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一早往窗外望去，只见一片雾霾蒙蒙，仅一两公里之遥的百望山几乎消失在视野中。上网一查，凌晨六点北京的PM2.5污染指数是368，属于重度污染。如果不刮大风，这个指数一日之内还将恶化。急匆匆送孩子上学，又忘带口罩；虽然标识着PM2.5的口罩未必真能发挥什么作用，但是聊胜于无，至少有个心理安慰吧。路上遇到成群结队赶着上学的孩子，不免为他们的健康担忧。这种天气对强壮的成人来说也许可以忍受，但是每天呼吸这种空气，对于正在生长发育的下一代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曾听一位城市白领说，她不愿意在国内生孩子，因为她无法为新生命提供一个基本健康的成长环境。听了这话，我很吃惊，但仔细一想，又颇能理解其中的无奈。    在这种心境下读重庆警备区司令朱和平少将的近作“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我只能说自己的感觉是“找不到感觉”。为什么？因为今天再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来说事，回避了当代中国的真问题。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远不止是领土主权或意识形态问题。我们需要为自己尤其是下一代提供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安全的食品，这些都是人作为动物的基本生存必需，我们做到了吗？我们需要为下一代提供一个文明而宽松的教育环境，而不是用各种考试、补习、收费来压抑和扭曲一个个幼小的心灵，否则这个民族不可能有希望——我们做到了吗？社会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么多农民和城市底层的生老病死得不到基本保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得不到法律保护，上访途中还遭遇各种迫害、虐待；贪官污吏那么多，每年流失的赃款就有多少？军队腐败那么严重，中央军委屡禁不止，不让吃酒席就用矿泉水瓶装茅台，请问朱司令有何良策？这些才是当今中国的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真问题，它们和“意识形态的上甘岭”不搭边，也绝不是回到遥远的“上甘岭”时代就能解决的。    在朱和平少将看来，似乎所有问题都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搞的鬼。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作为一个军队负责人，说话要负责任，不能夸夸其谈、胡编乱造。从目前那篇在说理上十分单薄的短文，我们还看不到有任何证据表明“西方敌对势力”污染了中国的空气和水，制造各种有毒食品，扩大中国贫富差距，造成各种强征、血拆以及官员和军队腐败……当然，有些格局可能在他们看来也是乐见其成，譬如中国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制造廉价产品，耗费自己的资源、污染自己的环境，还买别人的国债供他们免费享受，对于他们来说何乐不为？没有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也不会积聚居高不下的产能和输出型发展模式，但是归根结底，“中国模式”是中国政府自己的选择。如今不是鸦片战争时代，没有谁拿着枪逼咱们做这个、做那个。如果中国的发展方向不对，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国际因素至多只是间接的“外因”，最终要靠内因才能起作用。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问题和造成问题的原因视而不见。    文中还指责所谓的西方敌对势力“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句话更是莫名其妙，因为它把“自由”、“民主”、“人权”当作西方的东西，和当代中国对立起来；这些概念原先也许是西方的舶来品，现在则早已成为中国公民生活的主流话语。众所周知，现行宪法是在执政党领导下制定的，而只要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宪法序言有一处、正文有12处规定了“自由”。以人大制度为代表的“民主”无疑是1982年宪法的首要特色，各级人大代表由选举产生并有义务监督同级官员，这不是民主是什么？“人权”以前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符号，但这早已是上个世纪的“老黄历”。2004年修宪之后，“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已明确成为中国政府的法律义务。这些话都白纸黑字写在宪法和党章上，不知朱少将为何视而不见，偏偏要把“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人权”对立起来。难道他的意思是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坚持独裁、专制、侵犯人权吗？真不知其居心何在，也不知道回到“上甘岭”的喧嚣究竟是出于食古不化，还是言不由衷。       在去年12月4号纪念宪法颁布三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因为解决当下中国的真问题恰恰就是要把宪法规定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落到实处。