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纽约客“走西口”——两位美国记者的中国亲历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埃文·奥斯诺搭乘国际航班,从北京直飞香港,再转机东京。此前,他只去过日本三次,对那里知之甚少,也不会说日语。他并不准备报道地震的细节,而是打算写写日本人的精神。 埃文长着一张标准的“美国脸”,高挺的鼻梁,微卷的金黄色头发,淡蓝色眼睛。为了让这张“美国脸”看上去不那么显眼,他特意央求中文老师取了一个中文名:欧逸文——他是美国老牌杂志《纽约客》的驻华记者。 抵达东京后,欧逸文找了一家宾馆。在朋友推荐下,联系上一位乐意充当翻译的日本年轻人,两人立刻进入工作状态。 他们先是拜访了两位政府高级顾问,去他们家中及办公室坐了坐,两位顾问都是救灾和核问题处理的负责人。随后采访了一位激进的民间评论人士,他正号召自己的同胞要求政府公布更多核辐射信息。紧接着,与一位第一时间赶到地震现场的日本记者见面,听他回忆地震发生后的最初几分钟。 天色已经擦黑,剩下的几个小时里,欧逸文来到东京电台广播的播音室,看到主持人正在念短信,纪念只有一周岁的罹难婴儿,他已经有自己的名字了,叫Hikari,主持人说,“所有在这一年出生的宝宝,都带着使命,他们是我们的新一代。”这是欧逸文为数不多的落泪瞬间。 不断有人打进电话,相互温暖,彼此慰藉。“此刻,电台就像某种精神的集会地,痛苦、恐惧,还有希望,全都汇聚在一起。”欧逸文说。 他回忆起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9·11”恐怖袭击时,美国社会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都袒露无遗,但在日本,他看见的全是美好:没有小偷,没有暴动,秩序井然。日本人告诉他,他们的精神信条里,有一条叫“gaman”,意为隐忍。 2011年3月28日,《余震:一个民族不能承受之重》成为当期《纽约客》头条,封面上,樱花被绘制为辐射物警告符号,背景一片漆黑。欧逸文只用10天就完成了“余震”的写作,这是他用时最短的报道之一。通常,在《纽约客》,一篇报道采访需要3个月时间,深度调查则需要6个月甚至更长。 “许多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很愤怒日本过去对于中国的那段历史,但这次经历让我非常惊讶,在吃苦和为更好的生活抗争方面,中国和日本是如此相似。”欧逸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欧逸文(左)深入中国采访,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他希望在与普通人接触中发现真正的中国。2007年,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徒步旅行,路经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泸定县时,在当地的露天餐馆与陌生人边吃面条边聊天。 (受访者/供图/图) “中国通信”,始自熊猫 日本之行前一天,乍暖还寒的北京,欧逸文在黄昏时分结束了一场持续三小时的讲座,眼角流露出些许疲惫,但兴奋依然。他快步走进798艺术区露天的一家咖啡馆坐定,就用标准的普通话张罗着:“老板,两杯拿铁。” 马路上车影重重,不时有摩托车、出租车、私家车交错鸣着喇叭,发出刺耳的声响呼啸而过。他扭头看了看,转而淡然一笑:“以前我觉得难以忍受,现在习惯了,感觉这才是中国,嘈杂,但热火朝天。” 比起日本,欧逸文更了解中国。1996年,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政治学,从历史课本中发现了中国的20世纪,“那太精彩了,像一出戏剧”,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走马灯似的渐次登场。他争取到首都师范大学学习半年汉语的机会,想把书本里抽象的黑白故事涂上色彩。 九年后,欧逸文以《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的身份再次来到北京。2008年,他“转会”《纽约客》,成为这本杂志历史上第二位驻华记者。 欧逸文的前任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叫何伟。“这就跟美国人叫吉姆、鲍勃一样普遍”,何伟笑着耸耸肩。他今年42岁,深棕色的头发,眼袋很深。因为身形魁梧,曾有搭“顺风车”的北方农民问他:“你是内蒙古人吗?” 2007年,何伟与妻子结束了长达11年的中国生活,在美国“内地”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安顿下来。何伟的妻子张彤禾是一位美籍华人,供职于《华尔街日报》,曾因《打工女孩》闻名业界,这是一本讲述东莞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孩们工作、生活的书。他们居住的小镇只有一盏红绿灯,没有麦当劳、大型超市,大多数人一天的工作就是放牛。在那里,何伟开始写作关于中国的纪实作品,并打算集结成书。 何伟把回美国称为“去西方”,这也是他一篇《纽约客》文章的标题,他把这次跨国搬家经历写成了文字。“我在中国太舒服了,开始习惯。习惯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很危险,所以我要去新的地方,接受新的挑战。”何伟说 四年后,何伟和妻子带着他们的成果:一对双胞胎女儿,还有一本新书《寻路中国》来到上海。“寻路”是何伟“中国纪实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另外两部是《江城》和《甲骨文》。 何伟与欧逸文通过几次电话,但彼此从未谋面。欧逸文喜欢笑,何伟常常是严肃的;欧喜欢喝咖啡,何则更愿意喝可乐或者矿泉水。把两人连在一起的是《纽约客》里一个名为“中国通信”的专栏,他们先后成为专栏掌门人。 在《纽约客》八十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度以“备忘录”、“大事记”的面目出现。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纽约客》出现了一篇名为《啊哈!》的文章,说的是中国政府送给美国人的一对大熊猫“玲玲”和“兴兴”大受欢迎,那是“中国形象”第一次变得有血有肉。此后,《纽约客》平均一两年刊出一篇关于中国故事,取名“中国通信”,是记者偶尔探访中国的记录,内容多是揭秘式的,关注的区域也仅限于北京和上海,他们把北京和上海分别比作华盛顿和纽约,把中国称为“红色中国”。 从何伟开始,“因为我碰巧在中国”,于是,《纽约客》有了驻华记者,“中国通信”渐渐变成固定专栏。 “在美国,人们更容易把中国想象成漫画式的角色。”欧逸文说,两大主流的观点常常把中国置于非黑即白的两极,要么会称霸世界,要么是另外一个日本,经历一番高速增长后,最终会停滞不前。《纽约客》则希望能注入一些更加微妙、更有层次感的对于中国的理解。 何伟是《纽约客》第一任驻华记者,他很少写北京、上海,觉得那不是普通的中国。从2001年起,他开始自驾游,几年时间,走了大半个中国,写成了《寻路中国》。 (上海译文出版社/供图/图) 江城:吵闹、繁忙、肮脏、拥挤 “中国人吃狗吗?听说他们会杀死小孩,这是真的吗?”一年前,何伟回美国密苏里州的老家探亲,读小学三年级的侄子一脸害怕地问他,这让他惊讶极了。 “在美国,人们看到关于中国的报道常常是耸人听闻的。”何伟说。他希望能介绍一些普遍人的普通故事。 何伟第一次来中国是1994年,他刚从英国牛津大学硕士毕业,正在计划一次毕业旅行,打算向东走,再回美国。东行计划里原本有俄罗斯,没有中国,有人告诫他,“中国很麻烦,不好玩。”可到了俄罗斯,何伟发现人们总是低着头闷声排队。于是,他改变路线,去了北京。北京街头的人连走路都是意气风发的,他觉得“这地方可能有前途”。 两年后,何伟申请了美国“和平队”,再次来到中国。“和平队”由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1961年签署成立,是旨在为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教育、医疗、环境、商业等服务的志愿者组织。“文革”期间,反美宣传达到高潮时,“和平队”一度被认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员、西方帝国主义的特务。1993年,“和平队”在成都设立了在华项目,为了与历史区隔,中国政府为“和平队”改了一个新名字,叫“美中友好志愿者”。 按规定,每位来华志愿者都要有一个中文名字,领队给彼得·海斯勒取名“何伟”。