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华商报专栏 ———————— 香港的同事怀孕了，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到公立医院生产，因为早就知道，每次就诊，等候时间会比较长，也担心分娩的时候，医疗服务不到位。不过到私家医院寻找床位的过程也不顺利，因为心仪的那家，床位早就满了。 私家医院的收费窗口，早就开始把本地患者和内地孕妇分流。私家医院生孩子的费用，顺产的话，差不多是公立医院的十倍，十多年前我在公立医院生孩子，出院买单，加上平时的产检，算下来没有超过三千块港币，十多年后，费用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公立医院的服务却有了很大不同，越来越多香港本地孕妇投诉，甚至要到街头示威，抗议医疗服务水平的下降，甚至因为没有足够的床位，只能选择私家医院，享受不到香港居民应有的福利。这样的改变，是因为越来越多内地孕妇在临产前冲进急诊室，因为她们知道，在香港，急诊室是不可以因为患者的身份或者身上没钱而拒绝接受的。 对于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来说，面对的只有病人这样一个身份，因此，谁先获得服务，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产妇的状况。在医院床位紧张的情况下，临盆在即的内地孕妇一多，一些香港本地孕妇不得不睡到了走廊上，而公立医院人手这些年一直紧张，对病人的服务水准，自然也大大下降。 虽然面对越来越多使用急诊室服务的内地孕妇，香港政府推出 华商报专栏 ————————   香港的同事怀孕了，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到公立医院生产，因为早就知道，每次就诊，等候时间会比较长，也担心分娩的时候，医疗服务不到位。不过到私家医院寻找床位的过程也不顺利，因为心仪的那家，床位早就满了。   私家医院的收费窗口，早就开始把本地患者和内地孕妇分流。私家医院生孩子的费用，顺产的话，差不多是公立医院的十倍，十多年前我在公立医院生孩子，出院买单，加上平时的产检，算下来没有超过三千块港币，十多年后，费用没有太大的改变。   措施，会收取和私家医院一样的费用，但是这样的措施从来都不是强制性的，孩子生完，人走了，医管局对着收不回来的费用也毫无办法，而这些钱，来自于香港所有的纳税人。 这些父母都不是香港居民的新生儿，作为香港永久居民，可以享有香港免费的公立教育，读幼儿园的学费津贴。香港的朋友的孩子一岁了，开始为报读幼儿园开始烦恼，因为她看中的那所名牌幼儿园，已经排到了候补一千多位的位置。当然，也有暗自高兴的，看看深圳口岸香港学校的广告，原本因为生源不足要被关闭的香港公立学校，找到了生机。 其实不管是要生孩子的香港同事，还是朋友，他们一个来自大陆，一个来自台湾，还都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但是因为在香港工作，成为了香港居民的一分子，他们纳税，同时也享受政府利用税款而提供的各种福利以及公共服务。这在正常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公帑取之于民，自然用之于民。 也因为这样，去年特区政府派发六千元现金只给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居民，就引发了争议。香港生活工作的非永久居民，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他们也有纳税，也有左翼团体为大陆新移民抱不平，以为他们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但是这遭到一些极端右翼的反对声音，在他们看来，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新移民，只会享受香港社会的福利，却对香港没有任何贡献。 同样是这些人，这些天在一份香港报纸上集资刊登广告， 但是公立医院的服务却有了很大不同，越来越多香港本地孕妇投诉，甚至要到街头示威，抗议医疗服务水平的下降，甚至因为没有足够的床位，只能选择私家医院，享受不到香港居民应有的福利。这样的改变，是因为越来越多内地孕妇在临产前冲进急诊室，因为她们知道，在香港，急诊室是不可以因为患者的身份或者身上没钱而拒绝接受的。   对于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来说，面对的只有病人这样一个身份，因此，谁先获得服务，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产妇的状况。在医院床位紧张的情况下，临盆在即的内地孕妇一多，一些香港本地孕妇不得不睡到了走廊上，而公立医院人手这些年一直紧张，对病人的服务水准，自然也大大下降。   虽然面对越来越多使用急诊室服务的内地孕妇，香港政府推出措施，会收取和私家医院一样的费用，但是这样的措施从来都不是强制性的，孩子生完，人走了，医管局对着收不回来的费用也毫无办法，而这些钱，来自于香港所有的纳税人。   呼吁到香港旅游的内地人要尊重香港的文化，但是广告的画面则是暗指内地游客是蝗虫，占用香港的各种资源，依然是这些人，在香港街头，对着内地游客唱起了“蝗虫之歌”。 这些人自然不能代表香港人，一家香港媒体刊登了广告，也并不代表香港媒体，香港是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社会，很多刺耳或者政治不正确的声音都会存在，但是这个社会依然有底线，那就是侮辱和散播仇恨族群对立的语言，不是主流社会认同的表达方式。 只是，如何解决公共资源不足和让香港人觉得不公平，已经是不可能回避的问题。特区政府如果依然坐视不理，依然还没有打算检视人口政策，不采取点措施，只会让对现状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不满的人越多，得不到回应，那极端的言论会更有市场。 这些父母都不是香港居民的新生儿，作为香港永久居民，可以享有香港免费的公立教育，读幼儿园的学费津贴。