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核心提示：为什么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却能延续至今？为什么有的掌权者可以毫不犹豫地向抗议者开枪，有的却手足无措？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政治系教授Mark R. Thompson对这一90年代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给出了更系统化的答案。 《开枪还是不开枪 中国与东欧的后极权主义》这篇发表于《比较政治学》2001年第34卷第1期上的论文至今看来仍有见地。在我们为维园的烛光洒泪之时，在一些文学性的描述称东欧剧变是因为“坦克人”的感召力量时，或许，我们还可以先不要自认为一张照片、一个画面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能更客观地比较一下中国与东欧的不同。 以下是本文节选： 中国、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所爆发的民主革命运动有着相似的开端，都是以群众为基础、非暴力的抗议来反对持强硬路线之政权。然而在十年多之后，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和东欧的成功革命却变得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国家之后的发展可谓”天差地别”。在下令军队向和平抗议者开枪之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处决或囚禁了数以百计的民主活动人士，同时还逼迫其它民运人士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而在1989年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却从未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且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随后都垮台了。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两国均已不复存在，但包括近期选举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彼此继承者，都已变得民主化。 正如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对其所作的形容，东欧的民主化往往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雪球”。  波兰、匈牙利的协议式转型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式转型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直都被人们淡忘，而后两个国家在当时遭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们忽视了。相反，东欧的民主被视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集团推行的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政治雪崩的必然结果。  因为中国的邓小平并非是与戈氏相同的政治自由化推动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也就被视为向着非民主方向发展会出现的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持强硬路线的共党领导层并非仅中国一家，尽管戈尔巴乔夫暗示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应该进行改革，两国当时的领导人也同样顽固不化。 人们很容易忘记当时两国均弥漫着一种恐惧：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者将会遭受与中国学生示威者同样的命运。东德政权故意制造了这类焦虑，该政权在当时选择仅对中国政府击败”反革命”的作为大加赞扬。反对派领导人和普通示威者则以严肃态度看待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1989年10月9日——发生在莱比锡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天——成千上万民众正准备和平反对东德政权的和示威，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却在欢迎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东柏林并赞许中共在天安门广场采取的镇压抗议的行为。另一位东德政治局成员则警告两位新教领袖说，北京”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言下之意很明显是在说东德政权不排除武力镇压抗议者这一选项。对莱比锡这座城市而言，除了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史塔西），还有28个各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也被动员起来反制示威运动。