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漫画讽刺中国当局打压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是指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经济学家吴敬琏,历史学家秦晖和媒体人胡舒立等人上榜。随着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公知这一群体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并逐渐家喻户晓。

然而,2012年南方周末献词事件之后,中国当局开始全面打压公知,迫害言论自由,并且动用宣传机器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公知这一群体也逐渐退出大众视野。2021年,凯迪网被当局整肃,“猫眼看人”等栏目被封杀,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公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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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我找到了对付越南的致命武器

《外交杨皮书》之十一   自从被一些网友贴上了半张“自由主义”的标签后,我就失去了“自由”——至少在我的老本行“外交”与“军事”领域,就没那么自由了。   自由主义虽然是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立国之本,可在外交与军事领域,自由主义者从来都是三缄其口的。自从有了自由主义,好像就没有看到哪一位自由主义者能把“外交”与“军事”谈透彻。美国总统们在国内政治中,都或多或少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可一涉及到外交与军事,他们就立马变成务实主义、现实主义或者国家利益至上者了。   这个发现让我这位以前靠从事外交与军事研究维生的“民主小贩”尤其郁闷,对政治、社会与人,自由主义理论头头是道,可我该拿什么理论去解释外交与军事领域发生的事?例如,中国在南海危机中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打,还是不打?   请暂时忘记我那“民主小贩”的称呼,这样我才好意思给你简单分析一下越南为啥在南海问题上敢于以小欺大、挑衅中国。很多专家学者或者媒体已经说过的那些众所周知的理由,我就不重复了,这里只说一些我刚才在飞机上想到的几句话。   这些年,中国的学者与媒体一直在炒作这样一个话题: 中国崛起,美国不高兴。 于是我们眼睛紧紧盯住美国,他稍微不高兴一点,我们就很高兴了,因为我们终于说对了。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我们忽略了其它的国家,尤其是我们周围的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这种把国际关系简单的归结为“中美关系”的思维还造成了这样的奇事: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不高兴了,我们一些人总也可以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看,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与公开鼓励下,连这些本来应该站在我们一边反对美国的国家,也对我们不高兴鸟……   这种逻辑让我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事,例如,越南挑衅中国,就我的看法,与其说是美国鼓励越南对抗中国,还不如说是越南利用挑衅中国而企图把美国卷进来,得到美国的支持。   这当然不是我的凭空臆想,早在好几年前,一位访问澳洲的越南官员就对我亲口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对越侵略战争开始的(他口中的“侵略战争”就是我们的“对越自卫还击战”),邓小平之所以要打越南,有内外原因。对内,他可以借机控制军队,并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革;对外,则是向一向不喜欢越南的美国献媚,迷死特杨,你别笑,你不相信我?邓小平打了越南,美国人开心死了,几乎把邓小平当英雄一样欢迎,从此你们中国走上了亲美与经济改革的道路……   他这话并没有啥新意,我当时也就没有回击他,现在想想,与中国有着同一个祖宗的意识形态,以及类似的社会制度的越南,莫非在 30 多年后,要步当年中国的后尘?要以挑战中国、充当美国马前卒来得到美国等西方世界的支持,从而走上亲西方的改革发展之路?   30 多年前,美国人忌惮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与越南,于是拉住社会主义中国抵制北极熊,教训小越南,如今,美国内心恐惧的肯定是硕果仅存的(特色)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但我早就告诉过大家一个理论,美国绝对不会单挑中国,可只要在中国自身出问题,或者有其它国家挑战中国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美国虽然贵为自由主义世界的大佬,可惜的是,自由主义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主义”,也就是人民有不听国家忽悠与洗脑的自由。没有一个生活在自由主义国家的国民此时此刻会支持自己的政府同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打仗(日本、澳洲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的民调都不支持)。可对本质上就好战,并常常以极端的民族主义煽动、误导国民,正好是越南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莫非越南要步当年中共的后尘,而美国下一个可以抓住的稻草竟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真他 NN 的相似啊……   无论北京怎么解释 ( 更何况,我们发现北京大多时间在向美国解释,很少向周边国家做细致的解释工作 )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心怀恐惧,并不是无法理解的。