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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金冲及先生误读文革

金冲及先生误读文革 作者:陶世龙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7-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9 4:15:28 阅读量:5次 近日,《 金冲及:“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 》这篇文章正在网上流传,并在人民网-文史频道编辑推荐的文章中位居第二。还有视频(文史大讲堂第六期:新中国前三十年(金冲及))。 文章的摘要说: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我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并非是西方学者才有此看法,应是所有文革参加者都有的体验。中国学者已整理出大量历史记载,研究成果很多。 毛泽东没有感到他的大权旁落吗? 下面这些话都是毛泽东自己讲的——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 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1962年8月12日) 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作主席,作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1964年12月15日至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作的不太好,就是一、二线的问题。搞一、二线,原来考虑我国的安全问题,并鉴于苏联国内外出现的问题,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搞一、二线。我处于第二线,别的同志处于第一线:刘、邓处在第一线。……过于信任别人。这件事引起警惕是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北京的事连插针的地方也没有。我没办法,中央也没办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有中国学者概括为: “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捩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里,他明确指责了“1962年的右倾。”这里的“右倾”,主要是指刘少奇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说的。江青在文革初也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廖盖隆:《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可见其积怨之深。(《十年文革前期65?11-69?4系年录》周良霄、顾菊英编著) 这些事情我想金先生应该比一般人知道得更多。 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果真是他的一张大字报就够了吗? 金先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应该很熟悉他们政治运作的规则,毛泽东的威望再高,要罢黜刘少奇也不是一张大字报就可以解决的。即如金先生所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难道被毛泽东认为是最大走资派的刘少奇,能不是他所要除掉的吗?且不要说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先是让刘邓派工作组,后又支持受工作组迫害的群众反工作组,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才坐实了刘邓派工作组的错误;之后又经过专案审查,才实现将刘少奇开除出党。 金冲及将毛泽东为什么犯错误解释为“是他把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还有“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把事情归为仅仅是因对若干具体问题判断失误而扩大化和方法问题,而且还用刘少奇把问题看得更严重来给毛泽东垫背。(“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也就是说毛虽有错误,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这条路线,还是对的。只要把目标找准确,方法改变一下就行了。 但事情是这样吗?并非如此。如刘源说:“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是阶级分化出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 还有何家栋说:“当刘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时,毛却指责‘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送进历史博物馆。刘少奇一直坚持并创造性地执行、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这一指导思想,取得巨大成功。刘认为,由于土地革命的不彻底,加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反封建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从土改到四清,刘少奇一直都把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列为大敌,把我党的腐败根源归结于此。” 根据几十年的亲身体验,我认为刘源和何家栋说的符合事实,而金先生虽也讲了毛先生的错误,但未能揭示其要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下的错误,决不仅仅是把敌情估计得严重了和方式方法的问题。 几十年的折腾已证明,如果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中国早就走进现代化, 金冲及先生的这些观点,早就有人在传播,由于当前确实存在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官僚特权阶层也有出现,他们以为毛泽东的文革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其中许多人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同样将官僚特权阶层与资本主义不加区别,产生泛泛的“仇富”“仇官”的心理。在一些网站上,呼唤再来一次文革,已有一些时间,如不能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据据编者介绍,金冲及先生是“中国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而按金先生这篇文章所说,不仅无助于得到正确认识,而由于他的身份,更会使一些人以为回到毛泽东的路线上就好了。当然,此或非金先生本意,但作为一个读者,读后就是有这种感觉。由于并非党史研究者,而有关文革的材料,许多是一般人看不到的,会有不当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纠正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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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周瑞金:守卫我党的政治伦理底线

