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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文化软实力以及改革与革命

年初,官媒提出要建立强大的文化软实力。那么,什么是文化软实力?软实力本来指的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它包括思想、社会制度、文化等等方面。而文化,官方的解释是包括宗教、语言、教育、生活方式、民俗习惯、服装、饮食等等。但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所谈到的强大文化软实力,则有一个困难:指的是加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还是加强中国大陆官方的软实力?而这两者是不兼容的。 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大陆官方没有任何优势,自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崩溃以后,社会主义就一落千丈,所以大陆官方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优势。从思想上看,中国现在是单一的指导思想,任何思想领域的研究都是在对官方思想进行解释,而没有创新的思想,也不可能有。任何和官方解释的思想不相容,都会被打压,甚至会坐牢。官方指导思想当然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但这些官方解释的思想,很多就本身水火不相容。所以,中国现在绝对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国度,唯一的思想,就只有权力和利益的联盟而已。 当然,还有一个 “ 中国模式 ” ,可以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东西。尽管说金融危机以后有一些国家在谈论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是没有办法重复的。对于民主国家而言,它用牺牲人权、压低工资、使用奴工、放弃基本社保、破坏环境、圈地、拆迁、污染土地河流空气等等做法,任何一种做法都行不通,更不要说全部采用了,所以民主国家不能采用中国模式。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经济发展还不行的,但对没有发展的国家而言,它们要实行中国模式的话,首先面对就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而且还必须把已经有的生活水平和人权状况降低到中国的人均以下;可这一点,即使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很难做到的。就中国而言,尽管经济总量已经占了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收入却低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所以中国模式中看不中吃,没有一个国家能学得来,或有兴趣学。 再谈到文化方面的宗教。其实在大部份国家,宗教并不算文化;宗教就是对神的信仰,文化是世俗的,但在文化形式中可以体现出人类对神的敬仰。在中国大陆因为官方统治是无神论,既然不信神,就只能把宗教划到文化里面去。而宗教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唯一的例外是犹太教,犹太教和民族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大陆官方没有办法来利用宗教,若把宗教做为软实力输出的话,那么就是输出宗教政策,而大陆宗教政策被视为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如果将之也算作大陆官方的软实力的话,不会对任何其他国家有吸引力,除了朝鲜。 关于语言,大陆官方现在确实是把中文教育做为软实力在大力推广,孔子学院就是一例。但这也体现官方的一个困境,因为要推广一套自己的党文化,但又不敢公开这么做,要打一个孔子的幌子而很尴尬。中国大陆官方经常强调,美国的软实力有一部分是来自英文的强势,但其实不是英文强势导致美国软实力强,而是包括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强大导致了英文的强势。比如像在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方面,曾经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德文强势,后来德国驱赶了不少科学家,又被美国收留过去了,再加上美国的发展和德国的战败,后来美国发表论文就变成绝对优势,所以英文在科学界才变成强势的。语言优势是自然形成,而不是像孔子学院那样花大价钱买来的。 在艺术方面,大陆官方是破坏传统文化艺术的,只热心推广党文化,只会砸钱出去演出,但这种演出是无论如何谈不上吸引力。比如在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是一个例子,它歌颂的是武装暴乱,这就是文化软实力?!另外一个砸钱的例子,就是 2011 年在纽约林肯中心,文化部、广电总局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了一个 “ 中国文化周 ” , 10 月 17 日首映《建国大业》,创造了零上座率的奇迹,连主办单位都没有一个人去。在国内,通过单位强制购票凑人数人们可以去“娱乐”,但在美国,若通过任何单位去强制购票,即使是亲共社团都做不到。这种情况下,怎能真正显示出软实力?! 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有没有?有的。然而真正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却是中国大陆官方竭力打压的对象。所以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和大陆官方宣称的要制造的文化软实力完全不是一回事。大陆官方的文化不是中华文化,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对国内民众的不满、群体事件、抗议事件,都要给人家套上一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帽子,尤其是西方反华势力敌对势力,好像沾上西方的边就十恶不赦了,打了也白打。可是中国人的概念并不是简单的地域和血缘的概念,更多的是文化的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了那样的文化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外族统治者接受了中国文化以后,也就同化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这个概念上来说,今天统治者的文化,是起源于西方马列主义的党文化,是不具备软实力的。 谈到西方现在对中国的渗透,中国大陆媒体在美国,每年以官方媒体记者身份签证的平均是 400 人到 700 人之间;新华社的广告在时代广场连续播放,但大陆宣传在林肯中心和肯尼迪中心那样的地方也没有人看,即便付钱没有人看;中国大陆的党报、政府机关报在美国和西方任意发行,中央电视台 24 小时不间断的通过几十颗卫星,无数的有线电视网络向全世界播出,这已经不是所谓渗透了,是大规模的占领。