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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由著名的大学教授兼创业家 Vivek Wadhwa 撰写，他在文中简单的回顾了网络从 1.0 进化到 3.0（ 新信息时代 ） 的历史，并指出下一个 Facebook 或者 Google 或许已经在某个车库中诞生了。 以下为正文部分 ： LinkedIn 创始人 Reid Hoffman 最近曾说过，如果 Web1.0 是关于搜索，寻找数据以及有限的交互， Web2.0 是关于真实身份和关系的话，那么 Web3.0 则是关于这些真实身份产生大量的数据。 Reid 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创业者，当然也说得很对。但是我觉得 Reid 描述的这些数据和信息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我们早已经开始在收集千万百万的信息量了。而且其增长数度还是呈指数级别的，创新的机会也远比硅谷想象得要多得多。   以下我将解释为什么这样看。但是请允许我先从一段短暂的历史说起 。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收集了大量的关于气候，人口，商业和政府交易等信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也经常会对天气状况做记录以更好的清楚他们什么时候更加适宜种植作物。此外我们还会对土地进行丈量以区分各自拥有的产权，推出号码簿以更好的找到相关的人等等。实际上， Web1.0 就是一个使这些信息能够在全球显示出来并被人们搜索到的过程。 然后网络又进化到了 2.0 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关注什么样的新闻报道，去哪里购物，浏览哪些网站，听什么音乐等信息都会被收集起来。此外背后的这些网络巨头还会收集我们的年龄，教育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各种信息。 而随着 LinkedIn ， Myspace ， Facebook ， Twitter 和其他许许多多的社交公司的诞生，网络开始被打上了社交化的烙印。于是这些网络巨头们又开始收集我们的职业历史，社交和业务联系人以及我们喜欢吃什么，玩什么和性取向等等。这便是 Reid Hoffman 所称之为 3.0 的网络时代。   但是我却以为， 网络 3.0 时代发生的东西远比社交要多 。 09 年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发起了一个雄心壮志的项目，那就是通过将所有人的健康记录进行标准化和电子化来推进医疗现代化。其主要目标是将所有的纸质医疗数据进行数字化革新。这样一来的话，一旦发生紧急事件，医生们便能很快找到病人的病史记录。而且医生还可以针对更加广泛的大众来研究药物的疗效状况，专家们也可以更好的协调治疗方案等等。 此外政府部门也在通过 Data.gov 计划开放其拥有的大量数据信息。据悉，当前已经有 40 万份数据集被公开了，而且每周还会有更多的数据被增加进来。这些数据包括地方政府的服务效率，贫困和富裕情况，教育情况，联邦政府开销状况以及交通运输状况等等。有了这些公开的数据，我们便可以在很多方面大有作为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开发出一款应用比较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这样就可以刺激学校或者医疗机构等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且通过研究政府的开支和浪费情况，我们能够更好的要求政府承担相关的责任。 另外，在 YouTube 上面，每一分钟大约就会有超过 24 小时的视频被上传，而且在全世界也还有更多的视频被通过监控摄像头收集起来了。无论你是否有意识到，你的手机每时每刻也都在对你的行动进行数据收集，比如说你的步子有多快，你花了多少时间等等。总之各种应用都在记录着这些数据。   然后是人类的基因组 。我们在 10 年前才学会如何对其进行排序，而且还要花费上百亿的资金。而现在为个体进行基因组的排序成本正在呈现出指数级下降，直到今年都下降到了 1 万美元。