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实习生 郑李     2011-03-17         3月11日，日本广播协会（NHK）对海啸进行了现场直播。直升机航拍的镜头中，海啸巨浪冲向陆地，震撼的画面使人们几乎忘记这是一档新闻节目。 　　地震、海啸、核泄漏危机接踵而来。这时如果你是一个普通日本国民，只要你将电视锁定在NHK，打开雅虎日本和推特的网页，各种关于破坏、死亡、救援、致歉和危机的信息洪流会迅速将你裹挟其中。当然，无孔不入的广播、报纸也不能忽略。 　　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面对震撼的灾难，日本媒体表现得尤其平静：没有眼泪，没有生离死别，没有背景音乐。 　　那日本媒体有什么呢？为什么它们不约而同，选择了这样的报道风格？ 　 地震发生后，日本电视台的播音员在主持节目时，戴上了安全帽。 （东方IC/图） 　 哀而不伤 　　“我从来没有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什么‘感人’的画面。”旅日专栏作家唐辛子在博客中写道，“我只看到不断报道还有多少人需要救援，死亡人数又增加了多少，专家分析和官方发言人讲话，偶尔电视里会出现采访受灾者的镜头，但大都是安坐在避难所的避难者，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我们还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快些得到周围的信息……” 　　尽管在灾难最初发生时，偶尔也能发现主播和前方记者的声音略有些颤抖，但残忍的死亡、失态的呼号或过度的泪水、昏厥则从未被呈现。“这种风格使得观众没有大的情感波动，更加没有恐惧和逃避，再加上信息非常及时透明，人心才能迅速得以稳定。”长期在日本工作生活的媒体人陈言说。 　　即便是东京电力公司工作人员超时工作受到核辐射伤害，《朝日新闻》也没有报道其的“英雄献身”，只是表示关注其健康，并引用厚生劳动省责令该公司改过的发言。 　　这样的报道风格并非自然形成。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报道中，日本媒体“大量航拍扭曲断裂的高速公路、居民区一片火海，灾难片一般的残酷画面在很大程度上定格为人们的灾难记忆”。日本问题专家刘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普通的救灾场景、基本的灾难信息反倒被忽视，这样的媒体伦理问题事后遭到日本国民反感而被大量批评，我想这次地震后日本的媒体多少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现今的媒体报道中，即便受难者家属接受访问，也很少被拍摄到面孔，很多受访儿童更是只露出了背影或鞋子。“我们现在更多地注意了，不能侵犯受访者的基本人权。”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盐则英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灾民过多地被采访，不断有麦克风放在他的面前，可能对他是另外一种伤害。毕竟，受灾的样子是不好看的。” 　　“一个刚刚被救出来的小女孩，衣服是破破烂烂的，还被抬着的时候，就有摄像机来拍她，把话筒放在她跟前，让她说什么呢？她不得不说感谢谁谁谁吧。”盐则英一说。 　　至于日本国民灾后表现出的有序和镇定，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则基本被一笔带过。 　　日本民族主义者聚集的网站2nn　.jp翻译了一篇《环球时报》的报道《震级创下日本历史纪录，日本人冷静处理让世界感慨》。不过，大部分日本网民表现出困惑不解，“这不都是常识吗？”有人留言，还有人干脆说：“日本人的礼节礼仪？这不过是孔子理论的实践而已。” 　　盐则英一表示，随着救灾过程日益深入，可能电视上也会出现略微煽情的画面，“但新闻节目肯定不会加背景音乐来打动人，这在日本是不能想象的”。 　　 “暂无时间骂人” 　　3月11日，地震发生当天，上午日本各大媒体的版面基本都在批评菅直人的政治献金丑闻。菅直人被曝收受在日韩国人104万日元政治献金，而此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刚刚因为相似原因辞职。支持率连续降低的菅直人原本正在面临巨大的政治信用风波。 　　但地震发生后，所有的日本媒体，包括左翼右翼的不同派系，立即放下了对菅直人内阁的政治追责，全力报道地震灾情。 　　“地震后，大家像是都有了默契的氛围，也许是因为大家没有时间去骂人了，必须首先应对地震。”盐则英一说，“现在媒体主要还是支持政府的，但过一段时间一定会反思菅直人内阁救灾处理是否得当，追究责任。” 　　日本首相官邸成立了救灾对策本部，首相菅直人担任部长。“媒体往往对准菅直人与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等待政府消息发布，这是因为此时的菅直人是救灾对策本部的最高责任者。”刘柠说，“其他官员基本上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没有什么炒作行为，这也是他们爱惜名誉的表现。” 　　但随着核泄漏危机进一步恶化，对菅直人内阁的指责渐渐显现。3月15日的《朝日新闻》发表文章，尽管报道了菅直人“我们绝对不会临危撤退”的决心，还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核电站事故增加，对应不足，政权的危机管理能力透露不足”、“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和事态把握的状况依然比较混乱”。 　　当然媒体更多地还是首先把矛头对准东京电力公司。东海大学华人教授叶千荣在微博上记录了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藤本孝等六名干部鞠躬谢罪的场景： 　　记者厉声逼问：“三号机组会不会堆心融解？！”藤本回答：“目前尚不清楚。”记者吼道：“把话说清楚了！到底会不会！别含混言辞！”他答：“情况是严峻的。” 　　