毋庸讳言，现行宪法的实施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而正是宪法实施的缺陷产生了当代中国遭遇的现实问题。人大选举走过场，人大代表不尽责，导致政府决策不对民负责，“GDP至上”的发展模式肥了少数贪官和开发商，伤害了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司法不独立，社会公正无从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无法保障……由此可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正是落实法治、民主、人权。如果法治得以落实，人权获得保障，那么人民就用不着面临强征、血拆的劫难和颠沛流离之苦。如果各级政府通过人大对人民负责，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就会戛然而止，各级官员就会专注于环境治理、食品监督、治安保障等公共职能，而不是和开发商一起瓜分属于人民的基本利益，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纯净的水、吃上放心食品、享受真正的“素质教育”。 反之，“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除了强化极左思维之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事实上，这套思路是“文革”老调重弹，没有任何新意。就在不远的过去，重庆本地的“唱红打黑”就是前车之鉴，也许打了几只“耗子”，但与此同时却造就了薄熙来、王立军、雷政富等“老虎”。“意识形态的上甘岭”无非是“唱红”的一个加强版，而重庆恰恰是在震耳欲聋的一片“红歌”声中变成腐败重灾区。    就和任何人都会生病一样，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问题，关键是对待问题的态度。蔡桓公的“讳疾忌医”早已为天下笑，但可悲的是，这种笑话却在当代不断重演，“意识形态的上甘岭”就是一个版本。它只会让我们在意识形态的喧嚣中忽视自己的真问题，并贻误通过制度改革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的时机。   来源：法海帆影 链接： http://const123.fyfz.cn/b/750493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77499 喷嚏图卦微信：penti_tugua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郭宇宽：我的“毛粉”外婆 进入专题 ： 外婆    ● 郭宇宽 （ 进入专栏 ）   　　 　　我的外婆去世了。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光里，我非常痛苦，一想到我的外婆，我的心就像被刀扎一样，这是我心里长时间无法直面的创痛。我的外婆居然是一个“毛粉”，很长时间，我无法和她有任何深入的思想交流 。 　　但我一直知道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对别人特别好的人，如果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有些人，在脑子里从来没有邪恶的念头，从来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从来不想坑害别人，从来不贪慕别人的财富，我的外婆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脾气，前些年她有一次出门坐公共汽车，下车的的时候刚一条腿踏下，车就开动了，害得她摔倒，腿骨折了。在医院了住院了两个月多，打了钢钉。公交公司承担了住院费，但出院以后恢复了半年，一直要人护理，吃了很多苦头，要按我的想法，既然责任在公交公司，不光是医药费，至少雇保姆看护，卧床了半年多，之后还要人伺候很久，这些费用总要谈判一下，咱们也不是胡搅蛮缠，合法的权益谈一谈总不为过吧。我后来知道人家公交公司的上门，完全承认错误，人家也知道这么一个老人，受此折磨很过意不去，准备要给些慰问金，她外婆居然把人家往外推，说算了算了，别给公家添麻烦，还让人家别担心。她的逻辑是，我们家又不缺钱花。 　　外婆对我也非常好，小时候我住在爷爷奶奶家，我爷爷和奶奶都来自于有几百年历史的江南读书人家庭，虽然受过西式教育，但他们身上有非常正统的儒家传统信仰，他们在49年之后依然固执的在家里坚持一些挺古老的传统，比如从小跟我反复讲一些我当时不大能理解的概念，比如长幼有序，精忠报国，光宗耀祖。我爷爷奶奶偏执到认为小孩子绝不能穿皮鞋，不能穿丝绸，甚至不能吃冰激凌，否则就会培养出纨绔子弟，我一直到上大学，参加全国大学生辩论赛，才有了第一双皮鞋。与之相对照，我外婆对我就可以算做溺爱了，她带我去出去玩，只要看到有什么好吃的，稀奇的都会给我买，都不问价钱，记得很小的时候，她带我去上海玩，我印象中当时上海的自来水特别难喝，开水喝着像漂白粉汤一样特别涩，让我对上海印象很差，我吵着要回南京，她就给我买了很多我记不得牌子，就是记得很贵的罐装水喝。 　　她193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很有钱的家庭，我的外曾祖父叫胡信义，老家在镇江，来到上海，从小伙计做起，创业非常成功，开过金铺、银号、纱号、米店，在他三四十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据说被当时的报纸称作“金钞大王”。过去电视里出现荣毅仁当了国家副主席，我外婆就随口说，过去我和荣家的谁谁谁熟的很，常一起玩。