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是政治问题还是科学问题？
废话一筐： 今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许多人质疑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官方也不断发出喜气洋洋的信息，意思是幸亏有三峡大坝，不然，长江流域的国民更惨。本来，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是一个科学问题，究竟能否防洪，能防多大的洪水，是很容易被计算和实证确认的。可在中国，这一类科学问题，因为某些领导人的意志，都不幸地转化成了政治问题。 点评章立凡的《从三门峡眺望三峡》 作者：水博 看到网上有人不时地把章立凡的犯傻文章《从三门峡眺望三峡》拿出来吹捧，真有些看不下去了。本来我还是一直保持着某种克制，不愿意实话实说的揭露章立凡的可笑作品。然而，既然有这些人总是执迷不悟，而且非要把章立凡的胡言和黄万里搬出来唬人，也就不能怪我不礼貌了。下面我就对章立凡文章中的部分说法，进行一些点评。 章立凡说“回顾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也不能不反思我国教育和人才选拔的体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教育盲目效仿“老大哥”，搞“院系调整”，将各院校原来的教育体系打破，组成文科院校和理工科院校。这种改造的目的，是将莘莘学子培养成一部大机器上的“标准件”，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其他知识门类知之甚少，知识面狭窄。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文科被认为是危险学科，长期不受重视，其后果是培养出一支“有知识缺文化”的技术队伍。” 章立凡的分析有点牵强附会。别忘了，在几十年来国家水坝建设中当主力军的是潘家铮等一些50年代初期毕业的和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生。特别是三门峡的建设时期，更是如此。“院系调整”的学生还没有毕业，根本就与当时的决策无关。实际上文理分科之后，我国的国情是普遍的重理轻文。从中学生起大家就都认为脑子不好使的，只能靠死记硬背的人，才会无可奈何的去选择学文科。所以，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我国文科学生的素质普遍比较低。用方舟子的话来说就是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文科傻妞”大量存在，这也曾经是大家比较公认的看法。因此，才培养出一批像作者这样自认为有文化，而不懂得任何科学知识的自命清高的“傻妞”文人来。恐怕这才是中国人文方面落后的主要原因。 章立凡说“1949年以后反其道而行之，人文科学又出现了滞后的局面。这种状况对于施政决策的影响，是单纯技术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人文思维；人文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却不免会喜欢技术思维（指广义上的技术思维，或曰“行政技术”）。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宣传“摸着石头过河”，固然有“中国特色”的探索性，也不乏 “技术实验”的意味。 倚重技术思维来施政决策，后果往往难保周全。其不足之处，是往往偏重于对付眼前的具体问题：以为凭一点或数点技术上的完美设计，就足以解决大系统上的所有问题；以为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就能弥补整个体制上的缺陷；以为靠法制架构上的严密防范，就可弥补道德上的内在真空；以为有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总体设计，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切发展变化。” 自古以来，眼高手低的文人们都会看不起技术，但是，万丈高楼都是从一砖一瓦做起，没有细致平凡的工作，就只有空想和吹牛了。这就是作者这样的 “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文学者（简称文傻）最典型的特征。 章立凡说“重大决策中的人文思维和技术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路。人文思维侧重于宏观，技术思维侧重于微观，但前者的外延更为广泛，足以将后者包容在内。技术论证上可行的项目，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未必可行。二十世纪是能源世纪，三门峡、三峡工程的建设论证，也以获取廉价能源为重要论据。二十一世纪是环保世纪，涵盖了从人文到自然的多学科思维，从经济上将环境资源列为社会成本，重视可持续发展。” “文傻”的思维方式就是害人，居然认为20世纪是能源世纪，21世纪是环保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不要环保了吗？没有必要的环保措施恐怕20世纪之内人类就能被灭绝。21世纪就不需要能源了吗？相反比20世纪需要更多的能源。社会上的几句宣传口号就能让“文傻”们想入非非、大言不惭，这些文傻们也真够可怜的。 章立凡说“精密的技术思维如果能与沉稳的人文思维结合，思维模式就会相对完整。黄万里教授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家庭和教育上的背景，人文修养是很深厚的，其诗词流传不广，文学水平却不低。