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核心提示：长平接受了纽约书评的专访。对于中国民主现状，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原文： Is Democracy Chinese? An Interview with Journalist Chang Ping 作者： Ian Johnson 张彦 日期：2012/01/27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本文是纽约书评刊登的世界各国民主命运系列文章的第4篇。 【长平。摄影：Ian Johnson】 长平是中国著名的时评家之一。他真名叫张平，最初成名于1990年代末的广州，当时他用有力的新闻报道揭露丑闻、支持言论自由。由于近年来审查愈紧，长平对开放和责任的呼吁，让他承受了很大压力。43岁的他和妻女现居德国，住在诺贝尔奖得主海因里希·波尔（Heinrich Böll）曾经居住过的乡间小屋里，那里现在已经成了被迫害作家的避难所。 对长平的迫害始于2001年，当时他被免去了《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一职（《南方周末》因其敢言而在全国赢得了众多读者）。之后他成为了《南都周刊》副主编，但在2008年再次被免职。因为发表文章质疑政府对那年西藏骚乱的新闻审查，他随后被纸媒封杀。一年之前，他最终被报社解聘，一名编辑认为他的文章”不合适”。去年3月，长平加入在香港新创的杂志《阳光时务（iSun Affairs）》做主编，但由于签证未批，他未被允许进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 Ian Johnson（I） ：你成长于1970年代，那你有没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长平（C） ：我父亲是（四川省）西充县的小干部，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党派之争。我小时候在一所开在路边的小学读书，进出村的时候就路过那个小学。我记得有一天，父亲站在窗外看着我。那天下午我到家和母亲说：”我爸真怪，站在学校窗户外头盯着我看。”我母亲就开始哭，说：”你爸走了，不知道还回不回来。”父亲逃到了邻近的一个县去防止被打，我们不能去看他，但我们能收到他写的信，我母亲就会给我们读信。当时我大概8岁。 在那之后不久，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当时要学”四化”（一个旨在促进农业、工业、国防、科研发展的计划），被告知说”四化”能在2000年实现。我们写了好多文章来说如何才能实现”四化”。我记得非常清楚，1984年，建国35周年的时候，当邓小平坐在车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北大的几个学生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我是听广播知道这些的，当时真的特别感动。我还想：中国是多么地大有希望，前景多么地光明。 I：所以你当时认为一切都很美好，你听说了北京的发展，然后感到很激动。 C：是啊，我那时学习成绩很好。当你成功的时候，就倾向于认为一切都非常顺利，因为你会很乐观。我当时就以为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我也有点儿愤青。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你相信它，但你也想让事情更好。在1986年的学生运动中，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批评了党和邓小平，我记得我在广播上听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那时我喜欢文学。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达到了顶峰，我订了《收获》、《人民文学》等等许多杂志。我记得在读莫言的《红高粱》的时候我就想，哇，竟然有人能把小说写成那样。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外面读着它，感动得不行。我并不能理解小说里的一切，但却被它所影响。比如余华的短篇小说也让我特别感动。但你知道，那时的我还是一个纯粹的党的信徒，我最想读的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著作，我当时为了读它们还想过学德语。 1987年我上了大学，在那之前我一直读的是世界文学和中国当代小说。但后来在四川大学（在成都），我读到了《走向未来丛书》。那套编纂的丛书介绍了许多其他领域的伟大思想家。从那儿开始一直到后来，我读了很多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那套丛书在1980年代的影响力相当大，你去看一下它的编辑们，他们全都在六·四（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挨整。我想在今天看来，你会说这是侵犯知识产权——因为他们只是翻译或者摘抄了国外的出版物。但它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的世界。我必须提到的一本书，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写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我们当时读这些书的时候读得特别快，看完了就分享给别人，每个人都尤其被西方的哲学所吸引，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都对西方哲学、对黑格尔或者萨特很感兴趣。 I：六·四那天你是怎么过的？你当时在成都，离它的中心北京很远。 C：成都也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一直在抗议。从北京来的人带来了什么消息，我们就把它们贴在宿舍里分享。也有人议论、呼吁，要求和政府谈判。我帮着组织过几次抗议。 但我并没有真正加入过主要的学生抗议组织。打高中起我就信奉孔子的一句格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所以我不想参与到任何运动里去。高中的时候我入了共青团，后来就想退团，他们说”你不能退团”，”没有退团这一说”。但我没有入党。我不想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所以在1989年我也没加入学生组织。但我组织过几次抗议，还被拥着当头儿。六四事件以后我被捕了。在抗议的时候，很多学生绝食，而我反对绝食。也许就是因为这，他们才让我提前出狱。我想有些学生会因为我反对绝食而反对我，但我的观点是：绝食没有意义。我认为最好到工厂和乡村去传播民主。 I：那你是个实用主义者吗？ C：实际上很多人觉得我更像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仍然觉得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改变。我真的反对（人们经常说的）几种论调，说中国不能搞民主的原因啊，比如说中国国情独特啊——说中国人得等民主，因为国人素质不够高，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可笑的原因。一些人说民主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台湾民主搞成了。然后他们又说台湾是个特例。现在来看乌坎，他们有了自己的选举。有人说这也是特例，但实际上乌坎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它是一个中国的小镇，但一切都是自治的。所以那些人还有什么话说？如果乌坎可以拥有民主，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可以。 我并不是说中国就得采纳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西方的民主也不只有一种模式，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德国没有学美国的民主，美国也没有学英国的民主。问题不在于学谁，而是在于你到底想不想要民主？民主固然有它的许多问题，但总是一条向前的路。 从1980年代起，中国人就变得务实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问：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最大的影响。人们只看有没有用。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所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上看，中国是成功的，而且我支持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我们缺少的就是正义。现有的制度下没有正义，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需要正义，民主是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是必需的。 政府方面现在再也不讨论依法治国了，变得越来越走流氓治国的路子。他们就是抓人，然后把人扔到监狱或者精神病院里。所以过去的10年，是中国政治制度流氓化的10年。许多旧的美德，人性、政府的责任，都被这个制度破坏了，底线是，这些美德正在丧失。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会发生像小悦悦这样可怕的事情。 I：小悦悦是一个小女孩，她被一辆货车撞倒，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救她。在这种精神空虚之下，许多人越来越对宗教感兴趣。 C：许多人都开始对宗教感兴趣。学者希望这能让社会产生更多的美德，或者为社会提供某种道德准则。现在人们的精神是空虚的。我真的尊重宗教，但我更相信民主、公民精神的重要性，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自由可以解决这场精神危机。 I：你所在的新杂志是什么样的情况？ C：《阳光时务》是由香港阳光有线电视台运营的，现在我们是一个新媒体公司。我们有iPad和Android版本，并计划推出Kindle版本，人们也可以下载到pdf版。但我们正计划出纸质版。我们的团队有20个人，我们的iPad订户有6000人，大部分来自大陆。还有10000人通过邮件阅读它。我们可以报道在中国被禁止报道的话题，比如（被囚禁的诺奖得主）刘晓波、言论控制，以及独立候选人。 I：很明显，政府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就知道了此事，自从去年3月起，你就没能拿到港澳通行证，记者无国界也给香港特首曾荫权写了公开信。 C：根据香港政府的条例，他们应该会在一个月内答复我的申请，但他们既没批准，也没拒绝我的申请，已经9个月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是大陆方面施加了影响。 I：《阳光时务》是第一本报道了乌坎事件等近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杂志。到目前为止，你们的报道是最全面的。但你们也有很多关于文化的报道。过去一年里，中国的文化名人也参与到了政治当中，你怎么看像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家的作用？ C：受人欢迎的、有名的艺术家最早的作品都和政治有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人的影响。他们会参与一些社会话题。但当他们卖出了许多作品，变得非常富有的时候，就不大关心社会话题了。说实话，他们总是走这样的路子。我很尊敬艾未未，因为他关心这个社会，他投入并参与到了其中。他在西方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并不是他的错。这和刘晓波、哈维尔来说也是一样。批评（他们受到西方欢迎）是不公平的。 I：作家韩寒在最近的博文里说，民主可能并不适合中国人，你怎么看？这似乎呼应了一些人”中国现在还不能实现民主”的论调。 C：他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搞民主会出问题，因为它会导致暴力。这是政府一直以来宣传的说法。这就像是说”你不能练游泳，因为你不会游泳；你不会游泳，因为你没练过”一样。而且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去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许多人就公开说过类似的话。 但他能影响很多人，所以他能说这些话就很有意思。这说明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多么地固步自封。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中国的不完善的激励机制给人很多钻空子的空间。政府需要评价官员们在经济长期增长和环境保护上的表现，抑制短期行为。而学校应更多地把学生看做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非一群单独考试的集合，他们会更好地发现那些充满潜能的学生，而不是简单地找出那些最会死记硬背的。 原文： If-Then rewards cause a search for loopholes – how psychology explains China 作者：博主Tom 日期：2012/02/01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我最近读完了一本书叫做《 驱动：关于什么激励着我们的惊人事实 》，这本书聚焦内在动机，它是如何被职场政策加强或打击，它又是如何影响我们一切的幸福（我很喜欢这本书，虽然它篇幅有点短）。