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来，成本变成 100 美元甚至为 0 的时代都不远了。 你现在可以想象这些数据的使用潜力：将你的基因和其他有类似病症的人进行配对，研究他们使用相关药物所取得的疗效。研究他人的能力，喜好等等。甚至还可以根据基因配对找到你的基因知己。要知道我们正进入一个众包，数据驱动和以基因研究为基础的医学时代。 或许，你会以为美国在数据收集方面是最为领先的，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最具有雄心壮志的项目发生在印度。印度政府一直在为其 12 亿居民收集人口信息，指纹信息等等。这将使得其能创建出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数据库。 不过做这些事也不全意味着鲜花和美酒，尤其是其中涉及到巨大的隐私问题和安全问题等方面。比如说 Google 收集信息的行为就遭到了许多方面的批评。毕竟他们能在我们读邮件之前就先睹为快，或者将我们的工作日历等信息保存下来，或者甚至能够根据我们的上网习惯猜到我们现在在想些什么。想象一下当 Google 获取到我们的 DNA 信息后会发生什么吧。   但是即便是存在以上这些安全问题隐患，人来依然不会停止其技术进步的步伐 。 事实上由于许多以往很难找到的信息和知识一下子变得容易找到了，以上描叙的这个历史时期便被人们称为了信息时代。但我现在要说的却是我们已经远远的超出了这个时代，跨进了另一个全新的时代 —- 新信息时代。 在之前发生的那些技术革新中， IBM ， Microsoft ， Oracle ， Google 和 Facebook 等伟大的公司相继诞生了。但是由于现在这些公司每天都赚着大把的钞票，因而他们不思进取，还在吃着以往的老本。 而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公司是那些具有雄心壮志的创业公司，我现在几乎就对这样一个事情深信不疑了，那就是下一个 Facebook 或者 Google 或许已经在某个车库中诞生了 。 Via TC   转载请注明： “转载自 @36氪 ”， 谢谢:) 我要分享到：

作者： 莫乃光  |  评论(0)  | 标签: 摇滚乐 , Dylan , Springsteen , Browne Bob Dylan 在香港的 2011年演唱会，將於今晚起一连两晚举行。Dylan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走红，其实並非笔者这「六十后」所属的年代，但笔者还是清楚记得，在中四时（一九八零年）突然对 Dylan的音乐发生兴趣，买了一本关於他的书籍，了解他的生平故事。 Dylan 这次来港前，上星期也首次在中国演出。適逢[敏感词]，Dylan 如期在工人体育馆演出，次日《金融时报》报导的首页插图的標题说，他在北京的演唱会不能唱出令官方尷尬的歌，四月八日的社论（註一）更带点揶揄地说，他不谈政治，只唱一曲「没有杀伤力」的”Gonna Change My Way of Thinking”（「要改变我的想法」），社论还举出一九六三年 Dylan因为某电视台对他的一首歌曲的歌词有意见而拒绝出现该台，暗示他今天经已「適应思想」及妥协，「虽然有些人会认为不该期望 Dylan先生做出西方政治和商业体系也不能成功做到的事，但看见抗爭音乐之祖父『隨风而盪』也是有点令人失落。」 用歌声呼喊 Dylan 心里想的是什么，大概他自己也不会说出来，就让大家在音乐和歌词中找答案。”Gonna Change My Way of Thinking”其实来自他一九七九年信奉基督教「重生」专辑 “Slow Train Coming”，歌词（註二）其实也不是逆来顺受地改变思维或者「被河蟹」，反而是看到了世间不平事，歌者不要再跟风，主动地「自己定出规则」，决定相信耶穌，其实並不是那么负面。 笔者当年「发现」Dylan，也是由於这张”Slow Train Coming”专辑，和其主要细碟歌曲”Gotta Serve Somebody”，歌词中说「可以是魔鬼，可以是主，但你一定要服侍一些人」（註三），这就是说，做人必须作选择，你站在哪一边。这要求挑选自己立场的思维，对笔者当年年少性格初定时，的確是有很深的影响：要选择企在那个立场，做些什么；不做应该做的，就是助紂为虐。 