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

（本文已刊发于2012年12月6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政见”观察员 王韬 十八大之后，“反腐”成为新闻热点，短短一月之内，就有多位厅局级官员落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近期会议上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就反腐问计于学者。这一系列动态似乎体现出新执政者反腐的决心。 中国反腐应该如何进行？司法独立、增强人大监督等一系列手段是否可行？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理念又如何嫁接中国？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 杨开锋 教授在 《公共行政评论》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上的一篇论文或许对回答这些问题有所帮助。 杨开锋认为，反腐败的制度不必然可移植。这是因为一国的反腐制度政策内嵌于该国根本的政治结构和执政话语当中，呈现出极强的路径依赖。 受诺斯（Douglass C.North）的制度分析理论的启发，研究者认为，对于反腐败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相关制度本身，还应该研究处在“后台”的整个社会制度结构。制度结构包括政治制度、官方话语，以及非正式的政治话语。它们之间的不匹配和不一致是反腐缺乏成效的根本原因。 杨开锋将改革开放后的反腐制度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具体论述他的观点。 第一阶段——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间，价格双轨制、国企私有化等一系列改革激发了腐败的高潮。应对腐败的处理方式，在执政者中存在争论。一方将腐败视为改革的副产品，认为腐败会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成熟自我修正；保守力量则认为，市场化改革是腐败的源泉，因此必须停止改革；而中立者主张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同时立即采取措施应对腐败危机。这一分歧导致官方话语的模糊性。 尽管执政者意识到腐败的问题，但官方话语仍固守正统马克思主义，将腐败归结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以及个人贪婪等因素。因此，此阶段以运动式反腐为主要特征。如“消除官员特权和纠正党内不正之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等。此外，一些与反腐相关的机构在这一时期成立（比如监察部）。 然而，正是由于官方政治话语的模糊性，以及不同政策制度之间的冲突，一系列反腐败措施缺乏成效。比如，一方面官员被要求恪守传统的道德伦理，另一方面，又被要求以经济增长财富创造为目标。这些冲突的根源来自“元叙述”，即共产党官方的意识形态，执政者并未很好地调和正统的马列主义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第二阶段—— 九十年代初，受一系列国内国际事件的影响，邓小平在此前所构想的政治改革蓝图未能顺利实施。政治改革的也从全面改革变为对现有体制的调整。腐败又被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法联系在一起，之前有所放松的意识形态控制重新收紧。 但在一定程度上，执政者开始注重依靠法律和制度反腐。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推进“民主法制”改革，依法治国于1999年被写入宪法。一系列针对治理腐败的法律相继颁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分开、军企分开等改革措施被实行。在江泽民主政期间，主导思想是“法治”与“德治”二者并重。 与此同时，制度间的不匹配却仍然存在。法治与德治平衡的观点看似合理，但德治的内涵没有被明确界定，使其可以被任意地解读。而在总结腐败的原因时，结构性的制度因素虽然首次被正式提出，但仍然位居“意识形态”和“思想教育”的因素之后，具体包括：“封建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改革开放后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思想教育不足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此外，反腐败措施常常被推动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政策所抑制，地方官员也以适应地方情况为由，依据自身需要执行中央政策，进一步削弱了指令、条例的实施效果。在“远华”案中，走私与漏税的行为之所以被地方官员纵容，是因为其结果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体现出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反腐败之间的抵触。 反腐败政策与既有政治结构的不兼容同样显著。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官员向上级负责，而非向同级机构或民众。由于缺乏法律基础上的权力制约，经济绩效为目标的执政很容易变为单纯的数字游戏。民众针对反腐的态度也被政治体系所塑造。更多的人将其看作某种权利斗争而依法行为。 第三阶段—— 2000年之后，中共在反腐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有所创新。其中包括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将“科学民主决策”、“民众参与”正式写入改革议程，强调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一次提出服务型政府概念，正式强调利用制度监督和制约权力等方面。 在这一时期，政府在反腐上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高层官员落马，腐败事件的新闻报道空间有所扩大，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签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此同时，不同反腐败的政策间协调性有所增强。