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东西，这本书有几个部分让我想到了中国（我们将在稍后的博文发布中看一看第二个侧面）。 “如果-就”的激励机制让人们钻空子 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公司运作至今。在各级政府之间，为了晋升存在激烈的竞争，因为晋升总是伴随着明显的津贴和福利（而且有的并不会公诸于众）。 就像丹尼尔・品客（Daniel Pink）在他的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回报（比如晋升或奖金）时常制造出不顾一切的钻空子，而不是人们所期望的脚踏实地地达到目标。或许这种现象横行的最好例子就是，在评价政府业绩时将GDP的增长作为多大的因素计入。虽然在从表面上看，这样的GDP的增长数字会使广大民众受益，从建筑工人到农民，而政府官员却会找寻操纵统计数据的方法以达到他们的目标。 类似的事情可以从中国政府对环境的治理中得以窥见。就像出现了这样一种事实，北京的”蓝天日”的天数增加了（这只是反映一定的空气质量而不是可以看到蓝天的能力），然而空气质量极其糟糕的天数也在增加。问题就在于体制允许地方官员为了达标，关闭工厂几天，然后工厂照常开工；实质上没有进展。 就像品客所指出的一样，这使得人们只注重短期回报而非长期效益。这种”如果-就”的激励机制的结果屡试不爽；政府官员，只在一个地方一段安排好的时间内任职，总是无视由他们的快速致富方案或排污工业引起的长期债务。 同样的回报体系也影响着中国学生。既然回报（进入大学）是教育如此主要的焦点，在学生的学习上也发生了变化。学习目标不再是掌握学科内容，而完全是把重点放在通过考试。 几项研究表明，光是被分数而非对知识的掌握而激励的学生，拿高分很厉害，但是在新环境下运用知识时显得捉襟见肘。 这意味着不仅考试不会为谁应该去大学描绘出一幅精准的画卷，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高赌注的考试在最初就会埋下隐患。 就像品客在书中提议的那样，钻空子的倾向总是伴着巨大的回报，要遏制它就要拓宽对于回报的要求。政府中，在决定谁可以晋升上，如果长期增长和环境保护在评分中占大部分，短视的行为将会被抑制。如果大学更多地把学生看做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非一群单独考试的集合，他们会更好地发现那些充满潜能的学生，而不是简单地找出那些最会死记硬背的。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 有关西藏的讨论往往简化为争论中国是否有权管辖西藏。 藏学家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认为，这掩盖了一个更微妙的问题，对于生活在今天西藏社会中的藏人来说，每天都要处理的“发展性”和“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原文： FiveBooks Interviews > Robert Barnett on Tibet 来源：读书人博客 采访人：Alec Ash 发表：2012年2月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有关西藏的讨论往往简化为争论中国是否有权管辖西藏。 藏学家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认为，这掩盖了一个更微妙的问题，对于生活在现代西藏社会中的藏人，这意味着什么？ 在采访一开始，您感觉人们对西藏的模式化形象是什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模式？ 随着有关西藏的讨论逐渐深入，特别是在西方，西藏的各种模式化形象层出不穷；这至少意味着和过去相比，现在有更广泛的选择范围。这些不同的模式往往取决于与你谈话的人，以及他们的偏好。对于西方佛教徒而言—— 藏传佛教象征着和平、和谐和精神上的提升，甚至是神秘而深奥。另一种观点则是极乐社会，像在1933年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这种看法似乎来自那些对现代社会感到焦虑的人，他们认为西藏是一个避风港。   现在更重要的是政治印象，英勇的、非暴力的藏人遭受着巨大的迫害，成为牺牲品，或者中国的那种藏族模式，一些曾被残酷压迫的农奴欢庆解放。这些老套的看法比比皆 是，他们彼此不同，然而都是非常一维的图像。无论你相信哪种模式，它都会将你导入政治死胡同；你最终贬低藏人的身份，而不将他们看作智力上或道德上平等的人。只要你阅读一些在西藏的藏人的一些严肃著作，或是和那儿的人进行深入交谈，这些图像往往会消失无踪。 如果您愿意，跟我们谈谈当前的西藏局势。去年有多位僧尼自焚，2012年我们已经看到在四川藏区，藏人与警方发生冲突，两人确定死亡。   从新闻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西藏的局势已经达到另一个低谷，我们看到了政治动乱、暴力和死亡这样的极端事件。上次这样大规模的骚乱是2008年，此前是20世纪80年代的抗议活动。因此，这些动荡是周期性的，似乎更加频繁。   这些事件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1994年开始明确决定妖魔化达赖喇嘛的响应。自从达赖喇嘛1959年逃离西藏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几十年来无疑一直从政治上攻击他。但直到1994年，他们才决定对达赖喇嘛进行人身攻击，从个人化和宗教的角度 ——说他是不是真正的佛教领袖，他个人应该为社会问题负责等等 —— 而且，现在还要求所有的僧侣，尼姑和官员对他进行公开指责。   这一决定是中国第二回失去西藏人的心；也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推出更加开放和宽松的政策以来第一次失去西藏。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将这个反达赖喇嘛政策从拉萨周围的中部地区（过去25年以来，中国已经在这一地区严格地执行这一政策）推广到东部藏区。过去30年来，这些地区一直享有 相对宽松的政策，情势相当平静；直到过去十年中，政府逐步将反达赖喇嘛的政策推行到这一地区的藏人和他们的寺院，情况发生了变化。 您对未来怎么看？  我们听到“西藏自由”的口号，但任何到过西藏或研究西藏的人都知道，令人遗憾的是，这不现实。   我讨厌这样说，但我们必须要学习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些词句不是一个标签，而是根据不同上下文指示不同方向的路标。我觉得很多人在境内外西藏谈论自由，他们不一定指西藏独立，或不仅仅是独立。形势变得越绝望，越来越多的藏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侵蚀他们文化和身份的政策；对他们而言，自由的想法也许只是简化到当局的某种种缓和政策 —— 任何减少汉族主导其日常生活的政策。   因此，对于很多藏人而言，他们的独立梦想和对过去独立的记忆固然很鲜活，但是现在可能要让位给更加务实的愿望。