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徐 贲   今天，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微博成为一种广为运用交际工具，微博发表意见的表达方式也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有人注意到， 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公共说理的言论。 文化传媒学家尼尔·波兹曼早就提出了“ 媒介即认识论 ”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新的传媒方式一旦被普遍采用，便有可能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可以是朝理性、逻辑说理的方向发展，也可能正好是背道而驰。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格言和其他“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说，在复杂、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 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 “ 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 ” 可是，我们不应当让这种思维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该倚靠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罐头思维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理性、逻辑的说理是与文字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文字说理的特征是由充分“理由”来支持的合理“主张”，因此又被称作为“成熟的论证” (mature reasoning) 。说理是由三个必要部分构成的：主张、理由和保证。“ 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则只有结论而已。在说理的主张和理由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又称“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那么，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主张的合理。 往往是在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在说理陈述中省略掉的假设。假设可以从陈述中省略，但不可能在说理中省略。例如，一个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可靠。单凭这个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是有问题的（“偏面”）。 说理是成熟的论证，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说理是一种形成公共群体的力量，它形成的是一个人们虽然意见各不相同，但都认同理性话语伦理的公共群体。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纸、刊物是最适合于说理的大众媒体。 微博不同，微博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具有同声相求的性质。人们发现，微博常常 裹挟大批的粉丝，其实就是一种 同声相求的效应。在同声相求的群体里， 三言两语，说说心情，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错，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派说理用处的。 微博往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 感染 方能得以传播，结果更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 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能够提高说服力的作用。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作一区分。有感染不等于就有好的说理。 例如，有人这么说：“ 校长是有气质的流氓，教授是有品味的色狼，学生是有知识的文盲，学校是认钱不认人的银 行 ”。文字的对仗给人一种阅读或听觉的愉悦，听者因此对它有好感，变得容易接受。然而，像这样的断言虽然有文学的感染效果，但并无说理的价值，因为它们显而易见是以偏概全的。说这话的人不是不知道话未必全在理，但由于言辞巧妙，说起来还是觉得很爽。这种话就是为图痛快，为写微博，而不是为说理而说的。 《南方周末》  

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徐 贲   今天，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微博成为一种广为运用交际工具，微博发表意见的表达方式也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有人注意到， 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公共说理的言论。 文化传媒学家尼尔·波兹曼早就提出了“ 媒介即认识论 ”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新的传媒方式一旦被普遍采用，便有可能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可以是朝理性、逻辑说理的方向发展，也可能正好是背道而驰。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格言和其他“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说，在复杂、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 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 “ 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 ” 可是，我们不应当让这种思维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该倚靠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罐头思维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理性、逻辑的说理是与文字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文字说理的特征是由充分“理由”来支持的合理“主张”，因此又被称作为“成熟的论证” (mature reasoning) 。说理是由三个必要部分构成的：主张、理由和保证。