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採訪緣起 有關李必豐，在紀實作品《我的證詞》（明鏡出版社）裡，我曾費過不少筆墨。記得1993年的某個夏夜，監獄院子裏放老掉牙的革命露天電影，眾犯看得津津有味，我和李必豐卻退避人群，仰望星星，討論在宇宙當中，生命到底自不自由等大問題。李必豐突然說，他創作了一首上千行的詩，探問我有沒有“指教”的興趣？我倒抽一口涼氣，急忙搖頭。 在我們那批六四難友中，李必豐的文學才華很醒目，所涉文體包括詩歌、小說、劇本、哲學、政論、呼籲書等等，但我從未把他的作品讀完過。因為他的思維和雙腿一樣，走得太快，有時還是跳躍的，令人費解。例如“二進宮”才幾天，在審訊的間隙，他就坐在黑牢裏思考：“蚊子是誰發明的兵器呢？” 真有點古希臘哲學家的味兒。 李必豐真正打動我的，是以下這首監獄詩： “冬季過早地來臨/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供養/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凍得漸漸斑白/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冬季來了/我們都愛冬眠/心臟累了/血液累了/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這首詩讓我回到1980年代，讀俄羅斯詩人葉賽甯的青春時光。葉詩寫到俄羅斯的冬季，陰鬱的晴空，用了“打補丁的碎花布”或“骯髒的包頭帕”等比喻；接著我想起二十六歲就臥軌自殺的海子；還想起過去的自己——一個曾經文思泉湧的詩人，如今卻一行詩也寫不出來。 於是，2005年5月18日，我專程從雲南趕回成都，在金沙遺址附近重逢了剛刑滿釋放的如今的詩人。 正文 老威：一眨眼，你的七年刑期又滿了！ 李必豐：六四都十六年了，老廖，你算我們這批難友中最幸運的。 老威：你指沒有“二進宮”？ 李必豐：不錯。當年在四川三監獄，你和佘萬寶是上下鋪，都判四年，沒料到幾年後，佘萬寶又因中國民主黨的案子栽進去，再判十二年；關滿十年的蒲勇，出來三年就死掉；許萬平已經三進三出，累計刑期十幾年，這次又栽了。他本來只有半條命，重慶警方又那麼黑，估計得判個十年以上，最後只有報銷在獄中；而我，六四十六周年，就坐了十二年牢，人都快整瘋了。 老威：聽說你在裏面寫了兩百多萬字？ 李必豐：被搜去大半，還剩幾十萬字。 老威：我手裏還保存著你多年前的詩歌和日記。你狗日的命賤，越遭災，想像力越豐富。古希臘有個哲學家，名字忘了，被關押五十年，寫了一本青史留名的《太陽城札記》；更厲害的一位，也是哲學家，名字也忘了，被絞死的頭天夜里，完成了《哲學的慰籍》…… 李必豐：所以…… 老威：所以，即使大限將至，也不可絕望。 李必豐：可我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民運家，咋辦？ 老威：咋辦？書歸正傳。你是怎樣捲入六四的？ 李必豐：話說1989年學潮，從北京席捲到成都，又從成都席捲到綿陽。5月份，綿陽的大學和中專師生上街遊行，我們看了，心潮澎湃，就親自跑到城郊的建材學校，企圖建立聯絡，卻被糾察隊攔在校門外，罵我們是“社會閒雜”，圖謀不軌。氣得我的同案犯唐先全大叫：“龜兒子懂個屌！”我急忙勸住，耐心向對方解釋：“人人都有權愛國嘛，我們可以組織市民聲援。” 第二天，我們弄了些“聲援學生”的標語、橫幅，動員一些市民參加遊行。5月21號，太陽熱辣辣的，卻有兩三百個學生娃娃在市政府門口靜坐。