我的外曾祖父49之后就倒霉了，先是公私合营，后来他的产业彻底被共军霸占了，再后来在50年代就以“经济特务”之名被捕，送去黑龙江劳改，音讯全无，亲属去黑龙江探视也见不到人，过了好几年，通知他死了，如何死的？不知，连尸骨都无存。产业被充公以后，家里还有大概百斤的“黄鱼”，就是金条，外曾祖父预感不祥，把金条藏在红木家具的夹层中，一部分埋在地板下面，都没有逃过造反派的掘地三尺，我外婆的兄弟姐妹，受家庭牵连，她有个哥哥，在清华读书，原本选拔要去苏联留学，后来送去下乡劳改，死得不明不白；她的大姐是东吴大学毕业的，分到了最高法院，大姐夫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心向大陆来建设祖国，也被打成了特务，在狱中受尽折磨。这样一个家庭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劫后余生的，个个萎靡不振，除了想出国，都胸无大志，那是后话。 　　这里主要说我外婆，她成长在这样的家庭，条件非常优越，小时候家里有佣人伺候，有家庭教师，这种家庭条件，大概容易培养出头脑简单单纯的人。我外婆一辈子不会做家务，也不爱读书，她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复旦大学是一所专为纨绔子弟准备的很不着调的学校，回忆起她的大学时光，就是唱歌跳舞，再就是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据说她还参加过复旦的学生会主席竞选，在当时我外婆绝对是一个热情而又美丽新潮的女性。如果我的外曾祖父选择在49年钱带着一家人去美国，他当时全家的船票都买好了，只是最后一念之差，她的人生估计会是安逸浪漫的。 　　49年，共军占领上海，我的外公当年是一个年轻帅气而又充满野性天不怕地不怕的土八路，他14岁参加八路，南征北战，福大命大，身上一处枪伤都没有。当他骑着马进入复旦校园的那一刻，就像杀进纽约百老汇的人猿泰山，对于那些锦衣玉食又无忧无虑的富家小姐，尤其具有雄性魅力。可想而知像我外公那样来自山东农村只会打打杀杀的土鳖，见到一个像挂历上一般的美女，全部革命意志都崩溃了。在50年代初他们就好上了，后来这完全来自于两个世界的男女，就演绎了半个多世纪忠诚的爱情。 　　我外公他“参加革命”没有什么大道理，他成分好，三代贫农，当八路就是为了抢好东西吃，我小时候听他讲革命故事，都离不开吃字，讲打进一个县城里，他抢了一袋子伪军厨师的干海参，拿钢盔炖着吃；还有一次打胜了仗，一个地主杀了一头猪慰劳他们，吃得很开心。按我外公的说法，说他第一次上我外婆家见他未来的老丈人，见面就给他塞了一包金子，都是“黄鱼”，掂掂有好几斤重，给他做见面礼，他硬是一根不要。我估计我外曾祖父当时也忐忑不安，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八路好上了，不知是福是祸？如果是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早点儿送点儿钱打发了。 　　我外公读书不多是个粗人，但他身上有着山东农民的朴实忠直，他非常崇拜彭德怀，彭德怀指挥他们打了百团大战，他就一直认彭德怀是他的带头大哥，自从彭德怀给毛泽东打倒，他就一肚子抱不平，他为他的老大抱屈，恨毛泽东不仗义。我在他面前一提毛泽东，他就来气，他的说法“这个坏东西，比蒋介石还坏！”，在他的历史坐标系中，蒋介石就算坏人了。他爱过嘴瘾，照他的策划”彭德怀就是太老实，老子要有机会，揪住他，一枪毙了这老不死的，宰了喂狗去”。为了他一肚子牢骚怪话，又离开了他们山东人的山头，文革中他也吃了不少苦头，不过他仗着出身实在成分太好，又没太高的位置，所以还算苟全了性命。但我觉得他除了对彭德怀，还有当年领导过他的一个是什么十纵的白营长，还有回民支队的马本斋司令这样少数几个共军干部死心塌地、五体投地，一说起来恨不得眼泪汪汪的，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产党其实没什么好感。 　　而我外婆则表现出了一个被共产主义彻底洗脑后的大公无私，她在我面前自豪的说起，她被下放到农场的时候，她能像农民一样挑百斤的担子，在冬天下地干活，我听得毛骨悚然。她最得意的人生经历是她是民盟的，不是共产党员，80年代学校居然让她当了政治辅导员，这标志着她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历经千辛终于得到了党的信任。 　　我的外婆的政治立场是非常坚定的。89年的5、6月，我正在小学要毕业的那年，要升中学了，没什么事做，我们家在大学院子里，看着一队队大学生意气风发的上街游行，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我觉得特别好玩。每天放学就骑着自行车到鼓楼广场，大学生们就会给我几个写着标语的小旗子，什么“打倒李鹏”，“小平下台”之类的，我把小旗子插在自行车上就跟着游行队伍走，一点都不觉得累，天黑了才回家，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支持学生，看见游行队伍捧着募捐箱的就捐钱，当时电视里播出李鹏和学生对话，我看着这个人都非常讨厌，居然还是总理，所以我也觉得抗议是一件很有正义感的事情，尽管我在我的小学同学中找不到什么这方面的共同语言。 　　直到六月四号的那一天，我当时的知识水平，完全想不到居然在北京开枪杀人了，记得当时也没有互联网这些传播工具，中央电视台都在反复宣传“共和国卫士”，“威武之师，仁义之师”，李鹏又出来讲话，特别讨厌，但除了听到受到干扰的美国之音，就是在当时东南大学的海报栏，有人拿复印机印了一些从北京什么途径流传出来的照片，拿A4纸复印的，黑白，不是很清晰，但能看见尸体横七竖八，还有被坦克压死的，惨不忍睹。我看得失魂落魄，想给我奶奶爷爷看看，就扯了几张带回家，我奶奶看了说，你怎么把这些带回来呢？你应该把这些留在那里，让更多人看见啊。