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我并不觉得逃走比适应体制更加英勇，我只是恰好热爱想象胜过现实。单是从体制中逃脱这一概念就浪漫得让人想入非非：再不会有一个声音在耳边精确地预报 “明年该申请商学院了”、“两个月后你预期可以升职”。这种对生活无穷无尽的剧透只能让所有人的发迹线都以同样的曲率往后倒退，只能让所有的婚戒都用同一克拉数度量，只能把所有的住所归入同一邮编，只能把所有人埋进同一座墓场，而所有的墓碑上早已规定好了墓志铭……” 一、重 进investment banking不难，只要读 Vault Guide to Finance Interviews , 上 Mergers & Inquisitions 网站，上 Wall Street Oasis 论坛（把它当作金融界的CUUS），面试前背两个近期的M&A实例。 进sales and trading不难，除了读 Vault Guide to Finance Interviews 和上 Wall Street Oasis 论坛外，面试前背两个冷门股票的数据和推荐原因，面试前三天开始看华尔街日报，面试当天早晨记大盘指数。 进quant或quantitative trading不难，只要读 Heard on the Street 和 A Practical Guide to Quantitative Finance Interviews , 上 Wilmott 论坛。虽然大公司如Citadel, D.E. Shaw, Jane  Street面试题几乎无重复的可能，许多小型prop trading 公司面试题一百年不变，面试前搜索 “XX Firm Interview Question” 经常有意外惊喜。 进management consulting不难，只要读 Case in Point ，上 Management Consulted 网站，以及Rice University的 这个网站 。 进economic consulting不难，除了读 Case in Point 外，只要复习计量经济学课堂笔记。   从今年一月起，我陆陆续续被金融和咨询公司面试了一百多次，拿到过几张录取通知，以上就是个人经验总结，仅对美国Target School在读本科生申请美国本土全职工作或实习有效。如果是Non-Target School的学生，主要靠校友networking。如果是美国本科在读想申请香港的工作，主要参考 应届生论坛 上的面经。 我写下面试经验，无非是为了减轻这些凌乱无章的技巧在我心中的重量感。昨天回绝了最后一份金融界的录取，于是以上的这一切都不再和我有关。   二、轻 今年暑假在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里做销售交易部的实习生。五点起床、习惯性加班、三餐面对着六台电脑屏幕，这些都给我的夏日平添了许多无谓的重量。而我仍然想讲讲暑假里遇到的一件轻盈的小事，因为正是轻盈为我们灵巧地掀起了生活的真相。 公司每周会安排些身处高位的领导给实习生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某一周的演讲嘉宾Blythe Masters是销售交易部高层领导中唯一的女性，年仅四十岁，美丽、聪慧、勤奋。她在怀胎十月被推进产房的那一刻手里还捧着手机查股价，孩子降生后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想抱抱婴儿而是想查查股票，可想而知她的演讲是关于如何分秒必争努力拼搏。提问阶段我举手问她关于信用衍生品和两年前金融危机之间因果关系的看法，她反问我在哪个组实习，我报了老板的名字。然后，这个苍白瘦弱的英国女人开怀笑了，她只字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十多年前，你的老板曾是我的部下，有一晚我们在一间伦敦酒吧里玩真心话大冒险，我问他的问题是那晚他的右脚拇指上有没有戴着戒指。你回到组里能不能帮我问他一下，还记不记得那天我的问题和他的回答。” 那个周末老板请组里所有人去他在南安普敦的别墅玩，我们到的时候老板穿着沙滩裤赤着脚正在烤香肠。我低头看见他右脚拇指上果真戴着一枚严重磨损的戒指，我问他这戒指戴了几年。他说，从大学毕业那天直到现在。他去翻动滋滋作响的香肠，“你知道，这不过是大学时代人人都做过的疯狂事。大学毕业那天，我突然觉得自己轻得可以飘起来。不是体重轻，而是心情轻。我生怕自己太轻了，于是买了枚脚趾戒指，想给心情加一点分量，把双脚扎在地上。”他的身后一双小女儿正在游泳池里嬉戏，她们从出生一个月起就上专业游泳课，每年夏天她们无所事事，只是泡在水里把身体折叠成各种违抗重力的形状。她们的好爸爸用陈旧的戒指让自己扎入大地，只是为了女儿们轻飘飘地浮在水中……   三、轻与重 香肠熟了，老板请我们吃并不怎么好吃的热狗。所有人坐在沙滩椅上吃热狗喝啤酒，老板的小女儿们仍旧在游泳，他似乎并不介意她们进餐不规律，反而骄傲地对属下说：“你看，整个夏天泡在水里，她们的头发都褪色了。”而后我们打了场水球，开电视看德国对阿根廷的世界杯，老板随口聊起了他的老上司Blythe Masters，谈她的商业敏感，谈她的领袖风范。十多年前Masters领导的组首创了风光一时的CDS （Credit Default Swap，信贷违约掉期），十多年后正是CDS触发了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尽管CDS市场的倾塌源自交易员的滥用，与Masters无关。 老板谈起Masters如何真诚坦率，不避讳和属下讲她的私生活。 “有一次我们组出去喝啤酒，Blythe喝多了，她就和我们讲她的女儿，讲她和女儿多长时间没有说话，她就和我们讲她的丈夫，他们离婚全都怪她太忙，那天她讲了很多对家庭的愧疚……”所有人都鸦雀无声，小女儿湿漉漉地跑进来求他陪她们玩，他抚摸着她们褪色的长发，“不过，这实在太古怪了！她讲了那么多伤心事，可你知道她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讲的？她讲起这些事，完全不像一个母亲、一个女人。她听上去就像一个交易员在谈论某个特别糟糕的交易日，那种一天输了几千万的日子，那种老板找你去谈话的日子，那种你做了全部努力最后还是一败涂地的日子，那种你踌躇满志结果市场走向把你吓个半死的日子。她像是个交易员一样谈论生活，分析她所有做错的步骤，最后还不忘记说，‘我今天不过手气太差。’” 即使这样的故事都没有吓倒我。我对幸福从未期望过高，甚至认为婚姻和家庭可有可无。美国金融界私生活极度公开化，可是我的童年也是在毫不尊重隐私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在那一条条毫无隔阂的办公桌前，二三十个交易员毗邻而坐，任何一秒都能从办公桌的一头传来紧迫的命令，于是我站起来，双手做成喇叭状，将可笑的紧迫感传到另一头。我目睹过女交易员用公司电话预约妊娠检查，周围的男交易员侧耳倾听着她最后一次经期的时间，于此同时还倾听着四面八方的各种数据更新。妊娠检查的电话讲了一半，另一只电话响了，女交易员对电话里的医生说“你等等”，然后向另一通电话的客户谈最近一笔交易的细节。这种无休止的毫无情欲的凝视，这种对隐私的麻木不仁的忽略，时常让我想起在上海读初中时的集体宿舍生活。