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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１８日下午结束为期３天的访港行程，乘坐专机返回北京。对于此次香港之行，李克强说感受最深的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而首要一点即肯定了香港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事实上，香港和的这种地位不但“重要”和“不可或缺”，而且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在经济上的地位超过北京、上海。 这首先体现在香港的通商港口的作用上。香港出口于２０１０年强劲反弹，也带动了香港港口业务的触底回升。数据显示，香港港口货柜处理量经过２００９年下跌１４％后，２０１０年首１１个月已同比回升１２．７％，货柜处理量超过２００９年全年的２１００万吨，达到２１５８万吨，港口业务强劲复苏增长。 数据显示，如果把深圳和香港港口货柜处理量加起来，依然是世界第一。 以船舶注册为例，截至目前，香港注册船舶总数为１７３５艘，注册吨位为５６５１万吨，香港船舶注册在全球排名前五位之内。而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香港船舶注册上的船只１４９６只，吨位共４４９０万吨。香港航运业发展之蓬勃和业务覆盖面之广傲视亚洲，目前约有７００家企业在香港运作有关业务，为各地顾客提供优秀的航运服务。此外，香港早已被公认为海事法律中心，本地的专业仲裁机构深得各界人士信赖。香港航运业的另一项优势来自《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因为“安排”给予香港航运公司在中国内地市场经营的优惠条件。 当然，香港相比北京上海，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无可争议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经济优势在于金融业，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香港金融市场的特色是流通量高，市场在有效和具有较高透明度的监管下运作，各项监管规例都符合国际标准。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下，香港特区政府恪守尽量不干预金融市场运作的原则，并尽力为金融机构提供一个有利营商的环境。香港的低税政策和简单税制，为各类商业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而完善的法制则保证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吸引了大批外国金融机构进驻香港，使香港金融业始终保持着不断进取的活力。香港现已形成包括银行体系、外汇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债务市场、金银贸易、保险业以及投资管理等金融运作系统，它们既各自独立，又互相依存、互为补充，共同为资本的顺畅流通和增值提供保障。 作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中心之一，香港拥有本地和外国银行及存款机构 251 间，除存贷款之外，这些银行还从事包括贸易融资、公司财务、个人理财、证券及金银买卖等。在香港的外资银行达 114 间，其中的 77 间属于全球 100 间最大银行；香港银行的业务中有 55 ％以外币为单位，到去年底银行持有的海外资产总值达 4195 亿美元。香港的外汇市场发展成熟，交易活跃，以成交额计是全球第七大外汇市场。由于没有外汇管制，香港的投资者可以全天 24 小时在世界各地的外汇市场进行交易，这对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十分重要。 备受海内外投资者关注的香港股票市场，目前上市公司达 755 家，资本市值总额达 3.8 万亿港元，为全球 10 大股市之一。配合资讯科技的发展，香港交易所近年来不断进行技术更新，目前已实现自动对盘交易，投资者、经纪和交易所联网，大大提高了市场效率。目前，香港交易所正在与伦敦等国际主要交易所磋商，为实现 24 小时环球股票交易创造条件。香港债务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亚洲区内流通量最高的市场。到去年底，未偿还的票据及债券数额超过 1130 亿港元，而此类票据及债券的日平均成交额达 211 亿 香港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一向非常重视，已形成一整套金融监管制度。