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官方却害怕屈指可数的几个西方记者来中国会对中国造成渗透。比如美国的政府媒体每年获得中国签证的只有 2 名,美国国会现在正在考虑对中国国家的媒体进行对等签证的处理。对于西方敌对势力,实际上大陆官方恐怕连名字都说不上来,却要害怕到这个程度。大陆官方对外的渗透势力和对外占领势力比西方对中国要强至少 100 倍还不止,而官方却如此没有自信,耐人寻味。其实软实力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好,对别人有吸引力,别人自然就会来学你;否则就是强迫别人来接受,你也占领不了任何 “ 制高点 ” 。 年初,官媒除“软实力”外,还因韩寒博文掀起一场“革命”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改良不可行,但还是有不少人以为改良还有希望。其实,改良、改革和革命,都有种一致性,即要改变。只不过,改良具有妥协性,改革反而比改良更激进更彻底。但拒绝改革,民众最后只能革命—— 血流成河,残垣断壁,摧枯拉朽。 其实,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胡耀邦都在尝试着改革,甚至改的幅度也不小。无奈一党专政的现实,不可能改得好。实现民主、人权,才是人类改革的目的。改革不能实现这些,民众就要以革命的手段恢复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各项权利。 说邓小平、胡耀邦搞改革人们都知道。说毛泽东搞改革,人们可能会打问号。毛泽东不是自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就成了改革?但仔细分析一下就明白了。在这里,他们的改革和革命区别都不大,都不触及根本的原则,也即不触及专制的本质。毛泽东的所谓革命没有触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所以无论他折腾得有多凶猛,至多也不过是改良而已。 看看文革的现实就知道了:焚书坑儒破四旧,那是五四运动的理想,要彻底消灭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才能够实现西方的民主或者社会主义,这是五四前后那几代知识精英的共同理想。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中央委员们一致通过;正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大陆实现一党专政之后,很快就腐败专权,引起人民的反感和反抗。打倒这些腐败分子,让人民直接民主,搞个什么巴黎公社之类的玩意儿,也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理想。毛泽东在文革中也作了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前面的 17 年,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不彻底,毛泽东认为经济发展不理想的原因在此,而不是相反。所以文革时期的最大动作,是彻底实行了计划经济,连农民的自留地都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结果是经济陷入了困境,人民的生活逐年下降。毛泽东的革命,不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改变了一党专政,而且恰恰加强了个人独裁,所有人都承认这个事实。所以无论折腾得动作有多大,那也是一场改良,不是革命。而且,这也可以说明毛泽东并不是仅仅为了夺权才发动文化革命,夺权只是他的目标之一,而且很容易就完成了。后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的努力,是为了改革不合理的现实,实现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为之奋斗的理想。林彪的反叛,促使他在内心承认了失败,给后来的华国锋、邓小平留下了继续改良的机会。华国锋比较愚钝(老实?),而且愚钝到以为老百姓山呼万岁是真心的。由此,改革的机会自然地留给了邓小平。当时大部分的老百姓并不支持革命的呼吁,也没有意识到病根在于一党专政,于是邓小平获得了几乎是上下一致的支持。他的动作不比毛泽东小,改掉了除了一党专政以外的所有共产制度,包括斯大林主义的根本计划经济制度。但他不说这是革命,而谦虚地说这是改革。也确实,从理论上讲他只改掉了共产制度的一半,保留了更加根本的一党专政,因此也只能说是改良,不能说是革命。但这种改革,名义上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却留下了权贵专政,成为革命的对象。这种不彻底的改革, 剩下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改掉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大部分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否则,很难改掉引起爆发革命的所有弊病。 最近中国网上流传一篇言论集,名为“喊向执政者的谔谔之言”。这是古今中外一些人的言论片段,将人权、自由、民主的文明社会理念,昭然于字里行间。中选网作者吴敏指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但愿那些赫赫然、骄骄然却昏昏然、盲盲然的官员们,能够阅览,能够警醒,能够三而思之——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 “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这使我想起托马斯•潘恩曾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已经堕落到了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茅于轼还说:“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独裁者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但是,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的侵犯。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 ”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 ”“搞经是国民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只能通过政策来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方利益,而不是赤膊上阵去搞经济。否则的话,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能不腐败吗 ? ”“我们愿意支持一个最终的一个中国统一的理想,但必须在自由、民主、均富下。什么时候条件达到,我们才觉得统一有意义。否则的话,就最好维持现状。” 