看起来，如果达赖喇嘛能够和中国达成一个妥协方案，很多藏人，也许绝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我们不能肯定这一点，它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有些人仍想独立——似乎认为西藏过去曾经独立的人迅速增加增加 —— 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什么都比现在西藏的政策要强。   现在洛桑桑盖政治上掌舵，游戏有什么变化吗？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洛桑桑盖更年轻，自认“美国化”，进行了一场活跃而有进取心的竞选，夸夸其谈；这在某种程度上和早期藏人政治家不同，他们力图与其 外国盟友维持一种谨慎、细致入微的外交关系；甚至和他们更乐观地试图推动中国重启会谈的态度也不一样。但桑盖的优势是，他的当选对藏人特别是境内藏人的象征性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它证明，与中国不同的，达赖喇嘛一直恪守诺言，完成民主化进程，并将统治角色让渡给给民选领袖。   此外，桑盖很年轻，他没有贵族背景，他甚至不来自西藏中部。他可以做很多事情，提高流亡藏人的的教育质量，行政管理和士气，但他可能无法从中国得到什么。这 并不奇怪，中国拒绝与它不承认的流亡政府谈判，流亡政府也没有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承认。在西藏与中国的关系更大的问题上，现实地说，这仍将依靠达赖喇嘛。 但他们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会同意恢复谈判。自从中国上次同意会谈已经过去了两年，现在他们说，自焚是流亡藏人煽动的，以此向中国施压；因此，中国以此为由因推迟对话进程。 Japanese Agent in Tibet By Hisao Kimura 《日本特务在西藏》 作者：木村肥佐生 现在让我们谈谈您选择的书，这是木村肥佐生（Hisao Kimura）的回忆录，与斯科特・贝里（Scott Berry）合作；土村是二战时在西藏的日本间谍。   这本书向我表明，对于一位西方人或者一般的外国人而言，讨论或思考西藏问题而不引入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我们是如此地陷于一厢情愿之中。 但是，当您阅读20世纪40年代早期木村对拉萨生活的记录 —— 当时，木村在二战前被日本帝国政府派到西藏，他伪装成蒙古人，收集可能经过西藏运送武器的路线的情报 ——你看到一个外国人，部分因为语言流畅和熟悉文化，拥有真正进入西藏社会和语言的能力。   木村笔下的西藏充满新鲜感和警觉性，细节栩栩如生。这部分是因为读者能够感觉到这个人—— 即使他是一个日本间谍 —— 真正尊重与他打交道的藏人。无论是来自寺院的保守派，还是拉萨同情西藏共产党的激进分子，他对待这些人都是与他智力平等的人，如果不是更高的话。他没有遵循当时常见的传统方式；以前访问西藏的日本人，要么瞧不起藏人，要么对藏人顶礼崇拜，这似乎和现实中没什么两样。 木村因此积极参与西藏社会，以至于他忘记了服务日本的国家使命，这非常感人；当他在西藏时，绝大部分时间不知道二战中日本发生了什么。他在1945年出藏，发现他的国家已被击败，他被教导要捍卫的那些都被称为“法西斯的梦想”，本身就是灾难。 我知道木村与《西藏七年》的作者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同时在拉萨，他甚至卖给哈勒一支手枪。 没错！ 但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如此惊人。对哈勒而言，他在西藏似乎主要是一个文化经验，或半精神的，如果你接受布拉德・皮特的电影版本。哈勒尊重他认识的藏人，但是他的作品往往描述他怎么教藏人电影放映机的工作原理，教他们如何在河流上筑坝，怎么给城市描绘地图。木村同样也将西藏描述为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他遇到 了不平凡的人，了解这个鲜为人知的文化，但他能与藏人交谈，把他们作为一个同样的思想者，真正聆听他们的不同观念，并欣赏藏人中发生的知性讨论，以一种无限的更微妙的方式。他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 他视藏人为具有同样思维的人类。在他所处的情况下，这么做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出奇地困难，或至少事后写成书的时候会如此。我们太容易被其间的异国情调吸引。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By Melvyn C Goldstein 一位西藏革命家 作者：梅尔文・C・戈尔茨坦 （译注：中文译本由由黄潇潇翻译，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点击 这里 查看详情） 现在谈谈第二本书，《一位西藏革命家》，这本书的背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一些藏人认为共产主义是西藏现代化的途径。  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前无古人。这多少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一位还生活在西藏的藏人以自传的形式发出的声音。事实上，它是半自传体的，与伟大的美国藏学家梅尔文・戈尔茨坦和同事合写的；但即便如此，这本书保留了其独特的声音，这对于了解现代西藏的历史至关重要。在西藏的心脏拉萨，平措汪杰是木村认识的主要人物之一。平措汪杰曾跟木村讨论日本宪法的民主理念，及其可能作为新的西藏民族国家的基础 —— 他不知道木村是位伪装成蒙古人的日本人。    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象平措汪杰这样的藏族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思考：我们如何才能现代化西藏社会？ 我们怎样才能防止未来被吞噬的灾难？ 这本传记介绍了藏人企图改变他们的社会，依靠自己建立现代西藏；这一努力被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悲剧所凸显。最终，平措汪杰发现，他没有选择，他只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完成西藏的现代化。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创立了西藏共产党，然后当中国占领西藏时，与毛泽东的共产党合并。我们应该认为他是一个合作者吗？ 他被一些肤浅的作家看作是合作者，因为当1950年中国共产党挺进西藏时，他选择加入，并在高层次上与他们合作。