主要监管机构金融管理局和证监会等，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修改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以维护和提高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这一点，在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有充分表现。香港的经济优势在于金融业，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而其他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极深的国家当时基本都以制造业为主，这对他们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影响很大。原因是，内地 1997 年前后，香港制造业都往中国转移，其他亚洲国家难以抗拒这种趋势。所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限制了他们的复苏速度。相比之下，香港的金融优势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相反地，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外资与金融支持，中国内地的资本化发展也需要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支持，这样一来，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像冲击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冲击香港经济，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香港经济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香港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和法治提高了其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当时的南韩都缺乏可靠的法治，所以权力以及跟权力的关系历来主导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借贷、资金投放决策，埋下许多金融危机的种子。加上，那些国家的新闻媒体又不自由，没有独立媒体去揭发那些权钱勾结起来的金融体系，使他们的金融体系弱不禁风。所以，危机一来，金融体系就崩盘了。但香港的法治更可靠、新闻媒体更自由，实际上，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手段，让那些金融问题在没有酿成危机之前就被曝光，以此逼着相关人员把问题解决好。所以，香港的制度救了香港。 因此，一些所谓“上海将取代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除非内地在制度保障和新闻媒体开放度上有实质性的改善，让司法、市场监管和媒体都享有根本的独立性，否则那些认为上海能从根本上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的看法只能是一种愿望。不可否认，在政府直接操纵与安排之下，上海的资本市场不时会出现胜过香港的局面，但那是表面现象，是政府安排的。世界历史上任何主要的金融市场中心没有一个不是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那样才有自生的活力，能长久繁荣。而政府安排并靠压制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资本市场，本身就跟资本市场的本意相冲突。当然，这不排除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政府安排下的表面繁荣，就像当年苏联计划经济的繁荣一样，但那会难以持久。香港的法治、新闻媒体以及职业监管团队的优势，加上外国金融机构和从业者对香港制度的熟悉，这些使香港在未来许多年内具有上海难以逾越的优势。所以，香港会继续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胜过印度等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香港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之后在内地改革开放中的特殊作用，难以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这么成功。    