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BBC | 香港观察: 李克强访港难言圆满

李克强访港期间,传媒频密报道警方保安过严 8月16日,访港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大批官员簇拥下,探访观塘中产屋苑丽港城。一名身穿“平反六四”字样T裇的住户黄健带同子女外出,立时遭在场的五六名便衣警员强行抬走,直至李克强离开后才获释。 事后黄先生对传媒表示,他当时没有举牌示威,不明警方为何要将他带走,“是不是穿件衣服也没有自由?”“香港可以自由出入,为甚么要这样对我?” 黄健指事发时,警员不仅将他推到一角,更向其手抱的稚女以恐吓语气问:“知不知你爸爸多离谱呀?”、“知不知他甚么衣服呀?”。 警方在当晚向传媒发出通告,指黄健是一名“通缉犯”,接获讯息的传媒大吃一惊,以为黄是暴力惯匪,细看下原来因在2006年欠收交通违规罚款被“通缉”!黄在两三天内便到裁判法院“认罪”,交300元罚款结束“通缉犯”身份。他在庭外表示,几年前不依交通规例过马路遭票控,因为搬家收不到交罚款通知;警方抛出了这段纪录,是意图掩饰做错事。 李克强访港期间,传媒频密报道警方保安过严,限制了示威及采访自由。这包括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示威战车,还未驶至李克强入住的湾仔君悦酒店,仅在附近的分域街便被警察截停,除抢去车上的示威物品,更将司机和车辆强制送往验车,两小时后才获释。记者采访,更被安排在距李克强100米远的记者区内,部份活动不能亲身采访,须要由官方供稿。 港大学生遭控制行动 李克强出席香港大学百年校庆,身穿平反六四字样T裇的港大学生会干事李成康,在距会场100米外便被约10名警员推撞,推入后楼梯控制行动一小时,警方甚至不开门缝让他透气,令他在狭小空间内险些窒息。事后他愤然说,港大学生连在港大校园内也失去活动自由了。港大校长徐立之亦公开称警方的行动不可接受。 一批社民连成员欲到新政府总部,就总部工程草率请愿时被警员拦道叫停,一名高级督察的当面警告,似将当局部署一语道破:“今天有重要的人(李克强)下来,(当局)要维持他的尊严。” 不错,有评论即指出,香港警方已内地公安化了。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涂谨申批评说,警方行动已超出了保护政要安全,变成了维护领导人的面子。 警方保安较前严密 从身穿“平反六四”T裇男子被带走,从高级督察的“维持尊严论”,可见涂谨申的批评并非虚妄。事实上,这次李克强访港,警方保安显比过往领导人访港严密,以采访为例,相比现时与李克强距离100米,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港时到地区,摄影师可近距离拍摄,记者采访亦只相距20米。 单纯从保护领导人安全的角度看,未经筛选的不明人物自然是离领导人越远越安全,但要安全何不留在中南海?李克强政治行情看涨,很有机会成为下任总理,他的出访重要目的应是为了亲民,纵使人身安全不能不考虑,两者之间亦须要平衡取舍。可惜,李克强在严密保安下失去了这次亲民机会,令访问难言圆满。 如果说江泽民访港,还能在商场以“半咸不淡”的滑稽广东话与市民胡诌几句;温家宝到市民家中抱小孩神情自然;胡锦涛与少年运动员练乒乓球,一手直板推挡打得虎虎生威,那么李克强还能留下甚么印象给港人?是他离港后,香港记者协会发起游行,抗议当局妨碍采访自由?是被警方禁锢的学生李成康在电视镜头前指控校方献媚,令港大丧权?还是一帧黄健身穿「平反六四」T裇,手抱稚女的照片,要大家联想起他当时正要抱着女儿去危害国家领导人?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阅读更多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左右两派的新动向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当前社会思潮和未来发展——国内外形势与中国战略发展研讨会第二场”上的发言) 王思睿:杨帆给我发过两个短信,先是让我讲讲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后来又让我讲讲新世纪以来这十年的思潮。我的发言是按照后面的短信准备的。关于三十年,近年来我也做了很多思考,我在这里做个广告:周总的“世界华文传媒出版机构”给我出了一套文集,一共十二卷,其中第二卷的书名就叫做《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所以关于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和周总或者我本人直接联系,买一套我的书,看看里面是怎么说的,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支持。在这一卷里,收入了我以王思睿、喻希来等笔名写的文章以及与何家栋先生合写的文章,对于各个思潮代表人物的评述与对话、争论,有几十万字。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战略与管理》和《领导者》上。我在《战略与管理》发表了四十几篇文章,可以算是该刊的第一作者了。 既然要谈十年,就必须对前二十年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原来以为杨帆会对前二十年做系统的阐述,但是他今天讲得也不太细。大家都说八十年代有一种改革的共识,其实斗争也很激烈。用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中的话来说,有五个起伏,单年怎么样,双年怎么样。作为八十年代的过来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是很尖锐、很曲折的。但是对它的描述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用用一个单维的维度来分析,就是“改革—保守”这样一个维度。 1980年高校竞选的时候,在王军涛和我的系列竞选文宣材料中有一份叫做《现状的分析》,在其中我分了四个派。1989底到1990年初,我在秦城写了《改革十年反思》,其中也延续了这样的派别分析,就是:凡是派、还原派、经济改革派、全面改革派,八十年代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派的较量。 “凡是派”倒台比较早。以华国锋和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是很有力量的,搞“两个凡是”,拒绝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陆续退出了中央的领导班子。当然在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中还不乏“凡是派”,清除他们用了好几年时间。 “还原派”的说法是我最先说的,后来也有人引用过。这个“还原派”,以邓力群、胡乔木、陈云、薄一波为代表。他们是要还原到1957年以前,还原到中共八大路线。我觉得能够还原到1957年以前,陈云立了很大功劳。按照邓小平、王震的想法,不一定要还原到1957年之前,还原到1966年之前也许就可以了。邓小平一出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这也只不过是还原到1966年。肯定“十七年教育是红线”,也是还原到1966年。但是由于陈云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右”,1957年以后就基本上不管事了,所以他不还原到1957年以前是不罢休的。邓小平则和刘少奇管事到1966年,毛泽东还把邓称为“副帅”,他自己是“主帅”。陈云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坚持了这个观点,彻底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路线。我认为陈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这一点上走得比邓小平还远,而且更明确、更坚决。但是为什么还叫“还原派”呢?因为1957年以前陈云做了两件大事,现在我们都是不能给予肯定的。一个就是“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打上了很浓重的陈云色彩,因为在这件事上,毛泽东让陈云拿主意,陈云左思右想以后下了决心。要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这是要毛泽东自己“买单”的,但是“统购统销”是陈云的责任。“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套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陈云也是第一责任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是他的助手,毛泽东对于这一套则不怎么感冒。所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要还原到他们的“黄金年代”。 还有很多中高级干部,对于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与工业上的计划经济也是不喜欢的,他们要退回到《共同纲领》,退回到“三大改造”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他们还要学习南斯拉夫模式与“东亚四小龙”模式,学习日本。这第三个派别就是“经济改革派”。八十年代初期的赵紫阳就是“经济改革派”,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是承认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包括老中青。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有一种换位的关系。赵紫阳是“经济改革派”的时候,邓小平还有一点全面改革的味道。在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中,邓小平还是讲“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1986年他又讲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他镇压了民主墙、竞选以及这样一些要求民主的运动之后,他的“四个坚持”就已经比较明确了,到了1987年初把胡耀邦打下去以后,所谓“自由化”要反五十年、一百年,这个就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路线了。而到了这个时候,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成了“全面改革派”的政治代表。 八十年代的“全面改革派”有一个广阔的光谱。从一开始就包括了很多民间的力量,从“四五运动”到“民主墙与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到后来我所说的各种“边缘运动”——像我所在的“国情组”、“政行所”、“社经所”、《经济学周报》这个民间团体,像陈一谘、何维凌、张木生他们的“农村组”、“三所一会”,像包遵信、金观涛、李胜平、甘阳等人领导的各大丛书编委会。