但实际上这本书是静静地告诉我们关于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甚至直到最近才能讲出来：平措汪杰认为他属于他自己的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与几位其他藏族人秘密成为共产党，他们似乎也无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这本书似乎是字斟句酌，而且危险地指出，西藏共产党是由平汪和其他藏人创建的，其部分愿景是建设一个现代化，但是独立的西藏国家。 到1950年，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将这个团体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分部”。与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一样，他们不相信某些民族可以统治其他民族。他们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每个民族应该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承诺一样。平措汪杰相信这一承诺，直到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真相幻灭。七年后， 尽管他当时是中国职位最高的藏族官员，中国人发现他持有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观点。 此后，他被判入狱，在单人囚室呆了18年。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By Tsering Shakya 龙在雪域  茨仁夏加 （译注：中文译本由谢惟敏译，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点击 这里 查看详情） 茨仁夏加在这本书中讲述历史的轮廓是怎样的？  它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在某个时间点上，在国际社会中拼命想要获得承认，但是为时已晚。1913年，英国人拒绝承认西藏独立，只认为中国是西藏的宗主国；此后，西藏人把自己从国际关系之外隐藏起来。梅尔文・戈尔茨坦对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历史有很好的描述：西藏从现代化的挑战中逃离，他们未能建立自己的国际地位。在本书中，茨仁夏加，这一代卓越的藏族学者，带我们进入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 夏加向我们展示，当西藏人意识到毛泽东即将在中国取胜，并进入西藏时，他们努力向英美及其他西方大国求助。其后，他描述了解放军到达以后的一段时期，他不偏不倚地讨论了中国与藏人打交道的尝试，开始非常谨慎，随后更加具有攻击性。夏加选择了所有这些细微之处，同时描述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际社会对西藏发生的事件的响应；他记述了1959年之后，中国做出了引人注目、灾难性的种种努力，终于把西藏转变成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本书非常细致详尽地研究了所有这些问题。 Memories of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By Tubten Khétsun  中国统治下的拉萨生活回忆录 作者：土登格尊 让我们来读一下土登格尊的自传《中国统治下的拉萨生活回忆录》，更加详细地讨论1950之后这段时期。 这是第一本不是由他人代笔的藏人自传，由具有天赋的藏学家马修・阿科斯特（Matthew Akester）从作者的原文翻译而来。在本书中，我们直接听到土登格尊的声音，他于1983年离开西藏，但是不同寻常地精确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在拉萨发生的故事。我们第一次在英语世界得到了一个细节感，某位居住期间的人物的渺小的历史经历。不像我们在一般的历史或者新闻中读到，充满大事件和危机——这儿一场革命，那儿一次大屠杀暴行。相反，我们洞察到极端控制的特质，持续几十年，它的平庸和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土登格尊在监狱中呆了20年，遭受可怕的匮乏和虐待。但他谈一些小事情，像汉族干部一次又一次拼命想用建设成就来给藏人留下好印象，例如强迫数百名藏人把水渠修到上山，灌溉田地。另一次，他们在山坡上开垦梯田，以种植永远也长不了的水稻；他们在庄稼地里添加化肥，因为这被视为现代化，而实际上，这只会使土壤枯竭。   这是中国人的信念产生的结果，他们给藏族强加现代化，认为在帮助藏族 —— 每天无穷无尽关于仁慈专制的愚昧细节。你在这本书的每一页都能看到，不是以怨艾的口吻，而是通过黑暗、讽刺的幽默。但同时，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官员推行这种政策，以及为什么他们仍然很难接受批评。 如今，典型的中国人对西藏的麻烦的看法仍然是，抗议者是在忘恩负义。 我觉得很可能许多人在中国或任何其他专制制度下都有过可怕的经历，其形式就来自日常生活，而对于那些施加者而言，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用心良苦。我想，我们都必须学习从其他角度来提醒自己，才能看到这样的结果最终如何。广泛阅读似乎是做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之一。至关重要的是，与身处其间的人讨论，而不是局外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特别珍视这本书，即使作者有着深刻的不同意见，他仍然表明，中国如何认为他们在做好事，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然这么认为。   作为局外人，我认为我们必须将这些考虑到我们的判断中，同时给出适当的批评和建议，希望能找到对方可能听取的方式。当然，中国人给西藏是带来了一些益处，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政策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因此，也许这是一个说话的表达方式问题，不要切断其他角度和中国的那种目的性，也不要消除了藏人和住在那儿的其他人的声音。我认为我们可以学习做到这一点，也许它可以产生一个更好、更有效的政策。 A Blighted Flower and Other Stories By Riika J Virtanen 一朵凋谢的花和其他故事  作者：Riika J Virtanen 您选择的最后一本更加文学性一些，一般当代藏族小说集。您为什么选择这本？ 当我们阅读有关西藏的英语文学作品时，除了从流亡藏人那儿，我们实际上没有听到许多藏人的声音；相对而言，我们很少能听到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的声音。在中国长大的藏人非常了解中国和中文；不管他们认为中国的政策如何，他们不一定敌视中国文化和其人民。