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2012年 3月 22日 温家宝或在任期末平反六四启动政改 记者: 萧洵 | 香港 图片来源: AP 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矗立在天安门前的民主女神像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披露，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来曾三次在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上提出为“六四”平反；在薄熙来去被免职之后，或会下注对天安门屠杀进行重新评价，以启动政改。 *英媒：中共高层透露温多次提平反六四* 《金融时报》3月20日的一篇报道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说，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三次在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上提出为“六四”平反，但每次都遭到其同僚的反对；而薄熙来则是其中反对最激烈的人之一。 文章说，熟悉上层内部讨论的人透露，温家宝在试探性地为打破对“六四”的定论做准备，以启动他近年来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 中共当局1989年6月4日动用武力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中共对六四的这一定论至今未变。 *中共关于“六四”定论至今未变* 《金融时报》报道说，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等中共元老在89天安门学生抗议扩展到全国各地时，一再向邓小平施压，要求邓采取强硬措施，派兵镇压。 许多中共前高层领导，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因当初的屠杀决定而蒙污，例如在“六四”镇压后被挑选接任党政军一把手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江泽民的前任赵紫阳当年曾不赞成开枪镇压。到2005年逝世前，赵紫阳一直被软禁。 《金融时报》文章提到一副为人熟知的照片。照片中，最后一次公开亮相的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而温家宝当时站在他的身边。 *中共高层“六四”强硬势力消退* 这篇文章将中共高层对六四问题的分歧大致分为三类：支持屠杀并从中获利，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六四”做重新评价的人、因此受到伤害的人，以及未受影响的人。 该文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当事人已经越来越少，重新评价“六四”的体制上的阻力也在消退。文章说，温家宝或许会在余下的任期内下赌注纠正历史错误，启动政治改革。 在“六四”事件后被关押多年的异议人士陈子明对美国之音谈及他对“平反六四”的看法时说，他在过去二十年间对此始终坚信不疑。 *陈子明：对“平反六四”坚信不疑* 陈子明说，自己从各种渠道也了解到，中共内部有一大批人也有这样的意图。他认为现在“平反六四”已有广泛民意基础，时机也越来越成熟。 这位政治学者说，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曾提过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改在“六四”后被搁置；如果“六四”不得以重新评价，政改思路是无法贯彻的。 陈子明说：“温家宝在（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讲，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有一套想法了；而且信誓旦旦地说，大家不光要看我怎么说，还要看我怎么做。那么他要做的话也只能现在做了。否则到十八大以后，就不是他的事了。” *林和立：中国强调维稳 “平反六四”不乐观* 不过，香港的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林和立则对近期中共“平反六四”不那么乐观。他认为，尽管中共党内有开明派支持平反，温家宝也多次提过这个事，但中共出于“维稳”考虑，不会碰这个事。 林和立说：“中国不同的党派的共识是，可见的将来不要碰这个问题…十八大习近平接班以后，也不会重提这个问题，或是对于‘六四’提出比较新的平反或者其他的处理方法。因为目前中共还是以稳重为主要的目标。” 陈子明认为，上层所谓“红二代”之中，在“平反六四”问题上也态度不一。他说，从薄熙来搞“唱红打黑”的表现看，他是属于压制平反的那一派。至于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任中共领导人的“太子党”习近平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陈子明称，虽然他本人对习近平了解不多，但一些与习关系密切的人告诉他，可以相信习近平会做这个事。

　　今年的两会结束之后，温总理坦言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也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一年。末了，再次振臂高呼改革，要给后人以希望。与此同时，也特意意味深长地提及“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民众的觉醒”。 　　在我看来，总理的话实在切中要害，至少包含了三个意思：第一，改革才有希望，不改革没什么希望。第二，改革需要民众的觉醒和支持，换言之，我们需要重新凝聚改革的共识。第三，怎么改，总理此次没有具体提，只粗略说了需要防止文革卷土重来(意即防止左，也似乎可以理解为转向更加民主和开放一些的方向)，但我们需要达成共识和细化—— 　　改革到底怎么改? 　　我们需要全民共识，需要路线图和时间表。 　　由此，翻出一篇3年前的旧文，抛砖引玉。 　　危机，孰危，孰机? 　　老话讲：不破不立。