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张新平 张博：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执政体制教训 进入专题 ： 苏联共产党 苏联解体    ● 张新平   张博   　　 　　[摘要] 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党政一体化体制，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其执政体制的理论缺陷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指导，错误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变化，教条主义泛滥。其执政体制的组织缺陷是沿袭革命时期和战争年代的极端集权制来代替民主集中制：总书记集权制、政治局中心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指定接班人制、领导干部终身制、监察委员会隶属制。其执政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党的体制与国家体制的关系方面存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政治体制教训。 　　[关键词] 苏联共产党； 执政体制； 党政领导； 民主与集中 　　苏联共产党的建立和解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诞生和解体，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世界性政治事件之一。苏共以执政苏联为取得革命胜利和政治成功的根本标志；苏联以苏共解散为开端，自身快速地走向解体。回首74年的过往岁月，苏联与苏共如影随形。苏共党政一体化的执政体制，既造就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辉煌，也不断地暴露出第一个共产主义执政党难以克服的缺陷。其间，虽然发现了问题，也作出过一定程度的改变，但苏共和苏联终究没有摆脱退出社会历史舞台的厄运。本文从党的理论、党的体制、党与国家的关系，分析苏共失权亡党、苏联解体亡国的政治体制教训。 　　 　　一、理论的僵化与更新 　　 　　正确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引领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胜利的前提。苏联共产党经过长期执政，最终走向失败，存在着三大理论问题： 　　第一个理论缺陷是用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指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发生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时期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提出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的理论。赫鲁晓夫时期极端地提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日程表。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仍然脱离苏联社会的发展实际。安德罗波夫时期不得不宣布苏联社会处于“发达社会主义这个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戈尔巴乔夫时期认识到苏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通过改革“完善”苏联的社会主义，却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使苏共走上亡党、苏联走上亡国的道路。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长期超越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导致苏联人民难以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反差之间感受到发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第二个理论缺陷是不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建立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选择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体制实践，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旨。这样的思想认识带来两个逻辑结果：一是凭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认识资本主义。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他们对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认识得过早，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节能力估计得不足，对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认识得不够，对共产主义到来的估计过于乐观。这些认识长期影响和束缚苏共的意识形态。