在文化教育、立法、权力制衡、制度建设方面开始同步采取措施。 从中国反腐制度变迁的历程可以看出，在反腐过程中制度匹配的重要性。杨开锋认为，相比于西方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面临更多的制度间不匹配。 在中国，道德伦理反腐与法制反腐之间是存在冲突的。德治虽然看似更好，但却很难轻易地转化为可以实施的日常规范。虽然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针对中国官员的“德育”也仍然难以避免沦为形式主义。研究者认为，期待人们自觉遵守道德准则的想法是幼稚的。 法治反腐的理念也与从官方到民间的一系列因素存在冲突，比如司法独立面临的制度挑战，比如“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但文章也指出，如果从较长时间的视角衡量，中国反腐制度仍然发生了很多显著的积极变化。比如，党政分开在1988年被提出，到1998年，村民自治的法律得以公布。依法治国的理念在1999年被写入宪法，2002年政治文明的概念被提出。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内经历了从思想教育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初步转变。这一转变的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官方意识形态和改革实践之间的阐释困境。执政者的权责是什么？腐败行为原因来自何处？制度反腐与思想教育反腐之间孰为主、孰为次？这些问题有待明确的。 实践已经证明，腐败不是专属于特定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腐朽思想”，而是缺乏对权力制衡监督机制的必然产物。新一波的反腐热潮能否冲破制度改革上的掣肘，避免以昙花一现的运动式反腐收场，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Yang, K. (2009), Institutional Congruence, Ideas, and Anticorruption Policy: The Cas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9: S142–S150. doi: 10.1111/j.1540-6210.2009.02102.x

（本文已刊发于2012年11月29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政见”观察员 刘岩川 图片来源：人民网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封建王朝的崩塌几乎都与官僚机构对农民的压榨有关：日渐臃肿、低效的官僚体系对百姓横征暴敛，最终激起人民的反抗。 不管是否通晓中国历史，习惯性唱衰中国的某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公共部门已经大到成为人民的负担。然而，密歇根大学的洪源远教授的研究却发现，中国公共部门职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实际上比国际水平要低上近三分之一，而公共部门扩张的背后存在着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现象。 洪源远认为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公共部门的“误会”来源于概念上的缺陷。中国的公共部门由哪些组织构成？公务员的概念能否涵盖所有在公共部门任职的人员？军人和国企职工名义上也在为公共利益服务，他们算不算公共部门的一部分？为了相对客观地评价中国的公共部门，洪源远在研究中把党组织、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统统归于“公共”一类，而军队和国企则不包含在内。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公务员”无法代指所有在中国公共部门工作的人员——首先，公务员在中国是新生的概念。西方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始运行公务员制度，而中国在2006年才出台《公务员法》。其次，西方的政党与公务员系统相互独立，而中国的公务员则大量存在于党组织和政府组织中。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事制度中存在着两种编制：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拥有行政编制的大都是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公务员，由政府财政负担薪酬。事业单位虽然在党和国家机关的指导下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多数事业单位的雇员只有事业编制，不属于公务员系统，而且不依靠或不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提供报酬。 编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公共部门的大小。机关单位的编制由隶属中央政府的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决定，而事业单位的编制则相对自由和灵活。洪源远在研究中详细阐释了两种编制的共存所造成的一些“中国特色”。 第一，中国普遍存在着超编的现象。由于一个机构的编制是经过严格规定的，并且与该机构所获得的财政资源挂钩，许多西方观察者将超编与腐败联系起来。洪源远的调查表明，虽然公共机构中确实存在领导无视编制限制而将“关系户”塞进“队伍”的现象，但“关系户”不是超编发生的唯一原因。 “超编”发生的真实逻辑是：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提高了老百姓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而编制系统并没有赶上中国发展的速度。因此，诸如医院、学校等直接对人民提供服务的单位不得不突破编制的限制，雇用编外人员满足公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自90年代以来实行了一系列“缩编”改革，而且还不时要求地方政府安置转业军人。编制减少，待安置人员增多，而原有的人员还来不及裁撤，致使中国地方政府普遍有超编的“体验”。 第二，除了超编，中国公共领域还存在着“借编”、“混编”和“捆编”的现象。