周瑞金:守卫我党的政治伦理底线 作者:周瑞金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9 11:03:50 阅读量:84次 近来,我深怀忧虑之情,关注着一些地方官民矛盾的此起彼伏,日趋激化。基层政府一些官员滥用公权力,屡屡侵犯老百姓的人权、生命权、财产权等基本权益。当事人试图通过上访、接触媒体、上网爆料、司法诉讼等手段,来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正当权益时,却发现这些利益表达通道发生了阻滞。更有甚者,基层政府以“诽谤”、“敲诈政府”等理由,对他们“跨省抓捕”,或者干脆以“精神病”为由关进精神病院。前不久,武汉访民徐武就是在“被精神病”四年后侥幸逃脱,又在南方电视台大院内被武汉警察公然掳去,再次投入精神病院。全国舆论大哗,而湖北方面却理直气壮地打压媒体报道。 这种蛮横不讲理的做法,击穿了为政者的伦理底线,严重背离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宗旨。近来,访民“被精神病”问题,与暴力拆迁血案一样,成为民众的新痛点。某些领导人的优先考量,是在任期内社会表面稳定,不出事,出政绩。为了维护地方政府的脸面和威严,甚至是与利益集团的瓜葛,不惜损害民众利益,还要设法拉“维稳”大旗作虎皮,以“敌对势力捣乱”和群众“不明真相”为由,裹挟上级政府,为自己公共治理的无能、“伤天害理”的无耻而“背书”。即使以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和民心的离散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从表面看,这些地方依靠公权力的强制,可以成功压下群众的不满和抗议,并暂时屏蔽了媒体和网上的“杂音”,却并没能消除民众内心对政府的怨怼。遇到新的热点事件,民怨还会喷涌而出,连本带息地要求偿还。问题是,到时候谁来偿还这笔累积的民怨?基层官吏不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但他们会让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为这些社会矛盾的易燃易爆而“埋单”。在一些地方,民怨的“海平面”已经高于“地平面”,只是凭恃一道高压维稳的堤坝,才勉强保一时平安,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溃坝。这样的做法,不仅殃民,而且祸党、祸国。早在2009年群情激愤的邓玉娇案中,有网友就曾警告说:“任何一次不公正的得逞必将造成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愤的积累最后必将酿成大祸。” 遥想90年前,我们共产党人崛起于工人农民之间,在没有印把子也没有枪杆子的情况下,凭借对草根民生的深切同情,对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公开承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戴。海丰县大地主之子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脱下长衣,穿上短褂,放弃锦衣玉食,烧掉自己名下的地契,把土地分给穷人,创办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延年17岁、乔年14岁就独自到上海求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冬无棉衣,夏衣褴褛,与工人和底层市民打成一片,经常帮年老病弱的车夫拉人力车,成为工人运动的早期领袖。 老一辈革命家对待访民的态度,更值得我们警思。据媒体报道,在“大跃进”后的三年饥荒中,1960年3月,红军烈属、四川达县农民何明渊到首都鸣冤,以在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白日点灯的激进方式,提请中央政府重视老百姓挨饿死人的问题。在那个“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年代,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非但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而且为了防止他回乡受到迫害,让他到湖北武汉异地安居。国家主席刘少奇听取汇报后,难过得久久说不出话来。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时尽管也曾由于历史局限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面对人民疾苦时流露出来的赤子情怀,仍然让人感动不已。 爱民、亲民、敬民的政治伦理,是我们党获得民众拥戴从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宝贵财富。在老一辈领导人的光辉榜样面前,今天那些视拆迁户为蝼蚁、视访民为寇仇的基层官员,政治道德境界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一些基层百姓因走投无路、求诉无门,而不惜自残躯体的时候,像职业病患者“开胸验肺”,被“钓鱼执法”的断指明志,拆迁户自焚,我们共产党人的良知是否受到震撼?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公权力必须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必须畅通,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规则必须公正。倾听民意,化解民怨,关心民瘼,解决民众的实际权益问题,做好以上这些,才能够消除种种不和谐的因素,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近日,国土资源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不得强行实施征地拆迁”,防止简单粗暴压制群众,引发恶性和群体性事件。与湖北一省之隔,湖南传出邵阳市基层计生干部涉嫌倒卖超生儿童案后,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批示,下令“全面彻查”;纪委干部在镇政府院内搭台,公开接受老百姓对计生工作的举报,告诉受害者家庭:“放心,就看我们的了。” 我诚恳地希望,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摆正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力和舆论监督关系,昼乾夕惕,真正做到胡锦涛同志所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权为民所赋”,都能给老百姓送上这句温暖心窝的话语: “放心,就看我们的了!” (作者为《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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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林彪飞行员的最后十小时

