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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成吉思汗的纠结

历史上有很多人,虽然杀人如麻,可是那些被他屠杀的人们却不仅不仇恨他或鄙视他,反而认为他是好汉是豪杰,甚至是“民族英雄”——譬如,成吉思汗。有人就认为“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族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中华民族英雄!”为此,还列举了一些政界名流的言说:譬如,有名流曾为成吉思汗题词:“纪念成吉思汗,民族英雄!”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英雄的观点!还有名流在自己名词中称他是“一代天骄”。或者评价云:“成吉思汗是民族伟人,也是世界巨人,这是我们足以自豪的。”等等。总之是“赵太爷都说他有理”一类。 然而,这种吹捧显然经不起历史检验。 首先,成吉思汗根本不是本“民族”。 中国自古称作华夏民族,指的是由炎黄部落发展并传承而来,以华夏文明为核心、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在两河流域和其周围地域活动生息的一个民族。而成吉思汗铁木真众所周知是蒙古人。蒙古人发源于蒙古高原,跟华夏民族半点关系也没有,铁木真的出生地外蒙古肯特省达达勒镇,也跟中国半点关系没有,满清前几千年来中国的历朝历代,也都无一例外地把北方游牧民族统统视为外族,在这样铁一般的事实下,铁木真他一个既不具有华夏血统,又不在华夏地区出生、生活的蒙古帝国的创始人,怎么会变成了中国人?有人说,铁木真的后裔建立的大元帝国,首府设在北京,所以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之一,明朝取代元朝以后,统驭元朝的部分疆域,蒙古人已经并入中华民族,所以铁木真也可以算作是中国人。然而,事实上铁木真早就在元朝取代宋朝的半个世纪前就作古了,人家生前赫赫一个蒙古帝国的缔造者,与中国风马牛不相及,蒙元在华夏也仅仅统治了短短几十年就赶回大漠去了,还保有北元这样的一个独立主权,并没有受明朝的统治,把以蒙古皇帝身份统治中国的蒙古人说成是中国人已经够勉强的了(向来只有奴隶跟主人姓的道理,哪有主人跟奴隶姓的道理?),还把人家早已作古的祖先也硬说成是中国人,不是太莫名其妙了吗?而就影响来说,蒙古对俄罗斯的影响远远超过对中国的影响。客山汗国,阿斯特拉汗,西伯利亚汗,克里米亚汗,诺盖汗的蒙古鞑靼贵族们后来都供职于俄罗斯公国,成为很多大公,王,贵族的姓氏起源。蒙古鞑靼人不仅把血统形式传给了俄罗斯人,而且把政治制度,税收制度,海关制度和军事制度也传给了俄罗斯人,蒙古人为俄罗斯贡献了鲍里斯和费德尔戈杜诺夫两位沙皇。俄罗斯谚语说,如果深究俄罗斯人,就会出现鞑靼(蒙古)人。” 还有中亚、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都比我们更早就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为什么最有资格的俄罗斯和中亚欧国家都不认铁木真为祖先?倒是我们对他情有独钟? 其次,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铁骑对汉民族只有杀戮没有正视更没有自以为是其代表。这方面例子举不胜举。当铁木真以及他的子孙当年带领着如虎似狼的蒙古铁骑像黑色的飓风一般狂卷亚欧大陆,从朝鲜半岛到多瑙河;丛极北苦寒之地到西奈半岛,蒙古军铁蹄所踏之处,一切都被无情的踏成碎片,文明毁于一旦,生灵惨遭涂炭,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人间沦为地狱,城市变为坟场。西夏人被屠杀灭绝,金人被大屠杀三天……亿万人民在蒙古兵的铁蹄下辗转呻吟。奸淫烧抢之后,留下的是被征服者无边的血泊、眼泪,遍野的废弃城廓、千里焦土,以及女人们被凌辱时无助的惨叫……国外的书籍中记载,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杀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在中国范围内,蒙古人曾一度要杀绝中国人,让良田尽为牧场。若非耶律楚材劝说,恐怕今天早就没有中国人了。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境内 ( 河南、河北、山东、山西 ) 屠杀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 90 ,其中忽必烈屠杀了一千八百万人,中国北方 90 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公元 1279 年,元蒙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最保守的估计有 1300 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 80 万人。元丞相伯颜提出并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财产可以任意夺取,妻女可以任意糟蹋,生命可以任意杀戮。汉人村落里每家新媳妇的头一夜是一定要给蒙古保长过的,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即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 5000 万。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 7000 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1985 年版。蒙元政权的超级野蛮使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華夏文明变成蔑视華夏文明,他们再没有把中国人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外蒙独立时,对几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国军队。所有被蒙古入侵的民族都痛恨蒙古蛮族的入侵 [ 在俄罗斯,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杀的博物馆 ] ,只有汉人例外。