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 | “天安门母亲”:监控已成“新常态”
由六四事件难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表示,去年以来遭到当局强力监控和压制,已成“新常态”。他们在六四前夕再度发表公开信,对当局的做法进行谴责。...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6 月 2, 2015
由六四事件难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表示,去年以来遭到当局强力监控和压制,已成“新常态”。他们在六四前夕再度发表公开信,对当局的做法进行谴责。...
阅读更多发布者翻翻更健康 | 6 月 1, 2015
“雨伞运动”后的第一个六四,各方矛盾突显,香港的年轻一辈亦对六四、支联会路线有不同的看法,学联更首次缺席六四晚会(图为香港理工大学校园,BBC中文网资料照片)。过去廿六年,数以万计的香港人到涌到维园,点起烛光悼念“六四”的死难者。近几年,很多年青人,包括那些在1989年后出生的,也积极出席“六四”晚会,“支联会”看似已完成薪火相传的任务。不过,“雨伞运动”后的第一个六四,各方矛盾突显,香港的年轻一辈亦对“六四”、“支联会”路线有不同的看法,学联更首次缺席六四晚会。香港支持民主阵营的分裂,将令民主运动何去何从?“支联会”全名为“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成立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近两年,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口号最受质疑。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冯敬恩接受BBC中文网访问表示:“我们认同民主是每个地方值得拥有,不论是中国也好、北韩(朝鲜)也好。民主应该人人皆享,不过我们是否代他们争取?支联会多年来都是说建设民主中国,一方面它引申中国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论述……这一类的论述我们不认同。”冯敬恩对BBC中文网表示,只单凭于维园晚会喊口号,不能称为建设民主中国,这样是“言过其实”(BBC中文网照片)。另外,他亦认为,只单凭于维园晚会喊口号,不能称为建设民主中国,这样是“言过其实”。今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已退出学联,并自行举办悼念六四的活动。年轻人之间流行这种想法,跟本土思潮脱不了关系。新一代以香港为家,身份认同建立于香港,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主张中港应该分割,香港人不应该、亦没有能力争取内地的民主化。“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罗冠聪承认自己的国族认同低落,不过他认为香港人仍然应该声援内地民主运动。“我自己对于中共政权之下的中国,我的国族认同十分之低,不过,基于一个技术上的手段,我会认为建设民主中国有其意义……有很多政治学家讲过,一个独裁政权的当中,一些边缘城市或地区能够拥有民主的机会十分之低,近乎没有可能。”“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罗冠聪承认自己的国族认同低落,不过他认为香港人仍然应该声援内地民主运动(BBC中文网照片)。香港学生团体“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指出,六四事件甚至影响基本法关于政改的条文(BBC中文网照片)。被问到推动中国民主化与香港的关系的时候,黄之锋有相近看法:“即使退一万步说,就算香港独立都好,中国因素会继续影响着香港、大陆、澳门、台湾等华人社会。所以,华人社会应该联合起来抗争,向中共施压。”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接受BBC中文网访问时,表示理解年轻人不愿意称自己为中国人的原因。“这个有鉴于中国大陆的政治、整个气候与环境、与及对香港的政策、对自己国民的政策,都使到后生一辈反感及无法认同……当他们觉得无法改变中国的时候,只能够疏离、只能够拒绝认同中国。”不过,他认为香港人身为世界公民、中国公民,为内地的人发声是“应有之义”。何俊仁认为一些本土派人士,认为香港应与大陆完全割裂的想法有点讽刺。“香港亲共派就是提出这一点,井水不要犯河水,这样河水才不会犯井水。这个看法二十多年前提出来,想不到现在年青一辈会接受这个看法。”不过,没有亲身经历六四的一代都认为六四对香港是香港人建立身份认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亦是香港政治的分水岭。冯敬恩表示:“由于”中英联合声明“在”六四“事件发生前签订,而基本法则于九零年颁布,当中这段时间香港人对前途不安及恐共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是香港人所独有,而深圳河以北的人不会明白这种心态。”殖民时期,香港处于去政治化的环境,而六四事件正正是香港人最重要的政治启蒙课。