他与另一位队友亚当被要求到偏远的江边小城涪陵,在涪陵高等师范专科学校(2006年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英语系教英文,一待就是两年。 1990年代的涪陵,街上很少有外国人出没。何伟上街买东西,或去公园练汉语,都会有十几个人围上来,叫他“老外”、“洋鬼子”,看他在做什么。何伟很生气,“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刚到涪陵第一周,学校正举办各种活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一天,何伟穿着旧的灰色T恤和运动短裤,准备与亚当去远足。走到学校操场,赶上了“重走长征路”的16位师生从延安归来。他们穿着白T恤,系着红领巾,分成两排,正接受学校领导的表彰。两人被副校长逮了个正着,拉他们上台为长征者佩戴大红花。“在那样的场合没有穿正装是件愚蠢的事”,何伟觉得尴尬极了。典礼结束后拍照,何伟、亚当与学校最重要的领导一同站在前排,两人光着的腿在一排整齐的长裤中显得格外刺目。 何伟常常把在涪陵的经历和见闻写信给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的导师约翰·麦克菲看。麦克菲是《纽约客》的作者、普利策奖获得者。他看了何伟的故事,觉得很有趣,专程发来一千多字的邮件,建议何伟把在涪陵的两年生活写成一本书。 2000年,何伟完成了《江城》。1990年代的涪陵在他笔下的面目是这样的:“它和中国的其他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 最初,何伟拿着《江城》与不同的出版商频频见面,但都被拒绝了,他们认为这样的书不会有市场。 时隔一年,2001年,知名出版商哈珀·柯林斯看中了《江城》。出人意料的是,《江城》一经推出,卖了15万册,还获得了“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美国图书出版协会评论“它如诗般的语言和朴素的故事……让我们愿意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和灵魂。” 那一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许多美国人发现,身边的“中国制造”突然多了起来,连日常用的毛巾、牙刷、孩子们的玩具,都和中国扯上了关系。他们再也无法对中国视而不见了。 李雪顺是涪陵师专英语系的教授、何伟曾经的同事,他回忆,《江城》出版后,一些外国游客来三峡旅游,途经涪陵都会要求游轮停靠一下,下船去何伟的学校转转,李雪顺碰到的这类游客就有二十多人。 当地政府也听说了《江城》,想知道一个外国人到底写了些什么。李雪顺组织学校十多个同事和学生,花了两个月时间把《江城》翻译了个大概,印了20本给领导们看。领导们看后并不高兴,“这是在说涪陵坏话!”《江城》的中文版出版计划因此搁浅。 何伟驾车南下浙江,准备写写“中国经济的发展”,路遇一个下乡演出的小杂技团。 (受访者/供图/图) 寻路中国:你只需要写你感兴趣的故事 2001年,何伟考取了在中国的驾照,从一家国有租车公司租来一辆国产切诺基吉普车,开始了自驾游中国的计划。这辆吉普贴有“CitySpecial”的标签,意为专供城市使用,不能驶离北京。第一轮自驾游,何伟就违反规定,偷偷开到了河北、山西、内蒙古的农村。 在路上,他遇见了形形色色搭“顺风车”的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从“小地方”来,见过一些世面,即将到更大的地方去,成为别的什么角色。 那时,何伟已经离开涪陵,移居北京,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北京东四十条的一处简陋民居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家。麦克菲建议何伟向《纽约客》投稿,“他告诉我,你只需要写你感兴趣的故事就可以了”。 他在《纽约客》的处女作是一篇名为《老鼠汤》的文章。写的是他在广东一个小村罗岗吃鼠肉的经历。“村里人什么都吃,连龙、凤也不放过。”饭店老板向他解释,吃龙凤的菜叫做“龙凤呈祥”,“猫代替老虎,蛇代替龙,鸡代替凤凰……混合到一块儿,味道好极了。” 第二轮自驾游,何伟租了一辆“捷达”轿车。途经北京郊区怀柔,他无意间撞见了一个叫三岔的村庄,抬头就能看见八达岭、慕田峪长城,他决定租住下来。此后五年,这里成了他北京城以外的第二个家。 魏子淇是何伟的房东,高中文化,是村里读书最多的人。1980年代末高中毕业,离开三岔进了京城,做过电容器、纸板箱厂的工人,也当过保安。在外打了九年工后,回到三岔,做起了生意。先是承包了几亩地,种植核桃、板栗,后来又养起了水蛭,还盘算着利用长城的资源,发展旅游业,盖几间平房,五六个房间,就成了招待所。 何伟把魏子淇一家和三岔村的故事分篇写给了《纽约客》的读者,魏家的生活一点点在他们面前展开,中国的变化就在其中。他很少写北京,也从未写过上海,在他眼里,北京和上海都不是普通的中国。 第三轮自驾游,何伟去了南方。2005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向何伟约稿,写写“中国经济的发展”。他选择了去经济强省浙江找样本。他从当地租车公司租来一辆大众桑塔纳驾车,沿着330国道线行驶,发现了小城丽水,彼时,丽水在浙江省人均收入水平最低,一片乱糟糟的景象,但到处都在盖高楼、建厂房。“就是它了!”何伟决定留下来住上一段时间。 在丽水,他结识了一家胸罩肩带调节环生产厂的大师傅罗守云。靠着多年生产调节环的经验,罗守云成了厂里的“大拿”,2009年,与侄儿合伙开了一家废物循环利用公司,从国外买来垃圾,变成原材料,再卖给中国工厂。 丽水的故事也出现在《纽约客》上,何伟把它化成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人物,定格在“中国通信”上:车间师傅、工厂打工妹、白手起家的小老板。 2007年离开中国之前,何伟的“坐骑”从国产切诺基,换成了“捷达”,直到大众桑塔纳轿车,这三部车陪伴他把中国游了个大半。他把在中国的三轮自驾游经历,分为长城、村庄、工厂三个段落,写进了《寻路中国》。 何伟走后,《纽约客》的“中国通信”出现了短暂的中断。但很快,就有新的面孔填补了空白,他就是欧逸文。 “一定要有点别的东西” 2008年的一天,纽约时代广场4号,《纽约客》办公室,大卫·拉姆雷克给远在北京的欧逸文打了一通越洋电话。大卫是欧逸文的编辑,曾担任《纽约客》驻莫斯科记者。 那时,欧逸文刚“转会”《纽约客》,正为如何展开“复杂的中国故事”而发愁。大卫告诉欧逸文:“现在每天都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新闻,《纽约客》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你只需要跟随你自己的好奇心。”这句话给了欧逸文莫大的支持。 2008年对于中国有特别的意义。这一年,举国上下因北京奥运陷入狂欢,同时,“西藏事件”、“火炬事件”、汶川地震,又为这场狂欢打上了或浓或淡的阴影。欧逸文为这不平静的中国年找了三个“大脚印”:奥运拳击冠军邹市明、“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还有“愤青”。 写拳击手是欧逸文自己的兴趣,“拳击是一项很奇怪的运动,看起来是一个可怜的人,站在台上,与不同的生活抗争。”学生时代,他还曾拍过一部关于拳击手的纪录片。在中国,拳击曾是被禁止的运动,政府认为那是在宣扬暴力。 大卫告诉欧逸文,可以写拳击,但不能只写体育,那不是《纽约客》,拳击手可以写得像诗人或者政客,总之,“一定要有点别的东西在里面”,把他们放到一个更广大的文化背景里面去讨论。 欧逸文决定到邹市明的家乡遵义看看。那时,遵义还没有机场,而贵州是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他发现,“邹市明在遵义很红,人人都在谈论他。”遵义最初因“遵义会议”出名,之后就是邹市明。 邹的妈妈是一位幼儿园老师,她喜欢女孩,从小就把邹市明当女孩养,“我不能说话太大声,不能像其他男孩一样在操场上疯玩。”长大后,邹市明变得不喜欢与人说话,他性格中阳刚的一面一直被压抑着,直到在电视上看到拳击比赛,就立刻着了魔。在他眼里,学拳击能练出一身“男性气概”,还能逃脱母亲的“专制”。 邹妈妈是一位业余的乒乓球高手,对拳击没有概念。她的偶像是1959年获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容国团。那个年代,乒乓球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一种重要手段,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国力的日益强盛。