大家都有改变整个体制的思想在里面,政治改革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体制内则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阎明复、杜润生这样的改革派领导人,包括胡绩伟、于光远、李锐、王若水、苏绍智、冯兰瑞、李洪林、童大林、王元化这样的“新启蒙”理论家,还有邓小平勒令开除的“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一直到1989年,全面改革的思潮达到了顶峰。在学生运动中,学生提了两条主要口号“反腐败、要民主”,虽然也有经济的背景,但是直接的表现形式都是政治改革的议题。 八十年代的思潮与派别,我认为详细的论述不是今天的话题,包括刚才杨帆讲的,对于怎么走到1989年春夏之交,“八九民运”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的这套文集的第四卷《民主运动在中国》,里面有十来万字的内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潮,则需要增加一个分析的维度。因为1992年以后,中国才真正融入了全球化,这样全球的问题也就变成了中国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还是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比如说里根主义、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只是在旁边瞅着。到了1992年以后,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就融合在一起了,汪晖把世界思潮与中国思潮绑在一起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很多人讲,波兰尼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大转型》,可以用来作为分析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理论资源。他的一个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双重运动”,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一个是资本的扩张运动,一个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之相对应或者说平行的,是社会的扩张。社会运动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也有不带“主义”的社会运动。这个“社会”是人为的,后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组织起来,和血缘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不是一个概念。按照我的说法,二十世纪是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共同来挤压、缩小“共同体”的地盘。“共同体”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因为家庭、家族还是存在的,亲情、乡情还是存在的,在有些国家部落还是以某种形式发挥着作用。但是从世界范围来说,“双重运动”既互相冲突、互相制衡,同时又联手把“共同体”压缩了。到了九十年代,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在中国同时复苏了,但是前者更加突出,受到国家机器的鼓励,后者则受到国家机器的压制。 在2007年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中,我提出了两个维度和四个象限。因为对于社会运动和在“社会—国家”问题上的态度不同,对于资本运动和市场体制上的态度不同,形成了四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宪政派对于社会运动是持积极态度的,社会运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就体现为政治运动、民主运动。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时候说过,中国“对外的”国民运动已经兴起,他指的是五四运动;他说最期待的是“对内的”国民运动。这种运动如果说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是四五运动,一个是八九民运,这是对内的国民运动、政治运动。关于四个象限的问题,欢迎大家看刚才我提到的文章,也发表在《领导者》杂志上。在此,我再次感谢周总、感谢《领导者》杂志,使我的思想能够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四个象限都已经形成。我的概括叫做“一派在朝、三派在野”,在朝掌权的是专政右派,专政左派和宪政左派、宪政右派这三派是在野的。我说的“联合阵线”也专门讨论到宪政派与专政左派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专政右派在九十年代比较大的利用了民族主义思潮。在1990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何新的长篇文章中,在1991年9月的所谓“太子党纲领”中,都明确提出了这个新的方向。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削弱的情况下,用什么东西来替补,替补的东西只能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杨帆:我认为它也同时利用了经济自由主义。 王思睿:为什么说是右派呢?如果说没有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领域蚕食、吞噬社会领域,也就无所谓右派,只不过它是主张在专政机器的保障下推行这一套,朱学勤概括为“市场列宁主义”,我说是“市场斯大林主义”可能更确切一些。 我今天主要是谈“新世纪的新动向”,我准备从五个方面谈。 一、“新左派”的转向。 在我的四象限分析中,曾经提到一部分“九十年代新左派”的政治面目还不是太清楚。进入2005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以后,他们的面目开始清晰起来了。为什么说“九十年代新左派”面目有点不清楚呢?因为他们到底是赞成专政还是赞成宪政呢?这个不太好分辨。比如甘阳讲“自由左派”对“自由右派”,讲“直接选举”,这显然带有宪政派的色彩。潘维讲“六十年道路”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这里又对专政进行了肯定。在九十年代,当汪晖讲“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批判性,即对于当局要走市场道路的反对和批判。但是到了最近几年,他们却成为“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对于当局是赞赏和表扬的态度。比如说潘维,我在2010年的《谈谈中国模式》一文中,比较清楚地勾画了一下他的转变。十年前,潘维极力推崇“有法治少民主”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当时他提出了“咨询型法治的五大支柱”:(1)中立的公务员系统,(2)自主的司法系统,(3)独立的反贪机构,(4)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5)受法律充分保护但也受法律严格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他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以法治为导向的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在第一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取消目前的“双行政”体制。在第二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大幅度减少属非公务员系统的政务官,建立和完善制衡制度。让司法系统真正自主,反贪机构真正独立,社会咨询系统的功能真正实现。在最后十年,主要任务是开放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实践中调整五大支柱的相互关系,提高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稳定性,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现代政体。但是在五年以后,他提出“中国的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这四个特征全是跟那五个特征是相反的。“九十年代新左派”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变成了重庆模式的“化妆师”。这个重庆模式的“化妆师”不同于重庆模式的研究者。他们是领导人的智囊、军师,他们的“化妆术”是独家密技,不外传的。比如杨帆可以在这里侃侃而谈,你要请崔之元来开会,他是不会来的。 有的人说话一直比较暧昧、隐讳,但是我们仔细琢磨也会发现真意。汪晖最近一直在谈“党国”和“国—党”的问题。应当说他还是用批判的口吻说的,并没有正面肯定“政党的国家化”,他指出这个趋势是有问题的。政党应该发挥政党的功能,应该讲政治;国家应该有国家的功能,应该是“中性政府”。但是他说中国“六十年道路”的核心是“完成中国主权性”,把“中国崛起的经验”概括为“独立的主权性格”,而“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把六十年道路和中国改革概括为执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以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言说路数来阐述“党国”模式向“国—党”模式的转型,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客观趋势。这不是比“三个代表”更巧妙的表达方式吗? 原来面目不清的“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新世纪已经演变成了“专政右派”的化妆师,而且有可能取代现在中宣部所代表的正统理论,成为“专政右派”的首席鼓吹手。这是一种可能的趋势。当然在十八大以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十八大以后有可能,新的中宣部或许会采纳或者部分采纳他们的主张。可以说,他们已经漂亮地完成了从“批判的知识分子”到“政治保守主义”的转身。 二、“专政左派”的分裂。 杨帆刚才已经提到了“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站的分歧。我最近两三年已经写过几篇文章谈这个话题,谈“专政左派”也就是“毛派”的演化。