香港的朋友的孩子一岁了，开始为报读幼儿园开始烦恼，因为她看中的那所名牌幼儿园，已经排到了候补一千多位的位置。当然，也有暗自高兴的，看看深圳口岸香港学校的广告，原本因为生源不足要被关闭的香港公立学校，找到了生机。   其实不管是要生孩子的香港同事，还是朋友，他们一个来自大陆，一个来自台湾，还都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但是因为在香港工作，成为了香港居民的一分子，他们纳税，同时也享受政府利用税款而提供的各种福利以及公共服务。这在正常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公帑取之于民，自然用之于民。 措施，会收取和私家医院一样的费用，但是这样的措施从来都不是强制性的，孩子生完，人走了，医管局对着收不回来的费用也毫无办法，而这些钱，来自于香港所有的纳税人。 这些父母都不是香港居民的新生儿，作为香港永久居民，可以享有香港免费的公立教育，读幼儿园的学费津贴。香港的朋友的孩子一岁了，开始为报读幼儿园开始烦恼，因为她看中的那所名牌幼儿园，已经排到了候补一千多位的位置。当然，也有暗自高兴的，看看深圳口岸香港学校的广告，原本因为生源不足要被关闭的香港公立学校，找到了生机。 其实不管是要生孩子的香港同事，还是朋友，他们一个来自大陆，一个来自台湾，还都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但是因为在香港工作，成为了香港居民的一分子，他们纳税，同时也享受政府利用税款而提供的各种福利以及公共服务。这在正常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公帑取之于民，自然用之于民。 也因为这样，去年特区政府派发六千元现金只给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居民，就引发了争议。香港生活工作的非永久居民，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他们也有纳税，也有左翼团体为大陆新移民抱不平，以为他们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但是这遭到一些极端右翼的反对声音，在他们看来，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新移民，只会享受香港社会的福利，却对香港没有任何贡献。 同样是这些人，这些天在一份香港报纸上集资刊登广告，   也因为这样，去年特区政府派发六千元现金只给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居民，就引发了争议。香港生活工作的非永久居民，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他们也有纳税，也有左翼团体为大陆新移民抱不平，以为他们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但是这遭到一些极端右翼的反对声音，在他们看来，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新移民，只会享受香港社会的福利，却对香港没有任何贡献。   华商报专栏 ———————— 香港的同事怀孕了，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到公立医院生产，因为早就知道，每次就诊，等候时间会比较长，也担心分娩的时候，医疗服务不到位。不过到私家医院寻找床位的过程也不顺利，因为心仪的那家，床位早就满了。 私家医院的收费窗口，早就开始把本地患者和内地孕妇分流。私家医院生孩子的费用，顺产的话，差不多是公立医院的十倍，十多年前我在公立医院生孩子，出院买单，加上平时的产检，算下来没有超过三千块港币，十多年后，费用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公立医院的服务却有了很大不同，越来越多香港本地孕妇投诉，甚至要到街头示威，抗议医疗服务水平的下降，甚至因为没有足够的床位，只能选择私家医院，享受不到香港居民应有的福利。这样的改变，是因为越来越多内地孕妇在临产前冲进急诊室，因为她们知道，在香港，急诊室是不可以因为患者的身份或者身上没钱而拒绝接受的。 对于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来说，面对的只有病人这样一个身份，因此，谁先获得服务，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产妇的状况。在医院床位紧张的情况下，临盆在即的内地孕妇一多，一些香港本地孕妇不得不睡到了走廊上，而公立医院人手这些年一直紧张，对病人的服务水准，自然也大大下降。 虽然面对越来越多使用急诊室服务的内地孕妇，香港政府推出 同样是这些人，这些天在一份香港报纸上集资刊登广告，呼吁到香港旅游的内地人要尊重香港的文化，但是广告的画面则是暗指内地游客是蝗虫，占用香港的各种资源，依然是这些人，在香港街头，对着内地游客唱起了“蝗虫之歌”。   这些人自然不能代表香港人，一家香港媒体刊登了广告，也并不代表香港媒体，香港是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社会，很多刺耳或者政治不正确的声音都会存在，但是这个社会依然有底线，那就是侮辱和散播仇恨族群对立的语言，不是主流社会认同的表达方式。   只是，如何解决公共资源不足和让香港人觉得不公平，已经是不可能回避的问题。特区政府如果依然坐视不理，依然还没有打算检视人口政策，不采取点措施，只会让对现状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不满的人越多，得不到回应，那极端的言论会更有市场。  