邹市明是80后,到了他这一代,拳击仍然是西方主导的传统体育项目,中国需要有人来实现拳击上的零的突破。“像其他运动员一样,邹的身上悬着一个国家对自我的认知……他很早就接受了自己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的角色,这个角色比他自己重要很多。”欧逸文把邹市明的故事取名《拳击起义》,写到最后,“这个人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只不过碰巧是拳击冠军而已”。 《拳击起义》是欧逸文发表在《纽约客》的第一篇文章,而为他带来广泛声誉的,是一位名叫唐杰的学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欧逸文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发现了一段名为《2008,中国站起来》的视频,开头是毛泽东头像,头上闪着金光,黑色的屏幕上闪出中、英文的毛泽东“语录”:“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接着是一个接一个的热点新闻片段:股市暴跌、西藏事件、巴黎抢夺奥运火炬事件、CNN卡弗蒂粗口事件……视频结束的画面是中国国旗在阳光下飘扬,画外音则是庄严的誓词:“我们将站起来,团结一致,成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这段只有6分钟的视频,播出短短一周,点击率超过了110万次。欧逸文称它“记录了民族主义高涨的情绪”。视频里的那段誓词,成为许多自称捍卫国家荣誉的爱国先锋们的宣言,这个爱国群体被称为“愤青”。 几星期后,欧逸文辗转找到了这段视频的导演唐杰,一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在读博士生,两人相约在复旦的校园门口见面。 “他长着一张娃娃脸,远远就冲我笑着,显得谦谦有礼,当我走下出租车时,他抢着要为我付车费。”初次见面,唐杰留给欧逸文的印象好极了,他以为像唐杰这样的“愤青”应该是愤怒的。 欧逸文前后与唐杰和他的同学们相处了两个半月。他们都是二十来岁,是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并且对学习西方思想兴趣浓厚。唐杰没有入党,他担心属于某个派别会影响到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客观性。 欧逸文与唐杰们就很多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答案常常出乎欧逸文的意料: 为什么学习西方?“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都有这个梦想:向西方学习,走富强之路。”接受人权和民主吗?“我们接受所有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问题是如何实现它。印度人有民主,非洲一些国家也有民主,但他们都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民。” 唐杰来自杭州的一个农村家庭,他成长的过程,享受了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在他初中时,中国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接着是大型超市、网吧的出现。“中国崛起已经不是一个预言了,它是已经摆在大家面前的事实。”欧逸文说。 欧逸文看到的这些“愤青”,大都是拥有高学历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冷静、克制,平时并不愿将“爱国”挂在嘴边。但他们对资讯敏感,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联想收购IBM引来了西方的某种压制,“我们打开了市场,但当我们试图购买你们的公司时,就遇到了政治阻碍,这不公平。”这时,“愤青”们开始以“受害者”自居,“他们需要做点什么来唤起人们的自尊心。”欧逸文说。 但即便在中国的年轻群体内部,对“愤青”抵制家乐福等行为也有争议,欧逸文引用了韩寒在博客中的一段话:“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怎么那么脆弱和表面呢?人家说你是暴民,你就把人家骂一通恨不能打一通,然后说,我们不是暴民。” 欧逸文把唐杰的故事写成了《中国愤青:新一代保守民族主义者》,刊登在北京奥运开幕前夕的《纽约客》“中国通信”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西方描述“愤青”相对客观、透彻的报道。 但在美国,“愤青”一文却遭到了一部分美国人的责难,他们认为欧逸文是在为中国粉饰太平。“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人们现在内心是多么脆弱。”欧逸文笑着说。 欧逸文与何伟一样,喜欢写小人物,他们往往在大事件中扮演角色,具备意义,唐杰就属于此类。与何伟不同的是,欧逸文也关注“大人物”,他写过导演贾樟柯、媒体人胡舒立。他们不只是各自领域的先锋,有时还表达异议。 今年夏天,欧逸文将要结婚了,未婚妻是美国人,在一家中国的教育机构工作。两人租住在北京一处胡同的四合院内,每年回美国一两次。“我不想念美国,反倒是中国,常常让我有种‘乡愁’的感觉。” 欧逸文与何伟的朋友有很多交集,但他们两人却总是擦肩而过。1996年,欧初次来京,何去了涪陵;欧来了《纽约客》,何却回到美国,开始人生下一个段落。因为《寻路中国》出了中文版,何伟回到北京,两人原本受邀联合举办一场讲座,未曾想,日本发生9.0级大地震,欧逸文飞去东京,见面计划再次搁浅。 “这一次,不会再错过了。”3月19日,欧逸文从日本回到北京,他与何伟约好在接下来的一周共进晚餐,两位“纽约客”终于在中国握手了。 何伟的第一本书《江城》中文版也将于2011年底在大陆出版,译者是李雪顺,他也是《寻路中国》的译者。涪陵当地的领导正在考虑将一本小小的《江城》与重庆拍的电视剧《解放大西南》,一同纳入重庆市的“文化精品”工程中去。但他们仍有担心,《江城》虽然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出版许可,“但总署并不审查有没有说涪陵‘坏话’,这本书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今天的中国,绝对不是一道简单的是非题,它远比你看到的、想象到的要更加复杂和多面。”何伟说。 (南方周末实习生蒋潇亦有贡献)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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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大学团干之死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 实习生 徐燕燕 王媛媛 姚永泳 “合肥工业大学的团委副书记陈刚死了,他以决绝的方式,从12楼上“纵身一跃,凛然赴死”。” “他是在竞选团委书记落败后自杀的。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当官的欲望受到了打击之故。但他在遗书中自述,是因为有人设置了种种反常的程序,用不正当手段拉票,才把他排挤走的。” “在熟人眼里,陈刚是一个凡事守原则与底线的人,他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规则去拉票。在妻子眼里,丈夫陈刚并不是一个输不起的人。” 合肥工大团委副书记陈刚。 (资料图片/图) 2011年3月23日13时左右,合肥工业大学团委副书记陈刚跳楼死了。时年34岁。 当“陈刚自杀”的消息传开时,所有熟悉他的人都以为这是愚人节前的一次恶作剧,谁也不会将“自杀”跟合工大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联系在一起。 倒在血泊之中的陈刚面部朝下,双手平放,这个被许多人解读为是“纵身一跃,凛然赴死”的姿势。 前一天的上午,合工大团委书记的竞聘结果出炉,一直被认外界看好的陈刚意外落选。 种种迹象表明,竞选团委书记的失败不过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有着由来已久的郁积与愤怒。 一次志在必得的演讲 这是3月15日,一个普通的早晨,妻子李智慧目送陈刚出门时,听见他一路哼着小曲,去奔赴一场决定他人生命运的演讲答辩。 