圍觀者不少，竟沒人給汗流浹背的愛國者遞一杯水。於是我的腦子一熱，就站上一輛三輪車，開始演講，號召大家給學生送水、捐款。那天我口若懸河，一講幾個鐘頭，嗓子嘶啞了也顧不上喝水。於是路人紛紛解囊，學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士氣大增。而我卻因公開煽動，惹火上身，公安局揚言：“要抓稅務局的眼鏡！” 幾個月後，演講內容我自己早忘了，可警察記得，並且還作為“罪證”上了《起訴書》。大意是：“我不是學生，也不是工人，而是李鵬所說的‘社會閒雜’，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而這一小撮，就是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 為了追溯我的犯罪根源，《起訴書》裡還摘引我刊登在民刊《尋夢園》上的詩句：“天太黑/月亮上的火山今夜看不見。”檢察官簡直是個文盲，竟質問我“天太黑”是啥意思？我答：“天黑就是天黑，沒任何意思。”他拍桌大怒：“你狡辯，明明是誣衊社會主義制度一團漆黑。”我說：“我的眼睛高度近視，看見黑就寫黑囉……” 後來，經過綿陽《劍南文學》主編謝宗年的“專家鑒定”，“天太黑”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反動詩，構成鐵證。 老威：你當場落網了？ 李必豐：我屢次聞風而逃，徑直去成都投奔革命。在人民南路廣場，我們糾集幾百人，宣告成都市青年自治會成立，我高票當選為主席。 老威：有什麼組織活動呢？ 李必豐：與北京大學南下演講團接觸；去西郊的四川工業學院，動員學生參加5月30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還企圖組織敢死隊聲援北京。憑著詩人直覺，我發表《末日演講》，叫囂“民主的六月將變成黑色的六月”，激起部分高校學生的反感，跑派出所告密，誣衊我是“臺灣派遣特務”…… 老威：如何能預感末日呢？ 李必豐：5月28號深夜，我睡在毛澤東塑像腳下，竟夢見六個公安，手持警棍，兇神惡煞地喝問我：“幹啥的？”把我猛然嚇醒；卻不料六月四號淩晨，夢境重現了——同一座毛澤東塑像腳下，我似醒非醒，瞇縫著眼睛。在黎明的微熹中，我先見兩輛救護車，若干醫護人員，後見幾輛警車，哇哧哇哧衝到觀禮台前。有聲音大叫：清場開始！廣場的幾十個人統統被帶走。嘿嘿，居然還是六個公安，沿臺階上來，用警棍連連戳我，喝問：“幹啥的？”我驚出一身冷汗，不得不坐起來回答：“記者。”隨即出示搞來的《記者證》。公安翻來覆去查看，終於揚揚下巴。“回家呆著吧”。 老威：你靠做夢來感應末日嗎？ 李必豐：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必然。總之，我漏網後，立即奔四川大學，找地下高自聯報信，於是大批學生又去廣場聲援。我親自蹬一輛三輪，充作宣傳車，直驅廣場。車上除了印刷品、喇叭，還有川大二年級的一位女播音員。學生與警察對峙時，宣傳車就插在中間，女播音員舉著喇叭，騎我肩頭上向敵陣喊話。可突然，一片綠森森的鋼盔和盾牌衝過來，嘭嘭幾聲炸響，催淚瓦斯就拖著尾巴上天，然後如瀰漫的巨傘，籠罩而下。大伙兒頓時淚眼模糊，跌跌撞撞，我也摔下車來，待眼前迷霧散開，宣傳車和播音員都失蹤了。當時謠言紛紛，傳播音員死掉，時隔多年才證實，她沒死，而被俘虜。 我們胡亂回敬些汽水瓶子，隨即抱頭鼠竄，連鞋子都跑掉了。悲憤難抑，我們接著跑工廠，動員工人上街，絕望而歸；再轉回廣場右側，巧遇綿陽朋友楊偉，還沒來得及打招呼，噗的一顆催淚彈，竟擊中我的屁股。