我们应当看到，随着内地自身的改革，外商和投资者自己可直接绕开香港进入内地，香港的重要性会逐渐减弱，这是对的。但是，中国经济规模会很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上海和香港都会快速增长。的确，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前，上海胜过香港，但从那以后情况变了。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政策是以香港为主要金融中心，并同时发展上海的证券以及其他金融业，让两地同时竞争，这是对中国最好的做法，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由于中国经济的起飞和香港在亚洲独有的法治传统，香港不仅是亚洲独有的国际大都市，而且是亚洲最强的金融中心，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在美洲大陆，人们会想到纽约为金融中心；在欧洲，人们会想到伦敦；在亚洲，人们会想到香港和东京，由于日本的金融管制，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香港是亚洲的最主要金融中心。跟纽约和伦敦一样，香港在证券市场、银行、保险、私人理财、基金管理（包括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等领域非常突出，都是全球资本配置体系中非常关键的金融中介，香港的法治、自由媒体和自由市场理念给世界各地提供了金融交易所需要的信誉和信任。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这些强化了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桥梁的作用。同时，也更加强了香港对内地的示范作用——有了这样一个先驱榜样，我们可以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路上，少走弯路，一步到位。所以，香港对中国来说，不仅是金蛋，更是路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0675030100vudz.html   志永被抓的时候，曾经专门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幸福的人是可耻的》。 这观点大体保留至今。 一个不义之雾遍披华林的社会，聪明是可耻的，成功是可耻的，幸福是可耻的，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 如今，志永结婚了，不只是为他高兴那么简单，内心里阵阵感动，眼睛里也是阵阵发热，有泪欲出，委实不知如何表达。 那一年，在各种舆论与正义声音的合力下，志永被放了出来。 我们散步于小月河的古城墙上，急迫的劝说是，结婚吧，结婚吧。 从那以后，还想着给他介绍对象呢，谁知，今天的新娘就是出狱后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人，那时候的崔筝还是报社的记者，志永是她要采访的对象，也是她心目中的大英雄吧。 请记住这个美丽姑娘的美丽名字 —— 崔筝。 微博里说，崔筝嫁给志永，不但要入得厨房，也要做好出入班房的准备，这，该是怎样勇敢与值得钦佩的女子？ 这是一个极不普通的婚礼，简洁，庄重，许多人不能出席，只得遥遥祝福。 一双双别样的眼睛穿梭其间，他们要完成任务，其实也见证了特别的历史。 谈不上热闹，都是极要好的朋友，军宁先生、证婚人李昌平，老同事笑蜀、涂名，萧翰夫妇、王建勋夫妇，滕彪夫妇，玉闪夫妇，许知远，几乎全是北大出身的名士与英雄。 当志永手挽着新娘出来的一刻，激动中几乎落泪。 我们微微注目，示意，无言的祝福尽在其中。 崔筝，你的丈夫，最大的奇异是在一片侏儒、残暴、虚伪之中保持了正直。 是的，正直，是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品质，因为它的缺席，知识阶级既缺乏知识上的诚实，也缺少行动中的勇气，更别提这个阶级以外的市侩与小丑了。 他是最勇敢的，也恰是最安全的，那些通过残暴、勾兑、跻身、卖肉而活的遍地成功男人恰是最不安全，最可怕的。 世间女子常言在意男人的品质，也常把正直偶然地放在第一位，殊不知，在一个烂污与下流齐飞的社会里，正直是一件多么 “ 凶险 ” 的事？！ 如此的男子被限制、打压、出局，甚至监禁，却百折不挠，坚韧不拔，这该是怎样的大丈夫？ 但我还是想把您的丈夫称之为贵族，借用英国作家福斯特的话是这样说的： 但我还是相信贵族——贵族一词或许欠妥，是对民主有用的贵族。   我所说的贵族不是以权力为本的贵族，并不凭借地位登记，也不依仗任何势力，而是敏感、多虑、自强的贵族。 这个贵族的成员每个国家都有，每个阶层都有，每个时代都有，他们相遇时心有灵犀，相知相惜。 