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舟曲：“灾害高发区”生存之痛    冯永锋     8月8日凌晨，甘肃甘南州舟曲县发生重大泥石流灾害。舟曲本来就是世界闻名的自然灾害高发区，近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到底是加剧这些自然灾害，还是能够有效减缓灾难发生？ （小题）舟曲是世界闻名的地质灾害高发区     舟曲的地质构造本身就存在不稳定因素，舟曲地质历经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呈东南-西北隆起延伸，在长期挤压、扩张、褶皱和不断复合过程中，形成地质体不连续、不完整、不稳定，造成多期性断裂构造。如今舟曲境内山高沟深，地形起伏强烈，褶皱断裂发育，软岩分布广，岩体破碎。舟曲的地质山体构造本就十分松散，这是孕育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温床。     滑坡和泥石流是舟曲境内的两种主要山地灾害。舟曲的一些地方，像锁儿头、泄流坡、南峪、谢家坡等，都是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危险滑坡地带。穿越全县的省道313线，路上处处是政府设立的滑坡群防点警示路碑据统计，舟曲县共有滑坡隐患点43处，白龙江河谷是滑坡灾害分布最集中的地带，舟曲城区是全县滑坡危害最严重的地区，省道313线仅两河口至县城17公里的路段两侧就分布着13处灾害性滑坡，滑坡灾害点遍布全县22个乡的116个村社。如此密集且活动频繁的滑坡分布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属罕见。 　　记者了解到，滑坡灾害经常毁坏公路、桥梁，阻断交通，危害十分严重，一旦爆发，方圆很大地域都可能遭遇毁灭性的灾难。1981年以来，像泄流坡，1981年以来发生过近10次大规模的滑坡，这里的山体常年蠕动，不断有碎土块从山上滑落下来。省道313线从坡前穿过，过往车辆路过此处时全部加速行驶，一刻也不敢停留。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碎土块滑落在路面上，每天早晨都要用推土机清理路面。     舟曲县泥石流灾害隐患点同样分布广泛，舟曲全县共有86处之多，白龙江河谷犹为集中，仅两河口至县城就有12条灾害性泥石流沟道，寨子沟、硝水沟、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沟等高频泥石流沟直接威胁着县城的安全。像这次引发泥石泥灾害的三眼峪沟，在1978年、1989年和1992年曾经三次爆发。    水资源丰裕是舟曲县得天独厚的条件，白龙江、拱坝河、博峪河横贯县境南北，然而，近年来，每到汛期，三条河流河水暴涨，洪水冲出河堤、漫进村庄，洪涝灾害严重威胁着沿岸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小题）经济开发加剧自然灾害         去网上今天查一些资料，发现舟曲县自然灾害高发，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的。而正是从这时候开始，舟曲县对森林资源的开发越来越频密。据《舟曲县志》记载：“舟曲山地，层峦叠嶂，万山皆翠……上世纪50年代县境森林覆盖面大，山清水秀，生态环境平衡，空气清新湿润……以后由于大面积开荒、毁林，……水土流失严重”。1958年“大跃进”时期，这里的森林资源遭受到掠夺性破坏。据统计，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许多地方的森林成为残败的次生林。加上民用木材和乱砍滥伐、倒卖盗用，全县森林面积一度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     而同时，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舟曲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0%以上，但耕地中川地仅有1.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0.5%，农民只能通过开垦陡坡地增加土地面积而维持生存，50年来，县内各乡40度以下的坡地已大部分被开垦。开垦坡地不仅严重破坏了植被，而且破坏了地质环境，开垦出的土地不仅未给当地群众带来经济效益，反而造成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加剧了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发展。     