政工人员向已经剔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员之后的最终团体做了情况简报。”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后盾。” 莱比锡各家医院都分配到了更多的血浆，这个信息让示威者普遍联想到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同样，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Milos Jakes）政权中央委员会数位成员”草率的考虑了采取'中国式方案'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1989年11月17日抗议开始的第一周曾认真考虑过动用武装部队的做法。  抗议者担心遭到开枪镇压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1月17日学生示威被野蛮驱散之后。 “为何柏林和布拉格所发生的事件并未与北京天安门事件以同样方式收场？”这仍然是1989年革命岁月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尝试解答它。各种解释往往太重视文化差异以至于看不出这种比较有何意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宣扬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适合亚洲国家 。  著名美国学者亨廷顿也以类似方式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冲突 。  尽管如此，前东德成功开展民主化及较早之前西德民主的成功已平息了关于东柏林的红色普鲁士和波恩的内阁民主的争论，更遑论德国固有的威权主义特征。  尽管台湾进行了民主化，但认为中华文化天然具有威权主义成分的相似成见迄今仍未被弃之一旁。  本文有意识地忽略了这些文化主义的论点、这些对一种文化内涵所做的假设、以及东方主义视角。 学者们在思考为何中国会向抗议者开枪而东欧国家却并未这么做时，提供了四种重要解答：政党的正当性、社会现代化、领导层的行为及反对派的策略。尽管每种解释都对解开此疑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们全都忽略了1989年时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同政体类型及其亚型（subtypes）之间的差异。1989年时的中国和东欧国家共党政权都是后极权主义的政体，但在中国的”初期型后极权主义”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僵滞型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作者吴仁华上网公布2705位“六四军人”名单，得到网民大量反馈，其中有少部分贴文试图为参加镇压行动的官兵撇清责任，指军人对着学生开枪是“执行命令”，但吴仁华拒绝接这样的说法，理由是当时在解放军枪口下的群众是同胞，不是敌人。 吴仁华上网公布“寻找六四军人”名单，具体记录2705位参加六四戒严部队的解放军官兵姓名，军阶和部队番号，辅以部队在1989年六月奉命执行的任务。名单公布后，在网上得到热烈反馈，被网民视为近几年最具参考价值，有助于查明开枪元凶的六四史料。 吴仁华指出：“‘寻找六四军人’是我1990年5月跳海游泳初抵香港，就立志要做的事情。我陆续公布19支戒严部队官兵名单的过程，有很多（中国境内）网民都说在他们身边，或是在单位里就有这样的军人，网民反映出一个普遍现象，即这些军人一旦被人问起当年在北京镇压学生的事，都不太愿意谈这个问题，从中可体现六四军人觉得那不是光荣的事情，他们心里有愧疚感，因为他们当时在北京镇压的对象不是敌国官兵，他们面对的是自己本国百姓，是手无寸铁的百姓！” 吴仁华从洛杉矶接受本台专访，反覆说明“寻找六四军人”目的，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为了保留真相，维护正义。 他表示：“几天前，一个和我一样有着军人经历的网民就说，（六四）最大责任者是邓小平和李鹏……对我而言，我根本不需要和他讨论后面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最大责任者是下达屠杀命令的人。但是，你说军人（对本国人民开枪）就是执行命令，我无法认同！因为身为军人也该知道哪些命令该怎么执行，你对外作战，对抗侵略者的时候，那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但是，这些军人当时是在自己国家的首都面对本国同胞，该怎么执行命令？其中可讲究的就多了。我不以高道德标准来要求军人，一如当时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曾以自己入狱为代价来抗命，我最低要求军人是执行‘命令’时把枪口抬高一寸。当年在六四戒严部队之中，有很多军人把枪口抬高一寸，戒严部队进城动武当晚，北京城里有几十万民众在大街上堵拦军队，如果不是他们把枪口抬高了一寸，死难人数绝对不是今天我们所知的数字。所以，我追究的责任者就是那些没有抬高枪口，对着平民百姓直接扫射的军人，包括对着学生冲撞的106号坦克。我认为‘军人服从命令’绝不能当做屠杀行动的借口。” 