二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肮脏、腐朽、欺骗人民。苏联的意识形态教育，长期把资本主义看做是经济上的贪得无厌，政治上的虚假民主，思想文化上的颓废、腐朽，从而干扰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能够充分利用有益于己的资本主义发展成果。 　　第三个理论缺陷是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泛滥。这是致命的错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给出具体回答，需要社会主义建设者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不断实践。列宁晚年的一系列探索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斯大林将列宁主义工具化，把科学的、生机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又把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东西附加给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解冻”苏联的思想领域，却仍旧片面地认识苏联体制，致使改革始终带有盲目性而不能冲破教条主义老路。勃列日涅夫更使苏共的思想缺乏活力、理论缺乏创新。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对抗，苏共严控意识形态。官方话语的单调重复和内容陈旧，进一步窒息了思想理论界的独立探讨和大胆探索。 　　上述理论缺陷造成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失去创新精神和先进锐气，同非社会主义思想作斗争逐渐处于被动地位。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理论已经没有战斗力。首先，失去认识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战略优势。教条地反抗西方的宣传进攻，只能一步一步地妥协退让，把阵地让给反社会主义力量。其次，造成苏联意识形态危机和社会信仰危机。教条的理论和空洞的宣传，使民众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出现“夜间人”现象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支撑苏共执政体制的理论发生僵化，必然导致理论错误地指导实践。 　　克服教条、摆脱僵化，需要不断创新理论，在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走向新的境界，才能使理论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始终能够正确地指导实践。 　　第一，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执政的共产党人密切关注发展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社情，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及时地更新理论，将成功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理论同实践相适应，使理论始终成为行动的指南。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判断时代发展特征、全面把握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准确分析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基础之上，列宁主义建立在深刻认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之下，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当地的具体实践成功结合的结果，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结果。反之，理论脱离实践和超越本国国情，社会主义发展必然遭受挫折。因此，理论的创新、科学理论的确立，关键是能否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 　　第四，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需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因素。首先是正确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其次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成果，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将前人作出的、有益的理论贡献和文化积累为我所用。 　　 　　二、组织体制的集中化与民主化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是沿袭革命年代和人民政权建立初期的旧体制，还是创制执政的新体制？这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综观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其组织体制建设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 　　（一）从民主制到民主集中制。