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陳維明:平反六四說法不正確

明鏡記者柯宇倩/隨著中國大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旅居美國的中國雕塑家陳維明確實感覺到,在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時,阻力也越來越強,但他對《明鏡》表示,如今中國已經變成一個火藥筒,連官員都寧可背負叛國投敵的罪名,逃到美國總領事館中,在這樣一個變革的前夕推動民主女神像,是很好的時機。 來自中國杭州的雕塑家陳維明,目前旅居美國洛杉磯和拉斯維加斯,6月中,《明鏡》記者趁著陳維明到紐約參與“六四”紀念活動之際,專訪到這位長年推動中國民主的藝術家。 陳維明對《明鏡》坦言,中國大陸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前一段時間確實讓他有種推動紀念“六四”運動和民主化越來越困難的感覺。“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快速發展,好像讓世界感到意外,但現在給世界的更大意外,是中共高官也要投奔西方,像王立軍一樣。” 陳維明認為,中國大陸已經變成一個火藥筒,中共官員完全知道這個政權的恐怖,他們知道如何把人“被失蹤”、“被自殺”,相對來說,他們也知道自己可能陷入這樣的危險中,因此甘冒背負叛國投敵如此大罪名的風險,也要逃到美國總領事館中。 “六四”23週年之際,曾傳出中共或有意平反“六四”的消息,陳維明對《明鏡》表示,其實“平反”的說法不正確,因為中共執政沒有法理依據,一個合法的政權應該是人民選出來的,所以它的平反沒有任何意義。“一個劊子手怎麼可以給受害者平反?他們是罪人,沒有資格為六四平反,只有劊子手被送上法庭的時候,才是正義得到伸張的時候。” 全文將刊於《明鏡》月刊。 陳維明(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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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六四屠杀出版物与《陈希同亲述》的意义

陈希同选姚监复写自己的《亲述》与王立军投奔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一样清楚地表明:即使那些专制势力的保卫者都知道,这个世界最值得信赖的不是他们维护的专制制度而是法治民主自由。 “六四”第23个纪念日到来之际,有关六四的书籍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年出版的六四书籍中引人注目的,仍然是有关1989年发生的事实的记述,但这次最吸引人的不是受害者或民运方面的回忆,而是迫害者阵营中一员大将的口述史。这就是姚监复记录的陈希同的回忆讲话。如果陈希同的讲话可信,那么会纠正人们过去对一些关键事实的看法,更准确地定性那场屠杀罪行的责任人。不过,在笔者看来,陈希同发表回忆的方式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清楚地表现出中国政局正在发生转折:一个在89 屠杀基础上崛起的极权政权正在走向衰落和崩溃。 关于六四话题的出版物的转型 1989年民主运动是中国政治进步史的一个巅峰,“六四”屠杀震惊世界。随后数年中,这两件大事成为中外出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当时出版的书籍主要是记录和歌颂1989民运及意义,谴责六四屠杀。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趋于稳定,英文世界中有关六四的书籍很少有新书出版。中文世界中的出版量也急剧下降。还在出版的大都是一些在六四的命名下探讨中国现实和未来以及个人回忆或传记。 六四10周年后出版的《天安门文件》是一个例外。这本书的原文是中文,但却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版。于是,此书被几位美国学界权威专家编辑成一部史料性的书籍。先在英语世界引起震动,然后又出版了中文版。《天安门文件》标志着六四话题的出版物的转型,由政治评论为主转为澄清史实为主。即使那些谴责屠杀的文集,也要提供新的史实才会引起人们关注。 《天安门文件》之后的有关六四话题的史实出版物能够引起公众兴趣的,是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六四后被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之一封从德,经年坚持搜集和编写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档案和书籍,不断引发民间的兴趣和争论。