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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时才能与教育部长为邻 本站语录：2011年12月1日-3日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1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4 17:59:20 阅读量：636次     【 语录 · 本期头条 】 人权是平等的人权，而不是特权的人权，它对每一个人都平等地适用，没有任何例外。它不是精英的人权，也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人权，更不是国权，人权高于一切。任何对某一个具体人的人权的破坏都是对普遍人权的破坏，任何对某一个人人权的优待都是对普遍人权的破坏，人权不分国界，人权不分阶层，每一个人都是人权的受益者，对人权进行破坏的人和组织无异于恐怖主义，这是人类的共同敌人，那些对人权中伤的人是恐怖主义的盟友。 木然 ： 人权应该视为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 语录 · 现实观察 】 在中国大地上，一面是依法治国、依法治省等口号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出现于文件里、会议中、口头上，传媒宣传不可谓不用力 ; 一面却是社会尤其是官场潜规则八面玲珑、有恃无恐，有些甚至还振振有词，将违反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行为辩为：“坚持共产党领导”、“讲政治”、“下级服从上级”、“顾全大局”、“一切从实际出发”云云，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句是：“中国特色” ! 李如玉： 再提令人揪心的 “党大还是法大” ? 中国的“书面复兴”除了有“华夷秩序”与“全球秩序”的误置之外，中国“书面复兴”的另一层含义，就是 “书面道德”背后“现实道德”的无情堕落。中国特色的“亲情道德”对“契约道德”的优势，必然使实际的中国崛起变成一种极不均衡的崛起，它是一种“书面文化”的崛起，它是一种“亲情文化”的崛起，它是一种“权贵文化”的崛起，它总之是一种“书面崛起”。 方绍伟 ： 中国崛起是不是“书面崛起”？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维稳的收益在短期，风险在未来 ; 改革的风险在当下，收益的实现却可能在远期。由于风险与收益的分配存在“跨期”稳定，维稳容易成为具有诱惑力的选择。 刘胜军 ： 吴敬琏的盛世警言 1999 年马英九秘书来电，邀请我回台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 ” 请把履历寄到台北 “, 我说要认识我，”去书店买我的书啊！”不久接到电话， ” 能不能到他（马英九）下榻的酒店一谈？ ” 我说，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来我家一谈。

我何时才能与教育部长为邻 本站语录：2011年12月1日-3日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1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4 17:59:20 阅读量：636次     【 语录 · 本期头条 】 人权是平等的人权，而不是特权的人权，它对每一个人都平等地适用，没有任何例外。它不是精英的人权，也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人权，更不是国权，人权高于一切。任何对某一个具体人的人权的破坏都是对普遍人权的破坏，任何对某一个人人权的优待都是对普遍人权的破坏，人权不分国界，人权不分阶层，每一个人都是人权的受益者，对人权进行破坏的人和组织无异于恐怖主义，这是人类的共同敌人，那些对人权中伤的人是恐怖主义的盟友。 木然 ： 人权应该视为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 语录 · 现实观察 】 在中国大地上，一面是依法治国、依法治省等口号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出现于文件里、会议中、口头上，传媒宣传不可谓不用力 ; 一面却是社会尤其是官场潜规则八面玲珑、有恃无恐，有些甚至还振振有词，将违反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行为辩为：“坚持共产党领导”、“讲政治”、“下级服从上级”、“顾全大局”、“一切从实际出发”云云，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句是：“中国特色” ! 李如玉： 再提令人揪心的 “党大还是法大” ? 中国的“书面复兴”除了有“华夷秩序”与“全球秩序”的误置之外，中国“书面复兴”的另一层含义，就是 “书面道德”背后“现实道德”的无情堕落。中国特色的“亲情道德”对“契约道德”的优势，必然使实际的中国崛起变成一种极不均衡的崛起，它是一种“书面文化”的崛起，它是一种“亲情文化”的崛起，它是一种“权贵文化”的崛起，它总之是一种“书面崛起”。 方绍伟 ： 中国崛起是不是“书面崛起”？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维稳的收益在短期，风险在未来 ; 改革的风险在当下，收益的实现却可能在远期。由于风险与收益的分配存在“跨期”稳定，维稳容易成为具有诱惑力的选择。 刘胜军 ： 吴敬琏的盛世警言 1999 年马英九秘书来电，邀请我回台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 ” 请把履历寄到台北 “, 我说要认识我，”去书店买我的书啊！”不久接到电话， ” 能不能到他（马英九）下榻的酒店一谈？ ” 我说，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来我家一谈。