罗冠聪:“八九年五月到六月期间,香港举办了十分之多的游行,人数由几十万到150万都有……香港上上下下很多人都参与认识政治、认识国情的运动当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认为,一些本土派人士认为香港应与大陆完全割裂的想法有点讽刺(BBC中文网照片)。香港学生团体“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指出,六四事件甚至影响基本法关于政改的条文。“原本基本法的草稿写明香港人可以透过公投一人一票决定政制发展前途,但梁振英(时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于屠城后取消了这条文。”六四、七一于过去被视为香港民主运动的寒暑表。雨伞运动之后,支持民主阵营争拗不绝,更有四所大学退出学联,加上近期众人对支联会的种种质疑,这种分裂是否预言香港民主运动前途一片灰暗?罗冠聪认为,六四晚会出席人数多寡,未必与香港民主运动有如此大的关系。“雨伞运动之后,政治光谱扩散得太快,亦有一阵营的人主张缺席这些场合。我们要宏观地看,不单六四或七一,在不同的政治敏感时间,有几多人出来抗争,这才能作比较准确的分析。”政治光谱于短时间内极速扩阔,这段混乱、充满冲突及矛盾的时期,罗冠聪认为大家需要时间沉淀、思考前路。“很少人能够解释本土是甚么,原因在于大家各执一词……宏观的政治论述需要时间建立,我自己觉得短期内有问题存在,他们不能很有系统将大家信念一致的地方归纳出来。”四所大学,包括香港大学、理工大学、城市大学及浸会大学,已退出学联,不过冯敬恩认为,退联一事的影响性不应被夸大。“为何一个学生组织的解散会影响香港(的民主进程)?那其他人去了哪儿?香港是否只剩学生?”他补充,学界关系还是融洽,并没有外界所认为的势成水火。
阅读更多发布者亚克蜥 | 6 月 1, 2015
“六四”事件已有近12年了,“六四”事件使一批人得了益,但更多的人却为它倒了霉。作为亲历“六四”事件的普通学生,血腥惨案的见证人,看到和听到周围的人已经淡忘了此事,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六四”镇压有利于国家的时候,心中特别悲哀。我想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些事实,请大家不要忘记因“六四”而牺牲的普通死难者和那些屠杀他们的刽子手们。六月三日下午六月三日下午,我在围观了西单公共汽车(“六四平暴”镜头中,几个学生端着枪向群众展示)和新华门附近小中巴(里面有很多枪支)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的帐篷里已经没有几个学生了,只是靠广场西侧的一个大帐篷下,还在展出着一些从进城便衣部队那里缴来的菜刀匕首棍棒和绳索等。尽管如此,大家当时仍然只是猜测,军队只是想化装进城,以便躲过市民和学生的阻挠。看起来,军队可能要把学生从广场撵走,清理天安门广场了。所以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决定回校吃饭,晚上再来广场坚守。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广播里传来北京市的通告和一些有关军队要进城的传言。我们几个刚吃了些速食面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后,决定去广场支援那里的学生。然后,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骑着单车,打着大旗,沿着学院路向南骑去。一路上,路旁的市民和学生不断地向我们欢呼,同我们一齐高呼口号,气氛非常热烈,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劫正在向着北京袭来。当我们到达车公庄的时候,那里已有一串被群众自发拦住的军车,卡车上挤满了军人,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有少数几个车上的军人头上戴了钢盔。群众一见到我们举着大旗到来,马上跑过来拦住我们,请我们帮助指挥,拦住这些军车。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分成好几个小组,每组分别指挥群众包围着一个军车,向他们讲道理作宣传。同时,我们也负责劝阻老百姓,不让人伤害军人和军车。整个车公庄大街的军人和群众都在有序地僵持着,军人站在车上,群众和学生在车下宣传。子夜约莫过了两三个小时后,大概在快十二点的时候,忽然有传说军队开枪了。不久,就见从二环路南面跑来了很多人,其中有的人身上沾满了血迹。这下,整个车公庄都乱了,群众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们开始群起掀军车。车上的军人只好跳下汽车,汇集聚拢到了一堆。这时,有的市民和学生开始打砸军人。当时我看到,有好几个可怜的军人的头被石头砸得鲜血直流。我们几个同学无助地看着发生的一切,看着这批可怜的军人簇拥一团,挤向了地铁站。群众饶过了这批军人,但无法饶恕这些剩下的军车。于是,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吉普被点着,我们亲眼目睹着这十几辆军车,化成了熊熊大火。约一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十几个同学又聚到了大旗下,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我们周围围了很多市民,当他们听见我们要去广场的决定后,死活拦着我们,不让我们去白白送死。