对于这位没有任何背景的副处级干部来说,演讲几乎是他认为升迁时最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合工大学习工作17年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本科竞选学生会部长,毕业留校当辅导员,后来竞聘校党委组织部秘书,一直到三年前当选团委副书记,陈刚都在演讲环节胜出,最终得以当选。在这次团委书记的选拔中,他以为这套游戏规则依然适用。 今年春节之后的几乎每天晚上,模拟演讲就像西方人饭前的祷告一样,成为这个家庭晚饭后的必备仪式。 只要往狭窄的客厅中央一站,陈刚很容易进入状态:“假如我当上团委书记,我一定会……” 坐在沙发上的妻子李智慧,一边帮他掐时间,一边也会打断他,给出一些建议。妻子甚至模仿合工大校长的拷问,以增强陈刚的现场应变能力。 陈刚11岁丧父,但并没变得自卑沉默,相反,在姐弟三人中,他最外向。 由于在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经常拉他在全校大会上跟同学们讲怎么把成绩搞好,这些无心插柳的举动给了陈刚锻炼口才的绝好机会。 在一次合工大学生会的部长角逐中,跟陈刚同系的一名同学被陈PK掉后很不服气。另外一位同学听了,为陈刚抱不平:“你有什么不服气的?人家口才好,计划性比你强。” 陈刚的同学把陈刚的大学四年称为“苦难的历程”。一到晚上,陈刚的大学同学们在宿舍打牌混日子,陈刚却要等同学们睡觉了才回来。 大多数时候,陈刚不是出去做家教挣生活费,就是呆在学生会。每次开学,他都会从家带一大包的煎饼和咸菜来作伙食。但他从不埋怨,反倒经常给同学们鼓劲儿:“悲观绝望无济于事,要努力,总会有出路的。” 他的一位室友回忆:“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说,你的话比思想教育课有效果。” 他热爱学生会的工作,曾告诉他的姐姐陈芳:“在学生会锻炼是为了工作后可以尽快适应环境,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让别人看得起。” 在陈芳的记忆中,弟弟“从不抱怨命运不公,经常念叨一句话是‘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 陈刚1998年毕业,国家已不再包分配,他成了系里少数几名能留校工作的佼佼者。 周围的同学都看好他出色的工作能力,认为“他天生就是吃这完碗饭的,未来没准能做个副校长”。 此后留校十三年,他几乎很快就适应高校的这套游戏规则,并且如鱼得水。 几乎每一步都有他精心规划的痕迹——在计算机学院做辅导员,就顺带读了个计算机硕士。2008年到团委当了副书记,他就念了个管理学博士,“这样可以运用到行政工作中去。”他曾告诉一位校友。 陈刚的床头一般摆着两类书,一是用来考研、写论文用的工具书,二是毛泽东、李嘉诚这类人物传记,李智慧有时看些文学类的书,还被他取笑说是“太小资情怀”。 自打去年底合工大第四轮中层干部选拔的消息公布以来,所有见到陈刚的人都说,这个职位非他莫属。在同事的印象中,陈刚很受领导器重,点子多。“领导交代他一件事,他不仅想好怎么做,而且马上去做。”他的一位同事说。 摊开陈刚的履历,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个对手:在团委三年中两次年度考核优秀;安徽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去年3月到东南大学挂职学工部副部长,在外人看来更是回来升迁的前奏。 就连这次报名竞选团委书记的时候,他的一位竞争对手陈文恩也说:“我来给你惹事了。” 李智慧回忆,陈刚对这位合工大新校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并不陌生。在2008年团委副书记的选拔中,陈文恩被陈刚击败。 虽然李智慧也偶尔听陈刚提起“陈文恩是校长的人”,但陈刚坚信“组织会任人唯贤”。 3月23日,警方正在勘察合肥工大团委副书记陈刚跳楼自杀的现场。请图片作者联系本报 并不是输不起 在妻子李智慧和同事们的记忆中,每当他们夸陈刚胜利在望的时候,陈刚总是笑呵呵地谦虚起来:“不见得。” 直到陈刚出事之后,妻子李智慧猛地忆起这一幕,才知道这句话颇有意味,陈刚可能一直“无法摆脱三年评不上副高的阴影”。 在李智慧的印象中,去年夏天的第三次竞选副教授职称落败是陈刚最绝望的时候,李智慧至今记得陈刚躺在沙发上失望的表情。 无需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职称、学历依然如紧箍,套在陈刚这类高校行政人员的头上。 在合工大这轮人事竞聘中,除了团委之外,诸如党委学工部长、党委统战部长等党口行政职务,均需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高低与收入挂钩。 一位合工大的老师说,陈刚,一个副处,如果没有副高职称,一个月只能拿到1700元,但如果评上副高就不一样了。 依据以往陈刚愿赌服输的个性,李智慧清楚,丈夫失望的不是输不起,而是游戏规则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一年一个样,让他看不到未来”。 2008年那次,学校破格提拔他入围,最后虽然输了,但他认了。 陈刚是个懂得知足的人。李智慧对女儿管教太严,陈刚常常劝她放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小的时候觉得能当我们村里的电工就很好了。” 第二年输掉是因为领导跟陈刚提前打了招呼:“你们还年轻,能不能先让给年纪大一点的老同志。” 李智慧记得陈刚当时也没什么怨言,心想反正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但到了第三次,胜出者竟然是一个无论学术成果还是工作经历都没有陈刚优秀的女辅导员。 这让同样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李智慧,也很难接受:“我跟陈刚说:照这样的话,没有关系,没有人,到死也评不上。” 知道丈夫天生个性要强,李智慧还是劝他,要不以后也找找关系,但陈刚说他做不来:“我就不相信,做事情的人得不到认可。” 在妻子眼中,陈刚凡事都有原则和底线。 有次跟同学一起去KTV唱歌,陈刚看到有同学还叫了KTV小姐作陪,回来就跟李智慧说:“真恶心,这种人不值得交往。在大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在社会上怎么变成这样了?” 李智慧有时候领口开得大一点,他就说:“你是老师,你不能穿这样。” 混拉拢关系的饭局,陈刚也似乎并不擅长和喜欢。除非是为哪个老师送行或是为学校的事情,一般的应酬他很少参加,都是回家陪妻子。 一些同学聚会上,有同学抱怨工作做得再好领导都不喜欢,有人会出些“人之常情”的点子,比如过节的时候给领导送送礼。但陈刚总是往正道上想:“宁可换着跟领导,也不应该用歪招么。” 陈刚的一位同学认为正是这样的性格导致他“自杀”:“一个遵守规则的人付出那么多,如果没有回报,那他必然会非常沮丧。” 结婚十年,李智慧清楚知道陈刚对学校有着宗教般的信任。 很少喜形于色的陈刚,只要一谈到学校,眼里总会闪出深深的满足。 偶尔,他也会跟妻子抱怨一下学校的风气不好。李智慧就劝他:“你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美好,有些事情,不是你有能力改变的。” 2009年,陈刚第二次竞聘副高失利后,曾听从朋友的建议,想申请到县里挂职做副县长。但后来学校派他去东大挂职的计划,又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今年年初,在安徽省团省委的公开选拔中,陈刚终因准备仓促而落选,但回来后毫无怨言。李智慧认为丈夫其实是个输得起的人,“只要大家都是按着规则来”。 但并非每次选拔都有陈刚跟中的“规则”。在今年3月这轮团委书记的竞选中,陈刚虽然在演讲答辩中又获得第一名,但3月21日,校方意外增加了“群众评议环节”。李智慧回忆,那时陈刚还没有意识到他将落败。 致命的竞选 第二次突然增加的群众评议环节,对于陈刚仍然没有构成太大威胁,靠着在学校17年来积攒下的好人缘,在三位候选人中,陈刚依然获得第一。 3月21日,学校突然增加了选举环节。根据李智慧的回忆,这天中午,学校通知各党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副书记、学工部团委研工部三个单位所有人员,进行划票无记名推荐。 中午,陈刚的手机声此起彼伏,一些私交不错的同事建议他也拉拉票:“你真淡定,你的对手已经把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啦!” 