在本质上，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制度是民主的而非独裁的。为此，应当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使党员有更多的机会发表意见。坚持党内平等的原则，党员监督和批评党的领导人，党的领导人必须秉持民主作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建党原则是民主制，集中只是民主的应有之意。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此后，苏共28大以前的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都明确规定了民主集中制。 　　（二）从民主集中制到集中制。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主张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提出实行“工人民主制”，并且积极探索党内民主：坚持“两个必须”，确保党的统一，同时坚持党的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的“十二项可以”。斯大林当政以后，把战争和革命条件下形成的集中制绝对化。结果造成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实际运行中遭到严重破坏。用极端的集中制代替民主集中制，具体表现在总书记集权制、政治局中心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指定接班人制、领导干部终身制、监察委员会隶属制，等等。变形的民主集中制长期而深刻地影响苏共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历届领导集体不仅未能改变这一做法，甚至进一步予以强化、僵化。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民主化、公开性的改革中，集中制连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都被无情地抛弃。 　　苏共组织体制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共产党组织建设的根本方向是发展党内民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组织体制建设，需要做出几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一根本组织原则保证无产阶级执政党成功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有效地执掌国家政权，切实地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国内学者把列宁创立和列宁时期的民主集中制概括为11项内容，对于我们理解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的统一整体，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明确，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民主制。因为，只有民主等于无政府主义，只强调集中必然滑向专制主义。民主集中制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偏重于集中（不是不要民主），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充分发扬民主，也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集中。 　　第二，完善选举制度。自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其章程和纲领就规定了党内选举制度。苏共长期用任命制代替选举制，即使进行选举也是流于形式。因此，发展党内民主，进行组织体制建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一是建立竞争性的选举制度，把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把举手表决改为无记名投票，以便创造更多的途径，方便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接触，彻底改变形式上选举、实际上委任的做法。二是严定各级领导人的任期和届数，彻底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进一步确立领导干部任职责任制。 　　第三，完善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什么样的代表大会工作制度，事关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建设。首先，加强会议制度建设。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重大决策，非经一定程序，不得推翻和任意改变，更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其次，完善选举办法。扩大选举差额比例，使真正有能力、有代表性的党员成为党代表。再次，施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党代表深入实际、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写出高质量的提案，提交代表大会讨论和决策。 　　