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 明報專訊 】乍聽到方勵之去世的消息，腦海裏翻起的是一九八七年春天的一些舊事。我那時在北加州，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大陸留學生走得很近，有一陣子天天聚頭吃飯，見面就講國是。二三月北加州春寒料峭，霧大，晚上開車外出，開到海邊地區，車頭燈照射下大團大團濃霧翻滾。因此，非不得已都不會夜裏出外，更多是窩在小小的房間讀報看書。 一天晚上，電話響起，說學校那邊有事，我馬上披衣開車經海灣大橋過去。那夜不知何故，霧特大，愈是心急愈出事，三次上高速公路都走錯入口，幾經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柏克萊。到達時，一批大陸留學生說胡耀邦已經下台；七嘴八舌好一陣子之後，忽然之間，人都靜默了下來。 我記得人群裏有一個黃姓留學生，剪一頭冬菇髮型，二十一二歲左右，是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畢業生，即是當時內地所說的「神童」，那時正在加大讀博士，準備開始寫論文。他在中國科技大學的老師是方勵之，也就是這時開始，我對這個天體物理學教授留下印象。 八十年代沒有互聯網，AT&T長途電話打回大陸和香港，半夜最便宜時段都要兩美元一分鐘，書信固然是信息流通渠道，但大陸來客才是主要消息來源。因此，每有大陸學生到北加州，放下行李就互通聲氣。香港那時已是後《聯合聲明》時期，天天講的都是《基本法》起草，三藩巿有一家報刊代理公司，專門出版香港幾份報紙的美洲版。我因緣際會認識這家公司一些工作人員，間中到華埠的話，就去他們公司找些舊報紙來看，一讀就到日暮西沉。 一九八六年底安徽爆發學潮，方勵之成為目標人物，那時香港傳媒報道不多，消息量不夠，倒是親台灣的華埠報章《世界日報》天天是頭條。我總覺得《世界日報》是親國民黨報紙，國共對峙多年，可靠程度可能要打個折扣。到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下台，我瞥見《世界日報》頭版斗大的標題還是將信將疑。當然，過不了多久，中共總書記下台終於得到證實。 在海外看中國是霧裏看花，消息不確不實，當胡耀邦下台之後，情況完全不同。來美國的留學生似乎減少，不知何解，但方勵之的名字卻愈來愈響。方勵之的名字在學潮前於我而言聞所未聞，我讀《紐約時報》駐北京夫妻檔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 Dunn）的文章，屢屢提及一個物理學家Fang Lizhi，完全不知此乃何許人。胡耀邦下台，報道說這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文章提到Fang Lizhi，我費心機找這個人的漢名，才知他叫方勵之。 方勵之在歐美開始受到注意，應該是和紀思道夫婦的報道有關。不能否認的是，那時《紐約時報》的中國新聞做得極出色極仔細，而且不存在所謂門檻問題，即是說，沒有放下身段搞些簡單易明但不深入的新聞報道。《紐約時報》做的都是大事，看不明白搞不清楚，請去讀下三濫煽色腥的《紐約郵報》好了，那些小報完全沒有這種消息。六四事件之後二十多年，我常把當年的剪報找出來看，始終是《紐約時報》最全面，一開始它就不吝惜篇幅和人力，把中國民主運動的驚蟄如實報道出來。 很早提出民主化 有人說方勵之是中國民主之父，我很討厭這種加冠蓋冕式的稱呼，因為經這麼一說，中國民主走向的討論會馬上變成拉一派打一派的內戰，我是見過的。不過，事實是方勵之是八十年代中國高等院校很早提出民主化的一人，今天看來，方勵之的民主素養水平，在言必大國崛起和GDP治國的喧鬧聲音之中仍是走在最前沿，雖然間中會覺得他的理想主義多了些而硬抄別國的也不少，可是我每次讀到方勵之的背景就感動——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大百科物理部分負責人——用今天的話來說，前者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後者是中國物理第一人——只要循着這條教學之路走下去，不愁生活當然不在話下，一個轉身當了教委主任也說不定。 可是這個胖胖又和氣的教授沒這樣想，他說出了中國人民要民主這句話。只是一個讀書人、一個大學教授，這麼大的事哪用他來做？可是他就是頭也不回做了。二十幾年來，中共對方勵之是泛道德的攻擊，說他跑進美國大使館要求政治庇護，言下之意是沒有勇氣面對拘捕和死亡。這些批評之語要說出來很容易，沒有半點困難，嘴皮一動即可，然而在那兵荒馬亂滿街坦克幾十萬大軍包圍京城的日子，一個天體物理學教授可以做些什麼？ 中國的民主路由出身北京大學的中共黨員方勵之推動，本身已極具意義，說明中共內部不是鐵板一塊。對今天朝覑新特首上任的香港人來說，一九八九年或者已嫌太遠，一九八六年學潮是上古史了，然而那是現代中國民主啟蒙的驚蟄日子，在全國上下爭覑出國的年代，在外匯券盛行的改革開放初期，在因着價格改革屏息以待的時刻，社會對民主追求的聲音沒有稍減，方勵之功不可沒。 社會民主之聲未減方功不可沒 方勵之是一九四九年後入黨的中共黨員，是新中國紅太陽照耀下的紅彤彤一代，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對知識分子衝擊很大——沒有民主，中國永遠停留在軍閥割據的封建時代。以斷代史的角度觀之，姑勿論當年挺身而出的民主人士今天若何，但若然沒有一九七九年的北京之春民主牆，沒有一九八六年的中國科技大學和方勵之，今天的中國興許還是沉醉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裏，難以自拔，不得翻身。