我哇哇大吼，平地一蹦三丈高，眼睛針紮一般疼。楊偉立馬拽住我瞎跑，遠遠近近，全是警棍打人的悶響，慘叫此起彼伏，估計好幾百顆腦袋都被揍扁了。 人民商場烈火熊熊，我們逃到那兒，見許多警察集結，有救火車，但沒去救火，而是追打扔石塊的行人。有個女娃在二樓窗裏喊：“不准打學生！”一個警察就聞聲把催淚瓶拋進去，噗的一聲，只見一股腥紅色的煙直噴出來。 四處狼煙，我們只好又折回四川大學。高自聯的人卻警告我：馬上逃，部隊已佔領科技大學，轉眼就進入這兒！他們提供了三輪車和一頂草帽，我又落荒而逃，回到街頭，撞見六四這天最感人的一幕：六個居民老太太，跪在東風路街心，苦勸電訊工程學院的聲援隊伍別去廣場：“全部都是兵，你們莫去送死！” 4號和5號，我都在大街小巷晃蕩，部隊和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在進行拉鋸戰，許多人受傷，鮮血迸濺，我親眼見成都五醫院裏躺著不少傷員，有個女學生正在搶救中。 據說人民商場大火燃了一夜，直到5號下午，我又轉回來，還見殘垣斷壁在冒煙。有個人從灰燼中撿了瓶高橙飲料，卻被圍觀群眾痛打一頓，責駡他“發國難財”。 不少人說，人民商場大火是警察開槍引發的。他們紅了眼，就抵著人體摳扳機，激起眾怒。大夥兒把街邊欄杆的水泥樁子撬起，去封派出所的門，阻擋裏頭的警車衝出來。 老威：成都市民挺厲害。 李必豐：6月6號，成都淪為一座冒煙的兵營。大勢已去，我們七、八條落水狗就結伴逃往雲南，其中有工人、學生和記者。我躲在昆明一個同學家裏，喘息未定，又遇上6月8日全國聯网大搜捕。於是從上海、北京、成都逃亡至此的各色人等，重新結夥竄向西雙版納，到了景洪，再次遭遇搜捕，大部分人被抓。我也落網，在景洪縣看守所關了一宿。我堅稱自己是記者，在邊境一帶體驗生活，寫民俗報導，才蒙混過關。釋放後，我重新聯絡了幾個倖存的逃亡者，在緬寺雇了個和尚充嚮導，開始偷渡。 邊防較混亂，我們蒙混過關時，還照了集體像。跟著進入原始森林，不久和尚嚮導失蹤了。我從小腿快，加之逃命心切，所以在林子裏猛竄了一會兒，就與其他同夥失去聯絡。我“哎哎”叫喚了幾十聲，也不見回應，於是牙關一咬，透過枝葉判斷方向，自以為是地朝南走。我起碼奔了三天三夜，人都累虛脫了…… 老威：這段歷險，我在牢裡就聽你講過。 李必豐：印象太深刻了。原來想像密林內埋伏無數毒蛇、猛獸，還買把砍刀隨身帶，後來嫌重，就丟了。出密林時我躺在地上，稍遠處，隱隱有緬地村莊在陽光下閃爍。我一下子淚如泉湧，就順著山坡朝下溜，直到屁股接觸到一片旱地蘆葦，才站起。我撥著一人多高的蘆葦，嘩啦啦地往前，走了幾百米，突然出現了岔路口。 直覺告訴我，向右拐是正確的，而我卻鬼使神差地直走。腦袋嗡嗡響，“向右拐！向右拐！“的聲音老在迴旋，可我還是不回頭——這個意識無法支配雙腿的情景，我曾經夢見過多次。直到樹葉越來越密，邁不動腳。有一樹枝還斜扎入鏡片，啪地刺中眼皮。我一痛一驚，方猛然刹步。隱隱約約，我的耳邊響起人聲，聽不懂，待我聽懂“不准動”三個字時，已被包圍了。 估計有七、八個人端槍指著我，“舉起手！”又是三個字。我下意識地剛把雙手舉過肩頭，驀然看見一大團紅光衝著我——那是烏黑槍嘴上閃耀的太陽！汪地一聲，我雙膝一軟，靈魂駭出竅了，褲襠也尿濕了一大塊。 待靈魂回竅，我已被兩個人架著，雙腿拖地進了一村莊。你猜怎麼著？俘虜我的居然是四川老鄉，1970年代偷渡去參加緬甸共產黨人民軍的重慶知青！當時，人民軍正在中國的支撐下，與政府軍打遊擊戰，所以雖是故鄉人，他們還得遣送我。 怎樣哀求都沒用，這些，我對你講過，你還寫進你的書裏了——他們通過中緬百姓雜居的村子，把我五花大綁，交給邊防武警。