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中国制造是中国崛起的基础，没有中国制造，就没有中国崛起。中国制造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投资大国，世界最大的加工生产基地，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目前由于欧美债务危机，全球需求的下降，以及中国自身内部制造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正面临困境，那么如果没有中国制造，中国崛起还能够持续吗？ 　　中国制造的基础：中国制造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分工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它们超越国界，对全球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U型曲线产业分工结构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即研发，营销在欧美，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生产加工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在中国。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已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其次，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其三，资本和技术的引入，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其四，作为最大出口国，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目前已达到3万亿美元。其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自然又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近10年能源消耗增幅年平均8.9%。其六，大量跨国公司的迁入，中国政府财税收入达到世界第二。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 　　中国制造的状况：中国制造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和市场，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属于廉价的代工和加工生产基地。首先，中国制造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这是为什么中国已是世界第二，但是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多美元，居世界100位以后，大约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因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是欧美跨国公司。其次，中国制造业处于低端加工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都由跨国公司主导或有外资背景，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有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三，尽管中国出口总量很大，但60%为跨国公司主导，目前中国商品贸易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出口85%由外资完成，跨国公司只是把中国作为廉价的生产基地，绝大部分产品最终市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而中国制造的目的只是代为加工，然后出口。所以导致中国只生产，不消费，只出口，不进口的状况。其四，中国制造导致能源巨大消耗和环境污染，因为跨国公司把那些不能在本国生产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然后再销往本土和世界其它国家。总的来讲，中国制造受制于全球分工体系，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中国制造实际是为美国和西方跨国公司打工，其状况是，一是劳动力被剥削；二是能源遭到空前透支消耗；三是环境被极大的污染。西方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因此也是最大的赢家，它们把资本和技术转移到中国，把生产和加工放到中国，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而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 　　中国制造的困境：一方面，中国无技术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已到尽头，首先作为这一发展模式的基础廉价劳动力，由于工资的提高，人口红利的趋于用尽，以及中国人口老化的趋势，致使中国制造成本的提高，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走向结束，这已导致许多公司向中国中西部转移，有的已经转出中国。其次，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需求下降，再加上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和西方国家退回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和提高中国出口门槛，导致以外需为主要基础的中国制造面临难以为继的压力。最后，中国制造企业主要是中小民营企业在国内的生存环境也面临恶化。中国崛起基础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主体主要是中国的中小民营企业，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从原国有企业转制而来，它们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营养不良，大多为劳动力密集型附加值较低的代工企业。目前它们正面临贷款难，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不完全竞争规则的影响，生存岌岌可危。另一方面，中国制造的困境来源于自身转型的缓慢和乏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依赖于中国的转型，中国不可能一直为别人打工，中国制造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自己的市场，自己的驱动力，但是知易行难。 　　中国制造将依然是中国崛起的基础，没有中国制造，中国崛起就将面临衰退，制造能够促进就业，增加出口，带来外汇。而目前中国制造正处于两种发展模式的转换中，持续近30年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模式正趋于耗尽，而以内需为导向的中国制造模式尚未形成，好在中国还有中西部，中西部的发展将使中国制造至少再持续10年，同时也将使中国至少再有10年时间加速自己发展模式的转型，当然转型成功越早越好，否则没有中国制造，中国崛起显然是不能持续的。

戴旭：歼灭南海来犯之舰：2012军事潜在冲突 进入专题 ： 南海问题    ● 戴旭       一、南海的形势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纵容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与中国争夺中国南海岛屿。后来苏联也纵容越南跟中国闹矛盾。     至今，越南宣称拥有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武装占领着南沙群岛二十九个岛礁；菲律宾占领了九个岛屿，毁掉我国建筑设施，修建军用设施并驻军；马来西亚占领三个岛礁；印度尼西亚占领二个；文莱占领一个。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最近宣称将通过武力手段保护菲律宾占领的中国“南海领土”。菲律宾政府一方面想借用美国军力同中国作战，一方面准备提升军队战斗力，升级军队落后的装备。现在菲律宾已经采购了一艘美国海岸巡逻艇，还公开保证将购买更多的巡逻艇、直升机和武器。     越南也准备购买大量武器对付中国。特别是新任领导强调要在六年内建立一支庞大的潜艇部队。同时，越南领导还不惜引狼入室，想引美国和印度的军舰入港，借美印力量抗衡中国。     美国声称在中国南海有美国的利益，军队要长期赖在中国南海不走。从去年开始，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进入我南海，与越南、菲律宾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     在中国南海上空布满了战争的阴霾。     美国政府在采用军事手段的同时，采用政治手段进行配合。为了把水搅混，美国政府插入东南亚论坛，明目张胆地支持东南亚诸国争夺中国南海疆土；并想以调解人的身份插手中国南海问题解决，肢解中国疆土。菲律宾想借联合国把中国南海问题国际化。南海局势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          二、发生的原因          本来南海没有争议。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南中国海是中国的，南中国海的主权归属中国。     南沙群岛，西方通常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它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并由中国政府最早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的。     据史书记载，中国早在公元前两世纪的汉武帝时代，通过航海发现了南沙群岛，泛称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为崎头。唐、宋以来，中国人民已在南沙群岛生活和从事捕捞等生产活动。     宋代，中国将南沙群岛命名为万里石塘。在此之后至清代，又有万里长沙、千里石塘、石塘等名称。明、清时代，中国政府明确将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琼州府（今海南省）管辖。     