第四，强化党内监督机制。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列宁时期，苏共设立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强有力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斯大林当政以后，党政大权集中于少数领导人，淡化党内监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执政时期，虽然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监督体系，但是，监督机构的地位低下，权力有限，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导致官僚主义和权力腐败逐步吞噬整个党。加强监督关乎党的生命。要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关键是通过行之有效的监督机构，实行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 　　 　　三、党政不分与党政协调 　　 　　苏共执政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党政关系问题，本质是执政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领导国家发展。具体来说，涉及党的体制与国家体制的关系。 　　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掌苏维埃国家政权的第三年，列宁察觉到俄共（布）的执政体制存在着党政不分。对此，俄共(布)八大专门就党政关系问题作出决议，指出无论如何不能把党组织的职能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否则，“会带来极其危险的后果”。“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能代替苏维埃”。针对党政关系，列宁作出的原则性谈话有很多相互矛盾之处。甚至在整个列宁时期，俄共（布）都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斯大林把党政分开理解为国家主权在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划分。党政分开就是党作出决定，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执行这些决定。他把列宁时期在特殊情况下形成的党政合一体制凝固化，进一步发展成为高度集权体制，并且传授给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此后，苏共和苏联的历届领导人，不论是改革也好、完善也罢，在党政关系问题上均未有突破，一直延续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苏联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证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共产党传统执政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很难解决的历史性难题。在理论困顿的情况下，处理党的领导中的党政关系问题，往往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党政分开，把属于国家职能的事务交给国家机关去完成，就会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而加强党的领导，党政分开就会降到次要地位。这正是列宁关于党政关系谈话中的矛盾之处。二是党政合一，党不用担心失去权力。在党看来，这个权力本来就是党领导人民取得的。现在，不过是需要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党的集权就是这样一种观念产物。戈尔巴乔夫推行苏联政治体制改革，试图在削弱苏共权力和强化苏联权力的过程中彻底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结果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因此，理顺党政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不能指望通过简单的党政分开，必须经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苏联共产党 苏联解体   

今天一早惊闻厦大要将芙蓉隧道的涂鸦墙铲去四五十米，取而代之以“廉政文化绘画比赛”，甚为愤怒。深感决策者之无耻和粗鄙，谨以此文，以示抗议。 厦大芙蓉隧道连接校本部和曾厝垵学生公寓，全长一千多米。我在厦大的时候，曾厝垵学生公寓住着厦大各专业所有的研究生以及三个学院大三大四的本科生，也是厦大附近烧烤、餐馆的聚集地。很多学生需要频繁往返于校本部和海韵校区，因此，芙蓉隧道的开通极大方便了学生的生活，是厦大校方长久以来以学生为本的工作思想的杰出体现。隧道最早开通的时候，内墙只是被简单的涂成了上蓝下白的单一颜色，学生们笑称为“蓝天白云”。可以想象，无论是走路还是骑车，这么单调的景象走上一公里多，都会觉得有点乏味。后来一些喜欢涂鸦文化的学生开始偷偷的在隧道里奉上自己的作品，参与的学生越来越多，厦大芙蓉隧道的涂鸦墙就这样自发的建立了起来。 厦大芙蓉隧道之所以能有今日之盛景，很关键一点就在于它的起点格调就很高，并非那种破坏式的发泄和乱涂乱画，而是那种主题明确，技艺娴熟，有一定水准的艺术作品。隧道涂鸦刚一开始，就在厦大的BBS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固然有一些同学不喜欢那种夸张炫目的视觉冲击，但大多数学生都是支持的。