说实话,明眼人都清楚,中国要想在政治与军事上挑战美国,还有相当一段时间(我自己估计至少 20 年左右),而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专业的肄业生大概都能看出来,我们如果不进行内部改革与改造、脱胎换骨,能够走到 20 年还依然强大到可以对外(而不是忙于对内)的可能性并不高。而我们唯一能够即刻让美国遭受惨重打击的武器就是经济,可那样的话,无异于自杀。   所以,美国人并没有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有多担心中国崛起,可中国周边国家就不同了,孔子学院在西方充其量沦为一个学习中文的学习班,而到了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就被他们理解为北京用来文化扩张,用来洗脑与统战的工具。对越南来说,我们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并不陌生,他自然就更有理由害怕了。一位越南军人在越南互联网上撰文说,中国建造航空母舰的唯一目的就是驻扎南海,对付越南。他说得没错,以我们目前建造航母的速度与使用的技术,当然是保卫周边海域为主,难道还敢开到印度洋去追海盗,到太平洋上丢人现眼?   有这个想法的越南军人不在少数,那么,为什么在你航母没有建好,在你还没有完全崛起的情况下,开始同你较劲,打乱你经济发展与军事崛起的步伐?   更何况,以目前的国际形势看,同中国对抗,对越南有益无害:越南经济处在瓶颈的困难期,领导人如热锅上的蚂蚁,同中国的对抗,无论从转移公众视线,还是刺激经济与爱国热情上,都是可资利用的;同中国对抗,国际社会绝对会站在“弱小”的越南一边,搞不好,美国等会马上升级同越南的关系,向它出售先进的武器等装备(目前越南的武器质量同中国差不了多少,差在数量上);同中国对抗,越南算准了中国绝对不会升级对抗,可谓“赤脚不怕穿鞋的”,你中国国内、国外问题一大把,你能把我怎么样?   当然,老杨头也不以己之腹度人之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越南国内对自己非常自信,这是一个唯一同世界好几个大国都打过仗的小国,除了同中国那场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法国和美国竟然都被他打得灰溜溜的。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越南不知天高地厚了,也不足为奇。   扯起老本行,我就滔滔不绝,一天一夜也打不住哦,但这篇短文既然是“外交杨皮书”系列之一,肯定要提点外交建议的。再说,我也是看到北京政府在越南升级对抗中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而忍不住要扮演一次“帝王师”耶。   鉴于以上分析,我想说的是,对越南的挑衅(很可能会发展到军事挑衅)既不能置之不理(或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也不能只知道高调,整天打口水仗(这样没有实际的好处,反而在国际上尤其是周边国家中失分)。我认为,在外交上有理、有利、有力的回应,在军事上寸步不让,以牙还牙,但同时要控制住,不升级冲突。记住, 可以把南海地区变成锻炼中国海军的(美国人的)阿富汗,而不宜让越南升级成(苏联人的)阿富汗。   那么,我这个自由主义者为啥会支持军事冲突?原因很简单,越南看准了这个时候是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最好时机,却不知道,对于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捍卫南海主权的好时机。有些人一味认为要等中国强大了,才解决南海问题,那时,中国南海已经变成“越南东海”或者“菲律宾西海”啦。再说,中国在不久的未来会有一场有可能引起社会波动的大变革,那时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领海自顾不暇,那么,何不乘这个时机,搞定南海捏?   我已经听到有人看到这里就开始评论了:老杨头,你这是什么 G8 建议?不痛不痒,又不过瘾。还沾污了你自由主义者的金字招牌……哎,老杨头被误解了,你有所不知,国际关系上就这么回事,你能有更好的办法吗?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历史上那些自由主义大学者们会像乌龟一样,狡猾地缩回了龟头?再说,你真相信,用武力能够征服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你也太不了解社会主义鸟……   不过,既然你说到自由主义,我就不能不会回到自由主义在外交与军事上唯一一个稍微靠谱的结论:民主国家之间打不起来。同时,我也想到了对付越南的终极武器,而且,不战而屈人之兵!   民主国家之间打不起来 ——这理论缘由我就不赘述了,还是看看实践吧: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之后北京卷入的几场战争就能看出点端倪:朝鲜战争虽然是同南韩以及联合国军队打,但绝对是被北朝鲜领导人的野心拖进去的;然后就是中苏、中印与中越战争,其中除了印度不伦不类之外,苏联和越南,一个是我们社会主义老大哥,一个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小兄弟。   现在这个小兄弟虽然搞了一些民主改革,但本质上还没有变成修正主义,这不,本性难移啊,又来挑衅作为龙头老大的红色中国,而且就在老杨头明天就准备去看《建党伟业》的时候,你说,能不让人怒发冲冠?   可是,愤怒归愤怒,鉴于越南这种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勇敢与好战,我估计我们很难打垮它(除了苏联把坦克开到布拉格街头上扑灭了那里的春天之外),再说,仅存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两个最强大的竟然打了起来,这不是让西方看笑话,这不是亲痛仇快吗?所以,我不主张你用武力解决中越之间的冲突,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把老杨头偷偷派遣到越南去——派我去有啥用?   嘿嘿,我不是号称“民主小贩”吗?我过去就是贩卖民主这个致命武器,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越南折腾成民主政体,借此彻底解除它用宣传控制民众、利用狂热的民族主义对抗中国的国家机制。可以期盼,一个民主的越南,不能不顾忌民意与民众利益,绝对不会轻言同一个超级大国打仗……   你说这馊主意,怎么样?   杨恒均   2011 - 6 - 15  广州 《 外交杨皮书 》之十一       《外交杨皮书之一:索马里海盗“持剑经商”》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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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全耀 | 伊利为什么要翻“反革命”的案开文革历史倒车(图)