岂不是奇耻大辱!!象蒙古人那样残忍还算是人吗?中国人在歌颂成吉思汗挽弓射大雕的雄壮时是否也曾想到那无数支射雕的利箭正是射向中国人的祖先的? 即使其建国之后,也没有把汉人当成回事。元把境內的子民分为四等,第一当然是蒙古人。而第二等是色目人(即土儿其、波斯、巴格达、俄罗斯、波兰人等斯拉夫人甚至盎格鲁撒克逊的欧、亞金发碧眼白种人),在中国大地嗜虐的蒙古铁骑里有很多金发碧眼的唐基科德的战友。第三等是漢人(北方的契丹、女真人和汉人的后裔),第四等才是南人(包括汉人在内的真正中国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的地位最低。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蒙古人的政治才能及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色目人(蓝眼睛白种人)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色目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色目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色目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色目人低一等或低二等。 如此这般,我们还选他做自己“民族英雄”是不是有点对着王八叫祖先?或许,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人们只羡慕和崇拜权力通吃的赢家。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理解国人崇拜成吉思汗的心态。但是,相对汉人而言,成吉思汗毕竟是异族,他的荣耀并没有给汉人带来什么荣耀,更多的是杀戮和羞辱。好在汉语词典里有“认贼作父”一词,对于被征服民族的后代来说,他们可以忘记先辈所经历的苦难,把强暴的征服者认作自己的父亲,多少能获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至少可以向世人炫耀:瞧,咱们祖先多么伟大!曾经征服过欧亚大陆,版图面积傲视古今中外!毫无疑义,这种认贼作父式的自豪,是卑微而卑鄙的。假如你是征服者血缘上的后代,你的自豪情有可原;假如你是被征服者的后代,你崇拜征服者,为征服者歌功颂德,并希望征服者再活五百年,甚至万岁万万岁,要么你没有良心,忘记了先辈被征服的血泪,要么你是严重的脑残患者。脑残是当代中国人的通病,主要源于历来专制统治的奴役和驯化。 外国人对这种纠结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词汇,那就是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 年 8 月 23 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扣押 6 名职员作人质。一星期后,人质获救,奇怪的是,人质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敌意;更出人意料的是,其中一名人质竟爱上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人则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开脱罪责。这种病症是一种心理疾病,缘自患者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对其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也可称为“人质情结”。 中国人对成吉思汗的崇拜与认贼作父恰恰是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爆发。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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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23惨剧看中国人的生命权

按照古老的理论,为了解决人们相互之间的纷争,为了保障每个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建立了国家。国家在人民授权之下组建政府,政府的天然职责之一就是保护其国民的生命安全。当国民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国家有义务不惜任何代价给予救助。 2011年7月23日晚上8点31分,两列“和谐号”高铁列车在中国温州地段发生了高速追撞,撞击速度高达100公里左右。撞击后,被追撞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被压扁,追撞列车的前四节车厢掉落于高架桥下,造成数百人死伤,酿成“7.23惨剧”。 有信息显示,遇难人员并未得到充分的援救。根据7月24日8:31,CCTV13新闻报道,凌晨3点40分,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到达事故现场,在现场“再也没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他宣布,“要以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将现场清理完毕,尽快完成通车”。也就是说,救援工作仅开展了8小时,整个救援工作就基本停止,现场工作的重心就从“救人”变为“保通车”。让人困惑的是,在宣布没有生命迹象11个小时以后,24日傍晚5时许,最后一名幸存者项炜伊在D3115的第16节车厢获救。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当时继续抢救,其他乘客是不是还有可能生还?据专业人士介绍,生命抢救的黄金时间是72小时。如果有外伤,24小时内存活率高达90%以上,48小时内存活率也很高,过72小时,存活率降到20%以下。本次事件发生8小时以后,就匆匆停止救援,应该如何理解? 