始终，只要 Dylan在北京可以唱出被揶揄为「隨风而盪」的”Blowing In The Wind”，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清晰的抗议声音：「有些人要生存多少年，才能被释放获得自由？一个人能转过头去多少次，假装他视而不见？」（註四）六十年代反越战和黑人民权运动的声音，今天已是[敏感词]的呼喊。听得到的，就像身边的风，必定知道；要自己听不到的，也是像风一般，就让它吹走。 除了 Bob Dylan这四十后，有话儿说的歌者，笔者还联想起 「类似」的两人：Bruce Springsteen 和 Jackson Browne，他们是属於七、八十年代的音乐人，才是属於笔者「年代」的。 五、六十后的抗爭声音 Springsteen在那年代是摇滚乐最红的天皇，號称「波士」（The Boss），但其实来自美国东岸新泽西州、生於一九四九年的 Springsteen，唱出的是当时年青基层蓝领（五十后）在越战后的失落心声：经济衰退，工厂倒闭，草根年轻工人失业的绝望；一首一首的歌，一个一个破碎的梦，一九八零年的”The River”（註五），可算是那一代的主题曲。就算是 Springsteen有时被误会为「爱国」歌曲的”Born In The U.S.A.”（註六），实情是唱出「被人把来福枪放在手中，打发去外国地方杀人」的美国小兵的沮丧和无助。 如果 Springsteen是属於东岸蓝领的，Jackson Browne就是西岸知识分子的声音；Springsteen讲的是一个个五十后草根小子的故事，Browne就较喜欢单刀直入，政治话题都有那句就说那句，一九八六年的”Lives In The Balance”，唱出了左派在列根总统年代，右派当权时的反对声音：「当一个政府向人民说谎，当一个国家墮入战爭」（註七），反对的是美国一次又一次军事介入外国战爭，由尼加拉瓜至格瑞那达，这些「连名字也说不出来的地方」。 Dylan、Springsteen和 Browne都是有话儿说的音乐人，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几近於无，差不多「唯一」的关连，是 Dylan和 Browne两人，都是由天皇 Springsteen致辞引进摇滚乐名人堂的。Browne和 Springsteen曾经在一些演唱会中合唱，最难忘的是一九七九年的No Nukes反核能演唱会中二人合奏Browne的”Stay”。三十二年前巨星云集，也可算是「成功爭取」美国之后没有批准新的核电厂项目（之前批准了的除外）；福岛事件后，中、日巨星会表达他们对核能的意见吗？ 他们的演唱会没有奇装异服和频频换衫，没有性感舞蹈员，没有在台上每晚独白再每晚「感动」流泪到指定地流泪哭一哭，只有音乐；但他们可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有话儿告诉观眾，有心改变他们身边的社会，而不是为了「市场」，只说、唱出当权者许可的和谐之音。不过，老实说，別说这里，就算是在美国，今天像他们肯说话的音乐人，都买少见少了。 期待 Bob Dylan今晚在香港的表演。 原文刊於信报论坛 2011.04.12 http://www.hkej.com/template/forum/php/forum_details.php?blog_posts_id=66120 註一：”Dylan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 April 8, 2011 http://www.ft.com/cms/s/0/a229e6ba-620d-11e0-8ee4-00144feab49a.html#axzz1JDvrrow0 註二：”Gonna Change My Way of Thinking”歌词 http://www.bobdylan.com/songs/gonna-change-my-way-of-thinking 註三：”Gotta Serve Somebody”歌词 http://www.bobdylan.com/songs/gotta-serve-somebody 註四：”Blowing In The Wind”歌词 http://www.bobdylan.com/songs/blowin-in-the-wind 註五：”The River”歌词 http://www.brucespringsteen.net/songs/TheRiver.html 註六：”Born In The U.S.A.”