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

梁文道 – 為什麼辦報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0日 因為報道「香港電視」事件用力過猛，《明報》就要換掉總編輯嗎？這種簡單到荒謬的理論，大概也只有部份非常單純的香港人才會相信。在他們看來，我們肚臍眼上的小事全都重要得不得了，所有在此發生的變故全是北京頂層的計劃，所有在此鬧出來的醜事也全是「國際笑話」。所以港視牌照這等香港人人關注的大新聞，自然也會驚動極高層為港設計的整體佈局，導致一份大報總編的下台。 在我看來，直到目前為止，最接近真相的猜測可能就是甘詒的博客文章〈明報撤換劉進圖的真相〉；它把這個動作解讀成《明報》大老闆張曉卿為了之前太過吹捧薄熙來的贖罪之舉。就算不是真的「真相」，這篇文章的思路也是對的。 這條思路之所以正確，只是因為它捉住了今日華人資本跨域投資的基本格局。 我們不妨先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一個生財有道的資本家為什麼想要投資報紙？是因為他熱愛新聞事業？是因為他對一個自己從小看到大的報紙有感情？還是因為經營報紙的利潤相當可觀呢？我們都曉得媒體不是個容易的生意，尤其報紙等傳統媒體更呈日薄西山之勢，往往只能勉力維持。一個精明的資本家不可能不知道這點。所以除了少數真把它當成生意經營，又或者真的相信某種新聞價值又對這行特別有感情的異類之外，現在大部份報紙老闆都是為了其他理由才來插手這一行的。 主要的理由就是以媒體換取影響力，尤其是政治影響力。例如張曉卿，即便壟斷了整個馬來西亞的華文報刊市場，其獲利也完全比不過他那龐大的伐木造紙事業。然而他還是熱衷辦報，因為媒體是種好工具。特別是在馬來西亞這種威權國家，既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嚇阻各種政治力量的脅迫，也能反過來向權力輸誠示好。只要基本事業做得夠大，再昂貴的媒體經營成本也還是很值得花的一筆公關費。（槓桿三之一） 梁文道 – 跨境買賣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1日 政治上的影響力乃是資本家經濟利益的保護傘，舉世皆然。特別是在像馬來西亞這種長年一黨獨大的威權國家之內，官商關係特別緊密，市場上無處不見官僚的有形之手，做買賣的人很難不看權力的臉色。在這種情況底下，掌握一家媒體就是掌握了一道進可攻退可守的政治槓桿，有時候可以放狗出去造勢咬人，有時候又能收回來乖乖搖尾。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神州遍地商機，這種原限一地之內的槓桿作用便有了更精巧更有趣的變化，因為所有身在外頭的華商也都心懷故土，很想參與祖國的建設發展了。比諸香港、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官商勾結程度不一，但又各自精彩的地方；大陸的特點是你既要面對一個更加需要仰仗政治鼻息的營商環境，又不能像你在原居地那樣自主辦報來獲得保護。那該怎麼辦才好呢？ 答案就是回去你原來的地方做媒體，在香港搞好人心回歸的工程，在台灣替祖國的統一大業鋪墊，在海外則協助打造中國文化的軟實力。於是便有了生意在內地做，媒體在境外開的特殊局面。於是也便有了香港本地商人熱衷媒體生意，台灣商人把老報變成仙貝的現象。 同樣是幹這等買賣，眼光手段也有高下之分。有些人真能掌握槓桿原理，懂得以新聞自由和獨立辦報來武裝自己，手下要紀念六四便由他們紀念，手下要揭露內地貪腐黑幕便由他們揭露，正好可以加重砝碼，提高自己的統戰價值和談判本錢。等而下之者，尤其是隔絕了幾十年之後忽見上大人就腿軟的部份台商，則往往獻媚到過頭的地步，連自己在台灣的報紙也不讓多發批評大陸時局的文章，徒然喪失媒體市場上的公信力，也減少了槓桿可以發揮的效果。（槓桿三之二） 梁文道 – 還債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2日 張曉卿雄霸了新加坡之外整個東南亞華文報刊市場，再加上香港的《明報》、《明報周刊》與《亞洲週刊》，本來就有很高的議價能力，可以好好玩一把跨境媒體／資本運作的槓桿遊戲。此所以這麼多年以來，《亞洲週刊》可以在處理香港事務取態保守的同時，對大陸政局卻又保持了一個改革派的角色；另一方面，《明報》中國組則繼續勇進，部份報紙也還守住了一種類似於民主黨的溫和民主派路線。 今天很多人都罵《明報》陰陽怪氣，曾有梁粉之嫌，但是一般香港人可能不曉得，即便是這麼「陰陽怪氣」，《明報》也還是不許入境的敏感刊物。對上大人而言，它根本還不夠「陰陽怪氣」。在一個跨境資本媒體玩家的手下，它能保住起碼的報格，固然是靠報紙自身的傳統與員工集體的努力，但恐怕更是大老闆的自律──反正他有點本錢放手讓下屬編輯自主。不過，當老闆和他身邊的人在內地涉入到更深更凶險的政治牌局時，犯錯的代價可能就是這點本錢了。 甘詒的分析很有道理，薄熙來一事或許便是導致張曉卿鬆動槓桿在香港的這一頭，使它更往上頭傾斜的真正原因。要知道，當年第一個發明「重慶模式」這個概念來吹捧薄熙來政績的就是《亞洲週刊》。那已經是2009年的事了，時隔四年，薄琅璫下獄，曾經為「重慶模式」敲邊鼓的人全都識相消聲，今天終於輪到用《明報》來還債的時候了。 我認識劉進圖很多年了，也知道有不少人批評他個人的政治意見；可是我必須說，他始終是一個信守專業新聞倫理的人。所以去年在爆出「唐宮」事件變相幫了梁振英一把之後，《明報》才能掉轉槍頭揭發梁振英的住宅僭建。像他這樣子的報人，在當前個節骨眼上自然得挪位讓賢，大老闆才能如臂使指地改變《明報》，加入新一輪的整頓香港傳媒大計。所謂的「港視事件」，就算不是今天拿出來轉移視線的煙霧彈，至少也是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香港人也好，台灣人也好，馬來西亞的華人也好，都必須明白在如今這麼多跨境資本運作底下，任何一件導致自身環境變化的事件，背後的遠因其實可能都不在自己這塊地方，而在遠方高層的種種交易和角力之中。（槓桿三之三）

布拉格之春 （一）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捷克人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一场改革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场运动是由捷克作家率先发起的，也是由他们阐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