他坚决反对在江河主航道上修高坝大库，就是一种务实技术思维与深远人文思维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观。” 鉴于黄万里敢于仗义执言的品格，我一向比较尊敬黄万里。不过既然这位文傻执迷不悟，而且很反坝分子非要把黄万里当作偶像，当成神仙来吹捧，那我就只有实事求是的说说黄万里了。客观的说黄万里的思维方式也是有毛病的。过于自信的思想方法，让他不但敢于坚持真理，而且，还敢于坚持错误。 技术问题的判断上证明黄万里的预言错误的地方咱们先不提，就看黄万里给中央写的第三封信中的这一段内容“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霸，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是对国家经济不利。”。你能得出什么结论？李锐是一个大家信任的共产党员，三门峡建设时期他还是水电建设总局的局长，大家应该相信他说的话吧。他都说过，他不知道当年有个叫黄万里的也反对三门峡。可见黄万里的话可信吗？ 再说，当时彻底反对三峡的人到底有多少，谁还不知道？光人大表决就有177人明确投票反对。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看到这么一份连基本事实都不能正视的胡说，你会对他的建议作何感想？恐怕谁都会觉得；敢把这些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不厌其烦的写给中央，十有八九是脑子有了毛病。然而，这种偏执狂的毛病却能被一帮子文傻们吹嘘成“精密的技术思维如果能与沉稳的人文思维结合”的“神仙”。大家说文傻们可怜不可怜？ 章立凡说“万里长城和大运河都经历了毁圯和淤塞的过程：长城已是历史陈迹，废了还有文物、旅游价值；大运河虽然还在使用，但效益已远非昔比。任何工程的使用寿命都有极限，三门峡和三峡岂能例外？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文傻们谈论问题的时候最好有一点逻辑性。古代的长城有旅游价值，古代的都江雁同样有旅游价值。三门峡失误之后，很快就得到了技术改造。在小浪底没有建成的几十年里，三门峡对黄河下游的巨大防洪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诋毁的事实。即便在今天三门峡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不说防洪、供水、生态保护功能，就是每年的旅游收入恐怕也要过亿。关于三峡的命运，更不用你这些文傻们担心，告诉你，即便在几千年之后，三峡完全被泥沙淤满了，也用不着它去发电了。那也将就是一个人造的“尼加拉瓜”大瀑布，其景色同样会美不胜收。 章立凡说“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大坝出表面现了八十来条裂缝，潘家铮院士辩称：“不会破坏结构的整体性，也不会影响到机组和工程的安全”；张光斗院士则摸棱两可地评价说：“不是一流工程”，“施工质量不好。可是也不是很坏。所以我们的评价叫总体上良好，总体上还是良好的，换句话说它也是不好的”；张院士的“老搭档”钱正英老部长，则早在1999年就说“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底气远远不及当年豪迈。” 这种说法还是因为作者的孤陋寡闻。大体及混凝土的表面裂缝确实是全世界工程界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对于混凝体重力坝，确实是“不会破坏结构的整体性，也不会影响到机组和工程的安全”。作者说三门峡被黄万里不幸言中也有失公正。当年正确预测三门峡问题的应该说是温善章等人。黄万里的不建坝靠放水冲淤的治黄方案，是典型的只知道治理水害，不懂得水资源利用的“工程水利”思想。如果听了他的，现在的黄河上可能一座水坝都没有，不仅洪涝灾害无法避免，而且在目前的社会用水需求下，我们的黄河下游要不是半年没水流才怪呢？黄万里的意见（除了预见到了泥沙淤积产生的问题之外，）不但当年不正确，不能被接受；现在看仍然不正确，不能被接受；而且恐怕将来永远也都不能被人接受。 黄万里预见到三门峡将产生严重淤积问题的正确的部分，恰恰是当时很多专家都持有的共识。所不同的是众多专家被当时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开展的植树造林，能够控制黄河泥沙的产生的政治说法堵住了嘴，不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便如此，温善章、叶永毅还是比黄万里还更勇敢地直接给总理写信，警告三门峡可能出现的问题。而被反坝份子吹捧成神仙的，所谓的唯一反对三门峡的黄万里也不过就是和很多人一样，在讨论会上发表了一些不赞同三门峡上马的言论意见罢了。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在咱们一些善于煽情的文傻文章里，居然能编成离奇故事。 章立凡说“我这个没学过水利的人，只好凭单薄的常识观察：任何违反自然的事情，大自然都会给予报复。大江大河是地球的大动脉，一座横亘在主航道上的大坝，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斜”湖，改变了生态上的大系统。一大盆水潴留于此，不可能不蒸腾、侵蚀和污染，对于气候、生态不可能不发生影响。” 我觉得章立凡不但没学过水利，而且也可能没学过马列主义，没学过自然辩证法。恩格斯早就预言“人类取得的任何伟大成果，都将遭受自然界的报复”。害怕报复的文傻们，可以回到树林里去继续当猴子。很多文傻都把“大江大河是地球的大动脉”当成一种时髦的说法，其实这种比喻真是傻得很，现在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河流上都建设了水坝，请问如果我们文傻们自己身上的每一个血管都长满了瘤子，你还能活吗？