我在2000年写过《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我把当时的左派分成三类:“新左派”、“老左派”和“中左派”。“中左派”既是指“中年的左派”,也是指“中国特色的左派”,就是“毛派”。在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思想界崭露头脚,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华丽转身了。“老左派”虽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央给了大笔的拨款,但是大家都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生命力。真正值得我们分析的还是“中左派”即“毛派”。我上次开会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简析两种毛派——保皇派和造反派》。“毛派”近来已经分化出了“三种人”。 其中第一种,我是用袁庾华来代表的。黑龙江文革夺权后的“红色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范正美尽管至今仍是毛派,但是他比袁庾华更近了一步,不但公开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甚至主张宪政民主。袁庾华在和我私下讨论的时候,也愿意考虑宪政民主的理念。在公开言论中他说要搞“二三四”:“二”是指程序民主或者说形式民主与“大民主”的结合;“三”是要求停止对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轮功分子这三种人的政治迫害,这说明他有结成政治联合阵线的想法;“四”是说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必须实现。他认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这是我说的从毛派分化出来的第一种人。 毛派中的另外两种人,袁庾华也提到了。他说“去年在北京有个论坛,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一些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只能选择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些人“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吵翻了。”本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精神,把主要矛盾对准官僚资产阶级、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派”的正宗应该是这个。但是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现在嗓门最大的一批“毛派”,他们的口号是“保党救国”,宁肯和官僚资产阶级联手,集中力量先把自由资产阶级即民间资产阶级打下去。 “毛派”现在是三分:一派愿意跟宪政派搞统一战线,另外两派都是不愿意搞统一战线的,但是一派主张把矛头对准自由资产阶级,另一派主张对准官僚资产阶级。 三、“太子党”的新思潮。 在通常所说的“太子党”有可能掌权的情况下,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潮,一种是以秦晓、胡德平为代表的“普世价值派”,一派是以张木生兄为代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派”。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太子党”集团的思想新动向。可以将其视为跳出“专政右派”的思想藩篱的努力和尝试。 我首先想说,这两派在我看来都是想干事派,这是针对那些不干事——不想中国的事、不想世界的事,只管往自己兜儿里搂钱的人,跟他们是对立面。这些捞钱的人有很多是“裸官”,在中国以权捞钱,然后到美国去漂白,安家立业。这些人跟毛泽东的精神境界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是要解放全人类的,这些人现在所鼓吹的“中国模式”,则是不想推广到全世界的。他们在“中国模式”的专政机制下捞钱,然后到自由民主国家去花钱。所以他们是“中美国”的拥护者。 秦晓说:“我们试图用现代性转型这样一个命题来表述当代中国问题,实际上它也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逻辑,它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现代性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转变。”“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不应被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即是‘民富国强’,它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性被现代化所替换并表现为一套‘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套叙事的话语包括稳定、和谐、民生、国家利益(民族振兴)、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在稳定与自由、和谐与多元、民生与民主、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治理的效率与制衡之间应寻求一种均衡,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因为后者是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中的核心和基础。” 我在引秦晓这两段话之前,把他已发表的文章都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两段话比较代表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我对这两段话是比较赞成的。我在2009年发过一篇《“五四”九十年——历史转换关头的战略抉择》,发表在《商务周刊》上,这个刊物不久前被停刊了。我说:“回顾1888年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既有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可以计量的现代化表观成绩上连续性、累积性的一面,又有在一系列现代性内在特征上曲折性、反复性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我觉得秦晓前面的两段话对于我说的“清醒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是吻合的。 “2.0版的新民主主义”,木生最近一两年来有很多阐述,在上一次的会上我也做过一些评论。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够提出来就是好事。   我认为,如果未来的“太子党”领导人不管是接受这两种思潮中的哪一种,都比不干事的捞钱派要强。这首先表明愿意开展思想争论,愿意吸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当然了,如果让我“二选一”,我更支持前一种。前一种是不是就跟我本人的思想完全一致呢?也不一定,需要大家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 四、“宪政左派”浮出水面。 在十几年前,四个象限中有一个象限是比较弱的,这个弱的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就补充上来了,这就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都有很多的理论表述,而宪政左派过去的理论表述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谢韬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谢韬先生去世后,《凤凰周刊》让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写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怀念谢韬先生》。其中写道:“在‘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李慎之是第一个公开倡导自由主义的人,谢韬是第一个公开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倡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中国大陆的政界和思想界,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最近香港出了一本书,叫做《赵紫阳的道路》,其中也有一篇我的文章,里面有一段话,我读一下:我想指出的是,谢韬文章的功绩是将一种思潮公之于众,而这种思潮在中共党内已经蛰伏了很长时间。据《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披露,早在1993年,赵紫阳就对宗凤鸣说:“看来第二国际的理论是比较实际的。……相反,第三国际的理论则是‘乌托邦’。”1999年,杜润生向宗凤鸣表示,“在现今的世界里,他想同一些志同道合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一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对社会主义的改造,对党的改造问题。并说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还是比较实际的。”并托宗凤鸣转告赵紫阳。2000年5月30日,安志文与赵紫阳谈话时说:“中国也应以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党的自我更新,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安志文还对宗凤鸣说:“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容易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为是要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所谓‘均贫富’的平均思想相符合;而且中国人民这些年来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直在反对资本主义,因此提高资本主义化,在人们心目中不容易接受,而对社会民主党就大不一样。”据《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记载,2004年9月12日,赵紫阳对来访的杜导正说:“安志文来面谈了他的两点看法。