歌词 http://www.brucespringsteen.net/songs/BornInTheUSA.html 註七：”Lives In The Balance”歌词 http://www.lyricsfreak.com/j/jackson+browne/lives+in+the+balance_20068574.html Blowing In The Wind (Bob Dylan)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5862882310341140297&hl=zh-TW# The River (Bruce Springstee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6R77eGx8xM Lives In The Balance (Jackson Brown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PFdbKLUmQk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莫乃光的最新更新： 奥巴马 2.0 / 2011-04-11 13:49 / 评论数( 0 ) 辐射不可怕，人祸更杀人 / 2011-04-04 23:47 / 评论数( 11 ) 电子政府迈新纪元 / 2011-04-02 06:13 / 评论数( 1 ) 电讯业也有话要说！ / 2011-03-26 09:17 / 评论数( 0 ) 资讯科技界看財政预算案：「唔收货」 / 2011-03-22 07:08 / 评论数( 0 )

原文标题：North Korea’s Digital Underground – Magazine – The Atlantic （ 查看原文推荐 ） 原文链接：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1/04/north-korea-8217-s-digital-underground/8414/1/ 原文作者：Robert S. Boynton 在朝鲜，将事实走私入境或偷运出境，都是冒着坐牢——甚至处死——的危险。然而今天，凭着国外五六家秘密媒体组织相助，公民记者们使用新老技术，对政权的信息铁腕发出了攻击。真相能为这个国家带来自由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个“封闭社会”的典型例子。“自由之家”的出版自由指数排名，朝鲜实打实地垫底——196个国家中位列196。突尼斯和埃及两国人民最近借社会媒体之力，推翻了现有的政治秩序，而朝鲜人民则不同，很少能上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实际上，除却极少数高层人士，朝鲜2500万居民都没有联网。电视机只能接收政府频道。国际广播信号通常都被干扰，电力也不稳定。拥有独立式收音机是非法行为。但每个朝鲜家庭和公司都配备政府控制、连接到中央电台的收音机。扬声器可以调节音量，但不能关闭。在这个新媒体时代中全球信息共享，世界范围内都已经达到信息即时接收，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坚决不让步，政权几乎完全控制国家口径。 2004年起，五六家独立媒体组织在亚洲东北部成立，与朝鲜进行通讯——将这里的消息传出去，同时也将可能推翻政府的信息引进来；朝鲜的与世隔绝，让这样的努力显得更加伟大。这些传媒起义者们双管齐下，将冷战策略（引入美国之音类似短波，输出地下出版物）和21世纪的硬件设施结合起来：SD卡，U盘，CD，电子书，微型录音设备和手机。和所有的情报收集工作相同，他们最宝贵的资产是人力：在朝鲜和中国建起记者网络，连续发送报道，内容大到金正日“选太子”的宫廷阴谋，小到元山面粉涨价。 这些组织凭借朝鲜叛逃者和日韩活动人士的微薄预算维系，半是新闻，半是鼓吹。朝韩战火未熄，两国也都脱不开审查、假情报和赤裸裸的宣传。韩国封锁朝鲜网站和广播，《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活动和材料，如政府认为亲朝，相关人士则面临长期监禁。去年11月，最高法院就裁决一位女性入狱，因为她手中有一部乐曲，曲目标题在颂扬朝鲜。如果认为这些独立新闻机构没有受到这些压力的影响，那未免太天真。但不论他们是韩国意识神态的拥趸，还是支持现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对朝鲜的强硬路线，这些新媒体组织都在帮助建立非常之物：一个朝鲜公民记者军团，在国内做真正的新闻。 