舟曲县近年来加快了道路建设，公路交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建设，但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修路需切坡削方、炸山开路，导致岩体松动、坡脚开挖，从而引发了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更激活了昔日的老滑坡。穿越县境的省道313公路两侧灾害密集发育，就与挖坡修路有极大的关系。此外，舟曲发育的滑坡体上大多有村民居住，如锁儿头滑坡、南山滑坡、南桥滑坡、中牌滑坡、谢家滑坡等，这些地方水源短缺，居民饮水、农田灌溉都需修建引水工程，这也有可能诱发滑坡和泥石流。     新型的工程建设也可能诱发风险，像金矿开采、煤矿开采等。从2000年以来，舟曲县加快了对县域内的水资源开发，出台许多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大力开发水力资源修建水电站。从2003年至2007年，共有53个水电开发建设项目签订合同。近年来开工的电站就有好几座，像石门坪水电站、立节水电站、巴藏水电站、锁儿头水电站、插岗水电站、喜儿沟水电站、阳庄坝水电站等；整个白龙江干流准备进行梯级开发，要建十来座水电站。这些水电开发建设项目占全县各类开发建设项目的80%以上，41个在建或已建的水电站工程合计扰动地表面积达322.83平方公顷，弃渣达3834.8万立方米，水土流失预测量达74.9万吨。在这些开发建设项目中70%以上是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大多数业主存在水土保持意识差、经营不规范等问题，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办法，脆弱的生态环境又会遭到一次严重的破坏。 （小题）舟曲最需要水土治理专家     舟曲县地处甘肃省南部白龙江上游的深山峡谷之中，是我国三个典型地质灾害高发区之一。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距震中四川汶川县直线距离仅为200多公里，当时震级约为里氏7.5级，是甘肃省和甘南州的重灾区。2008年6月初，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组成的调查队，抵达舟曲县后，分别对舟曲县全部19个乡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最后发现，舟曲县山大沟深，地质结构松散，地处亚洲第一滑坡和泥石流多发地带，县城东侧、白龙江北侧的大川乡泄流坡滑坡体，是典型的多发性、断裂带、堆积性滑坡，震后舟曲山体被震松，如遇大雨或暴雨，发生山体塌陷和大型泥石流的可能性极大。震后比震前滑坡的位移速度多5倍，还有一些新增的隐患。当时，专家确定，舟曲全县有60多处滑坡，13处滑坡严重，威胁着下游村庄的安全，在灾后重建时必须高度关注。     为了减少自然灾害，舟曲已被列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县，各级政府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力度。2000年以来，舟曲县大力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已基本遏制了大规模的林木砍伐和坡地开垦。     据了解，舟曲县城人口居住密度非常大，居甘肃全省各县之首，几乎与省城兰州相当，人口密度如此之高的城区，恰恰处在自然灾害最易发的地区。针对这种发展与灾害之间的矛盾，有人曾经提出，最佳的对策只有两个，一是投巨资进行生态移民，二是投巨资进行水土治理。舟曲县的县长曾经说过，舟曲最缺乏的人才，就是水土治理专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山体塌方形成的“泄流坡”，日本地质专家曾多次考察，认定为世界第一大泄流坡，全面治理的费用将是天文数字。      

阴险的水库 冯永锋 没有人说得清中国为什么要修那么多水库。当年政治上的信誓旦旦今天看来非常的荒唐，当年为了迎合政治领袖们的水偏见而设计出来的各种“治水”理论，今天看来只能给当年的那些水利专家、水电专家、水务专家蒙羞。 但事实非常清楚了，中国在几乎没有多少必要的情况下，修了将近10万座水库，仅小小的北京周边，就有将近100座水库。这些水库都是量级以上的，也就是说，入得了流的。假如按照我国的水库标准，水库库容量100万方以上是小型，1000万方以上是中型，1亿方以上是大型，那么，这10万座全都在小型以上，至于那些不入流的坑塘坝池，估计得有上百万个。 绝大多数水库都是没有用处的，绝大多数水库当年是转移社会注意力的一个法宝，是一些人通过工程来进行政治献忠而达到个人发迹目的的工具。