从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来说,直到他驾机平安降落山海关机场,在飞行后会议上安排第二天早上6时起床,6时半吃饭……,一切还都是正常状态。可是为什么机组睡了以后全变了,潘景寅只叫了三个机械师,而没有叫机组其他人?致使256三叉戟再次起飞时机组不全,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三个机械师就上了天。本文试图还原潘景寅最后十小时的行踪,以此回答种种疑问。 为搞清整个事件的过程,要往前追溯一段。 一 林立果(林彪儿子、空军司办副主任兼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慌张行动是从得知毛泽东南巡突然回到北京开始的。林立果虽然得知毛泽东离开上海,他在南方暗杀毛泽东的计划流产,但并没有太慌张。因为毛泽东可能在济南、天津等地停留,林立果认为自己还有时间。所以虽然林立果有“南下”(第二方案)或“北上”(第三方案)的计划,但此时并没有启动。 9月12日12时10分,空军学院将军楼还一切正常,陈伦和(空司翻译,负责给林立果翻译资料)向王兰义(空军学院行政处处长,负责将军楼生活)要了11人的午饭,要求12时30分准备好。三位首长的饭送到将军楼,其余人到食堂吃。 14时多,王兰义陪来食堂的陈伦和等人吃完饭,把他们送回将军楼。 不久陈伦和打电话要给李伟信(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林立果“秘书”)派车,说进城买东西。 15时10分左右,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一切都变了。 王兰义骑自行车到将军楼,告诉陈伦和车派好了,停在马路边。陈伦和你回去吧,李伟信自己会去开车。王兰义还没走出几步,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很急。王兰义赶快让路,所以他清楚地看见司机周宇驰(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副司机于新野(空司办公室处长),林立果坐在后面。伏尔加飞驰而去,周宇驰回头甩了一句:啊,老王。 王兰义注意到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个人的表情都十分紧张。事后想,他们肯定是得到了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否则不会如此紧张! 王兰义继续向将军楼方向走了200米,程洪珍(空司一处秘书,林立果“秘书”)驾驶另一辆伏尔加迎面过来。王兰义注意到程洪珍拉着个脸,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 林立果等三人驱车去了西郊机场工字房。林立果与在北戴河的叶群通了电话,决心启动“南下”广州的第二方案。兵分两路,林立果立即飞北戴河,第二天早上携林彪、叶群南逃广州。周宇驰留在北京总负责,由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组织空军司令部有关人员拉个名单,分发武器,明早从西郊机场飞往广州。同时“通知”黄吴李邱一起走,如果黄吴李邱不从,就绑架他们到广州。 16时30分左右,周宇驰打电话给胡萍(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航空兵34师党委书记),叫他到西郊机场来。胡萍正在空军总院住院,十几分钟后他坐车到了西郊机场工字房。 周宇驰开门见山:现在形势不好,首长决定9月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胡萍并不觉得突然。9月8日晚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彪要回北京,让准备五架飞机。过去都是这样,林彪出动都是五架飞机,一架林彪坐,一架随行人员,一架拉电影机和电影片子,一架拉警卫人员,一架拉汽车。 胡萍为什么会听从周宇驰的命令,这不是颠倒上下级关系了吗?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周宇驰是吴法宪派去辅佐林立果的“师傅”,不离林立果左右。所以周宇驰的命令并不是周宇驰个人的,而是林立果,甚至林彪的命令,胡萍能不言听计从吗?(图片说明:摄于2010年5月25日的256号残骸。近40年过去了,256号和潘景寅、李平、张延奎、邰起良却长眠于外蒙高原上。) 根据以往经验,胡萍知道,专机一向只说大概时间,什么时候首长到机场了,什么时候才是起飞时间。所以前几天研究好的林彪机组在这个星期天全部在位。 二 9月6日,256三叉戟改装完成。 9月7日,潘景寅试飞长春,接回了在长春的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潘鸶。 9月8日晚,胡萍和潘景寅研究了林彪机组名单。师副政委潘景寅担任机长,团副参谋长陈联柄任第一副驾驶,三叉戟中队长康廷梓任第二副驾驶,团领航主任李成昌任领航员,团通信副主任陈松鹤任通信员,机务分队中队长李平和机械师张延奎任机械师,特设分队副中队长邰起良任特设师,还配了空中服务员魏秀玲。各行业都是挑全师技术最好的,而且还多配了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机械师。 潘景寅、陈联柄、李成昌、李平、邰起良五人住在西郊机场,可以随叫随到。而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和机械师张延奎家在城里,周六晚上已经通知他们留在西郊机场值班。通信员陈松鹤住在空军学院,距离西郊机场几步之遥,而且他刚从阿尔巴尼亚执行任务回来,就放他回了家。9月12日空军学院组织秋游八达岭,陈松鹤准备带夫人和两个儿子参加。还没有走来了电话,要他立即到西郊机场。 三 接到周宇驰的起飞命令,胡萍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 没有飞行的时候,潘景寅在西郊机场的生活是两点一线,办公室和家。虽说是星期日,潘景寅也并不在家里呆着,他嫌孩子闹,总是到办公室看书学习,也练练字。可是胡萍打到潘景寅的办公室,没有人。打到潘景寅家里,老潘家属孙祥凝说老潘拿着一堆书报出门了。师值班室也不知道潘副政委去了哪里。 胡萍有些生气,明明说待好命,怎么人也找不到了? 此时,潘景寅正在机场里的理发室理发。 原来,潘景寅看了一会儿书,觉得很累。他刚飞行回来,疲劳还没有完全恢复。他怕夜里再有飞行,就想抓紧时间睡上一觉。于是,服了三片安眠药,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回家睡觉。 没想到飞行任务来了! 胡萍通知潘景寅立即做好飞行准备,并亲自驾驶256三叉戟,19时送林立果去北戴河。 潘景寅匆匆回家,顾不上吃饭,拿起飞行包就往外走。临出门,潘景寅说今晚可能回来。对于飞机来说,北京到山海关太近了,飞一趟也就40分钟,专机一般都是“卸下”首长就返回,不在山海关过夜。 正是晚饭时间,100团三大队值班员通知林彪机组立即到候机室。李成昌接到命令,放下饭碗跑步到飞行员宿舍,换飞行服。床上乱七八糟,李成昌也顾得上收拾。哪知这一去,就与飞行员宿舍再了见。 18时,康廷梓到空勤灶吃晚饭。他打上蒸饺,还没有吃,大队值班员就来通知他,有紧急任务。康廷梓放下饭碗,就往宿舍跑,迎面碰上机械师李平。李平说:康中队长,潘副政委让加16吨油。因为胡萍告诉潘景寅,第二天一早飞广州,所以潘景寅要求李平加16吨油。可是康廷梓不知道,他想加这么多油干什么?这个油量可以从北京飞到广州。我们不是去山海关吗?接林彪回北京过国庆节,来回12吨油就够了。 康廷梓跑进飞行员宿舍,换上皮鞋,拿了飞行包,还多拿了一条棉毛裤。然后他跑到100团值班室。第一副驾驶陈联柄、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都已经到了。康廷梓把加了16吨油的疑问告诉了第一副驾驶陈联柄。 潘景寅夹着小包也进来了,说你们上值班室要车上机场。三叉戟256号的飞行任务要准备好,任务要保密。康廷梓提醒他,今天的飞行手续还没有办。潘景寅肯定地说,不办了。因为重要的专机任务保密严格,机组人员谁也没有再提疑问。 康廷梓注意到潘景寅神色正常。 这时机组人员坐上汽车到停机坪。 机械师李平迎上来,对潘景寅说,油车没油了,只加到15吨。 陈联柄问:加这么多油干什么? 潘景寅没有说话,也没有要求再加油。看来,潘景寅对即将要执行的任务也不是那么清楚。否则他会让李平再要油车,补上那一吨油的。 四 18时,胡萍给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尚登峨打电话,告诉他三叉戟256号今晚19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代号252(256是专机,252是普通多座客机,发训练预报故意不报专机号,主要是为了首长安全,这在专机飞行中是常见的。但九一三事件后成了胡萍罪行)。然后胡萍打电话给派驻山海关机场的李海彬(空34师西郊机场航行调度室主任),告诉他今晚起飞的三叉戟是256,使用252代号,你知道就行了。 19时,256三叉戟并没有起飞。 机组九人在机场等候,潘景寅叫空勤灶把饭送到候机室。机组吃完饭,又等了好一会儿,陈伦和开着一辆蓝色伏尔加快速驶到256三叉戟跟前。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卸下一堆箱包,留在原地看守。蓝色伏尔加走错了路,从飞机左翅膀下飞快钻出来,吓了康廷梓一大跳。很快蓝色伏尔加又回来了,林立果下车,戴眼镜的白面书生程洪珍带两个十八、九岁的女兵也下了车,两个女兵的新军衣显得有些肥大。 陈伦和又卸下一堆箱包。大大小小20多个。这些箱包除了刘沛丰随身带的四个包,在山海关机场都没有卸下来。