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广场上仍有很多同学在坚守着,我们一定要去支援他们,把他们救出来。在我们的坚持下,最后他们同意放我们去了,但坚决不让我们打着大旗去,因为听说军人一见大旗就开枪。这样,我们只好把大旗交给了这些素不相识的市民,开始骑车向复兴门奔去。(“六四”后,我们几经打听,得知市民已把大旗完好地保存起来。他们告诉我,待到“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把它再打出来的。我非常感激这些不知名的父老乡亲,正是这些正义的人们留住了这面红旗,使我们几个能够化险为夷。否则,我们也许就象那些在长安街倒下的学生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因为我一直都在打着那面大旗,而我的几个同学是始终都在大旗的四周的。)我们骑着单车从复兴门上了长安街。这时间正是军车已经开过去了的空隙,我们沿着长安街向东骑行,路上没遇到什么险情。当时的长安街灯光昏暗,充满了血腥和恐怖,街两旁的临时工地的围墙和薄铁皮门上布满了枪眼。当我们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一辆正燃烧着的装甲车里面的子弹还正在“霹雳啪啦”的爆着。这时候,西面开来了一些军车,我们十几个人马上和周围的人一起躲向了路边,我们十几个人也一下子失去了联系。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时中了一枪。侥幸的是,他当时正半趴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胳膊搭在中间,子弹正巧从他的头下和那个同学的头上,穿过了他的右臂,若子弹或上或下一点,那就肯定会击中他的或另外那个同学的脑袋了。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小王仍没跑散,待军车过后,我俩开始小心翼翼地步行,沿长安街南侧墙跟儿向东移去,我们的生死经历就从这开始了。挡军车这时的六部口与新华门之间的长安街上空无一人,不时的枪声加上昏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长街,让我们觉得特别恐怖。我和同学小王沿着长安街的南墙根儿,慢慢地向东试着移动,深怕半中间杀出一路军人或扫来一梭子子弹。还算走运,我们没遇到任何意外便到了新华门的附近。当时的新华门附近就象死一样的寂静,甚至连个站岗的都看不见。当时我们想,那门里面一定埋伏了许多军人,一旦有人靠近,肯定必死无疑。我和小王最后还是颤颤趔趔贴着南墙根儿,挪过了新华门对面。再往前走些,我们终于遇到了一群市民和学生(约有几十人,看上去多数是学生)。我们一见到这么多人,胆子马上又壮了起来,刚才的恐惧也顿时消失了。不一会儿,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了一大批军车和装甲车,卡车的四周围着帆布篷布。我们一下子都闪到了路两旁。由于长安街太敞,根本无处躲藏,我们只好趴在人行道上或蹲在小树后。不过,这批军车倒是开枪不多,只是偶尔地,从驰过的卡车的两侧冒出几枪。由于长安街两旁连个石头也捡不到,我们只能躲在树后谩骂,也有几个人撬起了人行道的方砖,摔碎成小块后,向驶过的军车投去。这次军车断断续续地过了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人群又开始聚到了一起,这时的人数已比刚才多了些,大家开始相互攀谈起来。当谈到无人得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时,大家都想冲进广场,去救那里的学生。也不知谁先打的头,我们相互挽起手来,横在长街上组成了一个人墙,然后开始唱着歌(我记得好象是国歌和国际歌等),手挽着手,向东面的天安门广场行进。当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我们已经能看到路前方站列的军人人排了。我们仍然继续高唱着前进,当我们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的时候,我们已能模糊地看到前面的军人排正在平端着枪对着我们。突然,我们看到了正前方辟雳的火光,同时也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前面开枪了,我们的人排一下子倒下了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着的一个学生,一个踉跄倒了下去,我差一点被他带倒在地。我猜他是中枪了,忙和另一个人把他架起来就往回跑。所幸,军队并没有追赶,最后我们在离军队大概二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军队这时也停止了射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当时,的确很多枪都是朝天放的,否则的话我也没命了,但我肯定当时也有不少是平射的,因为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中弹的人们很快被车推人背地架离了长安街。过了好大一会儿,人们才又聚了起来,这时我们的人又多了一些。我们又开始组成人墙,手挽着手,高唱着歌向天安门方向行进。