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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亚上周在东京出席“支持世界维吾尔会议”座谈会，并向会议主持人“奋起日本党”代表平沼纠夫递交10万日元现款，捐给正在募捐购买钓鱼岛的东京都政府。这一举动，引起不少华人的侧目。 世维会自称是代表在新疆和中国国外的维吾尔人利益的国际组织。它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维吾尔人的民主、人权和自由。该组织声称用和平、非暴力和民主的手段来决定维吾尔人的政治未来。北京则认为，世维会是鼓吹分裂祖国的分离组织。 当时，热比亚还表示，如果被掠夺的土地能用金钱买回来，那么希望日本或世界买下新疆。美国之音打电话找到一名参加在东京世维会大会的代表，他既不证实，也不否认热比亚的讲话。 对于热比亚向日本右翼示好，日本舆论反应平淡。世维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在东京举行，热比亚在会上再次连任世维会主席。热比亚说，日本和维吾尔一样，都面临中国的侵略和同化威胁，她呼吁日本和世维会合作。 中国官方媒体援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的话说，热比亚是在故意挑衅中国政府和人民。杨恕说，热比亚号称“维吾尔人母亲”，但她竟然公开宣称愿把新疆像商品一样出售，这是荒唐的。

根据法新社21日周一发自布鲁塞尔的消息，在达赖喇嘛即将于24日周四到访前夕，比利时一个西藏中心当天发现了一个包有白色粉末物质的信封。 报道还说，藏传佛教的云天林（Yeuten Ling）位于距离布鲁塞尔东南大约八十公里处的羽衣（HUY）。云天林藏传佛教中心的一名负责人告诉法新社，目前正在检验白色粉末。在预计23日周三早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之前，中心目前不想做任何评论。 据介绍，建造于1983年的云天林是比利时最大的藏传佛教中心，也是欧洲最重要的藏传佛教中心之一。达赖喇嘛（Tenzin Gyatso）按计划将于24日周四对云天林展开其第五次访问。 相关报道指出，现年76岁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计划周四在云天林对一座寺庙和一座佛像祝福，并以“慈爱”为题，向数千名信徒发表演说。  

陈光诚一家搭乘的UA88航班据信在美国东部时间晚6点15分左右抵达纽约市附近的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但陈光诚夫妇和两个孩子迟迟没有出现，显然他们已经从另外的出口被接走。 在国际航班旅客出口等待陈光诚的有大批媒体记者。很多支持者也聚集在出口，包括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洁.小约翰、前八九学运领袖柴玲和吾尔开希等等。迎候者打出横幅，上面写着“陈光诚你是我们的骄傲，纽约华人华侨欢迎你。” 媒体接到的消息说，陈光诚一行将在曼哈顿与媒体短暂见面，时间大约在7点。现在7点已过，众人正从机场匆忙赶往曼哈顿。

几名中共老党员敦促党内高级干部在秋季十八大召开前公布其个人和家庭财产，以期把可能的腐败分子阻挡在十八大之外。马晓力等三位退休官员，今年二月就此事写信给中共中央，由于得不到回音，日前在互联网上公布了这封信。 这三位上书者是：曾任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的马晓力， 曾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常务副局长的任小彬和曾任中央组织部处长的崔武年。 *财产公开是起码要求* 他们在信中要求十八大代表、十八大中委和候补中委候选人、十八大中纪委候选人以及在十八大上当选的官员，公布个人和家庭的财产状况。他们说，这个要求是起码的和必要的。 但是信发出三个月后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上星期，这些受过中共党内纪律严格训练的老党员，不得不诉诸当今最便捷的信息平台–网络，将此信公开，期盼广大党员和群众助一臂之力，推动实现这个建议。 上网时，他们在信后加了五条附记，希望十八大产生的新的中央对党内高官的腐败问题采取零容忍态度。 他们说，“王立军事件”升级为“薄熙来事件”，再演化成“薄熙来和薄谷开来事件”，尤其刺激了广大普通党员。“我们这个党的高层居然连这种远超于‘天方夜谭’的恶案都能出，那这个党都成什么样子了！” *要把住十八大入门门槛* 上书者表示，彻底铲除腐败，从中共领导机构开始扼杀腐败，已经成了时不我待的当务之举！他们要求中央“死死把住十八大的入门门槛”。 他们建议，对于十八大的新进人选，连自己和家庭财产都不敢公布的，坚决不要提名。他们说，如果连这个“关”都把不了的话，那还真不如回家卖红薯去吧！ 推动高官公布财产的呼声早已有之。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上书者不仅来自中共党内，而且为首者马晓力还属于所谓“太子党”。马晓力的父亲是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认为，这封信很有代表性。他说：“它代表了中共红二代中间希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这部分人。从他们提出的要求来看，我认为也是个最低要求。要求公布财产嘛！” *公布财产条件不具备？* 可是这个最低要求遭到拒绝。有中共官员称，公布财产的条件尚不具备，至少要等到10年之后。目前，中国大部分省区已经在官员不公布财产的情况下召开了党代会，产生了出席十八大的代表。 分析人士认为，薄熙来事件已经给十八大的准备工作带来麻烦，此时再公布财产只能使中共更加头疼。 章立凡说：“现在贪腐是比较普遍的。如果按他们要求的标准，可能就有很多人参加不了党代会或者是已经列入名单的人，可能就会从名单上给拿下来。这就有可能导致这个会开不成。” 但是中共面临巨大压力。最近，《北京日报》在微博上要求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公布财产，遭到网民嘲讽。事实证明，此举给中共高层帮了一个倒忙。 美国驻华使馆很快就在网上把骆家辉早已公布的财产又“晒”了出来。章立凡对此评论说：“我个人认为这也对中共官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我感到，现在民间的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很强烈的要求。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要看未来(中共)核心有没有决心来打破这个。” *“红二代”是个多元群体* 北京独立学者周舵认为，这封信一方面显示体制内还有众多有良知、有理想的共产党员，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的无奈。 他说：“这20多年来，这个体制越来越僵化，缺乏这种跟社会上的不同意见沟通的渠道，就连自己本身是党员都发生了严重的沟通困难。比如，陶斯亮几次当我的面抱怨说，现在的统战部，统什么战啊！不如解散算了。统战嘛！你统的都是跟你立场观点不同的人嘛！现在你找的都是给你吹喇叭，抬轿子的。那发展他们入党不就完了吗！” 周舵说，“太子党”是个很含糊的字眼，不能把“红二代”看成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整体，他们其实是个多元群体。 “红二代”中的改革派公开表示，不能眼看父辈打下的江山葬送在贪官污吏手里。他们为此忧心忡忡，薄熙来事件的发生加剧了他们的担忧。

