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网络 说理要从“变温和”开始 徐 贲   《 格列佛 游记》的作者，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说，“看到那看不到的地方，这才叫眼光。”在互联网上，敌对战线彼此一目了然，但要想寻找共同的 “ 中间地带 ” ，那还真需要斯威夫特所说的那种眼光。 互联网上的敌对战线是以互相谩骂的常用词来划分的，这是他们射向对方的枪炮子弹，一方用的是“西奴”、“汉奸”、“美狗”；另一方用的是“五毛”、“ 脑残 ”、“文革余孽”。这两条战线之间只有交火，没有说理对话。粗暴、仇恨、 武断和不宽容已经成为战斗型 互联网话语的特征。 把互联网想象成战场的，并不只是那些相互仇视的敌对网民，而且还有某些担负着管理网络重任的人士。他们以随时预备清剿、出击的姿态注视着网络的一举一动。 人民网 12 月 1 日发表文章《对网络造谣传谣者就应当“迎头痛击”》，文章称，网络谣言已成为某些外国势力攻击中国政治的“新式武器”，他们借助网络散播谣言藉以丑化官员的形象，攻击领导，污蔑中国的执政阶层，指责他们缺乏民主意识和悲悯之心。文 章建议，要从制度上、法律上、应对机制上不断健全完善，对那些利用网络造谣传谣者予以迎头痛击、严惩不贷。同一天，有题为《用“真实之剑”铲除“网络罂粟花”》的另一篇文章，呼吁网民勇于举起手中的利剑，将流言歼灭。 在侮辱、暴力和威胁的语言中，网络被染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敌情、战争和清剿色彩，网络是社会的神经，当神经显示歇斯底里征兆的时候，需要的是舒缓而不是刺激。只有说理才能起到这样的舒缓作用，因为说理让人变得理性、温和。 愤怒和仇视是相互激励的，在充斥着愤怒和仇视地方，是不可能有公共说理的。早在 2000 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把“变温和”看成是说理的一个基本要素，而要变温和，就必须不 轻慢 。他说，“ 变温和的定义可以这样下：息怒或平怒。既然人们对轻慢他们的人发怒，而轻慢又是有意的行动，那么，很明显，人们对不轻慢他们的人或者无意轻慢他们的人抱温和态度。……人们对待己如待人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没有人会轻慢自己”。 网上的许多“愤民”和“怨民”，那些被指责是“散播谣言”和被辱骂为 “网络罂粟花”的，他们都是我们的国民。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就是被 辱骂为像 罂粟花一样的“毒蘑菇”的。当时， 有一本插图读物《毒蘑菇》（ 1938 ）， 教育儿童如何从各种相貌、行为特征去“识别犹太坏人”，它把犹太人比作看似自然，其实有毒的蘑菇。“ 罂粟花 ”运用的是同样的仇恨和非人化想象，这样看待国民同胞，能叫他们不觉得被侮辱、被 轻慢吗？ 不轻慢他人，尊重他人，而不是威胁或恐吓他人，这是让他们变得温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你不能只要求别人变温和，而你自己不也变温和。你要求他人别折腾你，你也应该别去折腾他人。对那些只能讨好你、顺从你、畏惧你的人表示温和，是很容易的，但并无意义。亚里士多德说，“人们对表示谦卑而不反驳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他们似乎承认他们比我们低下；比我们低下的人有所畏惧，有所畏惧的人不会轻慢人。……人们对向他们告饶、请求息怒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他们比较谦卑”。 告饶、讨好、顺从的人是不需要互联网的，在网上两条战线上怒目以对的双方，他们那些众多的呐喊助阵地的网友们，至少都不是告饶、讨好、顺从的人们。因此他们都该受到尊重。但是，他们却并不相互尊重，彼此也不说理，他们的言论因此并没有办法变成他们共同的力量。 说理并不表示一个人懦弱或放弃自己的想法，说理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要把对方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说理是释放一种理解、尊重、不轻慢对方的善意，让彼此变得温和而有理性。说理可以使双方走到一起，搁置在具体问题上的争议，共同营造一个平和而有教养的公民言论空间。有了这样理性公民言论的中间地带，人们才不至于自我囚禁在一种要么恶言相向，要么哑口无言的两难境地之中。 《南方周末》