和上次一样,当我们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我们又被打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只不过,中弹人数远少于第一次的罢了。记得有一次,我旁边的又一个同学中了弹,被我和另一个人架着拖回来。我后来才看清,他的裤子大腿上被打了个黑洞,黑洞里一劲儿地向外冒血。虽然每一次前进,我和小王都是走在头排,但幸运的是,我们俩一直都没被击中。坦克布满长安街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当行至离军队约有五十米的样子,我们已经能看清对面的军人,他们正平端着枪对着我们,我们几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对面黑洞洞的枪口。因此,我们自然地放慢了前进步伐。当时,由于长安街太宽,我们的人排自然形成了弧形,我和小王站在中间偏右的地方。当我们距军队约五十米的地方,路两侧的人们已经距军人只二三十米了。可能是天亮的原因吧,这次虽然离军人非常近,但中间的军人只向天上鸣了几枪,只是路两旁多了一些手举大白棒子的军人,不断地挥舞着大棒,追打路两旁那些靠近他们的人群。这时,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着,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后来,我们开始高呼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着呼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中间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呼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着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对并排的坦克后,排着第二对,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对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布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然而坦克并没停下,反而开始向我们开来。这时候,也不知道哪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着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了一片人。当时我和小王都站在前排,看到别人都躺下了,也就一闭眼随着躺在了路中间,心想是死是活随他去吧。我转念一想,要牺牲也得牺牲得壮烈点吧,所以才又睁开了眼。当时我和小王都在第一排,我是头朝西躺的,所以能看到东面坦克开过来的情形。六部口毒气弹,五个被碾死的学生坦克对着我们越开越快,马上就要碾到我们的人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辆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北侧五六米远的人群时,突然一个急煞车,急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的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冲了一下,在离第一个人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才停住。我正前方的坦克这时离我还有十几米,也随着第一辆停了下来,接着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紧接着,坦克仓门打开,军人开始向我们和路两旁扔毒气弹。霎时间,黄烟开始弥漫长安街,我和小王几乎随着所有的躺在地上的人们,一下子跳了起来,逃向了路南侧。我跳到路边,顺便往东看了一眼,当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刚才与我们对峙的士兵们,看到我们狼狈鼠窜的样子,正在举枪跳跃欢呼着,我这一生都是不会忘记这批惨无人性的邪恶军人的。毒气弹象易开罐大小,当时吸到肚里,只觉得舌干胸闷,直想吐,我和小王开始不住地干咳。这时,我和小王看到一个刚扔到身边的毒气弹,他捂住嘴想检起来扔向坦克,我看着黄烟“噗”地一下涌了出来,小王几乎被掀翻在地。我对他喊了一声“跑吧!”我俩几乎同时开始向西跑去。这时的坦克已经形成正式队形开始向西压。由于路南道窄,毒气也太多,路北是中南海院墙,因此,我俩想斜着穿过长安街,沿着中南海院墙往西跑,这样也许会安全些。所以,我俩斜穿长安街向西北跑去。因为路上到处都是黄烟,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我俩一下子就跑散了。也因为黄烟,我几次都差点儿撞到行驶的坦克上,坦克也差点儿撞到我。也许我命大,或许是当过运动员跑得快的原因,我终于幸运地斜穿过了长安街,开始沿着中南海的红墙向西跑去。由于这一侧是树木花园,坦克并没压上来,所以跑起来安全多了,只是吸的毒气太多,胸腔无比地难受。当我跑过新华门时,门前密密地站了一排士兵,他们全都倒背着手直直地立着,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跑过去。当时,我真怕他们把我们往公路中间撵,那样的话,我们可就要糟殃了。