安说,这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了,这经济还会继续发展,但中国产生了社会危机。经验教训是什么?怎么办?看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应该搞社会民主主义。安志文说,持这种见解的人越来越多。第二点,中国现在从发达国家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许多人在各级党政部门主政,逐渐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这给中国带来希望。”赵反复地说,“安志文这位老同志,一向持重、稳重,思想开朗,但立论很稳。所以他的这个见解更值得看重。” 上面这段话想要说明的是,谢韬的文章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小块,水面下面的则是赵紫阳、安志文、杜润生、杜导正、宗凤鸣以及“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的相当一部分人。我甚至在想,“2.0版的新民主主义”是不是也属于这个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还不清晰。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更加明确的说法。 我也想介绍一个新的情况,在座的人有些可能还不太了解。在海外民运中也出现了“宪政左派”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如果说在过去三十年的海外民运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最近几年中开始活跃起来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希哲,是文革时著名的“李一哲”中的一个。2007年3月17日,王希哲在《民运的左翼与右翼(对洛衫矶中国社会民主党“二大”的致词)》中说:“一个人走路要左右两只脚。一个社会健康发展要左右两个轮子。左翼右翼,貌似对立,都是不可或缺的。政党与社会领袖的功能,就是一左一右地为社会前进把舵。不久前,社会民主党最接近的兄弟党中国工党,在香港开会,确定了他们党的性质,他们是‘维护士农工商军人及一切劳动群体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民主政党’,也就是说,他们确定了自己是一个左翼的党。今天社民党也开党代会,要通过党章,你们将怎样定位自己的性质,要开完会才知道,但有一种说法,叫‘顾名思义’。社会民主党,从产生于19世纪至今百年的主要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来看,从国凯主席历来的思想言论来看,社民党也应该是一个左翼的政党无疑。民主运动是有左翼和右翼的。就是对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政策,持从左的方向批评与从右的方向批评,两种。民主运动有共同的东西,他们都对共产党统治不满,反对共产党政治上的专制,反对它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政治意见,要求共产党开放宪政下的平等多元。但随着这共同要求的展开,各团体所代表的那些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就会决定他们可能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来对共产党开展批评。”民运左翼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新现象。 五、“宪政右派”的新分野。 在自由民主派或者说“宪政右派”中,最近出现了“零八宪章派”与“反零八宪章派”,“拥刘(晓波)派”和“反刘(晓波)派”的对立,这说明在宪政右派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革命派和宪政派的分野,这个对立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从九一三到四五:回顾与展望》,指出:如果拿当下的思想状况与三十多年前相比较,已经介于1971年“九一三”与1976年“四五”之间。“改革已死”的想法已经比较普遍,就好比“九一三”以后中国思想者与普通老百姓对于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四五运动还没有到来,说明群众还在观望、酝酿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契机形成新的“对内的”国民运动。用当代史来做文章,对于多数作者还有一定的障碍,所以现在流行的是拿晚清史来做文章,用晚清的革命派与立宪派来作隐喻。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上面,革命派和立宪派到底谁的作用大,现在还不好说。但是革命派的出现,以孙中山为例,他也是从改良派、维新派变过去的。康、梁刚刚出去的时候,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对于海内外华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保皇党、立宪派辩论不过同盟会、革命党,主要是由于清廷越来越不象话。他们说是搞新政,搞立宪,却越来越把权力集中到满清皇族手中。这使得立宪派的言论越来越得不到现实的支撑。革命派说你搞新政、宪政都是欺骗,都是变着法的给自己人争权夺利。立宪派在理论上说不过革命派,在实践中也变得越来越激进。秦晖最近写了一个文章,引了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宣传材料,其中提到:“大家把脸翻”,“小百姓一齐要动蛮”,“闹出天外天”,俨然与革命派一个腔调。立宪派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心态上与革命派已经没有多少区别。现在国内朋友的言谈中、海外文章中乃至在国内一些微博和博客文章中,不革命不行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厉害了。我们是看着它从最早的星星点点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这不是算术级数的增长,而是几何级数的增长。四五运动前夕的味道、清季的味道现在很浓厚。 我想说的是在宪政派中不要搞路线斗争,革命派也好,立宪派也好,自己做自己的事。搞路线斗争,矛头指向就错了。过去有一种革命的信仰,不信仰革命就是异教徒,就要革出教门。现在大家都知道,革命只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转型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首先要搞清楚,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要因势利导,手段是不能固定的,不能说这就是唯一的手段,用什么手段要看时势,时势造手段,时势造英雄。我觉得我们首先还要把目标说清楚,至于用什么手段,那是第二位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行情分析家,我们发现谈革命的势头正在急剧上升。

阅读更多

浅议选举制度_

选举制度是一个国家用法律规定的关于选举代议机关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各项制度的总称。现代选举制度有三个特点:一是被选举者往往是代议机关的代表或行政机关的领导人;二是形式上采用普选制;三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规范作指导。选举制度为选民选出自己信赖的代表组成的国家机构,从而为实现国家权力的转换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选举制度是现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联系的基本途径。选举制度为选民监督权力行使者,并在一定条件下更换权力行使者提供了重要途径。选举制度是促进民意的形成、表达,并使选民民主意识得以提高的重要手段。选举制度还是缓和社会矛盾、解除社会危机、维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措施。   (一)民主国家搞的是真选举,专制国家搞的是假选举。   选举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正像熊彼特对于民主的经典定义所说的,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 亨廷顿进一步认为,在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就是,看那里是否“公正、诚实、周期性”以及竞争性地通过全民选举而产生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一句话,没有选举则没有民主。   但是,有选举也并不一定就有民主。“假选举而无民主”的情况就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表面上普遍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利,也周期性地实行多种选举,但这些选举事实上并不具备“由选民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意义。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那里,从字面上的选举到真实的选举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政治鸿沟。中共在历史上曾经做出过拥护并准备实行民主的承诺,但“七大”后,中共开始在选举制度方面采用了一系列程序设计,使得原本就不真实的选举更加“虚假化”,中共通过所谓的“规定选举方针”、“戴帽”、“酝酿”、预选、“做工作”、等额选举、禁止竞选等一系列程序设计,形成了其独特的选举制度和运作方式。其要意就是,在原则上承认有选举的必要,而同时在实践中则设法削弱直至消灭选举的实际功能,从而把选举空洞化、虚假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一方面,选举在原则上对中共而言已经成为相当负面的制度;另一方面,虽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有一定覆盖面的选举,但这些选举已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几乎毫无其本来的意义了。需要强调的是,在选举方面遗留的传统,并不仅仅是一般地无视选举;更要害的是,通过种种相当精致的程序设计,形成了一套颇为独特的选举制度,即把政治参与变成了政治动员,把用来让选举人自下而上地表达意愿的制度设计,变成了自上而下地、让选举人为领导意图背书的形式,从而阉割了选举的民主灵魂。