虫论”在香港的一些网络论坛上开始出现，只不过香港还算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尽管最新排名，香港媒体的自由度下跌了几十位，很让人担心，但是毕竟社会的声音多元，资讯发达，香港也不存在一个个振臂一呼百万人跟随的意见领袖。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你来我往，当一些香港人批评某些内地游客的行为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批评香港人同样有这样那样不好的行为，而因为这样，香港人甚至就失去了批评的资格，从而忽略了被批评的行为本身的对错问题，转向了道德上的相互指责。 孔庆东也是一样，不去谈论引发争论的缘由，就事论事，而是把事件泛意识形态化。按照他的逻辑，因为曾经是殖民地，所以没有了批评的权利，只有反省的义务。他还把一个香港人的言行，马上代入整个香港人群体，从而对一个群体来下一个判断，就好像那些把每个内地游客的行为，代入到整个内地游客身上。双方都忘记了，每个人作为个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背负着代表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族群的。 一周前为外滩画报写的专栏 ——————————————   从泰国渡完假回香港，在飞机上打开香港报纸，事情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依然还是有不少在谈论孔庆东的“狗论”。 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   新春期间，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发表了“众人同庆　贵在包容”的文章，谈到由于历史原因，香港与内地之间有文化差异，有时甚至于互相看不惯，不过大家中华文化的共同渊源总是最强大的，贵在包容。   虫论”在香港的一些网络论坛上开始出现，只不过香港还算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尽管最新排名，香港媒体的自由度下跌了几十位，很让人担心，但是毕竟社会的声音多元，资讯发达，香港也不存在一个个振臂一呼百万人跟随的意见领袖。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你来我往，当一些香港人批评某些内地游客的行为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批评香港人同样有这样那样不好的行为，而因为这样，香港人甚至就失去了批评的资格，从而忽略了被批评的行为本身的对错问题，转向了道德上的相互指责。 孔庆东也是一样，不去谈论引发争论的缘由，就事论事，而是把事件泛意识形态化。按照他的逻辑，因为曾经是殖民地，所以没有了批评的权利，只有反省的义务。他还把一个香港人的言行，马上代入整个香港人群体，从而对一个群体来下一个判断，就好像那些把每个内地游客的行为，代入到整个内地游客身上。双方都忘记了，每个人作为个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背负着代表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族群的。 这样的话，从字面上自然政治正确，其实文化差异，不单单是香港和内地，就算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不同城市之间，都会存在，上海不就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很排外的城市吗？只是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如何理解看不惯，如何体现包容，就会有不同的诠释。比如引发“狗论”的发生在火车上的争执，内地游客违反规定的行为，到底是文化差异还是规则差异？那此时的看不惯算不算不够包容？   在我看来，包容需要依据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行为规范的共识，没有原则的包容就是纵容。选择性的执法，对某一种人群网开一面，或者针对某一种人群，都是一种歧视，就好像广东道上的那家名牌店区别对待拍照的民众那样，最后的结果，是对规则的破坏。不清楚规则的人，不一定是游客，很多时候也会是本地人，比如坐在出租车的后座忘记扣安全带，问题在于，在被知会了之后，是不是愿意修正自己的行为。 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   对于社会行为规则的维护，不要因为自己的沉默而让标准越降越低，这已经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在10年的时候，就发生过内地游客在商场，让孩子大便的事情，当时引发了很多的争论，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当时没有人站出来提醒?如果提醒不果，为何没有人报警呢？因为根据香港法例，这已经是违法的事情。为何大家只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然后发泄的心情，就是因为对方是内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一周前为外滩画报写的专栏 —————————————— 从泰国渡完假回香港，在飞机上打开香港报纸，事情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依然还是有不少在谈论孔庆东的“狗论”。 新春期间，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发表了“众人同庆　贵在包容”的文章，谈到由于历史原因，香港与内地之间有文化差异，有时甚至于互相看不惯，不过大家中华文化的共同渊源总是最强大的，贵在包容。 这样的话，从字面上自然政治正确，其实文化差异，不单单是香港和内地，就算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不同城市之间，都会存在，上海不就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很排外的城市吗？