我在澡堂赤裸着身子排队等空位，毫无兴趣地打量着那些正在发育的年轻的裸体。我睡在二十人的寝室里，互相捆绑的上下铺位，夜里能感觉到任何一个室友的翻身，我的小床因此摇了好几下。我们在寝室里斜着拉起许多绳子，大家晾起潮湿的内衣内裤，顺便知道了谁刚来了例假谁的罩杯多大……即使这样的麻木都没有把我逼疯，于是大学的前三年我一直以为我理应忍受毫无隐私的投资银行，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忍受同样的生活…… 暑假的一天安排公司的CEO向所有实习生演讲。大家向自己的组请了假，赶早到礼堂抢前排的位子，许多人破天荒带了笔记本，想记下这位英俊风趣、最受政界宠爱的金融骄子所提供的人生格言。CEO说他不想发表一通没有目的性的谈话，他把整个演讲时间都留给提问，欢迎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一堆关于市场长期走向或者金融危机成因或者公司未来发展的问题后，一位实习生提问，“CEO先生，你最喜欢读什么书？”CEO眉毛扬了扬，显然觉得这个问题比之前所有问题更有趣。他告诉我们他和其他高级经理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日程表上永远都有四分之一的时间空着，他利用这些时间阅读。他喜欢所有的历史书，所有的政治书，所有的科普书，所有的金融书，他最喜欢的书是《万物简史》。然后，他顿了顿，“可是，我从来不读小说或诗歌。在这点上你们得信我，如果你们想在这一行里搞出些什么名堂，你们就别再读小说读诗了。这些虚构的东西，能教会人们什么呢？” 这些虚构的东西，能教会人们什么呢？那一刻我脑中想到的是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的演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它就是我们这一种类的目标。”我环顾四周，大家刷刷写下了CEO建议的书单，而我和周遭如此格格不入。演讲后我回到组里，大家都想知道CEO给实习生讲了什么。我谈起CEO对小说和诗的看法，老板当即表示他完全同意，他甚至觉得图书馆的存在完全没有必要。 那一天，我第一次确信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交易员，也不可能成为金融界的任何角色。 这也许很难说服人，也许要被大多读者看成一个在书海中幽游过久的呆子不能适应现实的典型例证，但是对想象和诗意的无条件忠诚的确是我说服自己放弃金融业和咨询业所有录取通知的唯一理由。我想讲的并不是无视现实，逃逸入梦中，而是换个角度看问题。我曾经在做很多决定前权衡利弊，患得患失，最后却常常懊悔。可我从未因多读一本小说、多背一句诗而后悔，这纯粹美学角度的判断要比任何伦理学和价值观的判断容易得多，直接得多。我走进服装商店，别人挑了一件蓝衣服，我挑了一件红衣服，并非因为红衣服更保暖更舒适，而是因为我喜欢红色。大多数情况下，我唯一确知的事实就是我喜欢红色。 我们面对着一个巨大而且似乎坚不可摧的体制，用工资单的数额标定人的价值，用住宅的大小判别恋爱对象的优劣。在体制面前，人免不了想出各种策略应付：耍小聪明挤进体制、向体制内的成员称兄道弟、努力表演吸引审判官的目光……如此种种之间，我选择了逃走。我并不觉得逃走比适应体制更加英勇，我只是恰好热爱想象胜过现实。单是从体制中逃脱这一概念就浪漫得让人想入非非：再不会有一个声音在耳边精确地预报 “明年该申请商学院了”、“两个月后你预期可以升职”。这种对生活无穷无尽的剧透只能让所有人的发迹线都以同样的曲率往后倒退，只能让所有的婚戒都用同一克拉数度量，只能把所有的住所归入同一邮编，只能把所有人埋进同一座墓场，而所有的墓碑上早已规定好了墓志铭…… 昨天谢绝了最后一封录取后，我躺在床上，冥想着是究竟哪一本小说哪一首诗让我对文学产生了如此忠诚。第一个跳入脑海的不是艾略特、凯鲁亚克、赫拉巴尔或者我成年后痴迷上的任何作家，而是《雾都孤儿》、《茶花女》，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没有博尔赫斯，还有马尔克斯。没有里尔克，还有曼德尔施塔姆。可是哪句晶莹剔透的诗行都替代不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我心中漾起的第一丝乡愁，令人沉醉的哀伤。从这些小学课本里的绝句、从语文老师无心布置的并不深奥也不现代的暑假阅读作业，我汲取到的同情和爱心，要胜过所有的历史课、政治课，胜过我所有真实的经历。有时候半夜醒来，恍恍惚惚，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亦不知今夕何夕，窗外的月亮并不能让我想到任何一句奥登或者策兰或者兰波，我只是下意识默诵出李白的《静夜思》，然后明白我从何处长大，会对何处忠诚——我指的并非是疆域或政体，而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笔下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也即文化与经验交叠重影后的意象。将这些诗意与想象深埋于潜意识中是启蒙教育的全部意义。 在我们的童年，大环境的约束与欺骗并没有败坏我们审美的趣味，我们都爱黛玉多过宝钗；而今同样是来自制度的拜金热潮也不该败坏我们对生活的选择。善恶对错多么难辨，可我相信世间存在一种映射，在灵光乍现下能把所有的价值判断都转换成美学判断，能把所有的是非题转换为简单的一句“你喜不喜欢红色？” 而对于后者，所有人都能在一秒内作答。我们永远都辨不清刘晓波该不该得诺贝尔奖，永远都辨不清两岸关系谁是谁非，就像我们永远都辨不清自己是不是适合金融适合咨询。可是我们永远都知道，喜欢这一个故事胜过另一个故事，喜欢这一句诗行胜过另一句诗行。我们永远都知道，在虚构中我们可以爱歹徒胜过圣人，因为歹徒飞檐走壁的表演比圣人的布道更让人感官愉悦。我们永远都知道，即使在那些最沉重的讲述死亡或者瘟疫或者世界末日的诗篇里，都有一只鸟，高傲的长喙，空心的羽毛，那么轻盈，扑腾着翅膀，越飞越高。       （沈诞琦，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原文链接： http :// blog . renren . com / blog /229489235/499705419