也就是说,这些箱包随机到了温都尔汗。如果没有烧毁,这些箱包都被蒙古或苏联人拿走了,而中国人没有从坠机现场拿走一件东西。 林立果向陈伦和交代一番,让他把蓝色伏尔加开走了。 五 34师100团政委安治梁和团参谋长李克修前来送行。按规定,专机起飞100团领导必须到场。因为团长陈晋忠到苏联接飞机去了,所以政委安治梁和参谋长李克修来送行。九一三事件后安治梁和李克修都因此被关起来,安治梁被关了整整八年。 潘景寅任100团团长时,与政委安治梁搭档,彼此配合很愉快。潘景寅对安治梁说:老安,我吃了三片安眠药,原想抓紧睡一觉,没想到有任务。 安治梁嘱咐陈联柄,在必要时关照一下。 19时30分左右,林立果等五人上了256三叉戟。 19时40分,天已经黑了,256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 这是256三叉戟改装后第一次正式飞行。 潘景寅驾驶飞机,起飞时倾斜度大了些。飞机抖动不已,桌上茶杯滑下来,摔碎了一两个。两个女兵很少坐飞机,以为要摔了,吓得够呛。康廷梓说摔茶杯是服务员魏秀玲没有固定好,飞行后讲评小魏还作了检讨。 到山海关是短途飞行,始终是潘景寅驾驶飞机。 潘景寅并没有对陈联柄说他吃了安眠药。但陈联柄有政委安治梁的嘱托,坐在副座上眼睛一眨不眨。驾驶室没有康廷梓的位置,他坐在机舱里东张西望。林立果非常敏感,他正与刘沛丰说话,发现康廷梓注意他,立即不说话了。康廷梓感觉林立果表情沉重,眼神似乎还有一丝凶光。 六 快到山海关机场了,林立果向程洪珍交代:明天早晨7时,首长要和“协和号”(黄永胜)通电话,你要把机场的保密机准备好。电话保证不好,你要负责!林立果的口气有些威胁,林立果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说过话,程洪珍吓得连连点头。林立果说:下飞机后,要了解一下飞机维护、加油、警卫等情况,这些你当秘书应当懂得。还有给张某某、袁某某(两个女兵)每人一支手枪,找个没人的地方教她俩使用一下,明天让她们上北京来的伊尔-18飞机,也可能上这架三叉戟。你和她们把我的行李归拢一下,免得明天和“子爵号”(叶群)的东西弄混了。现在一切行动要听我指挥。 程洪珍的工作是保管文件,对外联络。上飞机前他一直忙着给林立果收拾行李,连自己的牙具都忘了带,也没有和对象告个别。26岁的林立果没有当过“首长”,27岁的程洪珍也没有当过“秘书”,两人关系有些微妙。有时林立果把程洪珍骂得狗血喷头,而有时又很亲热,亲自给程洪珍介绍对象,单在上海就给他介绍了12个,程洪珍一个也没有看上,说我是“康曼德”(林立果)身边的人,找个对象不像样,怎么说得过去?这不是丢康曼德的脸吗?最后林立果把选来的四颗“种子”之一赏赐给程洪珍,程洪珍这才热恋起来。这次匆忙去北戴河,光忙林立果的事了,也没有打电话和对象说一声。程洪珍有些丧气,但在林立果面前不敢有半句怨言。 刘沛丰避开机组人员,塞给程洪珍两把手枪。 20时15分,256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平安落地。 林立果以首长的身份走进驾驶舱,与机组每个人握手,说:“明天首长也要坐这架飞机。人民解放军战士要听林副主席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我代表首长谢谢大家。 刘沛丰提着四个包,和林立果下了飞机。没人接,林立果等不及与北戴河联系,开着机场的吉普车走了。 七 程洪珍和两个女兵把林立果的20多个箱包归挪到一起后,也下了飞机。因为第二天还要坐飞机,两个女兵没有拿军用挎包。后来程洪珍发枪,两个女兵没有地方放,又返回飞机拿军用挎包。这时机组九人还在做飞行后例行检查。 康廷梓帮助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加润滑油。他听见潘景寅对李平说:待会儿把油加到17吨。康廷梓原以为首长明天飞回北京,现在又加这么多油,不一定是回北京了。他就插了一句话:加这么多油,明天到哪里? 潘景寅所答非所问:一会儿我们研究一下航线。 李平去安排加油。因为三叉戟1970年从巴基斯坦引进中国,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加过油,油嘴不配套。不能用先进的压力加油。只能由机械师爬到机翼上,用重力加油。这种加油很慢,所以潘景寅没有再坚持,说那就不加了,明早再说。 21时多,机组九人塞好了飞机的“眼”,最后由机械师锁上飞机,将飞机交给山海关机场的警卫人员。然后机组九人一起到空勤灶吃饭。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精致的手提皮箱,他和两个女兵快吃完饭了。中队长康廷梓分配房间。潘景寅是师级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服务员小魏和那两个女兵住在一起。剩下机组七人住在机场的一栋平房里。 房间是康廷梓分配的:最东边一间由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占领,既是他的宿舍,也是调度室,里面有三部电话。每年夏天只要林彪到北戴河,空军34师就专门派调度室主任到山海关负责调度。 程洪珍住在平房东边第二间;第三间分给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第四间是第二副驾驶康廷梓与领航员李成昌;第五间是第一副驾驶陈联炳和通信员陈松鹤。 房间安排好,不一会儿潘景寅来了,在机械师房间召集机组进行飞行后讲评。康廷梓问:“到现在航线还不知道,明天怎么看天气?”潘景寅说:“咱们不用管,空军航行局都掌握,听他们的。”然后潘景寅交代:“明天6时起床,6时半吃饭,然后到机场准备飞机,抓紧时间睡觉吧。” 23时多,机组八人都关灯休息了,只有潘景寅一人没有睡,他在李海彬的调度室兼宿舍里,连着接了几个电话。 八 潘景寅最后的言行只有程洪珍和李海彬知道。 程洪珍吃完夜餐,先到两个女兵的宿舍,准备教她们使用手枪。两个女兵说陈伦和已经教过她们。程洪珍向她们传达了林立果的指示:明天还有一架飞机来这里,是周(宇驰)副主任坐的伊尔-18。明早上走时,你们可能上那架飞机,也可能上这架三叉戟。如果上三叉戟,听李伟信指挥。今天听我指挥。 20时多,程洪珍来到李海彬的调度室,他遵照林立果的命令检查保密机。潘景寅正在和李海彬了解天气情况。 调度室除了机场内部电话,还有两台专线保密机,一台通北京,一台通北戴河96号楼(林彪别墅)。 程洪珍用保密机进行了通话试验,声音清晰。 程洪珍问潘景寅:飞机维护好了吗? 潘景寅肯定地说:维护好了,不会有问题。 程洪珍又问:飞机警卫好了吗? 潘景寅笑着说:这个你放心,机场的人可聪明了,看到什么飞机来了,就知道派什么人警卫。 程洪珍觉得一切安排好了,就回房间睡觉。 他睡得正香,突然被潘景寅和李海彬叫醒…… 九 潘景寅坐在李海彬的调度室里,除接了几个电话,就是抽烟,留下满满一缸烟灰。 潘景寅不走,李海彬也不能睡觉,陪他坐着。 那天半夜,只有潘景寅和李海彬两个人坐在调度室里。潘景寅是个话极少的人,而李海彬在自己的上级面前,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潘景寅接电话,李海彬听不见电话机里的声音,从潘景寅的只言片语里,也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北京方面反复查问256三叉戟,李海彬感觉到了异常。 九一三事件后,李海彬成了“重点案犯”。空军34师只有两个人被关进秦城监狱,一个是陈士印(空军34师副大队长,周宇驰劫持的直升机上幸存的飞行员),另一个就是李海彬。1980年陈士印被免于起诉,李海彬被无罪释放。 也许到现在,李海彬也说不清楚潘景寅为什么“赖”在调度室。是啊,潘景寅明明知道第二天一大早还要飞行,为什么熬夜呢?是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把潘景寅“锁”住了? 十 22时30分左右,林彪女儿林豆豆关于林立果、叶群要挟持林彪的报告,通过8341部队二大队,报到周恩来那里。因为飞机是空军的,机场是海军的,周恩来分别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李作鹏,了解256三叉戟的情况。 23时05分,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指挥室打电话,证实256三叉戟还在山海关机场。 23时左右,吴法宪打电话给胡萍,说今晚到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是怎么回事,总理查问了,你们怎么搞的? 吴法宪和李作鹏先后报告周恩来,确实有一架三叉戟停在山海关机场。 周恩来对吴法宪说:你通知这架三叉戟立即飞回北京。 