“四小龙”的类似。中国可以也必然发展出不同的民主模式。 　　中国可能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 　　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看，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东亚政治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即走一条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道路。中国在前面30多年里，其重点在于经济，在于发展。今天中国的改革目标，已经逐渐转移到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或者阶层。围绕着这个目标，中国正在展开几个方面的改革。例如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再如建设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在为中产阶级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社会保护机制。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目前改革的内容还是以民生问题为主体。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在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的同时，以更公平的方式来分配经济大饼。社会制度建设一方面是为了公平地分经济大饼(例如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另一方面是为了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社会制度建设好了，消费社会才会成为可能，社会稳定才会有可能。而消费社会和社会稳定，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或民主化，中国可以向日本和“四小龙”，尤其是台湾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如果中国大陆的人们仅仅局限于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全面民主化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那么就会不得要领。实际上，就民主化的具体路径和制度表述来说，日本和“四小龙”是有很多教训的，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的民主模式，而另一些则比较西方化。“去西方化”和“西方化”的民主模式，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民主。不过，大多数人会同意，中国需要追求和平的优质民主，而非暴力的劣质民主。如何避免劣质民主、追求优质民主呢?这是今天人们讨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民主发展模式的意义之所在。 　　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说尽管民主先发生在西方，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任何社会一旦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人民必然会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        

读者留言：能对过去不提不问吗？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1-26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6 23:23:28 阅读量：78次 2012年1月26日下午及傍晚晚读者留言 自由地放鞭炮恰恰说明我们这儿没有自由 煮酒江湖 2012-1-26 12:25:56 闭博主很成熟，自由要有尺度！ 刘仰，一位鞑伐右派的右二代 煮酒江湖 2012-1-26 12:27:46 博主，看来得到毛的真传，这文章咋看，都像文革的大字报，哈哈哈 ….

读者热议韩寒方舟子交锋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1-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7 13:55:48 阅读量：75次 2012 年 1 月 27 日中午读者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