至于灾害中常见的企业和个人捐款，日本媒体则一律不予报道。NHK驻北京记者北川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日本从来看不到企业家们拿写着捐赠数额的牌子在镜头前亮相的场景。“我们不会办类似的仪式。”北川熏说，“如果他们真的只是想捐钱，那么偷偷地捐钱也一样可以达到目的；如果他们想起一点广告宣传的作用，要么可以把消息挂在自己的网站上，要么可以在报纸上买广告版面公布——广告行为用广告版面是最好的。”“在这样紧急的灾后报道中，国民需要的信息才是我们要报道的。”北川熏进一步指出，“NHK是公共电视台而非国家电视台，也就是说，我们考虑最多的就是国民，最怕失去的也是国民。” 　　事实上，NHK不仅服务日本人。震灾后第一时间，NHK就用包括中文在内的5种语言播出灾情报告，向在日本的外国人提示避难信息。 　　 71页灾情报告 　　只要略有震感，很多日本人的自然反应便是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通常30秒内，地震速报就可也可以告诉人们何处发生地震；随后大约2分钟内，更加详细的报告便会披露具体震源、震级、离地表距离和受灾地区破坏情况等。 　　媒体人陈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广播在日本灾害报道中也担负着巨大功用。“救生包里除了水、手电、饼干、糖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收音机。收音机电池常常可以维系几十小时，被困的灾民可以不间断地收听救灾信息，躲避进一步灾害，提前得知救援队伍的行进。”陈言说。 　　此外，网络媒体在地震后发挥了新的巨大作用。谷歌在震后立即开始提供各地避难所的地图，并且很快成立寻人与报平安的网页。政府部门也纷纷利用网络发布信息：首相官邸网页上开设了“东北地方太平洋地震应对”专栏，总务省在网上公布各地的消防局和消防队收集汇总的灾情，交通省在线公布了长达71页的灾情报告，消防厅甚至专门开设灾情微博，随时提供灾情信息交流。 　　更多的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网民都利用微博、博客或社交网站大量发布灾情信息。日本流行歌坛天后级人物滨崎步在地震后14个小时内就发了143条微博，用日、中、英、法等多国语言介绍地震救援实况。 　　因为信息略显迟滞，《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发行量超千万的报纸越来越多地在与新兴媒体的比拼中落后了，但随着震灾报道的深入，有效信息不断累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综合报道愈来愈显示出自信。仅仅共同社就有约140名记者在地震灾区进行报道。 　　日本政府对外国记者的报道也持鼓励态度。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截至3月15日，日本驻华使领馆已经发放了超过60个签证给中国记者赴日采访，并且所有的签证均通过特殊简化手续签发，基本都是当天申请当天领取。 　　“面对这样的大型灾难，报道更需要综合力量，高成本，大量人力投入才能够进行。”盐则英一说，“我们可以做出最好的新闻。”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56398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南方周末》为捍卫法治向外交部呛声 2011年3月6日第三次茉莉花聚会日，北京王府井麦当劳旁几名外国人受警察盘问。 图片/北京网友惠赠 作者 凯文 自2月下旬以来，中国警方为阻止外媒采访北京闹市区聚集事件而采取强硬手段，引发记者广泛抗议。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更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引发舆论哗然。3月17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发表评论，题为“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不指名地回击姜瑜言论。 在外交部3月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姜瑜和在场外国记者因采访待遇受阻问题发生激烈交锋。有记者质问关于采访条件的537号令是否已经失效，并追问究竟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姜瑜含混而强硬地回答称，“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姜瑜的相关言论引发中外舆论哗然。在3月17日《南方周末》的“方舟评论”栏目中，曾代理重庆“李庄案”的著名律师陈有西作为特约评论员，发表题为“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的评论，不指名地回击了姜瑜言论。 在评论中，陈有西隐晦地指称“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令人侧目，也令人深感法治转型的艰难。”他进一步分析称，这种言论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的法律体系只是一个口号和装饰品，可以选择性适用。 针对姜瑜的言论，陈有西明确表示，法律应当公正而无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即使是罪犯也不例外。 就近年来法律界出现的“法治倒退”悲观情绪，陈有西不置可否地称，法治是否真的倒退，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的倒退，则是事实。他进一步指出，诸如“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等雷人话语层出不穷，“展现了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