“12 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   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樱园旁的戈雅咖啡再次遇到到这个圆圆脸、笑容甜美的姑娘，与她的几个同学。两天前的夜晚，演讲结束时，她将几份报纸塞进我的手中：“这是我们编的报纸，想和您谈谈。” 他们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来自不远处的中国地质大学。报纸的名字充满了他们认定的青春情绪——激扬。在入睡前随手翻阅时，我发现它比我想象的有趣得多。从14年前进入大学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校园报纸与刊物的幼稚和软弱，它们与大学内公共生活的不断劣质化紧密相关。教育者有意让实用主义和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削弱青年的精神力量，完成非政治化的过程。历史充满了嘲讽，曾经作为主要的变革力量出现在20世纪舞台上的青年学生，到了21世纪彻底退出了公共舞台，他们沦为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的一个注脚，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去卖猪肉，他们集体开网店，他们出卖青春……武汉大学内的信息公告栏说明了这种转变，在一个岔路口的公告栏上是关于“新闻小姐”与“新闻先生”的评选活动，青年人把自己塞进西装和套裙，展露着职业性的笑容，急切的要成为既有游戏规则的一部分。而在另一处公告栏上，是连成一片的补习班小广告，关于雅思、TOFEL、研究生考试，偶尔还有几张来自一家论文发表机构，它宣称只要付几千块钱，就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帮助你获得更好的职业前程…… 但这份报纸与众不同。它16开大小、12版、一版的跨栏照片——看得出，它是对《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还有《南方周末》的摹仿。也看得出，他们想摹仿不仅是形态，还有批评精神和关怀意识。在红色的报头“激扬”上，是他们的口号——敢想、敢做、敢承担。4月10日这一期的最重要的两条新闻是校园内三家并存的驾校的混乱状态和对宿舍保洁员的调查报道。“她们，是每个学生最熟悉的陌生人；她们，每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又被我们忽略。一句话，可以使她们暖心；一个决定，也可以触碰到她们的生存底线”，在新闻标题下，是这样两行的导读。评论与文化，占据了12个版面中的大部分篇幅，其中既有对《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批评，又有知名学者徐友渔、肖功秦对当下中国的反思。大部分撰稿人都来自本校，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谈论台湾的命运、邓小平时代，甚至回忆了张志新的故事，思考未必成熟，却带着一份执着。最有趣的，仍是他们对于大学现状的批评。他们抱怨校园内的官僚气息的滋生，以阿寥莎的名义回答同学的困惑，还刊登了这样一幅讽刺漫画——两个女生在看宿舍楼道的广告栏，上面写着“华仁情东方丽人医院 早孕检测 腹部黑白超”——妇产医院的广告正取代原来的公益广告…… 12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我们坐在戈雅咖啡馆的露天平台上。他们就像报纸上的文章一样，纯真、干净、富有朝气、也充满困惑。这份报纸早在2001年就已创刊，是一个彻底的学生行为。8年来，它由最初的4版、每学期一期，发展到如今的12版，每月一期。老同学毕业离去，新同学到来，编辑人员一直在流动，传统却意外地保留下来，并愈见成熟。只要对此刻的中国大学稍加了解，你就会理解这种坚持是多么不容易。 他们带我去地质大学的校园，指着那头雄性特征十足的公狮子笑称，这是地大的标志。地质大学的另一个标志是，大门一长串的珠宝店，学矿石出身的人，知道如何鉴定珠宝。正是傍晚，校园中热闹非凡，运动场上挤满了青年人，到处散发着无休止的活力。 但是，他们中只有很少人知道校园中有这样一份报纸的存在。我记得这些年轻编辑们刚才的抱怨，当他们在校园里叫卖报纸时，没有太多的人响应。他们也经常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他们大多来自新闻系，在这样一所工科院校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边缘分子，而让他们兴奋不已的东西，又在校园生活中处于更边缘的位置。 真是地质大学，一条深深的隧道贯穿校园南北。《激扬》在北校区有一间办公室。在很多方面这份报纸像是个偶然。8年前，一位不合常规的青年教师，鼓励他的学生们创办这份报纸，这位教师出国进修后，就将他的办公室留给学生们作为编辑部。比起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地质大学是一个更为边缘的大学，校方的领导大多数出身于理工科，这份报纸的言论获得了意外的宽松——它因不合常规的老师而诞生，因不被关注而获得自由。 在那间堆满旧报纸，白炽灯明亮得让人不适的办公室，我和这些年轻的编辑记者们围坐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是刚刚下课后赶来的。他们都自豪地称自己是“激扬人”，说起自己最初加入报社时的紧张和兴奋，怎么去四处采访，为了节省预算，自己学会了电脑排版，当报纸印刷好后，又怎样在校园里兜售，他们甚至学会了“扫楼”，在宿舍里一个接一个宿舍的询问，征订下学期的报纸，一份5角钱，全年6期，不过3元。他们说起，编辑报纸后，他们聚众在草坪上，喝啤酒，歌唱，谈论社会和未来；偶尔，他们也讥笑武汉大学的糟糕的学生社团，相信自己的报纸是全武汉最好的一张学生报纸……他们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分享相似的欢乐和希望。 随着谈话的进展，他们放松下来，就开始吐露焦虑和不安，似乎相信我能够理解他们。那个来自大连的女孩子，一直眉头紧锁。编辑部大四的学长正要离校，他们一直是报纸的主力，而她才大二，很担心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不足以应付这压力。况且，他们感受到黄金期正在过去，那是两年前，报纸的影响力达到了高峰，发行量达到了1200份，订户也超过300个。 领导这份报纸的黄金期的离任主编赵岩坐在我身旁，他是个直率、大大咧咧、热情十足的北京男孩，有一种人们期待中的新闻记者的模样——正义感十足，又带一点玩世不恭。他今年毕业，明天正准备去珠海。他正在犹豫，是留在上海的一份经济报纸，还是去《珠海日报》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对他来说，社会新闻才是对年轻记者的真正考验，训练反应能力、突破能力，而经济新闻似乎很容易掉到一个狭隘的行业和公关公司的招待里。对于这所大学的新闻系的毕业生来说，能得到两个工作机会，实在是令人羡慕的事，以至于老师们已决定忽略他长期不上课的恶名，给他荣誉毕业生的头衔。如今，教育出能找到工作的学生，成为了大学主要的努力方向。 在赵岩准备开始他的新生活时，他的接班人感觉到力不从心。最令他们焦虑的不是校方偶尔的压力，每期的印刷费用，而是读者群体的缩小。他们看着自己无比珍视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只是可有可无。在校园的社团中，最受重视的是民乐团，还有体育社团，思想与意见只能靠边站。似乎他们小小的共同体，孤立无援，只能相互取暖…… 他们带我去校园旁的“堕