十九世纪中国国势衰弱以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垂涎南沙群岛，曾多次派舰调查勘测，企图侵占，但未能得逞。一九三三年，南沙群岛被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殖     民当局侵占，并非法划归巴地省管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侵占南沙群岛。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于一九四六年派员接收了南沙群岛，并立碑纪念和派兵驻守。一九四七年又重新命名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个群岛及各岛、礁、沙、滩的名称，并再度划归广东省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声明》，庄严指出：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中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此后至今，针对外国对南海群岛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一直不断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南海群岛拥有不可侵犯和无可争辩的主权。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当时的南越傀儡政府快要垮台之时，美国政府为了种下以后中越对抗的种子，唆使南越傀儡集团占领了我西沙、南沙岛屿；一九七三年七月至一九七四年二月先后占领鸿庥岛、南子岛、敦谦沙洲（沙岛）、景宏岛、南威岛和安波沙洲，并派军驻守；     一九七三年九月派军舰在中国西沙永乐海域活动；一九七四年一月，向中国西沙群岛扩张军力，继先前窃据了珊瑚岛后，企图进一步侵占甘泉、金银等岛。     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南越侵犯中国领土，重申中国对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各群岛拥有领土主权。四天后，南越派出驱逐舰侵入西沙的永乐群岛海域，挑衅在甘泉岛作业的渔民，并炮击甘泉岛。     元月十七、十八日，南越派往永乐群岛的军舰达四艘。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在警告南越无效之后，毅然派出海军前往西沙作战，以弱胜强打败了南越侵犯我西沙的军队，维护了国家主权。但是由于我海军力量不能到达南沙群岛，所以未能收复南越占领的岛礁。     一九七四年以前，越南方面无论在政府的声明、照会中，还是在报刊、地图和教科书中，都正式承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越南统一以后，自一九七四年后，越南自食其言，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苏联的唆使下就开始不认账了。一九七五年四月越南在解放西贡的同时，占领了原南越政权占据的南沙六个岛屿；一九七九年九月和一九八二年元月先后发表白皮书，声称对我国西沙和南沙两群岛拥有全部主权；至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共侵占南沙岛礁27个，现在是29个岛礁；非法划走了中国大约154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作为它的专属经济区。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经过探测发现南海蕴藏石油，菲律宾政府利欲熏心，对我南海岛屿开始侵犯占领。     从一九六八年开始，菲律宾在南沙群岛的南钥岛、中业岛和北子岛设立哨所，随后两年先后占据了马欢岛、费信岛、西月岛、双黄沙洲、司令礁、仁爱礁等九个岛礁，接着菲律宾开始在各占据的岛屿上驻军，建设军事设施，同时开始加强对南沙群岛海域资源的掠夺。     对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菲律宾对我南海主权的侵犯行径，重申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不可侵犯和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台湾地区政府于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日　派军舰在其管辖的南沙群岛向菲律宾海军船开火。     总的说来，在一九七七年以前，菲律宾、越南对中国的南海岛屿占领之心有，但是宣传得多，占领岛屿主要在南沙，菲律宾占据9个，越南占据六个。美国、苏联等外国势力有煽动活动，但是是暗地进行。中国采取的对策是：能收复就收复，先外交后武力；武力达不到时，就采用外交手段抗议、声明，在政治上保有我国对他国占有我国的岛礁的主权，不留悬念。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为了顺利推行其设计的改革开放总方针，取得国际上的支持，于是通过忍让、把领土纠纷搁置起来留给后人处理、共同开发这种办法来对待我国与邻国的疆土纠纷，以期化解争端，稳定周边局势。次则，中国实行“韬光养晦”政策，大量裁减军队，大量减少武器研发，使常规武器远远落后西方列强，在军力上长时期够不着保护和收复这些南海岛屿。在这样的形势下，越南、菲律宾等国占领之心加强，活动加大，不仅进一步强占岛礁、进行驻军，而且掠夺自然资源。     美国、苏联也由后台站到前台，明目张胆地支持东南亚国家侵占中国南海疆域，以此牵制、阻滞中国发展。特别是二ＯＯ八年美国发生新一轮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再次玩起用战争摆脱经济危机的把戏，大造中国威胁论，以期向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周边国家推销武器，并赚取在当地驻军费用，转嫁经济危机。     同时，为了借这些国家之手，挑起战争，削弱中国力量，阻滞中国发展，于是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做这些国家的后台，狂妄地在中国南海、朝鲜半岛和西太平地区进行军事挑衅。这些国家弱智的现任统治者以为美国是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加壮大了胆，肆无忌惮地蚕食中国疆土，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二十多年来，中国采取韬光养晦、怀柔致敌的政策，一直对国际争端采取宽容与隐忍的态度。但是，没有换来与南海毗邻的国家的理解与支持，得来的却是中国南海局势不断恶化，国家根本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三、解决南海问题的手段          面对中国南海疆土被各国侵略、被肢解的严峻形势，我们中国应该怎么办呢？解决的方式不外乎下面四种。     ㈠以和平方式与邻国解决争端     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争端，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对方讲理，一说就好，归还我领土、领海。二是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政治压力或经济压力下，不得不以和平方式归还我领土、领海。三是我方割让疆土，允许他们所占领的岛礁和海域，允许他们开采我资源。     以和平方式与邻国解决争端，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收复失地，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于两方都有好处。这是我们的美好愿望。但是，第一种情况不存在。如果对方讲理，就不会争夺我疆土了。     第二种情况是存在的。当他国认识不还就要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候，就会不得不还。     第三种情况是我国人民不答应。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一个国家立国之本。我国现在有能力保护疆土不受侵犯。有能力而不为，那就是卖国行为。谁要这样做，老百姓就要打倒他。     所以，只能在第二种情况下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     当然，在国际会议上，在谈判桌上我们可以首先提出和平解决的方法，一则表达我们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二则表达我们追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但是不要寄希望予第一种方式解决，更不能采用第三种方式解决。     ㈡个别人认为，应该继续执行 “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以和平方式与邻国解决争端，千万不能诉诸武力。即便菲律宾用大炮打我们的军舰，我们也不要还手，而是让他们自己反思。     这是一种典型的投降主义路线。按照这种做法，不要说我南海尽快将被吞噬，整个国家不要几年也将成为侵略者的猎物。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这种做法。提这种观点的人，不是弱智，就是汉奸。对于汉奸言论，我们必须批判，不能让这种流毒蔓延。     二十多年来我国惯用的做法，是对于外国侵占我疆土的侵略行为只提抗议不还手，也就是只动口不动手，甚至不提抗议、不动手。其实质就是打不还手。不还手，谁还怕你呢？那就你提你的抗议，我占你的疆土，开采你的资源。     这二者实质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这样做。     ㈢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二十多年来见诸报端和领导人讲话及外交谈判中用得最多的词汇。     对于原非双双两国的地方，两国同时发现、同时想开发，适用于这种办法：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于本属于一方的地方，这个提法就不适合了。试想，对于一直属于美国、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领土领海，他们能让我们去和他们共同开发吗？他们提出过共同开发吗？     现在，日本要占我钓鱼岛屿，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要占我南沙，越南要占我南沙、西沙，要把我们中国的疆土划给他们。