他们代表人类真正的传统，即奇异的人类总能战胜残酷和动乱。 他们之中成千上万的人一生默默无闻，少数几位名满天下。他们对人对己都很敏感，但他们多虑却不多事，庄重自强却并不咄咄逼人——他们还能自嘲。   崔筝，你的丈夫不只是长相英俊，而是真的 “ 对民主有用 ” 的贵族，是内心里傲岸不阿，挺拔俊秀的绝美男子。因为他的人格超越了一切猥琐与下流，浩气凛然，庄重自强。 这样的男人是最可靠的，最可爱，也是值得爱的。 还是落泪了，因为你们比死坚强的爱。 崔筝，祝你和志永的爱地老天荒，至死不渝。 尽管我藐视尘世里可疑的幸福，但还是祝你们。 你们的爱跨越了阻隔，超越了俗情，必将因心性的高贵而永生，因为只有你们的幸福连着生命，连着心灵。 主持正义的人必快乐，快乐的人必幸福，我祝你和志永幸福！   附：幸福的人是可耻的（写于 2009 年 8 月 1 日，志永被失踪后三日，于今恰恰两年整）   任何没有良心的都幸福地或以幸福的名义生活着 任何有良心的都在苟活，如果是活着的话。 因为命运，我们不得不与混蛋为伍， 恶永远比善表面上更有力量， 可悲的是，只有它自己会认为这样做是有力量的。 有些事情，若不是拜现代科技之赐得以复制，得以掩盖，得以泡沫化传播； 若不是混账的民众在现代化的迷梦中被遮蔽了心灵，正义与自由的人类精神肯定反复冲天而起，把这自私而蛮横的烂污打碎千万次！ 数数你的钱袋子，打量一下虚伪不堪的生活，看看那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成分占多少，你或许就明白我所说的：聪明是可耻的，成功是可耻的，幸福的人也是可耻的。 历史会把一切都烧成灰。 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永远不是脑满肠肥者的昏话与谎言，不是我们之间的麻木、推诿、势利与冷漠！ 构筑世俗生活需要真诚、信任，相濡以沫的扶助、感同深受的理解与爱，在如此严重的精神危机与社会危机如岩浆地火般奔突不察的时代，我们微弱尘埃，卑微如蚁，却背负着人类的元精神，比一切表面浮华的僵尸与小丑更有意义地背负着这一切，这种对正义的渴望、对自由的追求、对他人苦难不可遏止的同情心才是我们幸福与快乐的本源，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活的。 历史会把一切都烧成灰，生活当然只能回归人心与人性。 任何与人类天性为敌的观念、制度、组织都将化为灰烬，这是我们的乐观。 为这灰烬添柴加火的我们不是多伟大、多高尚，它实源于我们古老而坚韧的生活观念，源于我们对他人命运的关爱与自身前景的担忧，我们匍匐前进、前仆后继却百折不回，燃烧着理想，也回归于红尘。 路很长，暗夜无边，心底的光明会使我们坦然接受一切考验。 因为，这就是横亘于眼前的古老而缄默的山岩 —— 命运。   —— 写给志永          

1. 美国副总统拜登昨日到北京鼓楼东侧的炒肝店用餐，点了炸酱面、凉菜等，总共花费 79 元，其中 5 碗炸酱面共 45 元，两瓶可乐 4 元，凉拌山药 8 元，拌黄瓜 6 元，凉拌土豆丝 6 元， 10 个包子 10 元。——谁说中国物价贵来着？ 2. 大运会中国代表团传出了消息： 5 名游泳运动员因为违纪，没能参加比赛，已经被中国代表团劝退。据悉，他们分别来自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几所高校，男女均有，而事情的起因是他们私自到外面餐馆吃夜宵，并且没按规定的时间返回大运村。 3. 朝鲜近日发生严重水灾，一位对朝消息人士 18 日表示，金正日从 8 月初开始在位于东海岸的一套别墅休假，乘坐豪华快艇，悠闲度过假期。 4. 买食品，人们最在乎包装袋上的保质期。但鲜为人知的是，包括许多名牌食品在内，保质期等信息都能用简单手段涂改。借用印刷机械、有毒化学药剂等“道具”，涂改食品保质期如同“变戏法”，真假难辨。 5

时已入夏，张五常宅邸的壁炉中，犹自堆放着一些木块，想是上一季不曾用完，又如同刚刚添入我们的访谈，就在这样一种西式情调背景下面展开。 阳光从透明的屋顶射入厅堂，人于室内，又可以毫不费力地游目于玻璃墙外春光遍著的小花园。在这个花费代价营造的环境里，张五常赤足趿着一双黑色拖鞋，惬意地仰靠在一张可以灵活转动的单人小沙发上，不断地转来转去，气定神闲，谈吐裕如。上海已进入梅雨时节，这样的晴好天气，似不多见，他偶会站起来，转上一圈，说一声：“今天天气不错啊。” 我是小人物 《南风窗》：您的很多言论主张，有没有达到什么效果？ 张五常：我 80 年代建议的东西，《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卖桔者言》，只要写一次，最多写两次，就不再写了，因为感受上好像是有点效果。例如 1986 年 6 月我发表《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几个月后深圳的朋友问该怎么出售。又例如我警告说中国不要走上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同意，反应好。