5月27日,伊利集团举办了高唱革命歌曲、重温红色经典的红歌大赛。歌舞升平,大海航行靠舵手。 半个月后,从6月12日开始,国内主要网络论坛先后出现署名为伊利原董事长助理张三林的题为《内幕惨不忍睹:伊利被这样掏空》的举报信。 称,潘刚妻子及相关亲属成立公司,骗取、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内部消息炒作伊利股票。 并称潘刚与内蒙古原区党委书记的儿子储惠斌(已外逃)联手非法获得伊利股权。 6月13日,伊利股份放量跌停。 随后,伊利股份发布辟谣声明并报案,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正式立案。 晚间伊利再发公开信,并表示,伊利职工资料里没有张三林这个人,张年轻时曾组织反革命活动。 老秦始终不解 伊利职工资料里既然没有张三林这个人,你又怎么会知道他年轻时曾组织反革命活动 呢? 有评论认为无论是言辞简约的书面声明,还是明显带有公关色彩的公开信,伊利集团一直都没对举报信的核心事实做出任何回应。联想到多家媒体的记者宣称稿件“被公关”,以及大量网帖离奇“蒸发”,人们不禁对相关方面的举动产生疑惑。 什么叫反革命呢?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毛泽东时代任何一个人都有随时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邓小平改革后,对广大反革命活动进行了平反。可以说,在中国,反革命几乎全是冤案。 “张三林 年轻时曾组织反革命活动”并不生疏,是典型的四人帮的文革用语 。而且本博坚信,早在30年前就被平反昭血了。 反革命的原意为反对革命,原来“反革命”与“革命”一样同属于中性词(因为革命不一定是对的,反对革命亦不一定是错的)。 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前,反革命属于刑法规定的罪名之一。 后来,随着政权稳固、社会发展,革命一词因为不符合国情(建国数十年,已不适合再称为革命),所以在刑法中取消了该罪名。 尽管沒有了反革命,中国开始了和谐社会。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新动向,又有人大张旗鼓唱红歌。可让本博秦全耀万万沒有想到的是伊利集团却重拣“反革命”这个词汇,要开历史倒车。 伊利董事长潘刚贪不贪污尚需调查,贪污了也不会让人意外,大权在握,又沒有制度和监督,是圣贤也会贪污。 但身为中共十七大代表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副主席,潘刚又把早被改革开放淘汰的“反革命”当成武器。本博要问,他们这些即得利益集团的权贵们为什么还是文革语言?要干什么?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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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 对毛泽东的再认识

过于扩大。但是消灭收入的差距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人人收入都一样吃大锅饭是效率极低的一种制度。古巴就是一例。他们的社会非常公平,但是也非常穷困。最近不得不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引进私人经济和市场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都大同小异,都是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虽然这个制度也有毛病,但人类还没有找到别的更好的制度。反对打倒富人,要同样保护富人和穷人,可能是你们最不愿意听的一句话。但是请好好想一想,你们打算永远做穷人吗?不希望有一天也能致富吗?解决贫富分化的办法不是消灭富人,而是限制差距的过大,保证穷人也能过一个起码的生活,而且让穷人有机会变成富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富人是靠市场致富,而不是靠贪污腐化,假冒伪劣,走私贩毒致富的。 让我们通过冷静的思考,寻找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要为谎言和虚假的宣传所迷惑,延误我们向前进。(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对毛泽东的再认识 是当秦始皇,自己的独霸地位不容挑战。他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任何一个稍有怀疑的人统统都被整死。中国因为他的错误死了大约五千万之众。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而且他到死也没有丝毫自责之心。这就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无法原谅他。 毛泽东最初提出的那些主张非常吸引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即使主观上不是欺骗,客观上的确就是欺骗。他号称一切是为了穷人,但他整死的人大部分是最穷苦的人。为他打仗而死的上百万士兵都是参军的贫下中农,三年灾荒而死的大多数是农村的贫苦人。