研究普世价值需要打破哪些禁忌?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4 10:50:01 阅读量：885次 　　普世价值有没有，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来，主要是为了吸引眼球，提醒人们某人的存在，让大家注意到，无论争议或者辱骂，总会使被忽视的人再火起来。这也算是一种惯伎了，不必理他。 　　但普世价值在中国的确需要高度重视和研究。尽管我们知道，自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使民主与科学成为启发民智推进社会进步的两大旗帜，而共产党则成了高举这两面旗帜的旗手，获得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中国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颠履了国民党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夺取了全国政权。自由民主与科学理性应当是当代普世价值的核心，其他许多理念如平等、法治、博爱、公平与正义等等都与此密切相关或者是其衍生出来的东西。所以可以说，共产党在理论上以及历史实践上一直是主张民主科学这些普世价值的，而且从来没有在理论上否定过这些原则。甚至包括权力制衡，老一代党的领导人都曾表示过某种程度上的肯定，例如，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学术文化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后来形成了一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他还提出：“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就有点像国民党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周恩来也指出：“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刘少奇等在改行“两院制”以加强政协监督的议题上，与当时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形成了互动。邓小平多次表示，认为我国的若干问题如果在西方制度下就不可能出现。再从我们建国以来的宪法条文看，历来不乏人民当家作主和平等、民主之类的原则规定，现在则又加上权利保障等条款，都属于普世价值。新一代中央领导人更是公开认可这些普世价值观，胡锦涛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执政”三者的结合，温家宝在2007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讲，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所以共产党从来没有否定过公认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这些基本普世价值，但是也从来没有真正对普世价值的内涵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探讨，更很少结合中国国情的实践。以至于一方面高调谈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似乎我们在普世价值的实践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另一方面正是在“大民主”的旗帜下制造了十年文革的惨烈灾难后果，据叶剑英元帅当年讲话中估计，权利受侵害的人数达到全国总人口的九分之一，超过一亿。 　　这些事实证明，在中国，普世价值问题确实非常需要研究，非常需要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提出问题和探讨解决问题，以真正推进这些普世价值成为深入人心的理念，并以新的体制和制度保障这些理念的贯彻。 　　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位的问题是必须解放思想打破禁区。例如：法治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与宪政体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怎么摆?显然，法治需要权力制衡，共产党的权力又如何限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通过何种制度和程序来实现这种限制?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科学规范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能。