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疗分队队长彭碧波认为,应该“对搜救区域划成几块,分给专门的救援人员,他们进行拉网式检查,确保每一个伤员都不被漏过”。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消防与安全技术学院助理教授麻庭光认为,之所以早早结束搜救,处理现场,“是希望早日恢复通车,所以放弃了搜救”。 铁道部漠视生命的做法并非孤证,而是惯例。《南方周末》经济部的官方微博披露,2010年在5月23日,江西K859次列车脱轨,当局“用挖掘机挖个坑,把车厢扒出来,扔到坑里,然后用铲车去拍扁”。甚至连“没抢出来的断肢等,也一起拍,一起埋掉”,数日后,“事故平息,才挖出来全部清掉”。该列车在凌晨两点出事,下午六时就恢复通车,“救援时间更短”。当时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9人,但有自称在现场的网友指“抬出来的尸体就不止19具”。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2年4月12日上午,晨练归来的老太太李素芳在横穿铁路时被火车撞伤。闻讯赶来的兰州“120”急救中心医师赶到现场准备抢救,却被两名兰州铁路公安派出所警察挡住,称:“铁路的救护车马上赶到,你们不要动”。结果耽误了近1个多小时,老太太因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而死亡。铁道系统,不仅是垄断性企业集团,还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属于政府机构。通过铁道部的窗口,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正在如何对待其国民。 早在20年前,中国国务院就发表了它的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该白皮书明确提出:“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这是最简单的道理”。20年后的今天,人们惊讶地发现,生命原来是可以“砰”的一声就没了的。中国人并不拥有支撑其生命权的坚固陆地。假如你在某场公共事件中受了重伤,然后走过来一些人,你对他们充满希望,可是他们很可能不是来救援你,而是来埋葬你。 生命权是“人权的不可克减的核心”,至今尚未被明确列入中国宪法。2004年,中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修正案,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人权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需要进行宪法解释或修改宪法,生命权才可以正式成为宪法的内容。在私法领域,中国已经有法律对生命权进行规定,比如《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但生命权在私法与宪法上的意义并不相同。在私法中,生命权保护个体免受他人侵害;在宪法中,生命权保护个体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并强调国家对公民生命权的保护义务。生命权写入宪法就是与国际接轨。有学者统计,在世界公认的193个主权国家中,至少有154个国家的现行宪法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生命权。如爱尔兰宪法规定,“一旦发生此类事件,国家须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人身、名誉以及财产权利”;危地马拉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和保护从孕育起的人的生命、安全和人格的完整”。 联合国《国际人权宪章》有两个文件规定了生命权:其一,《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其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中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今尚未批准其在国内生效,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义务。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信力建的最新更新: 多养母鸡少养公鸡的哲理 / 2011-08-02 10:21 / 评论数( 0 ) 49年大陆易手的政治原因 / 2011-08-02 08:23 / 评论数( 2 ) 我们需要真正的悼念 / 2011-08-01 13:54 / 评论数( 8 ) 信孚要闻(8.1有一种天真叫自欺欺人! / 2011-08-01 13:38 / 评论数( 6 ) 信孚电讯(8.1)——透过天窗看兲朝 / 2011-08-01 13:33 / 评论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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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漠视生命,必定死人如麻

毛泽东时代被称为“红色江山”时代——从死人这个角度而言,这江山的确应该是红色的,因为死人太多。正如我在《 1945 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一文所言:斯时,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 6000 万到 1 亿之间。这里边当然原因多多,但统治集团——尤其是统治集团中领导人的生命观当起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妨来看看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对生命的看法。 毛泽东据说是无私的,为了新中国牺牲了六位亲人。