亲身经历天安门血腥镇压的震动和惊恐，吴仁华拒绝接受所谓“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等说词，他强调，以“人道”对待自己同胞，绝非苛责。 吴仁华说：“我不以最高道德，也不以入狱为代价去要求这些军人，但至少有个最低要求，那就是把枪口抬高一寸，上层不可能因为你把枪口抬高了一寸就‘处理’你，或是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因为当年有太多军人把枪口抬高了一寸。我曾在书里写到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当他接到开枪命令，即对身边的军人说，‘我以老兵之姿态，要求你们把枪口抬高一寸’。这些军人值得尊重，他当然不是六四屠杀的责任者，是个见证人。” 六四23周年前夕，吴仁华期许海外各方民运组织，能够及早做好“集结力量”准备工作。 他表示：“如果把八九学潮的场景放到今日，结果将完全不一样；如果八九事件发生在东欧和苏联政情变化之后，最终结果也肯定不一样。八九民运不成功可能有很多原因，对我个人来说，主要败因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力量之结合。六四事件已经过了23年，反对力量至今还没有完全集结，也没有形成一股被公认具有影响力，以及具有民意基础，足以代表反对运动的领导团队。我们不能预测专制政权何时垮台，但要做好（集结力量）准备，若不做好准备，一旦在出现如同1989年的机会，也许还要再面临失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导

核心提示：黎安友教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政治专家，也是《六四真相》、《中国的民主》、《中国的新统治者》、《中国政治变迁之路》等专著的作者或合著者。我们通过谷歌汇问公开征集”译者”读者希望向他请教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平反六四”、中国政局走向、中国的韧性专制（或称”韧性威权主义”）、阿拉伯之春、微博力量、美中关系等。以下是他的回复全文。 【图：黎安友教授】 点击收听”译者”的《中国声音》集锦中 黎安友谈中国”韧性专制” 的录音（右键单击另存为即可下载）。在audioboo上 跟随我们 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精彩的”中国声音”，免翻墙哦！ ① 问：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温家宝总理正在推动对1989年天安门学生抗议和后来的六四屠杀的重新评价，不过他的提议被其他中共高官抵制。您认为在近期，如18大前后，官方是否会重新评价六四？ AN： 我确信”六四”在未来某个时刻会被平反，但是我对近期会”平反六四”不乐观。现政权对合法性所作的表述与1989年时并无二致——”历史决定”确定了中共应当统治中国，任何对这一定论的挑战都会被武力镇压。这一思路一直未被放弃，反而在1996年颁布的《戒严法》、1997颁布的《国防法》，2004年对”紧急状态”的修宪和2007年的《应急法》中都被进一步加强。所有这些法律都重申了过去的做法，并为之前的行为披上了法律的外衣。而武装部队——从武警到人民解放军——都可以在中共的统治遇到任何挑战时，确保可以且应当被动员起来，采取任何必须的措施，以武力来保障中共的统治，包括如《戒严法》里所讲的那些情形，在出现”危害到国家团结、安全或公众安全的严重的动乱、暴乱或动荡”的时候，可以合法地授权军队以武力镇压反抗，正如1989年那样。所以中共不是与1989年的处理模式渐行渐远，而是更进一步地巩固了它。 要”平反六四”，就需要对政权合法性提出一整套新理论。正如李鹏在1989年的危机中所说（引自《 六四真相 》），如果示威学生那样的独立的社会力量能”平等地和党和政府谈判”的话，就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党承认六四镇压是错的话，那么目前已经建筑起来的”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都要改变；那就必须要民主化。我无法想象现在这一代领导人或下一代领导人单凭自己的愿望就想主动这么做，因为这对他们的掌权而言风险太大。一旦平反六四，就意味着任何社会力量（学生、农民、妇女等等）都可以合法化地以和平方式来抗议领导人——换言之，这就是民主。这对于领导层来说风险太大。因此，我的判断是，无论是哪一代的领导人要走这条道路的话，只可能是被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温家宝是否的确正在推动”平反六四”，我对此还有疑问。中共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总是非常含混的，很难得知这些讲话的深层含义到底是什么。而且，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私下里是如何争论的。温家宝是倾向于逐步进行政治改革、想要改善党与社会的沟通，提升社会的话语权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看起来的确如此。然而，他是否想要超出这一范畴，迈出诸如重新评价六四这样有风险的一步，我仍然表示怀疑，而我也无从得知实情。 而且，无论是他是否有这个动机，作为总理，温家宝显然没有这种权力这么做。他的工作是管理经济。而重评六四归根结底是政治上的事，要由总书记，和负责人大的常委（吴邦国）、负责宣传的常委（李长春）以及负责公共安全的常委（周永康）来共同决定。与温家宝比起来，这些人都显得相当保守，而”六四问题”在他们的职务范围，而不是温家宝的。 