六四20周年前后,六四时中国政法大学学运领袖之一、有学术训练背景的吴仁华出版两本书,不仅澄清了六四屠杀之夜的细节,而且对民间特别是青年人认识六四有重大启蒙作用。六四时期北大学生Eddie Chen以中英文出版《天安门对峙》,提供了一个严肃的独立民间研究的范例。 邓小平独自做出镇压的决定 因抵制六四屠杀而被迫害的赵紫阳,在十多年的软禁期间完成了思想由开明的共产党改革家向自由民主的转型,开始接受一些好友的采访,以口述历史方式留下自己的经历和看法。这些书籍在赵紫阳病逝前后出版,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赵紫阳的回忆的出版,逼得六四屠杀时决策层中的其他当事人也出版书籍,前些年传播的李鹏回忆录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今年出版的陈希同口述史《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烁真》是另一个。 从赵紫阳到李鹏到陈希同,这些决策核心人物的出版物提供的最重要史实是六四屠杀的决策是谁做出的以及怎样做出的。在这些出版物出版前,人们都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只有邓小平才能调集和命令如此多的军队进行那样一场残酷的屠杀。但人们通常认为,是北京市委、国家教委和国务院总理谎报情况,挑拨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看法,导致邓小平误判局势,痛下杀手。然而,从赵紫阳到李鹏到陈希同的回忆都说明:就是邓小平独自做出镇压的决定;当邓小平做出决定后,那些所谓名义上的党国领导只能选择跟进还是沉默还是拒绝,其后的身世命运由这个选择决定。 毫无疑问,即使从中共极不完善的国法党章条文看,邓小平在六四屠杀的决策过程也犯下了践踏国法党章的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他是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犯下以政变方式颠覆国家政权和共产党的罪行的人。毛泽东采取的是民粹运动方式,军队是背后的支持力量。而邓小平是赤裸裸的军事政变。 幽灵般秘密运行的控制机制 六四屠杀是邓小平政变的结论,虽然让笔者气愤,但并不令笔者惊奇。让笔者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在重大变局发生时,赵紫阳、李鹏和陈希同这些一线首脑都是被操纵的政治傀儡。这个典型案例表明:中共建立的日常领导和管理体制之中还有个秘密运行的控制机制,这个机制控制着名义核心。这个幽灵般的机制一再发生作用,在关键危机时刻,保证中共的政治统一。而这个机制是传统黑社会性质的,与现代政治甚至现代威权政治截然不同。 由此笔者得出两个结论:一,在中共建立的政体中和平开放转型更困难,因为这不是那些名义上的领导能决定的,即使高层核心分化出一个改革派也无法呼应民间压力诉求,因为他们会被那个黑道家法帮规的秘密控制机制解决掉。二,只有在民主转型后对这样的黑社会性质的控制机制进行彻底的揭露、清算和惩处,中国才有望建立真正的宪政民主。 比较过去的回忆录,陈希同的报告有什么新鲜的内容?澄清事实是为了推卸责任,这说明六四屠杀的当事人对未来没有信心。但这是李鹏日记就已经有的特点。陈希同的口述史的最大特点是他选择的撰写者。他没有找个自己的亲信,也没有找个中立的学者,而是选择了一个六四后被当局迫害和压制的敌对阵营中的笔杆子。姚监复是最近几年不断采访党内改革者并传播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民间声音的研究者。陈希同选择这样的人撰写自己的历史,说明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他的口述史更可信。这个信息与王立军投奔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一样清楚地表明:即使那些专制势力的保卫者都知道,这个世界最值得信赖的不是他们维护的专制制度而是法治民主自由。 2012年6月5日于美国纽约哈得逊河畔 王军涛,《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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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当今世界: 柴玲原谅了“六四”刽子手