“借编”往往发生在地位相对高的机构和次级机构之间。洪源远在一次采访中发现，某地的组织部因为编制已满无法纳新，所以向环保局借人。借编过程中，被借调的人员的工资还由原单位承担。“混编”一般指享有事业编制却在机关工作的人员。他们不是公务员，无法享受与公务员相同的待遇，却做着与公务员几乎相同的工作。“捆编”指某人同时享有行政和事业编制，并且可能同时从两个单位领取薪酬。近年来，由于政府意识到捆编的不合理性，捆编现象正在消失的过程中。 虽然中国特有的编制系统给公共领域抹上了浓重的中国特色，但中国的公共部门并不比其他国家的臃肿。根据洪源远的计算，在中国公共领域工作的人员从1960年的1100万上升到2005年的4700万，占总人口的3.7%，低于4.7%的国际平均值。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的公共部门确实在扩张当中。1960年公共领域的工作人员只占总人口的1.7%，但即使考虑到人口的增长，该比例在2005年也达到了3.7%。洪源远发现公共领域的“扩招”大都是在事业单位发生的。相对于机关单位，事业单位编制更灵活，因而更有能力吸收转业军人、大学毕业生、领导的关系户以及被编制改革淘汰出机关单位的人员。同时，中国省一级的公共部门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而乡镇级的部门扩张迅速。洪源远判断，这一趋势显示中国越来越依靠基层公共部门为社会提供服务。 洪源远的研究证明，相对于人口，中国的公共部门还没有膨胀到国际均值，而且客观评价它需要对中国的人事制度有充分的认识。即便如此，必须承认：中国的公共部门还是在迅速扩张中。洪源远所依赖的数据统计只更新到2005年，而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公共部门。中国的公共部门已经膨胀到什么程度？它是否能有效应对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经济变化？这一切问题，还有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Yuen Yuen Ang (2012). Counting Cadres: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Size of China’s Public Employ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211, pp 676-696

□“政见”观察员 陶郁 11月15日，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人们群众期盼拥有“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这说明，医疗将与教育、工作、收入、社保、居住、环境和教育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一道，继续成为中央工作重点。 近几年来，医患矛盾逐渐成为了中国媒体报道中的高频词汇。发生在北京同仁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院等处的医生遇袭遇害事件，在使人们感到悲伤和愤怒的同时，更不断引发社会对于医患关系进行热议和深思。在此背景之下，不少记者与学者发出警告：医患矛盾的频繁出现与不断激化，很可能已经与患者对医生的极度不信任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心循环关系。 然而，香港岭南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谭伟强最近却在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撰文指出，至少在北京城区，目前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在谭伟强看来，如今学界和媒体对于“患者不信任医生”的忧虑虽然事出有因，但往往缺乏扎实的经验证据来支持；而当人们频频宣称“患者对医生信任程度较低”时，却并没有仔细思考与界定这种信任的具体含义。他认为，如果一名患者信任医生，他就相信医生会对自己负责，并会最大限度保护他的利益；而只有借助严谨的专门性实证研究，才能准确了解这种信任的实际情况与影响因素。 为此，谭伟强委托零点调查集团于2009年12月到2010年1月间在北京城区的67所三级公立医院、55所二级公立医院和119所一级公立医院中抽取了10所三级医院、8所二级医院和8所一级医院，在其中对434名患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调查员除了解患者是否相信医生将病人健康与利益置于首位、是否满意医生的技术水平和交流能力、是否认为医生提供了足够信息等主观态度外，也收集了患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健康情况等客观信息。 通过分析数据，谭伟强发现，在北京城区公立医院就诊的患者，总体来说对医生是相当信任的；如果以5分作为满分，那么患者在绝大部分评价自己对医生信任程度的问题上，都打出了4分以上的高分。虽然这一调查结果或许会与许多人的想象与印象有所出入，但由于统计数据来自专门的实证调研，因而更能反映出当前北京城区公立医院中患者对医生的实际信任情况。当然，除非进行更多的类似研究，我们并不清楚中国其他地区以及在民营医院就诊的患者是否也如此信任自己的医生，而谭伟强的研究也没有追踪北京城区公立医院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在最近几年是否出现了变化。 不过，即便将关注点集中于北京城区的公立医院，谭伟强的研究结果还是具有不少值得思考的地方。 例如，谭伟强发现，那些在医院里等候诊断的患者，往往比刚刚结束诊断的患者更相信医生能将病人的健康与利益置于首位、更满意医生的交流能力，也更容易认为医生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而候诊患者与结诊患者对于医生技术水平的评价则没有显著差别。谭伟强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差别，或许是因为病人在就诊前往往更直接地需要医生帮助，因此他们对医生的评价与态度也往往更好。令人遗憾的是，谭伟强并未分析就诊过程本身是否直接导致了患者对医生信任程度的变化。 同时，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那些对于自身健康状况更有信心的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也往往更高。无论对于候诊患者还是结诊患者而言，对自身健康情况更乐观的患者，都更倾向于相信医生能将病人的健康和利益置于首位、也更倾向于认可医生的技术水平和交流能力。