“12 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   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樱园旁的戈雅咖啡再次遇到到这个圆圆脸、笑容甜美的姑娘，与她的几个同学。两天前的夜晚，演讲结束时，她将几份报纸塞进我的手中：“这是我们编的报纸，想和您谈谈。” 他们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来自不远处的中国地质大学。报纸的名字充满了他们认定的青春情绪——激扬。在入睡前随手翻阅时，我发现它比我想象的有趣得多。从14年前进入大学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校园报纸与刊物的幼稚和软弱，它们与大学内公共生活的不断劣质化紧密相关。教育者有意让实用主义和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削弱青年的精神力量，完成非政治化的过程。历史充满了嘲讽，曾经作为主要的变革力量出现在20世纪舞台上的青年学生，到了21世纪彻底退出了公共舞台，他们沦为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的一个注脚，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去卖猪肉，他们集体开网店，他们出卖青春……武汉大学内的信息公告栏说明了这种转变，在一个岔路口的公告栏上是关于“新闻小姐”与“新闻先生”的评选活动，青年人把自己塞进西装和套裙，展露着职业性的笑容，急切的要成为既有游戏规则的一部分。而在另一处公告栏上，是连成一片的补习班小广告，关于雅思、TOFEL、研究生考试，偶尔还有几张来自一家论文发表机构，它宣称只要付几千块钱，就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帮助你获得更好的职业前程…… 但这份报纸与众不同。它16开大小、12版、一版的跨栏照片——看得出，它是对《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还有《南方周末》的摹仿。也看得出，他们想摹仿不仅是形态，还有批评精神和关怀意识。在红色的报头“激扬”上，是他们的口号——敢想、敢做、敢承担。4月10日这一期的最重要的两条新闻是校园内三家并存的驾校的混乱状态和对宿舍保洁员的调查报道。“她们，是每个学生最熟悉的陌生人；她们，每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又被我们忽略。一句话，可以使她们暖心；一个决定，也可以触碰到她们的生存底线”，在新闻标题下，是这样两行的导读。评论与文化，占据了12个版面中的大部分篇幅，其中既有对《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批评，又有知名学者徐友渔、肖功秦对当下中国的反思。大部分撰稿人都来自本校，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谈论台湾的命运、邓小平时代，甚至回忆了张志新的故事，思考未必成熟，却带着一份执着。最有趣的，仍是他们对于大学现状的批评。他们抱怨校园内的官僚气息的滋生，以阿寥莎的名义回答同学的困惑，还刊登了这样一幅讽刺漫画——两个女生在看宿舍楼道的广告栏，上面写着“华仁情东方丽人医院 早孕检测 腹部黑白超”——妇产医院的广告正取代原来的公益广告…… 12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我们坐在戈雅咖啡馆的露天平台上。他们就像报纸上的文章一样，纯真、干净、富有朝气、也充满困惑。这份报纸早在2001年就已创刊，是一个彻底的学生行为。8年来，它由最初的4版、每学期一期，发展到如今的12版，每月一期。老同学毕业离去，新同学到来，编辑人员一直在流动，传统却意外地保留下来，并愈见成熟。只要对此刻的中国大学稍加了解，你就会理解这种坚持是多么不容易。 他们带我去地质大学的校园，指着那头雄性特征十足的公狮子笑称，这是地大的标志。地质大学的另一个标志是，大门一长串的珠宝店，学矿石出身的人，知道如何鉴定珠宝。正是傍晚，校园中热闹非凡，运动场上挤满了青年人，到处散发着无休止的活力。 但是，他们中只有很少人知道校园中有这样一份报纸的存在。我记得这些年轻编辑们刚才的抱怨，当他们在校园里叫卖报纸时，没有太多的人响应。他们也经常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他们大多来自新闻系，在这样一所工科院校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边缘分子，而让他们兴奋不已的东西，又在校园生活中处于更边缘的位置。 真是地质大学，一条深深的隧道贯穿校园南北。《激扬》在北校区有一间办公室。在很多方面这份报纸像是个偶然。8年前，一位不合常规的青年教师，鼓励他的学生们创办这份报纸，这位教师出国进修后，就将他的办公室留给学生们作为编辑部。比起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地质大学是一个更为边缘的大学，校方的领导大多数出身于理工科，这份报纸的言论获得了意外的宽松——它因不合常规的老师而诞生，因不被关注而获得自由。 在那间堆满旧报纸，白炽灯明亮得让人不适的办公室，我和这些年轻的编辑记者们围坐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是刚刚下课后赶来的。他们都自豪地称自己是“激扬人”，说起自己最初加入报社时的紧张和兴奋，怎么去四处采访，为了节省预算，自己学会了电脑排版，当报纸印刷好后，又怎样在校园里兜售，他们甚至学会了“扫楼”，在宿舍里一个接一个宿舍的询问，征订下学期的报纸，一份5角钱，全年6期，不过3元。他们说起，编辑报纸后，他们聚众在草坪上，喝啤酒，歌唱，谈论社会和未来；偶尔，他们也讥笑武汉大学的糟糕的学生社团，相信自己的报纸是全武汉最好的一张学生报纸……他们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分享相似的欢乐和希望。 随着谈话的进展，他们放松下来，就开始吐露焦虑和不安，似乎相信我能够理解他们。那个来自大连的女孩子，一直眉头紧锁。编辑部大四的学长正要离校，他们一直是报纸的主力，而她才大二，很担心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不足以应付这压力。况且，他们感受到黄金期正在过去，那是两年前，报纸的影响力达到了高峰，发行量达到了1200份，订户也超过300个。 领导这份报纸的黄金期的离任主编赵岩坐在我身旁，他是个直率、大大咧咧、热情十足的北京男孩，有一种人们期待中的新闻记者的模样——正义感十足，又带一点玩世不恭。他今年毕业，明天正准备去珠海。他正在犹豫，是留在上海的一份经济报纸，还是去《珠海日报》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对他来说，社会新闻才是对年轻记者的真正考验，训练反应能力、突破能力，而经济新闻似乎很容易掉到一个狭隘的行业和公关公司的招待里。