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献血第一人”遗体捐作标本 上千网友发帖悼念 　　10月4日晚9时许，湘钢殡仪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后，上百名志愿者肃立在大门两侧。一具盖着鲜红志愿者会旗的遗体被抬上小车，运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将用作医学解剖和教学的标本。 　　这是湘潭一位普通义工的遗体，他的网名叫嘉健。3年前，他写下遗嘱表示死后捐出遗体。10月2日，在家赶制一项公益活动方案时，他不幸发病去世。消息传开后，上千网友深情发帖悼念。 　　作为湘潭无偿献血第一人和献血最多者，嘉健连续8年共献血5600毫升，相当于将全身血液“换”了一遍。他还是“湘潭嘉健志愿者协会”的创办人，他的爱心足迹曾踏遍湘潭的大街小巷。 　　800多志愿者加入他创办的协会 　　王健是嘉健的本名，他生前是湘钢二中的一名物理实验员兼物理教师。 　　早在1998年10月，嘉健就开始义务献血。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到湘潭市中心血站或流动献血车上无偿献血。2005年9月，由嘉健发起的湘潭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成立，成员现已发展到100多人。 　　在湘潭，很多人都曾听过一档《嘉健有约》的电台节目，担任嘉宾主持的正是嘉健。嘉健还是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在节目里，在网络上，在生活中，他不知为多少人驱除心头的烦恼。 　　嘉健当老师的工资并不高，家里没有一件特值钱的东西。可从2004年开始，他资助了多名贵州、永州偏远贫困山区的孩子。去年7月，他联合爱心人士，将贵州台江县的7名山里孩子接到湘潭游玩，让他们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坐上火车。 　　在嘉健爱心行动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他创办的“湘潭嘉健志愿者协会”(原为湘潭市红十字会志愿者联盟)。如今，该协会会员已多达800余人，成为长株潭最具影响力的义工组织之一，嘉健一度成了湘潭志愿者中最有号召力的人物。 　　死后捐出遗体和器官 　　2006年的那场车祸，让嘉健断了好几根肋骨，颈椎、腰椎、头部严重受损。“以前，他伤病发作过好几次，每次都幸运地挺过去了，没想到，这次竟然真的就这样走了!”嘉健的助手彭颖慧痛惜道。 　　1999年，嘉健开始为筹建“湘潭市遗体和器官捐献档案库”而四处奔走。2007年7月，他又发起一个“黄丝带”志愿者组织。当年下半年，自觉身体不适的他写下遗书，表示死后自愿捐出遗体和器官。由于伤病随时有可能发作，他经常把遗书揣在身上。在他的影响下，加入“黄丝带”组织愿意捐遗体和器官的有十多人。 　　嘉健这次离世后，家人尊重他生前的意愿——将其眼角膜和遗体捐出。遗憾的是，由于事发突然，经医生确认，眼角膜的捐献已错过最佳时机。

　　9月21日，一位在毕节市的新疆人，被评为贵州省第二届道德模范(助人为乐模范)。他名叫阿里木，在毕节，只要提起他，人人都竖大拇指，他在10年间，先后捐赠10多万元，资助200多名贫困学生继续学业。 　　今年39岁的阿里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和静县人，当兵退伍后，在当地供销社工作。后来供销社破产，阿里木离开新疆走南闯北，靠卖羊肉串谋生。四海为家的他于2000年来到毕节，这一呆就是十年，“我喜欢毕节人民的人情和善良。”阿里木告诉记者。 　　 10年资助 　　10多个孩子考上大学 　　“没文化自己过不好生活，没文化也会让别人过不好生活。”阿里木告诉记者，这就是他捐助贫困学生的理由。他所捐助的200多名孩子，今年有2个考上大学，10年里，已经有10余个孩子考上了大学，这让阿里木感到很欣慰。与此同时，他还在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毕节学院设立了“阿里木助学金”，帮助更多的贫困孩子继续学业。 　　2002年，阿里木在毕节一家医院门口，遇到了前去看病但无钱交医药费的小学生周荣。他赶紧掏出200多块钱，让周荣先住进医院。第二天，阿里木来到周荣就读的毕节一小，说服学校发起募捐，收到捐款1万多元全部用于周荣看病。周荣痊愈后，阿里木开始承担他每年的学费。还雇请周荣的母亲卖羊肉串，每年付给她七八千元的工资。“我和周荣一家相识了8年，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阿里木告诉记者，周荣的学习成绩很优异，希望能考个好大学。 　 　最大的愿望 　　为留守儿童建学校 　　阿里木自己的生活十分俭朴，如今还租住在毕节市公园路一套2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卧室里只有一张床、几张凳子，唯一的电器是电灯。他常常以面条和馒头为食，剩下的羊肉串也算一顿。每天下午开始卖羊肉串，直到次日凌晨。可他还是一边卖羊肉串，一边关注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 　　阿里木说，今后将努力帮助更多的人。如今他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多存一些钱，建一个留守儿童学校，“现在毕节许多人都出去打工，孩子在家没有管。”阿里木说，他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受教育，他也希望自己资助的学生，将来回到贫困地区，告诉大家要改变观念，要读书，要有文化，这样社会才会和谐。