很不幸的是，不知道那些政治狂人、政治奴才们为什么要选中河流来下手，更不知道为什么那些鬼迷心窍的人为什么要去欺负最容易欺负的水。 如果水库没有用处，像永定河下游的大宁水库、埝坛水库那样，从建好之日起，就瘫痪废弃于神圣的祖国，倒也无可厚非。有时候，还有一点点制造幻觉的好处，像所有好大喜功的工程一样，这样还可用来给人类制造虚幻的梦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荒谬的历史，不停地制造无意义的建筑来发泄内心的蛮横，疏导心中的晦气。人类除了欺负人类自己之后，觉得还不过瘾，奴隶主和奴隶们又联起手来，向大自然滥施淫威，给自己制造伟大和光荣的证据与记录。 但水库在中国正在起极大的反作用，它们制造洪灾，它们终止了河流的生命力，它们引发了上下游之间的水战争，它们导致了全流域的干旱和萎缩。 水库最伟大的一个理由就是消解洪水。无论是三峡还是三门峡，无论是新安江还是官厅，人们修建它的理由都相信河流是巨大的祸害，时常泛滥成灾，为害人间。而会泛滥的原因是因为一到汛期，上游的雨水淤积到河流中，迅速下冲，导致下游处处决口漫堤。城墙倒塌，皇宫渗漏，百姓像鱼虾一样浸泡在水里。因此，不修水库，不把洪水拦截，下游人民就一定遭殃，就一定受害，就一定家破人亡。 有一天我去坐火车。中国的人口数量，最能反映在交通上。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最能反映在交通上。过去的火车站很霸道，一般只在开车前半小时才开闸放人。大家像洪水一般拥堵在剪票口，眼巴巴地瞅着剪票员和剪票员的制服，以及她们手上的那些剪票刀。虽然乘了无数的火车，经历了无数次焦心的等待，但仍旧不知道为什么要剪票，为什么要在好端端的票上弄破个口子。这一次去坐的是动车组，动车组是新事物，于是就采用了新运营模式，乘务员弄得像空姐，车厢也收拾安排得很像飞机的经济舱，更重要的革新是，动车组允许乘客提前一个多小时进站。因为你不进站，火车也在那望眼欲穿地等着乘客入座，等待开车时间的到来以便轻巧地滑出铁轨。 大家像流水一样慢慢地渗到了车厢里，找到座位后都迅速安顿了下来，开始琢磨吃和喝，玩和睡。没有人像在候车室那样满脸焦虑，浑身恐惧——中国人做什么都像在逃难，坐公交是如此，坐火车是如此，坐飞机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上车前，大家的逃难感更强，紧紧地抓住机会生怕错过的紧迫感最锐利——因此，当人们上了车有了座之后，大家的心一下子放松了下来，开始盘算下车后的安排。没有乘务员出来管理，没有剪票员出来干预，整个乘车仪式，在和平、自主、安详的气场中，静静地延续和释放。 我也很早就坐了下来，开始在列车上嬉戏，尽情认知这个新鲜的怪物。玩着玩着，我突然想，如果把乘客比喻为洪水，把剪票口比喻为水库的大坝，那么，如果这个大坝虽然修好了，但闸门一直就高高悬空，那么，这个水库与没修其实没什么区别。再往前想一步，如果把乘车的过程比喻为河床，把乘客比喻为河水，那么，乘客的淤积恰恰是因为大坝——闸门的做祟。如果所有乘客都无论何时到达车站都能够自由地流到车厢上，那么候车室就不会也成“人口大室”。即使考虑到车站调度的因素，适度淤积和停顿是必须的话，那么，把提坝的时间延长，把开闸的时间安排得更加人性化——水性化——那么，火车站是安全舒适的，乘客坐车是坦然轻松的，火车运行是信任友好的。大家都一下子松驰了下来，世界不再剑拔弩张，人和人之间不再像是在磨刀，思想和思想之间也不再势同水火。 这个问题还没想清楚，就迎来了第二松花江的大洪水。最后的消息证实，吉林桦甸的几个村庄会被洪水吞没，恰恰是上游有几座大水库对洪水的淤积和拦截。洪水本来就是能量充足之物，你用大坝把它拦截下来，等于就是它能量淤积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等于就是把水变成了原子弹，等于就是可消解的低害之物蓄积成了无法消解的高害之物。 如果没有水库，也没有水库管理者，更没有那些假装紧张的应急通报，如果河流能够保持河流原来的身材，如果河流两岸能够有足够的湿地、湖泊和草木，那么流域来了暴雨之后，河流来了洪水之后会,怎么样呢？它们会怎么样呢？首先森林和草原会削减大量的洪水，它们的身体吸水，它们的根须留水，它们脚下的腐殖层把尖锐之水化为柔绵之水，它们让瞬间的流量变成持续的流量，把夏天之水储藏到冬天；其次湖泊和湿地会分摊大量的洪水，让瘦弱的身体在一夜之间膨胀，让不饱和的地方盛满天水的盛情厚爱；再其次是土地会吸纳大量的水分，深厚的土地本来就是水分的最好藏身之处，满足水分所有的羞涩心理，它们一遇上土地就像蚯蚓那样拼命地扭着身子往地底深处钻探；再再其次，是河流本身是缓解大量的洪峰，水只要前面可以可以延伸，它就一定会尽情地延伸，河岸本来就是有消落带的，本来就有高水位和低水位之间的循环，而洪水恰恰是河道制造高水位的机会，它们昂头高贵的头，带着初生牛犊的猛劲向前奔流，直到遇见大海。这样，一个巨大的能量经过个生态系统的共同解救和消纳，绝大部分的暴雨都不会成为灾害，只为成为正常的自然景观，成为人类本来就应当欣赏和接受的常态事实。 