在我们的疆土上我们自己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无异于同入室强盗同锅吃饭，同屋共寝。三岁的小孩都不会同意这样做，我们的高级领导和外交使者为什麽要这样做呢？我们要按周恩来同志 “在南海问题上必须寸土必争，南海的资源我们这一代开发不了，等祖国强大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去开发”所说的来做。     ㈣寸土必争，拿起猎枪消灭来犯的豺狼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不侵略别人，也不许别人侵略我们。谁要侵略我们，我们就拿起武器消灭来犯者。对于别国抢去的我国领土领海，我们用武力把他们夺回来。这是在运用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无效之后，收复失地和维护边疆安全最有效的办法。我们造的氢弹、原子弹、运载火箭、飞机、舰艇是给别人看的，更是在必要时用的。     我们是正义的一方，我们有能力把导弹打到世界各处，就有能力取得收复南海疆土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们中有的人害怕战争打破自己的坛坛罐罐，极力反对用武力收回失土。这是一种短视行为，懦夫行为。我们今天流了血，是为了我们的子孙明天不流血、少流血，为了我们的子孙有饭吃、有处住。我们今天不使用武力，敌人就会像刽子手那样用刀今天割一块肉，明天割一块肉，直至蚕食而尽才肯罢休。我们虽然多活了几天，但是总归是死。与其苟延残喘，莫如奋起一搏，求得永生。          四、我们的态度、任务、应该采取的手段和步骤          解决南海问题是一个民心的问题，党和政府不能回避、不能退缩。南中国海就是中国的，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妥协。我们要按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在南海问题上必须寸土必争”来做；对于资源，现在有能力就开发，无能力待以后有能力再开发，这就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民、全军所应持的态度。     我们的任务就是立即着手收复南中国海，保护领土领海完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不要等把国内稳定后再说，把经济搞上去再说，把武器研制搞上去超过美国再说。不能再拖了。再拖，问题就会更多，收复就更难。     我国现在解决南海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有氢弹、原子弹、运载火箭、飞机、核动力和常规动力舰艇、可打远可打近的导弹，遍布全球的通信、导航、遥控遥测网络。我们的飞机、舰艇能够到达南海尽端，导弹可以打到欧洲、美洲。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正义的一方，我们有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充足的经济保障能力。我们的军事能力能够打败南海周边任何一个侵略我们的国家。即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参合进来，同菲律宾、越南等国组成联盟，最后胜利也属于我们。     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是对我们的疆域进行武装巡逻，不能再丢失岛礁和海域；保护我渔民作业，维护南海和平。现在我们已经在南海这样做了，要继续做下去。与此同时，进行收复失地工作。     收复失地的原则是：首先谋求用和平方式解决。用和平方式解决不了，再用局部军事手段解决，即用武力夺回被占岛屿，拆除被方军事及各种民用设施，建设我方军用及民用设施。如果对方欲扩大战争规模，反复与我争夺岛屿，我军则完全消灭来犯之敌。     如果对方进一步扩大规模，组织联盟，那就先打击主事国，推翻其政权，然后以针锋相对的手段打击支援国。我们现在不要再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方提出，我们也不答应。     菲律宾要把南海归属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企图把南海问题国家化。美国想借东盟和联合国政治组织介入南海问题谈判，把水搅混，然后作裁判，把南海岛屿划归南海毗邻国家，达到肢解中国的目的，至少会给中国制造麻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也想跟随美国插一杠子。     对此我国要警惕，第一是不要上当，不要签订什麽有关我南海协定、宣言、指南一类的东西，防止给我收复岛屿行动设置障碍。第二，不要把南海问题国家化，反对美国、日本等其他与南海无关的国家插手，不与他们讨论、谈判南海归属问题。第三，召集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文学家、法学家搜集整理有关资料，阐述南中国海的历史渊源，昭示天下，以正视听。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要以政治、经济做先导，军事做后盾。我们向当事国首先阐明我们的立场：主动交还侵占我国的岛屿，和睦相处，互通有无，共同发展。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     对于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可能参与国家，分别情况，区别处理，有序进行。     多年来，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枪手，一直反华。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蚕食中国南海，想尽各种办法为自己的侵占行为寻找各种理由。阿基诺三世主政以来，对内人民；对外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尤为恶劣，行动更猖狂，是东南亚诸国中跳得最凶的一个。     阿基诺三世欲依靠美国，拉拢日本、澳大利亚为军事后盾，不仅用武力继续抢占中国南沙岛屿，开采矿产资源，而且积极扩军备战，准备与中国一战；联盟越南，借用东盟作为政治舞台，给中国设套，并企图借用联合国把水搅混。鉴于此，我们应该把菲律宾作为第一个对付的对象。     我国政府应该再次提醒阿基诺三世集团，不要作美国的枪手与中国为敌，不要上美国的当给美国送钱；与中国为善，停止开采石油，送还被占岛屿，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互惠互利，造福本国人民。如若不听不睬，那就派军队夺回被占岛屿，赶走军事与矿产开采人员，没收开采设备。     如果反抗，就消灭来犯之敌。如果菲律宾扩大战争规模，美日等国参与中菲战争，并胆敢向中国大陆进军，那就先帮助菲律宾人民推翻阿基诺三世的统治，然后消灭日本，同时把战争引向美国本土。美国现在给菲律宾鼓劲吆喝，一旦战争打起来，美国、日本除了继续卖给武器外，恐怕逃之夭夭。希望阿基诺三世认清形势，不要打错算盘。     越南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过去曾同甘苦共患难，现在本应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最好能够回到中国怀抱，大家一起努力搞建设，造福人民。中越原来就是一家人吗，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才把我们分开来。     现在重新统一，才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历史潮流。可是，由于原苏联领导的挑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第五纵队的煽动，一些越南人，特别是一些当政者和不懂历史的青年人上当受骗或从他们个人一时的私利出发远离中国，甚至敌视中国人民，要从大哥身上割肉来壮大自己，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美苏鼓励越南同中国斗争，不是为了越南好，而是让中越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试想，越南从中国要去南沙、西沙岛屿，你们能保护住吗？     有技术开采海底资源吗？到头来美国等列强军舰不仅在这些地方横行，海底资源由他们开采，而且要像对待利比亚那样用野蛮的军事手段推翻现政权，烂肆轰炸人民生活与工业设施，将越南人民重新打入地狱之中。那时就后悔莫及了。希望越南领导不要上当，做傻事。     我们要像对待亲兄弟那样对待越南。兄弟可能会吵架、打架，但总归是兄弟，一家人应该最终和好。我们对于越南的态度和原则是：一、热情帮助越南搞经济建设，开放边界，实行零关税，让两边人民往来，在海上打渔（要遵守中国休渔规定）；     二、劝解越南搞摩擦的领导改变认识，走与中国和好的道路，友好交还所占岛屿；三、劝解无效时，派人占领岛屿，尽量不杀伤；四、越南领导顽固不化，坚持战争对抗时，采取必要的军事手段，并支持越南人民把不称职领导赶下台。     解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问题的办法按解决菲律宾办法处理。文莱占领我们的岛屿，估计在解决菲律宾问题后会顺利和平解决。     我们中国与美国远隔太平洋，相距万里，不需要与美国为敌。可是美国出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总要与中国为敌，一直围堵社会主义中国，不时在中国周边挑起战火，想搞垮中国，打散中国。     我们要告知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中华民族是凝聚力最强的民族，你们是打不散的；中华民族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你们是搞不跨的；你们有的武器中国都有，你们没有的中国却有，你们是打不败中国的，中国人民却可以打败你们。     请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不要挑唆破坏中国邻国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不要支持他们同中国对立，不要向他们出售进攻性武器，更不要出兵同中国打仗。六十二年来，我们进行过两次军事交锋，你们都失败了。希望你们记住这二次教训，不要再犯错误。     不过，要美国政府现在改变对中国遏制政策是很难的，我们必须制定反制美国的办法。一、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各种斗争，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凡是美国支持的我们就反对。二、支持美国人民反对统治者和资产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斗争。     