对于这所大学的新闻系的毕业生来说，能得到两个工作机会，实在是令人羡慕的事，以至于老师们已决定忽略他长期不上课的恶名，给他荣誉毕业生的头衔。如今，教育出能找到工作的学生，成为了大学主要的努力方向。 在赵岩准备开始他的新生活时，他的接班人感觉到力不从心。最令他们焦虑的不是校方偶尔的压力，每期的印刷费用，而是读者群体的缩小。他们看着自己无比珍视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只是可有可无。在校园的社团中，最受重视的是民乐团，还有体育社团，思想与意见只能靠边站。似乎他们小小的共同体，孤立无援，只能相互取暖…… 他们带我去校园旁的“堕落街”吃饭。这个名字是对“多乐街”的戏仿，是小酒馆、服装店、卡拉OK、旅馆、旧书铺、网吧云集的商业街，大排档的桌子铺到了路中央，烤箱上的羊肉串正滋滋作响，麻辣鱼的油腻腻的香气，小店老板的叫卖声，霓虹灯招牌的五颜六色，一切都是那么拥挤、喧闹，似乎全中国的青年都集中在此，一起挥汗如雨的吃喝、谈话、大声的叫骂，发泄自己过剩的精力…… 我们钻进一家简陋的餐厅的更为简陋的包间，白墙像是几十年来从未粉刷过，薄薄的门板隔不住街道的吵闹和隔壁的酒瓶碰撞声。烤猪肘子、鸭，还有一箱最便宜的雪花啤酒，一切又像是时光倒流，我又回到了十年前的校园时光。倘若是咖啡馆文化奠定了近代欧洲大学的气质，那么脏兮兮的小酒馆文化则塑造了中国大学的味道，这里无序、不洁，却有着生活中少见的自由，是一个洋溢着平等精神的社交场所，可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忧心忡忡…… 伴随着酒精的哲学谈话消亡了，我怀疑在这偌大的堕落街，除去这一桌的青年，还有谁关心尼采和张志新的命运。我记得隔壁包间里突然传来高声争吵，一个兴奋异常的女生说起自己曾是全县的高考第一名，她和一名男生争论起到底是谁的分数高一些，紧接着因过分兴奋而啜泣。很有可能，讨论高考的辉煌，是这些在大学中压力过大的青年最后的自我安慰与认同的法码…… 我们分手时，夜色已黑，人生依旧喧闹，赵岩准备去看一夜球赛，明天一早坐火车去珠海，而其他人要编辑5月份的报纸，很多人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搭进了编辑部，没时间去谈一场恋爱。 我们在街口道别，拍照留念，在一片乱糟糟的背景下，那些年轻的、带有醉意的面孔，生动、灿烂、天真……     （许知远，作家、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主编。原文链接： http :// www . ftchinese . com / story /001027062 ）

“ 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并把 ‘ 认真 ’ 当做一种讽刺的时代，我们这帮人在认真地办着一份杂志，纵使有再多地人在说着 ‘ 认真，你就输了 ’ 这样的废话，我们依旧坚信，我们没有输。 ”   几天前， 这或许是任何一份中国主流媒体都不能企及的杂志。   虽然在有3000余名学生的深圳中学，它的发行量只有500份，但这全部是订阅读者，他们固定地为每期杂志付费三元；另一方面，其不受任何检查制度的限制，开放、尖锐、犀，以及充满了探索与公民精神的讨论，成全了其“在这里，读懂深中”的地位，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深圳中学教学改革的历程。 它是一份深圳中学自采、自编、自己制作的学生媒体。它的名字叫：涅槃周刊。   “ 我们要负责报道深中的一切 ”   罗亦龙戴金丝边眼镜，很瘦，作为《涅槃周刊》的创始人，兼第一任主编，他在深中颇有些名气。那一年，他16岁。如今，罗亦龙已是在美国Hampshire 学院学习电影以及东亚历史与政治的大学生，谈及创办《涅槃周刊》的最初想法，他表示：不是为了逞威风，而是想表达。 那是2009年9月。 彼时的深中，校长王铮，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铮哥”，在国内教育评论人士眼中，他是一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改革者”。在其治下，深圳中学从2003年9月起取消了班主任和班级制，实行导师制，尝试教学班和行政班脱钩，“走班制”教学。 年级制管理也被打破，实行单元制，将全校分为7个单元。每单元辖高一、高二及高三各一班级，设一名由老师担任的单元长，和由学生选举产生单元内阁——由单元主席、副主席，团支部书记和学代会委员组成。一些基本的校园活动都是以单元为单位进行的，如篮球赛、足球赛等，每个单元还有其代表颜色。 2004年，深中被评为“国家新课改样板校”3年后年，教育部官员对其评价是“抓住了课改的灵魂”。 8单元是为准备出国读大学的学生设置，又被称为出国体系，该体系负责人江学勤老师早年曾做过记者，便扶持8单元的学生创办了一份《深中日报》。但在许多深中学生看来，这份贯以深中名字的报纸，要么是将8单元的事情推上头版头条，要么就是将江老师的活动和发言视为重要新闻，“俨然一副8单元机关报”。 “这不是学生想要的，我们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故事，得找个地儿说说。”罗亦龙和几位好友一合计，开始筹办自己的杂志。 当然，这也和深中的学生自治气氛相合。在解放学生能力和提倡学生自治的前提下，校内的各种学生社才层出不穷，从深中内宿委员会，到学长团，到各种兴趣社团，学生们变得健谈，敢于分享经验，并勇于谈论各自的观点和思想。 罗亦龙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们要负责报道深中的一切”，他们说。这些人后来就成为了《涅槃周刊》的主创人员。 几经讨论与变更，《涅槃周刊》最终固定设置了四大板块：聚焦、人物、文化和观点，后来又增加了灵感。   在2011年9月的周刊招新启示这样描述它们的定位——   聚焦：我们挖掘出那些藏于黑暗的背后故事，探索那些被遗忘和模糊的边缘文化。我们将目光停在校园，寻找学生所关注的焦点，走进日常的生活，道出其中的滋味。 人物：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物版突出的是“人”的平等与某些方面的特长、差异…… 文化：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审慎思辨而又富有时代责任感的文化氛围。 观点：现今的中国社会由于多方面原因而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因此需要有人来表达，来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带动一辈辈中学生来关注社会，观点版因此存在。   惟独刊登学生视觉艺术作品的“灵感“版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你敢投，我们就敢登。 