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共的选举制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差额选举制度的实践就是这种变化的体现。在全国政治层面,先是“十三大”的差额选举被“移植”到全国人大和政协,在1988年的全国人大实行了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的差额选举,并且在人大代表中出现了要求差额选举总理和副总理的呼声。此后,尽管高层政治改革的空间在1989年“六四”之后大幅度收缩,但是1992年的“十四大”和1997年的“十五大”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差额选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差额选举已经成为中国大陆选举制度的一个相当制度化的成份。 差额选举的引进,可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中国三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中不多的、但却十分重要的成果之一。虽然中共引进了差额选举的原则和机制,但对选举过程中仍然有多种限制。首先,并未取消预选;再次,差额选举的应用范围也受到很大局限,在高层权力机构的选举中就未应用差额选举。   西方国家的选举就不同,具有真实性。比如,就说法国吧,目前法国的国家体制是戴高乐总统于1958年创立的第五共和国的体制。这一体制不同于美国的总统制,也不同于英国的议会制,而是二者的结合,属于半总统制。第五共和国的宪法规定,法国的总统选举实行单记名多数两轮淘汰制,由每个法国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总统选举规则(a)4月21日举行首轮选举。(b)若没有候选人获得大多数选票(指超过50%),获得最多票数的两位候选人便会进入第二回合选举,定于5月5日举行。(c)选举结果定于5月15日或者之前宣布,总统任期为5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4月21日举行。在总统选举两轮投票产生新一届总统后,选民还将进行两轮投票,选举出国民议会议员。德国的选举制度与法国的选举制度有些不同,选民以第一票选举他所在选区的联邦议员候选人。299名议员,也就是议员中的半数将通过这一途径进入联邦议院。在此,适行的是简单多数票原则。联邦议院中的多数取决于选民所投的第二票。选民们用第二票决定议席的另一半和各党派在联邦议院中的席位。各党派在各联邦州拟出候选人名单。获得第二票的议员将前往柏林就职。但第一票和第二票最终进行一次合并。第一票选出的席位与该党第二票席位统计结果相加。计票时,比如某一党派应得席位是100个,获得的直接席位是40个,那么州竞选名单上的席位就应当是60个。如果直接席位只有30个,州竞选名单上就应当有70个。额外席位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个政党在各选区中得到的直接席位多于按州竞选名单所分得的席位。各政党可以保留这种所谓的额外席位,在这种情况下,联邦议院的议员人数就相应地增加了。额外席位在任期内也有可能损失掉。假如一位直接选举的议员退出联邦议院,并且他所在的党拥有额外席位的话,这个空缺将不予填补。此外德国选举法还规定了百分之五限制条款,根据该条款规定,只有至少获选民所投第二票的5%席位或3个直接席位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这样,真正意义上的第二票数目就成为席位分配的基础。   (二)民主化后我们的选举应该是真选举   我国以后应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因此我们的选举应该是真选举。我们的选举制度必须体现以下几项基本原则:a.选举权普遍性原则。选举权的普遍性是就享有选举权的主体范围而言的,是指一国公民中能够享有选举权的广泛程度。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b.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选举权的平等性是指每个选民在每次选举中只能在一个地方享有一个投票权,不承认也不允许任何选民因民族、种族、职业、财产状况、家庭出身、居住期限的不同而在选举中有特权,更不允许非法限制或者歧视任何选民对选举权的行使。c.直接选举的原则。所谓直接选举是指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国家代表机关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d.秘密投票原则。秘密投票亦称无记名投票,它与记名投票或以起立、举手、鼓掌等公开表示自己意愿的方法相对立,是指选民不署自己的姓名,亲自书写选票并投入密封票箱的一种投票方法。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民如果是文盲或者因残疾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写。   我们应按如下程序进行民主选举:a.选举的组织。我国应设立选举委员会来主持选举工作。b.划分选区和选民登记。选区是指以一定数量的人口为基础进行直接选举产生议员的区域,选区按居住状况划分。选民登记是对选民资格的法律认可,是关系到公民是否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是否能行使选举权的重大问题。凡年满18周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我国公民都应列入选民名单。c.候选人的提出。全国和地方各级议会议员的候选人,按照选区提名产生。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可以推荐候选人,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选代表候选人。总统候选人和各省省长候选人由各政党提名,或由一百万以上选民联名推举。选举委员会汇总后,在选举日的90天以前公布,但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候选人的介绍。d.投票选举。由选举委员会主持投票选举工作,设立投票站和流动票箱的方式进行投票。总统和省长候选人必须获得第一轮投票过半数的选票才能当选,如无人当选,就从第一轮得票最多的两人中选出,第二轮投票只要获多数票就当选。e.对代表的罢免和补选。罢免直接选举所产生的议员,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被罢免的议员可提出书面申诉意见。罢免决议须报国会备案。议员因故在任期内出缺,由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补选。各级议会议员均可向他所在的议会提出辞职。   (三)我们的选举必须有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   我们的选举必须有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一方面从物质条件上保障整个选举活动能够正常、顺利地进行,另一方面则可使每一个选民和候选人能够不致因财产占有的悬殊而在选举中受到任何限制或处于不利的地位,也可避免一些人利用经济实力来控制和操纵选举。对公民的选举权要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这一方面要在选举的法律文件中规定我国选举的原则、组织、程序和方法,使我国选举制度得以法律化、条文化。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制裁上,违法行为必须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分。   民主简单说来就是人民主权,而要实现这种主权就需要有一套具体的制度来运作和保证,这套制度我们称为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不管是哪一种具体形式,它们都要体现一种精神,那就是人民能真正当家作主。如果我们设计的制度不能体现这种精神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修正。而根据民主国家运行的经验,不管是什么具体制度,民主都有一个样板构造,那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必须分权,必须有司法独立和制衡,必须有公开自由的多党定期选举,特别是要有公开自由的多党定期选举,因为选举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        

阅读更多

从印度民主看我国的政治未来

有近12亿人口的印度在举行世界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的时候,其大选是在一个月内分为五个阶段进行,印度的合格选民约有7亿1400万,比美国总人口多出近二倍。从印度现在的民主选举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我们知道,1950年1月26日生效的宪法规定印度为联邦制国家,是主权的、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共和国。印度采取议会内阁制,公民不分种族、性别、出身、宗教信仰和出生地点,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的统帅,每届任期五年,总统依照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的建议行使职权。议会由联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组成。联邦院共244席,议员由各邦及中央直辖区立法院议员选举产生,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1/3。人民院为国家主要立法机构,共有545个议员,其中543名议员通过选举产生,另外2名议员由总统直接任命,每五年举行一次大选。最高法院是最高司法权力机关。总检察长由总统任命,对宪法和法律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当代印度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基本一致,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有它的历史渊源。近代印度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成为一个统一的英印帝国。英国殖民者将他们的政治制度移植到印度,形成近代的印度政治制度。独立后印度的政治制度是以英国的政治制度为模式,但又是从印度的国情出发,在印度社会这一特定环境下确立并运行的,从而带有印度的一些特色。印度是议会内阁制,名义上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行政机关由议会选举产生,必须对议会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但事实上,印度的立法机关实际权力比英国议会小,在制定法律、外交事务和财政监督等重要职权上处处受制于行政机关。