今天重读旧作，仿佛自己把中国改革的细节预先写了出来，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没有这种感受了。我早说中国要放弃抄袭外国的货币制度，写了 20 几篇，劳动法也是，皆如石沉大海。 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听我讲的。我没有本领改进社会，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我算什么呢？不是什么大人物，是小人物。你要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解释什么政策会有什么效果，但我不是改革者，这不是我的专长。我只不过是用我所知的解释给你们听，你们不听我知道自己是个小人物。北京对我是宽容的，我批评新《劳动合同法》写了十几篇，有时骂得自己有点尴尬，他们虽然不接受，但没有封杀我。 《南风窗》：也许还没有到时间吧。 张五常： 75 岁了，来日无多，希望能早点见到我希望见到的。 《南风窗》：我说的时间没有到，是指现在这个国家还处于转型初期，总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摸索，要允许尝试。况且对于一项制度设计的判断，站在不同的角度，处于不同的境地，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此时，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应该把问题交给时间去解决么？ 张五常：我搞的经济学不是坐在办公室猜测，而是基于真实世界的观察，对中、西方的历史都有掌握。从事经济解释 50 年，因果的推断准确。我说这政策会有那样的效果，你不信，尝试失败其代价可能高到天上去。 《南风窗》：您觉得自己的金玉良言没有人听，都有找过原因么？ 张五常： 80 年代的时候，中国没有海归派，西方的影响也不大。北京的朋友当时都在摸索，多读我的文章是不难理解的。你读我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我的影响。你爱读我就写，不断地解释。走我的学问路线的人只能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至于有没有真的影响力是无关宏旨的。我没有雄心，也没有野心，有的只是一点关心。 现在声浪很多，大名校的博士无数，而我历来是个不争论的人。昔日美国的同事初时认为我从来不回应的态度不对，后来又一致说我对，其实是 1968 年施蒂格勒教的。 《南风窗》：智囊化决策和施政，有用么？ 张五常：通常没有用，西方的经验也说没有用。昔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及南美的一个成功例子，都是主要用一个顾问。这 3 位顾问跟我很熟，我很佩服他们的政治感。但我认为比他们更重要的是上头对经济的感受好。 《南风窗》：假设在某一天，官方说张教授您也来给我们当当顾问吧。届时您将作何反应？ 张五常：他们不需要这么做。找朋友带个口信来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建议，我知道的会说。朋友之间问我怎么看，我知道的会说。这种传达方式可能传错。正正式式的会说得清楚一点。但我认为不需要这么做。我认为能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很重要。 经济学家的责任 《南风窗》：前些年有学者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 5 个，在您眼里，在这个群体中称得上经济学家的多不多？ 张五常： 1997 年，我做美国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这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学会，我数了数那些会员， 3 个里面有 1 个是中国人。你说中国有多少经济学家？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么？我在美国攻读经济的时候，全校的中国学生只我一个念经济，现在念经济的很多，那你说中国经济学家怎么不多呢？说起来，我在美国长滩教了两年，芝大两年，华大 13 年，加起来只教过一个中国学生。今天的情况相差很远。 中国几千年前的老子、韩非子，都是经济学家，还有其他的，当时可能纸张不便，写不出长篇大论，但比照一下现在的水平，甚至一些拿诺贝尔奖的水平，其思想哲理的重要性还比不上我们的韩非子、老子。 另一方面，你说的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呢？经济学有多种。大多数的经济学不走解释世事的路。你可以说我这种不是经济学，我不会反对。 