在柴玲宣布原谅“六四”刽子手的前后,“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轧伟林因无法承受对平反“六四”、儿子沉冤昭雪的漫长等待,自缢身亡;湖南邵阳民运人士、“六四”23年来坐牢22年、在酷刑摧残下双目失明、双耳失聪仍表示“杀头也不回头”的李旺阳,因接受香港媒体访问讲述真相,在医院中“被自杀”。  历史和现实都如此严酷。突然听到柴玲原谅刽子手的声音,人们不能不感到惊愕、不解、甚至愤怒。网上对柴玲的批评铺天盖地。柴玲半年前出版回忆录《一心一意向自由》,这本书的诉求不是“向自由”,而是为自己在89“六四”天安门广场的表现辩解。“六四”那一天她说“期待流血”、“愿意求生”。她的讲话被记录在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名叫《天安门》的影片中。柴玲的原谅,使她的辩解成为徒劳。  面对“六四”屠杀和屠杀仍在延续,不是任何人都有权谈“原谅”。网民指出,最有资格谈“原谅”的,是23年来每天生活在丧子之痛中的“天安门母亲”,是在“六四”被解放军坦克碾断双腿的北京学生方政。方政“六四”后继续遭中共迫害,三年前获旧金山“人道中国”救助,来到美国。方政原谅“六四”刽子手吗?他说:“我当然不能认同这种无原则的宽恕。这种无原则的宽恕是对历史的一种不尊重。宽恕是一定要有前提的,就是在真相的前提下,相关责任人认罪悔改,如果他们乞求宽恕,我们可以给他一定的宽容,但要有前提。” 方政提醒柴玲,她应把自己与上帝区分开来。方政说:“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那我们就作为一个人的角色,在世俗的状态下,用人建立的法律对付一切,这就好了。不要再做超越人的事情,尤其不要代替上帝的角色。”  那么,成为基督徒,就该原谅所有作恶的人吗?与柴玲同样是“六四”流亡学生领袖、比柴玲更早皈依基督、目前是美国大华府地区华人基督教会牧师的张伯笠表示:“你如果在中国,在一个现实的环境下,你要让‘六四’受难者的家属谈赦免,他一定先要真相。这是必须的,这也是正当的,按照基督教的观点也是正当的。所谓认罪悔改,认罪到什么程度?。《圣经》说,一分钱还不清,都不能进天国。所以解释《圣经》,你要把《圣经》所有的观念拿出来讲。你不能只拿那句话去解释,那是没有深度的。我觉得柴玲应该多读读《圣经》。”  柴玲在“六四”流亡学生中,历来是公众形象较差的一位。有网上文章指出,不仅仅因为柴玲被《天安门》影片记录下来的那些言论,更因为柴玲20多年来,完全背弃了一位“六四”流亡学生对“六四”受难者所应承担的道义责任,一心一意追求发大财、住豪宅的美国梦,成为享受豪华生活的巨富。她已经不是“六四”的受难者而成为“六四”的受益者,她的一切利益都是因“六四”屠杀而获得。又有网文指出,柴玲是一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六四”那天,她要求生,让别人流血;“六四”后23年,她不顾“六四”受难者的感受,原谅了“六四”刽子手,她还要上帝为他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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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回顾六四系列(17)

来源 1-14 15 16 17“四·二六社论”出笼的经过 上一个帖子介绍了4·26社论发布之前,民间(尤其是大学生)的动向。今天来聊一下,当年朝廷发布社论的决策过程。 ★4月22日,老赵提出三原则   俺在前面的帖子已经介绍了4月22日的胡.耀.邦追悼会。   在追悼会结束的时候,几位朝廷要员(老赵、李鹏、杨尚昆、等)送邓小平离开大会堂。老赵当着几位朝廷高官的面,向老邓提出了处理学潮的三条原则性建议,并得到老邓的认可。既然老邓认可了,在场的其它几位高官也无异议。   以下是赵.紫.阳的三条原则: 1. 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2. 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3. 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   这三条原则在《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天安门文件》中,都得到印证,说明是可信的。从这三条原则来看,老赵希望通过温和的方式给学运降温。而且这三条原则得到当时几个主要领导人的一致同意。   即使是保守派的李鹏,也认可这三条原则。在李鹏23日的日记中有如下叙述: 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   俺个人觉得:如果当时的朝廷严格按照这三个原则处理学运,后来就不至于发生血腥镇压的惨案了。 ★4月23日,老赵出访朝鲜   按照原定计划,老赵在4月23日下午4点离开北京,出访北朝鲜一周。   以当时的政局,老赵有理由推迟出访。早在新华门事件(4月20日)的时候,副总理田纪云(改革派骨干)就曾力劝老赵推迟访问。但是老赵坚持按原定计划去北朝鲜。为啥捏?俺觉得有如下原因: 1. 老赵低估了学生的热情——他认为追悼会之后,学生的热情会逐渐消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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