只是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如何理解看不惯，如何体现包容，就会有不同的诠释。比如引发“狗论”的发生在火车上的争执，内地游客违反规定的行为，到底是文化差异还是规则差异？那此时的看不惯算不算不够包容？ 在我看来，包容需要依据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行为规范的共识，没有原则的包容就是纵容。选择性的执法，对某一种人群网开一面，或者针对某一种人群，都是一种歧视，就好像广东道上的那家名牌店区别对待拍照的民众那样，最后的结果，是对规则的破坏。不清楚规则的人，不一定是游客，很多时候也会是本地人，比如坐在出租车的后座忘记扣安全带，问题在于，在被知会了之后，是不是愿意修正自己的行为。 对于社会行为规则的维护，不要因为自己的沉默而让标准越降越低，这已经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在10年的时候，就发生过内地游客在商场，让孩子大便的事情，当时引发了很多的争论，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当时没有人站出来提醒?如果提醒不果，为何没有人报警呢？因为根据香港法例，这已经是违法的事情。为何大家只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然后发泄的心情，就是因为对方是内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地游客？这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论证自己对内地游客的种种固有印象？ 谁都可能是一个异乡客，对于当地的规则一头雾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到纽约，那是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手机响起，被餐厅服务员请到了门外讲电话；06年到波士顿住下了，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不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的拿着酒瓶，那是违法的；到了日本，只要上了火车，就会乖乖的把电话调到静音。之所以如此守规矩，其实因为一次自己的尴尬经历，习惯了24小时开着电话，觉得不接听工作上的电话会出天大的事情，结果在火车上，被一名日本老人，在停站的空隙，把自己请了下车。 而香港游客，和台湾游客一样，也是从飞机上最吵闹的一群，慢慢的变得懂得在公共场合，变得从容和安静下来。不过，在这样的转变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外人的歧视？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后我从来没有责怪过那些人，让我接下来，不会在这些地方行为显得突兀，更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 将心比心一下，香港人不要嘲笑内地游客的不守规矩，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撇除心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事论事的让对方明白，这个社会，入乡随俗，社会行为的标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 熟悉孔庆东一贯的言行，况且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言行，所以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有被侮辱的感觉，就好像以前，很多人骂上海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只会觉得很可惜，很多人还无法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方法。但是这次还觉得悲哀，对于这种粗俗和煽动族群仇恨的语言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会误导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在香港同样也有类似的煽动族群仇恨的言论，自从内地孕妇开始占用香港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床位紧张之后，这种“蝗虫论”在香港的一些网络论坛上开始出现，只不过香港还算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尽管最新排名，香港媒体的自由度下跌了几十位，很让人担心，但是毕竟社会的声音多元，资讯发达，香港也不存在一个个振臂一呼百万人跟随的意见领袖。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你来我往，当一些香港人批评某些内地游客的行为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批评香港人同样有这样那样不好的行为，而因为这样，香港人甚至就失去了批评的资格，从而忽略了被批评的行为本身的对错问题，转向了道德上的相互指责。   孔庆东也是一样，不去谈论引发争论的缘由，就事论事，而是把事件泛意识形态化 。按照他的逻辑，因为曾经是殖民地，所以没有了批评的权利，只有反省的义务。他还把一个香港人的言行，马上代入整个香港人群体，从而对一个群体来下一个判断，就好像那些把每个内地游客的行为，代入到整个内地游客身上。双方都忘记了，每个人作为个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背负着代表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族群的。