因为偏好《七宗罪》一句台词：“Long is the way and hard, that out of the hell leads up to light”，罗亦龙和杜卓龙（第二任副主编，现就读于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按此意思，拟出了楚辞风格的周刊定位语：“越万里之溟蒙兮，见凤之流光”，并从第二期起，正式采用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作为杂志的LOGO。 时任周刊副主编的罗晓韵是初创时唯一年满18岁的学生，大家决定，由她在银行开个账户，并负责记账。《涅槃周刊》从一开始就坚持自费办刊，因为这些主创人员认为，“只有拒绝学校的资助才能保证绝对的独立”。 不只如此，杂志的账本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看，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将周刊收支账目情况刊登在杂志上，以示透明、公开、以及他们不以杂志赚钱的目的。“我们自负盈亏，刚开始父母给了我们一些支持，我们用的印刷厂是一个同学家里开的，他们给了我们很优惠的价格，而且允许我们赊账。” 到第六期，《涅槃周刊》变为收费杂志，每期三元——价格标准亦非空穴来风，而是通过两个星期的读者调查得来——但同时需要拉到两版广告，才能保持收支平衡。为了补贴杂志，孩子也开始自己动手，他们到在工作室里搭建摄影棚，通过为学生社团拍合影赚钱，一段时间，他们还开发了个创意摄影项目——给同学们拍“最后的肖像”：让你拍得开心，死得放心，活在这个星球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 这杂志胆子真大 ”   作为一些从未办过媒体的毛头小子，在没有任何成年人的指导下创办一本杂志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Ian Johnson正好到深中采访，于是，新闻小子们借机向这位200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取经。Ian Johnson建议他们：最重要的是本地化，多写校园新闻，而对于国内的其他新闻，则要保护个人观点的独立化，试图用学生的全新视角来看待和解读。 这篇对Ian Johnson的专访就登在《涅槃周刊》的创刊号上，一同刊登的，还有对时任校长王铮的专访。在一个多小时访问中，《涅槃》问了诸如“招生分数下下降”、“校长为什么要离任”、“团委学生会如何改革”、“校长实名推荐制如何进行”等问题，甚至提出：校长是否考虑可以给《涅槃》一个工作室。 王铮校长的回答耐人寻味：“我们或许可以建立公共的媒体工作室。……中国跟外国的差别也就是公共空间。咖啡厅不是为了喝咖啡而存在的，它是一个公共空间。……” 深圳中学的确给了《涅槃》提供了不一般的空间。 比如，在2010年2月24日出版的第四期《涅槃周刊》刊登了《Google宣布退出中国大陆》的专题报道，以学生的视角分析了这件事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的理解，反复强调“信息渴望自由”。 第六期则以《“王” 的更迭——深中的前世今生》作为封面报道，讨论离职王铮校长与继任校长王占宝的教学理念之异同，以及由此给深中带来的影响。 第十期《涅槃周刊》公然以它的竞争对手《深中日报》为封面报道，题为：是“创举”还是“宣传工具”——了解深中日报。不过，其导语颇为克制地写道：“媒体的本职就是报道事实。外间对《深中日报》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希望这个专题可以让大家更加客观地了解《深中日报》和它背后的工作团队。” 陕西某女生在体育中考中猝死，《涅槃》便讨论“谁谋杀了体育中考”。“这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已经处于它的鼎盛时期。即使，大家都知道它是替代品；

“ 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并把 ‘ 认真 ’ 当做一种讽刺的时代，我们这帮人在认真地办着一份杂志，纵使有再多地人在说着 ‘ 认真，你就输了 ’ 这样的废话，我们依旧坚信，我们没有输。 ”   几天前， 这或许是任何一份中国主流媒体都不能企及的杂志。   虽然在有3000余名学生的深圳中学，它的发行量只有500份，但这全部是订阅读者，他们固定地为每期杂志付费三元；另一方面，其不受任何检查制度的限制，开放、尖锐、犀，以及充满了探索与公民精神的讨论，成全了其“在这里，读懂深中”的地位，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深圳中学教学改革的历程。 它是一份深圳中学自采、自编、自己制作的学生媒体。它的名字叫：涅槃周刊。   “ 我们要负责报道深中的一切 ”   罗亦龙戴金丝边眼镜，很瘦，作为《涅槃周刊》的创始人，兼第一任主编，他在深中颇有些名气。那一年，他16岁。如今，罗亦龙已是在美国Hampshire 学院学习电影以及东亚历史与政治的大学生，谈及创办《涅槃周刊》的最初想法，他表示：不是为了逞威风，而是想表达。 那是2009年9月。 彼时的深中，校长王铮，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铮哥”，在国内教育评论人士眼中，他是一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改革者”。在其治下，深圳中学从2003年9月起取消了班主任和班级制，实行导师制，尝试教学班和行政班脱钩，“走班制”教学。 年级制管理也被打破，实行单元制，将全校分为7个单元。每单元辖高一、高二及高三各一班级，设一名由老师担任的单元长，和由学生选举产生单元内阁——由单元主席、副主席，团支部书记和学代会委员组成。一些基本的校园活动都是以单元为单位进行的，如篮球赛、足球赛等，每个单元还有其代表颜色。 2004年，深中被评为“国家新课改样板校”3年后年，教育部官员对其评价是“抓住了课改的灵魂”。 8单元是为准备出国读大学的学生设置，又被称为出国体系，该体系负责人江学勤老师早年曾做过记者，便扶持8单元的学生创办了一份《深中日报》。但在许多深中学生看来，这份贯以深中名字的报纸，要么是将8单元的事情推上头版头条，要么就是将江老师的活动和发言视为重要新闻，“俨然一副8单元机关报”。 “这不是学生想要的，我们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故事，得找个地儿说说。”罗亦龙和几位好友一合计，开始筹办自己的杂志。 当然，这也和深中的学生自治气氛相合。在解放学生能力和提倡学生自治的前提下，校内的各种学生社才层出不穷，从深中内宿委员会，到学长团，到各种兴趣社团，学生们变得健谈，敢于分享经验，并勇于谈论各自的观点和思想。 罗亦龙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们要负责报道深中的一切”，他们说。这些人后来就成为了《涅槃周刊》的主创人员。 几经讨论与变更，《涅槃周刊》最终固定设置了四大板块：聚焦、人物、文化和观点，后来又增加了灵感。   