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开篇 2010年圣诞节前，收到李荫远先生的e-短信。云：“多年不通音信。钱先生辞世不觉已十一年了，我手边只有他指导的科学史学生早年写的传略。我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两篇回忆散文，都是关于大学刚毕业时期的，也许你真该动笔写回忆录了，不是写你正确与否，而是可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 这里钱先生是指钱临照。李荫远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62-1965年间，我一边在科技大学教书，一边在李先生门下作研究。李先生现年已92岁，已洗手物理，也不参加院士活动，转而研究新诗，2006年有“当代新诗读本”出版。 因我忙于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剩余劳动力”不多了，没有写回忆录的能量。加之，“回忆录”这类“书”，如美元一样，正在贬值。然而，如李先生所言，“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回忆者自陈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可“采择与评论”的史实史料。所以，重要的是提供史实，即可被证明或证伪的硬史料。 本文涉及的历史，主要是李淑娴和我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时期，中美两政府之间的外交互动。 有关的史料 避难时期是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该期间，“方李避难”是中美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中方当局公开的史料，记在钱其琛的书中[1]，很简略。美方当局的记载，在布什（G.Bush）和斯考克罗夫特（B.Scowcroft）的合作回忆中[2]，也简略。记者James Mann查阅了美国务院的档案，对此案写得较为仔细[3]。 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y），对“方李避难”一案，无疑所知最多。他对此段历史，有相当长的叙述[4]。不过，李洁明的回忆录是经CIA出版评审委员会审查过的。对比基辛格的新书[5]关于“方励之问题”的章节，就会发现一些史实在[4]中被隐去。以下文字谈到的历史故事，尽量不重复已发表的文献。 当年美方的谈判立场之一是：“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as the `mailman’ between Dr. Fa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regard without offering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见talking points Nov.18, 1989, 全文将附于（B）中)。大使李洁明确曾说：“I’m only the mailman for Fang Lizhi (我只是方励之的传信人)”[3]。“only”一词不准确。但李洁明确实在谈判中扮演过传信人角色，他传来中国政府的口信和文件，也传去我们的回应。重要谈判前，李洁明往往将他的谈判要点（talking points）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1989.6-1990.6期间的中美夛A

从PRC国庆到US鬼节 1989年10月1日前夕，上海市府举办招待酒会，庆祝PRC 建国40周年。来宾中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原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在招待酒会上主动问美国总领事“我们要作甚麽事，才能解决方励之问题？”。大使立即将谢的举动转告我们。 我们判断:“这是邓小平发出的信号，中共想要解决问题了。” 大使也持同样看法。 谢希德的学术身份，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专长于点群空间群在固体物理中的应用。谢的政治身份，是中共中央委员。谢是从美国回归者。八十年代，她每年至少到美国一次，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年会。谢认识李和我。早在1950年代后期，谢一度从上海来北大物理系工作，协助黄昆建立半导体研究班子，直到这时，谢才入党。当时李淑娴也在黄昆的班子中，是一位援华的苏联半导体副教授的专业翻译。谢行事极为谨慎，作风更像虔诚基督徒。谢不会自作主张向美国总领事询问“方励之问题”，一定是高层授意的。 