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2011年08月18日 12:00:43 　　 推荐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先生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303182775     　　附录:   　　   “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为许良英先生90岁而写   　　 傅国涌   　　 　　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显著位置刊出“本报讯”，题为《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上面还有一行眉题：“公然反对党对右派分子的反击”。8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一篇“新华社讯”《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那一年，许良英先生37岁。   　　很多年以后，许良英先生回望和反思反右运动时，几次提到1957年的自己仍是崇拜、迷信毛泽东，更没有对极权体制本身产生怀疑，他质疑的只是党怎么可以出尔反尔，既号召知识分子来提意见，人家提了意见，却突然变了脸，这样做，“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在“鸣放”当中，他本人并无右派言论，他因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为右派。所以《人民日报》指控他——“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真面目的充分暴露，还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召之后。”   　　他常说自己真正觉醒，对这个制度、对毛泽东产生根本性的怀疑，是在1974年开始的，他意识到自己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从那时起他一步步踏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背离了他年轻时所投身的这个革命阵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争自由、争民主的重要象征。但是，透过《人民日报》对他的批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即使在1957年春夏之交，他就具备了一定的民主思想萌芽：   　　“许良英认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有许多好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等，值得我们继承。并认为只有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赶过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这是他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后的‘心得’。并到处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他曾对科学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说：‘资产阶级旧民主好，苏联所以发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为缺乏资产阶级民主。’”   　　“他四出奔走点火，曾经向科学院院部、几个研究所、中央团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人散布对中央、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的不满言论；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他认为党中央、领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独立思考’。科学院党委书记对他进行教育后，他仍然坚持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说要坚决反对党中央这样做法（指反右派斗争）。”   　　报道还说，批判会上，“留学美国的科学家举出了美国劳动人民没有民主自由的许多事实，来驳斥许良英所十分欣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我认识许良英先生很晚，直到1995年才接触到他的文章、著作，并开始与他通信，15年来我们通信不辍，也有过多次的见面交谈。时间的流转不可抗拒，许先生今年90岁了。时代的浪花翻卷不定，变幻莫测，而他就是一块经得起潮起潮落的礁石，始终平静地屹立着，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持续地做他要做的事，不为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动，视世俗的浮名功利如无物，坚持独立的思考，坚守他的价值选择。   　　他生于1920年，在他成长的时期，“五四”的浪花已经消退，在偏远的浙江临海，他从“九一八”之后开始关注民族的危亡，身历“一二九”以来一系列学生运动，成为浙大乃至杭州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领导了于子三运动。1949年以后，他觉得革命已经完成，要回到科学研究中去，不久就遭遇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在被放逐回故乡种地的岁月里，他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因为选择革命，他曾疏远了物理学，令他的恩师王淦昌惋惜，爱因斯坦的研究也许稍可告慰他年轻时做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在经历“文革”的生死考验之后重回中国科学院，他已年近花甲，大好的时光都已消逝。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站到了时代浪潮的中心。今天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激荡的80年代，正是他与比他年轻的挚友方励之等人举起了科学、民主、自由的旗帜，带动了那个年代的启蒙思潮，并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他们身上蕴含的学术和思想力量，毫无疑问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因子。方励之曾对一位美国的教授说，自己的民主思想源自许良英，令他意外。如果说，1989春天，他与许多自然科学家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成了##民运壮丽一幕的重要序曲之一，那么“##”的血腥杀戮是许先生晚年最大的心伤。凭着他正直的个性、敢于直面现实的品格，在万马齐喑的90年代，他一次次地为人权、民主大声疾呼。在淋漓的鲜血面前，多少知识分子或改弦易辙，或保持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敢于说真话、直指真相的举国上下寥寥无几，许先生就是其中骨头最硬、乃至看上有点迂的一个，所以他多次说自己就是安徒生童话中那个直言皇帝无衣的小孩，他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百岁高龄时还为他这个学生担心。   　　1992年他在《未来与发展》杂志发表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是“##”之后第一次有人在媒体上公开地呼吁民主，为“和平演变”的合理性辩护，尽管文章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但还是遮不住逼人而来的锋芒，被中宣部视为严重的政治事故。同一期发表的还有李锐、胡绩伟、于浩成等人的文章。1993年春节时，李锐先生还当面说他的这篇文章“闯了祸”。这个“祸”还是日本记者首先发现的，文中将###与希特勒相比，说，人是经济动物，纳粹上台，纳粹上台后，德国经济每年增长11%，我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何况他们搞的也是社会主义！   　　