“文革”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甚至堂堂宪法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很大程度上是吸取这一惨痛教训，改革三十年既是经济改革的三十年，也是法制建设突飞猛进的三十年，法律条文迄今大致完备，无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惟此，今年“两会”中，吴邦国委员长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如何从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转型，即如何从法制向法治转型，则是新时期朝野达成共识的攻坚目标。 这一新时期的重点，已经是以法律规范公权力。以法治国，重在以法治官，以法治权。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法治思想的交锋也变得复杂起来，也有一些不和谐音符。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就跟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侧目，也令人深感向法治转型的艰难。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只是一时口误，但表现出的某些官员的潜意识，则令人担忧。它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的法律体系只是一个口号和装饰品，可以选择性适用。政府需要法律时，法律就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觉得法律碍手碍脚时，可以弃如敝屣。即法律是单向的，只用来约束百姓，而不是用来约束公权力的。如果这样把法律道具化，显然，当事人眼里的法律已无任何神圣性可言，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任何敬畏，而只有功利性地利用法律。 这也就不难理解，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在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的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近日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同样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抛弃的人治观念。善法之治中的法治，法治就不再是手段，而是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人也无法抛弃的生活方法。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一句话，只有当对法律的信仰能够深入官员的骨髓，能够在官员心中生根，法治才可能在我们国家生根，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法律必须神圣，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即便是罪犯，其基本权利我们的国家法律也是一体保护的。即使追究其刑责，也是依照法律框架进行的；追究的工具、保护的工具，都是已经设定的法律，而不是让相关法律靠边站。一种行为，只要是符合法律的，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都不能用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法治是否真的倒退，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的倒退，则是事实。不止是无视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两会”宏旨而扬言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是冲口而出：诸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诸如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诸如“与政府作对就是恶”，诸如“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了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前途是光明的，但现实也是严峻的。要想把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治，要想向法治体系顺利转型，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是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的确如周光权委员所称，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律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才能让整个国家按规则有序地运行，也才能让每个人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法治国家，法律至上，刘少奇主席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相关日志 2010/06/05 — “青天大老爷”带不来真正的公平正义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