不过他早就有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在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在苏联时,他更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 27 亿,一定还要多。”看到这些话,不难理解什么叫草菅人命;如果全世界要死一半人才能换来社会主义,人民是不需要这个主义的。既然全世界都可以死一半人,那六位亲人又算什么呢? 有了这样的观念,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政策和体制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毛泽东对这么一场惨绝人寰的死亡灾难却心平气和得让人吃惊。大跃進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 [ 庄子死了妻子以後 ] 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後“不准哭”,“不准带孝”。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裏,上面种上庄稼。 如前所述,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甚至,毛泽东对他他搞大跃進中国会死多少人都心中有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66 年,刚刚吃饱饭没几年的中国人又将面临一场更大的灾难,这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著军装,系著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裏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到了这一年冬天,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展趋势发出最新最高指示:“ 1967 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他 73 岁生日那天,用洪亮的声音说:“祝展开全面内战!”随之,暴力行为不断蔓延,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行为使许多地区血流成河。由“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武化大革命”。其理论支柱就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军队支持的就是“左派”,是“革命组织”,不支持的当然就是“保守派”,是“反动组织”。康生、江青等人又提出“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发枪自卫”。 军队“支左”——给“左派”发武器“文攻武卫”。《中国“左”祸》列举了很多著名事件。其中: 1967 年 1 月新疆石河子事件,打死 24 人,打伤 74 人,事后双方又互抓对方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曝尸。 1967 年 5 月,广西两派组织武斗,仅“四 . 二二”一方就被打死 1340 人,被俘 6445 人,另有 2500 名被捕,后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 26 人。加上攻击方的损伤,总死亡人数达 1470 人,被俘 8445 人;烧毁房屋 2820 多间,面积达 46 万平方米,使 10000 多户 50000 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 6000 万以上。湖南道县还放出了杀人“卫星”。 1967 年 8 月到 10 月,历时 66 天,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杀死 4193 人,另有 326 人被迫自杀。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杀人“成绩”也可观,非正常死亡 9093 人,其中被杀 7696 人,被迫自杀 1397 人,致伤致残 2146 人。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 826 人,最小的仅出生 10 天。杀人的手段有:枪杀,刀砍,沉水,炸死,投消水洞,活埋,打死,勒死,烧死,摔死。 为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生命观叹息,更为中国有这样的领导人叹息。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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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朝鲜与新加坡为什么相差甚远

按:近日走访了新加坡,也写了一系列关于新加坡的文章,这个国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思索的地方,由此我不禁想到另一个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朝鲜,朝鲜和新加坡同为老子执政之后,儿子又掌了权,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国际声誉却实在着天壤之别,找出曾经对这两个国家进行过比较的一篇文章再读之,如今看来这两个国家差距仍然甚远,甚至越行越远。   金日成、金正日父子 李光耀、李显龙父子   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政权是实行了父传子的。一个是新加坡 ( 经过了吴作栋的短暂交替 ) ,另一个是朝鲜。然而,这两个都实行了“父传子”制度的国家,其差距又何止天悬地隔! 新加坡的经济高度发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发表的报告, 2007 年新加坡是以人均 GTP34153 美元 ( 约 4 万 6100 新元 ) 的人均产值排在亚洲首位,之后依序是日本 (3 万 4023 美元 ) 、文莱 (3 万 2501 美元 ) 、香港 (2 万 9149 美元 ) 和韩国 (1 万 9624 美元 ) 。