　　提高烟草税是减少烟草使用和挽救生命单一最有效的方法。在第九届亚太烟草或健康大会上，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胡德伟教授指出，中国卷烟税率只有43.4%，远低于国际上卷烟税率65%的平均水平。他建议提高烟税同步提高零售价，税价联动。不同品牌卷烟实行单一的税率，税率由现行的每包烟6分提高到1元。 　　我国于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5年批准《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条约。《公约》缔约方承诺优先考虑其保护公众健康的权力。《公约》中第六条规定，缔约方应考虑实施价格和税收措施减少烟草消费。 　　目前，我国控烟包括在公共场合禁烟、宣传戒烟知识技能等，都属于“非价格手段”，主要由卫生部门执行。国际上通用的主要戒烟手段，则是通过提高烟草税率和价格，降低烟草业的利润和吸烟者的购买欲望。而中国烟草行业总体税负远远低于世界其他烟草大国。德国为70%，巴西为74%，英国为80%。 　　胡德伟教授认为，中国去年卷烟税率调整只涉及卷烟的调拨价和批发价，生产商和批发商并没有把增加的税赋转移给吸烟者，不提高零售价，也就是说此次增税对中国卷烟的消费将没有实际的影响。然而，如果生产商/批发商将增税的影响转移给消费者，那么当卷烟的零售价增加3.4个百分点时，在卷烟价格弹性为-0.15(保守估计)的假设下，卷烟的消费将会减少5.45亿包(全国卷烟总消费量为1.7万亿包)。且中国有现在吸烟者3亿，可以估算出提税3.4个百分点时将会使100万吸烟者戒烟，还会使25万戒烟者免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从长期看，中国应该考虑把总的税率提高到零售价的60%以上。”胡德伟授说，中国烟草制品价格低廉是吸烟率非常高的原因之一。而通过增加烟税来高烟价是一项双赢的控烟政策，既保护了公民的健康，挽救生命，又增加政府收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烟草使用每年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的疾病，预计到2020年，死亡人数将增加到200万人。据2008年统计，中国直接用于烟草相关疾病的费用已占卫生总费用的3%。 　　提高卷烟零售价格是否会损害穷人利益，胡德伟认为，对不同收入人群的研究表明，提高卷烟零售价的结果可能使得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减少吸烟消费，而增加教育、购房等其他重要投资；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每年，每个美国人要将收入的1.8%进行捐赠，每个美国家庭贡献志愿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家庭总收入的2.36%。穷人其实比富人更为慷慨——美国低收入人群用于捐款的财物，占其总收入的5%以上，高于富人的比例。 　 　穷人比富人更慷慨 　　当人们正热烈讨论盖茨和巴菲特的中国富豪慈善晚宴时，别忘了，美国《时代》杂志曾如此描述：在每一位比尔·盖茨的身边，都站立着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 　　美国是世界上慈善捐款最兴盛和按人口比例志愿者最多的国家，目前慈善机构手中掌握着占GDP近10%的财富。 　　每年，每个美国人要将收入的1.8%进行捐赠，每个美国家庭贡献志愿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家庭总收入的2.36%。 　　与中国恰恰相反的是，在那里，个人捐赠高达70%以上，远超过所有企业的捐赠。 　　穷人其实比富人更为慷慨——美国低收入人群用于捐款的财物，占其总收入的5%以上，高于富人的比例。 　　对于慈善，美国人认为并不只是捐赠，而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在风靡美国的慈善节目“偶像回馈”中，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的夫人玛利亚·施莱弗就在现场号召大家不只是捐赠金钱，贡献志愿服务的时间也同样重要。真正地去帮助别人，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到，这被认为是美国公益的核心。 　　而在欧洲，情况却并不相同。 　　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90%以上的人认为，英国不再需要慈善机构。2004年，英国个人捐赠仅占GDP的0.9%；在法国，这一比例为0.28%；德国更低，仅为0.13%。 　　这是因为，在高福利的欧洲，人们认为捐赠的责任应该由国家来承担。 　　慈善的土壤 　　美国慈善为什么兴盛，有先天的因素——美国受基督教影响，认为富人天生就是“罪恶之人”，要想进入天堂只能将全部财富都捐赠出去。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是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写的，“人死富有，死而蒙羞”。 　　更多的，则是制度的推动。 　　联邦税法将美国的慈善组织分为两类：公共慈善机构和私人基金会。后者共有7.5万家，占核心地位。 　　在美国，注册一个慈善团体非常容易，只需要向所在的州提出要求。如果它想要从公众那里筹款，则需要在它希望筹款的每个州登记注册。 　　美国没有专门的和独立的关于慈善的法律，有关慈善的规定和条款散见于宪法、税法、公司法、雇佣法等联邦和州的法律法规中。 　　这些政策最重要的是税收减免。包括免税、所得税豁免、捐赠减税等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 　　以其税前扣除的政策来说，机构捐赠可以获得15%的税前抵扣；如果是个人捐赠的话，现金部分捐赠给公众募款机构，可以有50%的税前扣除；如果捐赠给基金会，有20%的税前扣除；如果是捐赠证券，有30%的税前扣除；如果是个人遗产的全部捐赠，100%税前扣除。这样一套税收优惠政策条款，引导资源向公益领域流动。 　　基金会的成立、免税、运营等，除了要接受政府监管，也要接受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评估。比如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非营利机构美国慈善信息局，制定了衡量基金会好坏的9条标准，每年4次公布对全国几百家基金会的测评结果，公众往往根据它的公报，决定给哪个基金会捐款。 　　中国捐赠三问 　　能捐到哪里 　　中国的捐款流向通常只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到当地政府民政部门，另一个则是到政府背景的全国或地方性基金会组织。但捐款时，没有人会告诉你这笔钱最后到底会去哪里。 　　