坐在一旁的李智慧目睹了这一切,陈刚挂完电话后相当生气。 李智慧有些紧张,劝他:“你怎么不去打电话?要不我帮你讲。” 但陈刚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他告诉妻子:“徐校长已反复讲了,严禁跑官、要官、拉票。我相信领导会用能干活的人。” 李智慧认为丈夫“太幼稚、太天真了”,但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轮中层干部的选拔涉及近百名副处和处级干部的人事调整,团委书记是竞争更为激烈的提拔。 一个从出生农村、没有背景的大学生,到当选校团委副书记这14年,陈刚PK掉了无数竞争对手。但要想从副处到处级,竞争的形势已不同于往日。 按照中国金字塔形的行政官僚体制,越往上走,竞争愈加激烈,一旦进入正处,下一步将是对别人更大的威胁。 此时的陈刚依然在跟自己的信仰赛跑,但现实将他击倒在地。第三轮无记名投票,陈刚落到了第二。 3月22日,陈文恩被校方宣布当选为新一届合工大团委书记,陈刚落选。 下午,校党委对陈文恩进行民主考评,有领导觉得陈刚心情不好,劝他不要参加,但他还是参加了。并在会上说“支持组织的决定”。 这天下午,陈刚给好朋友刘剑(化名)挂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没有竞聘上。刘剑安慰他“这不是什么坏事,正好可以集中精力弄一下博士论文”。因为忙于工作,陈刚2006年考入合工大管理学院在读博士至今已经5年了都还没有交论文。 在电话里,刘剑没有觉察出陈刚情绪有任何异常,也就挂了。不过事后看来,这是一个求救电话,对于近乎完美主义者的陈刚来说,他的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极限。 遗书里的痛与恨 一些迹象表明,陈刚那天的情绪一直没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在晚上回到家之前,李智慧也并没有感觉他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只是一点点的失望。 李智慧回忆,在说到落选的事时,陈刚才有抱怨:“太不公正了。我真没想到,校长当时在会上讲的那么好,结果还是发生了拉票。” 妻子安慰他,陈刚一阵苦笑:“你告诉我,工大还有没有这样的地方,我去了后,不会有人针对我?排挤我?打压我?” 妻子继续安慰他:“自己内心安全,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陈刚点了点头,似乎听了进去。 躺在床头,妻子甚至用越王勾践、邓小平三上三下的例子劝陈刚。由于受不了学校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合工大辞职下海的人不在少数,李智慧也以他们举例,劝他实在不行,就离开工大。 陈刚的心情好像平复了。他们还聊起了下一步报哪个新的岗位。 第二天早上,陈刚还像往日一样,为妻子和女儿做好了西红柿炒鸡蛋,热了牛奶和馒头。这是他和家人最后的早餐。 位于合工大本埠的逸夫楼是校园内最高的建筑之一,许多学院的办公室都设在这里,离团委所在的楼并不远。 当天下午一点左右,有路过的学生听到一声巨大的闷响,发现陈刚趴在水泥地上,面部朝下,血流满地。有几个十二楼的老师知道了不禁嚎啕大哭。 与陈刚的死一起成为网络事件的,还有他的遗书。这份遗书长达四千多字,题为《为理想中的工大而献身》。遗书抨击了拉票事件,也历数了“工大的帮派林立”和“小金库的黑幕”。 遗书透着他的绝望:“别了,我的工大,别了,万恶的人际关系,别了,徐‘校长’,我继续看着你。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在工大两个行政楼前立个碑,上书:正气凛然,陈刚留。你敢从面前走吗。我要为正工大风气而献身,你们不要学我,团委后来人还要好好干。” “我会让任何一个胡吹乱侃、投机取巧、不认真做事、完全为了做官的人胆寒心惊,成为工大一个传说,我的价值就实现了。” 他还告诫活着的人们:“小人是得罪不起的。” 但事后看来,这是一次“天真的死亡”。校方在第一时间封锁清理的不仅是事发现场,还关闭了合工大的BBS,并删除了合肥论坛所有的相关信息。 事发之后,所有的学生和老师,没有人敢给陈刚的妻子李智慧打电话,相反,在合工大校园碰上,他们唯恐避之不及。 很多人说陈刚是因为当不上官而死,陈刚的仕途其实是顺利的,三十多岁做上副处已不易。这只是个小小的挫折,并非那么不可忍受。但李智慧和一些陈刚生前的好友都反对这种说法。 “他从来不是一个把物质和权力看得很重的人,现在穿的衬衫只有30块钱一件。他想得到的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认可和尊重。但有人玩弄了规则,等整个故事结束时,陈刚发现自己被人当作了陪衬的小丑。所以他死了。”妻子李智慧说。 在网络上,一名自称看着陈刚成长的“合肥工大老同志”追问:“陈刚是目前合肥工业大学中青年官员中少见的既实干同时又有善良品质的人,结果却被逼到这种程度。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最终还是被逼死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李智慧给丈夫选遗像时,很想选一张表情严肃的照片。但却发现陈刚的每张照片都在笑,笑得好像要把周围融化掉。“既然他活着时那样爱笑,那就选张笑得最灿烂的吧。”李智慧指着遗像中的丈夫,泪流满面。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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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BBC中文广播早该关了”

还差55天就70岁的BBC中文广播“突然死亡”了。“这是伦敦,BBC英国广播电台”——这个从二战期间开始播了近七十年的电台中文呼号,从此彻底在电波世界里消失。 北京时间2011年3月25日23:30,坐落于伦敦布什大厦的BBC中文播音室里挤满了中文部的员工,在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音乐声中,他们集体谢幕。 一些老听众表示惋惜,另一些人则说BBC中文广播“对中国一直充满敌意”,“早就该关了”。 在BBC中文部工作长达30年的康艺也认为早就该关掉短波广播了,不过,她的理由显然不同,她认为“国际短波广播是过时的玩意。”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BBC内部管理的混乱也使得其节目“越来越不好听”。“很难想象,1990年代末开始,有将近十年的时间,BBC中文部由一个不懂中文的人掌控管理,这简直是个笑话。”康艺说。 但这并不意味BBC中文的死亡,现任BBC中文总监李文表示,从4月11日起,他们将在BBC中文网上24小时滚动直播,每隔两小时,正点播报新闻,他们还将推出一系列音频节目。 北京时间2011年3月25日23:30,英国广播公司(BBC)结束了长达七十年的中文广播。位于伦敦布什大厦的播音室内,十几名编辑、记者、制作人与中文总监李文(前排中)一起和听众道别。 第一天轰炸利比亚的炸弹=两个中文部一年预算? BBC决定停掉中文广播的消息最早是2011年1月传出的,同批被停的还有俄罗斯语、越南语及对古巴播出的西班牙语等其他六种语言的广播。这并不是BBC头一次大刀阔斧砍掉短波广播,五年前,他们就曾停掉了10个语种的广播节目,其中包括已经有64年历史的泰语节目。 停掉中文节目,只是BBC一系列裁减开支计划的一部分。BBC中文部隶属于其“世界广播服务”(World Service)。2011年,“世界广播服务”的裁减预算削减16%。这一数字意味着“世界广播服务”四分之一的人手——也就是650人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中文部的裁员比例是20%,裁员后,中文部员工人数将从四十多位减为三十多位。李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其他部门比起来,这个比例“不算高”。更幸运的是,中文部留住了“青山”,阿尔巴尼亚语等五个语种甚至被“连锅端”了,这五个部门都将“人间蒸发”。 身为公共机构,BBC几乎每年都不得不面对有关财政预算的质疑,其广播电视部分分为英国国内及“世界广播服务”两大主干,国内部分的财政来源是英国的电视税,而“世界广播服务”的开支则由英国外交部埋单。 “世界广播服务”总裁理查德·山姆布鲁克将关闭中文广播的原因归结于经济低迷。但曾在中文部服务了30年的康艺则对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她看到新闻说,最近,英国轰炸利比亚的炸弹每颗造价50万英镑,第一天投放了12颗,这笔钱相当于中文部一年预算的两倍。 