或者，尽管他们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他们可能不认为这种看法需要公开展示 —— 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一个平衡的考虑。这方面的译作聊聊无几，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境内藏人的声音，幸运的是，他们正在增加，主要得益于年轻的藏学家，他们将这类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 本书是由芬兰学者日卡・范塔宁（Riika Virtanen）翻译的四篇短篇小说，作者都是西藏境内藏族作家，写于20世纪80年代或其后不久。它们不是政治性小说 —— 他们在西藏境内出版的，他们不一定有强烈的政治态度。即使他们有，作者也不能有书面公开谈论。也许他们认为自己的境遇不是非白即黑，当时他们毕竟比以前好，生活比60年代或者70年代要好得多。 相反，这些故事讲述日常生活。 其中一篇的作者是东部的藏族著名作家端智嘉，讲述了藏族村寨的婚姻，那儿文化和社会行为在许多方面仍然非常传统。西藏乡村社会仍然应该是强迫妇女，包办婚姻？还是应该允许自由恋爱？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悲剧故事，一位女子被迫嫁给了她不爱的人。   另外一篇来自拉萨作家扎西班丹，更加现代。它描述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年轻的藏族姑娘被带到城里现代化的富裕的藏族家庭做佣人，被迫长时间工作，还被男主人引诱。这是一个藏族版的《德伯家的苔丝》的缩影，但完全是当代的。剥削农村青年妇女是今日西藏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中国在西藏的主要政策之一，中国一直希望能够让藏族城市中产阶级更为富裕，以此能够增加他们的忠诚，同时鼓励农村青年到城镇打工。当然，没有人反对让中产阶级富裕的政策，但是，这一政策的社会副作用和滋生的剥削却很少被讨论。 所以，虽然这些小说并不直接讨论政治，但是它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政策对现代化藏人意味着什么？政策如何演进，与西藏社会有什么内在冲突？这些小说提出了这些重要的道德问题。 这意味着什么？  藏族身份认同在21世纪是什么？  它正在消失吗？   当我们研究那些来自西藏境内的小说家和电影人，他们较少谈论政治 —— 其中大部分不能安全地讨论 —— 我们能够看到，围绕着发展一个现代藏族身份的关联事务的微妙、深度和复杂性。在藏人中间，他们在进行着庞大而重要的讨论，为了在现代世界生存，他们需要牺牲多少传统和文化规范。那一辩论，甚至比谁是他们的政治统治者更为重要；而后者，他们基本上注定是要失败的。和藏族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份和现代性的辩论的一些细节 —— 必须放弃多少，多少可以保留。 其中的知识分子 —— 尤其是那些在西藏，但也包括在内地受教育的知识分子 —— 藏族身份和文化承诺对他们而言有着非常丰富的意义。我猜，西藏东北部的诗人按人口比例计算的话，也许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多。因此，在他们中间，那种蓬勃发展的理想始终未灭：通过诗歌，文学，艺术和电影，表达思想。虽然西藏文化的一些方面成为中国国家的目标，被严重遏制和镇压，这些领域仍然蓬勃发展。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能将这些思想传递给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藏人吗？他们还在为生存而挣扎，在一个消费社会或官场中奋斗，或在建筑工地挥汗如雨？或者是农民或者商人？ 这是一个问题：当整个西藏社会面临现代化，将会发生什么？藏族知识分子们在探索，他们能够找到微妙的答案吗？ 对这些还没有足够的讨论，而很多人迷失了，至少在流亡藏人之间，他们在讨论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抗议，监禁和试图反抗中国统治。这场斗争往往不允许对这样大的文化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而这样的问题，所有的藏人每天都要面对。 您想给我们留下什么警句？这样当我们下次想到西藏的时候可以记起来？ 好吧，也许我们可以总结这件事说，当西方人和外界讨论西藏，我们往往要简化为讨论中国管辖西藏问题；这是因为，这是因为民族和国家持续存在的能力是我们对国际秩序是否可行的深层焦虑的底层基础。我们感觉，必须紧急维护这一原则，以避免霍布斯主义的结果（译注：霍布斯主义指一种无限制、自私而野蛮的竞争）。但我们也可以承认围绕西藏的平凡的讨论的价值，从中获益，其中可能对我们自己的国家影响很少或根本没有直接影响。这些我们可以通过与西藏境内的藏族、汉族、回族和其他人对话；更好的是通过他们的书籍，让我们可以跟踪他们之间的讨论。 然后，我认为我们可以慢慢地熟悉其他一些问题，也许是更大的问题。对于大多数藏人而言，语言、宗教和教育，可能是关键问题。“发展”和“现代性”的意义的争论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就像对我们一样。如果他们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可以解决其他问题，只要中国能允许这一点。不过，当然这很难，我们现在才刚刚看到这样的争论。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杨继绳：邓小平的最后一搏——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回望 进入专题 ： 邓小平 南方谈话    ● 杨继绳       南巡背景：改革面临挑战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大批外国投资者离开了中国，1989年七八月间，我与同事叶奇元到天津开发区采访，若大的开发区宾馆只有我们两个人住，整个开发区没有见到一个外国人。在对外开放面临困境的同时，批评改革的声音也很强烈。     当时有的报刊批判改革的政策和方向：说改革的“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说“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说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说“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这这些批判文章还把这些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出现了停顿和倒退。     面对改革形势的逆转，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上海。