与此相对应,行政机关权力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实际上的核心地位。政党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的政党数目繁多,议会选举是印度政治制度顺利运转的基础。通过多年的现实操作和经验积累,印度的选举制度逐步巩固和完善,选民参与选举的水平和程度不断提高,不少问题在实践中逐渐被克服。印度作为一个种姓、民族、宗教都十分复杂,矛盾非常尖锐的国家,没有发生像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政变、军事独裁政权和街头争斗的现象,其现代民主制度发挥的稳定功能是无法替代的。   (一)民主不会导致分裂   不管怎么说,印度进行自由选举就意味着印度有货真价实的民主,这样,作为中国人自然就会由此提出相应的问题:印度都能民主选举我国为何不能?当然,一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就会有各种担心。   有人担心:我国民族成分复杂甚至有的民族很集中如果进行民主选举会导致国家分裂 。也许他们不知道印度的民族状态比我国还复杂,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但汉人占总人口的90%,印度有二百多个民族,印度斯坦族(HINDUSTANI)最大但它也只占总人口的46.3%。大民族有10个:印度斯坦族(HINDUSTANI)(该族主要分布在印度北方邦、中央邦、哈利亚纳邦、比哈尔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地。多数人信奉印度教,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大部分操印地语,少数人说乌尔都语。主要以务农为业)、泰卢固族(TELUGU) (该族占印度总人口的8.6%,又称安得拉族。主要分布在安得拉邦。大多信仰印度教,其次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孟加拉族(BENGALI) (该族占印度总人口的7.7%,主要分布在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等,操孟加拉语,大多数人信印度教。主要从事农业)马拉地族(MARATI) (该族占印度总人口的7.6%,主要分布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主要信奉印度教和佛教)、古吉拉特族 (GUJARATHI) (该族占印度总人口的4.6%,主要分布在古吉拉特邦。操古吉拉特语,多数人信仰印度教,少数人信伊斯兰教。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加拿达族 (KANNADA) (该族占印人口3.87%, 说加拿达语,分布在卡纳塔卡邦)、马拉亚拉姆族 (MALAYALAM) (该族占印人口3.59%,说马拉亚拉姆语,分布在喀拉拉邦)、旁遮普族 (PUNJABI) (该族占印度总人口的2.3%,主要分布在印度旁遮普邦,大部分人操旁遮普语,少数操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信奉锡克教和印度教。多数人从事农业,少数人从事畜牧业和手工业)、阿萨姆族 (ASSAMESE) (该族主要分布在印度的阿萨姆邦,操阿萨姆语。信奉湿婆神。多从事农业、畜牧业)、奥里萨族 (ORISSAI) (该族主要分布在奥里萨邦。奥里萨人主要信奉印度教,奥里萨一向被誉为印度教之乡,素有印度教圣地之称)。印度民族如此之多有的民族也很集中,但从独立至今一直在进行选举,却还没有分裂过,我国的民族状态比印度简单得多,民主化后更不容易分裂。可见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纵观世界历史,实际上,专制国家闹独立更厉害;民主国家也有闹分裂的,多是这样,即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之间的人口差不多的情况。中国不属于这种情况,少数民族人少独立根本不可能,除非中央政府同意独立。   (二)人口多既穷又素质不高进行民主选举也不会导致混乱   更有人担心:我国人口多既穷又素质不高进行民主选举会导致混乱。他们也许不知道从古到今,印度一直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现在人口总数仅次于我国,长期居世界第二位,其人口密度又大大超过我国。1871年印度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为2.07亿人。从本世纪20年代起,印度社会加速发展,人口增长速度显著加快,1921~1951年间的年平均递增率达到12.3‰,为中速增长期。而后即进入了高速增长期,1951~1991年间的年平均递增率竟高达22.3‰。这40年里,我国人口增长1.05倍,印度则达到1.41倍。造成印度人口高速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出生率持续偏高,而死亡率则有所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印度的出生率长期保持在46~49‰之间,40~60年代波动于41%上下,迄1991年亦仅降至31‰,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究其原因,首先是小农经济仍占有很大比重,它直接刺激着农民的生育意愿。这种情况同我国家基本类似。此外,印度的高出生率还有其特殊的背景:一是宗教的强烈影响,无论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鼓励生育的;二是印度存在着森严的种姓制度,全国计有3万多个种姓和亚种姓,这些种姓往往是内部通婚的封闭式社会集团,为有助于生存竞争,亦对人口增殖持鼓励态度。在上述种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影响下,印度早婚多产成习,在世界上亦属少见,如1981年女子的初婚年龄仅17.1岁,这必然增大了总的生育率,高出生率致使印度人口十分年轻,15岁的少年儿童占人口总数的36%。由此可以预计,印度的生育高峰还将再延续一个较长时期。 照现在的发展来看,印度的人口将在21世纪中叶超过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见人口多这一点上跟我国是相同的。 印度自独立以来在社会经济领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同其他多数国家相比,发展速度不算快。再加上人口增长过快,所带来的人口压力是十分沉重的:(1)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如1965~1989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l.6倍,但人口也增多了69%,因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增加了53%。印度迄今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比我们中国还穷。据美国《亚洲周刊》估计,每天不足1美元的贫穷人口,在13亿中国人当中有3. 5亿,而在10亿印度人当中有5.3亿;(2)人口的经济结构一直没有明显变化,失业问题与我国一样严重,自本世纪初期以来,印度的经济活动人口中从事农业的始终占70%左右,迄今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在世界上还是少见的。由于劳动力的大量过剩,结果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1951~1980年间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就猛增了46倍,此外还有更多的人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穷和失业的严重性跟我国也一样。印度人口多既穷素质又与我国的状态差不多,印度进行民主选举几十年而不乱,我国为何一定会乱呢!这种担心是不是多余的?!应该说,人口多、穷人多和素质不高,民主化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绝不是不可能的,印度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考虑的应该是如何通过宣传、教育、发展来为实现民主化提供条件,而不是用来不实行民主化找借口。   (三)民主化不会影响经济发展   有人担心:民主的印度经济发展慢,我国不是民主国家但经济发展快,如果我国民主化了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   印度这个拥有世界第二人口数量的大国,正在与我国一样创造“崛起”的神话。印度政府在“十五计划”中,将2002年-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8%,已完全实现,2008年增长率为12.7%,而且是不含水分的增长。今年是金融危机年,09年第一季度我国增长率为6.1%而印度为8.9%。印度经济自独立到八十年代末跟我国一样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以发展很慢,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3.5%,80年代中后期提升为5.6%。90年代开始实行改革,转向市场经济,九十年代中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上升为7%,到2003年经济增长率更是超过了中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0.4%。印度经济从那时进入了黄金时代。   第一产业现状:“绿色革命”使农业增产增收,今日的印度已彻底改变了“带着讨饭篮子”的形象,粮食产量从独立之初的1500万吨增至2003年的2.2亿吨,到2008年的粮食产量已为2.25亿吨;现在印度的许多农产品如大米、小麦、豆类、棉花、甘蔗、茶叶、烟草和黄麻的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这主要归功于1964年-1970年印度开展的“绿色革命”,90年代后印度又开展的“白色革命”和“蓝色革命”促进了畜牧业和渔业的发展;现在印度正朝着2010年粮食产量翻番的目标前进。第二产业现状: 印度现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其中制药、汽车等领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强;印度的能源工业(包括煤炭、石油和电力)发展也较迅速,煤炭是印度的第一大能源, 占全国商品能源消费的40%以上;目前印度正在寻求开发以甘蔗渣为原料发电,进一步补充传统煤炭发电的供不应求;轻工业在印度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0%以上, 主要为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 其中食糖、茶叶和纺织产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整个工业的发展, 棉麻纺织、制糖、榨油和制烟等传统工业的优势地位正在不断地让位于化学、能源、机械和电子等新兴工业;医药工业和纺织业是印度制造业的两个亮点;印度是非专利药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印度的药品占全球药品销售量的8%,排第四名,是世界第五大散装药生产国。