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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经济日报》 2011年是中国大陆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集中换届之年，大部分“一把手”（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协主席）政府官员也密集调整。在省一级“40后”（指1940 年后出生的）几乎完全退出，“70后”与专家型学者反成主流，彰显中共政坛未来走向“年轻化”与“高学历”特征。 2011年8月27日，41岁的周红波就任广西省南宁市代市长。他是广西最年轻地级市市长，也是全国第一位省会的70后市长。自此，大量70后年轻干部走向台前。 人民网与香港文汇报报道，2011年是中国大陆密集换届之年，除了大陆全国大部分省区市陆续开展了党委换届，各级政府官员也密集调整。河北、安徽、广东、海南、甘肃等十省份一口气更换了13名党政“一把手”，引起了社会关注。 观察去年履新的这13名省级一把手普遍具有“年轻化”的特征。其中，河北省代省长张庆伟生于1961年，以及生于1962年的福建省省长苏树林，都是60后代表性人物。 除了官员队伍年轻化外，在去年一波的人事调动中，更不乏高学历的硕博士，如浙江省代省长夏宝龙、安徽省代省长李斌、云南省代省长李纪恒具有博士学历。而“官学互进”也成为了政界引人关注的一大现象。如11月履新的大陆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屈冬玉等都被称为“学者型官员”。 此外，不论是“商而优则仕”或由“中央转调地方”也在这一轮转任潮中发挥地淋漓尽致。海南省代省长蒋定之曾任大陆银监会副主席，江西省代省长鹿心社则曾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 福建省省长苏树林曾任中石化总经理，而曾经的“航天少帅”现任河北省代省长张庆伟拥有在中央和企业任职的“双重”经历。   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联合新闻网》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大赦国际秘书长萨利尔·赛迪(Sahil Shetty)在达沃斯呼吁进行游行示威时说，”达沃斯不能成为世界金钱和权势的俱乐部”，游行的口号是”管好那些狗（指跨国大企业）”。许多非政府组织聚集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世界经济论坛的召开地，把各项主题列入他们的议事日程。赛迪说：”各国政府必须负起它们的责任，那些大企业的行为必须受到监管。”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大赦国际秘书长赛利 赛迪指出此前的经济危机使得5千万人加入贫穷的行列，因此他对大企业的批评非常严厉，他使用了诸如”贪婪、腐败、违反人权”这些尖锐的字眼，而且在他的眼里，所有的大企业都是一丘之貉。在这些厉如寒风一般的批评声中，跨国企业的代表们却感到这种 一刀切的指责并不公平。 大企业的责任 拥有18万员工的世界知名咨询审计公司德勤华永（DTTL）在达沃斯论坛就此展示了一份新的研究报告，主题是企业和经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此后大多数企业经理人表示，他们确信他们所属的企业对社会有非常重要的贡献。该报告的作者也指出，企业和社会之间的交流应该得到加强。 德勤华永的经理汉考克（Heather Hancock）说：”大部分的企业对社会有很重要的贡献，支撑着社会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它们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在人口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提供了足够的粮食、住房和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她认为经济界有能力面对这些重要议题。 一味逐利不可取 大赦国际秘书长赛利却认为，相对于负责和透明的商业贸易，大企业首先考虑的是利益。他要求各方针对经济危机应提出公平和广泛的解决方案，而对大企业应该实行严格的监管政策。 德勤永华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对1000名目前在德勤华永工作的”80后”进行了提问调查，他们提出应将个人、企业和社会三者的责任紧密联系起来。衡量一个企业的价值，不能只看它创造的经济财富，还要看它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摆在这些企业经理人面前的挑战很大，而他们与批评者之间的对话是颇有帮助的。这一点在达沃斯也得到了证实。 作者: Manuela Kasper-Claridge 编译: 见山 责编: 叶宣