这几年,BBC“世界广播服务”已经开始尝试在国际短波领域“甩包袱”。BBC中文广播的播出信号从伦敦发出,中转到远东地区的短波发射站,传送到中国及东南亚。这些短波发射站的设备、人工开支的预算甚至不低于节目制作成本。据李文介绍,最近几年,BBC陆续关掉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短波发射站,或者采用转包、租用其他发射站的方式节省开支。 2011年1月,BBC停播中文广播的议题在英国国会引发争议。英国外长黑格在接受下议院议员们的质询时解释说:“随着媒体环境变化,广播方式也要改变,虽取消短波广播,但通过提供更丰富的中文网站内容,仍可向中国和5700万海外华人提供资讯。”“现在谁还趴在那儿听短波呢?如果不是还有人到BBC中文网上听节目的话,这几年,中文部的节目也就是自己做给自己听了吧。”在康艺看来,财政吃紧只是表面原因,70年的中文广播走到今天,其实是国际短波广播的尴尬,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链接 BBC于1941年5月19日开始使用短波对远东地区用中文广播,二战的硝烟在欧洲、亚洲蔓延,那是国际短波广播的初始阶段,目的是为了向世界及时传送战时消息。 开办伊始,十几位工作人员大都是从中国战场上逃亡英国的华人,每天播出半小时节目,一半是普通话,一半是粤语。所播消息均由BBC英文新闻翻译而成,播音员来自五湖四海,重庆口音、天津方言的战时新闻就这样传遍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东南亚。 塞在门缝里的纸条 如今年近七旬的康艺在BBC中文部经历了从“冷战”到“全球化”的今天。 康艺生于巴黎,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法国人。1940年代,父亲出任法国驻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她因此来到中国,在北京的法语学校上学。这位“老外”至今可以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能像个正宗老北京一样说“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的童谣。1962年,经过批准,她从“红色中国”去往英国,在伦敦大学担任助教,原本打算留在那里继续教书。一年后,她接到了BBC的邀请,希望她加盟中文部,经过两个月的培训,她成为BBC中文部的节目助理,后来担任节目制作人。1960年代,从“红色中国”到西方国家的人寥寥无几,人们纷纷向她打听中国的情况,她甚至因此上了当时的《每日电讯报》。 1980年代初开始,BBC开始特派记者到中国实地采访,了解变化中的中国,中文、英文、法文都很好的康艺成为最佳人选之一。她曾在1986年代陪同英国女王访华,作为随行记者到中国进行采访。三十年间,她采访过曹禺、英若诚等人。 “那时候加盟BBC,英国军事情报六处(MI6)还会调查你的身份,看你是不是间谍。”康艺说,这一做法源于二战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而在战争期间,播音室会有一个神秘的人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就是监督播音员会不会乱说话。一旦有人乱说话,这个神秘人就会立即切断信号。康艺说,神秘人在1960年代的BBC播音室还出现过一阵子,但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听得懂播音员在说什么。据她所知,曾有一任神秘人就是附近教堂的神职人员,那个人只是在中国传过教。 在康艺看来,冷战时期,各国的国际短波广播自然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那就是一种宣传(Propaganda)。战后的英语世界里,Propaganda这个词还没有如今这么负面,但确实就是要向对方阵营宣传自己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1960年代的BBC中文节目延续了战时传统,每天只播出半小时,先是新闻播报,新闻均来源于“世界广播服务”的英文新闻,中文部只需按照自己的重点进行挑选与翻译。那段时期,美苏对峙、古巴危机、越南战争是中文部新闻报道的重心。新闻过后,是简短的专题节目,以介绍英国政治、社会、文化为主。 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一张“塞在门缝里的纸条”,让BBC成了全球最早播发这一特大新闻的媒体,这也归功于BBC中文部。  那时已经有英国报纸在北京派驻了记者。10月的一天晚上,英国一家报纸的记者回到驻地时,发现门缝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泽东夫人被捕,‘四人帮’被粉碎”的字样。这位记者无比震惊,迅速与总部取得联系。这消息肯定会震惊全世界,但苦于没有核实渠道,不敢刊发。BBC中文部辗转得知这一消息,他们结合英文报纸及中国官方媒体那段时间的动向,初步判断这条消息很可能是真的。他们又电话询问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大使馆工作人员给了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答复。于是,BBC决定第一时间播发这条消息,并慎重地使用了“可能”、“有迹象表明”等字眼。消息播出后,引起全球震惊。 1978年的一天,BBC收到了第一封来自中国内地的听众来信,写信的是一位英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北京外语学院教书,1930年代末就因信仰共产主义来到中国,1940年代后期开始定居在北京。他叫大卫·克鲁克,来信中,他报告了在北京收听BBC中文广播及世界广播的效果。康艺记得,那天,他们把克鲁克的信复印了好几份,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 大卫·克鲁克的儿子保罗·克鲁克长在北京。1980年代,回到英国的保罗·克鲁克机缘巧合加盟了BBC中文部,以鸿冈的名字主持过《你问我答》、《英国流行榜》等节目。2011年夏天,鸿冈即将退休,离开他工作了二十余年的中文部。他的父亲几年前在北京去世,母亲如今依然生活在北京。最近这些年,鸿冈一直辗转于北京、伦敦两地。 1990年代初,康艺接手了《听众信箱》节目,这个节目从BBC中文广播开播起就一直存在,专门回答听众在来信中提出的各类问题。 康艺说,最初,中国听众的来信措辞谨小慎微,个别听众在提出学习英语的有关问题后,顺带提一些与英国政治、社会、文化有关的问题。“几年后,人们胆子才大了起来,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一位天津听众曾写信给她,诉说装电话难的问题,希望BBC能帮忙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帮他装上电话。还有一位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的人,说自己曾与她一起在一家北京法国学校读书,希望康艺能证明自己不是特务。 “我怎么可能证明她不是特务?”康艺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大笑起来。 康艺认为,一直以来,“听众信箱”过于严肃,涉及的大都是与英国工业、农业发展有关的“大问题”,她提出对这个节目进行改造,让更多五花八门的问题都能在这里得到解答。有一次,她收到了一位中国听众的来信,讲述他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苦恼。于是,康艺查找资料,在节目里介绍了英国同性恋的生存状态。“我想让他们知道,和他们一样的人有很多,无论中国还是英国,他不应该为此感到羞耻。”康艺没料到的是,那期节目播出后,她收到了一大批中国同性恋者的来信,有听众说听完节目就哭了,因为第一次有人告诉自己同性恋不是一种罪。 执掌“听众信箱”期间,在听众的建议下,康艺还为他们成为笔友提供了平台。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让中国不同地区的听众之间建立联系,互通信件,成为笔友。 但到退休前的1990年代末期,康艺每天只能收到十几封甚至几封听众来信。各个语种的国际短波广播有着与中文部类似的遭遇,BBC不得关闭了专门处理全球各地听众来信的部门。 