他们的工作非法，极其危险，而有所成效。2009年12月，首尔网站Daily NK抢在朝鲜官方报纸《劳动新闻》前，截取了金正日年度演讲稿——这是一份奠定全年意识形态基调的关键文件——让平壤掩面丢尽。去年12月，“开放朝鲜广播”（Open Radio North Korea）爆料，一列满载中国送给朝鲜“太子”金正恩礼物的列车在驶向平壤途中遭毁脱轨，疑为未经报道的反对力量破坏；放在几年前，这根本无法想象。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驻首尔大使唐纳德•格莱格（Donald Gregg）曾称朝鲜是世界上“为时最长的情报失败”，而突然能得到这样及时的消息，平壤观察人士不免为之一振。就在不久前，专家们还可以对朝鲜畅所欲言，因为没人能证明他们说的不对。大家看法、间谍情报和老套谣言，从来都是这个领域的筹码。 这样无根无据的专家看法后果有多严重，我们已有前车之鉴。2002年，朝鲜专家断言，政权“危在旦夕”，布什总统觉得和金正日会谈毫无必要，况且他本来就对金没有好感，不想理会。朝鲜政权非但没有崩溃，而且2006年10月，还进行了第一次核武器试爆。 这些新闻新组织具有划时代的影响。《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所发表的朝鲜新闻，几乎全部源自Daily NK和开放朝鲜电台这样的机构，抑或经其确认。“国际媒体大部分关于朝鲜的信息都是从他们这里获得，”韩国最古老的月刊《朝鲜月刊》编辑金泳三（Kim Young Sam）说；姊妹刊物《朝鲜日报》经常引用他们的报道。“其他报纸都没有这样的资源、线人，也没有他们那么专业。”就连韩国国家情报院（前KCIA）工作人员也时而联系Daily NK和类似机构，以获取信息。 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好事。今年春天，朝鲜政府就表达了其不悦：“我们已受托以共和国的名义，向那些组织发布了一条严格的警告，他们将成为我们严厉惩罚的首要目标。”该通告对机构点名道姓，平壤观察者认为，从“我们已受托”中可以看出，指示直接来自金正日。这可不是虚张声势。去年春天，两名朝鲜间谍冒充叛逃者，被遣暗杀黄长烨——叛逃入韩国的最高级朝鲜官员。（去年10月，黄长烨自然死于心脏病。）2010年1月，一为朝鲜工人因为在同韩国通电话时说到大米价格，而被行刑队公然处死。 Daily NK位于距首尔景福宫不远的一条蜿蜒小道上，在一栋破旧昏暗的办公楼二楼，非常好找，看起来更像电话中心，而不是繁忙的国际新闻机构。编辑们就坐在绕房间一圈的17个小隔间中。电话响起后，接线人员应答，然后挂掉转接——这是报纸与其记者交流的常规。 Daily NK创始人之一朴尹浩（Park In Ho）用了很多时间在朝中边界招募和训练记者。网站有韩、汉、英、日四种语言，每月访问量150,000。它和其他独立新闻机构一样，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等NGO和私人捐助。Daily NK与同行报纸类似，为朝鲜通讯员支付一小笔月薪（独家新闻会更多），而另外赞助基金，以通过行贿脱离险境。 朴尹浩向我讲述了招募记者的故事。“我通过一家NGO在中国见到他。他从金日成大学毕业，所以必定进入精英阶层。他要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他搞些炸药，炸死金正日。他认为杀掉金正日，朝鲜的一切就会改变。”他们相处了三个月，就东北亚的历史进行交谈，阅读书籍。“我希望他理解地区形势，告诉他恐怖主义非但不正确，而且什么都改变不了。”现在他成了朝鲜的一名商人，因工作经常奔波，是Daily NK最有价值的通讯员之一。 很多次记者们都是命悬一线。2008年，一名Daily NK记者在越江进入中国时，被保安擒住。这名记者暗中录下了党内官员的谈话，还持有三张内有声音文档的内存卡。朝鲜最近进行了数次导弹发射测试，记者和他的联系人在文档中就国际反应进行了讨论。 他曾与朴尹浩预演过这样的场景，告诉官员自己不过是替人办事，把内存卡带给中国的亲戚，那边的人再把信息卖给记者，拿到好价钱。在朝鲜，有钱能使鬼推磨，除非有韩国或宗教内容卷入。如果这名官员发现记者是在为Daily NK做事，他就会被送进劳改营，甚至处死。记者对官员说，可以给中国的亲戚打电话，证明自己的清白。 朴尹浩严格按规章办事。他有几部手机，每个号码都接不同的记者，在特定日期特定时间通话。如果来电不在规定时间内，就有问题。