30 多年前美国的同事说我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这些同事有偏见，认为解释现象才是经济学。当年影响我的前辈都着重于经济解释，今天奇怪地变得很少了。 《南风窗》：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张五常：没有责任的。经济学家没有责任比有责任好。我知道有些后起之秀说自己有什么责任。他们还年轻，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我认为做学者的最多能做得到的就是解释。解释了你不懂我再解释。解释到不想再解释的时候，就不解释了。 没有什么责任的。你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解释。有关自己的国家，当然多解释几句了。你又没有付钱给我，而你付钱给我我很难做。经济政策顾问的钱是最不好赚的。我平生只见过两个朋友赚得舒畅。他们不仅懂经济，也懂政治！ 《南风窗》：那么怎么样保持经济学家的独立性？ 张五常：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己是很独立的，一向都是。我告诉你我是做过顾问的，不是做得那么愉快。加拿大某省的政府曾经聘我做租务管制顾问。他们请我去，给我资料叫我写报告给他们，我花了多天写了报告给他们，谁知道他们请我是希望我支持租务管制的。就是他们已经有结论了，我事前不知道，我是反对租务管制的。他们不付答应我的钱。 好些时，政府部门叫你做顾问，不是问你什么对什么不对，而是利用你，就像加拿大的例子。我为什么要赚这种钱？这方面弗里德曼对我影响很大。你问我意见，我给你意见。有一次在香港，政府叫经济学家去开会，利益团体在场，很多经济学者也在场。我坐在那里，我反对，把其他人都激怒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经济政策只有我一个人反对，而政府很难推翻我的论据。但有几年时间我跟当时香港的财政司司长合作得很愉快。每两个星期大家进一次午餐，论经济大势。他说只听我一个，因为我从来不替任何团体说话。大家君子协定，午餐轮流结账。 中国的胜算 《南风窗》：这些年有关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言论时有出现，今年的数据显示中国 GDP 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坐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大家为此无不欢欣鼓舞。这种总量上的赶超，意味着中国已经很强大了吗？追求这样的名次，是否真的重要？ 张五常：中国的总国民实质收入其实超越日本已经不止 10 年了，他们物价那么贵，楼价那么贵，农产品又贵。中国不仅是在总收入上超过他们，在将来人均实质收入也应该超过。现在还没有，但有一天会超过。大约 20 年吧。中国人均的实质收入目前还追不上很多国家。 国际的收入排名当然不重要。追求来做什么呢？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生活好，不要管他人的。国际上的统计数字历来不可靠，是一些受了高薪的人炮制出来的玩意儿。 《南风窗》：下一个目标好像是美国。各种预测认为，中国的 GDP 总额将会超过美国。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张五常：跟美国怎么比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在人均的实质收入方面要胜过美国是很遥远的事。中国人多，地少，光在住房方面就输了，怎么能追得上呢？不要忘记，美国的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这是很难追得上的。 讲到财富，房地产可能是最重要的财富， 2003 、 2004 年，大城市跟大城市相比，美国的房地产比上海的贵一倍，现在倒转过来，上海的房价比美国的大城市贵一倍。现在上海的楼价比洛杉矶的楼价高一倍都不止了。以房地产来算，中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就像发了神经一样。中国的高楼大厦比美国多很多，而楼价也比美国高。那你这么看的话，单从房地产那方面衡量财富，中国是比美国高得多了。 其他方面看，天然资源方面，我认为美国胜一点。人力资源，脑子的本钱，天生的那种，中国胜一点。但我们的知识比美国及欧洲落后很多。知识这个东西是可以学回来的，中国今后的发展前途主要是把知识放进那么多的脑子去。知识不足的人对社会是负值的。人均的知识水平如果能追近美国，我们的总国民收入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听说不久前英国某好事机构出了一个赌盘，说今年中国有六成机会总国民收入会超越美国。