而且，如李鹏、江泽民这样有影响力的退休老人的个人生涯和声誉都和天安门事件紧密相联，如果”平反六四”，会有损他们的威信和权威。这些人及其支持者也会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当中许多有权势的人认为老一代领导人需要被尊重，这样他们自己在退休的时候也会被体面对待。 ② 问：您认为中国由威权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几率有多大，尤其是在薄熙来这位恢复了一些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政客被清洗之后？您认为中共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最后会演变成什么状况？ AN： 自从我写了《中国民主》一书之后，我的很多学术工作都围绕着民主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多种定义。中共政权当然会争辩说中国已经是民主国家了。我的学生，已故的史天健在他所写的《东亚如何看待民主》一章中说多数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是更为”实质性的”，而非”程序性的”，或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参考 史天健所做的调研 ，其中实质性民主更多地是指结果上的平均，而程序民主主要是指规则的平等。）因此我总是用”狭义的民主理论”（与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达尔Robert Dahl 等学者有关），将民主定义为包括了选举体制的概念，即握有实权的最高领导人通过真正公开的竞争性选举而上台。这也就要求具有真正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举例来讲，这意味着民主不一定要有如权力分立或联邦制这些美式特色。法治和多党制在定义中也没有被明确包括，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项要素的话，民主的定义如何才能成立。 如果这是我们对民主所下的定义的话，那么我很确定地认为，中国可以，并且将会在未来某个时刻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新建立的民主体制不一定要在每个方面都发生改变。我在许多年前曾经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宪政选项》（ 原文 ）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有很多和民主一致的元素——地方和全国立法机构的体制设计、人大具有最高权力，公民拥有一长串的权利等。因此通过一系列的演化过程，藉由让现有的宪法落到实处，民主体制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从现有体制中产生。在这一方面我和诸如张博树、王天成等宪政学者的观点一致。 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弄明白，任何当权者——不是宪政学者、自由派的学生，而是那些在权力体系中的人——是否真的提倡”中国要向民主转型”这条路线。我写了一些关于赵紫阳的想法的文章，他的看法在宗凤鸣做的访问和他自己留下的录音中有所体现。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是《中国人在说什么？》（ 原文 ）我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那些真正在权力体系中的人，即使是所谓的”自由派”或改革派领导人也不想在可见的未来建立真正的民主体制（按我前面所下的对民主的定义）。 有些不在权力圈内的人想要真正的民主。但我在中共党内并未看到有真正倾向民主的派别。我不认为薄熙来真的想进行意识形态改革——他利用毛氏”色彩”来突出个人形象，但是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真地要把毛主义当成综合性意识形态。我不认为今日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反映了真正的意识形态分化。权力斗争当然有可能导致政权的瓦解，那也有可能成为民主转型的起因，但是这不是因为政权内部存在在支持民主的一派。在下一个问题中我还会谈到更多 ③ 问：您在《威权主义的韧性》（ 译文 ）中谈到了中共何以能存续。而Bruce Gilley 在同期刊物中也发表了一篇《威权主义韧性的局限》（ 译文 ），现在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威权主义的韧性和脆弱性？ AN： 除了你提到的文章，我还写了一篇《威权主义的非永久性》（ 译文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我认为中共政权面临着挑战，也存在着弱点，最终这些挑战和弱点将迫使它发生改变。我从来不认为”具有韧性的威权主义”是一种可以永远持续的政权类别。我的观点是，自从1989年到我发表那篇文章的2003年，这个体制展现出了令人吃惊的韧性，到今天它这种韧性已经又令人吃惊地延续了十年；但是我没有预测说它会永远有这种韧性。 但我也不认为这个政权已经脆弱到了现在就要倒台或者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程度。