而在结诊患者群体中，对自身健康情况更乐观的患者，往往还更倾向于相信医生向病人提供了足够的信息。 不仅如此，在不同等级医院就诊的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也显著不同，但并非所有在大医院和好医院就诊的患者都更信任自己的医生。具体来说，在候诊患者群体中，那些选择三甲医院等高级别医院就诊的患者，确实会对医生的服务责任心、技术水平和交流能力给出更高评价；谭伟强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在这些医院就诊的患者往往病症较重，他们更需要高明的医术和精良的设备，也更倾向于相信那些名声更响的大医院与好医院更容易满足这些需求。但是，在基层医院结诊的患者，却比在高级别医院接诊的患者更相信医生会将病人的健康和利益置于首位，也更相信自己从医生那里获得了足够的信息；谭伟强认为，这或许与基层医院中患者与医生往往更加熟悉有关。 此外，得病时间越长对医生的信任程度往往较低。谭伟强认为，那些得病时间较长的患者，很可能会觉得自己未能及时治愈与医生不负责任有关，他们可能会认为医生未能给自己提供有效的信息，也可能认为医生的业务水平不高。谭伟强的研究还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患者更频繁地接触与医药有关的负面新闻报导，就往往更不信任医生；而患者拥有医疗保险的情况，则并不影响对医生的信任程度。 应该指出，谭伟强的研究在样本代表性和分析深入程度等方面并不完美，而他自己对此也直言不讳；但是，在医患关系如此重要但国内尚无类似经验研究的情况下，谭伟强所提供的数据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如今，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阶段，而患者能否充分信任医生，不仅可能会对医患关系和治疗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其本身也应被视为“医改”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患者对医生信任程度的实际情况，并据此探索出相应措施，刻不容缓。 【参考资料】 Waikeung Tam (2012). Health Care Reform and Patients’ Trust in Physicians in Urban Beijing. The China Quarterly, 211, pp 827-843.

□“政见”观察员 于灵歌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谈及的这八个字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兴趣。的确，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中国当前的腐败状况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哪些问题较为突出？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领域，部分学者运用实证测量方法对腐败问题的发展作出了分析。 衡量中国转型期政治腐败的程度可以采取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前者是指通过发放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人们对政治腐败实际程度的主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估的指标体系，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对历年来各种反腐败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来测量政治腐败程度。 香港城市大学的 公婷 教授是国内较早将腐败问题引入政治学与行政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今年6月， 公婷 及其博士生 吴木銮 在《社会学研究》上刊发了《我国2000-2009年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2800余个报道案例的分析》的调查报告，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检察日报》十年当中2802个关于腐败的公开报道进行量化分析。 公婷的研究发现：在腐败规模上，十年中腐败案件的金额有上升趋势；除去少数过亿的腐败大案，所有案件金额中位数在50-130万元之间。在腐败类型上，政府采购、工程承包的发案量居首位；组织人事类型的腐败紧随其后，“买官卖官”现象恶性循环，但整体呈下降趋势；土地腐败案例近年急剧上升，反映政府官员利用市场化的土地交易漏洞为个人牟利。在腐败主体方面，县处级、厅局级干部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直接监督力度不足。 但是，对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这种客观测量法尚有许多局限。《检察日报》的案件报道受到国家媒体政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事件和案件可能被有选择地报道，准确性有待提升。所以，它反映的腐败趋势不能与全国范围内实际腐败态势完全等同。但由于其机构的权威性，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除了大众媒体对于腐败消息报道，香港学者 朱江南 指出，小道消息的传播也会影响公众对于政府腐败严重程度的感觉以及对于政府的信任。 （参见《大众媒体和小道消息如何影响受众对腐败的感知》） 还有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利用主观测量法来评估腐败程度。例如，透明国际就是利用问卷方式来评估各国，得出“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早在2000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 吴丕 教授曾对透明国际“腐败排行榜”上中国的名次变化作出分析，指出中国的“绝对名次”在90年代末有较大上升，反映出反腐败工作的进步，但同时腐败问题仍然严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裴敏欣 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腐败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从透明国际的指数观察到，从2001年到2006年，在1-10分的范围内，中国的平均“腐败印象得分”为3.4分(得分越低，国家在公众、国内私营企业家和国外投资者的印象中就越腐败)，在排行榜上一向位于底部1/3的国家之列。