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 “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自己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绝不应该为 ( 斯大林 ) 屠杀自己人民的做法辩护。至今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为这些屠杀的辩解,称,这种屠杀是为了更高的国家利益。我要强调,任何国家的发展和强盛都不能建立在民众的苦难之上,没有什么能够比人的生命更可贵的了。” 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 • 杰斐逊: “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 ! 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 ”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 • 路德 • 金: “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公正。我们都落在相互关连无可逃遁的网里,由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对一处的直接影响,对他处便是间接影响。” 中国央视主持人白岩松 : “信仰这个东西,还真不能依靠国家,它给不了你。但凡国家给你的信仰,总是挺可怕的。不说我们,我不知道希特勒当时给的是不是信仰,它怎么就将德国挺理性的一群人给引到那条路上去了 ? 所以但凡国家给的信仰,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的。”“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党报党刊’;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政府官员不能;在美国,谁的财产都可以保密,但政府官员的财产必须公开;在美国,谁的隐私权都不能侵犯,但是政府官员的隐私不受保护。” 美国总统奥巴马: “上帝赋予所有人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对于那些依靠腐败、欺骗和压制不政见等手段来巩固自己权利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已经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那就是: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 “没有自由和民主,吃得再好,穿得再好,无异于一群饲养得精美的牲口。”“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 前苏联著名异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 “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残。它不单是禁止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地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就如同行尸走肉。” 流亡美国的前苏联哲学家、小说家兰德: “流氓政府的性质在于,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是依凭法律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而是由官僚机构任意决断和侵占;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公民做事必须经过政府的同意和批准。由此种流氓政府统治的国家,只能处于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前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波兰思想家,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主编亚当 • 米奇尼克: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中国“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 “太平天国啊。多少人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天底下最龌龊的事情!要当心爱国贼,他们不分是非,搞不懂爱国和爱朝廷的区别!把祸国当爱国!比卖国贼还可怕!” 俄国 18 世纪著名的寓言作家、诗人克雷洛夫: “要是我们看到了丑恶,却不用愤怒的手指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离丑恶就不远了。”他还说:“猫爪子下面的夜莺,唱不出好听的歌。” 缅甸民主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 “我们这代人必须为儿孙们结束‘被代表’的耻辱时代 ! 否则我们将有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 ” 中国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承鹏: “没有您的授权,我不能代表您。” 泰国总理英拉: “像中国那样,以牺牲底层群体利益来发展证券市场的事情,绝不会在泰国发生 ! ” 思想家中国大陆官方早期领导人陈独秀: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 “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 ” 中华民国前总统蒋经国: “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中国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 “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就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 中国思想家,教育家信力建: 中国时下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所谓关“社会转型”,主要有三方面含义: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因此,在这个时期各种矛盾空前集中,也空前复杂,处理这些矛盾也应当特别小心,将其爆发控制在最小可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以最小代价完成社会转型——毕竟,中国已经是一个在这方面付出过惨痛代价,是再也“输不起”了的古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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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研究普世价值需要打破哪些禁忌?