而我们在修水库的同时，把森林砍光，把草地变成农田，把农田变成城市，把湖泊变成旱地，把湿地变成干地，把舒缓宽阔的两岸变成陡峭而平直的两岸，于是，洪水来了就成了淤积的困兽，它们不愿意被这牢笼囚禁，它们渴望草木土壤岩石沙子泥沼，它们渴望自由奔放的生活，于是，它们满怀巨大的怒气，冲开人类所有的堤防，想要从人类手里，夺里那些本来属于它们的领地。水其实也是一种生物，河流其实也是一条生命，它们比人类还珍惜自己的栖息地，它们比人类还愿意与邻居和平共处。 水库同样制造了干旱。当一条河流变成水库连续体的时候，河流与河流之间的河床就成了奄奄一息的孱弱之身，而许多河流就是因为上游修建水库太多而下游出现了灭绝性的断绝，这一点在北方的河流表现得尤其的明显。当北方的河流两岸万民庆幸再也遇不上洪水的时候，再北方河流两岸的居民为河道变成采砂场而欢呼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趋势，当本来该有水的河道里没有了水，他们正过上缺河少泉的生活，他们的双眼由于缺乏水分的滋润而变得饥渴和凶恶，他们的心灵由于缺乏水分的滋养而难有宽容的活力。 过去，上游排放污水给下游人们饮用，互相之间经常发生械斗和争吵，就像哈尔滨的人永远不相信吉林市的人一样；而如今，上游把所有的人都搂在自家怀中，不肯让其顺流而下，导致下游人们无水可饮，无计可施，就像河北人要向山西人宣战一样；国际间的争端也在随国际河流之间的水坝、电站、水库开发而频繁发作，澜沧江是一条流过六个国家的大河，这个下游名叫湄公河的流域，至少有五个国家对发源地中国心怀不满，一有机会就要出示证据来进行国家发难；而那些排放到湿地、大海的河流，由于上游把水都截走，湿地干涸，大海变得更咸更苦，河流生态和水生态正因为水库的大量营运而频繁要和人类发起战争。 长江流域中华鲟、白鳍豚的灭绝、濒临灭绝肯定和葛洲坝的修建有关，而三峡以上漂流性鱼类的灭绝必然与向家坝、白鹤滩等大坝的修建有关。尽管水电站的修建者拼命掩饰其在生态破坏上的巨大贡献，但河流生态系统已经无情地随着它们的隆起而崩溃，它们像一个个巨大的硬弓，随时准备射向那些妄自尊大、不知羞耻的水电开发商和水库建设商。 中国要想破除水库的阴险，唯一的办法是炸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坝小坝，而且永远不再修建新坝。不管其理由多么的正大和强硬，用生态的眼光来看，这些理由都是虚弱的，站不住脚，扶不上脚，敷不上墙的。我们不能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饰另外一个错误，我们更不能频繁地给自己制造犯错的理由。要想让多灾多难的中国不再有那么多的人祸型天灾，唯一的办法是让自然不再受扰动，河流不再有人工水库和大坝。让那些远去的森林草原湖泊和湿地，重新回到河流身边，成为河流最好的伙伴和护卫。 在一个人的血管里修筑“坝体”，必将导致这个人的死亡和衰退，在一个河流的身上安放那么多巨大的切刀，只能把河流剁成僵硬的干尸。 河流身体内蹲伏的一座座水库，平时看着老实巴交，风平浪静，平易近人，其实满怀阴险，一肚子坏水，随时准备作恶，或者——它存在的过程就是罪恶和阴谋淤积的过程，是丑恶的交易与愚蠢的变节共同交织出的死亡意象。这些的干尸在自身沦陷的过程中，必将给两岸的居民带来无穷的烦恼和伤害，而要破除这些忧惧和灾难，就是把大坝炸毁，让世界不再有阴险的水库，而多些友善的河流。（2010.8.9）

我谨代表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各位朋友致以热烈的欢迎。世界民主运动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这次聚会令人印象深刻。我对大家不懈地推进民主事业的努力表示衷心的赞扬。 　　我们相聚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一方面，我们见证了民主国家数量的显著增长，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后半页，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经由不同路径， 民主国家在世界各地如欧洲、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涌现出来。这一波民主浪潮也于1997年席卷印度尼西亚，变革使我们受益匪浅。 　　结果，世界的政治图景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在战略性地缘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在亚洲，几十年前日本曾一度是该地区仅有的 民主国家。但是今天，亚洲已是许多民主国家的共同家园。