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主观感知和实际腐败之间存有差距，所以主观测量法也有一定的缺陷。 此外，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发现和查处所有的腐败案件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学者会引入腐败案破案率或其他指数来估算经济损失。裴敏欣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还对腐败经济总额做出了估计。他计算腐败金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时，采用了10%的“保守假设”。研究指出，2003年，中国由腐败引致的经济损失达860亿美元，占当年经济产出的3%，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了“致命威胁”。 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目前学界对腐败状况的“测量”还只停留在描述性分析阶段，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腐败发展的趋势和问题，为了解当前腐败状况、反腐廉政建设提供信息和借鉴。 【参考文献】 公婷，吴木銮：《我国2000-2009年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2800余个报道案例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 吴丕：《“腐败排行榜”与中国反腐败》，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政见”观察员 邵立   对于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人们是听专业媒体，还是听小道消息？ 《比较政治研究》 学刊最新刊登了 香港大学教授朱江南，美利坚大学教授卢杰（音译，Jie Lu）和已故杜克大学教授史天健 的研究文章，探讨中国人对政府腐败的感知如何被两个不同渠道的消息源所影响。 根据调查所得，文章认为人们对政府贪腐问题的感知很少来自个人直接接触，而多半来自两个渠道。第一个是正式渠道，也就是媒体新闻的报道；第二个是非正式渠道，也就是流言和小道消息（grapevine）。 通过分析大众媒体上腐败消息报道的现状，文章发现：大部分有关腐败的报道都与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有关，被报道的贪腐消息大都被当做孤立的事件，并被归因于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例如缺乏自律。而且，这类腐败新闻的报道总是被塑造成政府反贪污的努力成果。文章认为，执政党试图让中国公民相信政府打击腐败的诚意和决心，官员腐败是孤立的个别事件，而非系统性问题的反映。 但是，政府不可能阻挡所有信息流动。当正式消息源被控制的时候，人们便倾向于从小道消息获取信息。小道消息虽然缺少可信性，但因为能够在大众媒体的报道无法提供信息的时候填补信息需求的空白，所以也能影响人们对整个政治和社会的感知。文章认为，在中国大陆这种信息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地方，小道消息的影响力越不能忽视。 不过，小道消息的传播也有它自己的问题。首先，小道消息总是会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喜欢将某个单独个案扩展成更普遍的问题。因此，流言和谣言才会有“负面效应”（malignant effect），具备煽动性，扰乱政治稳定。其次，小道消息最有效的传播效果便是传播负面新闻，尤其是那些当局不愿意在公众当中讨论的新闻。第三，小道消息总是具有可信的特征，因为它们总是建立在人们切身感受之上。所以，当人们从小道消息获知腐败新闻的时候，他们倾向于相信政府腐败的严重性，而且总是负面地去审视有关环境。 在分析了大众媒体和小道消息两个信源的前提下，文章利用问卷调查，将受访者对两个消息源的接触程度作为自变量，受访者对于地方政府腐败程度的感知作为因变量，探寻消息源对于受访者感知的作用。结果发现，“经常接触大众媒体”和人们对于贪污现象的感知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统计关系，这个结果和西方民主国家中类似调查的结果相似。但作者认为，在中国，大众媒体并不是毫无作用，它们能利用上文提到的报道技巧减少人们对于腐败严重程度的感知。 另一方面，调查还证实：接触小道消息的受访者比起没有接触小道消息的来说，更倾向于觉得政府腐败。 此外，作者还发现了两个信息源在受访者身上的互动。在大众媒体没有报道时，人们只好借助小道消息去了解有关信息，然后被夸张和负面的猜想加大了他们对于政府整体腐败的感知。但是，当某个腐败新闻被大众媒体以“孤立事件”的框架予以报道时，从小道消息里发展的夸张和负面的猜想便被限制甚至消灭。也就是说，大众媒体对于腐败消息的充分报道，不仅仅能减少公众对于政府腐败严重程度的感觉，也能抵消小道消息传播中的负面影响，从而恢复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 文章据此认为，执政党的媒体管制和宣传渠道依然能够有效地塑造人们对于政府腐败的感知。尽管接触小道消息的中国人往往感觉政府要更腐败，但媒体报道有助于减轻甚至“击败”小道流言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威权政府能够通过对媒体有技巧的控制，达到引导公众舆论的目的。 【参考文献】 Zhu, J., J. Lu, and T. Shi. 2012. “When Grapevine News Meets Mass Media: Different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Popular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Mainland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November 5). doi:10.1177/0010414012463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