勉强跑过新华门后,我的胸部实在难受,只好蹲下来抓了一把泥水(喷水龙头溢出的)往嘴上一按,接着再往西跑。不一会儿,我便跑到了六部口。这时,坦克已经在我之前到达了,于是,我赶紧右转,向北又跑了几十米,当我看到已经停了许多学生,也没有坦克追过来时,才停了下来。当时,很多年轻人都正蹲在或趴在地上呕吐乾咳,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干脆横趴在人行道上,把头伸出路基干吐,样子看上去难受极了。我的胸部也非常难受,只得蹲在地上吐了一会儿,结果什么也没吐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觉着好些了,看到六部口的坦克已停住了,我想找找小王,看他是否也已安全逃出,才又壮起胆子往长安街走去。这时候,长安街上弥漫着的黄烟已经淡了一些,但稍远一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因此谁也说不清究竟死了多少人。虽然当时的坦克还在发动着,但轰鸣声已小了很多。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我壮着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围的人站在那里哭了一阵儿,当我看到身旁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便哭着同他们商量看是否能把这些尸体抬走,免得被军人抢去消尸灭迹。那几个学生和我一起走到邮电所西面的一个胡同,向一个住户要了一块木板,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钉在一起的木板子。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一具具地抬尸体。一具具地抬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当时的坦克就在旁边响着,我们流着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联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着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我当时正拿着木板朝东蹲着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着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象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最后,我们终于把五具尸体抬到了街后的一个胡同里。当时,有人建议我们检查一下死者身上是否有证件,以免一会儿军人把尸体夺走了,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我们翻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只从一个绿背包里,翻出一个女学生的学生证(女生名字我已记不清,只记得是北京XX学院的)。尸体总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们正发愁时,正巧来了个好心的个体司机,他流着泪建议我们把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法律证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尸体(一个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上。由于害怕大路上军人抢尸体,司机师傅带着我们沿着小胡同开了很久,才上了二环路。路上他还对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尸体,一直到现在的所见所闻。由于五具尸体是迭放在小卡车上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的汽车前后已经跟随了许多人。汽车上了二环路后,人们骑着自行车前后围着小卡车,护送着这辆小卡车行向政法大学,一路上护送的自行车群越聚越多,当我们到达政法大学的时候,已有数千师生在校门口迎着我们,我们的前后也跟了上千人。当我跳下汽车时,一位教授模样的老人,噙着泪水抱住了我,我就象一个在外受屈的小孩,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样,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记得,当时整个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满街都是哭泣声。最后,一位陌生人,让我搭上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学校。当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左右了,许多同学已在校门口等了一上午,他们多数断定我是肯定回不来了。我们一见面,一下子涌到了一堆。