1979年,中国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代表团出访英国,到BBC中文部所在地伦敦布什大厦参观访问。 (资料图片) BBC“复制粘贴”新华社? “现在BBC中文节目新闻立场有偏向性,而且飘忽不定,节目枯燥,有些主持人打官腔,废话连篇。”退休九年来,康艺一直关注着BBC中文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她对近十年来的BBC中文部提出了批评。 1970年代,康艺与两位同事共事,他们都来自香港,在伦敦读书。其中一位充满书卷气,每天不声不响在办公桌前翻译电讯或编辑稿件,他叫董桥。康艺回忆,也许是因为他曾在台湾读书,所以,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播报新闻时也吐字清晰。另一位同事在粤语节目组主持广东话节目,此人思维敏捷活跃,名叫曹捷,后以“陶杰”的名字成为香港第一劲笔。每天英文电讯稿送来后,别人早早就开始进行翻译了,可陶杰却不紧不慢。距离开播只有十几分钟时,抄起英文稿迅速翻译,然后拿着翻好的新闻就去播音室了。“关键在于,他翻译得还特别准确,几乎没有什么错。”康艺与陶杰失去联系多年,如今却经常上网去看陶杰在香港报纸上的专栏文章。 1970年代末之前,BBC中文部的员工基本上都来自香港、台湾、东南亚。到1990年代,其人员构成迅速变化,随着老员工离职或退休,来自中国内地的员工激增。 康艺听同事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位BBC的中文记者曾在直播前拿着新闻稿到餐厅吃饭,吃着吃着竟然忘了直播时间,技术人员一看没人播新闻了,只得用录好的其他专题节目替代,可就这样,依然可以蒙混过关。“反正那个不懂中文的头儿不会去听节目,就算听了,也不知道里面在说什么。”康艺的语气夹杂着一丝无奈。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康艺发现BBC的中文新闻出现了“复制粘贴”的现象,无论在中文网上还是广播节目里,有些新闻直接照抄中国新华社文稿,“复制粘贴”后,套上一个英国媒体模样的标题,就这么发了出去。 李文从2009年7月开始担任BBC中文总监一职,他生长于天津,十几岁随父母移民到香港,原本学习金融,1991年报考BBC中文部被录用,担任过编辑、记者,后来常驻香港3年多,为BBC拓展中国内地市场,与内地媒体机构进行各种合作。 李文也是BBC中文广播七十年历史中第一位华人主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并未听说过他的前任不懂中文的事情,他也不知道有人偷懒粘贴复制新华社新闻的事情。 李文用“尽可能呈现不同观点”来描述BBC的理念。“西方国家轰炸利比亚,我们就会把各方观点在节目里呈现出来。支持的、反对的声音,都有。”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是主持人自己的观点,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必须强调那并不代表BBC的立场。”康艺记得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她如实告诉听众自己的看法,她本人不喜欢撒切尔夫人,因为这位新首相偷孩子们的牛奶——撒切尔夫人执政后,英国政府取消了英国学校给学生提供的免费牛奶。康艺在节目里说,一瓶牛奶对英国的富裕家庭可能不算什么,但英国也有不少穷人,对他们的孩子来说,那可是至关重要的。 不管怎样,BBC中文广播的结束,也引来部分中国听众的“交口称赞”,在BBC中文网的留言中,有部分听众留言表示,这家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电台终于闭嘴了。 康艺认为,冷战期间“敌台”的“敌”源于意识形态的敌对状态。而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之间的墙并未真正倒塌,最近几年的一大变化是,一些中国听众指责BBC预设立场,对中国好的一面视而不见,专门报道坏的一面。 1992年加盟BBC的聂伟亮来自北京,曾在1999年参与BBC中文网的创办。十几年来,他曾接待过不少到伦敦访问的中国人,作为公众媒体,BBC对公众开放参观,中文部的当班编辑有时也会当起接待员。曾有不少中国听众问聂伟亮:“作为中国人,报道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你不难过吗?”更有一些听众到网上留言,说他们是在舔英国人的屁股。 不过,令聂伟亮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接待一位中国地方官员,聂伟亮问,为什么采访中国各级官员就那么难?这位官员回答说,一些政府官员的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但中国在进步,他本人十分欢迎不同国家的记者能客观报道中国。 今年已经69岁的康艺目前住在伦敦西北的一所住宅里,对Twitter、Facebook这类新玩意了如指掌,甚至还是Twitter上的活跃人物。3月底,她对自己的住宅进行翻修,在储藏室里翻出了不少当年的听众来信及节目录音,那些来信已经发黄了,那些磁带有的甚至已经发霉了。“短波已经成为过去,我有时候会怀念它,可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了。”康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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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一直在分房,从来没违规 中央部委低价分房的“政策口子”

直到网络上出现关于“商务部低价售房”的帖子,饶灵才知道,自己供职了5年多的单位,终于又“分房”了。 爆料的网帖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低价售房的地点和价格,还附上了商务部经济适用房建设办公室的两份文件影印件的照片。 这栋现在备受关注的房子是一幢灰白色的6层板楼,地址标牌为“和平街14区10号”,窝在和平街14区的十几幢老旧的红色砖混居民楼之中,独栋独院。 10号院地处北京市的北二环和北三环中间,周围没有新建小区,砖混老楼的二手房价格每平方米3万元起。而流传的影印件上标明,内部售房的价格只有6900元,价差4倍以上。 一年以来,这已经是第三次中央部委分房通过网络被曝光。 2010年4月,一网友将其在农业部工作的同学分配限价房的相关文件公布在网络论坛上,位于东四环外的3栋近800套限价房定向销售给农业部职工,价格在6500元上下,是周边房价的1/3。 4个月后,又有网友发现,在2010年8月9日海淀区公布的限价商品房审核公示的名单中,170余名申请人齐刷刷的都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人员。前两次还都是集体申购限价房,这一次,干脆爆出了低价售房的方案。 分房的事暂时搁置下来了——这是饶灵对“低价分房”风波最新的了解,“即使不搁置,跟我也没啥关系。只有50多套,而我们部里还有600多人没分过。” 部委机关的“经济适用房” “在建房分房的数量和频率上,商务部在各中央部委中并不出挑,甚至算得上“保守”。” 对于和平里14区10号院的真实身份,商务部尚未公开否认或承认。不过,在北京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2007年11月的一项招标工程就叫“商务部和平街14区10号院职工住宅项目”,招标单位是“商务部财务司”,建筑面积5455.9平方米,预计合同金额1600万元。 按照这份招标合同计算,10号院的建设成本每平方米近3000元,即便在北京的建筑市场上,也属上乘。 而根据商务部官方网站上刊载的内容,早在2005年,商务部在二里沟地区的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就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焦焕成评价为“样板房”,焦局长还赞赏说,国管局住宅中心搞的建设项目从施工进度、施工质量和建筑设计上均比不上商务部的。 无论和平街,还是二里沟,都是中央各部委职工住宅楼的聚集地。综合近年来媒体报道,和平街有人保部、煤炭部、财政部,而二里沟因为地处西二环和西三环之间,邻近月坛各大部委机关办公地,亦有不少部委职工宿舍楼或家属楼。 事实上,除了质量上乘,在建房分房的数量和频率上,商务部在各中央部委中并不出挑,甚至算得上“保守”。在饶灵的印象中,商务部上一次规模较大的分房还是在2003年,之后就都是小范围的旧房改造或是用小块的自有土地零散建的经济适用房,这一次也就只有一栋五十多套房子。