总之，文傻们抒情比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从三门峡眺望三峡 ——兼谈决策的人文思维与技术思维 章 立 凡 “圣人出，黄河清”是论证修建三门峡大坝时的一条论据，当时因简体字正在草创阶段，被误读为“怪人出，黄河清”，足发一噱。如今这座吸附在中华民族母亲河上的庞然巨怪，其危害连当时主张修坝者也不得不承认了。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的圣训，五十年代也被当作主张修筑三峡大坝的一条依据，但被毛泽东自己搁置了，到今天才成为现实。千秋万代后，后人如何评说，谁也不知道。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纵有为万世师表作证的好处，渭河流域数百万人民何负于衮衮诸公？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望风希旨的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他顾左右而言王”，肉烂嘴不烂。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是领袖的浪漫诗思，也属于人文思维的范畴，但老人家在1958年听李锐陈述了几条国力上难于承受的理由后，修建三峡大坝的进程就戛然而止了。毛泽东是极为关心自己历史地位的人，不想冒被历史论罪的风险，诗思不得不让位给史思。那时还没有“超限战”和“恐怖主义” 的概念，如今却不能不佩服他的精明，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三峡大坝和美国黄石公园火山、日本大陆架一样，都是生态战争中的“死穴”。 三门峡工程的议案，是在“学习老大哥”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于1955年经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在此前后虽出现过黄万里等的反对声音，却于1957年隆重开工。同期埃及政府实施了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坝工程，也留下另一个失败的例证。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环保理念已成为世界文明主流。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 票通过，反对177 票，弃权664 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回顾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也不能不反思我国教育和人才选拔的体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教育盲目效仿“老大哥”，搞“院系调整”，将各院校原来的教育体系打破，组成文科院校和理工科院校。这种改造的目的，是将莘莘学子培养成一部大机器上的“标准件”，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其他知识门类知之甚少，知识面狭窄。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文科被认为是危险学科，长期不受重视，其后果是培养出一支“有知识缺文化”的技术队伍。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文源于经验，技术源于实验，本是不可偏废的两只车轮。传统儒家文化追捧“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人文理念，鄙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技术实践，造成我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1949年以后反其道而行之，人文科学又出现了滞后的局面。这种状况对于施政决策的影响，是单纯技术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人文思维；人文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却不免会喜欢技术思维（指广义上的技术思维，或曰“行政技术”）。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宣传“摸着石头过河”，固然有“中国特色”的探索性，也不乏 “技术实验”的意味。 倚重技术思维来施政决策，后果往往难保周全。其不足之处，是往往偏重于对付眼前的具体问题：以为凭一点或数点技术上的完美设计，就足以解决大系统上的所有问题；以为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就能弥补整个体制上的缺陷；以为靠法制架构上的严密防范，就可弥补道德上的内在真空；以为有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总体设计，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切发展变化。 重大决策中的人文思维和技术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路。人文思维侧重于宏观，技术思维侧重于微观，但前者的外延更为广泛，足以将后者包容在内。技术论证上可行的项目，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未必可行。二十世纪是能源世纪，三门峡、三峡工程的建设论证，也以获取廉价能源为重要论据。二十一世纪是环保世纪，涵盖了从人文到自然的多学科思维，从经济上将环境资源列为社会成本，重视可持续发展。 