也就是这个时期，在经过无数血的教训之后，通过对自己革命生涯的痛苦反思，他逐渐领悟到中国的民主化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启蒙阶段，民主化的道路应该是和平、非暴力的，要避免重复暴力革命的老路，从地下党阵营走出来的他反对年轻人重复地下斗争、秘密组织那一套。同时他认识到，中国实现民主需要有一批独立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通过思想影响社会。这些思路他在90年代初就已形成，我与先生初识时，他也曾郑重地将这些观点告诉我，对我产生了深深的震撼。随着时光的推移，现实依然是那样的严峻，许先生的思考就愈益显示出它的可贵和沉重。这些看上去似乎寻常的结论，不是象牙塔中得来的抽象原则，而是他从风风雨雨中一点点悟出来的，既包含了他的生命体验，也有他在世界文明史中所得到的启发。1994年，他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发出的联名信，1995年他发起的宽容呼吁，1996年他为王丹的辩护……在幽暗的夜空中，这些声音代表了一个时代最有血性、最有担当、也是最真实的一面。   　　许先生迄今走过的90年，见证了我们这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他的命运几乎已完全融入时代的命运中，抗战背景下的流亡大学，国共地下斗争，胜利的欢呼声，拍案而起的反右运动，颠倒山河的“文革”，曾经抱有希望的改革10年，89风云，“##”的血腥……我常常想，通过他这个个体生命，我们可以清晰而具体而看到时代风云的变幻不定，看到家国命运的坎坷曲折，看到热血如何被亵渎，青年如何被忽悠，他们的理想如何被利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先生这样正直无畏的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起本民族的命运，无论在何等黑暗、残酷的年代，都没有被征服，而是坚持独立的思考，最终回顾人类文明的正道。这正是一个民族最为可贵的精神财富，它比什么惊世的功业、藏之名山传至不朽的名作都要可贵。通过许先生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命运，我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都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   　　许先生对民主和中国命运的思考从来没有停下来，他与李慎之先生多年的通信，他与胡绩伟、刘绪贻、李锐等先生的通信，都可以证明他的坦率、真诚和认真，他们之间有共识，也有分歧，而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直言不讳，这样的品格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中所稀缺的。也因此，有人不喜欢许先生，因为他太直了，有时直得有点让人无法接受。90岁的许先生仍然保持着纯朴的天性，没有被政治扭曲，也没有被变态的社会污染，他活得真实，活得坦然。他没有任何面具，没有任何装饰，他活在他自己的生命里，在他一切都出于自然。每一次到中关村看到许先生，总觉得他没有变化，总是那么平静，那么踏实，那么笃定，因为他的世界是确定的。他一再地在文章中说，要有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这样的话他也无数次地对我说过。他自己做到了，从少年到白头，他几乎都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从没有因为自己理想的高远，或知识上的优越，而在内心产生高高在上的精英心态。他认为，民主社会的建成要靠民主观念的普及，而不是靠个别先知去建立的。每一次看到他，一个平凡的老人，满头白发，说话时有激情，有时还会有愤怒，说到开心时笑得很纯真。说到种种人事的评价，他都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90岁的先生依然不知世故为何物。知识界在“六四”后的大面积溃败，说到底，就是人们太世故，太懂得利害了，太会算计、太功利了，究其原因，缺乏平常心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旦环境有了压力，就守不住良心的底线，纷纷转向，四处分流。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许良英先生对年轻时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告别得早，而且彻底，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刘宾雁先生有分歧，与其他许多可敬的老人也都有分歧。他为共产革命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他的信仰在1974年起发生转折，1987年开始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1988年，他在一次现代化理论讨论会上公开指出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会后李锐先生当面责备他批判马克思，在日记中还说他“偏激”。他没有想到的是，20年后（2008年），李锐亲口告诉他：“现在我和你一样。”这些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都离开了他们热忱信仰过的主义，这是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也是中国20世纪以来的道路，这条路满布伤痕和创口，至今未能愈合。   　　在对民主的认识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清晰，他可以用20多年时间来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现在还在跋涉中。这一点曾令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十分感佩。1989年春夏之交，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多处看到张贴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民主要义”八条，后来才知出自先生的笔下。他在逐步摒弃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重建了对民主的信仰，从来没有因为现实的令人失望而有所动摇。   　　2008年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在泰国曼谷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许先生很意外，布什竟然引用他的话，当我问及这句话是他在哪里说的，他也记不得了，因为长期以来，同样的话说过多次。其实，这句话源自《纽约时报》2006年8月22日一篇题为《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的采访报道。布什之所以会引用他的话，可能与他此前不久（2008年4月）获得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有关，这个学会拥有4万4千位成员，来自工业界、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都是物理学家和相关专业人士。这是美国物理学界对这位中国同行在民主、人权方面努力的肯定。尽管在自己的祖国，许先生数十年来所作的一切，今天似乎都看不到结果，但是他总是乐观地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     　　2010年5月31日初稿         　　    　　 上一篇： 转载《南方日报》 社论 ：绝不让… 　 下一篇： 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许良英先生… 阅读数(30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刊于2010年10月15日 香港明报 2008年11月底的一个周六，我与崔卫平、徐友渔、郝建约在一起餐聚，我先到饭店等候，却看见晓波也一起来了，我知道他每周六都要打羽毛球，有点诧异他的出现。坐下后，晓波掏出一叠纸，上面是打印的《零八宪章》文本，此前，我已经看过并签署，另外三位应该是第一次见到，晓波随即讲了讲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外世界人权日在即，想邀请大家一起表达一下政治理念，很快，三位先生均表示同意，在座都是擅于表达的知识分子，很自然的，开始就其中的具体条款展开了讨论，甚至是争论，崔卫平尤其认真，还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宪章的打印文本上。 