第三产业现状:印度凭借良好教育的工人、信息技术和英语语言优势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先行带来了印度软件、商务处理外包等IT服务业的兴旺,促进了印度资本金融市场的发达和旅游业的繁荣;软件业异军突起,实力雄厚,印度软件业的年均增长率达45%,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软件超级大国”。开放的金融环境形成了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印度拥有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资本市场,其股票交易种类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多的;全国共有78家商业银行和196家地区农业银行,分支行6100家;有证券交易所23家,上市公司超过900家;公共服务部门的基础设施和文教卫生: “硬件”、“软件”一齐抓;为弥补基础设施滞后的缺憾,印度政府制定了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方针。计划2010年,至少投入470亿美元用于提高国内道路、机场和港口水平,鼓励外资或私人财团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教育方面加大经费投入,已经普及了九年初等教育;医疗卫生方面,通过建立三级医保网络(保健站-初级保健中心-社区保健中心)医疗免费;印度对外经济状况方面,目前,印度政府进一步提高海外企业对印度本地移动电话公司的投资上限,从49%突破到了74%,表明印度政府对待外资的开放态度已经取得了突破。从目前来看印度是一个经济发展迅猛的国家。   同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与印度,50年前都是比较的落后的农业国家,进入21世纪初,两国都取了长足进步,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有了根本的变化。(一)经济发展模式:“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 中国当年学的是亚洲“四小”模式,通过引进外资,建立强大的、能给为数众多的农业人口提供工作的工业部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粗放式增长。因此,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工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上升,中国正成为“世界的工厂”。 而印度则相反,它重视的是服务业。印度的服务行业在GDP占50%以上,而工业和农业则分别只占26%和22.8%,印度已成为“世界办公室”。印度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自己劳动起家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是以制造业打头阵的全球化“第一波”,那么,21世纪初期将迎来以服务业打头阵的全球化的“第二波”。中国在“第一波”中占尽优势,印度则在“第二波”中显示出对中国的压倒优势。例如,2003年有2万美国人的税表财会统计是在印度完成的,2004年有20万个税表被送到印度作财会统计,2008年则有120万个税表被送到印度作财会统计。(二)对外经济战略: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印度从独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型”政策以保护和发展民族产业,与外界的联系不密切;至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并重的贸易政策;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印度开始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对外贸易政策。20世纪90年代前,印度曾严格限制外资进入,其的贸易额与GDP之比只增长23%。而现在,印度政府加大了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约20个经济特区,招商引资。中国则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就致力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在东南沿海实行了外向型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贸易额与GDP之比增长70%以上。   在《迈向2050年》的报告中,高盛公司预测印度在未来50年里,有望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许多学者看好印度未来的发展,他们认为印度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市场结构更能保证长期的发展潜力。许多学者认为印度选择了一条比中国更健康、更持续性的发展路径。如果说以“硬”为特色的“中国模式”,即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由物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扩张推动的,属于汗水(inspiration)驱动型;那么,所谓“印度模式”,就是以“软”为特色,由它的制度基础设施与企业家精神(aspiration)来塑造的。中国的经济实力更多地物化在了建筑物(包括厂房)上面,是硬的,看得见的,而印度的经济实力则由它的潜力决定,是软的。这里的“软”既包括技术,也包括广义的制度,包括文化。 如果说“软”只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那么,它的深层次的力量来自于内生体制性因素。印度具备体制演进比较优势(institutional evolving perspectives),塔伦·凯纳(Tarun Khanna,麻省理工学院)和黄亚声(Yasheng Huang,哈佛商学院) 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印度能否超过中国?》。他们在文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一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对本国资源的调动。由于印度私营企业发展较快,而且注重自身内部的有机增长,这使得印度对资源的利用更加充分;印度拥有发展中国国家独特的优势――良好的英语教育、符合国际化的管理等,英语为通用语言,受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印度精英教育中国际化人才更容易接受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大批能够与欧美进行国际竞争的跨国公司;拥有民主制度能更好地更公平地关注各个不同群体的利益。   从印度的经济发展来看,发展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主要原因是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九十年代改革后发展愈来愈快,但由于改革开放比我国晚十年,我国在“第一波’发展中占据优势。从2003年开始印度的增长率超过了中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0.4%,2008年全年和2009年第一季度增长率都超过了我国;现在世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未来十几年印度经济的发展速度将超过我国。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印度实行的是民主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那种认为我国实行民主化后会使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看法是绝对没有道理的!   实行自由选举的印度同没有自由选举的我国有人口多、穷人多、民族成分复杂的相同特点,请问:印度能选举我国为何不能?况且民主制度对经济的发展速度只有提升没有阻碍作用,那么请问民主制度不符合我国国情的观点能站得住脚吗?不言而喻,我国也应该实行民主制度,向印度一样进行自由选举。   (四)印度政局动态有序的原因   印度与泰国一样实行的都是议会内阁制,印度的政权有过更迭,但在社会层面从来没有过像现在的泰国那样出现过无休止的街头争斗。实际上,议会内阁制要保证政局动态有序发展,需要一党独大或两党政治。但独大的政党不能再占优势后也会出现政局混乱,从1950年通过新宪法进行议会选举开始一直到80年代末,国大党一直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内阁的权力也就一直掌握在国大党中,造成了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政局稳定将近三十年,但是从80年代末开始,由于国大党的垄断地位跨了,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单独组阁的多数席位,结果导致政局动荡不定,政府更迭频繁。从1989年12月至1999年4月的10年中,印度一共组织了8届中央政府。2004年后才逐渐形成现在的两党(人民党和国大党)势均力敌的状态。但不管中央政府如何更迭,社会上几乎没有街头对垒。这是何原因?这可能跟印度的宗教有关。印度几乎人人都信仰宗教,印度是世界宗教的发源地之一,宗教氛围很浓,从泰姬陵的大门前来往的人群中可以感受到, 有头缠各色头巾的锡克教徒,头戴小白帽的伊斯兰教徒, 有额上画有黄粉圆点的印度教徒,身穿白衣的基督教修女,。 印度第一大宗教是印度教,大约有83%的居民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占11%、基督教占2%、锡克教占2%、佛教只占1%(虽然佛教发源于印度,但是佛教不是印度第一大教)。印度人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生活,印度的大小城镇,到处可以看到印度教庙、佛庙、清真寺。有人说,印度是一只不老的神牛,负载着几千年的神话,一点不假。