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切实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里提出了一些主要原则，具体怎么做，需要进一步深入到制度设计层面。 　　再如，人代会及其常委会如何改变软弱无力难以履行法定职责的现状，真正把决定权特别是财政预决算审查的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用起来，如何改进代表的选举使之与选民更贴近、更能代表选民意志、更利于选民监督，如何引进竞选机制和制度以利选举公平竞争?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基本上还是空白。 　　在中国，平等权如何实现?弱势群体的利益如何保护?利益集团的行为如何遏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不同阶层人员之间的不平等待遇随处可见，涉及城市所谓“走鬼”的生活出路如何安排、外来工子女的就学、就业等若干具体问题，需要新的理念和新的政策。 　　其他还有服务型政府如何建立，政府权力运作怎样实现公开性和透明度，强化对公务员的监督，包括财产申报制度的确立等等，都需要研究。 　　新闻自由问题，要在普世价值的指导之下制定相关法律，以利新闻媒体发挥社会公众眼睛和喉舌的作用，以强化社会监督。 　　司法独立问题，宪法规定了独立行使审判权，独立行使检察权，事实上做不到，怎样把地方法院、检察院从地方行政权力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是一个早已提出的老题目，却至今无所行动。是否有必要建立宪法法院以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建立行政法院以利制约行政权力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社会民意团体的建立和权益保护问题。现在所谓的民意团体如工会妇联等等已经成为衙门和机关，难以真正代表民意，而社会团体的自治和勃兴乃是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基础，也是人民权利保护的有力保障，这方面工作怎么做? 　　这些问题都应当摆到桌面上来，公开探讨，为实践开路。 　　二十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高谈解放思想，而真正解放思想的前提就是不设任何禁区，事实上，禁区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解放思想喊得再响，都难免有叶公好龙之嫌。党的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涉及到上述所提的各种问题，涉及到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但刚提出便煞了尾，无果而终。二十年过去，我们还要等多久呢。 　　我希望对普世价值的研究一定要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具体问题，理论界要拿出勇气来。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先生曾在2004年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篇鼓励学生的讲话，他说，“中国的法治和政治注定要进入改革和发展的艰难期和关键期，甚至可能是反复期和滚石期。你们是否已做好了迎接艰险的准备?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们这一代必将成为负重的一代。当你们走出校门的时候，哪怕你脚上带着镣铐，你也需要去起舞;哪怕你的翅膀上铸满了铅重，你也要去飞翔。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所想的是，我们这些中年人应当先作出榜样来。

李向平：信仰乱象需要现代文明价值匡正 访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 作者：李向平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1-1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4 10:14:51 阅读量：937次 　　如果说中国人信仰缺失的这个观点有道理，我想，是我们缺乏一个群体的信仰。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中国人有的是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关键是这些信仰太缺乏认同，太个人化了，所以信仰对这个社会构不成作用，从整个层面来看，这就是信仰之迷乱。 　 　中国人信仰太个人化太功利 　　南都 ：现在很多人都把社会问题，推到信仰缺失的头上。这样的归因有道理吗?中国曾经的传统社会里，是不是都有信仰?信仰与社会问题有何关联? 　　 李向平： 大概在一百年前，就有中国有没有宗教或信仰的议论。以西方的基督教的标准来看，像黑格尔就讲过，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但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有没有信仰，这应该说是有的。信仰可以分为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信仰三种。