的代表，甚至让学生们以为知道了他们，就好像理解了记者这个行业标准。 不过，现在毕竟和过去不一样了，特别是有了互联网。只要有心和用心，就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虽然每年中国的电影院里面的外国电影依然屈指可数，但是只要有心，一样可以同步看到在北美上映的新出炉的电影。就算在正规的商店里面买不到那些国际知名歌手的唱片，并不阻碍喜爱音乐的年轻人们对于那些歌手的了解，想办法把他们的歌声，收录在自己的电脑或者ipod里面。 2011年开始，网络上开始流行观看哈佛耶鲁的公开课程，同样，主要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尽管没有坐在这些大学的课堂里面，但却有了机会去感受和国内的大学，完全不同的教学，更不要说，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多人走出了国门，就算里面走马观花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即便是这些人，也在游览的过程中，在提升自己对“好”的标准。 在信息闭塞的环境里面，对于“好”的标准，最多就是在自己视力范围所及的周边进行比较，如果大家都差不多，那么也不会有太多的感想，但是如果在可见范围内都看到太多的差别，那就会出现问题，更不要说，当信息开始流入，眼界开始变宽之后。 对生活有要求，就是一件好事情，把要求变成现实，就会有了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就会对自己生活的地方的制度，环境产生各种想法，至于当中包括的不满，是因为切实感受了各种制约，也因为看到了眼前难的种种不公。于是，有些人就会产生要求改变的想法，甚至行动。 从政治学的理论上，这种被称为维权革命，和暴力革命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要推翻一个政权，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一些而已。他们从自己经历的具体的事情上体会到，需要一种制度，提供社会共同认可的公平的游戏规则，有相互的制约和监督，自己能够在管治阶层，找到代言人，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其实这就 外滩画报专栏 的代表，甚至让学生们以为知道了他们，就好像理解了记者这个行业标准。 不过，现在毕竟和过去不一样了，特别是有了互联网。只要有心和用心，就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虽然每年中国的电影院里面的外国电影依然屈指可数，但是只要有心，一样可以同步看到在北美上映的新出炉的电影。就算在正规的商店里面买不到那些国际知名歌手的唱片，并不阻碍喜爱音乐的年轻人们对于那些歌手的了解，想办法把他们的歌声，收录在自己的电脑或者ipod里面。 2011年开始，网络上开始流行观看哈佛耶鲁的公开课程，同样，主要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尽管没有坐在这些大学的课堂里面，但却有了机会去感受和国内的大学，完全不同的教学，更不要说，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多人走出了国门，就算里面走马观花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即便是这些人，也在游览的过程中，在提升自己对“好”的标准。 在信息闭塞的环境里面，对于“好”的标准，最多就是在自己视力范围所及的周边进行比较，如果大家都差不多，那么也不会有太多的感想，但是如果在可见范围内都看到太多的差别，那就会出现问题，更不要说，当信息开始流入，眼界开始变宽之后。 对生活有要求，就是一件好事情，把要求变成现实，就会有了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就会对自己生活的地方的制度，环境产生各种想法，至于当中包括的不满，是因为切实感受了各种制约，也因为看到了眼前难的种种不公。于是，有些人就会产生要求改变的想法，甚至行动。 从政治学的理论上，这种被称为维权革命，和暴力革命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要推翻一个政权，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一些而已。他们从自己经历的具体的事情上体会到，需要一种制度，提供社会共同认可的公平的游戏规则，有相互的制约和监督，自己能够在管治阶层，找到代言人，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其实这就 —————- 看到华尔街日报有这样一篇报道，不少中国人热衷于在网上购买山寨名牌购物纸袋，然后提着上街。对我来说，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因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拿着一个印着名牌标志的纸袋子走在街上，那是一件挺时髦的事情。 现在的山寨购物袋，都是PRRADA，LV这些中国消费者人群眼中的世界名牌，显然中国消费者对于奢侈品品牌的了解，依然有限。当然，这比起八十年代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追求时尚的年轻人手里面拿着的，是印着皮尔卡丹的纸袋，西装袖子上的商标不舍得剪掉，太阳镜上贴着“made in china”，因为是英文，而不舍得拿下。而那些当时先富起来的人们，穿戴的是来自香港的所谓世界名牌金利来。电视台开始播放的那些奢侈品广告，是意大利的sacchi,被广告洗脑之后，认定送礼佳品是雀巢咖啡。麦当劳肯德基刚刚开出第一家店的时候，大家把那里当成宴请贵宾的高档场所，那个时候，很多国外的留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被热情好客的中国同学，请到这两家快餐店，显示隆重。 对于外部的知识，那个时候，以为琼瑶就是爱情小说的代表，邓丽君代表了流行歌曲乐坛，大学里面学习西方哲学史，不知道密尔，罗素，罗尔斯。