三、抓紧我们的科学研究、教育、工农业生产。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与帝国主义的斗争性和防腐蚀的能力。     五、加强军队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国防设施建设、武器配备，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陆军、海军、空军、航天军和信息军队及民兵，需则能战、战则必胜，做好同美国及其盟国打大仗的准备；对整个国土及领空、领海进行科学合理布防。六、对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的战略武器进行全天候监测。     七、加大世界范围宣传，对美国对别国的侵略、干涉、转嫁经济危机等阴谋进行揭露，告知友好国家和世界人民，暴露其丑恶嘴脸。     在南海岛屿主权问题上，不与美国谈论，更不与其谈判。在战争期间，封锁与我交战的国家，断绝外部支援。美国若参战，就一并坚决打击，消灭来犯的美军。     在南海，我们有取胜的有利条件。美国是不义之举，出师无名，因此得不到美国人民的长久支持，又远师劳顿，其气势必然不盛，战士斗志低落，补给不能及时。     美国武器效能和我们相当，但是导弹数量没有我们多，美国失败是必然的。若美国把战争扩大到我们大陆上，那我们就把战火烧到美国本土，最后解体的是美国。我国虽受重大伤亡和损失，但是不会灭亡。     对于日本、澳大利亚，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跟随美国到我南海捞油水。他们来，则必然遭到失败的命运，日本甚至会灭亡。     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度。印度人民本来是善良，热爱和平的。可是自从成了英国殖民地之后，上层就沾染了不好的习气。虽然现在印度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但是上层这种坏习气未改。     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在西藏和我闹纠纷，现在又把炮舰开到南海跟美军搞演习，支持越南跟我闹纠纷。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傻到家了。     我们奉劝印度政府和中国和好，把占领的西藏的土地还给中国，不要到中国南海来惹是生非。中印两国和平相处，友好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多好啊！如果印度政府执意不改，那就同日本、澳大利亚一样处理。         进入专题： 南海问题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682.html    

方绍伟：毛泽东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 —-评李慎明先生对“探索中错误”的误读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 12:40:40 阅读量：482次 相关链接： 李慎明：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 (一) ； 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 (二)        核心提示：我也认为不能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归结为“个人权力之争”，但那是因为我更进一步地认为，“个人权力之争”只是“领袖终身制”等制度惯性的表象，其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其实是“共产意识形态”的“新道统”对“权力终身制”的“旧法统”的冲击，这个冲击给毛泽东本人带来了极大的“法统焦虑症”。李慎明先生的“永不变质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承认“领袖权力最大化”的逻辑，所以不去分析“追求领袖权力最大化”必然首先“追求党权最大化”。李慎明先生把毛泽东的错误看成了“探索中的错误”而不是“维护领袖权力及相关制度”所造成的错误，所以，他只看到毛泽东的错误中存在“维护党权”的“正确”，却看不清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极大地危害了“党权最大化”，更看不到毛泽东的“学费”一直是邓小平和后邓小平时代的“负担”而不是“财富”。毛泽东的错误使当代中国的“党权最大化”陷入了“彻底否定和不彻底否定毛泽东都有党权麻烦”的“两头尴尬”。 　　李慎明先生在“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一文中提出：“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后所做的所有事情，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党和政权不被腐蚀、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这不但是毛泽东晚年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邓小平在晚年念念不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毛泽东晚年的思考在本质上有高度的一致性”。 　　本文认为，在“政权永不变质”的问题上，李慎明先生混淆了“领袖权力”和“政党权力”的根本区别，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从“确保毛泽东的个人权力意志及背后的终身制问题”误读为“确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党和政权不被腐蚀、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而邓小平晚年念念不忘的“乱子出在共产党内”则是戈尔巴乔夫式的用“领袖权力”瓦解“政党权力”的问题，它与毛泽东以“领袖权力”凌驾“政党权力”的模式毫无共同之处。 　　本文进一步认为，李慎明先生的上述误断，本质上是对“一党领导”的“党和政权永不变质”逻辑的误解。“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逻辑就是“党权最大化”的逻辑，它本质上包含一个“双重逻辑”：一是“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和“领袖路线风险”，二是“领袖限任制”之下的“中央权力崇拜”和“中央路线风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是“领袖权力崇拜”的表现，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则是“领袖路线风险”的例子。中国目前的“领袖限任制”是突出了“中常委权威” 的“中央权力崇拜”，其“中央路线风险”已经不是过去的“个人变质”而是潜在的“集体变质”，而如果“集体变质”的可能性很低，这个“中央路线风险”则表现为“精英政治”导致的社会结构矛盾和“权贵文化”危机。本文下面将具体分析六个问题。 　　第一是“权力意志”与“变质的标准”问题。 　　李慎明先生说：“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概念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学准确，当然还可以探讨，但这一战略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决议》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部分中明确指出’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个表述实质就是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中，所谓的“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其实是由领袖个人的“权力意志”所规定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一种连贯和可公度的“变质标准”。我毛泽东说你高岗变质你高岗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彭德怀变质你彭德怀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刘少奇变质你刘少奇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林彪变质你林彪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邓小平变质你邓小平就是变质。 　　所以，“永不变质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学准确”就只是个假问题，“变质标准”才是真问题。而“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则是操作层次的问题，不能与原则层次的“变质标准”相混淆。在毛泽东那里，关键是不能犯不忠诚的“组织错误”，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的“思想错误”只是小节。“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在道理无法明说的情况下，毛泽东也经常用“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来指称那些不听话的人。 　　第二是“权力意志”与“背离的标准”问题。 　　李慎明先生提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概念，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所以我们应该划清“与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 　　在我看来，李慎明先生这里混淆了领袖个人的“权力意志”同具体政策的“认识能力”的不同，服从领袖个人的“权力意志”是政治的本质，探索具体政治经济路线则只是“认识能力”问题。毛泽东的错误，本质上是“自己有那个权力却没那个能力，别人要服从他的权力却不得才高盖主”的错误。