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旺報 【楊志弘】     　今年大陸的十一長假，開放高速公路免費通行，不料堵車依舊。同時，微博上也為堵車原因，吵得不可開交。究竟堵車原因是免費通行引來更多車流量？抑或是派發免費通行卡影響車速？因爭執雙方均為媒體人，自是能言善道，且各有擁護者，好不熱鬧。     　然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雙方唇槍舌劍，竟然擦槍走火，一度將爭議的矛頭指向媒體體制。如此一來，招引更多旁觀者加入論戰。究竟體制約束了官方媒體的發揮？或是保障了官媒？同情官媒者有之，批評體制者有之，各打五十大板者有之。     　控管傳媒 統一口徑     　從台灣媒體管制時代的經驗來看，報禁和（電視和廣播）台禁，猶如刀之雙刃，一方面約束了媒體的自由發展，另一方面也避免媒體的競爭壓力。因而，台灣戒嚴時代的31家報社、3家電視台和33家廣播電台，雖然不時抱怨體制的言論束縛，卻也保障了豐厚的經濟回報。     　隨著經濟改革開放，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一再被提出，媒體角色也日益重要。當前大陸的媒改，在開放和穩定中步履蹣跚，進兩步退一步。中共中宣部主導的媒體體制，控管嚴密。不只是大陸境外的訊息一律統一口徑，如近日的釣魚台領土爭端，或是美國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的評判，均由中央統一供稿，不容媒體各說各話。     　每逢重大事件發生時，無論官民，只能紛紛打探境外媒體的說法。依賴外國媒體瞭解本國訊息，似乎已成體制的常規。如同經濟上的產品外銷轉內銷。大陸訊息在境外市埸更容易獲得。事實上，中共當局經常向外媒透露重大政策訊息，作為試探輿論反應的風向球，巳有多年歷史。     　10年前的2002年，攸關政治領導人換屆的十六大召開前，大陸媒體對人事、議題，甚至召開日期，隻字未提。反而，五星酒店提供的境外英文報《亞洲華爾街日報》，領先兩天報導相關訊息。     　可是，隨著媒體科技的發展，各種新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中共的管制也倍感吃力。如微博等網路新媒體，管制相對困難，輿論也就相對地開放，因而漸成為管制體制下被封殺訊息的輿論「地下市場」。     　微博開放 網民活躍     　相對於較開放的新媒體，受管制的傳統老媒體，較難滿足社會的多元需求，甚至淪為網民譏諷調侃的對象。因此，某些不滿訊息遭封殺的新聞人，常在網路上釋放出遭傳統媒體封殺的「漏網訊息」。但也因而充斥各種未經證實的傳言；目前已規定微博用戶必須實名登記。各媒體的新聞從業員，更被要求報備所擁有的微博。     　當前大陸媒體，是中共中宣部主導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猶如雙刃劍，雖說保障了現存媒體的利益，但也約束了媒體的發展。體制的約束，導致大陸傳統媒體並未隨經改而同步改革，也未隨著傳播科技發展而更加開放。     　有些大陸媒體人參照台灣改革開放的經驗，對大陸媒體改革抱著高度的期盼。然而，日前國家接班人習近平突然神隱，事後傳統媒體依舊未有任何交代。有位大陸資深報人感嘆說，外國傳統媒體的言論自由，已走過輝煌的時代，正因科技發展而日漸式微中；但是，中國媒體才剛要爭取發展空間，卻在新媒體的競爭下，已接近日落黃昏了。     　果真如此，只要媒改落後於社會需求的一天，諸如微博這種自我媒體，或許仍將在輿論的「地下市場」 中，如同山寨手機一樣，半公開地滿足了社會的廣大需求。     　（作者為台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理事長）

中國時報 【本報訊】     　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向台灣表達日本政府的訊息，首度以「懸案」來形容釣魚台爭議，很耐人尋味。     　首先，在用語的選擇上，明顯是有些軟化。因為日本向來堅持釣魚台不存在主權問題，以「懸案」來形容，至少承認台日之間是有些事情爭議未解。     　其次，在發言層次上，台日沒有邦交，互動向來要透過白手套交流協會，但這次是由外相親自向台灣大眾講話，其動作本身就非常不尋常。而且訊息相當友善，不但強調台日關係重要友好，還特別代表災區感謝慷慨捐輸的台灣。對於馬英九總統的「東海和平倡議」，雖然表示無法完全接受，但肯定其精神，這是日本政府首度對馬總統的「東海和平倡議」作出呼應。     　在發言對象上也有玄機，玄葉這些軟話只講給台灣聽，除了兩岸對日本的友善度本來就有差之外，日方也可能是在分頭進行危機處理，降低兩岸聯手抗日的可能性。     　在漁業談判方面，台日過去十六次談判談不出結果，主要就卡在釣魚台主權上。現在日方積極促談，看樣子是真的想談出個協議來，以化解釣魚台爭議裡的漁民魚場問題，減少一項衝突變數。由此推估，日方可能已經備妥腹案。     　以現在的情勢與氣氛，台日漁業談判獲致成果的機會，顯然比以往來得大。對台灣來說，日本如果願意提供實質的漁業利益作為交換，政府當然應該把握機會為漁民爭取最大利益。