传说校领导当时经常在古浪听涛潜水，不知是否受网友们民意的影响，厦大校方也就对涂鸦墙也采取了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 想一想，那时的厦大多么可爱啊！厦大校方并未将校园当做自己的私有物品，并未武断的决定隧道就该是什么样子，而是将决策权交予厦大学生，让大家民主讨论，民主决策，厦大校方择善而从。这种宽厚、民主的作风以及对学生意见的尊重、对学生主人翁地位的认同，是一直以来我对厦大以及厦大的领导怀有深厚感情的根源。 得到了官方支持的厦大学生们非常争气。短短一年时间内，芙蓉隧道的涂鸦墙被学生们自发建设完毕，里面不乏许多精彩的作品，让我这个老厦大人在毕业后每次返校都忍不住再赞叹一番。如果不去隧道转一转，很多在厦大生活了四年的人恐怕也想不到自己身边竟还藏有这么多的艺术人才。前一段时间，在清华上学的妹妹和他们实验室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来厦门旅游，回去后她告诉我，他们所有人对厦大芙蓉隧道的涂鸦都赞不绝口，说那是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都难以想象的。如果你看看多少毕业多年的校友返校后都还会去隧道里走一走；如果你看看多少游客在隧道里频频留步、拍照；如果你看看全国各地多少大学生在毕业时用“我爱你，再见”那个LOGO作为他们自己对自己母校的怀念，你就知道，芙蓉隧道的涂鸦已经不仅仅是厦大同学们自由随性的艺术作品了，它已成为厦大的一张名片，向外宣示着厦大自由开放，充满文艺气息的校园风气；它已成为厦大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校友们的回忆，更是成为全国高校中独一无二的风景，引来四方宾客的赞叹与羡慕。 芙蓉隧道涂鸦墙最好的诠释了一个道理：高校给予学生足够的尊重和信任，给他们创造自由发挥的条件，学生就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回报给你惊喜和美好的文化。而高校的管理者，如果能善于倾听、尊重学生的意见，给学生更多的空间管理自己的校园，学生也就会把学校当家来爱护，会让校园文化朝气蓬勃而又和谐温馨。可如今，不知为何，校领导们性情大变，毫不顾忌学生的意见，做出这种粗暴、反智、无耻的事，不仅不尊重学生的劳动成果，不顾及众多校友的情感寄托，更是对校园文化的践踏和破坏，也和厦大校方一贯的施政风格背道而驰。 办绘画展能反腐么？能让贪官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么？这种做法简直是对党中央当前高度重视严密部署反腐败工作的一种亵渎，更是对我党长久以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为指导对党员干部们思想教育工作的一种巨大的讽刺。更重要的是，芙蓉隧道禁止通车，领导干部们一般都不会走这里，每天走过芙蓉隧道的人不是学生就是游客，这些人基本都不会有什么条件腐败的，廉政宣传搞到芙蓉隧道，无异于在撒哈拉沙漠宣传节约用水，除了把样子做出来，会有什么效果呢？如果真要反腐败，请把展览放在颂恩楼，诺大的厦大校园，只有那里会有腐败发生。 廉政展览显然不是给学生看的，那么决策者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芙蓉隧道呢？容我阴暗的揣测一下。有一天上级领导部门，比如说下来打老虎打苍蝇的中纪委巡视组的领导同志们来厦大检查指导工作了。厦大的领导们在汇报完自己的工作成绩和不足，得到领导们的肯定和殷切期望后，总是要带上级领导们视察一下我们美丽的校园的。这时候，领导同志们一行“不经意间”走到了芙蓉隧道，上级领导们发现我厦大的隧道里都陈列着一幅幅廉政反腐的宣传画，不禁大为惊讶。这时候厦大的领导们不失时机的介绍说，这都是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基层党支部发动广大学生自发创作的作品，极大的提高了厦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于是上级领导们被深深地感动了，对我厦大的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标志着我校的党建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对不起，我只能猥琐的想到这里了。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厦大，也不是生活了四年的厦大。即便我当年所在的厦大也并不完美，并不足够自由，身边的一些朋友甚至对厦大也很有不满。比如厦大校方在政治的意识形态上还是很保守的，一些同学想自己做杂志、做沙龙都会引起校方的警惕和阻挠。但在我心里，厦大一直都还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厦大的领导也都是还不错的领导，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我鼓励一切想考厦大的高中生本科生报考厦大，对厦大不吝赞美之词，甚至大四时有一个同学网上找到我，想考厦大物理系的研究生，我都会自己复印了全部的量子力学笔记寄给他。我的想法很简单，厦大是所好学校，值得所有人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一直以厦大为骄傲，并不是仅仅因为美丽的校园景色和绚烂的芙蓉隧道涂鸦，更重要的是，在除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之外，在大部分情况下，比如涂鸦墙这样的事情，厦大校方总是能以学生为本，体现出尊重、包容、谦和的施政风格。也就是在这种施政风格的作用下，厦大的校园氛围才会相对的宽松、自由，充满了文艺气息和人文关怀。也正因为这样，厦大的毕业生才会对母校有那么强烈的归属感，才会像爱护自己的故乡一样爱护自己的厦大。