胡萍从候机室回到自己房间,给周宇驰打了一个电话,说总理正在查问去山海关的三叉戟。 胡萍回到候机室,用保密机与潘景寅通话。胡萍说:吴司令两次查问256三叉戟,要你们回来。你就说试飞。问谁安排的,你就说你们自己安排的,我不知道。如果训练飞机为什么不回来?你就说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你听明白了吗?李海彬只听见潘景寅连声说“好的,好的”,最后说了一句“明白”。 有了胡萍这个电话,潘景寅还能睡觉吗? 吴法宪报告周恩来,说三叉戟有故障,正在修理。 周恩来说:飞机修好后立即回来,回北京时不准带任何人。 吴法宪向周恩来要求亲自到西郊机场处理。 23时左右,吴法宪带秘书来到西郊机场候机室。胡萍让34师服务队孙副队长通知正在工字房里的周宇驰,告诉他吴法宪到西郊机场来了。 23时22分,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说他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叶群劝他不要来,说林彪同志要动一动,周恩来说夜里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晚上不飞,明天早上飞。 23时30分,林彪对内勤说去大连。 23时35分,李作鹏再次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说这架飞机的行动,听北京总理的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我的指示,…… 23时40分,林立果给周宇驰打电话,说“北上”。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到林彪房间。 23时44分,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了解飞机号码。(答256),请示李(海彬)主任,又改成252。李作鹏查问山海关机场的这几个电话,潘景寅也知道。 吴法宪、李作鹏都查问256三叉戟,周总理又让256三叉戟返回,这是为什么?这是林彪的飞机啊?这个时候,潘景寅只能听林立果,听林立果就是听林彪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吴法宪不断写检讨,林立果在空军搞以吴法宪划线。在胡萍和潘景寅眼中,吴法宪是“敌人”。这个背景似乎非常重要。 23时45分,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到8341部队二大队部报告,林彪马上要走。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长姜作寿商量,决定让副大队长于仁堂带几个人乘吉普车到山海关机场,不让飞机起飞(虽然吉普车比“大红旗”早走10分钟左右,但半路还是被“大红旗”超过)。 23时50分,林彪别墅乱了,叶群大喊要车。…… 十一 23时54分左右,潘景寅在李海彬调度室接到北京保密机打来的加油电话。李海彬的材料显示,是胡萍打的。李海彬并不知道谁打来的电话,根据经验判断,认为是胡萍打的加油电话。 如果是北京保密机,打电话的人不一定是胡萍,而可能是周宇驰。为什么胡萍不可能打这个加油电话?因为周恩来查飞机后,胡萍只给周宇驰打过一次电话,后来两次报信,都是胡萍通过服务队孙副队长跑到工字房,当面告诉周宇驰的。胡萍通过孙副队长告诉周宇驰,他现在打电话不方便。尤其后来吴法宪到了西郊机场候机室,胡萍吓坏了,直用手抹脖子。在这种情况下,午夜这个加油电话应该不是胡萍打的。极有可能是周宇驰给潘景寅打的加油电话。 因为一,林立果给周宇驰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北上”,要他也带北京的人“北上”。连夜走,肯定要加油,这时林立果急得团团转,而周宇驰还有周旋的时间。因为二,周宇驰和潘景寅以前同是空军一航校宣传科干事,都参加了选飞。潘选上了,周因身体不合格淘汰。因为三,256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就是周宇驰把胡萍叫到西郊机场工字房下达的命令,同时下达准备五架飞机,第二天和256三叉戟一起飞广州。而周宇驰已经知道胡萍被“困”住了,当然会直接给潘景寅下令。 林彪别墅有直通李海彬调度室的专线电话,林立果当然可以直接与潘景寅通话。但按一般情况,林立果不可能给潘景寅打加油电话,因为一,林立果是“首长”,加油这些具体事是手下人的工作。因为二,林立果和潘景寅的关系,不如周宇驰与潘景寅的关系“铁”。因为三,林立果此时“火”上了房,哪里顾得上加油这样的“小事”! 不过可以肯定,潘景寅接到加油电话,并没有说马上走。因为林立果和周宇驰林都不知道专机起飞至少需要一两个小时的准备时间。虽然周宇驰学会驾驶直升机,但那都是机组“保姆”式的服务,一切都安排好了才让他上机。所以他们以为飞机像汽车一样,只是加上油,说走就可以走。 十二 潘景寅接到北京保密机的加油电话,还是好的……好的……明白。放下电话,潘景寅命令李海彬要油车给256三叉戟加油。李海彬问:加多少?潘景寅说:加两吨半。李海彬说:那要一个油车就够了。潘景寅说:你要两个吧。潘景寅怕油车的油不够,别又像西郊机场油车没有油,所以要两个油车。 23时55分,李海彬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要两个油车给三叉戟加油。与此同时,潘景寅出门,叫机械师加油。 23时56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告诉外场,两个油车加油,化验员也到场。 如果潘景寅接到的加油电话说立即起飞,恐怕潘景寅会叫机组都起来。但是只说加油,潘景寅以为首长上飞机还早着呢。尤其要注意潘景寅和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的关系有些僵硬。潘陈是同是1947年兵,而潘进步快,职务比陈高了两级!陈联柄嘴边有时没有“哨兵”,但飞行技术比潘景寅好,所以他不怎么把潘景寅放在眼里。 而潘景寅也很小心处理与陈联柄的关系。 在西郊机场说19时飞,17时多一点就紧急进了机场,害得大家连晚饭也没有吃好,而偏偏等到19时40分才起飞。临睡前潘景寅说第二天早上飞,现在只是通知加油,并没有说半夜飞。即使给了起飞时间,首长到机场只会推后,不会提前,潘景寅怎么可能把机组全叫起来“陪绑”? 23时55分左右,林彪内勤陈占照打电话到8341部队二大队部,说(林彪)他们走了。…… 十三 零时3分,潘景寅仍在李海彬调度室。李海彬已经要了两个油车,潘景寅也叫三个机械师去给飞机加油,再没什么事了。 突然北戴河保密电话响起,李海彬拿起电话。一个男声急促地说:“我是8341部队的宋定忠,有小轿车去山海关机场了,车到了别让它走,要卡住!”说完就挂了。 这个没头没脑的电话,让李海彬不知所措。他问潘景寅,潘不知道这个叫“宋定忠”的人,“卡住小轿车”?当时能坐小轿车的人只能是首长,“卡住”首长?谁如此胆大包天?李海彬搞不清楚,潘景寅也搞不清楚。他们一起敲开程洪珍的门,而睡意正浓的程洪珍也不认识这个宋定忠。 宋定忠是谁?8341部队二大队有两个中队在北戴河警卫林彪,六中队跟着二大队部,负责林彪别墅外围警卫。八中队是更外围的警卫。可是当年8341部队二大队没有宋定忠这个人! 电话里李海彬没有核实姓名,对方有口音,李海彬听差了。但宋定忠这个电话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8341部队派了好几辆车追到山海关,当时包括8341部队二大队的说法都是林立果绑架了林彪。在山海关机场,没上飞机的机组成员清楚地听到有人大喊抓“小林贼”。 但是,中央并没有给8341部队明确命令,没有说阻止林彪上飞机,只是不让飞机起飞。否则按8341部队当事者的话,十个林彪也跑不掉。 无论如何,宋定忠这个电话把程洪珍也吓住了。“卡住”林彪的车?为什么?程洪珍、潘景寅、李海彬都认为这个电话很严重,必须立即报告林立果。三个人回到李海彬调度室,程洪珍用北戴河保密电话打给林立果,没有人接!程洪珍又用北京保密机通过空军一号台给周宇驰挂电话,周宇驰急促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康曼德”(林立果)已经出发了。现在情况紧急,北京正在追查,你快跟他们跑吧! 程洪珍急忙与潘景寅商量。程洪珍怎么说的,是原原本本重复周宇驰电话里的内容,还是“偷工减料”只说林立果已经坐小车往机场来了,只有李海彬能说清楚。 李海彬说了一句,是不是接着程洪珍的话,还是之前说的,有待考证。李海彬说:空军司令部调度室问了好几遍了,这架飞机(256三叉戟)什么时候回北京? 潘景寅气冲冲地说:老问干什么呀,就说还没有走! 十四 零时18分,林彪专车以极速闯进山海关机场。 