维稳行情单靠“维”，是靠不住的，就像当年大禹先生他老爹靠堵水堵不住一样。也许，到了下定决心拿出勇气，“改”和“立”的时候了。 　　“中国大规模刺激内需政策的效果，正在被超出预期的大幅下滑的出口数据所吞没。”看到凤凰网财经首页的一条消息：《三部委数名官员对出口判断极为悲观 刺激内需或将加码》(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90328/487279.shtml)，开头即如此断言。 　　国内当下的刺激经济政策，真的有效吗?坦率地说，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我觉得，当下的很多经济政策，根本就没有开对方子，很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当医生，讲究辩证施治，也许有人的症状是眼睛疼，但是根子在于颅内高压。如果仅仅只是围绕眼睛下功夫，虽然可以减轻症状，却无法解决问题。时间久了，反而会坏事，因为贻误了治疗时机。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困境，并非始于今日，根子也并不在于经济发展本身，而在于政治体制的制约。 　　众所周知，本轮国际经济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爆。我们不妨假想，如果各国本身的经济结构没有问题，蝴蝶翅膀扇动的效应真有这么大?具体到中国，充其量就是出口降低吧。而若非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极端依赖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会陷入如此困境? 　　事实上，我们这么些年看上去很美的经济高速发展：出口导向，大规模基础建设，内需——这所谓的三驾马车，内需的轮子一直转不动，基本上是依靠出口和基建两个轮子在跑。对于各级政府，确实看上去很美。可是对于老百姓，出口导向的代名词是血汗工厂，大规模基建的代名词是全国房市虚高、大面积的腐败贪污、大规模的环境资源浪费、遍地开花的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 　　故而，中国经济的困境，并非肇始此一轮的国际经济危机。这一轮危机，只是因为出口的急剧下降，凸显出内需的极度“内虚”和大规模基础建设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乏力。 　　为什么持续了这么多年看上去很美的经济繁荣，而老百姓一直内虚?

中国大陆有学者发表文章，呼吁再次解放思想，正视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有海外评论人士认为，真正的解放思想，只能在法律切实保障思想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星期三在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中国下一步怎么走”的文章。他提出，中国每次重大进步，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前提，因此中国下一步，首先要有一波思想解放运动，并将思想解放落实到民主和法制上，而“解放、钳制、再解放、再钳制”只能令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他引用邓小平批评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讲话认为，目前首先必须承认和面对现存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再否认和回避。何兵也表示，反对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反对用专政的思维处理人民正当的政治和经济需求。而对共产党内的各种异议声音，应该尽量从宽，不应严厉打压。 对于以强硬和左倾著名的《环球时报》刊登自由法制派代表人物何兵呼吁解放思想的文章，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分析说，这说明北京当局正面临严峻的局面。 “清朝末年面临崩溃的时候，慈禧太后也要改革，她也要搞宪政。当然如果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这些搞宪政改革的人就被杀头、流亡、投入到监狱里去了。如果知道这样一个动态尺度的话，你就会知道《环球时报》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出来的信息。证明中国社会连《环球时报》它都要讲思想开放，都要讲政治改革，这跟晚清慈禧太后要搞宪政差不多了吧？” 美国中文刊物《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介绍说，何兵在中国知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反对重庆唱红打黑，主张依照法制行事，是自由派代表人物。 “我对何兵的印象还比较好。尤其他的讲话针对那申纪兰，那人大代表，几十年都投赞成票那个。另外他原来也写过文章批评打黑唱红的事儿，就算了笔账嘛。另外他们政法大学学生毕业典礼时，他还跑去有段很短的讲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说他们不说要做什么仗义执言吧，至少不要去做那些坏事。” 何兵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反省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严厉打压异议的问题，并对邓小平解放思想的主张提出了新的解释。不过胡平认为，只要中共的权力结构和基本制度不改变，思想解放就不可能彻底，真正的思想解放必须是在法律保护下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他们的框框仍然在，权力仍然在规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就根本谈不上思想解放，才会发生在中国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居然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跟缠脚似的，你到时候了你就得放，那还有放第二次的呢。