鬆綁後，八個武警列隊，叉開腿，命令我從八個肉胯通道鑽過去。我不幹，武警班長一起腿，我被踢飛起來，至少幾米開外，才一個狗吃屎跌下來。襠內一陣劇痛——自此，落下了疝氣這病根，夏天乘涼，稍不留意就漏出一大砣。 我差點沒被打死。而後，哨所雇了輛拖拉機，把我雙手捆牢，連一根長繩，在後面拖拉著跑。臉已變形了，衣服成了刷把，他們就這樣把“奴隸”帶回景洪，關在看守所。審問我：“燒了多少軍車？殺了多少解放軍？搶沒搶東西？”我否認，他們嘲笑我：“哪你為什麼越境逃跑？” 我還是那句話：我是記者，來邊境體驗生活，寫民俗報導，不慎迷路越境。他們搜出了我的《記者證》，竟意外地釋放了我。 兜裏揣著一元錢釋放費，我露宿景洪街頭，走投無路，卻不敢貿然去聯絡任何人。緬寺更不敢接近，因為和尚嚮導一旦暴露，問題更嚴重。我只好走回頭路，過了瀾滄江大橋，一天一夜步行到思茅，再爬了一個長坡，順坡一下，又耗了一天，到了普洱。這期間花一元錢買東西充饑，敲老百姓的門討水喝，卻沒臉討吃的。沿途都是芒果和芭蕉樹，我爬不來樹，偷不來東西，拋石頭砸，累癱了，芒果也不落下。芭蕉澀口，咽幾口就頭暈目眩，有中毒的感覺，所以不敢多吃。攏普洱，半步也挪不動了，就晃著《記者證》，死皮賴臉攔了一輛車，許願到昆明再加倍補車費。 如此到了昆明，找到我的同學，他二話不說，就下了一洗臉盆麵條，我嗖嗖地吞下，才揉著肚皮，有了說話的氣力：“報國無門，逃亡無路，只有回家。”同學當即給了我幾十元錢，讓我住店一宿，再乘火車。可沒料到，當夜10點鐘，我剛出門，沒走遠，迎面就來了十幾個便衣。 “李必豐？” 我點頭。 “你被捕了。” 跟著我被關進昆明西山派出所。 老威：真夠離奇，你被抓抓放放幾次？ 李必豐：景洪看守所進了兩次；昆明看守所關了七天，又放了，讓我自己回四川投案。最後，在綿陽老家栽徹底。審訊時，警察出示了我一路奔逃的照片，與誰誰接觸，全記錄在案。太懸了，幸好這根無用的長線沒釣著大魚。 我的昆明同學受牽連，關了幾天，教育釋放；1998年我再度東窗事發，又去找他，剛從他家出來沒幾分鐘，又被釘上。我二進宮後，他被命令天天去國安局報到，工作也開除了。 老威：你兜一大圈兒，耗多少時間？ 李必豐：我七月幾號被抓，腦殼也差點耍沒了。當時，成都東城公安局連夜提訊，追問人民商場被焚的細節，我嚇出一頭冷汗，曉得一旦定性為縱火犯，就死硬了。於是，提供了一連串證人名字。幸好天下有良知的人比較多，有書面證明，商場起火時我不在場——這準是老爸的亡靈在保佑。 在收審所關了兩個多月，轉綿陽市看守所。本來警方想以“成都市青年自治會”為由頭，做成反革命集團案，無奈證據不足。於是就以“宣傳煽動”治罪，我判五年，唐先全三年，楊偉勞教三年，劉家夢、劉應德另案處理。 老威：你在看守所關了多久？ 李必豐：加上收審，總共一年多。 老威：裏面的狀況如何？ 李必豐：你在牢裡一直堅持寫作，我也是。受你的影響，我也描述了這段經歷。有一次，我托跑巷道的毛賊向外頭寄信，卻被告密，我被整慘了。 老威：我也在看守所挨過整，慣常的刑具是土銬、繩子和電警棍。他們怎麼整你的？ 李必豐：拳打腳踢，還把其他犯人提出來暴打，供我欣賞；使電棍烙舌頭，一股青煙，一個跟鬥；還端來一盆水，令我站進去，以電棍戳水，觸電的波紋一翻，人就痙攣，向後一個倒栽鐘。反復幾次，就鼻青臉腫了。 老威：看來，各地獄警的整治方式都挺有智慧。 李必豐：我在小說裏，用大量篇幅記錄了一個叫王X的變態女警察，她喜歡提英俊犯人出去，舉行專場演唱會；還喜歡提著電棍巡視監房，只要發現門底有洗澡水淌出，就躡手躡腳拉開鐵門，大吼：“狗日的，你不要臉，老娘也不要臉！”舉棍直取全裸犯人的命根子。入地無門，犯人越慘叫她越狠毒，兩眼冒紅光，還不由自主地哼哼。