赌不过。 《南风窗》：脑子的本钱？怎么讲？ 张五常：中国有什么呢？中国的主要资产是人，是天生聪明的脑子，没有太蠢的。不仅是聪明这个问题，中国的人种比较一致。我到过西方那么多地方，没有看到人种这么均匀的。中国是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只有贫富歧视。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人类的骄傲。还有另一面我们可以乐观的。中国的孩子多多少少有点西方文化的认识。你问中国的学生莎士比亚，他们听过，莫扎特他们也听过，弹得一手好钢琴的中国孩子今天以百万计。你问外国的学生谁是苏东坡，他们不会知道。问他们会不会唱京曲，不会。现在地球一体化继续发展下去，中西文化都要懂一点，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孩子是占了优势的。我不想夸张自己中西兼通，但地球一体化，不走我这条路不会在地球上杀出重围。 人才最重要。有个问题，人这种东西，你发展得好的话，有知识，国家会强大，发展得不好，知识不够，人多就变成一种负荷了。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困难不是人多，是人的知识低。这方面，我们的中小学还可以，但大学一团糟。你看现在的学子争着去外国念书了。去美国念书， 5 万美元一年，等于近 3 万人民币一个月。有多少中国家庭能出得起这笔钱？为什么不把国内的大学搞好呢？把国内的大学搞得跟美国大学同一水平，一个大学生需要的费用不到留美的 1/3 。留学只是方便了那些有钱的，有能力出去的，对中国自己的前途来说是缺乏了重要的一般性发展，何况出了去的多半不回归。 所以问题是，我们的脑子资产举世无匹，但大部分是浪费了。现在看，假如你们不照我讲的，不把知识发展搞上去，大学教育不改进，不尽量给贫困学生好教育，中国的发展再上一点就差不多了，人均实质收入连日本也追不上，因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好。我们的文化传统比日本纯得多，厚得多，原则上知识水平有机会超越他们。 高增长的问题 《南风窗》：就质量而言，您觉得中国经济发展怎么样？在高增长的同时，应该注意什么？ 张五常：现在中国情况不是那么好，中小企业有困难，借不到钱。出来闹事的那些人归咎于老板不发薪水。老板借不到钱发薪水啊，怎么借钱啊？银行不肯借，外面高利贷的利率 20% 多。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现在银行是控制利率的。利率是一个价格，管利率就是价格管制嘛，怎么会有好效果呢？东莞一带，不少中小企业都站不住了。 2009 年 3 月，我说北京要开始收紧了，要慢慢地把银根收紧一点。当时如果这样做不会有今天的通胀。说了多少次，我们自己经验不够，理论根底不够，而那些海归派对这些方面是不熟悉的。两年多前我说要开始收紧，是多年来观察的经验之谈。弗里德曼是深交，他的货币理论我很熟。目前央行采用的货币制度很难处理。西方的高明之士也搞得一团糟，更换货币制度中国不需要交巨大的学费。 《南风窗》：您说不要抄美国，可是不抄他们不学他们，能怎么办？直到现在我们各地官员还要经常组团出国考察，无非也是希望从外面学得一两手东西。连你张五常也是西方经验和背景下面走出来的，这不正能说明中国的现实么？传统上，中国是个农业国度，从来围着小农经济打转转，既没有完备的中央银行制度，也无宏观调控经验，要说现代经济制度和商业创新，就更是先天不足。不要忘记，经济学这个东西是西方发明的。我们不得不向领先于自己的国家看齐，这恐怕也是必然要经历的摸索阶段，没有借鉴何来创新？ 张五常：千万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智慧。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内说得清楚，这个神奇制度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非常感激美国的大师们给我的教诲，但教了我 6 年我就推翻了他们的佃农理论，跟着推翻了他们的外部性理论，价管理论，公司理论，租值消散理论，生产成本理论，而今天连他们的竞争理论也推翻了。目前我正在整理西方的经济理论，值得保存下来的恐怕少得有点尴尬吧。我当然可能错，但我有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脑子。 我不会这么做 《南风窗》：您一直对楼市调控持批评看法。调控到这个阶段，您的看法还是一贯的么？您不认为投机力量需要得到抑制或者疏导么？ 张五常：有些人从事生产，赚到钱，那他们消费之外的钱应该放到什么地方？难道把它烧掉吗？难道去把它赌掉吗？消费花不去的那些钱，应该放到哪里去？放到股市，但股票很多是靠不住的，靠股票养老要多作调查研究。买个房子，被打压楼价。买收藏品吗？这个要学过才能买啊，随便买会输的。那么养老钱要放在哪里呢？ 