在中国社会来说，还有一点特别之处在于，有时候人还可以变成神，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对人的信仰。我们现在很多的神，都是由人变的。所以，中国社会有没有信仰这个问题，其实里面就有对神的信仰，有对人的信仰，也有甚至对于一个主义、学说的信仰。如何理解信仰，就要取决你对信仰的概念的界定。实际上，我倒是觉得，中国人不缺信仰，关键是我们的信仰对于人日常生活的制约与行为规范的构建很弱。 　　当然，如果说中国人信仰缺失的这个观点有些道理的话，我想，是我们缺乏一个群体的信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同意中国人没有信仰之说。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中国人有的是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关键是这些信仰太缺乏认同，太个人化了，所以信仰对这个社会构不成作用，从整个层面来看，这就是信仰之迷乱。 　　南都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存在呢? 　 　李向平： 我们现在先不对信仰做价值判断，假如我们信仰一个对象，或有一个精神关怀，而这样的信仰是比较稳定的，用宗教社会学常用的术语来说，它们可能是终极性的，或者是稳定的。但是，如果这样信仰对象不是终极性的，它就是移动的，甚至是可以更换的。接下来的一个社会结果，就是因为它的信仰对象在不断地更换，不持久的，或者不是永恒的，那就很难因为对一个神的信仰而产生信靠，达成对自己人生的要求。他只是对神或者信仰对象有要求，我有事情、有需求了，人们才去信仰，因此就形成不了一个基于信仰认同的规范，这构成了一种补偿式的功利性信仰。 　　相比较之，如果稳定的制度化的一神信仰，永恒只信一个神，而且很多人都信，它是给人智慧、一种力量，一种心灵上的抚慰等等，他不是求一种具体的东西。一神论的信仰是非常抽象化的，能够抽象为一个准则，能够形成制约与行为规范。 　　另外还有一种区别就是，我们国人在讲信仰的时候不太注意的，一般信仰都是求神，尽管这种祈求是象征性的，但意味着这里面存着一种神人之间的交换形式，比如提供一个贡品或者捐一些财物，以此来换取神灵对他的满足。如果不能有求必应，我就不信你了，所以这就难以对日常形成一种共识性的规范。而一神论下的敬神有不一样的，求神与敬神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在现实影响中，差别很远。 　　敬神就是人生需要一个敬畏的，由于有敬畏，我们生活当中就会形成一种自我的约束与规范，它不是去求神，也不会管这个神“灵不灵”，选择这个神，是因为敬畏。但很多中国人的多神信仰形式，我想都是求神心态下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活动，不一定隶属于某个宗教，但跟传统的宗教信仰具有一定关联，比如跟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等都有关系，但这些都不是严格的宗教信徒。 　　让信仰成社会普遍价值规范 　　南都： 前段时间有很多人探讨同性恋以及同性恋婚姻的问题，就是依据基督教义上的说法来的，但这样的观点对于社会普通大众来说，却显得十分的狭隘与偏激，好像这些信徒本身在信仰的指导下，也缺乏一种包容，如同中世纪的宗教观一样，排斥性很强。 　　 李向平： 其实，现在的基督教，也分化为很多教派，不同的教派，对圣经的理解和信仰就很不一样，基督教信仰就是在教派和教派当中不断的争论和竞争当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有不同的观点及其争论，这是很正常的，恰恰是现代社会信仰多元化的表现。至于狭隘和排他，话说回来，每一个宗教因为都强调它信仰的虔诚和单一性，如果没有，就不可能构成信仰的虔诚度，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特殊信仰方式，所以肯定会有一定的排他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叫独特性。 　　至于我们刚才讨论的求神现象，并没有这种终极性。但这种信仰方式也很独特，却不一定就能够构成对其他信仰的伤害。当然，如果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很多这种的信仰，就会在互动和交流当中，只会在自己的信仰当中呈现出自己的神圣性，同时在与其他教徒交往的时候，遵守一种社会交往的公共规则，不能讲他人的信仰就是不好的。你的信仰，我尊重;但我的信仰，你也一定要尊重。这样的信仰与社会公共空间，人们在回答社会公共问题的时候，就有另外一种公共规则。这样的话，单一而特殊的信仰，就不会对社会构成道德压力，它就不会显得狭隘了。 　　通过这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社会大众对信仰的理解还是很混乱，信仰这个概念也是目前被用得最广泛的词汇之一，当然也是最混乱的词汇之一，也是最混乱的社会现象之一。因此，我们在挖掘社会现象病根的时候，爱用信仰来解决，却越讲越乱。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把本该是法律等层面的问题，随意拔高到信仰的范畴;同时，也无法把信仰的社会表达与社会法律有机地整合起来。 　　正如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但是我们的法律，一些时候就被定位为权力统治的工具，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范。