第一位的问题是必须解放思想打破禁区。例如:法治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与宪政体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怎么摆?显然,法治需要权力制衡,共产党的权力又如何限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通过何种制度和程序来实现这种限制?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科学规范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能。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切实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里提出了一些主要原则,具体怎么做,需要进一步深入到制度设计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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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李野航:基督徒可以信佛教吗?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 20 : 3 基督徒可以信佛教吗?对于基督徒而言,无疑是不可以的,就如近来党员被指示不可以信宗教一样。理由很明确: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你只可以认一个 “ 爹 ” ,不可以认两个 “ 爹 ” 。 不过,虽然天无二日,但天上还有一个月亮;虽然人只能认一个爹,但似乎还应该认一个妈;虽然 “ 终极之实在 ” (上帝)是不二的,但 “ 终极的实在 ” 终需要有一个载体在现象的世界中象征性地展现自己,这个载体,就是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的投射形式。 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一个顶顶首要的问题是必需要搞清楚的,就是一定要把宗教与信仰的关系搞清楚。人类感受到了有一种超越自身经验性处境的、彼岸的东西(不妨把它叫做 “ 超验者 ” )、并认为这个东西对自己的生命有着重大意义,这是宗教的起点与目的所在。人类需要在自己的历史处境中编织语言去言说那个超验者,并因此形成一整套叙事及仪轨系统,这就是宗教。人可以借助宗教达到超验者,但超验者并不受宗教的束缚与界定。 基督信仰高举了一位 “ 真神 ” , “ 真神 ” 并非可以为宗教所界定(这是基督教 “ 否定神学 ” 的根本观点)。不过我们却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发现 “ 真神 ” 的 “ 代理 ” ,这 “ 代理 ” 就是不为外物所夺的 “ 主体性 ” 。由于这个 “ 主体性 ” ,仁爱与公义的美德才有了依傍的基础。智慧才有了源头活水。这个主体性我们可以用 一个佛教观念来表述,也就是所谓 “ 心王 ”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 “ 上帝 ” 存在,但 “ 主体性 ” 对他而言是再真实不过的了。主体性强,人就会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反之,不是被人奴役,就是被物奴役。无神论的本质就是极端地强调这个主体性却否认主体性的超验性来源(这就好比相信电脑里的软件却不相信这些软件下载自某 个终端一样)。因此无神论者是走不到头的。缺失了源头的主体性会枯竭(正如不更新下载的软件或崩溃一样),到头来,主体性的枯竭就会让人重新沦为他人或物的奴隶。所以,无神论者最终会沦为偶像崇拜者。 对人性的深入观察让我们发现人的精神世界中不仅有 “ 主体 性 ” ,还有众多的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用佛教的话说,叫做 “ 心所 ” 。如果我们把人的主体性比喻为 “ 光 ” 的话,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就是那些被光所照的东西。 正如《约翰福音》所说: “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 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是我们每天都在与之打交道的东西,而主体性却不会被经常地意识到。基督信仰 高举上帝的意义就在于借着对主的信靠而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时常让主体性之 “ 光 ” 去照亮那些个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 “ 光 ” 就是我们的 “ 父 ” ,被 “ 光 ” 照亮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 母 ” 。 人精神世界中的所有存在的东西都必然会投射到外部世界并找到其象征性的表达形式。当我们来到天主教教堂里看到琳琅满目的耶稣、圣母、圣人塑像或到佛教或印度教寺庙看到无数的菩萨神灵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想: “ 这些诸 神是真是假,到底存不存在 ” ?其实这些 “ 诸神 ” 其实太真实不过了,它们本质上就是那被 “ 光 ” 照亮了的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的象征性表现形式。 基督新教在他们的教堂里废除了一切的 “ 偶像 ” 而唯独保留了十字架与《圣经》的图形。这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之运作图景意味着什么呢?恐怕是绝大多数新教徒都未加深入思考的。新教的 “ 扫像 ” 与佛教禅宗的 “ 扫像 ” 有着某种共同的内在动机,这动机就是:被照亮的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所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去的象征性形式有时会异化、会被当做 “ 光 ” 本身来膜拜(这就好像认 “ 母 ” 作 “ 父 ” 一般)。