印度教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 主要教义有种姓制度、因果报应、人生轮回、信守程序和非暴力之说, 重来世,轻今世是印度教的主要特征。信仰印度教使人心态平和、追求公平正义和人人互爱,有问题通过程序解决。印度的社会层面的街头对垒几乎没有,虽然国会中有争斗,所以才有从1989年12月至1999年4月的10年混乱(那十年印度一共组织了8届中央政府)。从这样来看,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必须要实行民主进行自由选举但议会内阁制这种具体的民主形式可以不照搬。理由是: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印度教的信仰、没有大的爱心、没有平和的心态、没有信守程序的观念,民族心理不同,制度建立的心理基础不一样,照搬会出问题。   (五) 专制主义的后果   但不论如何民主制度是一定要建立的,因为实行一党专制政体,人民完全缺乏作为主人根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无论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选举和被选举自由、结党自由、信仰自由、集会和游行自由和迁徙自由都不能得到充分保证。民主的本质在于人民当家作主,主人的标志就是权利和自由,并且必须公开和确实可见。上世纪世界各国一党专制政治的“硕果”是: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屠杀、前苏联斯大林清洗(1932年春- 1938年)、中国的“反右”“文革”武斗和“六四”血案、1975-1979年红色高棉大屠杀(被杀100多万,占全国1/7人口比例)。在专制制度下大规模对人身权利的侵犯可以说是普遍而随处可见的,现在中国经常发生的群体上访事件,还有下岗工人静坐和农民工集体讨工资事件都被政府强行压制着。即使在印度这样的非发达民主国家,政治侵犯人权的事件也非常少。有人说,民主政治议会决策没有专制效率高。我们应该看到,议会决策虽然速度比较慢,但质量和可靠性却强,经国民议会再三讨论和推敲有利于资金利用率提高。国家大事由领导人一下子拍板是很危险的,中国专制政治权力决策虽然速度高,但出问题更多,比如现在的大量的没有经过议会审议和监督的豆腐渣工程和铺张浪费的建设,大量浪费资源和产生严重腐败。从印度的选举来看,自由选举已是世界政治文明的标志,中国式的没有自由选举的党权政治一定会结束,中国一定会实行民主化,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党权社会最终是要解体的,从苏联、东欧和台湾的经验来看,党权社会解体后,步入的是民权社会。所以我们现在从印度的民主选举中主要考虑的不应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应考虑的是应实行哪一种具体的民主形式问题。   (六)优先选择的应该是半总统制   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方面划分民主的具体形式,可分为议会内阁制、总统制、半总统制三大理想类型,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来看,议会内阁制使政局稳定一般要建立在两党制或一党独大的局势的情况下,同时还要看所在国的具体情况,比如底层人口占多数的落后国家,如采用议会内阁制,也会出现在野党发动街头政治的可能性,泰国就如此。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民主化后不宜采用议会内阁制。总统制也存在的危险性,那就是总统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独裁,另外,在总统制下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各自有独立的选举基础,当总统和国会多数发生分歧时,没有一个民主原则可以决定谁更代表民意;这常常会引发军人干政。同时在野的势力如不能获胜经常走上街头的可能性也非常之大,因为总统制还具有一大弊病,即总统选举具有零和博弈的特点,总统固定任期的刚性,更加剧了总统选举败方的心理压力。在新的民主制度刚建立不久的时候,总统选举的零和博弈特性,更容易导致败方在民主博弈规则之外去另寻出路。到底采用哪种具体民主形式就不能不顾国情也不能忽视不同社会力量在同一制度形式下实现自身实质性利益的机会。从如上角度和使国家政局动态有序发展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优先选择的应该是半总统制。半总统制涉及两个二元合法性:一方面是总统制下的立法与行政首脑的二元合法性,另一方面是行政首脑机构之内总统与总理的二元合法性。在半总统制下,当总统所属的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时,该体制实与总统制无别;但当总统所属的党及其联盟不占议会中多数时,总统则必须任命一个反对党的总理,这样,半总统制实际上缓和了总统制的任期固定刚性的缺点。这种行政首脑机构内的合法性二元化,可以通过给总统诉诸全民公决的权力来解决。在此问题解决之后,行政机构内的二元合法性反而帮助缓和了总统制下选举零和性的困难:因为零和选举是行政与立法之间的二元合法性所造成,当行政之内出现二元合法性时,零和选举就不复存在了。对民主化刚起步的国家来说,采用半总统制更为适合,因为这些国家专制传统势力大、人民民主素养又不高,这种制度可以避免总统利用形势搞独裁又能保证局势动态有序的发展。我国社会底层民众占绝对多数,民主化后代表这种势力的领导人通过选举就有可能当上总统,如是这样他们就不会走上街头了,城市精英虽占少数,但代表这种势力的领导人也有可能在议会选举中获适当议席并联合其他党派组阁当上总理;即使比总统党力量弱的政党的领导人也有可能当上总理,因为总统任命谁为总理会是要从各方面去考量的,这样他们也就不会走上街头。不管何种势力在这种具体的民主形式下都能获得机会,因此会相安无事,即使要斗也只会在议会中斗不会走上街头进行无休止的争斗。即使是少数派不能当总理,总统总理都由代表多数派的党担任,少数派要闹,多数派也可以提起全民公决,这样,少数派就再没有闹的理由了。采用半总统制这种具体的民主形式能够从制度上保证代表各阶层利益的各个领导人的公平争夺机会,从而使政局不论是在中央层面上还是社会层面上都保持稳定。   (七)重新认识印度才能走出认识的误区   人类发展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从今天来看民主制度是人类所有发明里最伟大的发明,虽然这个发明权不属于我们中国人,但是它是属于全人类的。现在只要头脑健全的人都会认为民主制度是迄今为止在人类所发明的制度中最好的制度。我们的祖先是睿智的,一九零五年在日本东京建立同盟会的时候就发出了建立民主共和的伟大号召,从一九一二年也开始进行了民主制度的实践。可惜的是,我们这些不孝子孙既愚蠢又势利把民主制度出卖给了专制势力,就如同把大好山河拱手让给了外人,把良心出卖给了魔鬼;更可怜的是到现在对自己的出卖还沾沾自喜大加赞赏。由于无知我们许多人对民主制度和对民主国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看到的是,眼前只是黑,无法看到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的美丽和多彩。从国内媒体对印度这一次自由选举的讽刺来看,他们总认为自由选举不好,印度有选举有民主只会落后只会经济发展缓慢;没有自由选举没有民主的中国模式已显出生机和活力,即使腐败即使侵权也是属正常。可是,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应该反省,应该重新认识自由选举、认识民主制度和认识印度。只有这样才能走出认识的误区,才能从印度的选举中认识到中国的光明的政治未来只能是民主化!        

阅读更多

临行前再遭各团体及学生抗议 李克强结束访港未接受任何采访(图,视频)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星期四结束三天访港行程,他出席香港大学一百周年纪念仪式,发表中英文演讲并出席政府新建总部落成典礼。数十名港大学生及校友抗议港大破坏学术自由,支联会、社民连等团体要求结束一党专政。 中国副总理李克强星期四展开第三天访港行程,当天一早他先和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一起早餐。之后上午约九点半出席港大百周年校庆庆典并致辞说:“百年港大,办学特色鲜明,多年来港大恪守「明德格物」的校训,发挥连接中西的优势,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注重了人的素质,提倡终身学习,以及践行国际化教学等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模式,形成了自己的办学风格。” 演讲中有一段用英语发言,指港大在中国与世界接轨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场外,约二十名港大学生带着横幅抗议。他们批评校方政治献媚,要求平反六四。抗议人士高喊口号:“勿忘六四,平反六四,警察让开,警察开路。”但警方安排他们在仪式场地陆佑堂约一百米外。 港大提早封闭了出入口,以方便李克强进入,学校门口有保安检查证件,只准学生及职员进入校园。一位参与抗议的港大毕业生成晓宜在场向本台表示:“我是在太古桥集合,太古桥前有很多警察,有警察在弄围栏,在把我们拦起来,我们不能出去往前走,连太古桥边缘都到不了。” 记者:是不是外面其实有很多人想来,但是很多人都无法自由进出港大? 成晓宜:对,其实我们知道,进港大的路都被封了,同学要绕路才能进来。 成晓宜表示由西区警署至港大的路段,路口都有警察驻守。在港大正门的巴士站临时封闭,有警员上路过的巴士搜查。 港大学生在Facebook上发起活动《港大校友学生职工抗议李克强出席百周年庆典》提出四点诉求,反对李克强出席庆典、谴责校方有辱校格、捍卫香港大学精神、向李克强展示港人争取平反六四之心。 成晓宜表示:“为我们大学所捍卫的人权精神感到很骄傲,但是现在大学请来一个中共的官员封锁我们的道路,打压我们的自由,他们在内地做的应该还更多吧,我们是觉得他很不适合出现在这样一个场合。” 李克强出席港大百周年庆典后,会见北京驻港机沟代表,以及出席新建的添马舰政府总部落成典礼。支联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社民连、人民力量及公民党等多个团体,到场示威。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向本台表示:“天主教抗议要求中央政府听到香港人的声音,平反六四和结束一党专政,因为我们最近也看到很愤怒的一件事就是,警方抓了一个穿(写有)平反六四衣服的人,我们觉得香港已经由警察变公安,现在以维稳去打压我们的表达自由,我们觉得香港在大陆化,所以我们要求李克强听到我们香港平反六四的声音。” 而在星期三晚上宴请各界人士的晚宴上,民主党向李克强的随员递上请愿信,提出几点诉求包括:希望北京同意以「一次过立法」的方式制定普选路线图,以确定提名权、被选权及投票权都是普及而平等;建议设立中央、行政长官、特区政府的代表及香港不同党派和界别就普选共商议的平台;立即停止打压和监视异见人士,并立即向被没收回乡证的香港市民发还。 李克强星期四下午离港,结束三天行程。而人们注意到,在整个访港行程中,他没有接受过记者的提问和采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八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