零时20分左右,林彪专车在256三叉戟跟前来了个急刹车。李海彬调度室距离停机坪100米左右,因平房前面还有一座小楼挡着,潘景寅看不见飞机和汽车。但是夜间声音传得很远。程洪珍、潘景寅、李海彬都听见了刺耳的汽车刹车声。 潘景寅二话不说,就往外跑,越跑速度越快。 李海彬没动,他的岗位在调度室,他要24小时守候电话。 程洪珍呢?他跟着潘景寅也往门外跑。绕过小楼,程洪珍清楚地看见256三叉戟右机翼上站着两名机械师,正在加油。但是,程洪珍被机场乱糟糟的场面吓住了,他不由自主停下脚步。林立果交代听他指令,现在林立果半夜来了,没有给他指令,他是该上飞机呢,还是不该上?如果冒失跑上飞机,林立果问那两个女兵呢?不是叫你守电话吗?谁叫你上飞机?想到可能要挨林立果的骂,程洪珍突然害怕起来,停住了脚步。 林彪专车还没有停稳,叶群披头散发,第一个跳下车,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林彪没戴帽子,第二个下车。林立果也下了车,挥舞手枪乱叫,快快快……刘沛丰顺着工作便梯爬上飞机,叶群第二个,林彪第三个,林彪的头顶到了叶群的脚。林彪下边是司机杨振刚,他托了林彪一把(以后这成了杨振刚的罪行,被开除党籍,全家赶回河北农村)。叶群进到机舱(这时飞机还没有发动),向下边大喊:油车快让开,我们要走!誓死捍卫林副主席! 零时20分,山海关机场潘站长又和李作鹏通话,问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指示直接报告周总理。潘站长又问,是否可以告诉空军34师潘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零时21分,佟玉春(山海关场站参谋长)跑步去通知潘景寅。他跑到潘景寅宿舍,没有人。此时潘景寅已经上了飞机。 8341部队的吉普车也跟进了机场。机场灯没有打开,只有飞机附近亮着一盏聚光灯,这是警卫飞机的长明灯。他们的车没敢到256三叉戟跟前,而距离飞机200米停下,于仁堂(8341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往调度室跑,告诉调度室阻止飞机起飞。 三个机械师中,李平和张延奎正站在飞机右机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检查仪表。邰起良看见林彪、叶群都上了飞机,而机组还差好几个人,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说首长到了,机组怎么还没有来? 零时21分左右,调度室主任李海彬挨个砸机组的房门,大喊首长到机场了。机组几个人被惊醒,慌忙穿衣服。 零时22分,李海彬通知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马上准备。 零时23分,窗外“轰”的一声巨响,256号三叉戟发动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记录:开车就走,来不及准备。通信员陈松鹤跑在最前面,后面跟着第一副驾驶陈联柄,…… 十五 8341部队副大队长于仁堂距离飞机30米时,256三叉戟滑动了。于副大队长急了,又转身往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跑,对山海关机场参谋长佟玉春说: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起飞,你要采取紧急措施。 佟玉春说:我们也接到了命令,不让这架飞机起飞,可现在来不及了。佟玉春一边朝飞机方向跑,一边掏出手枪,冲天打了三枪。 这时,机场的灯全熄灭了,黑暗中只有飞机的轰鸣声。 256三叉戟的右机翼撞上油车,刮坏了右机翼灯,仍继续前进。拐弯时,一侧轮子偏离了水泥路面,把跑道边的土地犁了深深一道沟。潘景寅不熟悉山海关机场的跑道地形,跑道一侧有一堆修跑道剩下的石头堆,潘景寅驾着飞机冲着石头堆就去了。如果撞上石头堆,肯定机毁,但不一定人亡。潘景寅使了吃奶的劲,把飞机轮子强扭了一个近90度的角,硬扭开了石头堆,把飞机扭进跑道。 零时28分,山海关机场副站长赵雅辉给李作鹏打电话,报告飞机强行滑出。李作鹏问:飞机到了哪里?赵副站长说:快到跑道了。 零时32分,256三叉戟加大油门,冲上西南方向的天空。剩下目瞪口呆的五名机组成员: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空中服务员魏秀玲。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报告丹江(空军)注意。陈联柄等机组五人还未上飞机,报告李海彬。 零时45分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记录,飞机290度,75公里,场站政委潘浩报告李作鹏政委。 十六 256三叉戟强行起飞,先向西南240度,然后右转,航向270度到280度。本来转30度只要几十秒,潘景寅却飞了四分钟。然后飞机又用了四分钟向北转弯,到了310度,还在转,转到345度,过了,又回到325度。 这时飞机的实际位置已经在山海关机场和北京之间的河北省迁安县(潘景寅老家)上空,高度3000米。偏离航线130公里,这是很不正常的。 2时27分,256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过去都说2时30分,蒙古搜集的机上人员的一块停摆手表,指针在2时27分,这应该是坠毁时间)。 林彪飞机接地时速度过快,潘景寅没有打开减速装置。飞机又被弹起来,再摔下,翻了个身,右翼翻到左翼去了。机上九人分成三组,被甩了出来。尾部是林立果、刘沛丰和林彪司机杨振刚。中间是三个机械师成半圆,围着林彪。机头是叶群和潘景寅。 从面部表情看,林立果在甩出时还有气,他的一只手摸着腰上的枪,面部狰狞。 潘景寅在被甩出时也没有死,但肯定烧伤了。他的面部表情非常痛苦,两只手伸向前方,似乎爬了一段,最后还是心有不甘地咽了气。也许他最后想到了他的三个孩子,12岁的患小儿麻痹的大女儿,11岁的二女儿和刚刚两岁的小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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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

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 易明 著 文刀 译 特逗 校 作者:易明 来源:中国改革网 来源日期:2011-7-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9 3:49:39 阅读量:8次 本文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分会主任、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2010年11月9日在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上所做的证词。原文较长,本站做部分摘译。原文阅读请点击 这里 引言 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中国内部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对于政治改革后的中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还缺少共识,更不要说实施政治改革的“路线图”了。 虽然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就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进行着,但相关的争论在过去数月里重新活跃起来:中国总理温家宝数次对政治改革做出与此前相比更为直接的阐释,退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和知识分子们则呼吁采取更大胆的政治举措,所有这些都将政改议题置于中国政治议题中最突出的位置。在更加活跃的纸媒和网络媒体以及颇具参与性的公民社会这一大背景下,这样的讨论就被赋予了更大的分量。中国的崛起以及其作为全球大国的责任使得中国外交政策专家们现在也加入到国内政策的辩论中。这些外交政策专家们意识到中国的全球形象以及在环境、卫生和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实践。 