至于后来的尸体存放和展览的事,具体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后来听说,尸体在政法大学的一楼大厅里,停放了好几天,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人目睹了这五个被碾学生的惨状。他永远地失掉了那只胳膊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那个同学小王也已安全地在我之前返回了学校。我们跑散后,他也差点儿被坦克撞倒。当他跑到六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躺在地上还活着的学生,臂膀几乎已经被碾掉了下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惊人的是,他在小王的慌乱搀扶下,竟站了起来,并能坐上一个自行车,扶着自己的那只胳膊逃了出去。六四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这个学生的下落。这时他已经永远地失掉了那只胳膊,也被迫离开了他所在的那所大学。我是流着泪,写完这段回忆的。我由于害怕牵连受迫害,一直将此事沉默着。看到“六四”事件已经马上12年了,我想我应该把我亲身经历的“六四”血案的一个角落告诉大家,请大家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和刽子手们……2001年4月
阅读更多发布者老子到处说 | 5 月 31, 2015
“六四”天安门事件,坦克开上北京街头,学生市民血洒长街,距今整整二十六年。这是一次带有标志性的事件,“事件前”和“事件后”相比,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在历史叙述中,这样的事件都带有“世代”的标记,属于某一代人。六四事件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即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大饥荒中,我们饿过肚子,但是大饥荒和大跃进,本质上属于我们的上一代。文革中,我们这一代看到过“红海洋”和“红色恐怖”,但是当我们被赶到山上和乡下的时候,我们都明白,这一代人只是伟大领袖手里的玩具,我们只是给骗了一次,被玩弄了一次。不过,大饥荒和文革塑造了我们,当“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当青壮年,我们投身其中,“六四”属于我们这一代。“六四”之前,从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睛看出去,人民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对经历得多或阅读得深的人来说,这种拥护已经到了薄如窗户纸的地步,但是“爱国”仍然是一个不被质疑的教条,我们这一代还没有反专制、争自由的意识。即使是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的罪恶和造成的苦难已经广为人知的时候,“六四”前的中国人仍然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最没有反共意识的。“六四”期间,市民们对中央的要求是,希望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的。三位湖南人向天安门城楼巨幅毛泽东像洒出几滴墨汁,立即被广场上的大学生义愤填膺地扭送公安,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明白,这三个人将遭受极不公正的惩罚。后来三人事实上经历的苦难,超出了天安门广场上天真大学生的想象。“六四”前,我们这一代对共产党来主导中国的改革还抱着希望,尽管胡耀邦黯然下台了,但是我们以为,最黑暗的毛泽东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西班牙、台湾、苏联、东欧,从专制到民主乃世界潮流。我们以为,中国顺应这一潮流是不证自明的必然。“六四”枪声一响,窗户纸破了。从此,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心底里,反对共产党不再是一个天然禁忌。北京街头学生市民的血,驱散了蒙在我们眼睛前的迷雾。原来共产党并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原来中国成为一个开明的先进国家的希望,人民有自由民主的希望,不是寄托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上,而是寄托在摆脱共产党的领导之上。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结论,大饥荒没有让我们明白这一点,文革浩劫没有让我们明白这一点,“六四”的枪声一响,我们顿时明白了。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中很多人认为,一旦人民看透了共产党,共产党的末日就不远了。1989年之后,台湾转型,苏东崩溃,很多人认为中国也不会例外。有些人估计三年之内必变,还有些人认为五年之内,最多十年。我们都不信“六四”期间盛传的一句话:“杀掉二十万,换来二十年”。1989年的冬天,华北大雪,特别寒冷。京津的所有旅馆冷冷清清,旅馆的登记柜台下都有一张带照片的名单,那是受通缉的在逃学生。那年春节,我在北方一个不生火的冰冷屋子里和一位在逃的“黑手”谈论以后怎么办。