他整死的老干部都是为穷人服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他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反而是让他们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所谓的一切为了穷人岂不是一种欺骗吗!倒是改革开放后大家的生活确有明显的改善(当然差别极大)。不承认这一点就太主观了。毛泽东的错误首先是瓜分富人的财产,富人没有保障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难道穷人的目的是让大家都受穷吗?当然不是。但是毛泽东就是把中国变成了穷人国。世界上有许多穷国,但是没有哪个穷国像中国那样有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肚子,全国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那时候中国成为穷国中的最穷者。而现在中国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不过按人均收入计算,排名还在中间偏后)。 真正能帮助贫困的人,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取消特权,让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要求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也就是人权的切实实施。在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有保障的条件下,必然有市场经济的产生。这是能够高效生产财富的一种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反而产生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要有政府和民间的,市场之外的各种慈善公益活动,缓解差距的 茅于轼         我写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后,没想到引起乌有之乡等左派人士的强烈不满。这的确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损害了他们的感情,我愿意道歉,我不希望引起冲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理性的思考。从冷静的思考中作出自己客观的判断。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改革前的一百多年,中国从来没有几年的和平环境。只是改革后我们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和平。国家的实力大大地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们千万不要再次陷入内斗。 过于扩大。但是消灭收入的差距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人人收入都一样吃大锅饭是效率极低的一种制度。古巴就是一例。他们的社会非常公平,但是也非常穷困。最近不得不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引进私人经济和市场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都大同小异,都是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虽然这个制度也有毛病,但人类还没有找到别的更好的制度。反对打倒富人,要同样保护富人和穷人,可能是你们最不愿意听的一句话。但是请好好想一想,你们打算永远做穷人吗?不希望有一天也能致富吗?解决贫富分化的办法不是消灭富人,而是限制差距的过大,保证穷人也能过一个起码的生活,而且让穷人有机会变成富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富人是靠市场致富,而不是靠贪污腐化,假冒伪劣,走私贩毒致富的。 让我们通过冷静的思考,寻找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要为谎言和虚假的宣传所迷惑,延误我们向前进。(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不过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并没有变。毛泽东要还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我希望乌有之乡的人士客观地想一想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的评价。不过如果你们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这是你们的权利。我相信,随着事实真相的逐渐揭露,你们的看法会改变。       我能够理解左派人士怀念毛泽东的缘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地不公平。收入的不公平,地位和权势的不公平,表现得非常明显。处于底层的百姓处处受到欺侮,而且喊冤无门。这些我都十分清楚,十分同情。而且我身体力行,投身于公益事业,尽微薄之力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法绝不是回到毛泽东的路线。其实,我也曾经是毛泽东的拥护者。在解放前后,我正在读大学。听到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我都非常赞同。比如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依靠工农,要走群众路线,要团结一切民主力量,要把祖国建设成富强康乐的国家。那时候不但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赞成毛泽东的思想,连大学教授,在美国留学的博士,没有不赞成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他们很多人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是后来都挨了整。)所以全国解放那么顺利,共产党的政权非常巩固。