政治现代化 在大多数官方表述中,如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支持的社论里,政治重构或改革意味着使政治体制更有效、更具代表性,而同时又能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2010年10月中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未来5年党的工作定了基调,其公报称,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日报》10月刊登的一系列社论也清楚地表明了党中央领导人赞成的是一个相当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这些社论认为,在政改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并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在实际操作层面,可以看到,北京已经推出了若干措施,以建立官员问责制度并促进现有政治体制内的透明度。这些措施包括开展反腐败运动、增加公众对环保等领域的知情权、决定“党代会的召开、官员的选拔、退休和固任期限制”,以及尝试对预算体系进行改革等。北京还允许一些党外人士在政府重要部门任职,如科技部部长万钢和卫生部部长陈竺。 随着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增加,中国共产党也在寻求对民众的利益做出更多回应的方法,前提是不完全改变政治体制。努力之一就是开通网上留言板–“直通中南海”,民众可以借此给最高领导人留言。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已经在网上与民众进行过对话互动,地方官员可能也会做客电台节目,一些全国人大和区人大的代表也已安排时间与他们的选民见面,倾听选民们的诉求。但全国人大内部的讨论认为这种见面也存在问题,因为官员们可能会借此机会发展其个人选民和大众追随者。 社会公正 近期中国的一些改革提议,来源于政治光谱中强调社会公正的要素,如加速构建“和谐社会”的提法。虽然西方媒体可能会盛赞中国所取得的非凡经济成就,但是一些知识分子连同前军方官员、工人和农民都已对30年来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表示出严重的担忧。裙带资本主义、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以及环境挑战的增加都被视为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的失败。这些学者被称为“新左派”,他们对进一步的市场改革持怀疑态度,要求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调控市场以确保社会公正。 但在政治领域中,这样的状态很难被界定。一些与“新左派”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对当前的西方式民主表达了不满,但他们也无法提出另外一个清晰的方案。他们寻求的是一个可信赖的、能做出回应并负责任的体制,但他们不确定什么政治机制能够最有效地实现这样的体制。除了对代议制民主的担忧,他们还对寻求更具革命性变革的人构成了挑战。 革命性改革 尽管相当一部分中国政治精英致力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另外一些人则在寻求更激进一些的突破,他们推崇普世价值、直选、宪政民主、权力分治、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其他一些制度改革。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精英视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为一种必须。这些改革者无疑把温家宝总理视为他们在中国领导人中的支持者。在过去一年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以及大受欢迎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中,温家宝总理认为,言论自由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持续的进步,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他进一步指出,政党必须演进–领导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与治理国家的政党应该有所不同。温在接受CNN专访时的结束语也进一步表明他正在党的通常原则之外推进改革,他用“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来形容他的政改决心。 要求进行革命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高度公开,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中国纸媒和网络媒体上,也出现了支持这种高调行为的热烈讨论。新闻记者、学者和积极的网民形成了对更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持续支持力量。他们希望共产党能将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呼声作为优先考虑的事务之一。 一个广受欢迎的观点认为,革命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观察报》2010年10月底刊登的一篇题为《何以解忧,唯有政改》的社论就表达了这种观点。 政改的支持者也常常提出,只有更多的根本性改革才能确保社会稳定,而稳定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所考虑的重中之重的事务之一。财新传媒和《新世纪》周刊那位率性直言的总编辑胡舒立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停滞不前,是因为“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她进一步指出,“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 作为提升中国外交政策和形象不可或缺的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正成为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话题。北京某国际关系学者表示,克服中国政治思维和评论在称霸和自卑或受害者心态之间来回摇摆的唯一方法就是,对外部世界更为开放、提高国内教育水平以及改善“中国社会和法制”。《新世纪》周刊一篇题为《抓住政改的战略机遇期》的社论也回应了这一主题,该社论指出:像强拆这一类社会问题带来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民众对国家失去信心,并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虚拟的政治体制 互联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这给中国共产党限制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很大困难。事实上,互联网在中国正演化成为一种虚拟的政治体制,民众在网上传递信息,组织网络集会和线上抗议。 有些活动家使用互联网发动线上活动(其中一些还发展成为实际的抗议活动),成功地阻止了建设水坝和有污染的工厂,以及反对广东省播出的电视节目中禁用粤语等等。最引人注目的可能要算是一些文化人物利用互联网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势头已经出现。 尽管社交网站Twitter在中国国内被屏蔽,但它已经成为一个特别政治化的网站。在时下的中国,Twitter是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力量。 