跟着，又有两个信号。 中国科学院长周光召在访问美国时，也以“个人身份”向美国科学院透露，他“可以协助解决方励之问题”。我们同周光召认识的时间更长。大学二年级，李和我听胡宁的电动力学课时，周是胡的助教和研究生。周在1989年的政治身份，也是中共中央委员。 最后，原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出马，向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说，他“愿意以非正式的身份斡旋方励之问题“。李是中国问题专家，与美前总统尼克松有密切关系。胡乔木也是一位持续关心方的高层人士。1985年，“科学”（中文）杂志复刊，方在复刊第一期上发表科普文――“道生一的物理解”，介绍量子宇宙学。该年12月16日，胡乔木写信给“科学”编辑部，云：“‘科学’复刊第一期上，刊有方励之的‘道生一的物理解’一文，用宇宙物理学来证明……唯物主义的事物先于原理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没有研究过宇宙物理学，但很以这种观点为异。”其实，方文丝毫未谈哲学，只是讲一个逻辑常识：在“时间”概念不能用的情况下，“先于”“后于”等等词汇，在物理上均无意义。“科学”主编郝柏林回信给胡，请他撰写一篇科学而非哲学文章，详细论述他的“为异”观点，“科学” 杂志将发表。但没有得到胡的回应。 尽管上述三位皆位高权重，但其“个人身份”似乎都还不足以斡旋“避难”等政治问题。他们的个人政治身份大体是一品“龙套”。 “龙套”跑圆场之后，真正有资格以“个人身份”斡旋者，登场了：大使告，尼克松和基辛格将于近日访华，老朋友邓小平要见他们，斡而旋之。 在尼―基―邓三位登场之前，还有一桩趣事。 10月31日，是美国的万圣节，叫鬼节更准确，否则会混同巴黎万圣庙。大使馆将举行招待会。按风俗，参加者可以戴假面具。有传言，招待会上，众来宾都戴一样的面具，男士一律用方励之面相，女士一律用李淑娴面相。当上百位全同的方李假面狂欢痛饮，晃动于大使馆之际，方李二真身，将溜之乎也。中国当局听说后，急了，外交部召见大使，要求美方不得趁鬼节招待会把方励之夫妇偷送出使馆。这一次，大使快速承诺：保证不在鬼节这一天，送走他们的客人。 万圣节当天确实有一批客人抬着一个美国真棺材（运尸备用），其中装有一个鬼模型，闯进大使馆。令守卫的解放军不知所措。 大使很得意告诉我们，“传言”等就是他们造的，目的是探测内鬼。“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一场，周瑜派人在蒋干帐外小声嘀咕，放假消息（蔡瑁张允通敌）。李洁明用的就是周瑜的帐外嘀咕法，探测泄密渠道。 李洁明确实极重视保密。每次他来谈话，总要把屋里水龙头开开，制造背景噪声，使窃听者听不清。流水噪音是反窃听的一个经典方法，有效，但是略显老了。用适当的统计处理就可以从背景噪音中取出有用信息。这是物理，特别是天体物理的一个课题。上帝让我们看到的天空，除了太阳东升西落等少数有规现象之外，其它现象看起来都是杂乱无章的“噪声”。从上帝的噪声中“窃听”出有用信息，是天体物理的任务。 尼克松―基辛格―邓小平 美国当局得知尼克松及基辛格将访华后，曾委托尼克松及基辛格在会见邓小平时，斡旋“方励之问题”。Bill说，尼克松一口答应了，愿意帮助斡旋，而基辛格则回绝，不愿介入“方励之问题”。李洁明的回忆录不提基辛格，也是一个旁证[1]。 1989年10月31日和11月9日，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的‘老朋友’ 尼克松和基辛格。 邓小平见到基辛格后，主动同他谈“方励之问题”。直到这时基辛格才不得不出主意，参与斡旋[2]。所以，严格说来，尼克松是美国当局委托的斡旋者，而基辛格应算是邓小平委托的斡旋者。 二斡旋者传来的邓小平的解决“方励之问题”的路线图是： Former president Nixon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shared with us the thoughts recently expressed to them by Deng Xiaoping regarding a possible path to speedy resolution of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Mr. Deng suggested to president Nixon – that 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 I would like now to res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r. Deng said in general terms: A statement regarding his activities will be required of Fang Lizhi. There should be agreement by Dr.