在2011年9月的周刊招新启示这样描述它们的定位——   聚焦：我们挖掘出那些藏于黑暗的背后故事，探索那些被遗忘和模糊的边缘文化。我们将目光停在校园，寻找学生所关注的焦点，走进日常的生活，道出其中的滋味。 人物：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物版突出的是“人”的平等与某些方面的特长、差异…… 文化：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审慎思辨而又富有时代责任感的文化氛围。 观点：现今的中国社会由于多方面原因而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因此需要有人来表达，来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带动一辈辈中学生来关注社会，观点版因此存在。   惟独刊登学生视觉艺术作品的“灵感“版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你敢投，我们就敢登。 因为偏好《七宗罪》一句台词：“Long is the way and hard, that out of the hell leads up to light”，罗亦龙和杜卓龙（第二任副主编，现就读于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按此意思，拟出了楚辞风格的周刊定位语：“越万里之溟蒙兮，见凤之流光”，并从第二期起，正式采用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作为杂志的LOGO。 时任周刊副主编的罗晓韵是初创时唯一年满18岁的学生，大家决定，由她在银行开个账户，并负责记账。《涅槃周刊》从一开始就坚持自费办刊，因为这些主创人员认为，“只有拒绝学校的资助才能保证绝对的独立”。 不只如此，杂志的账本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看，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将周刊收支账目情况刊登在杂志上，以示透明、公开、以及他们不以杂志赚钱的目的。“我们自负盈亏，刚开始父母给了我们一些支持，我们用的印刷厂是一个同学家里开的，他们给了我们很优惠的价格，而且允许我们赊账。” 到第六期，《涅槃周刊》变为收费杂志，每期三元——价格标准亦非空穴来风，而是通过两个星期的读者调查得来——但同时需要拉到两版广告，才能保持收支平衡。为了补贴杂志，孩子也开始自己动手，他们到在工作室里搭建摄影棚，通过为学生社团拍合影赚钱，一段时间，他们还开发了个创意摄影项目——给同学们拍“最后的肖像”：让你拍得开心，死得放心，活在这个星球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 这杂志胆子真大 ”   作为一些从未办过媒体的毛头小子，在没有任何成年人的指导下创办一本杂志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Ian Johnson正好到深中采访，于是，新闻小子们借机向这位200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取经。Ian Johnson建议他们：最重要的是本地化，多写校园新闻，而对于国内的其他新闻，则要保护个人观点的独立化，试图用学生的全新视角来看待和解读。 这篇对Ian Johnson的专访就登在《涅槃周刊》的创刊号上，一同刊登的，还有对时任校长王铮的专访。在一个多小时访问中，《涅槃》问了诸如“招生分数下下降”、“校长为什么要离任”、“团委学生会如何改革”、“校长实名推荐制如何进行”等问题，甚至提出：校长是否考虑可以给《涅槃》一个工作室。 王铮校长的回答耐人寻味：“我们或许可以建立公共的媒体工作室。……中国跟外国的差别也就是公共空间。咖啡厅不是为了喝咖啡而存在的，它是一个公共空间。……” 深圳中学的确给了《涅槃》提供了不一般的空间。 比如，在2010年2月24日出版的第四期《涅槃周刊》刊登了《Google宣布退出中国大陆》的专题报道，以学生的视角分析了这件事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的理解，反复强调“信息渴望自由”。 第六期则以《“王” 的更迭——深中的前世今生》作为封面报道，讨论离职王铮校长与继任校长王占宝的教学理念之异同，以及由此给深中带来的影响。 第十期《涅槃周刊》公然以它的竞争对手《深中日报》为封面报道，题为：是“创举”还是“宣传工具”——了解深中日报。不过，其导语颇为克制地写道：“媒体的本职就是报道事实。外间对《深中日报》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希望这个专题可以让大家更加客观地了解《深中日报》和它背后的工作团队。” 陕西某女生在体育中考中猝死，《涅槃》便讨论“谁谋杀了体育中考”。“这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已经处于它的鼎盛时期。即使，大家都知道它是替代品；即使，大家都对凶手了然于心。”它写道：“但，在我们愤怒、质疑、困惑之后，留下的，是彻底的无奈。我们无法左右。创造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它试图以各种方式挽回，如‘阳光体育’运动的施行，却殊不知，这仅是雪上加霜。使雪球越滚越大。 他们还想说说校园爱情：“白衣胜雪、心无城府，活得潇洒坦荡的年纪，遇到一份也许暧昧不明、也许清晰明了的感情，体味年少轻狂时的敢爱敢恨，是种莫大的幸福吧。” 在最新的第二十五期上，他们深入“围观”了深圳大运会，提出：大运会，是否让深圳更美好？报道不仅讨论了大运会背景下的城市面子工程，也描述了运动动员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甚至用一整版刊登了一张贴在小区里的通知，上面集中反映出官方要求市民如何配合大运会，约束自己生活的案例。 文化专栏也被认为“很生猛”，一篇《墙》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它从古代的城墙说起，谈到了如今的网络，“那时的墙，有且只有两个用处，阻挡、界定……时至今日，人们衍生出第三种用法：局限于闭锁。”   这样的报道，并没有受到来自学校的压力，杂志正常出刊，稿件未受删节，以至于很多校外学生看后，不禁惊叹：“这杂志胆子真大。”   动荡不安的深中   如今，《涅槃周刊》已经历了三任主编，并固定了用黑色图片作为封面的风格。编辑部保持了平均三十余人的规模。它有版权页，有卷首语，有勘误、广告、“信访办”，甚至还标明：稿件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杂志立场。 名为周刊，实则半月一期，有时一月。但他们努力保持每学期出8期、每学年推出16期的频次，年末会有一期特刊，偶而——比如愚人节——还会推出增刊。 不仅在深圳中学，他们还有数十位来自十几所外校的读者。