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并行不悖的另一种趋势：即民主国家的不幸——军事政变、政治动荡、宪政危机、 两极分化、暴力冲突、向威权主义复辟以及失败国家。 　　我确信，这些倒退充其量只是暂时现象。民主——正如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在自身经历中所深刻体认的那样——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从来都不是一帆风 顺的，也从来不是线性的。它常常是一个不断试错的痛苦过程，充满跌宕起伏。所以不要绝望。我相信，21世纪的本能最终是民主的本能，并且21世纪的民主本 能将不可避免地比20世纪的民主本能更为强大。 　　这是因为世界将更多而非更少地被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所席卷。全球化正带来更强的流动性——人、货物、服务、信息以及思想观念。国家、社区、家庭以 及个人将更加频繁地相互接触。繁荣将持续扩展，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将持续壮大——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将首次有超过半数的世 界人口迈入中产阶级行列。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力量及自信心的增长，中产阶级最终会在与其利益息息相关的决策方面寻求更大的透明度及问责制。没有一个政治体 制能够忽视这种诉求。对这些体制说，要么适应它以求生存，要么反对它走向灭亡。 　　令人惊讶的快速转变 　　无论人们对捉摸不定的“民主”一词如何界定，我都毫不怀疑未来属于那些积极拥护多元主义、拥护开放和自由的人们。我这样说是基于印度尼西亚的经 验。在1970和1980年代，印尼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满足于呆在专制体制的“舒适地带”，不计代价地追求稳定、发展和国家统一。 　　当时我们认为印尼人还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民主不适应印尼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民主会带来国家倒退而非进步。因此，我们的政治发展被迫走上一条异常狭窄而僵硬的道路。威权主义的确定性被认为胜过民主的不确定性。 　　但令人惊奇的是，印尼人很快摒弃了这种看法，迅速转变了思维倾向。是的，在民主变革的方式和速度上，我们经历过喧嚣式的自我反省和嘈杂激烈的公 共争论。但自1999年首次举行具有变革意义的自由选举10年以来，民主在印尼已经不可阻挡，并且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印尼人民不仅自由而热烈地视民主为 给定的事物、为自身的权利，而且日益将自己当做政治体制的主人。 　　这表明，印尼人内部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主冲动，这种内在动力需要适当时机被激发出来。同时还表明，个人和社区一旦品尝过民主实践和实际做出个人选择的滋味，他们就会紧抓不放，并且在民主受到威胁时奋起保卫它。简言之，我们唤醒了我们的民主本能。 　　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经验也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呈现。几十年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思想和政治环境中：暗示我们只能在民主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二者不可兼得，非此即彼，”他们说。许多年来我们相信这种说辞——果真选择了经济发展，放弃了民主。 　　我并不想对我的前任作出预判。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上述情形在印度尼西亚已经不复存在。今天，我们的民主体制日益稳固，同时在G20国家中印尼的经 济增速位列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也就是说，我们不必被迫在民主和发展之间作出抉择——二者可以同时获得！并且我们做到了二者兼顾！ 　　联想到十多年前人们对印尼发出的世界末日般的预言，我们的民主经验就显得更加不同寻常。在印尼刚刚踏上民主道路时，国内外充满质疑，认为我们会 失败。当然了，有什么理由不失败呢？当时印尼完全乱套了：经济总量下降12%，种族暴力甚嚣尘上，东帝汶（EastTimor）分离出去，恐怖炸弹遍地开 花，宪政危机连绵不断。