“排队到我,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在统筹主管中央各部委机关住房问题的国管局官方网站上,南方周末记者找到了2005年和2006年两年的该局房改办的工作总结。其中2005年售出2457套旧公有住房或经济适用房,均按照房改成本价或经济适用房价格出售;2006年共审核批复69个单位按房改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48个单位按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出售旧公有住房,13个单位新建经济适用住房,10个单位的新建职工住宅预售方案。配合房地产管理司共审核批复在京中央单位共21个利用自用土地建设职工住宅项目。 其中,2005年国管局共审核批复国家食品监督管理局等39家单位房改售房620套,北京冶金医院等13个单位出售利用自用土地建设经济适用住房1475套,国家行政学院等10个单位出售部级干部住房362套;2006年共审核批复84个单位按房改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2347套,48个单位按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出售旧公有住房2106套,13个单位出售新建经济适用住房5133套。 但2007年之后,该数据和工作总结都未再做公开。 网帖所指的北京和平里10号院,周边住房售价每平方3万起。 (南方周末记者 王小乔/图) 政策的口子一直开着 ““在一定时期内,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可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并不像公众天然想象的那样,是无法可循的违规动作。 在商务部经济适用房建设办公室发布的《〈商务部职工住宅内部销售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拟售房基准价格为6900元/平方米,价格经国管局认可的房地产评估公司测定;而国管局房改办的工作总结中也将内部售房分成了按房改售房、按经济适用房价格出售新建或旧有住房。 无论是房子的产权、价格怎么定、老房子怎么卖、新购房怎么贷款,在2005年5月21日发布的《关于完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制度的若干意见》及其后续配套文件中都有明确规定。 该文件由国管局会同财政部、住建部制定。其中明确提出要多渠道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原则上”,领取住房补贴后应该通过市场购买普通商品住房;但“一定时期内”,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可利用危旧房改造等方式,统一组织建设一定规模的中央国家机关职工住宅。 这份2005年发布的文件,也还不是公务员福利房回潮的始作俑者。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指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但就在这份标志着实物分房时代结束的通知中,还有如下表述:“在一定时期内,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可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 1999年,国务院又针对公务员人群专门下发了《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也有同样的表述。 回到最初留有政策口子的1998年,让失去了免费分房福利的公务员用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买房,甚至按更低的建筑成本价买房,都不会在公众中掀起多大的波澜,因为当年的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价格相差无几;“若干意见”发布的2005年,价差也不过在1倍上下;但时至今日,文件中的一句“原则上按实际建造成本向职工出售”,导致中央部委公务员分房所能享受的价差已到三倍甚至四五倍。 换句话说,公务员低价分房的政策口子,一直开在那里,也从未停止执行。 (按照采访对象要求,饶灵为化名) 相关日志 2010/08/29 — 北京保障房已成为公务员享受公权的通道 (0) 2010/08/10 — 国家公务员生活好艰难,全都要申请经济适用房 (0) 2011/03/29 — 中国商务部被指带头腐败 内部违规建房低价分配 (0) 2011/03/23 — 保障房的租值将如何耗散? (0) 2011/03/12 — 何清涟:为何推不开官员财产公开这扇大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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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资深评论人笑蜀也被逼解职

最近,一贯主张温和批评声音的《南方周末》资深评论人笑蜀也被逼解职「放两年学术假」,说明大陆媒体面临越来越严酷的压制。 在28号凌晨2点多,笑蜀通过新浪微博发布消息,肯定了他「放两年学术假」的消息属实。笑蜀的朋友在微博上说,两个月前,在前《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被炒的那一刻,已预料到下一个就是他了。 笑蜀被「放学术假」的消息在大陆中文媒体圈里引起了强烈震动。截止28号中午,有400多人在笑蜀相关微博上留言,《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社科院学者于建嵘等人都表达了惋惜与支持。 网友认为,尽管笑蜀执迷于企图「感动政府」的中道、理性,但当局仍然把他当做异端,长平和笑蜀的下场,告诉一切热爱民主自由的文人,不要对中共再抱有幻想了! 49岁的笑蜀长期任职《南方周末》,早年主编的《民主的先声》一书,因为讥讽中共,马上遭到中宣部直接封杀。他还在《南方周末》的“方舟评论”发表大量文章批评时政,在网上关注维权热点事件,倡导「围观就是力量」。 资深评论人笑蜀:「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甚至包括公益慈善从业的本人,都需要一次全面的彻底的启蒙。」 近期,大陆媒体進入严冬时期,媒体人被打压,接连发生了《成都商报》记者龙灿,《时代周报》评论版编辑彭晓芸,以及资深媒体人长平等一系列「被辞职」事件。 此外,本月25号,四川作家刘贤斌被判囚 10年,另一位四川作家冉云飞也被检察院批准逮捕。他们两人被检控的罪名都是「煽动颠覆国家罪」。 据《美国之音》报导,3月29号,澳大利亚外交官要求中共当局提供有关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的信息。悉尼媒体报导说,杨恒均在中国广州失踪,猜测他可能遭到拘押。 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压,媒体人是怎么看的呢? 长平3月27号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金尧如新闻自由奖颁奖礼暨研讨会。他认为,现在是中国最恐怖的年代,敢说话的人少了,而互联网公司为保生存,也配合着政府的收紧政策。 长平呼吁,每个人应该继续说话,即使说的是閒话、生活琐事,就像黑夜走路时,可以用唱歌来壮胆一样。 研讨会的参与者都相信,现在的恐怖气氛是暂时性的,甚至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而要冲破黑暗,互联网等科技还是次要的,靠的是人的意志 相关日志 2011/02/22 — 莫之许:北京整顿南方报业显示:僵尸体制无法自救 (0) 2010/09/14 — 博讯:揭秘《光明日报》与《南方日报》较量内幕:下面搞不清胡温到底要干什么 (0) 2010/06/02 — 最近出版的《南方都市报》B16版儿童画特刊上究竟出现了什么? (0) 2009/11/23 — 南方周末专访奥巴马 半版天窗抗议稿件被和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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