再谈“微博”与“说理” 徐 贲   对我的《微博是好的说理形式吗》（下称“徐文”），曾宪皓先生写了《微博正是好的说理形式》（下称“曾文”）的讨论文章。微博是广为人们运用的传媒方式，公共说理也是人们很关心的问题，讨论微博与说理的关系，目的不是要争一个谁是谁非的最终结论，而是加深对问题的了解，因此，我愿意就曾先生文中提到的几个关于说理和微博的问题再作一点讨论。 首先一个问题便是什么是公共说理的“理”。公共说理的“理”指的是一个由“理由”来充分支持的“结论”，在这二者之间 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称为“假设”中介保证。（见徐文）这当然不是唯一可以称作为“理”的理。牧师布道说的是理，老百姓心目中的天道是理，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的是理，但这些都不是公共说理的那个理。这些“理”与公共说理的“理”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结论是靠“信仰”支撑的，不需要说出理由。 曾文说，“ 贡献出结论，不代表推演缺位 ”。这话是对的，但是，在公共说理中，那个不 缺位的推演不能只是发生在说话者的头脑里，而是必须说给公众听。放在一个人头脑里的推演是否可靠，是否逻辑，是否合理，不说出来，别人又如何去检验呢？所以，说理是一定要说理由的。说理不仅要说“什么”，而且还要解释“为什么”。 曾文说， “不认 ‘ 结论 ’ 和 ‘ 理解 ’ 。照此思维，禅宗是虚妄，顿悟不存在，口号皆扯淡”。 这话恰恰犯了一个公共说理的错误——扯开话题，因为徐文讨论的是“说理”，不是 禅宗，不是顿悟，也不是口号。公共说理不是对人类其他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否定。提倡公共说理，不是说别的什么都是“胡闹”或“扯淡”。说禅、顿悟、呼口号有它们自己的作用，但不在讨论说理的范围之内。正因为说理的社会功能与它们不同，所以讨论说理不包括讨论它们。 曾文认为，在说理时“以偏概全”不是什么大问题，“ 统计学上的以偏概全，不排斥这段话在精神上抓住症结，不排斥它的正确。恰恰是它抽出了现象中的 ‘ 理 ’ ，人们才认同它，转发它 ”。 以偏概全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谬误，而是一种有社会危害的思维方式，叫作“ 草率概括 ”， 说理要求避免草率概括，那是因为许多的成见或偏见都是因草率概括造成的。成见或偏见就是在握有充分证据之前，便先有了确定的意见和看法。许多社会、政治、人生的迷信也是草率概括的结果。迷信的定义就是 “ 在存在反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 。 其实，在说理中，要“抽出了现象中的 ‘ 理 ’”，有比草率概括更好的办法，那就是用“限定词”。图尔敏的说理论证称之为“模态限定”，也就是在陈述主张的时候，添加“往往”、“可能”、“也许”、“基本上”、“在很大程度上”等限定语。这不仅仅是为说理留有余地，而更是一种话语伦理的基本教养（公正、客观、不夸张）。 这当然不是说夸张（或求痛快）就不好，而是说，夸张在说理中会削弱说话者的可信度，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称之为“信誉”（ ethos ）。许多在文学修辞中常用的有效手法或风格在说理中恰恰是应该避免的，因为说理不是文学。例如，说理需要对议题的主词（如说理的“理”）有清楚的定义，文学性的诗意定义就不合适。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son ）的著名诗行，“希望是有羽毛的东西” (Hope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 就不能在说理中用作“希望”的定义，尽管有人会觉得它 “抽出了现象中的 ‘ 理 ’”。 说微博不适用于说理不是贬低微博，这就像说水壶不适用于煮饭不是要贬低水壶一样。曾文说，“ 微博可以加图片、视频、长微博，实在不行还能用文章链接嘛 ”。但这正说明， 微博所起的毕竟只是引介与 索引的作用，它本身并不是在说理。考虑整体与拆散时很容易犯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的一种逻辑错误：“ 5 是 2 和 3 ，因此 5 既是奇数，又是偶数”。微博只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不能因为它与别的媒介可以结合使用，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什么都是的媒介。 《南方都市报》