扫除偶像是为了还原 “ 光 ” 的本来面目。被照亮的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的象征性表达形式就好比《金刚经》所说的 “ 筏喻 ” , “ 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 。 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的象征性表达是为了 “ 见证那光 ” ,而它并不是 “ 光 ” 。当 “ 见证 ” 遮蔽了光, “ 见证 ” 也就不需要了。 不过, “ 扫像 ” 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当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因 “ 扫像 ” 而失去了其象征性表达,则主体性之光的照耀会日益陷于疲软和贫乏。这种现象在近现代欧 洲的许多新教牧师和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聪明的新教徒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请参看伯格曼执导的电影《冬之光》以及荣格著作中对其牧师父亲的描述)。新教在其崇拜的 “ 菜单 ” 里剔除了圣母、圣人。在教义的层面看似合理,但在心理学的层面,被牺牲了表达权的无意识因素因为缺乏良性的投射形式必然会转向某种恶性的投射方式,不被崇拜的 “ 圣母 ” 将会变成 “ 魔鬼 ” 。这就是为什么新教徒制造的大屠杀(两次世界大战)比必天主教徒制造大屠杀要多得多。 宗教究其本质不过是人内在精神过程的的反映,基督教和佛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用不同的言说体系为各自文化环境中的灵魂们提供了投射模式。因此上,基督徒可不可以信佛教的问题本质上是这样一个问题:人可不可以为自己的精神寻求两种以上的投射模式?显然,这是一个伪命题。 首先,对于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叫做 “ 基督教 ” 的统一的投射模式(佛教亦然)。一个大城市的新教徒和一个沙漠里的修道士所理解的基督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陷于现实苦难中的基督徒和一个沉迷于参透神的奥秘的基督徒对 “ 基督 ” 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 其次,人不可避免要遭遇主体性之光是否照亮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以及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是否为自己找到合适的象征性投射模式的问题,基督教如此,佛教同样如此。 其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只能被放进一套固定的言说体系中(这必将导致偶像崇拜的问题)而成为 “ 肯定神学 ” 意义上的基督教徒(或净土宗佛 教徒),对于他们而言,基督徒信佛教无疑是发疯(反之亦然)。但对于洞悉宗教信仰之本质的人而言,是不会把自己对终极实在的信仰绑定在某种固定的宗教形式中的。他们不会把自己叫做 “ 基督徒 ” 或 “ 佛教徒 ” ,他们只知道要有 “ 光 ” 、 “ 光 ” 要照亮 “ 黑暗 ” 、被照亮的 “ 黑暗 ” 要显露出来、以见证 “ 光 ” 。而这 “ 见 证 ” 就是被照亮的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的合适的投射形式。其四,任何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的投射形式必然会异化,这就是偶像崇拜的本质。基督教与佛教的崇拜形式皆不能免。不过,异化在今天人类身上的表现主要不在于宗教崇拜的异化,乃在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异 化。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认了 “ 两个爹 ” 的话,另外一个 “ 爹 ” 不是佛教,而是 “ 玛门 ” (也就是资本主义),而《圣经》教导我们: “ 不可以既服侍神,又服侍 玛门 ” 。有基督徒说,基督徒信佛教的属灵的 “ 淫乱 ” ,这话实在是空洞之极,普通教徒是不可能为自己选择两种以上的无意识投射模式的,普通教徒倒很可能迷失在属世的好处(也就是拜物教带来的甜头)中不能自拔。 《圣经》教导我们: “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 “ 光 ” 是不二的, “ 光 ” 在个体生命中的 “ 代理 ”——— 主体性是不二的。这 “ 光 ” 照着 “ 圣母 ” 也照着 “ 圣婴 ” ;照着基督教,也照着佛教。任何把被照亮的基督教或佛教这些个无意识以及意识材料的投射形式等同于那 “ 光 ” 的,都是偶像崇拜。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真正基督徒,本来就是佛教徒,所有的真正的佛教徒,本来就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工作方式,本来就是一样的。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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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2011年度十大致敬人物