可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一步步走向反面,接连不断地搞人与人斗。后来越看越清楚,他的唯一目标就是当秦始皇,自己的独霸地位不容挑战。他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任何一个稍有怀疑的人统统都被整死。中国因为他的错误死了大约五千万之众。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而且他到死也没有丝毫自责之心。这就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无法原谅他。 对毛泽东的再认识 茅于轼 我写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后,没想到引起乌有之乡等左派人士的强烈不满。这的确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损害了他们的感情,我愿意道歉,我不希望引起冲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理性的思考。从冷静的思考中作出自己客观的判断。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改革前的一百多年,中国从来没有几年的和平环境。只是改革后我们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和平。国家的实力大大地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们千万不要再次陷入内斗。 不过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并没有变。毛泽东要还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我希望乌有之乡的人士客观地想一想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的评价。不过如果你们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这是你们的权利。我相信,随着事实真相的逐渐揭露,你们的看法会改变。 我能够理解左派人士怀念毛泽东的缘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地不公平。收入的不公平,地位和权势的不公平,表现得非常明显。处于底层的百姓处处受到欺侮,而且喊冤无门。这些我都十分清楚,十分同情。而且我身体力行,投身于公益事业,尽微薄之力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法绝不是回到毛泽东的路线。其实,我也曾经是毛泽东的拥护者。在解放前后,我正在读大学。听到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我都非常赞同。比如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依靠工农,要走群众路线,要团结一切民主力量,要把祖国建设成富强康乐的国家。那时候不但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赞成毛泽东的思想,连大学教授,在美国留学的博士,没有不赞成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他们很多人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是后来都挨了整。)所以全国解放那么顺利,共产党的政权非常巩固。可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一步步走向反面,接连不断地搞人与人斗。后来越看越清楚,他的唯一目标就     毛泽东最初提出的那些主张非常吸引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即使主观上不是欺骗,客观上的确就是欺骗。他号称一切是为了穷人,但他整死的人大部分是最穷苦的人。为他打仗而死的上百万士兵都是参军的贫下中农,三年灾荒而死的大多数是农村的贫苦人。他整死的老干部都是为穷人服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他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反而是让他们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所谓的一切为了穷人岂不是一种欺骗吗!倒是改革开放后大家的生活确有明显的改善(当然差别极大)。不承认这一点就太主观了。毛泽东的错误首先是瓜分富人的财产,富人没有保障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难道穷人的目的是让大家都受穷吗?当然不是。但是毛泽东就是把中国变成了穷人国。世界上有许多穷国,但是没有哪个穷国像中国那样有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肚子,全国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那时候中国成为穷国中的最穷者。而现在中国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不过按人均收入计算,排名还在中间偏后)。 过于扩大。但是消灭收入的差距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人人收入都一样吃大锅饭是效率极低的一种制度。古巴就是一例。他们的社会非常公平,但是也非常穷困。最近不得不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引进私人经济和市场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都大同小异,都是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虽然这个制度也有毛病,但人类还没有找到别的更好的制度。反对打倒富人,要同样保护富人和穷人,可能是你们最不愿意听的一句话。但是请好好想一想,你们打算永远做穷人吗?不希望有一天也能致富吗?解决贫富分化的办法不是消灭富人,而是限制差距的过大,保证穷人也能过一个起码的生活,而且让穷人有机会变成富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富人是靠市场致富,而不是靠贪污腐化,假冒伪劣,走私贩毒致富的。 