“谴责”和“声讨”不是说理 徐 贲   民声网首发了一篇《燕赵儿女怒烧汉奸报刊》的檄文，配有多张焚烧“南方”报刊的照片，一片杀气腾腾，犹如又回到了“文革”时“批毒草”、“破四旧”、焚烧“封、资、修”书籍的场面。 文章作者署名“朗朗乾坤”，大概是要表现除尽奸恶，扫除黑暗，实现朗朗乾坤的意思。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用笔名来明志的事情历史上有许多先例，美国独立后，在辩论要实现什么样的共和国时，争论的双方都使用了与罗马共和人物有关的笔名。 例如，反联邦主义者中至少有三位使用了 “ 加图 ” 这个笔名，指的是罗马共和后期的参议员小加图。小加图在抵抗凯撒专制失败后，流亡北非 Utica 继续抗争，最后拒绝投降，自杀身亡。反联邦主义者中另有一位使用了 “ 小布鲁特斯 ” 的笔名。罗马共和晚期，在凯撒行专制的时候，布鲁特斯领导共和的其他拥护者一起刺杀凯撒，被称为 “ 最高贵的罗马人 ” 。还有一位使用了卡西乌斯的笔名，卡西乌斯是古罗马将军，是与布鲁特斯一起刺杀恺撒的主谋者之一。 这些笔名要表明的是，反联邦主义者们强烈认同晚期罗马共和的那些共和捍卫者们。在他们看来，强大的联邦政府权力必定会最终毁掉一个人民的共和国家，他们坚持反联邦的政治立场，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共和，而他们的对手，联邦主义者们，则是 “ 反共和 ” 的。反联邦主义作者还使用一些具有其他共和政治含义的笔名，如阿格里帕（曾经在北非与加图一起抗击凯撒）、辛西那提（共和罗马将军，带领国家战胜敌人后自动解甲归田）、 Vox Populi （拉丁文 “ 人民之声 ” 为笔名的，暗示自己站在人民一边，不相信那些主张联邦政府的少数精英）。 联邦主义者也同样使用与罗马共和人物有关的笔名，例如，《联邦党人文集》的文章是由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三个人分别写的，但都统一署上“波里乌斯”的笔名。波里乌斯是公元前 509 年领导推翻君主制的 4 位贵族之一，成为罗马共和的执政官。 Publius 本身的意思是“公众”，波里乌斯有个绰号（当时罗马人有绰号，就象水浒传里的人物差不多）叫“人民之友”。汉密尔顿等三人用这个笔名，表明他们在为建立美国共和而努力，而他们的对手则是表明自己在共和出现危机时捍卫共和，双方的立场虽然不同，但在都坚持共和这一点上却又是相同的。双方的争论留给世人后代的便是充满了政治智慧和说理精神的《联邦党人文集》和《反联邦党人文集》。 仅仅用笔名并不能让使用者的政治立场具有说服力，说理必须通过说清“理由”，才能产生效果。“文革”时，那些用“全无敌”、“铁扫帚”、“清道夫”、“螺丝钉”为笔名的人们，他们使用的不是说理的语言，而是充满暴力的“谴责”、“声讨”和“讨伐”，他们留给今天这一代中国青年人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似乎在《怒烧汉奸报刊》中有了答案。文中充满了结论性的“谴责”和“声讨”，如“南方汉奸报系，向来以攻击中国共产党、篡改中国历史、恶毒攻击人民领袖、大肆贩卖普世价值而臭名昭著”。谴责性的结论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结论是以什么“理由”来支持的呢？“说理”与“不说理”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理由。说理不仅需要为观点提出理由，还要提出可靠的理由。 在“朗朗乾坤”那里，所有结论都是不需要理由的，既然如此，结论也就变成了可以随意罗织和强加的罪名，而且是非常可怕的罪名：“这些汉奸媒体在买办头子的授意下，在美帝反华势力的豢养下，……行倒党亡国之勾当，妖言惑众、造谣诽谤，企图瓦解中国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将中国引向肢解、殖民的境地”。这和当年“文革”中指责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一样的手法，就连表示激愤的用词都是一样的——“是可忍熟不可忍！” 不说理的“谴责”和“声讨”会使社会笼罩在暴戾、仇恨和恐惧的阴霾之下，谁都可能被别人随时安上可怕的罪名，成为被讨伐、迫害、诛杀的对象。为了不被讨伐，就必须成为讨伐者，为了不成为暴力目标，就必须成为施暴者。这样的情况再也不能让它在中国重新出现了。      