人民生活富足,享有发达国家水平的各种福利和生活保障,政府清廉高效,是世人心目中一个令人向往的美好国家。朝鲜则实行的是一党专制,经济上几乎无法维持, 2007 年朝鲜人均 GTP 仅为 957—- 新加坡是朝鲜的 35 倍。那么究竟是那些因素造成了这两个“父传子”国家在经济上如此巨大的差距呢? 首先,新加坡较好地保障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政府经济管制的领域在独立之初就不算多,后来又不断放开,并且统治者有意识地防止政府对经济尤其是对企业微观活动的过度的、尤其是非法的干预。而朝鲜则对人民实行严密的经济控制,人们不但没有私有财产权,自由经营权,就是生存权也由国家一手掌控:朝鲜从1957年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规定一般劳动者的口粮定量为每天700克,军人800克,老人500克。可是1973年开始以储备战备粮为理由,人们的口粮定量削减了10%。1987年以准备世界青年运动会为由,宣布人们的口粮定量暂时再削减10%。但世界青年运动会开完后,口粮定量的暂时削减却一直持续下去。进入1990年代,口粮定量又作了几次修改,到1994年一般劳动者口粮定量为每天450克。1995年北朝鲜以水灾为由,口粮定量减半,1996年口粮定量又削减三分之一,现在的口粮供应为每人每天100克左右。 每天100克的口粮是无法维持生命的,于是北朝鲜提出国家解决口粮的三分之一,单位解决三分之一,个人解决三分之一。单位较好的人可以从单位分到一些粮食,有钱的人还可以从黑市买高价粮。但是无钱无势的人只好去挖野菜,吃树皮。北朝鲜的中央电视台则宣称根据科学研究结果,少吃饭有利于长寿,野菜更是营养丰富,多吃有利于健康。平壤等大城市的粮食情况还比较好一些,中小城市、偏远地区则情况比较糟,饿死者不断出现。 其次,新加坡是一个实行严刑峻法的国家,而且,她有完善的立法系统,可以保证法律的公开公正公平,这对经济的意义在于,法律严格划定了政府的行为规范,致使官员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去侵扰公民经济权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以理论术语来说,在整个社会中建立了一个良好的“预期系统”,有利于公民安心于各项治富的事业。而朝鲜则是一个进行彻底专政的国家,也就是说其法律从立法到执法,都只反映统治者意志,没有民意基础。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就在于朝鲜实行的无所不在的阶级划分——在朝鲜一个人进入社会首先遇到的就是家庭出身问题。北朝鲜的出身成份要追溯到前三代,家庭出身详细分为51种成份。这51种成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核心阶级,动摇阶级和敌对阶级。核心阶级包括革命家庭(长辈为革命干部)、军烈属、工人、贫下中农等。核心阶级的人数占北朝鲜现有人口2200万的三分之一,是朝鲜政权的支柱。动摇阶级是指没有誓死捍卫北朝鲜现政权决心的人,动摇阶级约占人口的一半。敌对阶级是指地主、资本家、反动分子、不纯分子、以及在南朝鲜有亲戚关系者,敌对阶级约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北朝鲜,家庭出身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敌对阶级的家庭出身者,不能在大城市居住,不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只能从事一些低贱的工作。动摇阶级的家庭出身者,虽然可以上大学,但入党、提干极难。在北朝鲜,报考大学首先要有中学的推荐,所以到了高中,一些家庭出身不理想的学生往往会向老师询问:老师,我也能上大学吗?。北朝鲜号称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由平等的国家,如果在最之后增加一个不字,也许就名副其实了。         再次,新加坡是个小国寡民的社会,因此在独立之初,社会财富分布就呈现很典型的均质化特征,从而使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不至过于复杂,这就使国家的发展获得了一个很有利的起点,有利于以后各项政策的推行——这样一些政策,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利益集团关系极端复杂的中国和美国可能都会显得十分理想化,而在新加坡却能迅速落到现实。在朝鲜,因为政治体制的原因,财富高度集中在权贵手中,虽然老百姓陷入饥饿的困境,但干部们却有特供,吃饭没有问题。高干们则过著豪华奢侈的生活。据说近来北朝鲜出现了自称为生活调查委员会的盗窃集团,专门行盗富裕的干部家庭,盗完后还要留下生活调查委员会的纸条,颇得老百姓的赞赏。不管该传说是否属实,北朝鲜的老百姓对生活富裕的官员干部们的怨恨是毫无疑问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可以完全分享世界分工带来的优厚好处;而朝鲜则是一闭关自守的国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而一个封闭国家,当然就只能又腐又蠹了。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这两个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而且还都实行了家族制的父传子的国家才呈现出这样二水中分两山对峙的形态。由此可见,是否一党执政并不是民主与专制的分界点。只要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在民主制度下,也仍然是可以实行一党执政的。朝鲜和新加坡的例子就说明了,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下是可以产生出殊途同归的一党执政的格局的。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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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林彪算哪门子“战神”?