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我们经历了四任总统：苏哈托（Suharto）、哈比比（Habibie）、阿不都拉赫曼.瓦希德 （AbdurrahmanWahid）以及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翠（MegawatiSukarnoputri）。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Friedman）将印尼比作俄罗斯，称之为一个“混乱的国家——庞大臃肿而运转不灵，异常重要而失败不起”。许多人预言，东帝汶分离之后 的印尼将会四分五裂。一些人甚至言及我们将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然而上述怀疑经证明是错误的。印尼的民主日益巩固，三次全国大选和平地如期举行，分别是在1999年、2004年和2009年。秉持民主精神， 我们和平地解决了亚齐争端，顺利地推进巴布亚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我们将保护人权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大刀阔斧地推进分权改革。印尼没有倒退，而是在进 步。1 　　这里，宝贵的经验在起作用：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恶劣，无论社会变化如何急速、不可预测，民主国家都能顺利度过难关。这是一条上升的路。希望永在，我们不可轻言放弃。 　　值得牢记的是，印尼的民主完全有可能轻易走上另一条发展路径——螺旋式下降，最终分崩离析。我个人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引导我们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但同时我也清楚，这并不仅仅是运气。民主得以运转需要的是信念、纪律、果断以及创造性的随机应变。 　　我们所汲取的一条关键性教训是，民主必须与良好的治理相结合。在民主转型早期，这是最为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沉迷在对新拥有自由的陶醉之中， 而这种沉迷时不时对政府治理带来损害。在一些地区，民选领导人治下的管理不善和贪污腐败更加严重。很快，我们认识到民主并非一剂万能药。仅仅依靠选举并不 能自动解决长久以来的贫困、腐败、分裂以及失业问题。领导人如果长久沉溺于民粹主义话语而不能带来所欲求的发展成果，最终伤害的是选举他们上台的人民。 　　就印尼的民主转型而言，也只是在民主与良治相结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增进国家统一，解决矛盾冲突，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这就是为什么 我认为本次大会就“民主如何更好地为人民带来实惠”展开讨论异常重要的原因。怎样才能选举产生更优秀的领导人？如何保证更多的民主意味着更少的腐败？如何 确保民主产生负责任的、积极回应的政府？ 　　民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选举权，更在于为公民提供更佳发展机遇的愿景。当我们试图达到此目的时，我们应该始终牢记：良治既非民主本质，也非民主专 有。非民主以及半民主国家同样可以发展出良治。每一个——我指每一个——政治体制都必须去努力赢得实现良治的珍贵声誉，而不应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坦率地说，印尼民主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挑战是如何将“金钱政治”降到最低限度，并最终将其抛弃。我明白，即便对许多西方和非西方历史悠久的民主国 家来说，这都是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金钱往往与政治如影随形，其方式五花八门。但金钱政治会严重损害民主体制，因为它诱使民选领导人和政客为其主子服务， 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它导致一种虚假民主，这种所谓的“民主”悖逆公众信任，践踏民主理想。金钱政治越盛行，民众意愿越受忽视，民主受损越大。毫无疑问， 对印尼民主体制来说，无论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打击金钱政治都将是一个挑战。 　　印尼民主得以运转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从过去汲取了一条惨痛教训：那就是国家的未来必须立基于制度和规则，而非领袖个人。