让我们通过冷静的思考,寻找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要为谎言和虚假的宣传所迷惑,延误我们向前进。(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真正能帮助贫困的人,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取消特权,让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要求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也就是人权的切实实施。在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有保障的条件下,必然有市场经济的产生。这是能够高效生产财富的一种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反而产生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要有政府和民间的,市场之外的各种慈善公益活动,缓解差距的过于扩大。但是消灭收入的差距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人人收入都一样吃大锅饭是效率极低的一种制度。古巴就是一例。他们的社会非常公平,但是也非常穷困。最近不得不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引进私人经济和市场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都大同小异,都是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虽然这个制度也有毛病,但人类还没有找到别的更好的制度。反对打倒富人,要同样保护富人和穷人,可能是你们最不愿意听的一句话。但是请好好想一想,你们打算永远做穷人吗?不希望有一天也能致富吗?解决贫富分化的办法不是消灭富人,而是限制差距的过大,保证穷人也能过一个起码的生活,而且让穷人有机会变成富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富人是靠市场致富,而不是靠贪污腐化,假冒伪劣,走私贩毒致富的。 对毛泽东的再认识 茅于轼 我写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后,没想到引起乌有之乡等左派人士的强烈不满。这的确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损害了他们的感情,我愿意道歉,我不希望引起冲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理性的思考。从冷静的思考中作出自己客观的判断。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改革前的一百多年,中国从来没有几年的和平环境。只是改革后我们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和平。国家的实力大大地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们千万不要再次陷入内斗。 不过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并没有变。毛泽东要还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我希望乌有之乡的人士客观地想一想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的评价。不过如果你们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这是你们的权利。我相信,随着事实真相的逐渐揭露,你们的看法会改变。 我能够理解左派人士怀念毛泽东的缘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地不公平。收入的不公平,地位和权势的不公平,表现得非常明显。处于底层的百姓处处受到欺侮,而且喊冤无门。这些我都十分清楚,十分同情。而且我身体力行,投身于公益事业,尽微薄之力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法绝不是回到毛泽东的路线。其实,我也曾经是毛泽东的拥护者。在解放前后,我正在读大学。听到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我都非常赞同。比如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依靠工农,要走群众路线,要团结一切民主力量,要把祖国建设成富强康乐的国家。那时候不但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赞成毛泽东的思想,连大学教授,在美国留学的博士,没有不赞成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他们很多人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是后来都挨了整。)所以全国解放那么顺利,共产党的政权非常巩固。可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一步步走向反面,接连不断地搞人与人斗。后来越看越清楚,他的唯一目标就     让我们通过冷静的思考,寻找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要为谎言和虚假的宣传所迷惑,延误我们向前进。(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17wcb.html ) – 对毛泽东的再认识_茅于轼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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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健 | (转载)脑残是怎样炼成的