他在上海进行了多次视察，针对上述批评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说：“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3月2日、12日，4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北京的报纸应当知道“皇甫平”几篇评论的思想来源，但不加理采。有的报刊还组织了批判。针对邓小平谈话中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的说法，有人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认为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号召人们要对后一种改革作坚决斗争。有一篇题为《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文章第一段就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资还是姓社’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这篇文章的结尾直指邓小平：“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在高声呼唤“姓资姓社”，在强调“两种改革观”的同时，防止和平演变一度成为主流思想。有人认为应当将“反和平演变”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应当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一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学员是省委书记和中央部长。还准备在农村重新搞“社会主义教育”。反和平演变将要压倒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临挑战。     这些，实际是新一轮批邓潮流。面对这一潮流，他最担心的是改革开放事业夭折。          南国卷起“邓旋风”          邓小平不能不迎战这一潮流。他88岁了，来日无多。他要最后一搏，决定又一次南巡。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谈话中有些内容的批评台上的人；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首先针对想把“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变为“两个中心”（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的那种思潮。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南巡时邓小平对企图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发出警告之后，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的行为。他回击了“两种改革观”的指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姓“资”还是姓“社”。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敢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针对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邓小平再一次强调一年前在上海的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批评了左派理论家，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邓小平南巡虽然有风险，但不是没有底。他虽然没有当军委主席，但还有支持他的杨尚昆兄弟执掌军队。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主持军队工作的杨尚昆紧随邓的身边。邓在深圳期间，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2月1日，邓小平到上海，杨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邓杨二人“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春节。”明眼人一看便知，邓、杨的这些举动和媒体的着意宣传，是显示军事力量为邓的南巡“保驾护航”。     南方?起了“邓旋风”。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报道。可内地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在北京，从南方传来了大量的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春节期间探亲访友，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人们传阅2月4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这篇评论透露了南巡讲话的一些精神。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肯定了邓小平南巡讲话。     在1990年、1991年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的风潮平息。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告，大量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们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邓小平南巡的冲击波改变了北京政治力量的对比。2月28日，中共中央整理了这个讲话的要点，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讲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实际上，这一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就是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指导思想。          