還有，每隔一兩個月，她要領醫生來檢查性病，有病就一腳踢回來，沒病就提取精液，不知派啥用場。 老威：怎麼提取法？叫大夥兒打手蟲？ 李必豐：自己當眾弄不出來，醫生就掐敏感部位。總有辦法嘛。 老威：繼續講。 李必豐：1991年夏天，雨水密，涪江暴漲。有個晚上，正迷迷糊糊，卻夢見有蛇在舔我的腳板心，本能地一縮，卻濺起一片水花。我驚叫一聲跳起來，原來洪水已淹上床鋪。眾犯關在水裏，逃跑無門，就一齊呐喊：“開燈！開燈！”可平時通宵通明的燈卻沒了，大夥兒漆黑一團地攪著水，沒人敢挪半步，因為一跌下鋪板，就陷入滅頂之災。 放風天井的水已三米多深，我們墊起腳，避免洪水進嘴巴。此時聽見門響，一個警察游泳進號，指揮大家手牽手轉移。一直折騰到天亮，我們脫險了，水還沒退。 我們被轉押至收容遣送站，一間號房約十五平方米，卻塞了七十多人，肉貼肉。雨過天晴，盛夏的毒日頭一出，號內熱毒蒸騰，許多人的嘴像缺氧的魚一般開閉著，太可怕了。 下午，看守所的水抽空了，我們又轉回原地，滿號的稀泥漿子，沒法弄，人都變成賴蛤蟆了——將就著活下去吧！ 不久，高院的裁定下來，維持原判，我被送往南充市的省一監獄勞改。  插    記 李必豐在四川省第一監獄“改造”一年多，由於會寫詩，得到一位愛詩的女警察的賞識，被分派賣小百貨，日子好過起來。他還結識了民運戰友楊偉。他說“楊偉當時不滿二十歲，做倉庫保管員，卻出其不意地往監獄生產的羊皮手套內塞紙團，提醒這是勞改產品，希望顧客不要購買。結果，一批價值二百萬的貨從香港市場被退回。獄方輕而易舉就查出內奸，於是惱羞成怒，倒吊楊偉幾天幾夜”。                                                                   1992年10月，李必豐、楊偉等人被轉往位於川東大竹縣的四川省第三監獄。不久，我也從重慶郊區的省二監轉了去。於是，六四的難友圈急劇擴大，從四川各地陸續轉來的二十余人都集中羈押在二大隊。 二大隊一樓一底十幾個囚室，加上籃球場大的院壩，卻裝了二百餘犯人。我曾在這兒遭遇過自中共建國以來的不同時期的反革命犯——會道門、土匪、封建迷信、土皇帝、潛伏特務等等，形形色色，這為日後完成《我的證詞》及《中國底層訪談錄》積累了較豐富的原始材料。 因歷史原因，六四犯與其他犯常有齟齬，但至少我在的時候，大環境還比較寬鬆。獄方響應鄧小平南巡講話，“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變著法子賺犯人的錢。我與李必豐成了伙食搭檔，日日享用高價“大肥肉燉蘿蔔”，把臉蛋營養得紅撲撲的。 我導演的一張政治犯集體照後來成為搶手貨，刊登在好幾個海外雜誌上——兩排六個人，一律著囚服，大背手，面目深沉，如林彪當校長的抗大學員——我沒料到此事引發了獄中地震，1994年初夏，我開釋幾個月之後，李必豐說：“獄方突然襲擊，將六四這夥人集中控制，然後從身體到鋪位，探雷一般仔細搜查，把我們所有的照片、家信、文稿都收繳。此後，照像被禁止，我們被化整為零，分散在各大隊的刑事犯中間實行嚴管，一舉一動都不自由了。” 我深感歉意，李必豐卻搖頭：“誰也沒埋怨你。因為露露臉，也算給外頭一種提醒，總比付出了代價卻無響無臭強嘛。” 然而，1994年7月4日，美國國慶節，李必豐，一個普通政治犯卻無響無臭地刑滿釋放了。像成千上萬同種類型的政治犯一樣，他被警車專程押送回老家，移交給當地派出所，接受法律規定的“剝權期管制”——如此種種，海內外至今不見任何報導。 李必豐：出獄後，我不斷被警察騷擾，生活全亂套了。家裏人埋怨我，為證明我的確賊心已死，我就結婚，搬到我老婆的單位宿舍，很小一間屋，身子也轉不開，煮飯就在樓道上。