Nan Bun是缅甸克钦邦贫农家的女儿，克钦邦就在中缅边界。原本希望到中国打工赚学费，却被亲人卖到中国当新娘。自缅甸军与克钦独立军爆发冲突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贩子前往克钦邦的临时难民营中寻找年轻姑娘，为日益凸显的中国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填补缝隙。 作者： Phil Thornton 由于自小必须在地里帮活，Nan Bun在21岁时才通过缅甸的高一考试。当时就差一年她就可以高中毕业了，但她担心无法继续付学费。在一位表姐的说服下，Nan Bun离开农村，进城打工。 “我表姐说，她会带我到中国云南的盈江去。她在那里认识许多人，因此容易找一个工资好的工作。” 拐卖新娘 但其实，Nan Bun的表姐把她卖给了当地的一户中国农户家，给他们38岁的儿子当媳妇儿。 “我表姐说，她获得了5000元人民报，但我后来发现，她其实得到了2万元。我和我的家人一分钱都没拿到。” 现年25岁的Nan Bun说，她已经不再痛恨将她出卖的表姐了。但在说这话时，她咬了咬嘴角。 “刚被卖时，我睡不着。我一直哭。我不会说中文。我想我的家人，我的学校。我想念一切失去的东西。我表姐的所作所为让我失去信任感。她抢走了我的教育、我和家人的生活、和我原来的生活。” Nan Bun说，她并不是她表姐唯一的牺牲品。她妹妹Roi Sam也同样被卖给一户中国人。Roi后来逃跑了，现在和父亲住在一起。 Nan Bun说自己还算幸运，被卖到一家好人家。“他们对我很好，没有打我。我在他们的麦田里帮手，工作不是很难。” 嫁给光棍 有成千上万的东南亚国家女性被卖到中国给单身汉当新娘。这些单身汉通常是农村的，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女性人数减少，他们难以找到中国新娘。最新的数字显示，在中国男女120：100。从理论上说，这意味着到了2020年，将有2400万难以娶媳妇儿。 Nan Bun可以说是这些外来新娘中比较幸运的一位，她没有受到虐待、或由男方几个兄弟朋友共享。但尽管她的婆家不错，她仍然处于一个困难的位置上。她的丈夫比她大17岁，她有个小儿子Lawt Awng。 “生了小孩后，我的痛减轻了。我非常爱我的儿子。他现在3岁了，我希望他了解我的文化和家人。”她的婆家同意她回家探亲，但她的婆婆要一起前行，确保母子两人回到中国。Nan Bun对此表示理解，毕竟婆家花了很多钱才获得老婆儿子，他们担心Nan Bun最后决定要留在娘家。 被打断的重聚 在被拐卖4年之后，Nan Bun近期首次返回缅甸克钦邦。她很期待着见到自己的父亲，但他们却被牵连到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的冲突之中。在上个月，他们被迫躲在拉扎的一所难民临时帐篷里。 2011年6月，缅甸军与克钦独立军之间维持了17年的停火协议被撕毁，双方矛盾急剧升级。大约4万5千人被迫藏匿于临时帐篷中。 “我丈夫打电话要我和儿子立即返家。我不想他，我不想中国的一切。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如果我父亲让我留下，我会留下的。但在这种冲突中，我可能会回到中国，等冲突结束了再回来。” Nan Bun的故事并不是独特的。中国的女性短缺现象日益凸显，也导致越来越多的邻国女性被贩卖到中国。 临时难民营 克钦妇女协会贩卖问题委员会的发言人Nhkum Hkawn Ra说，自从冲突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贩子前往临时难民营寻找年轻女性，希望将他们卖到中国当新娘。 “他们容易被人贩子盯上。她们以为自己会在中国餐馆里打工、或在中国当佣人。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被卖了当新娘。”Nhkum Hkawn Ra说，这些姑娘被卖后，经常感受到严重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一些姑娘因为工作不够勤快被打，还有人甚至无缘无故被打。那些逃走的没有钱。她们必须卖身来筹钱回家。” Nan Bun说，她父亲愿意为她和妹妹Roi抗争。“我爸爸最终让我表姐坐了牢。她被判5年。我很高兴父亲站出来为我说话，这表明他爱我。”但对于她在中国的那个家，她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她不爱丈夫、不爱那个家，但他毕竟是儿子的父亲。