然而，在中国海内外，记得方励之的人大有人在。中国人中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士纷纷扼腕叹息。旅居美国的史学家朱学渊对法广说：“方励之先生是中国党内的著名异见人士。同时在中国的学术上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在政治上，方励之指出了中国的唯一前途在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因此他在八九以前就已经享誉全中国。但就是他这样一个人，竟然被中共赶出国外二十多年不能回去。可是，今天当我们看到中国的民主自由有了一线的希望的时候，方励之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而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可以告慰的是，方励之先生的事业，今天已经看到了好多的成果，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中国的年轻的一代正在觉醒，共产党内的正义人士也在纷纷地站出来。所以，我想方励之先生的未竟事业是一定会有一个很美好的结果的” 。 方励之客死海外，八九天安门一代反应更甚，这似乎是不难理解的。八九民运爆发时，方励之已经是不太自由之身，虽然难于亲身参与其中，但是，八九民运却与方励之同年元月写信要求特赦魏京生，随后又出来两拨要求特赦政治犯的知识分子请愿运动有很大的关系。而4月15日胡耀邦之死就成了直接的导火索。胡耀邦之死引发悼念潮与胡耀邦1986年遭罢免总书记职务有重大干系，而胡锦涛被中共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罢免又与方励之有相当的干系。 没有1986年年底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引发的那场全国性的学潮，没有那场学潮失败带来的遗憾以及随后渐渐急积蓄起来的能量，很难想象会有1989那场惊天动地的八九民运。而1986年学潮间接或直接被牵涉的两个人物，一个就是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一个是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方励之在那些年有关民主的言论深深影响了一代青年学人。他领导的中国科技大学后来率先爆发学潮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学潮一起，率先撼动江南，继而上海，继而北京天津，一直延烧到全中国。这一事件对中共核心震动很大。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方励之虽然不是学潮的发动者，但中共认定他对青年学子“自由化”影响重大，于是邓小平亲自点名，方励之于胡耀邦下台的第二天被免职，被开除党籍。与他同时遭到厄运的还有两位著名异见人士刘宾雁和王若望。 八九一代流亡海外的目前已有二十余年，可以想象他们与方励之在精神上的联系。八九民运失败后，很多人逃向海外，方励之也在美国大使馆躲避一年后流亡美国。就在这两天，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发起了回国运动。方励之就在这当口过世了。王丹与同伴在六四运动时期在天安门绝食时，倍受方励之夫妇的关怀，尤其方励之夫人李淑贤不顾危险公开出面慰问鼓励，更是学生们不能忘记的。时至今日，他们回国无门，加之方励之仙逝，悲情溢于言表自不带说。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在推文中说：“此时此刻，我的悲痛无以言表。他激励了八九一代人，唤醒了人们对人权和民主的向往”。 另一名八九民运领袖王军涛表示，方励之是1980年代中国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一面旗帜。“就在越来越多的国人再度要求政治改革、追还六四镇压被扼杀的正义之际，方先生辞世，让人感到噬心之痛”。 与此形成强烈的对比的是中国媒体集体性的鸦雀无声，网上也被过滤得异常干净。这种情形一点也不反常。今天偶然看见『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一个自称E人E票网民的，终于憋不住蹦出来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互联网最自由的国家，中国人享有最大的自由！ 是的，掌握两杆子的人享有最大的自由，要封就封，要删就删，剩下的都是拥戴文和欢呼声”。这句漏出的话并不绝对的与封锁方励之的消息有关，但那股被屏蔽得快要窒息的怒气是很可以感知的。 其实，在今天这个网络发达的世界，要封锁所有让自己感到不快的消息是很吃力的。记者与中国国内的熟人通电话，发现人家早已知道方励之过世的噩耗，而且说他周围诸人无人不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