电话铃声响起时，朴尹浩尽量用他带中国口音的朝鲜语作答。官员觉得自己在同记者的亲戚通话，要5,000美元放人。来来回回几通电话后，钱花了，记者也得到释放（尽管内存卡没拿回来）。然而，官员觉得从朴尹浩身上能得便宜，想拉他和自己做生意。“他有一个月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像跟踪似的。他想做朝鲜的毒品生意，把毒品给我，我卖出去，然后我俩分红。”朴尹浩说。 朴尹浩的另一个高层信息来源是一位高官遗孀，她认为丈夫含冤而死。她生活痛苦，去中国的时候便将从孩子们——许多都在政府工作——那里得到的消息告诉朴尹浩。她在黄海附近居住，有时搭乘当地渔民的船过海。有一次，渔船上来了一名朝鲜海军巡逻人员，老太太只能在渔船仓库里鱼和冰之间藏身。她最终全身而退，却害上了严重的冻疮。朴尹浩出钱让她在中国一家医院住了两个月，总算是恢复了。“不用担心我，”她安慰，“我这么老了，也嫁不出去了，伤成什么样，不打紧的。” 1990年代末，一项大胆的策略又浮出水面：使用影像资料对朝鲜采访获得的信息进行补充。为了解相关背景，我来到日本大阪，找到了石丸次郎：一位48岁的男人，身材不高，神色严肃，留着修剪整齐的山羊胡。他为亚洲国际新闻社（Asia Press International）工作，这一组织中都是特约记者，对阿富汗、伊拉克和中东其他战争地带的报道颇为有名。12年来，亚洲国际新闻社的朝鲜记者们拍下了这个国家最引人注目的镜头。 石丸从90年代就开始访问中朝边界，采访难民，拍摄录像，记录文字。他曾两次合法进入朝鲜，还有一次伪造了中国护照。1998年的一天，经常往来边界的年轻人安澈（Ahn Chul）提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建议：“你干嘛要在这儿拍摄？这太危险了。”他说，“给我录像机，我从朝鲜内部给你拍。” 石丸教给他了一些基本摄影技巧，为他配置了一台藏在购物袋中的摄影机。两人约定三个月后见。安澈带回的影像让人震惊：满身污垢的孩子们赤着脚，从奶牛的粪便里找吃的，挑拣玉米粒。他们目光呆滞地告诉记者，自己的父母早就死了，他们没有家，也没有亲人。这段影像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这次实验非常成功，石丸于是开始训练其他有志向的记者，他在拥挤的中国市场教授他们如何秘密摄影。现在，石丸每几个月就在中国约见他的驻朝记者，帮他们挑选并编辑录影带。 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怎么会有这么多漏洞，滋养韩国观察者们获取新闻呢？这要追溯到1980年代末共产主义崩溃，朝鲜此前长久依赖东欧阵营为保证其人民的生活，此后便无法维系。1990年代中期，接二连三的洪水袭来，收成大受损害，造成了饥荒，最终饿死了100万朝鲜人——也就是全国5%的人口。政府的粮食分配体系失去支持，靠它吃了50年饭的人民不知所措。许多人都挨了饿。还有一些虽然深经苦难，却忍饥来到中国找吃的。1998到2002年间，经由中国逃到韩国的朝鲜人——从前通常每年不过几位——增加了10倍。 这些朝鲜叛逃者们一旦跨过鸭绿江或图们江，就会惊讶地发现，即便是最穷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也比他们高，至少食物是充足的。如果非要说，那中国人民越来越富裕。 因为饥荒，朝鲜的露天市场越来越多。1994年金日成死后，这样的市场就开始出现。人们如有幸能耕种一小片田地，就卖出他们多余的收成。警方试图清肃市场，就会发生骚乱，政府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市场愈发壮大，不止可以买卖大米，还可以搞到走私的韩国肥皂剧和二手电子产品。 随着这种交易的发展，石丸有了新想法。市场既然能得到信息，能不能将影像走私入境呢？他和同事们于是开始制作金日成时期的一段影像，思想性非常微妙：赞扬生活富足、食物丰盈的时代，就是含蓄批评当下的金正日时期，生活贫瘠，食物匮乏。这段录像在日本编辑，送往中国，刻录了几百份。边界上的商人们巴不得有免费商品，没过几天，录影碟便出售一空，在朝鲜上下市场流传开来。 而在另一边，中国人民越来越富裕，淘汰掉了他们的随身听和低价电脑，换上了iPod，为电脑配置了更大的硬盘和DVD刻录机。这10亿中国人的旧货怎么办呢？卖给穷光蛋邻居。（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58%朝鲜人拥有带收音机的录音机，21%从VCD播放机上观看录像。）