“ 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则只有结论而已。在说理的主张和理由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又称“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那么，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主张的合理。 往往是在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在说理陈述中省略掉的假设。假设可以从陈述中省略，但不可能在说理中省略。例如，一个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可靠。单凭这个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是有问题的（“偏面”）。 说理是成熟的论证，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说理是一种形成公共群体的力量，它形成的是一个人们虽然意见各不相同，但都认同理性话语伦理的公共群体。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纸、刊物是最适合于说理的大众媒体。 微博不同，微博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具有同声相求的性质。人们发现，微博常常 裹挟大批的粉丝，其实就是一种 同声相求的效应。在同声相求的群体里， 三言两语，说说心情，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错，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派说理用处的。 微博往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 感染 方能得以传播，结果更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 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能够提高说服力的作用。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作一区分。有感染不等于就有好的说理。 例如，有人这么说：“ 校长是有气质的流氓，教授是有品味的色狼，学生是有知识的文盲，学校是认钱不认人的银 行 ”。文字的对仗给人一种阅读或听觉的愉悦，听者因此对它有好感，变得容易接受。然而，像这样的断言虽然有文学的感染效果，但并无说理的价值，因为它们显而易见是以偏概全的。说这话的人不是不知道话未必全在理，但由于言辞巧妙，说起来还是觉得很爽。这种话就是为图痛快，为写微博，而不是为说理而说的。 《南方周末》  

说理是 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 徐 贲   在公共生活中的“说理”是一种运用语言的理性交流形式，说理的目的是表达看法、解释主张，并说服别人。说服是针对具体对象的，也是为了取得具体效果的。在英语中，说服（ persuasion ）一词的拉丁词源原义是“敦促”和“甜”，也就是好言相劝，与希腊语中这个词的“令人欢愉”和“甜”是相同的。 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有一则《太阳与风的寓言》。太阳与风相互夸口说自己是最强的，他们于是进行一场比赛。风看到一个穿着外衣的行客，就说，“谁能使这个人脱掉外套就算赢了。”风刮了又刮，但刮得越凶，那个行人就把外套裹得越紧。然后太阳出来了，照在行人的身上， 他很感谢太阳的温暖，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手臂上。 这个故事可以用作“说服强于强制”的寓言。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论辩术”发明人的希腊哲学家芝诺 (Zeno) 对说服有相似的说法，他说，说服是一只摊开的手掌，而不是一个攥紧的拳头。 说服是欢迎别人加入对话，既不是企图限制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更不是威胁他们不准有自己的看法。 说理是与人的和平需要结合在一起的，说理是通过 说明和协商，而不是暴力与战争来解决人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并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讲理”的文明秩序。所有的战争和混乱都是在没有协商，无理可讲的时侯发生的。说理需要运用的是语言，讲理和协商都离不开语言，由于语言使得人类能够用 摊开的手掌，而不是攥紧的拳头 来相互交往，人类才得以进入文明社会。 然而，并非有语言的地方就自动会有说理，有语言的地方必须有自由才能有说理。说理是一种在人类的自由思想传统中产生的公共话语形式。 17 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的说理是没有意义的，这时候的说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的，自我封闭的，得不到运用，也毫无生机的美德”。他问道：“如果没有自由而公开的论辩”，又哪里会有真实呢？“在所有的自由中，我最需要的是知情、说话、凭自己的良知说话的那种自由。” 长期以来，说理在中国被当作一种 攥紧拳头，而不是摊开手掌的话语行为。这样的“说理”便成为“占领话语阵地”、“口诛笔伐”、“论战”和向对方报以“投枪”和“匕首”。这样的“说理”观念另无数人深受其害而浑然不知。 说理需要平等、理性地对待不同意见，这并不只是出于说理者主观意愿的“宽宏”、“宽厚”或“宽容”，而是由“说理”本身的话语特性决定的。说理不是科学论证，它所讨论的是不确定的事情，不是确定的事情，“确定”，顾名思义，是不需要讨论的，即使在科学中，也不是什么都能确定的。 说理是向所有公众，而不只是对少数专门人士开放，说理说的是社会群体中许多人，而不只是专业小圈子里的专家们，所能听得懂的道理。说理提出的“看法”无论具有如何充分的理由，都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而不是绝对确定性的结论，因此，说理总是可以再说理的，说理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说理不只是指思考和明理，而且还指用理由来证明合理。因此，说服必须包括用理由——说得通，别人能接受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或观点。说理所运用的 “辩论”，这个词的拉丁词源原义是“银”。把意思说清楚就像一块纯银，银器越打磨越光亮，可以投射出光亮、清晰的映像，或者像人们平时所说的“真理越辩越明”。可惜现在的许多“辩论”不仅是粗糙的，而且是不允许打磨的，有的映照出扭曲的映像，有的根本就是混暗不明，有的语言甚至根本就是为了制造这样的效果。奥维尔说，扭曲真实的语言“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它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事实的细节。这样的语言是说理的天敌。 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一般来说，真实和公正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