待讨论完毕，签署名字后，晓波也没有与我们一起吃饭，就匆匆起身去打球了。在座的各位也很平静，只觉得这是很平常的行为，一来《零八宪章》的文本内容其实很平和，并未超过在座各位平时的表达尺度，一来觉得这样一个文本的发布，甚至不如大家以前参与过的其他文本更能刺激执政者，诸如六四、西藏、奥运等问题的公开签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晓波。更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刚才所参与的行动，会将晓波送进监狱，判上11年，当然，更不会想到，晓波会因此获得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说到晓波，戴在他头上的最显著标签自然是异议人士，但在私下的接触中，他更像是一名文艺学教授，几乎每次聚会和饭局，晓波津津乐道的主题都是电影、小说，甚至是诗歌，然后才是最近的政论观点，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在谈论文艺的时候，晓波不仅显得更有兴趣，表达也更加生动和活泼，不愧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文艺学的博士。要说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平时的交往中，实在难以浮现出这样的想象。 然而接下来就是对晓波和祖桦的抓捕，祖桦被释放了，晓波却还在里面，《零八宪章》运动也因此而获得了更为强劲的动力，一批一批的签署人喷薄而出，作为朋友，自然为晓波的处境担忧，大家也都在议论可能的结局，乐观者认为，六四运动二十周年这个敏感日子过后，可能会释放，悲观者觉得，还会有更多的人将被抓进去，以遏止宪章运动的发展，然而，二十周年过去了，等来的是晓波被正式逮捕的消息，看来，他将为《零八宪章》运动独自承担刑责，唯一的区别是刑期的长短而已。 显然，执政者不仅在意《零八宪章》文本中蕴含的挑战，更在意发起《零八宪章》这一行动本身。越来越多的签署人的涌现，表明民间不但有走向联合的意愿，而且呈现走向出联合的趋势，对于专政政体而言，将民众分割成孤立的个体乃是其统治的基础，任何走向联合的努力，都是不能容忍的挑战，并将遭到执政者的惩罚。这个惩罚，即将降临到晓波身上，在那段日子里，每次邀约朋友和刘霞相聚，心里怀揣着这个判断，一面却又试图宽慰霞姐，总是说不出的难受。 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是长达11年的刑期，在那个日子，我和许多人一样流下了眼泪，不仅为晓波，也为这个国家感到悲哀。执政者再一次向社会表明了自己的顽固，拒绝了任何改变的可能，而这个社会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没有任何理由设想民众会放弃权利和自由的追求，重判晓波预示着，民众争取权利和自由的努力，将遭遇到顽固的压制，展现为悲壮甚至惨烈的进程。这样一种局面，谁也不愿意看到，但在那个日子，却显得似乎难以避免。晓波将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刑期，但是，他为之奋斗的自由运动却不会停止。 事情的发展也正如预料，重判晓波并没有吓倒已经觉醒的民间社会，就在重判晓波的当天，就涌现出了更多的《零八宪章》签署人，也有更多的人理解了晓波的价值，理解了《零八宪章》的意义：必须无畏地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和政治愿景，还必须与其他公民一道，为权利和愿景而努力。近一年的社会进程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士更为勇敢无畏地站了出来，在416的福州街头，在一个又一个的抗争场合，在一次又一次的饭醉场合，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身份属性的公民勇敢地走到了一起，为着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而努力。这表明，21年前六四惨剧之后陷入低潮的中国自由运动再度焕发了生机，《零八宪章》所代表的民间走向联合的努力，在持续获得成长。而在这当中，无可否认的，晓波以其持之以恒的努力，发挥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力，成为了中国自由运动当之无愧的代表和没有争议的旗帜。 让人惊喜的是，国际社会也体认到了这一进程的展开，看到了中国走向自由的新希望。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晓波，不仅是对他个人坚韧努力和卓越贡献的肯定，也是对他为之奉献的中国自由运动的鼓励，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这是21年来最为高兴开心的一天，那是因为，这个奖也浓缩了这21年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牺牲和所有的眼泪，它属于刘晓波，也属于21年前付出了鲜血、生命和自由的先驱，属于如晓波一样长期坚持抗争的斗士，属于投身于中国自由运动的所有人。这个奖，属于重新出发的中国自由运动。                    

一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成行动，而且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机，投入持续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被过滤广告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二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运动再次燃烧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两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 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琐碎破灭浪漫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的“恶之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人。 被过滤广告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中国的代言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读书人被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那边都无法加入，“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哗与躁动中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三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感的渴望。在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被过滤广告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年后，当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场革命，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问救亡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四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来。我对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公共论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职业了。而这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被过滤广告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努力。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终的保护，才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