反制裁 1990年的春季，一到四月，“方励之问题”没有进展。双方都已知道底线，虽无不可解的利益冲突，但一时难于找到出路。一方面，布什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可能宣布解除经济制裁；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也不可能在得到明确承诺之前放人。 4月，中国当局曾准备派员访美，被美方拒绝，因制裁情况未变，不能互访。 我们则静观双方的角力。美国NBC 电视台主播Tom Brokaw 不能来interview，只好写信问我们的状况。我回信中说“我现在是夹在两个超级政府之间了”。 静观到的一个角力场是中美军事合作。 二战期间，美国和ROC联盟，在重庆建有中美合作所，收集日本及其他轴心国的军事情报。美国和PRC建交后，合作的主题之一仍是军事情报。两国合作，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情报站，监听收集苏联及东欧阵营的情报。情报站的技术装备由美方提供。获得的情报则由两国共享。美国驻华大使和武官定期去情报站检查工作。李洁明不止一次谈起西北情报站。 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后。中国的一个反制措施是，停止西北情报站合作。1989年夏秋时，我们注意到，李洁明谈到情报站时，显得焦虑。但是，到1990年初，大使的焦虑消失。很明显，苏联东欧阵营的政权变化，使中美情报站不再重要，失去价值。斯考克罗夫特12月在北京访问时，大讲东欧事件，就是向北京表示，从尼克松访华时代开始的外交政策，要调整了。中共的反制裁失去了力度。 李洁明在他的经CIA审查过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该项军事情报合作[1]。所以，该项合作已不是机密，已经终止。李洁明的回忆录中提到很多小事。有一桩小事没提，不知道有没有机密。 春天有一阵，夜静的时候，会听到闷闷的‘咚、咚’异声，来自地下。我有挖地道的经验。1971年，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跟着一位工宣队老矿工在科大的合肥校园里挖地道。从共鸣方式，容易判断，‘咚、咚’声说明我们住室下面有地道。我们告诉大使及Bill听到的地下异声。大使证实，使馆地界中确有地道，是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时挖的，那还是在美使官邸建立之前。地道深度两三公尺，有许多出入口，大使官邸里就有被堵死的地道口。 李洁明解释说，‘咚、咚’声是大使馆人员下去“检查”地道。按国际约定，大使馆内算是美国地界，看来，地下三公尺也算。下去“检查”什麽？大使没说。咚、咚’声很容易被察觉，是不是有意让别人听到？又在施计？地道战？不会。是不是装什 什麼设备？难说。 到美国后，也没有问李洁明，当时“检查”地道是搞什麽名堂？ “请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宽恕” 4月间，中共最高层领导在回答外国客人和传媒问“方励之问题”时，总是说，方只要认罪，就可以让他出国了，绝口不提恢复贷款等条件。后来还更具体地说，认 罪书的英文文本中要含有leniency（宽恕）一字。好像“方励之问题”的解决，只要有confession和leniency 就可以了。这当然是敷衍话。 凡是亲历过中共政治运动的人大都知道，中共的“认罪”文化是：“解决问题”同认罪，即confession和leniency，基本无关。当运动走向高潮 时，任凭你写多少“认罪书”都无用。等到运动要结束了，不写“认罪书”，照样过关。文化大革命我们被专政时，每天要上交一份“认罪书”。而且每天都要有新 的更深刻的confession。我和其他不少被专政者的应对方法是，每天用半小时抄一遍昨天或前天的“认罪书”。抄的时候， 改变一下前一天“认罪书”的段落的顺序，a,b,c,d, 变成 b,c,d,a 等等。用段落和语句的不同排列组合，不难每天都能制造出“新”的认罪书。后来知道，交上去的“认罪书”，专政者根本就不看。排列组合法都是不必要的。 以此“认罪”文化可以推定，当经济制裁未解决时，任凭你写多少confession和leniency都是无用的。若经济制裁有解，confession和leniency 皆不重要。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个推定。 罗马大学物理系的朋友来信说，confession和leniency是他们熟悉的文化。 Leniency一词曾是罗马教会忏悔（confession）的常用语，诸如“请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宽恕”云云。他们告诉我，在强权威胁之下写一句 “我认罪” (I confess) 没有关系。上帝会原谅这时说的假话。