四处寻找政改前景 有关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中,一个似乎有些隐晦,但又常常是明确的话题就是外部世界的作用。而一个反复出现的论调就是既愿意学习西方的经验,同时又反对西方的模式。 政治现代化、社会公正和革命性改革这三者小心翼翼地融合在一起,最有可能出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试验中。就像中国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来开启经济改革进程一样,它也可以建立类似的特区进行政治改革。 在温家宝总理日前发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讲话的城市—深圳,目前正进行一个全新的政治改革试验。在温家宝总理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支持下,深圳的政治改革处于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前沿。改革所确定的目标与共产党的有限改革理念严格保持一致,即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体系、发展一个廉洁、高效、服务型政府,并打造完备市场体制和社会先进文化,创建和谐社会。 同时,这一改革还包括了一些革命性的因素,如逐步推进直选,在区一级领导干部选拔中引入更多候选人,考虑允许候选人通过在一定限度内组织竞选活动角逐区委和市委常委职位等。深圳已经“削减了1/3政府工作部门,数百名官员分流或退休、硬性规定官员放弃在行业协会和慈善机构中担任的双重职务。”但是深圳最大的创新是允许公民团体在不需要挂靠政府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注册,允许他们寻求海外资金和雇用外国人。这些团体还可以向深圳政府提供包括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等领域里的服务。 深圳的改革以及其他地方将跟进的改革,可能至少会为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迫切需要的路线图提供部分参考。中国共产党正尝试着跟上民众需求的改变。不管这场改革是由共产党领导、还是由人民主导,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和30年以来已经发生的巨变同等重要的政治改革正顺利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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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可恶的特权车

[14]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人民日报曾发表过访英观感文章,说英国女王的车队也要红灯停绿灯行。而中国官方接待英国工会代表团的车队在上海大摆阻拦一切车辆和行人而独行的威风,引起外宾的反感。看看我国的街道交通,对比一下腐朽的西方,武大官人肯定还要说“绝不搞西方那一套!” 用户: dshascome 发表于:2011-7-19 17:25:38 支持 (4) 反对 (0) [13]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人肉之!!!!!!!!!!!!!!! 用户: laohu 发表于:2011-7-19 17:04:14 支持 (0) 反对 (0) [12]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民主国家有特权车,特权人,特权事,特权阶层吗??? 用户: 天人合一 发表于:2011-7-19 15:26:07 支持 (4) 反对 (0) [11]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特权=违规=逆驶=丑恶!然而特权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追求与利益体现,革除特权与既得利益集团生死悠关,可恶的特权=可恶的既得利益采集团,如何除?!耐着性子拭目以待。 用户: 墨汀 发表于:2011-7-19 14:37:00 支持 (7) 反对 (0) [10]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看图片的日期,是去年8月26日吗? 都过去一年了,楼主知道车主是谁?接送何人? 没人搭理你!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用户: zjsl 发表于:2011-7-19 12:50:47 支持 (15) 反对 (0) [9]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问:什么是特权? 答:这就是特权的一种表现! 问:什么是特权的危害? 答:特权是搞乱社会的一大祸害! 呵呵,拙作《什么是特权?特权的危害是什么?》以及《特权是搞乱社会的一大祸害》对此专有论述! 用户: 储成仿 发表于:2011-7-19 11:26:51 支持 (16) 反对 (0) [8]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确实非常可恶,还有另一种现象,如地方干部的车辆挂军牌,以享受特权。 用户: 峄阳山人 发表于:2011-7-19 10:54:08 支持 (17) 反对 (0) [7]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哈哈,记得把酒年那次事件就是反特权、官倒、腐败的,如那次事件成功了,如今的京V•30026 奥迪车也就开不到火车站台上去了。回首往事,只有读书人一声叹息——哎! 用户: 新生人 发表于:2011-7-19 10:02:39 支持 (33) 反对 (0) [6]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掌权者习以为常,慢慢地将舒服地死去——- 用户: 北方船夫 发表于:2011-7-19 8:21:18 支持 (23) 反对 (0) [5]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支持冯梦云先生的点评,茅公的正义立场值得尊敬,应当放到最显要的版面上,让公车钉在耻辱板上.建议选网设批特权专栏,让特权真的成为过街老鼠.也支持纪原先生宪法较真运动,也可办专栏.选网应当先为勇.勇为先. 用户: 李逊达 发表于:2011-7-19 2:44:00 支持 (34) 反对 (0) [4]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这篇文章被放在百家栏而不是首榜可见主”偏”的立场。正如王占阳陈红太三突出一样,可见“主流舆论埸”的主流意识。 总有一天“因为官衔大,地位显赫,就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那是绝对不许可的。我们中许多人去过真正的法治国家,他们那里没有特权横行的现象,任何特权都会遭到严厉的指谪。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从选网做起。 用户: 冯梦云 发表于:2011-7-19 1:27:23 支持 (32) 反对 (0) [3]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宪法涉及国家和本国民众的根本,在宪法问题上必须较真。 呼吁来一场宪法较真运动。 用户: 纪原 发表于:2011-7-19 0:40:06 支持 (28) 反对 (0) [2]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支持!!!!!!!!!!!! 用户: 23 发表于:2011-7-18 20:20:47 支持 (31) 反对 (0) [1] 回复:可恶的特权车 照片曝光非常好!让这辆车的牌照永远钉在耻辱板上,让特权人物永远去尝尝耻辱的滋味! 用户: Darwin 发表于:2011-7-18 19:20:59 支持 (57) 反对 (0) 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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