按解放的本意来讲，那就是自由化。要进行任何改革，我觉得思想的言论自由应该是基础。” 张伟国则认为，在中共历史上，思想解放和统一思想都是中共治国的宽严工具，目前中共面临治理危机，思想解放又成为压力锅的泄压闸。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危机状态，它需要舆论引导。就像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一样。至于做不做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就像一个锅炉快爆炸了，要先开气阀要把这一点气放掉，不乏的话，他们采取的是这种策略。媒体是在为这个媒体服务的。所以讨论与否，讨论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是看他们对这个锅炉爆炸的程度的感觉而定的。” 张先生表示，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在中共话语系统中表达思想解放，几乎已经走到尽头。问题是，数十年来中共好话说尽，但民众早已对中共失去了信心。中国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摆脱思想解放加平反冤案，统一思想加专政迫害的往复循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兼谈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谨慎责任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两次提到对文革的警惕，分别是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庆王立军事件时。 　　在今天这个贫富两极分化突出、腐败相当严重的时代，不论是大众还是精英，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理智和耐心，“他们充满仇恨，毫不妥协，急于求成，寻求复仇多于共识，不是把民主当成追求的目标与理想，而是当成达成个人理想与‘夺权’的手段”（杨恒均语），这种态势下，文革和文革思维卷土重来，并非危言耸听。 　　这样一种“人人自危”的转型时代，往往也是文化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时代，如春秋战国和五四时代。在这样的“头脑时代”，思想和文化对社会的走向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在这种社会情绪偏于激进的时代和历史选择关键节点上，知识分子负有特别的谨慎责任，不能坠入李敖所说的“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的病态中。人类的历史就和人生的选择一样，关键时刻往往只有那么几步，向左一步是地狱，向右一步是天堂。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告别“主义”，回到实实在在的“问题求解”和“程序构建”中。 　　我们从来不缺各种各样道貌岸然的主义，却缺乏通往这些美好愿望的路径和程序。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万丈高楼，起于垒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毁灭往往只在一瞬之间。细节决定成败，知识分子要格外谨慎，用工程技术的审慎思维对待社会的变革和构建，一枚不合格螺丝就有可能导致航天计划的失败，社会作为更复杂的系统，更应该注重细节的组织与构建。魔鬼就在细节之中。 　　在“历史紧要关头”，我们最应该担心和防范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大众、精英和一些火中取栗者趁机鼓吹强化政府权力和管制，鼓吹为了达到某种所谓高尚的目的，可以目无法纪和人权，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一步步把中国带入深渊。因为社会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不少人开始怀念文革，怀念用非正常的激进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然而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每次“左”倾，受伤害最大的必定是“人民”。 　　一个只讲意图不循规律规则、不择手段、不问责任伦理的民族，奴役和贫穷就是惟一归宿。 　　知识分子要做理性的建设者，做独立的敢于直面强权和民粹的智者和勇者。不要高估大众的智商，投资大师罗杰斯就如此忠告女儿：“记住，有一半人口的智商在中位数之下。” 　　“靠仇恨驱动的诈骗”决定了一些人必须靠煽动仇恨吸引拥护者，言论不极端不刺激就不能打动听众，任何折衷妥协的主张都不能被容忍，任何不够极端的人都会被排斥。这便是我们要重点防范的对象。 　　人类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不是震天动地、冠冕堂皇的口号史，而是悄无声息的财政史。任何主义和理想，都必须落实到最简单最基础的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如重庆的“共富模式”，据《中国经营报》3月9日报道，2010年重庆“民生十条”涉及投资3400多亿元，2011年“共富12条”涉及的投资高达1.2万亿元。而3月19日该报又报道：即使到财政收入猛增的2011年，重庆财政收入也不足3000亿元。“寅吃卯粮”，最后仍要由百姓买单。正如识者所言，重庆模式无非掠夺民企资产，再拉巨额银行债务支撑短期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为野心家阴谋家的飞黄腾达铺路。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薄雾迷城”，《中国经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 作者:童大焕，来源: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