当然，历史充斥着伟大的 男性和女性。但依赖领袖个人力量的政治体制将益发难以维持。正像印尼所两次经历的那样：政治强人下台后，整个制度也随之崩溃，因为制度仅仅是领导者的个人 镜像。因此，我倾向于将政治强人定义为这样一群人：他们有能力发展出一套持久稳定的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对印尼民主发展来说建立持久性制度极端重要的原因所在。这也正是过去十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定期选举保证了政治问责制及权力的和平交 接。总统办公室不再是曾经大权独揽的全权执行机构。军队和警察不再干预政治。我们有一整套制衡机制。议会充满活力且完全独立，司法部门亦然。这些机构之间 的宪政关系都有明确界定。法治在印尼至高无上。 　　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因为领导人可以频繁交替，整个体制却必须岿然不动，民主也必须持续向前。真的，当2014年结束第二任任期之时（真主啊，我很乐意），我希望国家事务一切如常。那将是民主在进步的一种标志。 　　源自内部的变革 　　我们的民主得以确立的一大原因在于它完全是内部生成的。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非发自内部或者不能激发国内民主化能量的民主国家无法持久并终将经 历政治退化。是的，印尼的民主始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当时的金融危机源自国外。但是铲除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以及裙带关系的意愿却完 全源自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源自国内。重建印尼的决心同样源自国内。这些因素并非外部强加，而是印尼人民的真实意愿。 　　当然了，我们一直保持心胸开阔，四海宾朋使我们受益良多。然而，民主试验的利益攸关者最终还是我们自己。成功抑或失败都系于我们的作为或不作 为。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印尼民众认为国家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行进，这个很能说明问题。也许他们不认同执政党或反对党，也许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持批评 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打心底相信民主体制在起作用，并且对此充满乐观。对印尼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来说，这个非常令人鼓舞。这是民主走向成熟的标 志，也意味着只要信任民众你就会无往而不利。如果过去十年印尼所经历的三次大选教会我们些什么的话，那就是：选民远比大多数政治家所认为的要睿智得多。 　　政治家也许会诉诸选举舞弊，欺骗愚弄公众，煽动仇恨情绪，诱惑选民走回头路，或者向选民承诺一切。然而选民最终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投票站负责、审慎而理性地投出选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幕正在普遍上演，而与选民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条件无关。 　　因此，如果说印尼在最近的历史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也是因为决断权掌握在以极大审慎行使该权力的善良民众手中。在过去的三次大选中，民众大量 地参加投票。即便投票是非强制的，而且复杂的投票程序要求选民几个月内频繁去往投票站，但印尼民众始终保持着非常高的投票率。选民们明白，在其选票与国家 未来之间有着确定无疑的直接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社会最令人痛心的挥霍是对民众授权的挥霍，而最为珍贵的财产是公众信任”的原因。相信我，一旦失去这 种信任，你将永远无法复得。 　　事实上，我将民主发展视为一个扩大人民机会和向民众赋权的持续过程；一个促进性别平等、更多妇女得以参政的过程；一个持续关注边缘群体的过程； 一个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寻求全国共识同时避免多数暴政的过程。