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在个人“领袖权力崇拜”上并没有本质差别，所以，赫鲁晓夫实际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更谈不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背离的标准”同“变质的标准”一样，都是当权的领袖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或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他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所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正是他的“权力意志”受阻的反弹；这才是毛泽东“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的真正原因，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拥有对马列主义的“唯一解读权”。 　　所以，把毛泽东的错误看成“探索中的失误”本身就是一种严重失误，问题的本质是“权力的独断”而不是“能力的不足”。权力和能力当然也有统一的时候，但“专权者无能”不是一种“探索中的失误”。毛泽东的问题是硬要把“革命时期的威望”兑换成“建设时期的威望”而造成的问题。 　　第三是“党权连续性”和“个人权力之争”问题。 　　李慎明先生特别强调，邓小平认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李慎明先生由此认为：“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什么局面。实践也已经证明，那些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所谓’个人权力之争’甚至’个人品质问题’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或“党权最大化”的“双重逻辑”（即“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和“领袖路线风险”以及“领袖限任制”之下的“中央权力崇拜”和“中央路线风险”）看，推崇“领袖限任制”的邓小平，考虑的显然是从否定“领袖权力崇拜”到否定“中央权力崇拜”的危胁，他考虑的是“党权连续性”这个核心问题。在大搞改革开放的邓小平那里，“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标准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泽东的标准，只是“党权连续性”的考虑并不妨碍他“借用概念、转换标准”。 　　李慎明先生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从“个人权力之争”转化为“探索中的失误”则是一种“认识的倒退”。我也认为不能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归结为“个人权力之争”，但那是因为我更进一步地认为，“个人权力之争”只是“领袖终身制”等制度惯性的表象，其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其实是“共产意识形态”的“新道统”对“权力终身制”的“旧法统”的冲击，这个冲击给毛泽东本人带来了极大的“法统焦虑症”。所以，“个人权力之争”和“个人品质问题”都是表象，制度矛盾才是“换了谁谁都会那样干”的真相，更大的真相则当然是“领袖权力最大化”和“党权最大化”背后的制度保障问题。 　　第四是“兴衰更替的周期率”和“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问题。 　　李慎明先生认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绝大多数人起来自己为自己负责，从而实现自己为自己当家作主；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则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选举把权力让渡给极少数’精英’，让他们为绝大多数人负责和当家作主。前者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后者的本质是资本当家作主。民主的名字相同，但其实质的不同却泾渭分明。但是，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中，如何才能唤起人人都有起来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才能建立保证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与制度，防止党永不变质呢？” 　　李慎明先生提出了这个尖刻的问题，可他通篇文章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以至于让读者觉得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其实都是“被当家作主”，区别只是“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有程序上的不同。所以李慎明先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异常清楚，兴衰更替的周期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结果必然是：“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实质民主”对“程序民主”的取代，可在我看来，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实只是中国传统的“书面文化”对“现实文化”的粉饰和遮盖，中国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中国的“书面民主”。 　　第五是“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不搞私有化”问题。 　　李慎明先生还说：“笔者又重温了党史，更加感到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以及从这时开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重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其中最为基础的是不搞私有化。不搞私有化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的根本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如果毛泽东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依然“伟大”，邓小平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就必然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的确也曾因此把邓小平打成“走资派”。所以，一个诚实的学者不能“同一个逻辑两头玩”，最后把自己给陷进去而不能自拔。要特别提醒的是，本文根本不关心具体历史事件的“好坏对错”，本文只关心事件的真相和本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真相就是共产意识形态狂热，李慎明先生可以说“共产意识形态狂热好得很”，但却无法说它不是“共产意识形态狂热”。“不搞私有化是’五不搞’的经济基础”也不是诚实的判断，邓小平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早就使大部分国有经济私有化了，“不搞私有化”其实只是对还没有私有化的土地和大型国有企业的“不再搞私有化”。 　　第六是“探索中的学费”及“和平演变”问题。 　　李慎明先生坚持认为：“毛泽东就逐渐把防止党内变质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毛泽东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 　　由于混淆了本文提出的“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或“党权最大化”的“双重逻辑”（即“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和“领袖路线风险”以及“领袖限任制”之下的“中央权力崇拜”和“中央路线风险”），李慎明先生始终未能把“维护领袖权力”与“维护党的权力”区别开来，始终拿毛泽东为“维护党权”的“正确”去混淆和掩盖他为“维护领袖权力”所造成的错误。 　　李慎明先生还引用茅于轼的话说：“事实证明，那时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确有右派。当年被打成右派者有的如今公开承认：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且至今并不以为非”。 李慎明先生以此证明反右的正确，可这正好表明，为了确立“永不变质战略”的破碎逻辑，李慎明先生不惜把“领袖终身制”造成的错误当成了正确，把制度的错误当成了“反右扩大化”的政策错误。 　　最后再次重申，本文关心的不是“维护党权”等具体事实的“好坏”，本文关心的是“现实的必然逻辑和真相”以及对具体事实看法的“对错”。“一党领导”必然追求“党权最大化”，李慎明先生的“永不变质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承认“领袖权力最大化”的逻辑，所以不去分析“追求领袖权力最大化”必然首先“追求党权最大化”。李慎明先生把毛泽东的错误看成了“探索中的错误”而不是“维护领袖权力及相关制度”所造成的错误，所以，他只看到毛泽东的错误中存在“维护党权”的“正确”，却看不清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极大地危害了“党权最大化”，更看不到毛泽东的“学费”一直是邓小平和后邓小平时代的“负担”而不是“财富”。 　　毛泽东的错误使当代中国的“党权最大化”陷入了“彻底否定和不彻底否定毛泽东都有党权麻烦”的“两头尴尬”。只是，选择了“不彻底否定毛泽东”这种麻烦的李慎明先生，必然要另外多得一些理论逻辑上的麻烦。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2008年，中国和美国相距并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布什总统据说度过了他作为总统以来在国外，一个国家，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在那儿拿到了八块金牌，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当然，任何一个这样的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头，中美两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这样的时候，如此的巧合，如此的应该。　　    （全文）白岩松向耶鲁大学师生演讲及回答问题全程文字实录 　　2009年3月30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和央视摄制组赴美国拍摄专题片《岩松看美国》，3月31日白岩松及摄制组从纽约驱车赶往耶鲁大学，白岩松向耶鲁师生发表了题为《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的演讲 　　《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白岩松 　　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但是今天到了耶鲁我才知道，其实他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笑)但是透过这三位总统我也明白了，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很平均。(热烈鼓掌)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主题，或许要起个题目的话应该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我要讲五个年份，第一要讲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众笑)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乱，在法国有它的这个，巨大的街头的骚乱……在美国也有，然后美国的总统肯尼迪遇刺了……但是的确这一切的原因都与我无关。(哄堂大笑)但是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虽然那一年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的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起来，也在全世界站起来。 　　但是当时很遗憾，不仅仅是我，几乎很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梦想，因为当时中国人，每一个个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因为梦想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梦想甚至是领袖的一个梦想。中国与美国的距离非常遥远，不亚于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一切，我只关系我是否可以吃饱。因为我刚出生两个月之后就跟随父母被关进了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一种牛棚。因此我的爷爷为了给我送进牛奶吃要跟看守进行非常激烈的搏斗。(众笑) 　　很显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时候，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对于世界来说，似乎都有些问题。(众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就是1978年，十年之后。我十岁，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时候，那个只有二十万人口，你要知道，在中国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城市里。它离北京的距离有两千公里，它要想了解北京出的报纸的话，要在三天之后才能看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存在新闻这个说法的。(众笑) 　　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了，而在两年前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要抚养我们哥儿俩，那么只有我母亲是挣钱的人，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十美元。因此在这样的即使十岁了，梦想这个词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我从来不会去想它。我母亲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建立一个新的这个。。。。婚姻，是她一个人把我们哥俩抚养大。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因为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因为我所生活的那个城市离苏联更近。(众笑) 　　但是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1978年的时候，不管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是一个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今天都该记住的年份。1978年的12月16号，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那是一个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两天之后，12月18号，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今天你们知道，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一年的开始。历史，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就如此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还是大的国家，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把握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的年份该讲1988年了，那一年我二十岁。这个时候我已经从边疆的小城市来到了北京，成为一个大学生。虽然我们今天在中国依然有很多的人在抨击中国的高考的制度，认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须承认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然，这个时候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它变得很具体，它也不再是那个过去口号当中的“美帝国主义”(众大笑，鼓掌)，而是变成了生活中很多的细节。这个时候我已经第一次地尝试过可口可乐，而且喝完可口可乐之后会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真的是如此接近(众笑)，因为它几乎就跟中国的中药是一样的。(众大笑)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非常狂热地去喜欢摇滚乐。那个时候正是迈克尔杰克逊还长得比较漂亮的时候。(哄堂大笑)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那一年中国开始尝试放开很多商品的价格。这在你们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迈进，因为过去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 　　但是，就在那一年，因为放开了价格，引起了全国疯狂地抢购，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会有多久，于是要把一辈子都用的食品和用品，买回到家里头。这一年也就标志之着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也会有次贷危机。(众笑) 　　当然我知道那一年1988年对于耶鲁大学来说格外的重要，因为你们耶鲁的校友又一次成为美国的总统。好，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我三十岁。我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成为一个一岁孩子的父亲。 　　我开始明白我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不仅要考虑我自己，还要考虑孩子及他们的未来。那一年在中美之间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那一年的主角就是克林顿。也许在美国你记住的是性丑闻(众笑)。但是在中国记住的，是他那一年访问了中国。在六月份的时候，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和江泽民主席进行了一个开放的记者招待会，然后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个开放的演讲，这两场活动的直播的主持人都是我。在他与江泽民主席的记者招待会上，在直播的状况下，他们讨论了人权、宗教、六四等等很多非常敏感的问题。 　　当然，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当中，他也是非常自由和开放地谈美国的梦想以及他的很多看法。这所有的活动都是电视直播的。当克林顿总统即将离开中国在上海的时候，他接受了一次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道：“这次访问中国，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我最想不到的是居然那两场活动都直播了”(众笑)，不过直播让中国受到了表扬，而美国却受到了批评。(众笑)。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批评。在北大的克林顿的演讲当中，由于整个的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用的全是美方所提供的这个翻译，因此他当时这个翻译的水准远远达不到今天我们翻译的水准，(众大笑并热烈鼓掌表示对现场翻译的感谢)。 　　我猜想有很多的中国观众，是一直知道克林顿的确，在说话，但是说的是什么，不太清楚。