出于同情或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现在很多人对林彪崇拜有加,尤其是对其军事能力的评价,那几乎是泰山极顶:什么“天才军事家”,“攻无不克的将星”乃至“百战百胜的战神”……等等,然而,林彪有这么“神”么? 我们知道:解放战争的关键点在东北,而东北的转折点又是“四平之战”,那我们就不妨来仔细看看在这场大战中林彪的表现吧。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国军进入东北的,有石觉的十三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孙立人的新一军,陈明仁的七十一军等七个军共二十八万人。这些部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越南、缅甸及中国西南调运东北。杜聿明坐镇秦皇岛指挥。 四平渐成国共征战的焦点。四平位于沈阳和长春之间,为交通枢纽,成为国共两军攻防重镇。国军向北推进,必克四平,共产党固守长春,必守四平。另一方面,毛泽东想固守四平以拖延时间,确保北部大城市,等待调停中国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由美返华,可获得更多谈判筹码。毛在战前指示,准备牺牲数万人讲四平变为“东方的马德里”!于双方军队在四平第展开大战。毛泽东一厢情愿地要求“死守四平,寸土必争”,林彪(此时已拥有三十万人)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结十万军队死守。这给一路攻势锐利、渴望大试锋芒的国军一个良机。蒋介石电文要求“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指示此战应集中空军全力、采用空陆联合作战模式。此次大战,空军轰炸发挥巨大威力,重创本溪林彪十万部队。参战的七个军,五个是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其中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则是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精锐,士兵训练有素,拥有强大火力。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具有杰出军事才能,他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部队;廖氏亦是出色军事人才。此时,国军在东北共二十八万。 此次大战,林彪麾下的东北大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先是从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打到五月十八日。国军在本溪和四平两地发动强大攻势,空军猛烈轰炸,首先力克本溪,十万林彪守军大败溃逃。国军挥师北上,援战四平,然后兵分三路,以空中优势发起立体攻势,四平十万林彪守军又溃败。五月十九日占领四平。林彪驻守本溪、四平两地二十万军队重创溃逃。前来四平督战的白崇禧将军已被任命国防部长,他当机立断,命令杜聿明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长春,然后兵分三路,向北挺进,穷追再创逃往哈尔滨方向的林彪败军,一路收复许多要地。孙立人将军指挥的新一军锋芒所向,如秋风扫落叶,至五月三十日,已越松花江,直逼离哈尔滨不到一百里的双城,实已兵临城下。 据史料记载,林彪部队四平大败,伤亡极大,一路长途北逃哈尔滨,在国军飞机轰炸和机械化部队之汽车坦克追击下,已成惊弓之鸟,乱成一团,其状狼狈万分;官兵极为颓丧,奔逃中被俘、投降极多,有的部队丧失三分之二,已失去战斗力。四平大败,使林彪心理大受挫败,情绪反常,亦受部下奚落。他承认四平战役伤亡重大,承认美式装备厉害:“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这是最大的教训。”国民党方面估计此役林彪军队伤亡四万人,而且,此次失败,可以说埋下了五年后林彪拒绝担任朝鲜战争志愿军司令员的伏笔——四平大战和美式装备之威力给他的这一惨痛记忆和心理震撼实在态惨烈了。 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内战战场彻底翻盘的时候。