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如此激动地反对这件事。我不希望厦大未来只剩下美丽的躯壳，而丧失了最后一点仅剩不多的自由精神；我不希望未来厦大的学弟学妹们只是在这里度过了四年平庸的时光，读了几本一辈子再也用不到的教科书，而无法感受到活泼奔放的校园文化；我更不希望，厦大未来成为一所官僚政客仕途晋级的上马石，成为他们炫耀政绩的演武场，成为他们急功近利的试验品，从而使厦大校方丧失了对学生的温情和尊重，让学生也丧失了对学校的留恋和归属感，让厦大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神和风气不复存在，让校友们未来面对的只是冰冷的砖墙而非亲切的记忆。 我想对此事的决策者说，厦大固然是你的，但也是我们的，更是一代代为厦大付出毕生感情的前辈们的，归根结底，厦大应该是学生的。你离开了，厦大依然会在哪里。所以，请不要为了一己之私而破坏一所九十多年老校的文化风气和精神内核。所以，请将校园还于学生。

在看到这篇文章很早前，就看到过吉林省在中朝边境上写有大概意思是任何中国人不得收留越境的朝鲜难民，否则严惩；还看到过在北京或是哪个大城市的韩国使馆大门前，两名中国武警在追捕跑向韩国使馆的母女，母亲被武警飞跑着用腿卡在门外，好在年幼的女儿已经跨进大门，从此母女生死两别了，因为被遣送回朝鲜的偷渡者好一点的被折磨劳役，很多就被枪杀了。 作者：刘水    文章来源：人与人权   韩国电影《北逃者》（英文名CROSSING，亦译为北逃），2008年6月上映。片子记录朝鲜难民逃亡的故事，截至刚刚过去的2007年。该片由韩国导演金泰均历时四年策划、拍摄完成，取景地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韩国演员车仁表扮演父亲永洙、儿童演员申明哲扮演儿子俊伊，也有真实的逃北者参与了演出。   影片讲述朝鲜一个普通家庭——煤矿工人、儿子和患病妻子。这位父亲还是朝鲜有名的足球运动员，得空就跟儿子在家门前的沙土地上踢球。他家的一位朋友偷渡中国返回，带回食品、酒、DVD、日用品和大量《圣经》，让他和儿子大开眼界。但在一天，朋友一家三口被朝鲜安全警察带走，像尘埃一样消失了。食物匮乏，肉食品罕见。工人丈夫为给身患肺结核病的妻子补充营养，偷偷宰掉儿子喜欢的家养小白狗；丈夫为买到治疗妻子病症的药品，变卖掉家中仅有的电器电视机，换来大米留给断粮的妻儿，自己背着土豆作为干粮，冒险偷渡中朝界河鸭绿江，进入中国大陆。   他跟一群朝鲜偷渡客在木材厂搬运木头打黑工，将每一分人民币存起来，打算给妻子买药品，给儿子买足球。但是，突然遭遇大陆警方抓捕黑工，扎在腰包的血汗钱在逃跑中遗失。迫不得已，又糊里糊涂被蛇头带领，跟一帮朝鲜男女难民冲撞德国驻华使馆，被韩国使馆接受为难民，去了韩国。而他的妻子在疾病和饥饿双重折磨下去世，只有11岁的儿子无家可归，遂在邻居帮助下变卖家产，走上寻父的流浪之途。   男孩无意间遇见前面消失朋友家的小女孩，正在大街上乞讨。于是两人结伴在一个小乞丐带领下偷渡中国，但在界河被边防军抓获，送进劳改集中营做童工。饥饿、苦役、虐打、凶恶的看守，这是跟奥斯维辛、古拉格、红色高棉劳改营、中国劳改营同等残暴的人间地狱。小女孩饥病交加，受伤的肩膀爬满了蛆虫，最终在集中营死去，被看守拖着双臂丢弃。   男孩父亲千方百计委托朝鲜民间人士寻访妻儿下落，终于得知妻亡子失真相。然后通过中间人辗转买通劳改营看守，救出儿子。随后一路由蛇头安排，成功偷渡中国。父子俩才第一次通电话。儿子流泪说“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妈妈！”   中朝一衣带水，中国东北成为北韩难民的第一逃难地。然而，中共作为独裁者金家父子的战友，摒弃人道主义和国际难民原则，一律将朝鲜难民抓捕并遣送回国，所以中国仅仅是朝鲜难民的中转国。儿子被蛇头安排试图从新开辟的偷渡路线抵达蒙古国，然后被转送第三国韩国，与父亲团聚。   蛇头带领男女几人从东北坐火车抵达中蒙边境，不幸被中国边防军发现。男孩子机灵逃脱，翻越边境铁丝网进入蒙古戈壁滩。小男孩除了脖子上蛇头事先挂着的一张求救的英文纸牌子，一无所有。原本约定父亲从韩国抵达蒙古迎接儿子，但因难民身份被禁出境。儿子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游走，冻饿交加倒毙。父亲获悉儿子罹难后，才获准赴蒙古处理后事。但是，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日思夜想的儿子的冰冷遗体。靠近自由但以悲剧结束。   未公开的消息证实，流落中国东北的北逃者至今尚有2、30万人。朝鲜难民冲撞外国驻华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中国官方曾有公开报道。中国人本就没有自由，当局不会发怜悯同情之心，容留这些历经艰难的北韩难民。因此，中国成为朝鲜难民选择的唯一中转地。他们最新开辟的通道还有南亚国家。逃亡者穿越漫长而危险的中国大陆，进入南亚寻求政治避难，但同样不受欢迎会被遣返。   该片是朝鲜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拍摄之前，摄制组采访了大量朝鲜难民，参考了记录逃亡之途的文字和影像资料，摄制组几乎是在隐秘的状态下拍摄完成。 美国国会设立的“北朝鲜人权委员会”报告中称，在朝鲜境内有数十个关押此类轻政治犯的“管理所”，其中位于平壤北道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的sinuiju管理所被认为是主要关押“普通逃北者”的场所。他们将遭受酷刑、关押，甚至被用铁丝穿透肩胛骨串连押送，处境十分悲惨。   朝鲜近年成为中国居民的境外旅游地之一，但游客受到限制颇多。入境前手机被收存，不能随便拍照——普通朝鲜人、城市建筑和农村景象，只被安排参观固定路线景观——学校工厂、纪念碑和博物馆、观看歌颂金正日歌剧，以及三八线板门店等。如果经历过中国十年文革，就能想象今天的朝鲜——信息封锁，政治恐怖，等级制度，经济凋敝，粮食危机，拒绝现代文明。朝鲜人民正在无止境地重复中国人曾经的深度苦难，只不过期限拉得很长，从1955年韩战结束之后，噩梦即已开始。