精密的技术思维如果能与沉稳的人文思维结合，思维模式就会相对完整。黄万里教授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家庭和教育上的背景，人文修养是很深厚的，其诗词流传不广，文学水平却不低。他坚决反对在江河主航道上修高坝大库，就是一种务实技术思维与深远人文思维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观。 万里长城和大运河都经历了毁圯和淤塞的过程：长城已是历史陈迹，废了还有文物、旅游价值；大运河虽然还在使用，但效益已远非昔比。任何工程的使用寿命都有极限，三门峡和三峡岂能例外？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大坝出表面现了八十来条裂缝，潘家铮院士辩称：“不会破坏结构的整体性，也不会影响到机组和工程的安全”；张光斗院士则摸棱两可地评价说：“不是一流工程”，“施工质量不好。可是也不是很坏。所以我们的评价叫总体上良好，总体上还是良好的，换句话说它也是不好的”；张院士的“老搭档”钱正英老部长，则早在1999年就说“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底气远远不及当年豪迈。 我这个没学过水利的人，只好凭单薄的常识观察：任何违反自然的事情，大自然都会给予报复。大江大河是地球的大动脉，一座横亘在主航道上的大坝，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斜”湖，改变了生态上的大系统。一大盆水潴留于此，不可能不蒸腾、侵蚀和污染，对于气候、生态不可能不发生影响。 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 “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我国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起，历朝历代都是执着的“治水政府”。唯有东方专制主义大皇权，才有本事调动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令西方资本主义小政府自愧弗如。煌煌政绩的公案下面，也暗藏着巨大的黑洞，以黄河为例，历代河道官员都是肥缺。中饱私囊的后果，是连年决口的“豆腐渣工程”，最终成为一条“地上悬河”。 张奚若教授在1957年曾批评说，当前有四大倾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对此耿耿于怀，在庐山会议上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自以为“人定胜天”。坚持“好大喜功”的结果，是“规模不经济”，酿成“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双重灾难。 重大决策不应当是实验。上述两场以中国社会发展为代价的乌托邦主义大实验都失败了，浪费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三门峡工程的生态大实验，毁坏了黄河这条母亲河，学费至今没有交完；三峡工程是一座更大的生态实验场，谁来对长江这条中国最大的母亲河负千年的历史责任，如今只好拭目以待。 改革开发以后，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力加强，“好大喜功”的心态也随之飙升。一面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层各地多以求大为荣，相互攀比，利益驱动，“政绩工程”层出不穷，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废物点心”。另一面是中国的“基尼指数”在1995年就已超过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数千万百姓的温饱尚未解决；盲目开发造成农民大量离开土地，“房吃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等等，等等…… 关心民瘼，爱惜民力，是基本的为政之道。有远见的政治家，皆知今日自己之所作所为，将来都要写进历史。只有路易十五这种昏君，昧于历史而不畏也，才会说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那样的昏话，害得他儿子上了断头台。 现实中的问责制管不了的人和事，自有历史问责制来管。有权者可因无知而无畏，有知者可因媚权而无耻。短视的技术思维与深远的人文思维相比，最大的误区在于：只顾眼前之事，不知敬畏历史。毛泽东在三峡工程上有自知之明，低头侧身悄然闪过，在劫难逃者只怕另有其人。 2004年6月22日 风雨读书楼 补记：?文完稿待发期间，国家防总于9月1日刚刚宣布今年汛期结束，次日起川渝地区突降特大暴雨，形成了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809万人受灾，181人死亡，50人失踪，三峡船闸停航4日。开县、达州及千年古镇磁器口等皆被洪水淹没；重庆北碚、万州铁峰山、宣汉县天台乡等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其中万州铁峰山滑坡3平方公里，一座500多人居住的场镇变为废墟…… 在表彰军民英勇抗灾，呼吁健全预警机制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三峡地区的生态变化。中华民族应该引发另一种思考——如果三峡工程的决策重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惨烈的灾害是否可以避免…… 2004年9月13日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