白崇禧在五月三十日随蒋介石飞抵长春,及时向蒋提出的全盘计划:乘林彪部队溃不成军、丧失战斗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等重要城市;然后组织民众编成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产党残余势力;再调五个机械化师回华北消灭聂荣臻部。当时孙立人之精锐新一军已在哈尔滨城下,这一计划若执行,可望全部或大部歼灭林彪余部,则整个东北可以安枕。那时,无论和谈,还是挥师进关,继续以立体攻势军事解决,局面将完全不同。毛泽东则不敢再轻举妄动,或全线收缩至西北地区,保持实力,或回到谈判桌上就范。而在国际方面,因为四平大胜、长春攻克,苏俄冷脸变春风,向国民政府频示友好,对中共这个被斯大林戏称为“人造黄油共产党”则视若敝屣。五月六日,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苏;长春攻克,又向国民政府表示不会支援中共。整个局面对国民政府十分有利。 此时的林彪可谓命悬一线——不要说战神,恐怕连做战死鬼的准备都有了。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因为中共对停战谈判的操弄和美国人的大意,蒋介石竟于六月六日(正式向东北部队发出停战令,要求“停止攻击前进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而此时的林彪部队慌忙准备运走物资,放弃哈齐诸城,去山野重玩打游击的老把戏。孙立人新一军气势如虹,得到停战令,大为吃惊,力争不果,只得勒马城下,口中猎物,就此放弃。六月二十一日,蒋氏应周恩来请求,竟再次宣布停战令延长八日,至六月三十日。共产党在战场上占便宜时,绝不谈判;一败涂地时,则乞灵于谈判桌。从此,国军一举获胜的良机和优势一去不返。林彪正是利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得到喘息,迅速重整军队,至一九四六年底,增至三十六万,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际,增至五十万,一九四八年冬季辽沈决战之际,已成一百万大军。辽沈决战,林彪的百万大军把国民政府驻在东北的四十七万精锐军队全部消灭。于是,两千辆汽车、七十六辆坦克、一百五十多辆装甲车以及大量重炮武器这些美式装备,全部武装起林彪军队。林彪“四野”入关南下,平津不战而降。淮海战役中,国军又被消灭六十万。林彪大军节节挺进,直抵海南岛。蒋介石只有逃往台湾一途。历史从此成了另一种样子。 所以,东北之胜,林彪胜得偶然——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送给他的,所谓“卫青不败缘天幸”是也,如此这般,焉谈“战神”? 即使在以后的关内战役中,林彪也失着多多。比如   南下时安阳、新乡打了一仗,两支主力(即 43 军和 48 军),与华野的 70 军一道,竟然连续攻击安阳半月之久,才歼守敌城外部队一万余人,后攻入城又歼守敌万余人,之后守新乡的敌军主力投降。林彪的两支主力部队(当时就有 13 万人之多),加上华野 70 军(非华野主力,有近 2 万人),这么多的部队竟然如此之能,难说精锐。而在湖南衡阳与白崇禧部队交手时,四野部队也吃了亏,损兵近万,与三野的金门之战一样,成为当年仅有的两次败仗。四野在与白崇禧部的作仗时,以三个兵团另加二野的陈赓兵团,兵力达 80 多万人。在歼敌的近 40 万人(由二野的陈赓兵团歼敌的就达 17 万人之多),四野部队只歼敌了 22 万余人。三个兵团的歼敌数目,只比二野的一个兵团多不了多少! 总之,在整个解放战争中,   如果按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存在的部队计算,四野在东北消灭 23 个师,在华北消灭 20 个师(还大半是残废的和自己投降的),在华中和华南消灭 7 个师,占国民党全军不过 1/5 。不但远逊三野,连二野都不如,不过是抗战后期国民党中央军的翻版,躲在北满(西南)坐等别人打完硬仗、消灭大部分国民党(日军)主力后,过江(下山)来争夺胜利果实,还有幸亏伟大领袖帮忙和晋察冀不争气,否则等四野入关时就根本没有战果可摘了。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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