我们的结论是,中国政治将进入二十年的倒退,民主化将进入停滞期。如今,二十六年过去了,当年的中年人,如今正步入老年。这二十六年,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又似乎什么也没变。变化大的是物质和日常生活的表面,什么也没变的是政治和文化的内涵和本质。我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体制的唯物主义残酷,结合东方传统政治中“王道”与“霸道”一体的治国术,其生命力超出了追求自由、人权和民主的人们的预期。这二十六年,统治者以极大的资源展开了一场针对全民的“遗忘工程”。六四天安门事件成为不可提的禁忌,他们指望下一代人根本不知道“六四”,他们要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抹去“六四”。“六四”是中国的民族宿命中的一颗定时炸弹,它一旦爆炸,必定把共产党的统治砸烂。所有人都知道,只要“六四”浮上水面,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就土崩瓦解,就因为“六四”事件是国家的军队向人民开枪,“六四”揭示了这个政权以人民为敌的本质。二十六年过去,今又六四,相比二十六年前,我对中国政治的改革和民主化,怀着更大的希望和信心。也许还要等另一个二十六年,也许我这辈子根本就看不到民主化到来的一天,但是这又何妨?民主的中国必定会到来的。重要的是,在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漫长曲折过程中,我们不能在反遗忘的战斗中袖手旁观。年年六四,今又六四。我们和他们,就是反遗忘和遗忘的对抗。
阅读更多发布者翻翻更健康 | 5 月 28, 2015
郑州马连顺律师:今天会见于世文先生,他写的一封信,因狱警不让律师接收,所以当场口述。于世文:我的六点声明一个月前,在狱中接到管城区法院送来的检察机关指控我一年前组织、策划、公祭六四英烈,缅怀耀邦紫阳,涉嫌寻衅滋事犯罪的刑事起诉书,这也就意味着“郑州十君子”案件,到了公开审理阶段,作为唯一被告人,我可以公开发声名了。一、感谢国内外关心“郑州十君子”的所有人士。2014年5月26日,郑州公安机关“奉上级指令”非法束缚包括我在内的十位参与公祭六四活动的公民,并在这之后的一百多天里,剥夺我们聘请律师的合法权利,他们成立几百人的专案组,征用旅馆、统一吃住,审讯外调取证,节假日不休息,昼夜连轴转,准备破获一个所谓的“大案彻底摧毁中原地区异议人士圈子,成千上万的国内外网友,迅速自发组织起来,网上持续关注事态发展,大量维权勇士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来到关押我们的看守所门前现场声援,发表文章,发表声明公开支持我们,并组织律师团队为我们义务辩护,是对六四的共同情感,对民主自由的真诚渴望,让大家走到一起来,没有大家的守望相助,今天被起诉的将绝不止我一个人。大家的努力和付出,共同催生的“郑州十君子”事件,使中国的民主化抗争又一次得到巨大告慰,感谢大家!二、我欠六四的太多太多。我很欣慰终于为六四贡献了绵薄之力,我情愿为六四坐牢,况且轮也轮到我了。作为六四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我欠六四的太多太多,六四给与我的太多太多,没有六四,我的青春得不到张扬,情感得不到升华,事业理想不能明确,人生目标不能坚定。六四过去的26年来,一批批仁人志士为践行六四理想,为中国民主自由义无反顾的先后走进牢门,就像接力赛一样,现在轮也轮到我了,我很内疚惭愧,由于懦弱和自私,我来的太晚了。三、我将在法庭上一言不发,保持沉默。用无声和不合作表达对非法审判表达最强烈的抗议!对于玩弄法律的所谓庭审和判官我将用不理睬的沉默表达对他们的蔑视和审判资格的质疑。在我心中六四是圣洁的,我愿用生命捍卫六四的尊贵和尊严,我很清楚这种庭审无非走走过场,因我的案件是大陆许多年来直接涉及六四的案件,法庭上不可避免的要谈到问到许多关于六四的问题,而主审法官他掌握的法槌完成上级交待的制止正面宣传六四的任务,与其这样还不如保持沉默,不配合演戏,不给当局任何企图亵渎六四的行为以可乘之机。四、沉默并不表示放弃自我辩护的权利。我将写好自辩词,并在庭审前公之于众,当法律被扭曲,成为专制强权的奴仆和工具时,唯有诉逐于公理、正义、人心、历史和时间。五、我们要共同警惕有关部门的下三滥手法,司法机关唯一指控我的是“编造虚假信息……向媒体提供的42个签名……被签名现已落实人员中,部分人员签名系于世文未事先争得本人同意,或者未授权即予以打印并对外公布。”而事实是,这42个打印签名除我和我妻子外,其他人均是我们夫妇的朋友,他们都是六四的亲历者和同情者,他们有的人到了公祭现场,有的人因种种原因来不及赶到现场,但对我发起的公祭活动完全支持认同,当局的险恶用心在于一举二得:构陷我入罪、分化瓦解六四阵营,使我们朋友间祸起萧墙,我们要共同警惕这种下三滥伎俩!六、我保留对本案署名检察官(公诉人代理人)追诉的权利,尽管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案不是几个基层检察官所能掌控的,尽管赵晓瑜、马晓琳女士多次表示“身不由已”的歉意,但我保留对赵晓瑜、马晓琳终生追诉的权利,我的心中没有仇恨,我也知道宽容是一种美德,但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专制和体制不是每个人都行平庸之恶的挡箭牌,唯有如此,专制才能早日铲除,体制才能早日转型。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