还好对于古代的西方哲学家们倒是有了入门的了解，就好像一直能够读到世界经典名著，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作品，但是经典传世的东西，因为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在那里，可以开启心智，也算是一种启蒙。只是接触这些学术理论，都是二手转述，很少有机会，也没有在大学里面学会一个学习的习惯，就是阅读原著，依靠自己的理解，而不是理解别人的解读来进行思考。 这种学习的方法，显然直到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改变，所以在新闻系里面，不少老师们总还是拿着法拉奇还有卡帕当成记者这个群体的代表，甚至让学生们以为知道了他们，就好像理解了记者这个行业标准。 不过，现在毕竟和过去不一样了，特别是有了互联网。只要有心和用心，就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虽然每年中国的电影院里面的外国电影依然屈指可数，但是只要有心，一样可以同步看到在北美上映的新出炉的电影。就算在正规的商店里面买不到那些国际知名歌手的唱片，并不阻碍喜爱音乐的年轻人们对于那些歌手的了解，想办法把他们的歌声，收录在自己的电脑或者ipod里面。 是为何，任何一个社会，不管怎样的阶段，都需要民主。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所有人，甚至是大多数人是不愿意遵守规则的，想用快捷低廉的方式享受好处，或者搭个便车。就好像那些在网上购买山寨购物袋的人们。 这些人里面，有的知道名牌的好处，但是不想付出太多，有的只是跟风，要的只是一种表面形式，并不在乎名牌之所以成为名牌的原因。但是至少，这些人都认同一点，这些名牌可以显示自己的品味或者是一种社会地位，他们承认名牌的好处。同样的，就算一开始的民主，质量不高，但是至少大家有了一个相同的看法，那就是民主是一个好东西。 只要有了这样的基础，才会有寻求优质民主的可能。八十年代，我拿着山寨的纸袋，十年前，我也用过可以以假乱真的A货手袋，而现在的自己，则是清晰知道，如何过一种有品质的生活，不再是对名牌的盲目追求。对于民主的理解，也同样走过这样一个过程。 我看到自己在成长，所以我相信，其他人也在成长，社会也在成长，需要的，是开始拥有。 2011年开始，网络上开始流行观看哈佛耶鲁的公开课程，同样，主要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尽管没有坐在这些大学的课堂里面，但却有了机会去感受和国内的大学，完全不同的教学，更不要说，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多人走出了国门，就算里面走马观花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即便是这些人，也在游览的过程中，在提升自己对“好”的标准。 在信息闭塞的环境里面，对于“好”的标准，最多就是在自己视力范围所及的周边进行比较，如果大家都差不多，那么也不会有太多的感想，但是如果在可见范围内都看到太多的差别，那就会出现问题，更不要说，当信息开始流入，眼界开始变宽之后。 对生活有要求，就是一件好事情，把要求变成现实，就会有了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就会对自己生活的地方的制度，环境产生各种想法，至于当中包括的不满，是因为切实感受了各种制约，也因为看到了眼前难的种种不公。于是，有些人就会产生要求改变的想法，甚至行动。 是为何，任何一个社会，不管怎样的阶段，都需要民主。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所有人，甚至是大多数人是不愿意遵守规则的，想用快捷低廉的方式享受好处，或者搭个便车。就好像那些在网上购买山寨购物袋的人们。 这些人里面，有的知道名牌的好处，但是不想付出太多，有的只是跟风，要的只是一种表面形式，并不在乎名牌之所以成为名牌的原因。但是至少，这些人都认同一点，这些名牌可以显示自己的品味或者是一种社会地位，他们承认名牌的好处。同样的，就算一开始的民主，质量不高，但是至少大家有了一个相同的看法，那就是民主是一个好东西。 只要有了这样的基础，才会有寻求优质民主的可能。八十年代，我拿着山寨的纸袋，十年前，我也用过可以以假乱真的A货手袋，而现在的自己，则是清晰知道，如何过一种有品质的生活，不再是对名牌的盲目追求。对于民主的理解，也同样走过这样一个过程。 我看到自己在成长，所以我相信，其他人也在成长，社会也在成长，需要的，是开始拥有。 从政治学的理论上，这种被称为维权革命，和暴力革命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要推翻一个政权，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一些而已。他们从自己经历的具体的事情上体会到，需要一种制度，提供社会共同认可的公平的游戏规则，有相互的制约和监督，自己能够在管治阶层，找到代言人，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其实这就是为何，任何一个社会，不管怎样的阶段，都需要民主。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所有人，甚至是大多数人是不愿意遵守规则的，想用快捷低廉的方式享受好处，或者搭个便车。就好像那些在网上购买山寨购物袋的人们。 这些人里面，有的知道名牌的好处，但是不想付出太多，有的只是跟风，要的只是一种表面形式，并不在乎名牌之所以成为名牌的原因。但是至少，这些人都认同一点，这些名牌可以显示自己的品味或者是一种社会地位，他们承认名牌的好处。同样的，就算一开始的民主，质量不高，但是至少大家有了一个相同的看法，那就是民主是一个好东西。 的代表，甚至让学生们以为知道了他们，就好像理解了记者这个行业标准。 不过，现在毕竟和过去不一样了，特别是有了互联网。只要有心和用心，就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虽然每年中国的电影院里面的外国电影依然屈指可数，但是只要有心，一样可以同步看到在北美上映的新出炉的电影。