民主发展寻求建立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都是利益攸关者。 　　对印尼这样极为多样化的国家来说，民主发展绝非仅仅意味着促进多党民主，它还意味着建立一个保障人人享有宗教自由的多种族民主社会。伊斯兰教、 民主制以及现代性可以共生共存，这一点我们印尼人已向世人作了展示。穆斯林信徒对安拉的宗教义务、其作为一个多元社会公民所负有的公民义务以及他在现代社 会取得成功的能力，三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这方面印尼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国家，伊斯兰政党是民主的最坚定支持者——他们有一万个理由这么做，这也是 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种存在于印尼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有的温和、开放以及宽容是21世纪世界秩序的火种，这种秩序以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为标志。令人悲伤的是人类 运气不佳，没有一个世纪不充满文明与文化的冲突竞争。但21世纪将会有所不同，其无须也不必成为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纪。21世纪可以具备这样一种鲜明特征： 全球良知浮现、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共同努力以促进人类和平进步大业。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这次大会“跨文化团结”这一主题表示赞赏的原因。时机已经成熟，让我们立足文化团结共同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从而将21世纪打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佳世纪。 　　译注：1、亚齐争端：亚齐是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一个地区。1949年印尼脱离荷兰独立后，亚齐分离主义者认为亚齐有权决定是否加入印尼。经过近30年的流血冲突，2006年印尼国会通过《亚齐自治法》，赋予亚齐地方政府更大自治权，结束分裂，实现了和平。 　　作者：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译者：@Ytblf 　　校对：@Freeman7777 

在香港，结婚登记其实很简单。提前跟婚姻登记处预约好时间，到时候带上两头证婚人就可以办理。整个过程方便快捷，下面以我的朋友Wei和Daya的登记过程来说明一下： 早上，我们从南丫岛出发，坐船去香港岛。在码头，先来个合照。 在船上，Wei和Daya不断看着对方傻笑，均表示非常震惊。 在中环合照留念，然后继续傻笑。看来结婚对人的神经冲击非常大，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朋友请慎重。 到婚姻登记处交验了证件后，有关部门会领新人及家属进入证婚现场。然后拿出一张纸（照片中红色的那张），双方要分别念完。纸上的内容，大概是要效忠对方，至死不渝之类的话。 然后就到了签字的时刻。按照Daya的话来说，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合约”，不过看他的样子还是很轻松的。 应观众要求，Wei和Daya互相亲吻。至此，婚姻合约正式达成。

下午三点半从广州的家里出发，到东站，坐火车到罗湖，坐东铁到红磡，转巴士107到香港仔海滨公园，时间已是晚上的八点一刻，走到旁边的香港仔码头，刚好能赶上8点35分去南丫岛的最后一班渡轮。 Wei和Daya买完东西，也过来了。他们明天去登记结婚，所以今天从南丫岛出来，到城市购物，准备明天的婚礼。面对婚礼也可以这样平平实实，我不禁喜欢上这样的日子了（虽然不是我过的）。 轮渡上乘客很少，加起来不到五个人。只是二十分钟的水路，就把香港的繁华隔在了后面。南丫岛就是这样一个幽静的地方，我们在北角村下了船，走着的，居然是乡间的小路，旁边是香蕉树，高高的草，偶尔路中央还趴着一只大大的蜗牛──要不是Wei特意用手电筒提醒，我还真的会不小心踩到，那样就罪过了。 在路上，Wei说，今天是我和Daya单身的最后一天了。按习惯，我应该带Daya出去疯狂一晚，不过显然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最后我们合照一张，作为Daya结束单身的留念。 祝福Wei和Da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