邓小平南巡的两面影响          邓小平南巡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完全放弃了他在1980年和1986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1980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针对有人对“六四”事件的批评，他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党内传统力量借邓小平这些谈话，使改革倒退：“政治改革”成了敏感的词语；差额选举变成了等额选举；各省人大主任由省委书记兼任，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实际被取消；经济工作中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强，市场化程度削弱。     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群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减少，对公共权力的制衡的力量越来越弱。这两方面造成的结局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加上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也可以称为“权力市场经济”。权力操纵、控制市场运行，权力进入市场交易。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社会分裂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群体。少数权势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相当大的部分。弱势群体受到盘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至今成为困扰中国的难题。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进入专题： 邓小平 南方谈话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36.html    

 2012年 2月 04日 默克尔不满中国阻挠莫少平与其会晤 记者: 杨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Reuters 图为德国总理默克尔2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之前与中国总理温家宝握手资料照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中国警方阻止著名人权律师同她会晤表示遗憾。莫少平律师指出，中国选择性执法的情况愈演愈烈，法治状况严重倒退。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中国警方阻止著名人权律师同她会晤表示遗憾。莫少平律师指出，中国选择性执法的情况愈演愈烈，法治状况严重倒退。 *默克尔：很遗憾莫少平无法前来会谈* 根据德国政府发布的文字稿，默克尔星期六在广州参访时对媒体说，“遗憾的是，那位律师无法参加(会见)，对此我很遗憾。” 应德国驻华大使馆邀请出席欢迎默克尔总理访华酒会，并同其举行私下会晤的律师，是担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辩护人的北京著名人权律师莫少平。 *莫少平：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构成违法行为* 莫少平说，北京警方阻止他出席星期四晚间的酒会，等于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本身就构成了违法行为。他说：“这种作法，作为决策者来讲，是不明智的。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同国际社会进行交往已有多年，你现在这种决策，限制某些人和国外的一些人交往，实际上是在倒退。这是很不明智的。” *阻挠正常国际交往 影响中国国际形象* 这位曾经为很多人权活动人士担任辩护人的律师说，中国当局的这种作法，对其国际形象来说，是一个很负面的影响。 德国政府发布的文字稿说，默克尔认为，一个具有中国经济增长活力和势头的国家，应该有自信，即使异议人士的声音对其社会也是必要的。她说，“必须允许一个公民社会的活力和多元化，这将最终有助于强化其社会和能力。” *中国未承诺帮助欧洲国家缓解债务危机* 默克尔在欧债危机之际访华，目的之一是寻求与中国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方面的合作，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的欧元国家政府债券。不过，中国领导人虽然表达了对欧元的信心，并没有承诺增加购买欧洲国家的债券，只是说还在研究如何进一步对欧洲提供帮助。  *默克尔访南方周末行程被迫取消* 另一方面，默克尔还因中国当局的反对，不得不取消访问《南方周末》的安排。默克尔在访华前曾接受过该报的独家采访。《南方周末》是中国大胆、直言讨论中国敏感问题的报纸之一。 美联社引述与默克尔一道访华的德国反对党一位议员的话说，这次访华的整体印象令人失望。她说，中国领导人本可以不这样做。反对默克尔参访《南方周末》，表明了当局的过度紧张。 中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中共十八大。根据中国当局的一贯做法，每当重大会议或事件之前，都会以所谓的维护稳定为由，加大对异议人士，敏感人士的打压和限制。 *中国选择性报复性执法状况愈演愈烈* 著名律师莫少平说，中国的法律制度的确有进步，尤其是在立法方面，从1979年时的一部宪法，一部婚姻法，发展到现在的200多部法律，1千多部行政法规。他说，中国虽解决了无法可依的状况，但有法不依的问题却相当严重，尤其是表现在国家公权力的机构，为了听从上级的指令，视法律明文规定于不顾，而且这种状况愈演愈烈。 他说：“有法不依的情况，或者叫选择性的执法，报复性执法等等这种情况是大量存在的。这是中国法治的一个可悲的地方。中国有没有法律，有法律，但是还没有法治。” *吴思会晤默克尔 印象深刻* 默克尔邀请的另外一位宾客、《炎黄春秋》常务社长、总编辑吴思没有受到中国当局的阻挠，如期参加了酒会并同默克尔进行了私下交谈。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场的中方人士就我一个。德国方面是默克尔总理、她的助手、德国的大使先生，以及两位翻译。我们谈了大约半小时左右。我对默克尔总理的印象，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反应非常敏捷的人，而且对中国的事务有浓厚的兴趣。总而言之，印象挺好。” 吴思表示，他同默克尔会谈的具体内容，因未得到对方的事先同意，暂时不便对外公开。 *莫少平被限制会晤外国政要并非第一次* 中国当局限制莫少平会晤来中国访问的外国政要并非第一次。此前，法国、荷兰、美国和欧盟的高官在访华期间都曾邀请莫少平前往会晤，但皆因中国当局的限制而未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