我认为目前它仍是具有韧性的。 那篇《威权主义的韧性》文章的核心，我说的是精英继承的制度化。我承认这一次有了很多波折，但是就目前而言，我感觉这次权力交接还没有脱离正轨。我相信领导人们现在有着强烈的动机要团结一致，让权力交接顺利进行。谷开来被控杀了一名外国人，而且这一谋杀不能再被掩盖起来因为王立军把这些信息告诉给了一个外国政府，这一事实意味着领导层当中不再有人有动力去支持薄熙来，或者公开地继续支持薄熙来。但是，这也可以说，虽然有一些讽刺意味，这位英国人的死也有助于保持政权的韧性，因为他把亲薄熙来的一派排除在了权力交接的选项之外。象周永康这样可能想要保护薄熙来的人不再有说得出的理由继续支持他。清洗薄熙来，会帮助领导人完成他们一直都有强烈动机来完成的权力交接，结束公开的权力斗争，无论台面下的政治过程正如何进行，他们在台面上仍然会保持平稳的表象。这样的话，权力交接就会在没有公开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而中共政权目前仍不会遭到社会上分散的对其不满的力量的挑战。 这种韧性的另一个关键是经济增长。增长的速度显然在下滑，但目前依然相当高。如果经济方面的决策者能避免一场剧烈下滑的话，这也会对保持韧性有作用。 这种威权政权具有韧性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一旦它们受到挑战，它们愿意动用武力来镇压。我们看到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尽管在遭到广泛反对之后还是不可思议地持续统治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它可以毫无顾忌地动用武力。东欧政权在1989年垮台是因为其领导以及武装警察和军队，到了某一点之后就缺乏”勇气”继续对他们自己的人民开枪了。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国政权对待刘晓波、陈光诚以及很多其他异议人士的方式显示出它仍然愿意使用武力。中国最终将会改变，但我还没有看到这种改变已经开始。 ④ 问：如果我们把1989年后的23年大致分为江的十年和胡的十年，您对这两个十年的评价如何？哪一个更好？未来的习的十年是会更好还是更糟？ AN： 你知道，我的学术风格是分析型的——我喜欢剖析，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难回答，因为这需要我把很多不同的事情综合起来。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或民主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在这三位的任上，江胡习没有很大的不同。在江和胡的事情都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我预计在习统治的时候也一样会发生一些糟糕的事，可能情况还会变的更糟。而在其他方面，比如经济增长，我得说在江和胡的时代，取得了许多积极的进展，即使中国经济现在面临新的问题，在习统治下还是会继续增长的势头。至于环境，情况基本上是越来越坏，这很糟糕，但是在政策方面，政府已经越来越注意这个问题，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切实的措施，这是好事，但是还不够。至于说外交政策，我认为中国一直在追求一条相当稳定的路线，而且在”和平崛起”方面做得不错，我个人认为这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是一件好事；不过中国要向它的邻国——日本、东南亚和其他国家——确保其崛起不会威胁到它们的国家利益，这方面还有问题。最近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在我看来对这方面有负面影响。 谈到非常宏观的方面，尽管我对中国政府在人权领域有尖锐的批评，我其实还是挺乐观的。中国正在逐渐变得富裕、变得越来越开放、城市化，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秩序，我对此表示欢迎。我认为，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好事。我看到中国和美国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而非互相冲突的利益，我认为这两个国家还可以继续和平共处。 在看待中国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时，我不得不对高层领导也有扬有抑，因为即使高层领导今日并无毛和邓的那种无所不能的最高权力，他们还是大权在握。过去的两任最高领导在个人风格方面很不同，但是在主要政策方面都追求持续性，我预计习近仍将继续这种持续性。这不是说政策不会改变，当环境改变时政策也必须随之改变，但是政策的改变主要是为了延续和发展过去的战略而非否定它们。 ⑤ 问：您认为中共政权和被”阿拉伯之春”席卷的中东、北非政权有很大的不同吗？哪些根本不同可以解释中共延续至今而其他那些非民主政权却无法做到呢？ AN： 我认为阿拉伯之春没有扩散到中国，有很多重要的差别可以解释这个问题，这包括：中国经济处于活跃和增长的状态而不是僵化状态，中国并没有太多宗派矛盾（中国94%的人口是汉族，统治者也是汉族）；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民族自豪感在增强，不像阿拉伯国家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民族羞辱；中共政权通过宣传和控制互联网以及其他新媒体表现出的高超得多的技巧；政权牢牢掌控着军队；面对美国和欧洲的压力，中国相对而言没有那么脆弱。 ⑥ 问：《六四真相》一书已经发表了十年多了，您现在对这本书的评价如何？在这十多年中，又有一些前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面世，包括根据赵紫阳的录音写成的《国家的囚徒》，据说是李鹏写的《关键时刻》，您还认为《六四真相》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吗？ AN： 是的，我对此书的真实性有信心。我还没有读过李鹏回忆录。赵紫阳的录音和《《六四真相》是一致的，不过那本书的内容没有太多细节，这样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六四真相》。不过，在过去数年，我已经看到了若干资料可以证实《六四真相》中的细节，不可能是伪造的。我还观察到有人想炮制一些与之矛盾的信息，但是没有成功。 ⑦ 问：您是否认为微博会在中国由下至上的抗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您会和我们通过微博或推特交流吗？ AN： 我认为微博在传递信息和组织行动方面的确已经证实了它有其他媒体所没有的能力，相比于之前的媒体，中国的网警更难控制微博。但是，中国的信息环境非常丰富，几乎处于信息超载状态，当局不需要完全依赖被动的审查机器或信息控制来占上风；它还有很多工具可以采用，可以用主动地塑造信息环境来影响人们的想法和他们能得知的信息。所以我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他们相信微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会不可避免地改变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力量平衡。我认为那些人犯了技术决定论的错误。 我不用微博或推特。我对我的学生们开玩笑说我落后于科技前沿有20年的距离。我没有时间读博客。我也没有加入Facebook。我没有iPhone。我还是喜欢读纸质书，和印在纸上的报纸。 ⑧ 问：您在课堂上谈到了”中国的外交”，中国和美国会进入到”互相遏制”的新的平衡阶段。您认为中国除了不断购买美国国债之外还有其他足够的手段来”遏制”美国吗？世界是否会进入两极平衡，还是象其他很多人说的那样，全球舞台上会出现更多的角色，变成”无人统治的世界”？ AN：在课堂上，在我和施道安（Andrew Scobell）合著的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中国对安全的寻求》（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中，我们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我们所说的”新平衡”。这不是真正的互相遏制。这是一种更积极的、或者说，更乐观的说法，对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来说这种安全是可以相互包容的。 我们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容易对对方造成损害，这就是形成合作的最好希望所在。在面临互相猜疑的情况下，相互恐惧会让合作势在必行。一种新的大国平衡会让当前的世界体系维持下去，但是中国要起到更大的作用但中国会在其间扮演更大的角色。我们在书中有这么一段比较长的结论，我引述如下： “中国仍然是地理上的那个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主要的陆地大国。即使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时，它的繁荣仍将与其包括美、日在内的全球对手的繁荣相互依赖。中国变得越富裕，它在海上通道安全性，世界贸易和金融体制的稳定性、遏制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就公共卫生进行的合作这些方面承担的风险就有越大的厉害关系。它应该集中精力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并保护环境。在中美之间没有必要出现根本性的冲突。” 美国应当鼓励中国的这种选择，这就要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划出政策界线——这些界线可以满足美国自身的需要，同时不会威胁到中国的利益，然后要坚定地捍卫这些界线。在中国崛起的时候，它会推挤美国的势力范围，以此来摸索出华盛顿的意愿的边界。当中国推过来的，华盛顿必须推回去，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势力扩张确立边界。与中国相关的美国利益是明确的，也应当被确认，包括：一个稳定的、繁荣的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周边海洋通道的自由航行、日本和其他亚洲盟友的安全、开放的世界经济，以及保护人权。 有两件事特别重要。第一，美国必须在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在内的西太平洋保持军事优势。这种优势对中国来说难以接受，因为这些海洋区域离中国最近，并且也有一些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区域。