也許我天生面相不好，眼珠子賊溜溜吧，即使見著警察只點頭，不說話，人家仍疑慮重重。我被派出所呼來喚去，就產生了逆反心理，都啥時代了，還搞階級鬥爭，還監視“四類分子”嗎？於是又四處走動。 老威：你還到我家，用《易經》替我算命。 李必豐：你除了寫字，就對算命感興趣。 老威：占卦是為了心裏有數，不至於像你，無頭蒼蠅瞎撞。 李必豐：我的腿雖然野，但沒瞎撞。1995年夏天，當我聽說綿陽的民運人物餘XX從深圳逃跑，就動心了。當時，我的兒子出生不到一百天，窮困潦倒，加上被“關照”，我絕望之極。就與老婆商量，去搏一搏。她同意了。我立即動身去深圳，攏中英街，像個蹩腳的遊客，邊走邊東張西望。叫武警發現了，命令我過去，查《身份證》。我強作笑臉，可腿肚子已抽筋了。不足三分鐘，武警就讓我進哨所；他打了個電話，不足三分鐘，又讓我上中隊；跟著，我被關進沙頭角派出所。此時，綿陽警方已在羅浮區公安局等候，我連資本主義的地皮都沒踩著，就又回來了。 老威：你有管道嗎？這麼瞎闖？難怪有人封你為“民運圈裏的行為藝術家”。 李必豐：圈內朋友讓我直接去，有人在沙頭角橋頭接應。我手裏拿了張報紙，作為接應暗號，可我轉來轉去也不見同志。卻迎頭碰見我的高中老師，我愣了一下，就招呼：“王老師，你咋在這兒？” 事隔多年才曉得，便衣特務是一路旅遊，跟蹤我去越境。幸好身上沒帶任何嫌疑物品。這次我只以“偷越國境罪”拘留十五天，出來後，政府再次重申，外出必須事先彙報。 為了讓他們放心，我就去一個朋友公司打工，做過幾天部門負責人。這期間，國內民運比較活躍，北京上書請願頻繁，劉賢斌等人也在成都公開活動，經常在四川大學參與講座。重慶的王明也來串聯，要搞《公民宣言》，可沒露幾次面，大家在西南民族學院的窩子就叫警察端了。我算倒楣，受人邀約去歇腳，剛躺下，警察就敲門。這次抓了好幾個，我和王明都進了鐵籠子，審了個通宵。天一亮，我們被弄出戶外拍照。我心裏咯噔一下：“糟了，拍照意味著驗明正身，要勞動教養！” 老威：你沒把柄吧？ 李必豐：當時我兜裏揣著《致香港同胞書》，談97回歸的騙局。我曾瞅空子把這罪證丟出窗外，不料又叫警察給撿了回來。你曾在《證詞》裏說：“這年頭，寫作就是製造罪證。”我一次次臨陣毀滅罪證，都不成功。 我再次被押回綿陽，關幾天就釋放了；而王明被勞教三年，他第一次坐牢五年，才自由了兩年，又二進宮。 這次變故使我失去工作，就只得邀約朋友去成都北門大橋開“泉水魚”。本來生意還過得去，可一幫餓飯的民運朋友天天來，有的乾脆以“出謀劃策”為名，住在飯館裏——這一攪，警察就找麻煩。我記得關門大吉那天，你和老汪來白吃，顧客點了魚，我也不賣，因為最後一條魚要孝敬落難朋友。    老威：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來無蹤，去無影。    李必豐：我們這類人都沒安全感，做夢都在逃。    老威：你一年有多少時間在家？    李必豐：幾乎都沒在家，如果我在家稍久，老婆孩子反而不習慣。    老威：真他媽不是人。    李必豐：不是人，是民主的困獸。    老威：終於又進籠子了。    李必豐：文學創作的同時，我也搞些民生調查。綿陽地區的老國營企業處境維艱。綿陽絲廠頻臨倒閉，可廠長不是東西，居然抱著職工們的住房集資款去成都炒股票，結果虧了，血本無歸。這一下激起眾怒。鬧事那天，有人在廠內黑板上公佈消息：“馮市長今天要來解決大家吃飯問題。”可工人們耐心盼到上午十點多，連市長影兒都沒有！於是群情激憤，四千多人吼叫著湧出廠門，將門外的川陝公路紮斷了。跟著，事態擴大，綿陽絹紡廠等幾家國企職工也呼著口號，前來聲援。