(众笑)所以我在直播结束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说 “看样子美国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要从语言开始”，美国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的这句话，但是我说的另外一句话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报道，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当然也是在这一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哦，年初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一年的时候，我开上了我人生的第一辆车。这是我在我过去从来不会想到的，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开自己的车。因此个人的喜悦，也会让你印象很久，因为往往第一次才是最难忘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年份是2008年这一年，这一年我四十岁。我相信在美国，也许很多年大家不再谈论的“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在这一年我听到太多的美国人在讲。看样子奥巴马的确不想再接受耶鲁占领美国二十年这样的事实了(注：耶鲁大学一直盛产总统，而出身哈佛大学的奥巴马终结了这一事实)。他用“改变”以及“梦想”这样的词汇，甚至让耶鲁大学的师生在为他当选总统之后，听说你们举行了游戏，甚至庆祝。看样子在这个细节中让我看到了耶鲁师生的一种超越。 　　但是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它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的梦想都要注定要遭受很多的挫折一样，显现出来。无论是期待了很久的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行走，那都是很多年前我们期待了很久的一个梦想。但是，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我们期待中的那么美好。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看待，我相信跟美国人跟全世界所有的善待生命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八万个生命的离开，让整个2008年，中国人度日如年。 　　不说我都猜得到在耶鲁校园里头，在每一个网页、电视以及报纸的前面，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些生命流下眼泪。但是就像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觉得极其有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的生日。那一天我感慨万千，虽然周围的人不会知道。(众笑)【美国女翻译用汉语问“感慨万千。。。。?” 　　白解译：“对，就是感慨万千，就是心里的活动非常复杂，对。” (众笑)】因为时间进入到我的生日那一天的时候，我一直在直播精彩的比赛。二十四小时之后，当这个时间要走出我生日这一天的时候，我也依然在直播。但是这一天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 　　因为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四十岁，让我意识到了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四十年的时间里头，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一个遥远边疆的一个小城市里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一个大的节日里头，去分享以及传播这种快乐(的新闻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而在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相距并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布什总统据说度过了他作为总统以来在国外，一个国家，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在那儿拿到了八块金牌，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当然，任何一个这样的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头，中美两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这样的时候，如此的巧合，如此的应该。 　　 美国面临了一次非常非常艰难的金融危机，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也对全世界有重大的影响。昨天我到达纽约，刚下了飞机，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华尔街，我看到了华盛顿总统的雕像，他的视线是那么永久不变地在盯着证券交易所上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众笑)。而非常奇妙的是，在这个雕像后面的展览馆里正在举行“林肯总统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展览，因此林肯总统的大幅的画像也挂在那上面，看那面国旗。(众笑)。我读出了非常悲壮的一种历史感。 　　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很多很多年前如果美国发生了这样状况的时候，也许中国人会感到很开心”，因为(大家会说)“你看，美国又糟糕了”。(众大笑)但是今天中国人会格外地希望美国尽早地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几千亿的钱在美国。(鼓掌，众大笑) 　　我们还有大量的产品等待着装上货船，送到美国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好的话，在这些货品的背后，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增长的工资，是他重新拥有的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的幸福。因此，你明白，这不是一个口号的宣传。 　　这就是今天我特别要讲的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头，你们是否注意到了，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过去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头，让个人的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边远小城市里的孩子，一个绝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耶鲁跟各位同学交流，当然也包括很多老师和教授。中国经历了这三十年，有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他们的爷爷和奶奶依然在农村，依然守候在土地上，依然去拥有很微薄的收入，千辛万苦。 　　他们的父亲母亲，已经离开了农村，通过考大学，现在在中国很多大的城市里头拥有了很好的工作，而这个家庭的孙子孙女也许此刻就在美国留学，三代人，像经历了三个时代。但是在目前的中国，你随时能找到这样的家庭。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现场就会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的家庭构成就是这样。对么?(鼓掌)那么，在我们去观察中国的时候，你会，也许经常会听到的像“主义”、像“政治”像“社会主义”或其他庞大的词汇，但是，或许该换一个视角。 　　去看十三亿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宏大的梦想、改变命运的那种冲动、依然善良的性格和勤奋的那种品质。今天的中国是由刚才的这些词汇构成。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给放大了。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众大笑) 　　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在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哄堂大笑热烈鼓掌)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一个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鼓掌) 　　但是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我相信现场在座的很多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会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最真实的美国，会用自己的耳朵听到了最真实的来自美国人内心的想法。无论再有什么样的文字都很难改变他们对美国最真实的看法，因为这来自于他们内心的感受。当然我也希望非常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而不是在媒体当中去看到中国。 　　你知道我并不太信任我的所有的同行。(众笑，鼓掌)开一个玩笑。其实美国的同行是我非常尊敬的同行。我只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的朋友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我起码敢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在美国你吃到的被公认为最好的中国菜，在中国都很难卖出好价钱。(众笑) 　　就像很多很多年之前，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流行着一种叫加州牛肉面，加利福尼亚牛肉面。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认为，噢，美国来的东西一定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他们都去吃了。