如果法律是社会交往规范，则会有信仰的功能，如果只当做工具的话，就很难形成法律信仰，人们就不会去遵守法律。 　　南都 ：那法律、道德、信仰这三个要素到底是如何清晰地划分与界定各自的社会属性呢? 　　李向平 ：法律是一个有公共性普遍性的价值规范，信仰总有一个独特性，宗教信仰就是一个特殊的价值规范。如果要让信仰成为一个普遍的价值规范，它的一些环节就要补充，即它如何提供一个道德规范，如何让不信仰这个宗教的人也能够去遵守，由特殊的价值规范变成普遍的价值规范。 　　道德其实也是一种行为规范，一定程度上也有独特性，如果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宗教道德，它照样有一种特殊性。但所有的宗教里面的一些基本戒律，提供的都是人类文明的价值底线，叫底线伦理，如不许杀生、不许偷盗、不许邪淫等等。但还有些宗教戒律它产生的伦理约束是特殊性的。所以法律、宗教和道德之间都有相互关联，但除了法律具有公共性与普遍性之外，其他二者都具备一定的独特性。为此，三者之间唯有相互补充，有机整合，社会规范与社会诚信方能有所好转。 　　儒家宪政是为现有体系辩护 　　 南都 ：现代社会一些理念诸如民主、科学等都是从西方宗教背景下演化出来的。现在很多人就在探讨，中国缺乏这样的土壤，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曲折? 　 　李向平 ：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太多了。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人应该信什么样的信仰，或者是选择什么信仰的问题，已经越来越重要了，而相应的问题自然而然给逼出来了。信仰不能只以“中国人”作为标准，而应该是以现代人怎么选择信仰、现代人的信仰怎么表达作为主要依据。至于现在人们争议的现代普世理念，到底是不是基督教土壤发育的?这种土壤出来的价值理念，跟非基督教的文明理念与方式究竟有没有天然的联系?我觉得，这并不是完全由信仰决定的，还和信仰方式、人与信仰对象的关系、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社会结构等问题紧密相关。 　　比如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团体的、共同体的信仰，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基于一个理念，能够相互发生平等的交往。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信仰，倒不如说是某一种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让处在这种关系中的人需要一个神来代表这样的交往关系和价值规范。而处于社会变迁与社会建设之中的当代中国，我们是没有基于这种信仰认同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交往规范的，只是基于血缘、地缘、权力、身份、地位等进行社会交往和交换。这样的社会交往结构，会影响到人与神的交往结构。所以，不完全是由一个“信仰”所决定的事，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结构决定信仰的形成与结构，然后再会出现这个结构下的各种社会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来看，信仰结构其实是社会结构建构起来的，相应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成长起来的价值理念，也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出自于西方的基督教的信仰构建。 　　那么，回过头来看，非基督教社会是不是天生就没有民主与自由的习惯?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不要西方来的那一套，我们只要“贤人政治”，只要圣明的贤人来治理我们就好了。其实社会共同理念，与信仰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关系，它仅仅是代表着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是价值底线。 　 　南都 ：现在似乎有重振儒家的趋势了，比如“儒家宪政”等呼吁。但是以历史的视角来看，这让人恍如隔世，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那一代人曾经也有着近似的举动，可是一个世纪过去，似乎又回到起点。这样的现象，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呢