在刚刚过去的 2011 年,许多人已经开始反思:也许,这一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虽然过去式里没那么多假设,但是有些事情不应忘却,有些人物值得记忆。谨以此向众多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推动时代前进的可亲可敬者,致敬! 1 、高华 1954 年生于南京,史学家,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文革”期间曾做过 8 年工人, 1978 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 年 2-7 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 2006 年 1-6 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被赞“震撼无以言说”。 2011 年 12 月 26 日晚在南京因病逝世,享年 57 岁。 颁奖词:高华教授是当代史学界党史研究的佼佼者,一生清贫、严谨为学,做学问“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做人其宅心仁厚、温文尔雅,是谦谦君子,身患重病始终乐观、坚强,病中笔耕不辍。失此良师益友,世人皆痛,虽生命已逝,但其文不灭,思想不息。向历史黑暗隧道中的掌灯者高华,致敬!   2 、资中筠 1930 年 6 月出生,原籍湖南耒阳,著名翻译家、历史学家、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 1951 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精通英、法文,曾就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出访亚、欧、非、拉美等几十个国家。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1945-1950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等,散文随笔集《锦瑟无端》(与陈乐民合集)《斗室中的天下》,译有《浪荡王孙》 ( 巴尔扎克 ) 《哲学的慰藉》(阿兰·德波顿)、《廊桥遗梦》等。 2011 年 10 月《资中筠自选集》(五卷)出版,受到知识界广泛关注。 颁奖词:资中筠老师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学贯中西,始终坚持独立人格之本性,心系国家民族未来。虽已耄耋之年仍活跃于学界,尽力传播自由思想和普世价值,是一位谦逊而倍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更可敬的是资老师以八十有余之高龄仍每日伏案工作六个小时,孜孜不倦以书启蒙思想之不尽之思,是后辈学人的典范。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者资中筠,致敬!   3 、胡德平 1942 年生,湖南浏阳人,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史专业毕业,曾任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亦是红学研究专家,后历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1 年召集举办纪念《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 2011 年 1 月出版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颁奖词:胡德平近年来不遗余力地秉承和传播已故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先生的改革精神和思想,特别是在国家领导人的话题脱敏后,胡德平不顾年事已高,以其背景优势,多次大力呼吁政治和经济改革。胡德平虽从文人走向政坛,充满书生气质,对改革开放却有着一股坚毅不动摇的劲。国家,需要更多的胡耀邦、胡德平。向以胡德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致敬!   4 、周志兴 1952 年生于江苏常州,当兵 6 年, 1980 年至 1987 年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任助理研究员, 1987 年至 1996 年受命创办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至 2003 年任职香港凤凰卫视,先后为神州电视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凤凰卫视多媒体总监、《凤凰周刊》社长,凤凰网总裁。创办了《凤凰周刊》《风尚》杂志,任执行社长,创办了《大视野》航空版,任总策划,改造了《中国证券期货》,任副社长。 2002 年创办华文传媒机构,策划推出《财经文摘》,任社长。 2004 年增办《领导者》杂志,旨在“影响决策层中最有影响力的人”, 2009 年《领导者》杂志的简体字官方网站共识网正式上线运行,点击率已超 5000 万人次。 颁奖词:周志兴创办的《领导者》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群提供了决策参考,而其本人就是一个杰出的、成功的领导者典范。从《凤凰周刊》到《财经文摘》到《领导者》、共识网,周志兴成功地搭建了一个又一个平台,沟通上下,兼容左右,在时代的大变革中,以善意的火花让思想者寻求共识。向孜孜不倦的领航者周志兴,致敬!   5 、贺卫方 1960 年 7 月生, 山东省 牟平县人, 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1982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 1985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分别获得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 1996-1997 年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 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他的足迹踏及大江南北,在基层法院、大学,甚至在偏僻的乡村,传播法治理念和思想,为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奔走, 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 。