朝鲜居民至今不能随意迁徙和流动，实行严酷的城乡隔绝政策；互联网和手机在民间被禁止使用；国外电视信号受到屏蔽。   共产极权国家普遍实行愚民统治，搞个人崇拜，其本质是依靠谎言欺骗大众。在强权和政治恐怖高压之下，人们被解除资讯获得权，个人自由被剥夺，顺从便成为唯一选择，年深日久也会变成下意识的主动，丧失道义、情感和人性。当政治权力强大到对个人生死可以予取予夺的地步，民众政治反抗的勇气便被恐惧吞噬。生命都不属于自己，还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没有。这荒诞的一幕，却在前苏联、柬共、中国等所有共产国家一再被复制、上演。 近50年来，共产国家相互结盟对抗民主制度，但在1990年代以来纷纷破产。共产主义实践及其意识形态，都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共产主义成为独裁政权和政治恐怖的代名词。共产极权之所以失败在于其是反人性的，汉娜·阿伦特分析道“极权主义者不光对敌人残暴，还对自己的同志一样残暴无情。”稍微翻阅苏共、中共、柬共和朝鲜劳动党的共产历史，这些邪恶的事实便会被验证。这些国家往往党政国同体，都是靠暴力夺得政权。独裁者为了消灭潜在的敌人，疏解被推翻的恐惧感，于是发动群众运动进行政治清洗，以获得巩固权力的内心安宁，这便成为统治手腕和社会常态。可控的人民内斗是独裁者乐见并支持的，人民的苦难往往被轻视，甚至自然灾害有时也成为惩治人民的手段。   长久生活在极度政治恐怖之下，人便会被恐惧征服，丧失人性底线和道德感，告密和出卖成为保全自我的必要方式，这也是表示忠诚的机会。共产极权都很注重政治宣传，将谎言编织的极权意识形态塞满每个人思想的最细微角落。主宰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再是道德、法律和人性，而是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每个人丧失思考能力，沦为“共产药物”催眠并控制的“病人”，这是独裁者最想达到的目的。   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朝鲜军人抓获逃亡者后质问“吃饱肚子难道比祖国重要么？！”揭示出受愚弄的秘密。对于逃北者，吃饱肚子当然比祖国重要；有饭吃者觉得一切都是祖国给予的，祖国始终是第一位的。但是，一个祖国不但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且还用政治恐怖残害人民，这样的祖国还重要吗？民主常识和公民自由，在独裁国家居然成为难题，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朝鲜难民大规模逃离，不全是因为政治迫害，而是长期粮食危机制造的饥饿，让他们对恐怖政治的背叛方才表现出来。人民选择逃离而不是反抗，逃离其实成为顺从的变种，可见北韩实施愚民驯化的系统化和绵密程度。纳粹希特勒也曾让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失去反抗的能力。暴力强权和政治谎言，是所有独裁者维持邪恶统治的不二法宝。   虽然该片非战争片，但是很具韩国战争片的元素，压迫感、残忍性、极端化，让观众喘不过气。但韩国的当代家庭剧却富有平民立场和家常人情味，在中国大陆也很有观众市场。该片多少借助了朝鲜与世隔绝、核武等热点，上映之后便受到全球热捧，被视为今年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热门之一。借助国际电影节的全球影响力和权威度，让世人关注邪恶巢穴朝鲜真实的社会，未尝不是好事。   在外人看来，朝鲜是另一个星球的国度，给亚洲邻邦和西方不断制造威胁，它向世界输出的是制度恐怖，通过对本国人民的残害和要挟，妄想绑架世界。朝鲜金家父子的邪恶梦想往往能够得逞，这得益于两个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全面庇护，前有苏联，今有中国。东方地缘政治既关乎意识形态，也与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不关乎文明和自由。东亚国家普遍不信奉宗教，这与南亚宗教传统浓厚的国家，呈现的国家气质截然不同，前者暴戾偏激，反映在制度上，则是两个最大的独裁国家并排而立；后者较平和温顺，民主转型尽管曲折艰难，但人民拥有自由。   另外有个思考。前共产极权国家，几乎都有一部揭露制度残暴的文学作品或电影，世人耳熟能详，譬如记录前苏联的纪实小说《古拉格群岛》、前东德的电影《窃听风暴》、前柬共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的电影《战火屠城》，以及朝鲜的电影《逃北者》。中国人在三反五反、三年灾害、反右和文革期间，被政治残害致死人数累计达数千万，一点都不亚于上述国家，但是这些悲惨历史，至今没有通过一部世人皆知的艺术作品反映出来。一位诗人说“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记。”我们既没忘记，也没宽恕，而不能呈现给世人，作为人类共同的教训。   与其说导演试图表达“父亲”与“儿子”逃离朝鲜和中国的苦难，不如说他们要逃离的是共产社会的集体恐怖制度。以死亡作为告别的代价，这个代价不仅属于个人和家庭，也预示了制度的死亡代价。这是该片寓意最为独到和深刻的地方。真实压抑的故事情节，往往让观众沉浸在情感漩涡里，而忽视了制度层面的思考。而后者才是导演最想揭示的命题。   《逃北者》引起同感，在于导演高超地特写了中朝两个独裁国家共同的面目，既呈现朝鲜人民的苦难，也间接批判了中国制度，独裁者抱团取暖，惺惺相惜，实行政治恐怖。电影想告诉世界的是：人权、自由和人道主义在这两个国家同样稀缺。同时，韩国导演也告诉我们，中国人无能呈现自己的苦难和不自由，我们要向这部电影和导演献上足够的敬意。 影片在线观看地址：http://www.qilumovie.com/film/51458.html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