这些发展为新闻业打开了重要豁口：越来越多的朝鲜叛逃者从国内带出消息，市场的发展和二手科技也为更多信息提供了渠道。朝鲜问题专家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和马库斯•诺兰（Marcus Noland）根据他们对难民的调查，在最近的一篇研究中写道：“不仅外国媒体能更广泛地被接收，而且买卖外媒的限制也越来越小。” 说起科技，朝鲜政府总是拿不定主意。虽然他们的指导思想是“自主”（juche），但仍依赖邻居才能进入信息时代。官方YouTube视频、Twitter和Facebook账号都是在中国注册。直到1990年代末，所有的国际电话都要经由北京或莫斯科接通。国内为数不多的网络连接，也需越境连接中国联通。 只有几千名朝鲜科学家和高官才能上网。大部分朝鲜民众则只能上“光明”局域网，阅读经由审查的新闻、官方文件，使用最基本的电邮服务。光明网2002年建立，是在日本版Windows系统上加以改造，可以在大学、政府办公室中登录，同样还有大城市里，青年人玩游戏看电影的一百家左右网吧中。 拥有计算机不违反法律，但必须在当地政府注册。大部分电脑都来自中国，运行的是盗版微软系统。朝鲜唯一的计算机制造公司——早安熊猫——每年仅产出10,000台。如果说计算机稀少，那打印机更甚。打印机受到严格监管，因为可能传播反政府文件。同样，朝鲜人民不得私藏传真机，只有国家邮政局和营业所才可拥有。发送传真需要高层管理人员许可。而手机——不管是行货还是水货——都是最近五年才出现。 广播是朝鲜政府同民众沟通的主要工具，由于历史使用模式、科技等种种原因，也成了流亡电台的选择。有一些是针对特殊听众。2007年成立的朝鲜改革电台（North Korea Reform Radio），向政府官僚传播自由市场信息（现在正在播放44集的中国经济改革系列）；朝鲜知识分子团结电台（North Korea Intellectual Solidarity ，NKIS）既是智库，也是新闻机构，主要针对知识分子（“下层人民太无知愚昧，精英阶层又过于强硬。” 创建者金恒光说）。 一些节目具有鲜明的社会化媒体特征。自由朝鲜电台（Free North Korea Radio）的人民之声就播放对朝鲜人民的街头采访，他们的声音在朝鲜境内播出之前都会经过数字变音。朝鲜改革电台采访现居韩国的叛逃者，他们有些无法融入韩国社会，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对新家的矛盾心理——这本身就是他们刚刚获得的言论自由。 朝鲜人民最感兴趣的，还是本国的统治家族：国父金日成，其子金正日，还有“太子”金正恩。政府的臣民们对金氏家族所知，大部分仅是国家宣传机构炮制出来的闪光历史。他们很震惊地发现，原来金正日是在俄罗斯出生，而不是神一般的长白山；朝鲜人在社会问题上十分保守，听说金正日除了跟几位正妻生有孩子外，还有几个私生子，简直目瞪口呆。 编辑们加班赶点，制作了一系列金氏家族的节目。开放朝鲜电台推出了原创广播剧——2012，意指众所期冀的金日成百年诞辰。故事一开始便假设金正日第二次中风后无法继续执政，想象朝鲜在不远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朝鲜自由电台（Radio Free Chosun）将统治家庭的几部回忆录戏剧化，其中有一部还是金正日的厨师所撰。朝鲜改革电台也推出了自己的原创剧：金正日饥荒期间吃什么？ 他们这样做，是认为娱乐和新闻结合，比单纯关注饥荒和人权侵犯（大部分朝鲜人都明白）更引人入胜。证据显示，节目颇有成效。在对朝鲜难民进行的调查中，哈格德和诺兰发现“消费外国媒体”和“负面评价朝鲜政权及其意图”之间存在明显关联。自由朝鲜电台创建者金盛民（Kim Seong Min）就称，自己在政治上的觉悟要归功于短波节目。他曾在朝鲜宣传部门任职，有时会收听自己没收的非法收音机。一天晚上，他听了一个韩国节目，叙述和金氏家族的许多神话截然相反。经过一番研究，他发现广播说的没错，于是开始怀疑，难道自己接受的教育都是一派谎言吗？没过多久，金盛民便叛逃了。 无疑，朝鲜知识分子团结电台是考虑科技作用最多的电台。他们的记者配备韩国手机——而不是中国货，因为他们的技术人员认为，韩国手机的编码协议，更不容易被朝鲜情报人员追踪。NKIS不仅仅满足于购买现成的录音机和摄像机，还使用定制设备，待机时间和录制次数都相当出色。我要求看下设备，被对方友好拒绝。 组织强调技术，是因为其创始人金恒光（Kim Heung Kwang）。