考虑到内外有别，《涅槃》对他们收取更高的订阅费，而且还分团购价和零售价，不过，它善意地提醒订阅者，“可以通过选择邮递方式来平衡费用”。 尽管中国大部分媒体在议论所身处的制度时都会显得谨慎小心，但这份意在“凤凰涅槃，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学生媒体在报道其所处的教育体制时，却没有表现出丝毫退缩与谨慎，“独立、理性、客观、公正地记录正在动荡不安的深中，始终是我们的信条。”现任主编高久楣说。 动荡不安的深中，首当其冲，是其校内的各项改革。 第二期杂志在对校园游园会筹备的报道中，讨论了学生会的改革。由于旧时学生会庞大，下设很多部门，每个部门成员也有很多，因此造成了“人员庞大，体系臃肿”，“有些人干得少，有些人忙死”的现象。改革之后的社团活动方式，则象“有一块地皮，要公开（面向全社会）招标招人来盖楼”，每一个通过招标进来参与组织活动的人，都有足够的热情。   杂志一方面发出了支持精简学生会机构的声音，另一方面，又发出了对“学生校长助理小组”的质疑。这个小组本是在校长王铮的倡议下成立的，但后来事实上成了出国体系负责人江学勤——真正的校长助理——的助理，并导致人员严重流失，有名无实。 《涅槃》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首先是校方对“校长助理小组”的权责定位不明晰，其次是在人才选拔上的失误，第三是在具体工作过程中没有确定明确的程序和规则，导致“人治”大于“法治”，不仅使得校长助理小组工作混乱不堪，对于这个制度何去何从，也没人能给出答案。 2010年5月，适值又一年中考进行时，《涅槃周刊》推出了《2010中考招生——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专题报道，并明确指出：“新校长来了不久就告诉我们，下一届的学弟学妹的重点率要达到百分之八十，当我们思考公民素质教育和应试素质教育的优劣时，校长又告诉社会说觉得在一所重点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学校当校长对不起自己。” 学生们还讨论新校长治下班级制恢复、主修课选课制度取消以及再次高举“学术大旗”的意义，接替王铮任校长的王占宝坦言，自己很有“挫折感”。 在2010的年末特刊里，王占宝应邀撰文，描述作为校长在深圳中学的感受。他说，过去8年里，“深中的改革是建立在一个预设前提下，那就是过去的一切，都应该是被打破和被抛弃的，是应该被革命的”，“8年的变革，那种极端、革命式的变革，是不是教育改革的唯一途径？” 他把自己形容成“深中退烧阶段的校长，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只知道，我注定是一个过渡性校长。” “我常常想，如果过去深中的变革培养的是这样一种精神和认知，即我们的模式就是全国最好，形成的东西一点也不能被修正，那么这种变革对于深中文化中最宝贵的自由与民主就具有深刻的破坏性……就是伪民主、伪自由。”追求自由民主，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他说，不能沦为“只是一群会投票的驴”。 最后他说，“我非常喜欢学生叫我宝哥，但我又是宝叔和宝师，我戏称为吉祥三宝，师生交往现在时髦的追求是‘广义上的平等’，但是我认为师生交往的核心价值是‘教育性’——促进学生发展，所以不应刻意追求‘称兄道弟’、‘很哥们’。” 时任主编罗亦龙亦在该期杂志上回应说，“希望您能将承诺落到实处。” 这期杂志一时间洛阳纸贵。一些老师和教育观察人士说，此文从侧面展现了深中师生的公民教育的深入。   校园媒体日新   不管学生们如何对现行制度表达质疑，《涅槃周刊》仍然存活。这是王占宝校长的气度，也是深圳中学的气度。 但因为学校对学业的重视程度升温，学生们明显感到课余时间受限，“原来一周一期，现在变成3周一次，空余时间实在太少了”。高久楣，现任《涅槃周刊》主编略带抱怨地说。 一度，《涅槃周刊》成员们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联盟，于是有了深圳高中生纸质媒体联盟，下辖5所高中的校园媒体，包括深圳中学的《涅槃周刊》和《新深中》、深圳外国语学校的《缪斯》、深圳高级中学的《深视野》、实验中学的《尔言》和红岭中学的《消化》杂志等。遗憾的是，这个联盟如今名存实亡。 不过在深中内部，《涅槃周刊》依旧有很多盟友。 《Visionary》是唯一一份英文杂志。顾名思义，创办者期望成为“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梦想者。”主编钟维庭和市场部负责人许欣欣都是高二女生，这本杂志的特色是，设立了一位品牌营销代言人，是位身材娇小、相貌清秀的女生。这位“明星代言人”话不多，但在代表杂志出场时，始终保持亲和的微笑。 《思想界》杂志刚刚创刊几天。傅卓蕊、程琬婷和张了然三位同学，既是杂志的三位主编，又分别司职公共关系、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 程婉婷说，杂志的英文名是“forum”，意思是“古代智者辩论的地方，公开讨论的场所”。她觉得，当今很多学生太浮躁，没有批判和讨论的精神，所以希望提供一个平台，供大家公开讨论和辩论。傅卓蕊则说，“我们的定位是新锐和思考。” 为了杂志创刊，他们从7月份便开始筹备。创刊号发行前，他们还印刷了50本样刊，送给一些读者评测。 或许是为了与《涅槃周刊》相呼应，《思想界》完全不做深中本地新闻。创刊号的封面报道是《一个政权的消亡》，配着有些波普风格的卡扎菲头像，内文则是：《哈药六“宫”，真实的荒诞》、《我看中兴“沉浮几轮”》、《论财富差距悬殊之后》等。 除此之外，深中的学生媒体还有哲学思辨杂志《苇思》、翻译类杂志《NOVA monthly》等。 但学生们最喜爱的还是《涅槃周刊》，对这份他们自认为是学生代言人的杂志，他们有着近乎宗教般的敬仰。从某种程度上说，《涅槃周刊》与被王铮校长赋予“公共空间”寓意的校园咖啡馆，已成了深中学生的两个图腾。 这或许印证《涅槃周刊》在创刊初期表述的理念：“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并把‘ 认真’当做一种讽刺的时代，我们这帮人在认真地办着一份杂志，纵使有再多地人在说着‘认真，你就输了’这样的废话，我们依旧坚信，我们没有输。” 一位学生家长读过《涅槃周刊》后来信道：“读“涅槃”寥寥数笺，令处身士林的我感慨：弱冠之子，竟有这等胸怀和才气；省身自己环视周遭，科处干部也不过此。” 因言辞犀利、被学生们戏称为“真相帝”的深中语文老师王赫，看着《涅槃周刊》一点点成长起来，她评价说：“《涅槃周刊》是深中学生对公民社会的新闻自由、公民特质、平等观念、关注生活、服务社会等价值认同的集中体现。” 另一位语文教师邓海清则说：“作为老师，我很佩服这些学生。”       （刘炎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liuyanxun . blshe . com / post /7684/7327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