楼价起得太急，那么就多放点土地出来嘛。真正买不起房子的穷人，考虑补贴给他们去买房子。也许收穷人一半地价。但这个房子是要私人建的，不要是政府建的。补贴一点地价给他们，提供多一点建房子的土地，信息发布上要说得清楚。但现在不是啊，老是说楼市有泡沫，要打压。愈是打压，房子的供应量愈少。 为什么要限购？这么限购，那发展商怎么办？我不反对政府抽楼宇空置税，买了房子没人住，房子不装修不租出去，可以收他一点税。要是他招租但租不出去，就不要收。空在那里完全不租，抽他一点税，这个我不反对，但据说这是很难执行的。 《南风窗》：这么说，我们当下推行的楼市调控在您看来真是一无可取的么？ 张五常：我没有说一无可取，我只是说我不会这么做。我不能猜测政府是怎样想的。听他们讲，就是泡沫问题。假如说到财富分配的问题，那么对穷人就收少一点地价。看看香港的发展，那里买房子输了钱没人可怜你，赚了钱就有人眼红，有这个问题。不要只是想着买房子的一定会赚钱，破产的人多的是。 90 年代内地在楼市输身家的人无数。几天前在香港某报头条读到，内地的楼市政府打来打去也打不死，北京某人说这证明泡沫愈来愈大。这样的智商我不懂。不久前我公开说看来中国的楼市泡沫是用钢造的，我可不便说如果连钢造的也要打破就简直愚不可及。 要给人们机会 《南风窗》：您是极反对最低工资和《劳动合同法》的，这容易犯众怒，因为已经否定了一个社会建立基本权益保障机制的必要性和价值取向。 张五常：这样做怎么能帮得到穷人呢？最低工资能帮得了他们吗？那么容易可以帮助穷人天下还有穷人吗？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吧。我们可以看看香港。香港是到最近才搞最低工资，但那里发展得最好的几十年，哪有什么《劳动合同法》？可以回头看中国唐宋时代的富庶，哪有看到他们那时候是讲最低工资的？ 我要说的是，要是这种政策能帮到最穷的人，我会立刻赞同，但根本帮不到，只能增加一些团体的权力，害最穷的人找不到工作。难道那些老板都是愚蠢的吗？做工厂是最难做的生意，没有事情是比做工厂更难的。做房地产发达，我不佩服，做工厂能赚到钱，我佩服。好难赚钱的，全世界的经验都是这样。我们不妨立下法例，规定任何搞《劳动法》的人要先做厂，或者罚他们去做厂。 那些搞《劳动合同法》的人，搞最低工资的人，应该强迫他们去做工厂试试看。那么容易剥削工人的吗？有本事你去做厂给我看看。假如政府没有给你一些垄断权或者是一些好处，或者你没有发明专利，或商标名牌，做厂赚钱的机会近于零。 这么快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不见得是好事。如果等到中国的工业一般有发明专利或名牌宝号的租值时，推出《劳动法》会蚕食租值，而这蚕食是需要工会协助的。 《南风窗》：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那么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权益怎么保障？谁来保障？不能说就不管他们吧？ 张五常：如果天生有缺陷，或后天遇到不幸，慈善机构会帮助，政府也应该协助。但没有什么缺陷，给机会又不去争取，还是要伸手向政府拿钱，那这种人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要忘记，人有选择饿死的权利。政府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要提供机会，鼓励自力更生。 我们要给每个人自己争取知识的权利，有出售自己知识的权利，有机会增加知识，有机会自力更生。现在的问题是给他们的机会还不够好。香港二战后，机会不错，每个人都去争取，结果许多人都变得富有。很多穷人吃了多年苦，最后还是爬了上去。今天香港大派福利，他们懒得爬了。在大派福利之前香港的失业率不到 2% ，大派福利之后上升至 8.6% ，后来下跌到最低约 3.5% 。今天看还要上升，因为最近推出最低工资。换言之，大派福利使香港的失业率上升了一倍以上。目前中国最要紧的是增加青年及劳苦大众的知识。全世界所有的可靠的研究结论，都说人民的知识增加，他们的收入就会增加得快，这一点是肯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设法把自力更生的机会广及所有人。假如一个人真的没有自助的能力，我们要照顾这个人，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自己不是那么有钱，但做了不少这样的事。政府可以鼓励慈善工作的普及。但是我认为，给你机会你不学，这么多穷人，我们帮得了多少呢？英谚说： ” 上帝帮助那些懂得帮助自己的人。 ” 我们不是上帝，但给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上苍会是有灵的。   全文链接地址： http://business.sohu.com/20110727/n31470047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