金恒光是朝鲜陆军属下咸兴工业大学（Hamhu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计算机科学教授，51岁，看起来却是六十多岁的样子，面容憔悴，一看就知道曾经和政府过不去。他在朝鲜将学生培养成工程师和士兵，最优秀的学生被部队的精英黑客部队招募——据称这些部队2009年摧毁了韩国和美国的政府网站。他曾教过的两名学生最近刚刚叛逃，在NKIS和他共事。 由于携有高科技设备，金恒光曾在朝鲜遭遇麻烦。“我有几本从中国带来的电子书。国家安全部队就因此把我拘捕了。”他告诉我。其实这些书都完全没什么毒害，基本上书名都是激励人心的那种：如戴尔•卡内基的《如何获得朋友并影响他人》。“这不是什么反政府书籍，凭什么就是犯罪？”他苦涩地反问道，“我当时觉得朝鲜体系完全没有希望了，就开始梦想去一个自己能想什么说什么的地方。”金恒光2003年叛逃，一年后到达韩国。 金恒光团队的首批成果，就包括一本电子书，名为《世界村之窗》，是一本204页的入门读物，介绍了韩国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嵌有影像、音乐、照片和声音文件。U盘容量为3G，于是还留有空间，他又加入了一些面向孩子们的数学程序，面向成人的算命程序，还有游戏和一些其他计算机工具。 金恒光把手伸进口袋，向我展示了他特别编码的U盘。插入电脑后，U盘显示为“无内容”，以防落入边防之手。如用户精通计算机，或者没有嫌疑，只要双击图标，程序就会运行，在计算机上安装名为“Welcome World”的文件。（一些创立者反对使用这些隐秘的识别技术，害怕U盘可能会让无辜的人们陷入麻烦。）另外，还有自我摧毁程序。“我们将其设定为一月后，或者一定次数的下载后便自动清理。”金恒光拿着一张U盘解释道，“就算你被抓住阅读电子书，国家安全警察也没有证据。反正你可以说，自己拿到的时候以为是空盘嘛。” 朝鲜政权对信息严格控制之下，这样的颠覆性组织可能会显得有些狂妄——这不但是新闻，也是信念之举。在这些坚持面向朝鲜的小范围广播中，范围最小的要数“可能与朝鲜相关的失踪日籍人士调查委员会”（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on Missing Japanese Probably Related to North Korea ，简称COMJAN）创立的广播站，“潮风放送”。1970年代末，朝鲜开始任意从海滩和公园中绑架日本公民，然后关在平壤25年左右。家人们觉得他们是离家出走，不然就已经命丧九泉。他们究竟为什么被绑架，现在还不甚清楚，尽管很可能与间谍训练有关。甚至确切有多少人被绑，也是个未知数。2002年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峰会上，金正日承认绑架了13名日本人，其中五个还活着（随后被送回日本）。日本政府坚持认为至少有17人被绑架，也拒绝相信其他人都已死亡。COMJAN坐落在东京饭田桥车站一幢不算漂亮的公寓三楼，代表那些没有被日本政府承认的被捕者发出呼吁，希望能通过广播联系到他们。 我去拜访的那天，朝鲜学教授及COMJAN主席荒木弘（Araki Kazuhiro）正坐在小小的临时胶合板播音室中，为“潮风放送”一日两次的短波播读最近核武器谈判的新闻。播音结束后，我们在一张会议桌上坐下喝茶。荒木说，他认为有400多名日本公民被绑架，而且这样的事情今天还在发生。朝鲜经常会干扰“潮风放送”的信号，和对待其他短波一样。而“潮风放送”也经常转换频率，但朝鲜会马上锁定新频率，继续干扰。 Daily NK和其他广播机构时而会同听众交流，而“潮风放送”则基本是真空操作。除了2002年释放的五位日本人，再没有其他被绑者的音讯。我尴尬地问起：荒木有没有证据证明，朝鲜有人能够——不管他是不是被绑架者——听到这个频道的广播呢？ 荒木及其出品人相互商量了一下。“我们曾经听说一名高中生能够在平壤收到我们的节目，但我们也不确定。”他说。茶点过后， 荒木告辞，又回到了播音室。这时候已经快要中午，他还要录完一个朝鲜语片段，下午播往海那一边的朝鲜。 来源：东西  译者： rhineyuan 链接： http://dongxi.net/b05nM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197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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