一萬多人頂著毒日頭靜坐路中，交通堵塞達幾個小時。當然，獨裁國家解決社會衝突的手段是暴力，警察出動，抓了二百多人。綿陽電視臺還宣布在高新區實行宵禁。 這起事件被捅到國外，引起西方關注，可當局仍然抵賴。1997年7月16日，《綿陽日報》登載了市公安局長任XX答記者問，為“騷亂”定性。我讀罷義憤填膺，就連夜給國際勞工組織寫《呼籲書》，要求為“騷亂”平反。我將文章傳真給紐約的“中國人權”，很快，聯合國的調查小組就下來了。 老威：後來呢？ 李必豐：二百多人全部釋放。警方氣得發瘋，就來抓我。 老威：你在外頭逃竄了大半年吧？ 李必豐：先在重慶難友家躲了幾天，楊偉來了，帶我到廣州，準備偷渡。可“人權觀察”的XX又在電話裏改口，稱目前香港吃緊，去不了。無奈折回，再去雲南中緬邊境晃一圈，XX再傳話，偷渡得自己想法，在泰國清邁才有人接應。他媽的，就這麼耗。 老威：我猜各地警方都不太賣力，否則你早落網了。 李必豐：也許吧。 老威：為啥不跑遠點？ 李必豐：總有莫名的牽掛吧。1998年3月8日，天麻麻黑，我潛回家，剛入稅務局大門就被人發現，可我還是硬著頭皮上三樓，閃進門。老婆猛吃一驚：“你回來幹啥子？”我吱吱唔唔，轉身要出門，可娃娃卻突然抱我的腿，哭出聲來：“我要爸爸！” 真是肝腸寸斷，因為這是娃娃平生第一句話！但沒辦法，我只能狠心扳開他的手，紅著眼圈出走。從進門到出門不足十分鐘，但我下樓時眼皮劇跳，趕緊出街喊了輛三輪，上公路又換了計程車，沒講價，就叫往成都方向開。 幾十米開外就是收費站，十幾個武警荷槍實彈候著。計程車還沒進站，兩輛警車就夾過來。我剛探頭，就被拽出來，手銬喀嚓一響，我被捕了。 老威：又是人贓俱獲？ 李必豐：對，我落網十餘次，每次都人贓俱獲。接著，在城郊的208招待所過夜，再轉到江油市看守所。由於是個案，我自然“供認不諱”。但這次，當局沒有以政治定罪，而是四處網羅污點證人，以“經濟詐騙罪”判了我七年。類似於“劉水嫖娼案”和“許萬平白粉案”。 老威：判刑後送哪兒？ 李必豐：老地方。 老威：省三監獄？ 李必豐：對，關了幾個月。1998年1月17日，轉到川西的雅安監獄，兩地相距近千公里。我被拖垮了，尿血，手指頭也滴血，臉色跟死人差不多。有一天，我吃完飯剛起身，就突然昏厥。我住院幾個月，擔心活不出去了。老婆也在這個時候提出離婚，為了孩子，就依她吧。 捱到2003年，我在監區碰到一熟人，擺了十分鐘龍門陣，卻被人打小報告。於是第二天大早，我被轉到二十裡外的名山監獄。 老威：裏面的情況如何？ 李必豐：犯人的狀態與三監大同小異，生產機器配件，勞動強度大，很慘。而我大部分時間都病著，臨出獄，才通過營養和鍛煉恢復了一點。我創作了幾百萬字的詩歌、小說、戲劇，但大部分被搜走，我想通過回憶重寫一遍。 老威：我有體會，重寫難度非常大。 李必豐：逃跑，坐牢；坐牢，逃跑，轉來轉去，我就這個命。我不斷在寫“命”，可“命”到底是什麼東西？目前，我娃娃九歲多，正需要錢，需要安穩的父愛，可我一無所有。 公安局安排我去保險公司：“你不是有宣傳煽動的特長嗎？那就用在正道上，去挨家挨戶推銷人壽保險吧！” 老威：我出獄時，公安局還替找鋪面，讓我去賣服裝呢。 李必豐：兩三個月過去，我一份保險也沒弄出去。四十多歲了，還白端家裏的碗，臉皮厚啊。我目前的出路就是寫，爭取在海外發表和出書。 老威：你寫時評嗎？ 李必豐：寫不出來，也不感興趣。 老威：我熟悉你的詩歌和小說，要靠它們糊口比較困難。你在詩中罵上帝是：“天上的老地主”，一心只想“用太陽的金幣收買人類”，誰懂？ 李必豐：你懂。 老威：可我，給不出稿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