慈善资源向政府方面汇集，在国内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民间资金参与慈善的入口很窄，通常只限于耳熟能详的几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他们通常都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而另一方面，政府对公益组织的资助难以流向民间慈善组织，而又集中于有政府背景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 　　造成前一种现象的原因有些复杂。对于个人捐赠者而言，摆在面前的选择并不多，我国非公募基金虽然每年有20%以上的增速，但尚未广为人知。对于企业捐赠者而言，捐款给全国性的公募基金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曝光率和一次很好的与政府公关的机会。 　　而信任也是另一重原因。福布斯的调查列出了两个例子：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2005年度工作报告显示其当年全年现金流入为62万余元，但其列示的接受捐赠款仅为8208元；而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2005年度向民政部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显示，该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达到73.42%，严重违反《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之规定。 　　而更大的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和组织中，还有一大部分并不在民政系统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及基金会的统计分类中。这些民间组织大多以工商登记的方式存在，其中不乏业界颇有影响的组织。“我们的身份是工商注册，而不是民政注册。”魏伟对记者说，“据我所知，包括爱知行、农家女等草根民间组织都是工商登记性质。这样的身份就得不到民政方面的政策和资源支持，也因为我们无法提供免费发票，企业都不愿意捐给我们。” 　 　税怎么扣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详细规定了个人捐赠税前扣除的条件，所需证明材料及办理程序等。但公众对此常常一无所知，也并不关心。 　　但企业捐赠时，对此却关心很多，很多企业对最终能否拿到免税凭证都很关心，甚至成为捐赠与否的唯一决定标准。 　　在熟悉法律的专家们看来，国内法律规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不平等。根据有关规定，慈善机构不能共同分享统一的税收政策，企业或个人在慈善捐款时，只有把钱捐给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二十几家慈善组织，才能够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而此外的情况只能遵照一般规定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捐赠额未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 　　相较而言，免税的规则最为清楚的是美国。通过规定对所有慈善组织的免除直接税，豁免核心活动所得税，个人和商业捐赠减税的规定，美国民众和商业组织就可以清楚地把自己放在不同的征税框里。 　　谁在支撑慈善 　　美国慈善业的发达，跟那里已经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密切相关，有人办基金会，有人帮忙咨询如何募款，有人对各个基金会进行检查评估。 　　在缺乏政策支撑之外，也缺乏市场的支持，这恰恰是中国的痛苦。 　　据业内人士介绍，国内目前为NGO和公众服务的组织更为稀少。 　　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慈善业的发展，这样的孵化器已经开始出现了萌芽。“我们帮初创期的企业进行注册，学习外国的方法组织草根NGO联合劝募，通过自己的基金会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免税单据。”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创始人吕朝向记者介绍，“我们坚持定位自己是支持型的组织。”成立于上海的NPI以创新的公益组织孵化器而闻名。“我们不可能在社会基础建立之前，突然放松管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说，“而是先修渠道，再放水。修一段，放一段。”

　　今年内，力争80%的贫困户达到每户增收3000元以上；2012年前，“两翼”地区95%的农户每户新增纯收入1万元以上，这也是我市最大的扶贫工程。昨日，记者从市扶贫开发工作汇报会上获悉，2012年前全市将在“两翼”地区投2100亿，以扶持当地农户增收。 　　据悉，目前我市正在大力实施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地区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到2012年前，全市将在“两翼”地区投入资金2100亿元(其中财政专项资金100亿元，引导各类资金投入1000亿元，专项贴息贷款1000亿元)，做到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项目，补助每个脱贫村100万元资金和每个贫困户2000元生产周转金。 　　昨日，来渝考察的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表示，重庆扶贫成就巨大，其中扶贫立法、实施相对扶贫标准、集团式扶贫、两项制度衔接这4项工作，在全国都具有开拓意义。市委副书记张轩参加会议。 　　昨下午，山东·重庆东西扶贫协作座谈会举行，标志着我市与山东扶贫协作正式启动。济南、烟台、威海、泰安等山东省14个地级市将对口扶持我市14个国家级贫困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常务副市长马正其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