即使没那么好吃的话由于觉得这是美国来的也没有批评。(大笑) 　　这个连锁的快餐店在中国存在了很多年，直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在加州四处寻找加州牛肉面，(众笑) 　　但是一家都没有找到的时候，终于回到中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加州是没有这种牛肉面的。(笑) 　　于是这个连锁店在中国，现在处于陆续消失的过程当中。你看这就是一种差异。但是当人来人往之后，这样的一种误读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最后我只想再说一句。四十年前，当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有一个英文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在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并不是在政府那里存在，它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 “我有一个梦想”。 　　好，谢谢各位!(热烈鼓掌) 　　【问答】 　　大家的掌声，大家的掌声大约持续了40秒，头5秒钟是属于我的，后35秒是属于她的(指着翻译)，呵呵呵。。。。(热烈鼓掌)呵呵呵。。。。 　　好，接下来随意，大家可以提任何的问题，如果哪个回答不满意的话你也可以扔鞋。(众笑，热烈鼓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的鞋号是43，(众笑)你要是扔的话最好是两只一起扔。 (众笑)呵呵呵。。。。 　　OKOK(举左手示意左边二楼上提问者可以提问) 米尔军事论坛 bbs.junshijia.com 　　男亚裔听众A：问一下，就是最后总结说，中国人的梦想和美国人的梦想，是同样一个梦想吗? 　　白：首先如果世界上只有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只有一个梦想的话，我们的梦想显得有些单调，但是，请注意，但凡被记入历史的梦想，最基础的部分一定是相同的。每一个生命该被尊重，民主自由的权利该得以保障，任何一个个体都可能在制度的保障下，创造一种想象不到的奇迹，最后所有个体的梦想汇集在一起，让一个民族，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但是强大了之后也能够不伤害别人。(众笑，鼓掌) 　　(男)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好，我也有个问题，我是耶鲁大学中亚系的中文老师，也就是说，开始语言教学的，从语言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人。呃，首先我先感谢你这个讲话，我觉得帮助我们回忆了过去四十年的历史和个人的生命走过来，呃，我想补充一个，68年你出生的时候，耶鲁大学当时也作了一个决定，从第二年开始。。。。。 　　白抢答：招收女生，哈哈哈哈。。。。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一半的学生我想和您的诞生联系在一起(众笑，鼓掌) 　　第二个问题是78年，您讲到中美建交，还有这个克林顿。。。。。 　　白：不是，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两天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想再补充一点，1978年，有两届学生走进了第一次走进了大学，77级，78级， 　　白：(鼻音)唔唔，中国文革之后又有了大学生，对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对，就是您常说的，因为我是77级的， 　　白：哈哈哈哈。。。。(鼓掌)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我当时在农村劳动的时候，1976年，听到毛泽东的逝世，您的十年把这一段给跃过去了。 　　白：不，我只讲每一个十年。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我想补充一点儿，让您的梦更丰富一点。(笑，鼓掌)我当时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听到哀乐，毛泽东去世了，那天晚上，我爸爸说，你可能有希望了。(众笑，鼓掌)因为当时我被农村那地方派回去买一面国旗，给毛泽东准备葬礼。 　　白：(鼻音)唔唔 　　耶鲁大学中亚系的中文老师：所以当时我能记得这个梦，我的梦是从那时候开始，当时我不相信我爸爸的话，但是两年之后，变成了现实，这是78年。到了88年，你刚才讲物价飞涨，我的问题是，88年，您那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大学生， 　　白：对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当然89年我们暂时不提了，更敏感一些， 　　白：也可以提，呵呵。。。 　　耶鲁大学中亚系的中文老师：88年(你)进入电视台的时候，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电视台，当时是自己找工作还是分配? 　　白：唔唔，(用英语)非常感谢你的提问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再提最后一个问题，一块儿回答。就是刚才你说也可以提的89年这个历史。当时已经有你的十年又跃过去了，能不能简单谈一谈这一段历史。中央电视台什么时候能够公开的。 　　白：呵呵呵呵，很高兴你给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让我补充我的梦。我在北京没有任何的亲属，我也不认识中央电视台以及北京任何有权势的人。我没有因为我的工作或者说进入中央电视台送过任何礼。(鼓掌)我是1989年离开大学校园毕业，然后分到了广播电台，在四年之后，进入到中央电视台，都是朋友推荐的。而为了离开电台进入中央电视台，我当时决定辞职，这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后来我如愿了，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众笑) 　　你也注意到了，我刚才说1989年我离开大学校园，我正作为一个大学生在校园里头，请注意我当时在北京读的大学，我当然知道，作为一个大学生参与到这样一个运动当中去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最单纯的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和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期待，我也知道我身边的同学也都是这样的，但是1989年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当时我是失去了所有的希望，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 　　但是十几年过后，你突然发现，这一个事件没有终止中国的改革的进程，这可能是中国最幸运的地方，但是我非常相信，在89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对这个国家改革的期待，它也会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的进程。我想对此我们彼此可以共同去期待。(热烈鼓掌) 　　白：(举左手示意左边二楼上听众提问者可以提问) 　　男亚裔听众C：刚才讲到您对美国的同行特别地尊敬，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认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可以从美国的同行那儿学到什么呢?反之，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了解中国的同行而中国的同行了不了解美国同行呢? 　　白：我曾经在中国的一次新闻的同行聚会的时刻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说我们过去讲述跟其他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新闻方面不同的地方讲得太多了，我认为作为中国的新闻人和美国的新闻人，更多的地方是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必须尊重事实本身，一定要尊重事实，不能虚假，要关注新闻当中的人，对社会要承担责任，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相同的，也因此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头，很多先行一步的美国同行，给了我重要的启示。 　　在我的身上，在很多的中国新闻人的身上，你都能找到但丹*拉瑟、克朗*凯特、普利策、查普曼等等这些人的影子。所以这一切都是我觉得都是美国的同行我要学习的地方。但是美国的同行有没有向我们学习的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而且还不少。 　　美国的同行不会象我们这样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国家，你用两百年所走过的道路，中国要用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这样非常短的时间也要把它走完。中国很多偏远的贫困的山区，可能更像非洲。上海、北京等很多城市甚至超过美国，我说的是硬件，(众笑)当然服务态度似乎更相像，都不是怎么好。(众笑)因此对于中国新闻人来说，在这么复杂的前进的过程当中，去做出很多的判断，美国的同行，恐怕要向我们学习，呵呵。 　　我们也会面对很多美国的同行可能不会遇到的限制，虽然这种限制越来越少，但是我依然有勇气有智慧地在向前走，并且有相当强的使命感，目标感和责任感。经常有受伤的时候，却依然要坚持继续向前走，而且工资要比你低很多，呵呵呵呵，恐怕这也是需要向我们学习的地方，呵呵呵呵，但是任何一个国度，新闻人，好与不好的，都非常非常的多，怎么说呢，都有。中国的新闻跟美国的新闻发展比较起来依然是一个小弟弟，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还是更多一点。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两个国家的同行之间能有更多的面对面的交流，因为我们是所在国家的国民了解对方国家的最重要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