要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就得持续地升级其军事能力，维护地区盟友，并且在面临挑战的时候要表现得负责任。当华盛顿这么做的时候，必须要向北京确保，这些举动意在实现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平衡，而不是要威胁或遏制中国。要能解决危机并避免军事对抗的话，两国的国防部门机构之间处理互动和建立互信的机制至关重要。 第二，美国需要回击中国想重塑全球体系的努力，如果这种努力不符合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的话。在这些多样化的涉及军备控制、贸易、金融和气候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国际体系——中国都有自己的优先级。尽管中国力图在全球体系中寻求自身利益是合理的，但美国要确保这些体系能够持续那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冷战之后的不同寻常的演变，这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其中最重要就是国际人权体制，从长期来看，一系列的全球性规则和机构得以建立，是美国自从罗斯福时代以来就在推动建设的世界秩序的主要成果。 中国有不少好的理由来选择这条道路。即使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与日俱增，它仍继续需要在国内安全和地区防务方面有所投入，这让中国难以大规模地从边界向外投射兵力。其防卫政策仍将不得不集中于周边范围，稳定陆地边界，保护海岸线，并坚称对附近的高价值资源拥有主权。在一场危机中，边界混乱可能会诱使中国军队有所反应，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与和平地进行贸易相比，哪怕是在其周边进行军事干预都只是次佳选项。同样，中国会通过经济一体化来坚持其和平统一台湾的政策，力图避免战争。另外，中国会和其他海洋大国合作保卫航线，并会依靠外交来维持区域稳定。 中国担心美国并非不理性，却被误导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在环形一区*，中国需要在快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中保持稳定、需要与国内少数民族进行和解，以及需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即使当前的政治体制已经改善了许多中国公民的生活，它仍然不能实现其政治目标。长期而言，美国应该继续为一个更为稳定的中国而努力，也就是说，更稳定的中国意味它也需要尊重法治和人权，以及其他更多。 在环形二区和环形三区，美国及其盟友要接受中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一定程度上的扩张，不过这种扩张不会达到占据优势的程度。在这些地区维持稳定，在这些地区要维持稳定，美中各自要发挥一定的作用，并且双方要实现一种平衡，这需要时间，需要谈判，甚至是摩擦，但这是可以做到的。中国的第二岛链关系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是和日本保持和平。美国对日本的强有力的（安全）承诺对于帮助中国和日本最终能达成平衡至关重要。 在环形四区，经济上的竞争再激烈，也不应和战略冲突相混淆。中国应该可以公开获得提供给中国人民所需的资源，并在互相依赖的世界经济中承担自己的角色。同时，中国不应限制或否定其他国家也有权获得资源，也不应在全球经济交往中独断专行。 抗拒中国的崛起不是现实的选项。要这么做就得打破互惠的经济关系，要花费巨大的代价来包围中国，并逼迫中国采取敌对行动。但是要对中国崛起退让得太多也没有必要。中国并未在”太平洋地区”中赢得和美国同等的发言权，或是在全球范围内成为”G2″中的另一方。如果美国不放弃的话，中国就不会”统治世界”。 除非美国允许，否则中国的崛起不会成为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因此，正确的对华政策要从美国这方着手。美国必须恢复坚实的经济增长，继续支持冠绝全球的高等教育，继续创造新科技，保护知识产权免遭盗窃，和其他经济体加强贸易联系，保持军事创新和更新，和盟友们及其他合作方保持良好关系。举例而言，通过美式价值观赢得全球人民的尊重。只要美国能坚守这些价值观并解决国内问题，它就能处理好中国的崛起。 *说明：在确认信中，黎安友教授专门又解释了一下四个环区的范围：环形一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辖区（汉族聚集区、西藏、新疆等等）及它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台湾、南中国海等等）。环形二区是中国的20个邻国。环形三区是六大周边地区（东北亚、东南亚陆地区、东南亚沿海、大洋洲、南亚、中亚），这个区域有大约30多个国家。环形四区包括了世界其他地方（非洲、中东、拉美、欧洲等等） 相关阅读： 除了文中提到的译文之外，我们还翻译过以下黎安友教授的文章： 伦敦书评：玉瓦相杂黎安友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延续性和改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的 “重新定义中国政策”系列辩论 黎安友的发言 本文版权属于 © 译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