主要著作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具体法治》,与章诒和合著《四手联弹》等。 颁奖词:他是难能可贵的从书房走出融入民间的法学大家,以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姿态和担当努力把法治的启蒙思想推广到社会的神经末梢。他持法治火种以奔走的执着,或如其网名“守门老鹤”略显孤寂,却逐渐点燃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的热情。法治,不仅是他的理想,亦是我们全体的理想。向奔走不息的司法布道者贺卫方,致敬!   6 、陈有西 浙江省宁海县人。 1977 年考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多年, 2003 年调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任主任, 2007 年组建京衡律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创办“陈有西学术网”,是学术和实务兼长的学者型律师。办理了大量有影响的案件,被称为“民本律师”, 2009 年 12 月受李庄家属委托,为李庄进行辩护。 2011 年,担任辽宁刺杀城管的小贩夏俊峰案死刑复核阶段辩护律师。 颁奖词:陈有西是体制的出走者,在他的眼中,上至高官下至平民小贩,生命无论贫富贵贱,都有扼卫尊严和生命的权力,他让“刑辩律师”为人们所熟悉,也让更多人关注中国司法现状。在庭上他据理力争雄辩滔滔,在庭下他奋笔疾书开启民智,不管是立行还是立言,陈有西都很好地担当起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重任。向心有天平、肩担正义者陈有西,致敬!   7 、许小年 1953 年出生,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1980 年代初曾进入中南海参与了改革方案的设计,后赴美加州大学就读经济学博士。 1997 年至 1998 年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是 2005 年度和 2006 年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优秀教师奖获奖者。 颁奖词:许小年从象牙塔里走进又走出,积极参与现实经济,寻找“中国病”的症结。他以尖锐犀利的语言风格表达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谏言,以事实和逻辑对大从进行了一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启蒙,他没有赢得体制或政府的褒奖,却足以赢得的人民掌声和致敬。向心明如镜、尖税如刀者许小年,致敬!   8 、李承鹏 曾为中国最有名的足球记者、评论员,历任《 成都商报 》体育部主任、《 足球报 》专题部主任。现为网络超人气意见领袖, 社会评论家、畅销作家,在全国二十余家都市报开时评专栏。 2008 年以一篇《最牛希望小学》,创下新浪博客单篇点击纪录,小说《李可乐抗拆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以“暴力拆迁”和“抗拆迁”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主要作品 《手起刀不落》《甲 A 十年》《中国足球内幕》《 李可乐寻人记 》《 李可乐抗拆记 》等。 2011 年 5 月,宣布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尝试践行公民权利。 颁奖词:李承鹏一双“大眼”难容黑白混沌,以其戏谑、幽默的犀利笔调奋力书写时代之恶,只因心中有爱。虽自言最艰难的跋涉,是十指在键盘上移动的时候,处处都是地雷针,处处都是禁区,却明知“道阻且长”,毅然怀揣这份艰难,旁征博引,嬉笑怒骂之间为社会把脉问症。向犀利睿智、有勇有谋者李承鹏,致敬!   9 、邓飞 1978 年生,湖南沅江人。曾任凤凰周刊首席记者,现为《凤凰周刊》编委、记者部主任。以为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呐喊为一生奋斗方向,截至 2010 年共计写下一百多篇调查报道,涉及福利院、水库移民、死刑犯器官、官员重大贪腐等各领域。 2010 年 9 月通过微博直播宜黄强拆事件中官员围追堵截钟家姐妹的荒诞闹剧。 2011 年 2 月发起“微博打拐”社会活动,同年 4 月发起“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活动。 2010 年,被《时代周报》评为“影响中国时代进程 100 人,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中国魅力 50 人” 。 颁奖词:邓飞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中国的另一面没那么光鲜,却真实得有些残酷,让人心痛。邓飞以满腔悯世情怀挽救堕落的良知,用微博狂澜激起对生命的关怀,以责任感和行动影响并改变着越来越多的人。向斗志昂扬的良知行者邓飞,致敬!   10 、周筱赟 网名“落魄书生”,南方都市报评论部资深评论员,以率性敢言蜚声互联网。卢美美事件后,连发 20 多条图文并茂的微博质疑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灰色收入,爆料该协会卖牌子、卖证书、高会费、伪慈善,一时掀起网络舆论大波。 颁奖词:“落魄书生”周筱赟自言写的不是文学,只是陈述事实,他以揭黑为己任,不妥协不退让不畏惧,坚持以一个媒体人的职业道德和良知打捞事实真相,其文字戏谑、不羁,却不失理性、深度的思索,满怀对现实的焦虑,对弱者的关怀,对虚伪者的鄙弃。向坚持说人话、说真话者周筱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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