谢长廷访问大陆，能否为国民党带来转机？中共即将召开十八大，能否为中国迎来希望？中国要解决钓鱼岛争端，除了砸自己的东西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民进党重量级人物谢长廷本周访问中国大陆，虽然是以调酒的名义进行私人旅行，但是舆论无不窥探其政治意义。民进党智库成员陈大钧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谢长廷前往大陆访问，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陈大钧说，民进党向来坚持台湾的主权，不赞同国民党将主权模煳化，显见在此一问题上，民进党和北京仍有待进一步磨合或是沟通。但是，谢长廷踏出这一步之后，民进党的其他领导层未来和中国大陆接触就不会”瞻前顾后”，就算是民进党中的独派也不反对两岸在经济等方面加强接触。 台湾《苹果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谢长廷迈出了勇敢的一步。评论认为，”国共联手，民进党更有理由胜出，因为根据各方民调，台湾人民的政治认同约7成认为自己是台湾人，8成左右不喜欢共产党，也认为中国对台湾有敌意。如果这些民调正确，国共联手应该是国民党的罩门，怎麽会反而对民进党不利？民进党不解决这个悖论，永难翻身。 ” 谢长廷 十八大不会带来新希望 中共十八大定于11月8日召开，新一代领导人将会产生。他们会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吗？《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持怀疑的态度，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带来全新的政策。 文章说，乐观的人士希望，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将意味着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向，通过刺激消费和减少投资，来使中国经济增长走上可持续之路。新领导班子成员的教育背景与以往不同──他们中有更多经济学家和律师，工程师的数量减少。但是，鉴于中国领导人个性的鲜为人知和中国政策符号的晦涩难懂，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上是有风险的。 旅居德国的政治学学者彭涛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共惩罚薄熙来是为了巩固一党专制，而不是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说， “据我看来，中共中央倒薄跟中国共产党以后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多大关联。倒薄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意义上的体制改革，而是为了排除党内像薄熙来这样的不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走个人的权力路线的人。” 岛屿争端 国际法能解决钓鱼岛争端 近段时间的中日冲突，谁是最终的获利者？据日本共同网报道，韩国高丽大学名誉教授徐镇英日前就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主权之争问题发表看法，认为日中两国政治家迎合民族主义舆论导致对立激化，而获得一定实际利益的中国会收回矛头，事态将趋于平息。徐镇英教授认为，中国暗示使用武力不过是一种辞令。就像日本不会在独岛（竹岛）问题上使用武力一样，中国没理由为了尖阁问题连国家命运都赌上。 既然从来就没有准备打仗，那么煽动国内的好战情绪，就是一种对国民的欺骗。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领土纷争吗？现有国际法到底能不能解决一系列中国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岛屿主权冲突？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在台湾《中国时报》的专栏里，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孔杰荣教授认为，东北亚或许会得益于效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所采取的政策。中国和日本应采纳法国和西德的模式，坚定地带领其人民远离历史积怨，形成一个区域共同体，逐渐设立协调政策和共筑合作的机制。但是，东亚国家历来倾向于对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持不信任态度，认为它们是由西方主导的机构。 孔杰荣教授呼吁，东亚的两个大国是时候该抛弃一览无遗的自相矛盾和不计后果的惺惺作态了，应该开始用成熟和富有远见的方式，如同处理其他问题一样处理岛屿争端。为保卫国家主权而情绪化地信誓旦旦、片面的广告、有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自我毁灭式的经济制裁和戏剧化的海岸警备队小型冲突，正威胁着破坏该地区已取得的各种成就。 作者：张平 责编：苗子