李向平：信仰乱象需要现代文明价值匡正 访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 作者：李向平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1-1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4 10:14:51 阅读量：937次 　　如果说中国人信仰缺失的这个观点有道理，我想，是我们缺乏一个群体的信仰。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中国人有的是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关键是这些信仰太缺乏认同，太个人化了，所以信仰对这个社会构不成作用，从整个层面来看，这就是信仰之迷乱。 　 　中国人信仰太个人化太功利 　　南都 ：现在很多人都把社会问题，推到信仰缺失的头上。这样的归因有道理吗?中国曾经的传统社会里，是不是都有信仰?信仰与社会问题有何关联? 　　 李向平： 大概在一百年前，就有中国有没有宗教或信仰的议论。以西方的基督教的标准来看，像黑格尔就讲过，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但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有没有信仰，这应该说是有的。信仰可以分为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信仰三种。在中国社会来说，还有一点特别之处在于，有时候人还可以变成神，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对人的信仰。我们现在很多的神，都是由人变的。所以，中国社会有没有信仰这个问题，其实里面就有对神的信仰，有对人的信仰，也有甚至对于一个主义、学说的信仰。如何理解信仰，就要取决你对信仰的概念的界定。实际上，我倒是觉得，中国人不缺信仰，关键是我们的信仰对于人日常生活的制约与行为规范的构建很弱。 　　当然，如果说中国人信仰缺失的这个观点有些道理的话，我想，是我们缺乏一个群体的信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同意中国人没有信仰之说。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中国人有的是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关键是这些信仰太缺乏认同，太个人化了，所以信仰对这个社会构不成作用，从整个层面来看，这就是信仰之迷乱。 　　南都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存在呢? 　 　李向平： 我们现在先不对信仰做价值判断，假如我们信仰一个对象，或有一个精神关怀，而这样的信仰是比较稳定的，用宗教社会学常用的术语来说，它们可能是终极性的，或者是稳定的。但是，如果这样信仰对象不是终极性的，它就是移动的，甚至是可以更换的。接下来的一个社会结果，就是因为它的信仰对象在不断地更换，不持久的，或者不是永恒的，那就很难因为对一个神的信仰而产生信靠，达成对自己人生的要求。他只是对神或者信仰对象有要求，我有事情、有需求了，人们才去信仰，因此就形成不了一个基于信仰认同的规范，这构成了一种补偿式的功利性信仰。 　　相比较之，如果稳定的制度化的一神信仰，永恒只信一个神，而且很多人都信，它是给人智慧、一种力量，一种心灵上的抚慰等等，他不是求一种具体的东西。一神论的信仰是非常抽象化的，能够抽象为一个准则，能够形成制约与行为规范。 　　另外还有一种区别就是，我们国人在讲信仰的时候不太注意的，一般信仰都是求神，尽管这种祈求是象征性的，但意味着这里面存着一种神人之间的交换形式，比如提供一个贡品或者捐一些财物，以此来换取神灵对他的满足。如果不能有求必应，我就不信你了，所以这就难以对日常形成一种共识性的规范。而一神论下的敬神有不一样的，求神与敬神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在现实影响中，差别很远。 　　敬神就是人生需要一个敬畏的，由于有敬畏，我们生活当中就会形成一种自我的约束与规范，它不是去求神，也不会管这个神“灵不灵”，选择这个神，是因为敬畏。但很多中国人的多神信仰形式，我想都是求神心态下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活动，不一定隶属于某个宗教，但跟传统的宗教信仰具有一定关联，比如跟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等都有关系，但这些都不是严格的宗教信徒。 　　让信仰成社会普遍价值规范 　　南都： 前段时间有很多人探讨同性恋以及同性恋婚姻的问题，就是依据基督教义上的说法来的，但这样的观点对于社会普通大众来说，却显得十分的狭隘与偏激，好像这些信徒本身在信仰的指导下，也缺乏一种包容，如同中世纪的宗教观一样，排斥性很强。 　　 李向平： 其实，现在的基督教，也分化为很多教派，不同的教派，对圣经的理解和信仰就很不一样，基督教信仰就是在教派和教派当中不断的争论和竞争当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有不同的观点及其争论，这是很正常的，恰恰是现代社会信仰多元化的表现。至于狭隘和排他，话说回来，每一个宗教因为都强调它信仰的虔诚和单一性，如果没有，就不可能构成信仰的虔诚度，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特殊信仰方式，所以肯定会有一定的排他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叫独特性。 　　至于我们刚才讨论的求神现象，并没有这种终极性。但这种信仰方式也很独特，却不一定就能够构成对其他信仰的伤害。当然，如果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很多这种的信仰，就会在互动和交流当中，只会在自己的信仰当中呈现出自己的神圣性，同时在与其他教徒交往的时候，遵守一种社会交往的公共规则，不能讲他人的信仰就是不好的。你的信仰，我尊重;但我的信仰，你也一定要尊重。这样的信仰与社会公共空间，人们在回答社会公共问题的时候，就有另外一种公共规则。这样的话，单一而特殊的信仰，就不会对社会构成道德压力，它就不会显得狭隘了。 　　