伽利略写过认罪书：“我的最显赫辉煌，最令人敬畏，最高贵无比的枢机主教……”[2]。性急的朋友干脆寄来他们代我起 草的“认罪陈述”。我一共收到过三份代写的认罪草稿。我想他们不是自己写的，而是从忏悔手册（manuals of confession）中抄来的，也许只是段落的排列组合略有不同而已。 共产党世界流行一本小说，名为“牛虻”。它描写一位意大利烧炭党革命者“牛虻”的一生经历。其中一个主要情节是，“牛虻”在年轻时曾向一位神父 confession，“牛虻” 信任该神父，他认为该神父也一样关心和信任他。结果，“牛虻”的confession 内容被透露给了奥地利统治者，导致“牛虻”和他伙伴的活动被探知，被镇压，革命失败。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不少年轻人遇到过相似的接受 confession的伪善。有价值的教训是，在共产党“革命”世界里，切勿真confession，特别是对你表示出极大“关心”和“信任”的组织或个 人。将来，也许有意义编一本中共治下的忏悔手册，也是一种史料。邓小平的“向毛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应收为首篇。 总之，我还没有来得及写confession，无论真的还是假的。 这时期，我倒是写了一篇“半宗教”的文章，题为 “Note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该文被收在梵蒂冈教廷出版的有关教皇保罗二世的一个文集中，书名是“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from Rome” [3]。其中保罗二世的罗马新观点之一，就是否定了1616和1630年教廷对伽利略的判决。 经济制裁的松动 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都一致介入。那时极少有外资进入中国。只有来自台湾的中小规模资本，还没有终止。台湾中小企业大举进入大陆，就是从6.4之后开始的。 1990年春季，听到大使等透露，日本希望尽早对华解除经济制裁，推动力来自日本财团。日本的政治由财团左右。 1991年6月，我访问日本，参加在京都召开广义相对会议，那时“方励之问题”已解决一年。仍会“感到”日本在“方励之问题”上的介入。那次在京都的5 天，自始至终都有四位日本警察“陪伴”，寸步不离，前后左右各一。我在旅店的房间保密。我去洗手间时，四位警察一排站在后面。四位警察态度相当和蔼。临 别，他们掏出纸墨笔砚，一定要我留下“墨宝”，不得已，草草写了几个字。 2007年，日本产经新闻的一则报道，披露了1990年春的幕后活动的细节，同我知道的片断吻合。记录如下： “李洁明在一九八九年秋天起，便和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桥本恕频频接触。……在美国总统助理(即斯考克罗夫特)两次来中国的谈判破裂后，桥本与李鹏的会谈， 正式开始。谈判的主要问题是，要求日本履行第三次日圆贷款的承诺。1988年，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中时，允诺从一九九○年起的五年内提供中国八千一百亿日 圆（相当五十六亿美元）的贷款，此金额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外匯存底。 “但是七大工业国高峰会通过对中国制裁决议案，日贷款亦被冻结。 “因来自日本财界的压力，海部俊树前首相于1990年初设法着手解除对中制裁。為此，当时的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曾赴美探询美方意向，结果发现“方励之问题”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弹，不解决方励之问题，难以解除对中制裁。 “桥本大使得知后，便与中共对外联络部长朱良多次密谈，表示日本在休士顿峰会将努力促成解除对中制裁，但希望中国也作出适切的回应。 “在桥本与中方接触一週后，中国于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为由出国， “方励之出国两周后，美日在休士顿工业国峰会采取同一步调，分别解除冻结世界银行的二十三亿美元和日本的五十六亿美元对中贷款。” 这就接上了我知道的最后的故事。 最后的谈判 “中国当局于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为由出国”。确切时间是6月16日，星期六，中美再次谈判时表示的。中国外交部说，可以准予方励之和李淑娴出 国。条件不再是写认罪书（confession），而是写一份请求政府宽恕出国治病书，行文中应含有lenient一字。并要保证不参与反对中国政府的活 动。 大使说，可以感到中方很着急，想尽快让方李离境。 对方着急，我方就不必过急。那天没写申请出国治病书。 