随着今年年初金正恩从其故亡父亲那里接掌朝鲜最高权力以来，韩国和中国的朝鲜问题专家普遍认为，诸多迹象显示，该国将出现变革。《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朝鲜情况依然故我，平壤让北京继续头痛。 （德国之声中文网）《法兰克福汇报》周六（10月6日）刊登一篇记者发自北京的文章，指出：金正恩极力争取中国人投资，同时，未离开其父制定的既定路线，即使在双边经贸合作领域，中国人也吃尽朝方苦头： “朝鲜大力争取中国对双边合资项目的投资，迄今成果有限。中国企业已经不再根据国家的旨意行动，而是遵循经济考量。9月底，北京举行了中朝投资博览会，30多个朝鲜国有企业派代表赴会，中方企业对朝鲜境内项目的兴趣却不怎么高涨。尽管中国官方明显地是有意散布有关双边合作不断增加的积极报道，但作为邻居和伙伴的中国企业事实上却不得不同朝鲜生意人的狡诈而苦斗。 “中国企业西洋集团今年夏天首次公开表示，与朝鲜的合作犹如‘梦魇’。因朝鲜单方面取消合资高炉项目合同、没收设备、遣返中国职工，西洋集团损失了4500万欧元。突然间，其他中国企业也大胆发出批评之声。情况清楚了，原来，西洋集团并非受到朝方欺骗的唯一企业。然而，在一份非同寻常的声明中，朝方却驳回批评，并指责中方毁约。······通常避免批评平壤的中国朝鲜问题专家们此后也对朝方的经商行为作出负面评价：朝鲜人在处理外国投资问题上不懂国际规则。” 《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最后指出，不论朝鲜新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在包括经济在内的各领域采取什么措施，都难以被解释成，该国将出现重大变化： “所有这些措施全加起来也并不意味着该国正在开放，或是象30年前的中国那样的改革先声。如果金正恩不过是试图通过建立特区、输出劳工和出售原料吸引中国投资，则只是遵循了朝鲜一贯的做法。金正恩也担心国家和政权的崩溃。而如果他继续拒绝结构性转变及在工农业实施经济改革，其代价就会是，经济上一蹶不振的朝鲜对中国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大。” 不惧孔夫子 《商报》昨天发表一篇书评，介绍德国最大传媒集团—贝塔斯曼前董事朗施泰因（Manfred Lahnstein）探讨欧洲应在亚洲挑战面前取何种态度的新著，指出，这位深谙孔夫子之道的前联邦经济和财政部长完全清楚，中国以及亚洲构成的挑战同时也是欧洲的机会，前提是，欧洲人不自我矮化： “亚洲的上升并非西方的沉沦。这是本书的主旨。根据朗施泰因的看法，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亚洲自有其弱处：政治不稳定、缺乏超越国界的基础设施、贫富悬殊以及中日岛屿主权之争这样的众多局势激化点。而不论人民币如何坚挺，美元的强势地位依旧，走向共同经济圈的道路还很长。其二是，西方，即欧盟，缺乏对自己所拥有的强势的信心。这位社民党籍政治家由此推出了如何应对‘亚洲挑战’的策略：平视、尊重及制定欧盟共同战略。德国难以单独实施‘国家’亚洲战略，但可以成为欧盟亚洲政策的引擎。朗施泰因描绘的这一崭新的前景是一种用于应对欧洲内部围绕债务、欧元危机和重又出现的民族主义争论的有效手段。” 摘编：凝炼 责编：苗子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目前的大学招生考试就是这样一场不公平的比赛，京沪等教育发达省市的考生在起跑线上就已领先其它地区一大截。中国的经济增长源自于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而教育停滞不前则是因为我们仍然以计划模式管制教育。 我近年来帮助随迁子女呼吁在就读地高考和录取的权利，据说招来不少京籍家长在网上骂我“背叛”了北京人的利益。有记者问我，“你也是北京人，为什么提出的主张对北京人不利？”我回答她，以户口为标准，我确实是“北京人”，应该对北京忠诚，但我首先是中国人，首先要对中国忠诚。同为一国人，你歧视我、我歧视你，这算什么事儿？如果北京人的利益是正当的，有需要的话我当然会帮助争取，但是不正当的利益不能要，就和偷来的东西不能要一样，否则看上去对自己一时有利，其实最终是害了自己。 至少儒家是这么看的。如果我们问问中国第一位大教育家——孔子，他会怎么看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呢？对他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而今日居然成为一个困扰中华民族的问题，他会感到匪夷所思，因为远在两千多年之前，他就提出“有教无类”的伟大思想。