通过这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社会大众对信仰的理解还是很混乱，信仰这个概念也是目前被用得最广泛的词汇之一，当然也是最混乱的词汇之一，也是最混乱的社会现象之一。因此，我们在挖掘社会现象病根的时候，爱用信仰来解决，却越讲越乱。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把本该是法律等层面的问题，随意拔高到信仰的范畴;同时，也无法把信仰的社会表达与社会法律有机地整合起来。 　　正如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但是我们的法律，一些时候就被定位为权力统治的工具，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范。如果法律是社会交往规范，则会有信仰的功能，如果只当做工具的话，就很难形成法律信仰，人们就不会去遵守法律。 　　南都 ：那法律、道德、信仰这三个要素到底是如何清晰地划分与界定各自的社会属性呢? 　　李向平 ：法律是一个有公共性普遍性的价值规范，信仰总有一个独特性，宗教信仰就是一个特殊的价值规范。如果要让信仰成为一个普遍的价值规范，它的一些环节就要补充，即它如何提供一个道德规范，如何让不信仰这个宗教的人也能够去遵守，由特殊的价值规范变成普遍的价值规范。 　　道德其实也是一种行为规范，一定程度上也有独特性，如果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宗教道德，它照样有一种特殊性。但所有的宗教里面的一些基本戒律，提供的都是人类文明的价值底线，叫底线伦理，如不许杀生、不许偷盗、不许邪淫等等。但还有些宗教戒律它产生的伦理约束是特殊性的。所以法律、宗教和道德之间都有相互关联，但除了法律具有公共性与普遍性之外，其他二者都具备一定的独特性。为
此，三者之间唯有相互补充，有机整合，社会规范与社会诚信方能有所好转。 　　儒家宪政是为现有体系辩护 　　 南都 ：现代社会一些理念诸如民主、科学等都是从西方宗教背景下演化出来的。现在很多人就在探讨，中国缺乏这样的土壤，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曲折? 　 　李向平 ：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太多了。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人应该信什么样的信仰，或者是选择什么信仰的问题，已经越来越重要了，而相应的问题自然而然给逼出来了。信仰不能只以“中国人”作为标准，而应该是以现代人怎么选择信仰、现代人的信仰怎么表达作为主要依据。至于现在人们争议的现代普世理念，到底是不是基督教土壤发育的?这种土壤出来的价值理念，跟非基督教的文明理念与方式究竟有没有天然的联系?我觉得，这并不是完全由信仰决定的，还和信仰方式、人与信仰对象的关系、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社会结构等问题紧密相关。 　　比如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团体的、共同体的信仰，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基于一个理念，能够相互发生平等的交往。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信仰，倒不如说是某一种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让处在这种关系中的人需要一个神来代表这样的交往关系和价值规范。而处于社会变迁与社会建设之中的当代中国，我们是没有基于这种信仰认同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交往规范的，只是基于血缘、地缘、权力、身份、地位等进行社会交往和交换。这样的社会交往结构，会影响到人与神的交往结构。所以，不完全是由一个“信仰”所决定的事，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结构决定信仰的形成与结构，然后再会出现这个结构下的各种社会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来看，信仰结构其实是社会结构建构起来的，相应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成长起来的价值理念，也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出自于西方的基督教的信仰构建。 　　那么，回过头来看，非基督教社会是不是天生就没有民主与自由的习惯?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不要西方来的那一套，我们只要“贤人政治”，只要圣明的贤人来治理我们就好了。其实社会共同理念，与信仰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关系，它仅仅是代表着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是价值底线。 　 　南都 ：现在似乎有重振儒家的趋势了，比如“儒家宪政”等呼吁。但是以历史的视角来看，这让人恍如隔世，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那一代人曾经也有着近似的举动，可是一个世纪过去，似乎又回到起点。这样的现象，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