就算在正规的商店里面买不到那些国际知名歌手的唱片，并不阻碍喜爱音乐的年轻人们对于那些歌手的了解，想办法把他们的歌声，收录在自己的电脑或者ipod里面。 2011年开始，网络上开始流行观看哈佛耶鲁的公开课程，同样，主要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尽管没有坐在这些大学的课堂里面，但却有了机会去感受和国内的大学，完全不同的教学，更不要说，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多人走出了国门，就算里面走马观花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即便是这些人，也在游览的过程中，在提升自己对“好”的标准。 在信息闭塞的环境里面，对于“好”的标准，最多就是在自己视力范围所及的周边进行比较，如果大家都差不多，那么也不会有太多的感想，但是如果在可见范围内都看到太多的差别，那就会出现问题，更不要说，当信息开始流入，眼界开始变宽之后。 对生活有要求，就是一件好事情，把要求变成现实，就会有了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就会对自己生活的地方的制度，环境产生各种想法，至于当中包括的不满，是因为切实感受了各种制约，也因为看到了眼前难的种种不公。于是，有些人就会产生要求改变的想法，甚至行动。 从政治学的理论上，这种被称为维权革命，和暴力革命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要推翻一个政权，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一些而已。他们从自己经历的具体的事情上体会到，需要一种制度，提供社会共同认可的公平的游戏规则，有相互的制约和监督，自己能够在管治阶层，找到代言人，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其实这就 只要有了这样的基础，才会有寻求优质民主的可能。八十年代，我拿着山寨的纸袋，十年前，我也用过可以以假乱真的A货手袋，而现在的自己，则是清晰知道，如何过一种有品质的生活，不再是对名牌的盲目追求。对于民主的理解，也同样走过这样一个过程。 我看到自己在成长，所以我相信，其他人也在成长，社会也在成长，需要的，是开始拥有。

机构，如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自己的倾向，采用的样本以及提问的方式也算不上科学，那末结果很容易变成公关形象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香港的这个选委会过于的精英，和社会的大部分，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有人认为，最终可以左右结果的，应该是各大地产商，也因为这样，这些日子，除了一些地产商大张旗鼓的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其他的，面对媒体的追问，都非常的谨慎低调。 因为热闹，谈论的人也多了起来，每次出差回到香港，朋友之间总会或多或少的聊起来，当然大部分还是八卦，比如笑笑这个的表现，或者批评下那个的表达，或者猜猜，到底谁才是钦点。对于我来说，这些人都算不上理想人选，不过在香港，特首可不是一个好当的位置，看看因为脚痛，中途下台的董建华，还有每天被骂得一无是处的现任特首曾荫权，当特首，或者是为了一个名声，或者是为了一种理想，真的想要为香港做点事情。 因为难当，很多有能力的人，是不太想出这个头的，所以这次的候选人，先不说优点，倒是个个的缺点都非常的明显，如果说谁的民意更高，那是因为对被访者来说，说到底就是二选一，矮子里面挑高个子而已。 但是乐观正面一点来看现在，虽然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比上一次增加了四百人，但是占香港人口的比例，依然小得可怜。尽管这样，选举里面经常会出现的那种场面，已经开始让沉闷的香港政治生活变得生动了很多。有绯闻，有阴谋论，有抹黑，有功有守。在这些纷乱众多的信息里面，越是成熟的选民，越是 台湾选举落幕，看到了台湾选民和选举文化的成熟。好吧，接下来可以关心一下香港特首选举，和台湾大选媒体报道的篇幅比较，香港的这次选举，至少到现在，传统媒体明显限制很多，当然，即便是在网络上，谈论的也不多，一来有兴趣的人不多，二来也不太了解，三来，也许是因为，也没有啥可讨论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和台湾比，香港已经回归了。 机构，如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自己的倾向，采用的样本以及提问的方式也算不上科学，那末结果很容易变成公关形象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香港的这个选委会过于的精英，和社会的大部分，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有人认为，最终可以左右结果的，应该是各大地产商，也因为这样，这些日子，除了一些地产商大张旗鼓的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其他的，面对媒体的追问，都非常的谨慎低调。 因为热闹，谈论的人也多了起来，每次出差回到香港，朋友之间总会或多或少的聊起来，当然大部分还是八卦，比如笑笑这个的表现，或者批评下那个的表达，或者猜猜，到底谁才是钦点。对于我来说，这些人都算不上理想人选，不过在香港，特首可不是一个好当的位置，看看因为脚痛，中途下台的董建华，还有每天被骂得一无是处的现任特首曾荫权，当特首，或者是为了一个名声，或者是为了一种理想，真的想要为香港做点事情。 因为难当，很多有能力的人，是不太想出这个头的，所以这次的候选人，先不说优点，倒是个个的缺点都非常的明显，如果说谁的民意更高，那是因为对被访者来说，说到底就是二选一，矮子里面挑高个子而已。 