6月17日，星期日，大使再告，中方不再坚持“请求宽恕”字样，也不再提“保证不反对中国政府”条件。改用“人道”出国。此外，要求第一站不去美国，最好去一个孤立的小岛。 果然，美元比lenient一字更有价值。 “人道”一词我们接受。至于第一站去小岛，我们也接受，我们选定的小岛是英格兰。那时我有英皇家学会的邀请，支持我在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半年。1979 – 1980 年时，我曾在该研究所工作过半年。 6月18日，星期一，大体抄了一遍我以前写的陈述[原文在（B）中]，8点陈述，简化成了三条。全文如下： 1. 我反对中国宪法序言中含有的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它的作用是维持‘阶级斗争’的政治体制。我注意到了，中国当局坚持上述的政治主张是违反宪法的。 2. 为了探视海外亲友以及得到必要的医务治疗，特此申请出国旅行。望中国政府予以人道的考虑。 3. 出国的目的将集中于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我们将欣赏和欢迎一切符合于中国社会进步利益的活动，并拒绝参与一切相反的，即旨在反对中国的活动。 6月19日，星期二，中美再谈。李洁明将这份“陈述”交给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部说，“我注意到了……” 一句应加上“认错”字样。 那天我没改陈述。 6月20日，星期三，中美再谈。中国当局不再要求“认错”字样。中方接受上述陈述。谈判至此达到成功。果然是，“等到运动要结束了，写不写认罪书，不是关键”。 双方准备在国宾馆祝酒致意，达成协议。 祝酒之前。中国当局突然又提了一个新要求：李淑娴也要在陈述上签字。 敢在祝酒之前临时加新要求，大概只有邓小平了。大使判断，邓小平就在国宾馆二楼。 李淑娴答，只签第2，3条，不签第1条。即不承诺“我注意到了……”。对方也接受了。 李淑娴还提出，必须保证我们的次子方哲出境，否则她不走。中方也接受了。看来，中共是希望我们走得愈快愈好。 6月21日，星期四，敲定最终文本。中文本如上，英文本如下。 1. I oppose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contained in the Preamble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ir purpose is to uphold a political system of “class struggle.” I take no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lds that the above political stand is opposed to the Constitution

一九八九年，我是中一，求學時期只知道歷史事實，但從未有挺身而出參與的衝動，比起很多大學時就熱心參與社運的人，我不單是未進化，簡直是未開化。 我好像是02還是03年才是第一次去的，03年還去了首次的七一遊行。或者，那時在中大工作，見得多臭權貴，感到有向權力說不的必要。如此，雖有斷續，總算有「保持」參與。 今年，2011年，是我首次決定不去的，這絕非因為很多人以為的理由：不滿某老人家背棄五區公投、支持老牌「民主」政黨媚共通過政改等原因。 我只是覺得，我再無興趣幫中國人。 中國今時今日仍有此暴政，仍有百般人禍，是由中國人自己一手縱容和製造出來的。 有什麼當權者，就有什麼人民；有什麼人民，就有什麼當權者。我不單指大陸，香港也如是，全世界也如是。 一個朋友告訴我，在香港的大學課堂中，仍有大陸來港的學生高呼爭辯我們所知的不是事實，說當年其實是有學生叛亂，打死很多解放軍，又有一些「你們都不在場，怎可以莽下判斷」等歪理。 他們在大陸被教育制度洗腦我是體諒的，但來到這個資訊相對自由的地方，對他們這些腦殘卻沒有半點兒思想衝擊，反而更理直氣壯地為當權者「平反」。他們生長在一個連Facebook也不能開通、搜尋器中「六四」、「劉曉波」等字會被過濾、新聞被封鎖、言論自由被限制的國度，他們沒半點兒資格說他們所知的比我們更準確，請他們在微博可以輸入「劉曉波」而不會被「河蟹」的那一天再來跟我辯論，拜托。 毒奶粉、地震塌樓、高鐵撞車、城管打死人、不斷的人禍、不斷有人呼冤、不斷有民變，無日無之，最終，氣勢都平息在中國人的犬儒、怕事、自私、閒事莫理和互相出賣之下。 有人告訴我，他對公司對員工的要求很不滿，公司如此種種，其實是可以告它的。我說，對，其實是可以告的，但是，即使你挺身而出是為了全公司的人，但只要你一被公司針對，其他你為其出頭的人就會倒戈對你，瀰漫著白色恐怖，你鬥爭成功，他們坐享其成；你鬥爭失敗，他們就手旁觀。 為中國人申張公義，只有死路一條。況且，中國人自己也不肯幫自己，中國現狀，是由中國人自己一手縱容和製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