据金羊网19日的报道，《北京日报》题为《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的文章称，近来，关于食品安全、医患矛盾、建筑质量和官员贪腐等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国内一些媒体热衷于大肆炒作丑闻八褂，专门靠搞猎奇性和煽动性的消息来吸引眼球。文章指出，这些现象的出现，有的是受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观念所蛊惑，有的则是利字当头，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文章认为，中国的媒体要坚持自己的新闻观，要唱响主旋律。 对此，新华社专门负责给中央高层写内参的《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文章《专业舆论有助于消除“吃的恐慌”》回应说，最近有篇文章，将人们对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恐慌情绪归咎于媒体的报道称，媒体让公众在无形中承担了负面新闻和垃圾信息带来的压力,尤其是在揭露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上,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没有协助解决问题, 反而加剧了人们对食品不安全的心理恐慌。但众所周知，大众传媒是人们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越充分，公众对此的认识就越全面。 搞清楚了这一点，如果再把人们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归咎于媒体报道的话，恐怕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文章强调说，直面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很多问题企业最终被整顿就是源于媒体的曝光。当然，相关媒体在扮演好“监督者”和“瞭望者”角色的同时，还应时刻秉持专业、理性、负责、建设性的原则。”力争以准确的信息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帮助消除中国广大民众“吃的恐慌”。 《北京日报》题为《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的文章称， 近来，惹人眼球的一些所谓新闻中，不少是负面报道，在一些媒体的炒作下，似乎中国所有的食品都是有“毒”的，所有的工程项目都是“豆腐渣”，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有问题，似乎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发展前景迷茫黯淡。事实上，这只是个别媒体所营造出的一种错觉。中国的社会本身就很庞杂，现实又很复杂，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但这些问题更多是中国发展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媒体的目光如果老盯着犄角旮旯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恐怕多少版面都报道不完。 一个社会所需的，不是大量负面新闻所暗示出的不安定感，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我们的社会有那么多的好人好事，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的发展成就，可一些媒体就是看不到，或是假装看不到。一直以来，西方的那套新闻理论和新闻观在国内一些人中十分吃香。有的媒体工作者更是言必称西方，将“新闻自由”、“第四权力”等奉为金科玉律。在他们眼中，宣传国家的发展成就就是“虚伪”的，而揭黑唱衰就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实际上，这恰恰是不懂西方新闻观的表现。 在西方两党和多党政治形态中，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为了得到执政机会，大作负面新闻，相互攻讦，造谣抹黑是其惯用伎俩。我们的国情与西方不同，照搬这种“乌贼战术”，极易涣散和分化社会共识，不利于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那些打着“客观报道”的旗号指手画脚的媒体，而是有责任、有担当，真正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媒体。中国当下利益高度分化，冲突对立客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要做的就是站在建设性的立场去纾解矛盾、弥合对立、凝聚共识，而不是揣着利益的目的去围观起哄、煽风点火。 中国的媒体要坚持自己的新闻观，西方的那套东西根本不值得效仿，照抄照搬只会造成无可预料的社会后果，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中国媒体要唱响主旋律，这是由中国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符合中国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中国要发展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必须造就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这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所在，更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文章《专业舆论有助于消除“吃的恐慌”》说，如今时常有人调侃说“不知道现在吃什么是绝对安全的”, 与食品安全报道频现报端确实有一定的关系。然而,若据此认为是媒体报道“加剧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心理恐慌”, 则明显有失偏颇。毕竟,媒体如此频密地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读者高度关注此类信息,另一方面是因为食品生产领域确有太多安全隐患。 在比较媒体过去和现在的食品安全报道时,不少人都容易陷入一种认知误区,觉得十几年前的物质生活虽不如现在丰富,但那时候很少从媒体上看到食品有毒或有害的信息, 人们也无需时时防范食品安全问题。在食品安全问题频现的当下,这种感性认识被很多人所认可,但它实际上可能并不准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十几年前虽然鲜有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但食品安全程度并不一定比现在要高。十几年前的冰棍都是糖精水做的,很多如今被禁用的农药也曾普遍用于瓜果蔬菜生产,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媒体不可能“超越”社会整体认知而对这些问题进行预警。 但随着认识的进步和人们健康要求的提高,这些十几年前被视为“正常”的做法,如今都会被媒体当做“问题”进行报道,进而在社会上引发讨论。由此可见,在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方面,媒体非但没有助涨社会恐慌情绪,反而起到了传播资讯、信息预警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这使得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满足,便于他们将问题食品对自己的损害降到最低。理顺这一点,如果再将人们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归咎于媒体报道,恐怕就难以自圆其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