于是我鼓起勇气，整了点浆糊，晚上把那几张图片又贴了回去。 　　我外婆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我跟她说北京军队镇压学生啦。她就说：“你不要听美国电台乱讲啊。”我说我都看到照片啦。她就直摇头“你中毒太深啦。”我跟她没法讲理，气得要命。我外公倒在一旁打圆场“在家里说说不要紧，到学校千万不要乱讲啊。” 　　也许89年的那个夏天是一个风水岭，塑造了我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使这之后我和我外婆在思想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晚年她的主要乐趣就是三样，旅游，打麻将，唱红歌。前两项没什么问题，后一项我们有很大的分歧。我外婆最爱看的电视节目就是央视的文艺节目，她是李双江、蒋大为、郭兰英等人的忠实粉丝，她非常积极的爱唱红歌，还爱积极参加东南大学组织的各色歌咏比赛。而我爷爷奶奶非常反感红歌，我爷爷爱听京剧，看见电视里唱红歌就调台，我到了高中以后也很反感，我会唱不少红歌，但都是带着崔健式的有些调侃有些反讽的心态唱。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声音条件不错，凡是什么五四歌咏比赛之类的，我常当个领唱领颂，我也能应对自如。但比如有一次，刚上硕士，我到了管理学院，一次歌咏比赛，好像学院的合唱团要表演一个长征组歌之类的，让我在前面领诵，排量中，我朗诵了两遍，学院的一个副书记不知道的我的脾气，说“朗诵得没问题，但你还要把你对党的感情朗诵出来。”我回他：“我对党真没什么感情。”我看着他目瞪口呆的样子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但我外婆不一样，她在家里打开电视就看央视同一首歌之类的节目，唱起红歌来是真饱含深情的，我外公都不喜欢听这些，他就躲到另一个房间看球赛、拳击赛，比如前些年有个叫阿宝的歌手，扎着白肚巾唱“毛主席领导咱们打江山”，我外婆听得兴高采烈，在家里就引吭应和。我听得不是滋味，简直有生理反应，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心里话：“你给毛泽东整得家破人亡，还他妈打江山呢！”有几次我实在忍不住，问她，毛泽东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啊？她说：没有毛主席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么？现在多幸福啊！我说：那香港，台湾都没好日子？过去你们家受得苦还不够啊？说不了几句，她就理屈词穷，就说：你别讲了，我心脏病，我心绞痛。 　　有时候说到上海往事，她也会很痛心，她说：我爸爸不是经济特务啊，他是给冤枉的啊！但她的历史解读就是“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害忠良。我又忍不住了，告诉她，没老毛撑腰，江青四人帮算什么呀？她又一捂胸口：你别讲了，我心脏病，我心绞痛。 　　我觉得我外婆是一个头脑极为简单的人，简单到无法处理摆在面前的真相。我到了大学以后越来越和她没有办法在思想层面有所交流，见了我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就问我：什么时候出国啊？跟我讲某某亲戚，现在在美国入了籍了，生活得非常好啊。他们觉得出国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但我其实一点儿都不想出国，后来我也出国了很多次，在国外哪怕生活再好，空气再好，我也就是看看，学习学习，从来没有一点儿想要留在那里的意思，我觉得那种生活是人家的国民累世奋斗挣来的，我要活得心安理得就得在中国奋斗。 　　他们后来知道我不会出国，就又劝我入党，要我政治上要要求进步之类的，我一听就反胃，我外公讲得最彻底：“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入党，他们会欺负的你的啊。”可能是他们受得苦太多了，文革中的世道太险恶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很幸运的，遇到了很多好人，大学的时候我因为在学生活动中比较活跃和学校的领导们都比较，也经常有机会交流，比如有个学校管学生工作的党委书记，我们讲到文革和对毛泽东斯大林的看法，他就非常严肃的说：“宇宽，我不同意你这些观点，你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他嘴上这么说，大概觉得我是个不错的青年，各方面都对我非常爱护照顾。很多我的领导都是这样，说不赞同我的观点，但对我很不错。 　　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因为在大学生辩论会上的表现，到陕西卫视和湖南卫视主持节目，还在中央台主持节目，这让我外婆非常自豪，她跟别人都介绍自己外孙是主持人。她觉得我要发展的道路就和朱军、赵忠祥差不多，这些都是她喜爱的节目主持人，她说你什么时候主持晚会，一定要告诉我哦。其实我对那样的事情发自内心的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我甚至连束手束脚的当个主持人都没兴趣。我硕士毕业的时候主动辞了主持人去当一个文字的调查记者那样可以有更多的选题自由，因为当访谈节目主持人选题不自由，禁区太多，当文字记者，去调查上访，拆迁，这些当时电视根本不报到的事情，为那些受委屈发不了声的人说话，(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郭宇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