印度有个狼孩叫卡玛拉,出生后被狼叼走,与狼在一起生活了8年。后来她被从狼窝里救回送到附近一个孤儿院,由辛格牧师夫妇抚养。刚到孤儿院的头一年,卡玛拉只有狼的习性而没有人的心理。她不会说话,不会思考,没有感情,用四肢行走,昼伏夜行,睡觉也是一副狼相。卡玛拉常年半夜起来再室内外游荡,寻找食物。想要逃跑时,向狼一样嚎叫,吃饭喝水都是在地上舔食。她愿意与猫,狗,羊等动物一起玩,不让别人给她穿衣服。不愿与小孩接近。尽管她每天与人生活在一起,但心理发展极慢,智力低下。 第二年,卡玛拉能用双膝行走,能靠椅子站立,能用双手拿东西吃,对抚养她的辛格夫人能叫妈。经过三年多的训练她才逐步适应人的生活,能够自己站起,让人给她穿衣服,摇头表示不。辛格夫人外出回来,她能表示高兴。入院四年她才能摇摇晃晃地直立行走,吃饭时能说饭这个词,这时的智力水平相当于1岁半的孩子。 入院六年时,她能说出30个单词,与别人交往时有了一定的感情,智力达到2岁半的水平。第七年,卡玛拉已基本上改变了狼的习性,能与一般孩子生活在一起,能说出45个单词,能用三言两语表达简单的意思,能够唱简单的歌。她开始注意穿着,不穿好衣服不出屋,有了羞耻心。她能自觉地道鸡窝去捡鸡蛋,受到表扬就非常高兴。第九年,卡玛拉17岁因尿毒症死去时,智力只有3岁半的水平。 ——《普通心理学》 周树人是去日本学医的,看了一部新闻电影:一群中国人饶有兴味地围观一个中国人被执行死刑。周树人认为这些中国人不是身体残了,而是脑袋残了。因为脑残人的缘故,周树人就变成了鲁迅。 鲁迅如同麦田守望者,试图治好中国的那些脑残人。鲁迅的命运与鲧一样,俯首甘为孺子牛,可惜他医治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社会制造的速度,脑残在中国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中国最悠久最发达的文化是宫廷政治文化。五代时,有一个皇帝幸运地生了个“太子”,不幸发生宫廷政变被篡权——这没什么不对。新皇帝很仁慈,没有杀那个太子,而是将太子秘密囚禁在一间没门没窗户的屋子里。 太子从出生起就呆在那个房间,类似现代养鸡场的小鸡。每日从一个小洞会有食物送进来。太子学会了吃,学会了拉,但还是没学会控制吃和控制拉。太子没有学会直立行走,但学会了爬。当然这都是自学成才的。因为从没有听到过人说话,所以他没有语言功能。除过墙壁,他没有见过任何植物动物器物衣物,当然也包括没见过人。太子竟然就这么长大成人了。 这时又发生宫廷政变,太子的旧臣消灭了篡权的皇帝,准备拥立太子登基。太子被解放了。太子身体不仅没什么毛病,而且比任何人都健康,百病不侵,免疫力天下第一。问题出在脑子上,太子连站都不会,更何况语言、认知、思维、行动、品德等等。大臣们甚至对太子属不属于人类都产生怀疑。不准确的说,太子连行尸走肉都不达标,有点类似草履虫之类的单细胞动物,或者说是一堆碳水化合物。 现代生物知识告诉我们,太子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中,大脑皮层得不到任何刺激,最终形成了平滑状态。太子的大脑皮层如刚切开的豆腐般平滑,而人的智力高低正是取决于大脑沟回褶皱的数量与深度。 我叔叔养鸡,每日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去鸡舍喂鸡,从不假手他人。一次我去看他,误闯进鸡舍,竟然吓死几百只鸡——不是我长得太“吓鸡”,而是囚禁在鸡舍的鸡,从未见过我叔叔之外的第二个人,心理素质太差。老虎是山大王。被长期圈养的动物园老虎,却常常被一只鸡吓得魂飞魄散。 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取决于过去接受的知识,这叫出身。这种出身如同软件,被安装进大脑后,形成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没有翅膀,没有獠牙利爪,但人战胜了地球上的一切动物,只因为人类超发达的大脑。 中国历史漫长而无趣的专制皇权社会反复循环,一直在扼杀新知识的传播和对人大脑的刺激,从而导致脑残具有一定的先天因素。真正的历史只掌握和垄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他们的大脑因此更发达。他们钦定审查过的“历史”是弱智的“伪史”,对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革命,使环境得到彻底“净化”。 “普通老百姓”在这种低版本的软件熏陶下,在信息屏蔽中,如“太子”一般,对资讯发达版本高级的强权没有任何竞争力。从而沦为强权体制的一个小小电子版,或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脑残就是这么形成的。 无论从哪方面看,脑残似乎从来都是无辜的。所以文革过后,没有一个脑残感到惭愧内疚,他们不过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中,积极“响应号召”而已。这些脑残基本已经成为终身脑残,跟终身干部似的,非牺牲在脑残岗位上不可。 人的大脑有自学习功能,也有自我修复功能。这是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厉害、也更可怕的天然优势。对“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和部分脑残来说,大脑的这种功能是极其危险的,从而导致这个功能给本人带来灭顶之灾。比如屈原,比如布鲁诺,比如林昭,比如遇罗克等。 中世纪的欧洲脑残遍地,没有人认为地球在转。文艺复兴是一场启蒙运动,脑残迅速完成自我修复,大脑发达起来,欧洲成为地球脑残动物圈的人类。 五四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不幸半途而废,脑残在中国继续深化壮大。启蒙作为脑残的基本疗法,一直被封存起来。但对外开放以及互联网的启蒙,已经使一部分人先期完成了自我修复,脑残才相对的凸显出来,而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人的大脑是无限的,我们只开发了其中一小部分。相反地球是有限的,我们却几乎已经开发了它的全部。 在我们大多时期,对大脑的这种自学习和自修复功能的警惕与剔除,使脑残一直成为一种美德,带来安全、“幸福”和“荣誉”。如“渔父”般“难得糊涂”——真脑残和假脑残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脑残在先天缺陷的情况下,对新事物新知识等“非法文件”无法识别,不兼容,即作为病毒或垃圾予以清除。软件的低版本导致复杂的文件无法运行,只能接受低版本的钦定文件。这种低版本甚至被嵌入微软式的独门软件,只接受微软出品的文件格式。对其他CN-N、B-BC之类的文件一律不兼容。如此,这种软件就会产生永远正确的辉煌业绩。 “脑残”这个词是2008年从长平先生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开始流行的。长平先生的支持者将大喊“汉奸”的网友亲切地称呼为“脑残”。脑残其实不是贬义词,跟白内障没什么大的区别。圣经上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脑残绝对是无辜的、无罪的,只是有点令人同情罢了。 脑残是相对的。对人来说,鸡是脑残——只知道下蛋。对主人来说,狗是脑残——叫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对“赵本山”来说,“范伟”是脑残——最好“忽悠”。 脑残的这种相对性,往往使脑残者视大脑健康者为“疯子”。其实疯子不是脑残,只是脑子不“正常”。所以一般脑残都站在脑残的角度,自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但正常并不代表健康。 许多废除死刑的支持者有一个理由就是,一个人的罪恶不仅是个人的错误,也是社会的错误。所以不能让罪犯一个人承担全部错误。在将罪犯监禁可以不让他犯错的前提下,剥夺罪犯的自由是罪犯付出的成本,供养罪犯则是社会为自己的错误应当承担的成本。 脑残的形成中,少数是取决于个人,多数则取决于社会环境。因此脑残一般都是社会批量生产。脑残若病入膏肓,如成年“太子”那样老脑残,将永远不可救药。除非先天自学习功能缺失,脑残只是封闭环境的产物。 太平天国、义和团时期,脑残都是英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要脱离这个制造脑残的环境,自我修复功能会马上自动运行,开始杀毒、医治脑残,当然医治过程有点痛苦。 中国古语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的大脑一般要比一只计算器复杂,可以安装多种程序,更可以进行系统升级杀毒。在过往的封闭环境中成长,我们被屏蔽掉许多信息,同时,被输入了许多伪信息,因此对信息的初始化整理和重新收集整合必不可少。在此之前,我们不是一台具备独立运行能力的主机,而只是一台显示器而已。 对信息的控制者,他们“为民做主”,和谐的CCTV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内参”属于“少儿不宜”,是给他们自己看的。尽管我们这个社会不乏长平、王小波等这些自我修复成功的非脑残,但脑残是我们的基本状态,如同精神疾病,每个人都有,只是病灶的轻重不同罢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是极其成功的,它们达到了一个“万众一心”的目的,制造了一个世界奇迹的“血肉长城”。 霍金歪着脑袋瘫坐在轮椅上,貌似脑残,实际他的大脑健康得是天才;中国某些人物“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玩起阳谋阴谋来,貌似“一万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实际是脑残得出奇,除过制造出无数个“太子”,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是健康的。 所谓身残志不残,智残身不残。脑残的弱智并不是先天性的,而是阶段性的,在一定阶段尿炕,过了那个阶段就“不堪回首月明中”了。和中国太监类似,脑残的思想从来无法来自自己的大脑,而必须来自权威或“集体”。皇帝不急太监急,权威的大脑就是他的主机,谁脑袋大就听谁的。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思想整合能力。如同苍蝇趴在书上,假装自己识字。 深度脑残的基本症状是不需要思想,听见什么就是什么,如同秃子不需要梳子,太监不需要爱情,因为他不认为思想和反思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必要。根据用进废退原理,大脑的长期废弃必然导致思维能力退化,脑残将积重难返。 如果大脑不重要,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不幸的是,大脑不仅是“吃饭的家伙”,人也就这个“家伙”还算个家当,怎能不把它当回事呢?那么就应当好好保健自己的大脑、充实自己的大脑、锻炼自己的大脑,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思想,就说明大脑开始健康运行了。 以后也得小心点,洗脑的人到处都是,而且都很热情,一不留神让人给“洗”成白痴、“忽悠”成脑残了,那就成“买拐”的了。拐一旦架上,要扔掉可不是件容易事。 我们的社会就这样,大家都脑残,要是出个非脑残,大家就非给他洗了不行。洗不了莎朗·斯通CNN,还洗不了他一个“汉奸”不行?大家都脑残,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不显得脑残,当然开门遇见地球上的其他人类,我们终归还是脑残。 阿尔文托夫勒认为,权力有3种形式:最低级的是暴力,“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其次是财富,“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最高级的权力是知识、智慧或者信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垄断暴力和财富之后,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就是现代许多国家主要工作,因为国家想垄断一切权力,只会劳动的脑残是每个国家心目中最完美的公民。 所以在现代社会,真相和常识将成为稀缺资源,国家和民众在争夺对真相和常识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媒体控制将是枪杆子垄断和钞票垄断之后政府最热衷的事情,控制了大脑也就控制人。 在自然界,生物越高级,痛苦指数越高。动物比植物更有痛感,高级动物要比低级动物痛感强烈,其中人的痛感最为强烈。相对而言,没心没肺的脑残要比人格健全的非脑残麻木一些,从而也更有幸福感——“此地乐,不思蜀”。非脑残的痛苦指数从来都是人类中最高的。吊诡的是,人类似乎是地球上唯一一种自寻烦恼的动物,这大概是人的大脑发达成熟得过度、智力过剩的结果。 (作者:杜立君,转载自凯迪网)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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