但是乐观正面一点来看现在，虽然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比上一次增加了四百人，但是占香港人口的比例，依然小得可怜。尽管这样，选举里面经常会出现的那种场面，已经开始让沉闷的香港政治生活变得生动了很多。有绯闻，有阴谋论，有抹黑，有功有守。在这些纷乱众多的信息里面，越是成熟的选民，越是   一直没有太关心香港特首选举，因为最终谁当特首，是由1200名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一人一票选出，而选举委员会成员来自香港四大界别，看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可以代表记者的界别，不知道可以找谁来代表自己，所以很丧气的想了想，这场选举，真的和自己一点点关系也没有。   最热门的两个候选人，一个前任政务司司长，一个前任行政会议召集人，在绝大部分香港人眼中，都算得上是中央信得过的人，其他的那些候选人，说到底也就是陪跑而已。既然大家预先知道了结果，结果是谁其实都不算意外，那末关心或者不关心，其实结果都不会因此而改变，因为手里面没有至少可以改变一点点结果的那张选票。   不过这一次，倒是和上次不同，很热闹，这些参选人，拿出了真正民选的架势，开始在民间做一系列的造势活动。下基层和民众聊天塑造亲民形象，在街头派发传单，接受不同媒体的访问，社会各界也乐得回应，不同机构的民意调查不断出炉，两个热门后续候选人之间的差距也开始稳步拉大。 应该不容易被各种的选举工程牵着鼻子走。这样的机会，在过去，香港人是没有的，而未来，当机会来了，考验的，是香港选民，自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就不会被政客们设定的议程控制，就有能力透过表面去看一件事情的本质，去判断政客的言行，是否值得信任。而未来有意参选的人，也可以从这次开始估算，可能要付出的成本，规范自己的言行。因为，当选票在越多人受里面的时候，那就不是能够依靠桌面下的交易来摆平的了。 至于这一次，是不是有钦点，我总觉得，如果大家现在已经深信不疑了，那就是完全放弃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权利，至少为了下次真正的选举，也可以把这次当成是一次练习，多关心一点。正如一个同事所说，毕竟两个候选人公开做了很多承诺，到时候可以监督有没有做到。   当然，民意高企，并不意味着就是最后的结果。一方面如果民意调查的机构，如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自己的倾向，采用的样本以及提问的方式也算不上科学，那末结果很容易变成公关形象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香港的这个选委会过于的精英，和社会的大部分，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有人认为，最终可以左右结果的，应该是各大地产商，也因为这样，这些日子，除了一些地产商大张旗鼓的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其他的，面对媒体的追问，都非常的谨慎低调。   因为热闹，谈论的人也多了起来，每次出差回到香港，朋友之间总会或多或少的聊起来，当然大部分还是八卦，比如笑笑这个的表现，或者批评下那个的表达，或者猜猜，到底谁才是钦点。对于我来说，这些人都算不上理想人选，不过在香港，特首可不是一个好当的位置，看看因为脚痛，中途下台的董建华，还有每天被骂得一无是处的现任特首曾荫权，当特首，或者是为了一个名声，或者是为了一种理想，真的想要为香港做点事情。   因为难当，很多有能力的人，是不太想出这个头的，所以这次的候选人，先不说优点，倒是个个的缺点都非常的明显，如果说谁的民意更高，那是因为对被访者来说，说到底就是二选一，矮子里面挑高个子而已。 应该不容易被各种的选举工程牵着鼻子走。这样的机会，在过去，香港人是没有的，而未来，当机会来了，考验的，是香港选民，自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就不会被政客们设定的议程控制，就有能力透过表面去看一件事情的本质，去判断政客的言行，是否值得信任。而未来有意参选的人，也可以从这次开始估算，可能要付出的成本，规范自己的言行。因为，当选票在越多人受里面的时候，那就不是能够依靠桌面下的交易来摆平的了。 至于这一次，是不是有钦点，我总觉得，如果大家现在已经深信不疑了，那就是完全放弃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权利，至少为了下次真正的选举，也可以把这次当成是一次练习，多关心一点。正如一个同事所说，毕竟两个候选人公开做了很多承诺，到时候可以监督有没有做到。   但是乐观正面一点来看现在，虽然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比上一次增加了四百人，但是占香港人口的比例，依然小得可怜。尽管这样，选举里面经常会出现的那种场面，已经开始让沉闷的香港政治生活变得生动了很多。有绯闻，有阴谋论，有抹黑，有功有守。在这些纷乱众多的信息里面，越是成熟的选民，越是应该不容易被各种的选举工程牵着鼻子走。这样的机会，在过去，香港人是没有的，而未来，当机会来了，考验的，是香港选民，自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就不会被政客们设定的议程控制，就有能力透过表面去看一件事情的本质，去判断政客的言行，是否值得信任。而未来有意参选的人，也可以从这次开始估算，可能要付出的成本，规范自己的言行。因为，当选票在越多人受里面的时候，那就不是能够依靠桌面下的交易来摆平的了。   至于这一次，是不是有钦点，我总觉得，如果大家现在已经深信不疑了，那就是完全放弃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权利，至少为了下次真正的选举，也可以把这次当成是一次练习，多关心一点。正如一个同事所说，毕竟两个候选人公开做了很多承诺，到时候可以监督有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