“谴责”和“声讨”不是说理 徐 贲   民声网首发了一篇《燕赵儿女怒烧汉奸报刊》的檄文，配有多张焚烧“南方”报刊的照片，一片杀气腾腾，犹如又回到了“文革”时“批毒草”、“破四旧”、焚烧“封、资、修”书籍的场面。 文章作者署名“朗朗乾坤”，大概是要表现除尽奸恶，扫除黑暗，实现朗朗乾坤的意思。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用笔名来明志的事情历史上有许多先例，美国独立后，在辩论要实现什么样的共和国时，争论的双方都使用了与罗马共和人物有关的笔名。 例如，反联邦主义者中至少有三位使用了 “ 加图 ” 这个笔名，指的是罗马共和后期的参议员小加图。小加图在抵抗凯撒专制失败后，流亡北非 Utica 继续抗争，最后拒绝投降，自杀身亡。反联邦主义者中另有一位使用了 “ 小布鲁特斯 ” 的笔名。罗马共和晚期，在凯撒行专制的时候，布鲁特斯领导共和的其他拥护者一起刺杀凯撒，被称为 “ 最高贵的罗马人 ” 。还有一位使用了卡西乌斯的笔名，卡西乌斯是古罗马将军，是与布鲁特斯一起刺杀恺撒的主谋者之一。 这些笔名要表明的是，反联邦主义者们强烈认同晚期罗马共和的那些共和捍卫者们。在他们看来，强大的联邦政府权力必定会最终毁掉一个人民的共和国家，他们坚持反联邦的政治立场，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共和，而他们的对手，联邦主义者们，则是 “ 反共和 ” 的。反联邦主义作者还使用一些具有其他共和政治含义的笔名，如阿格里帕（曾经在北非与加图一起抗击凯撒）、辛西那提（共和罗马将军，带领国家战胜敌人后自动解甲归田）、 Vox Populi （拉丁文 “ 人民之声 ” 为笔名的，暗示自己站在人民一边，不相信那些主张联邦政府的少数精英）。 联邦主义者也同样使用与罗马共和人物有关的笔名，例如，《联邦党人文集》的文章是由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三个人分别写的，但都统一署上“波里乌斯”的笔名。波里乌斯是公元前 509 年领导推翻君主制的 4 位贵族之一，成为罗马共和的执政官。 Publius 本身的意思是“公众”，波里乌斯有个绰号（当时罗马人有绰号，就象水浒传里的人物差不多）叫“人民之友”。汉密尔顿等三人用这个笔名，表明他们在为建立美国共和而努力，而他们的对手则是表明自己在共和出现危机时捍卫共和，双方的立场虽然不同，但在都坚持共和这一点上却又是相同的。双方的争论留给世人后代的便是充满了政治智慧和说理精神的《联邦党人文集》和《反联邦党人文集》。 仅仅用笔名并不能让使用者的政治立场具有说服力，说理必须通过说清“理由”，才能产生效果。“文革”时，那些用“全无敌”、“铁扫帚”、“清道夫”、“螺丝钉”为笔名的人们，他们使用的不是说理的语言，而是充满暴力的“谴责”、“声讨”和“讨伐”，他们留给今天这一代中国青年人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似乎在《怒烧汉奸报刊》中有了答案。文中充满了结论性的“谴责”和“声讨”，如“南方汉奸报系，向来以攻击中国共产党、篡改中国历史、恶毒攻击人民领袖、大肆贩卖普世价值而臭名昭著”。谴责性的结论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结论是以什么“理由”来支持的呢？“说理”与“不说理”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理由。说理不仅需要为观点提出理由，还要提出可靠的理由。 在“朗朗乾坤”那里，所有结论都是不需要理由的，既然如此，结论也就变成了可以随意罗织和强加的罪名，而且是非常可怕的罪名：“这些汉奸媒体在买办头子的授意下，在美帝反华势力的豢养下，……行倒党亡国之勾当，妖言惑众、造谣诽谤，企图瓦解中国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将中国引向肢解、殖民的境地”。这和当年“文革”中指责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一样的手法，就连表示激愤的用词都是一样的——“是可忍熟不可忍！” 不说理的“谴责”和“声讨”会使社会笼罩在暴戾、仇恨和恐惧的阴霾之下，谁都可能被别人随时安上可怕的罪名，成为被讨伐、迫害、诛杀的对象。为了不被讨伐，就必须成为讨伐者，为了不成为暴力目标，就必须成为施暴者。这样的情况再也不能让它在中国重新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