只是因为父母的户籍不在当地，就不收人家的孩子上学，甚至不能在当地参加考试，这是什么道理？作为教育家，他的目的很单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即便他老人家的私塾声誉日隆，报考人数剧增，也自然是谁都可以来考，试卷统一、择优录取，和爹妈的户口有什么关系？ 当然，我们未必都有孔子那样的博大胸怀，但是作为一种大气的传统，儒家至少教导我们做人要堂堂正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大公无私、舍己利人，而只是要求我们尊重他人的基本利益，不贪不义之财、不谋不义之利。儒家是反对争利的，但是如果不得不争的话，也要像君子那样遵守规则。当然，规则首先要公平。如果你和别人竞赛百米，自己在起跑线上已领先别人五 十米，最后赢得比赛又有什么光彩？儒家对这种偷来的“胜利”自然是十分不屑的，觉得太丢自己面子了，仿佛自己技不如人才需要规则上的“特别照顾”。人人都有尊严，不公正的竞争规则不仅损害了败者的权利，也让胜者颜面扫地。胜者看起来得利了，实际上却亲手用不正当手段贬损了自己的内在尊严，就和盗窃把自己降格为小偷一样。 目前的大学招生考试就是这样一场不公平的比赛，京沪等教育发达省市的考生在起跑线上就已领先其它地区一大截。这还不说，对于邻居家的孩子，即便平日学在一起、玩在一起，可是到了高考的时候，就因为他们父母的户籍不在本地，硬是让他们回老家考试。如此不义，情何以堪？又有何颜面面对倡导“有教无类”的祖先？每年高考都是近千万青年参与的白热化竞逐，但竞争规则却是明显不公平的。京籍学生即便在这样的竞赛中取胜，进了北大清华，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北京的家长也许会说，是他们对北京的贡献让他们的孩子获得考试和录取上的优先权，但是长年在京工作的外来人员难道没有对北京作出贡献吗？更不用说，北大是中国而不是北京的北大，不能因为它在北京就特别照顾北京的孩子。 前不久，有人送北大“北京人大学”的牌匾，不仅被拒收，而且被拘留了。这种做法也是十分不大气的。大气的做法是把牌匾收下来，像我们祖先那样反躬自省，有错即改。北大固然不纯粹是“北京人大学”，但是录取过程中特别照顾京籍考生则有数据为证，不可否认。事实上，我不仅主张北大应该率先取消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而且还建议废除大学行政化以及北大在此体制下享受的特权。这样，是不是又有人要指责我“出卖”北大的利益呢？我认为，自己如此主张的动机和效果都恰好相反。取消特权、公平竞争不仅有利于改善中国大学教育的整体格局，而且对北大自己也好。真正的品牌从来是在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特权保护只能造就“八旗子弟”，如何能创造北大自己一直要追求的“世界一流”？ 事实上，我们的不大气不仅让自己成为不义之人，而且也让我们每个人都为这种不义付出了沉重代价。教育部长袁贵仁坦承，中国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但是改革三十多年，为什么中国人的物质资源极大丰富，惟独教育资源还是一如既往地稀缺呢？归根结底，中国的经济增长源自于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而教育停滞不前则是因为我们仍然以计划模式管制教育。在这种管制模式维持的三六九等之下，清华北大永远是其它大学无法望其项背的“龙头老大”，仅在招生过程已占尽先机。民办吉利大学则永远只能吃些残羹剩肴，以至不得不在北京火车站做招生广告；只要教育行政化管制不变，它们永远无法成为受考生青睐的名牌大学。歧视性的教育管制模式扼杀了中国教育资源的增长力，使我们的孩子永远只能“千军万马”争夺雷打不动的那几所获得册封的“顶尖大学”。和山东、河南的考生相比，北京考生的压力也许小一些，但是他们的日子难道就好过吗？通过自以为得利的歧视，我们极不明智地把自己的孩子放在生存狭缝中。 我相信北京的学生是大气的，是不屑任何特殊“照顾”或“保护”的。一旦他们知道现行招生与考试制度的不义，他们不会留恋这个制度赋予他们的特权；他们会选择和全国各地的同学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按公平的招生和考试规则平等竞争。其实，即使以目前极其有限的教育资源，各地大学对京沪学生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北京青年不要总是蜗居于一隅，有志者要放眼天下。整个中国都是属于你们的。只有中国变得更好，北京才能延续自己的繁荣。一个有活力的中国必须是公平竞争、人才流动的国家。北京考生可以走出去，外地考生也可以走进来，至少不能排斥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 （作者:沉舟侧畔 法学教师 本文转载自 法律博客 ，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